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说慈庆“俗姓王氏，字钟儿，太原祁人，宕渠太守虔象之女也”。北朝墓志记女性的“字”（以及北族人物的所谓“小字”），其实都是本名。王钟儿生于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可惜我们不知道她家本来住在刘宋境内何处。墓志虽说她是太原郡祁县人，但只是郡望，郡望在那时主要用于表明自己的姓族来历。即使王钟儿的父祖的确出于汉晋名族太原王氏，经永嘉之乱及随后的百年动荡，南迁北人早已定居南方各地，很多还经历了“土断”，算是南方州郡本地人了。墓志说王钟儿的父亲王虔象担任过宕渠太守。刘宋梁州本有宕渠郡，后又立南宕渠郡，元嘉十六年此南宕渠割度益州，故梁、益二州均有宕渠郡，不知王虔象是在哪个州任职。

墓志用常见的赞美文辞来描述出嫁之前的王钟儿：“禀气淑真，资神休烈，理怀贞粹，志识宽远。”当然都是套话，墓志作者不了解实际情况，或即使了解也必须只说好话，写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因为墓志写作的格套要求在志主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给予评价。评价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样抽象的德行概括，然后是这些德行的外部表现：“故温敏之度，发自龆华；而柔顺之规，迈于成德矣。”说王钟儿年少便温敏有度，柔顺不逾规矩，超过了一般的成年人。

接下来就进入王钟儿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离开父母，嫁入夫家：“年廿有四，适故豫州主簿行南顿太守恒农杨兴宗。”王钟儿二十四岁出嫁，算是晚婚，那时女性婚龄大概以十三至十五岁最为常见[关于中古早期的婚龄，请参看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载《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第21—27页。此文的主要论点与考证，收入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09—124页。还可参看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王钟儿的晚婚必有特殊原因，当然也许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可惜已无从知悉。她的丈夫杨兴宗，郡望恒农，即弘农（因北魏献文帝名弘，故避讳改弘农为恒农）。弘农杨氏更是汉晋第一流高门，当然杨兴宗家是不是攀附就难说了，和王钟儿家自称太原王氏一样。杨兴宗的官职“豫州主簿行南顿太守”，应该是他生前最后的职位，即他以豫州主簿的身份临时代理了豫州所领的南顿郡太守的职务。王钟儿的父亲官至郡太守，她的丈夫（年轻时）为州主簿，可见两家为同一阶层，算得上门当户对，大概都属晋宋社会中的“次门”，也就是“低等士族”。[低等士族、低级士族或次等士族，是中古史的经典话题，论者如云，兹不赘列。祝总斌先生指出，制度上晋代士族只有高低两个层级，见《刘裕门第考》，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收入祝先生的论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第313—325页。]

墓志对婚后女性的描写有自己固定的套路，反映那时的女性理想或伦理要求。墓志说王钟儿“谐襟外族，执礼中馈”，就是社会伦理对一个年轻媳妇的要求：谨慎处理内外亲族的各种关系，履行包括手工劳动在内的各项家庭职责。因此，王钟儿在夫家“女功之事既缉，妇则之仪惟允”，就是不仅家务劳动做得好，各方面也表现出堪为楷模的女性品德。所谓“谀墓”之辞，男女有别，官民有别，上下有别，老少有别，道俗有别，华夷有别，针对志主无不各尽谀美之极致。这些看似虚美无实、空洞艳俗的谀辞，其实饱含着时代内容，后人可借以观察那时的规范和理想，而在一个礼法纠缠的社会，规范和理想又意味着荣辱明暗的巨大黑洞。

王钟儿婚后自然住到夫家，而她的丈夫杨兴宗那时家住汝南。墓志解释杨家何以会住在这里：“于时宗父坦之出宰长社，率家从职，爰寓豫州。”据此，杨兴宗的父亲杨坦之担任过长社县（在今河南长葛）县令，因此举家迁至豫州。长社县传统上属豫州颍川郡，除晋末宋初不太长的一个时期外，并不在南朝军政范围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大举北伐时，淮西军就是从汝南和上蔡出发，攻克长社，之后继续北进。不久北魏太武帝全线反攻，长社自然失守，宋军沿原路退回汝南。杨坦之任长社县令，也许在元嘉北伐时，也许只是刘宋的侨置，并无实土。侨置的长社，属于侨置于豫州的司州。刘宋前期的司州治汝南，所以司州官吏及家属多在汝南。

豫州汝南郡治悬瓠城，为刘宋淮西边境的要塞，地据汝水上游，战略意义极大。此城立于汝水南岸，据说因汝水在这一段迂曲旋绕，形如一枚悬垂的葫芦，故得此城名。这个说法首见于《水经注》：“城之西北，汝水枝别左出，西北流，又屈西东转，又西南会汝，形若垂瓠。”[郦道元《水经注》卷二一汝水条，见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76—1777页。]《元和郡县图志》可能就是据此说道：“汝水屈曲行若垂瓠，故城取名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蔡州汝阳县，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页。]隋唐蔡州治悬瓠，李愬雪夜入蔡州，就是袭取这个悬瓠城。刘宋时以新蔡郡帖治汝南，即新蔡与汝南两郡共享悬瓠城，二郡太守常由一人兼领。从后来的史事发展看，我认为杨坦之一家住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县）。

《水经注》叙及汝南郡悬瓠城时，郦道元还引述当地老辈的话提到悬瓠著名的土特产板栗：“耆彦云：城北名马湾，中有地数顷，上有栗园。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然岁贡三百石，以充天府。”郦道元认为自己家乡范阳郡固安（或作故安）县的板栗才是天下第一[左思《魏都赋》罗列北方名产，有“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梁，清流之稻”，等等。见萧统《文选》卷六，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刻本，1977年，第107页。]，觉得悬瓠板栗个头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但也承认洛阳朝廷挺看重这个特产，额定每年从悬瓠收取板栗三百石。他又提到汝水河里有个小岛，岛上多板栗树，故称栗州（洲）：“水渚，即栗州也。树木高茂，望若屯云积气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闲敞，牧宰及英彦多所游薄。”北魏孝文帝南迁后多次南征，两度驻扎悬瓠城，郦道元对此也有记录：“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悬瓠，平南王肃起高台于小城，建层楼于隅阿，下际水湄，降眺栗渚，左右列榭，四周参差竞跱，奇为佳观也。”

在宋魏对敌的军事形势下，悬瓠城对南北来说都是必争之地。元嘉二十七年初春，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离职，驻寿阳的战区都督南平王刘铄派自己右将军府的行参军陈宪前往悬瓠“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就是代理太守职务。陈宪一到任，赶上北魏太武帝大举南进，第一个就是围攻悬瓠城。城内兵不满千，陈宪凭城拒守，苦战四十二天，硬生生把北魏大军挡在城下，迫使他们在雨季到来时撤退。宋人特感骄傲，后来跟魏人炫耀道：“我家悬瓠斗城，陈宪小将，魏主倾国，累旬不克。”

这一场悬瓠守卫战，《宋书》多处都有记录。魏军渡过汝水，兵临城下，宋军只能依托城墙自守。《宋书·南平穆王铄传》记攻守双方“矢石无时不交”，称魏军“多作高楼，施弩以射城内，飞矢雨下，城中负户以汲”。魏人在临时搭建的楼车上用大弩射击城内，城里人去井上打水，都得背负门板以防自天而落的箭雨。宋军销熔佛像锻铸大钩，用以攻击这些楼车。还说“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魏军“多作虾蟆车以填堑，肉薄攻城”，尸体堆得跟城墙一般高，后继者从尸堆上跃上城墙，短兵相接。在陈宪指挥下，宋军“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

《宋书·索虏传》：“（陈）宪婴城固守，（拓跋）焘尽锐以攻之，宪自登郭城督战。起楼临城，飞矢雨集，冲车攻破南城，宪于内更筑扞城，立栅以补之。虏肉薄攻城，死者甚众，宪将士死伤亦过半。”对于依赖野战骑兵的北魏军队来说，紧靠河岸的悬瓠城是难啃的骨头，久攻不下，拖到河水上涨时，攻城军队还面临被溯河而来的宋军截断在南岸的危险，所以只好“烧攻具走”。悬瓠城的特点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唐人刘禹锡的诗句“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就是写悬瓠城的。在刘禹锡写下这句诗的三百五十多年前，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462），王钟儿嫁到杨家，之后在汝水盘旋的悬瓠城里过了两年平静的婚后生活，肯定秋天吃到了本地特产的那种板栗。不过安定的生活只有两年。两年后，毫无征兆地，如风中秋叶，如水上浮萍，和淮西成千上万无辜的军民人家一起，王钟儿骤然间被卷入时代的惊涛骇浪。在经历一连串撕心裂肺后，失去自由的她流落异国，成为北魏国家的奚官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