那封信放在我台阶底的红白鸟舍型信箱内，有邮件的话，箱顶附在悬臂上的啄木鸟会往上抬，由于我从来没在家收过邮件，所以就算啄木鸟抬起来我也未必会往里瞧。可是最近啄木鸟的尖嘴掉了。木头是新断裂的。不知哪个捣蛋鬼用原子枪打了它。

信上有柯瑞奥·阿瑞奥的邮戳、几张墨西哥邮票和一些字，如果不是墨西哥最近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我未必认得出那些字来。邮戳我看不清楚，是用手盖的，印泥已模糊不清了。信很厚。我走上台阶，坐在客厅看信。晚上似乎很静。也许一封来自死人的信会带来一股死寂吧。

信的抬头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我在湖泊山城欧塔托丹一家不太干净的旅馆里，正坐在二楼房间的窗口边。窗外有一个邮箱，仆役端咖啡来的时候，我曾吩咐他待会儿替我寄信，而且要举起来让我看一眼再投进邮筒。他这样做可以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对他而言算是一笔大钱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门外有一个穿尖头鞋、衬衫脏乎乎、肤色黝黑的家伙守着门。他在等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不让我出去。只要信寄出，就没关系了。我要你收下这笔钱，因为我用不着，而本地宪兵一定会偷走。这钱本来就不是买东西用的。算是我给你惹这么多麻烦的谢罪礼，且是对一个君子表示敬意吧。我照例每件事都做得不对劲，可是枪还在我手上。我预感有一件事你已经有了定论。也许是我弄死她的，也许不是，但另一个行为我不可能做出。我不可能那么残暴。所以说有些事叫人真不愉快。反正也无所谓了，完全无所谓。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不必要和无用的丑闻。她父亲和她姐姐从未伤害过我。他们有他们的日子要过，我却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灰心而走到这一步。不是西尔维娅害得我变成了瘪三，我早就是瘪三了。她为什么嫁给我，我无法简单扼要地答复。我猜只是一时性起吧。至少她在年轻貌美时去世。俗话说情欲使男人衰老，却使女人年轻。俗话有不少是胡说八道。俗话说有钱人永远能保护自己，他们的世界永远是灿烂的夏天。我跟他们生活过，他们其实是烦得要死又寂寞的人。

我写了一份自白。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而且非常害怕。你在书报上看过这种情况，可是书报上说的并非事实。事情发生在你头上，除了口袋里的枪什么都没有，你被困在异国一家肮脏的小旅馆，只有一条出路——相信我，朋友，这一点儿也不动人，一点儿也不精彩。彻头彻尾地龌龊、下流、灰暗和狰狞。

所以忘了这件事也忘了我吧。不过，请先替我到维克托酒吧喝一杯螺丝起子。下回你煮咖啡，替我倒一杯，加点儿波本威士忌，替我点根烟放在咖啡杯旁。然后把这件事全部忘掉。特里·伦诺克斯已成为过去。所以再会啦。

有人敲门。我猜是仆役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也许会有枪战呢。大致说来，我喜欢墨西哥人，但不喜欢他们的监狱。

再见。

全部内容如上。我把信重新折好放进信封。敲门的应该是送咖啡的仆役，否则我不会收到这封信。更不会有一张“麦迪逊肖像”。“麦迪逊肖像”就是五千美元的巨钞。

巨钞就搁在我前头的桌面上。我以前连见都没见过这种钞票。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兰迪·斯塔尔和梅嫩德斯之类的角色很可能带在身上当票据使用。如果你到银行要求领一张，他们不见得有。他们得替你向联邦储备局申请，可能要好几天。整个美国只有一千张左右在流通。我这张四周有柔美的光泽。这种巨钞可以创造出它自己独特的阳光。

我呆坐着看这张钞票看了好久。最后我把它收进信匣，到厨房去煮咖啡。不管是不是感情用事，我照他的吩咐做了。我倒了两杯咖啡，在他那杯里加了点儿波本威士忌，放在我送他去机场那天早晨他坐的位置上。我替他点了一根烟，摆在杯侧的一个烟灰缸里。我望着咖啡冒出热气，香烟升起一缕轻烟。外面的金钟花树丛中，鸟儿不知忙些什么，它们低声啾啾自言自语，偶尔拍拍羽翼。

后来咖啡不再冒热气，香烟也不再冒烟，只剩下一截冷烟蒂在烟灰缸边缘。我把它扔进水槽底下的垃圾箱，将咖啡倒掉，洗好杯子收起来。

就这样吧。以五千块钱报酬来说，只做这些好像还不太够。

过了一会儿，我去看晚场电影。毫无意义。我几乎没看到片子里演什么，只是一堆噪音和大脸。我又回家，玩儿了一会儿西班牙开局（西班牙开局（The Ruy Lopez）是国际象棋中一个古老的开局，属于开放式开局的一种。），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上床睡觉。

可是睡不着。凌晨三点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听哈恰图良（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Aram Ilitch Khachaturyan，1903—1978），苏联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有管弦乐曲《马刀舞曲》等。）在拖拉机厂做工。他居然敢说那是小提琴演奏会。我看简直像电风扇链带松了，滚他的。

失眠的夜对我而言简直像胖子邮差一般稀奇。若不是早上要到丽兹贝弗利大酒店去见霍华德·斯潘塞先生，我会干下一瓶酒，喝个烂醉。下回我看见一个彬彬有礼的家伙醉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车上，我会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世上没有一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