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巨变起自二千里外的刘宋首都建康，从皇宫开始，蔓延到全国，最终把敌国北魏卷了进来。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闰五月庚申（464年7月12日），三十五岁的孝武帝刘骏死于建康宫新建的玉烛殿，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当日即位，史称前废帝。这位青春期皇帝不可思议地狂悖好杀，即位一年后大开杀戒，有宿怨的杀，有威胁的杀，看不顺眼的杀，一时兴起的杀，总之就是胡乱杀人，而且杀的都是朝廷大员，激得统治核心里上上下下都寻思要干掉他，甚至“废昏立明”这样惊人的说法都一再地出现在各种私密或不私密的场合。终于，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466年1月1日）夜，到华林园竹林堂“射鬼”时，他带在身边多次要杀未杀、极力折辱、已排上日程即将杀掉的叔父中的一个，因肥胖被他称作“猪王”的湘东王刘彧，竟找到机会指挥心腹刺杀了这个暴君。咸鱼翻身的刘彧年方二十七岁，立即控制了建康朝廷，八天后即皇帝位，年号泰始，是为宋明帝。

刘宋的皇位继承极为险恶，皇太子继位没一个能得善终。特别是前三个皇太子：开国皇帝刘裕的长子刘义符，因品行恶劣被几个辅政大臣联手废杀，代之以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即宋文帝；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弑父自立，宋文帝第三子刘骏起兵灭刘劭以自立，是为孝武帝；孝武帝的长子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异常凶暴的刘子业。到刘子业即位时，前两代都是皇三子成功上位的巧合对社会心理已有所影响，刘子业亦不例外。刘子业被刺之前，还想着要除掉自己弟弟中排行第三的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派人带着毒药去寻阳杀这位只有十岁的三弟。刘子勋身边的官员也都有点迷惑于这个皇三子神话，干脆起兵反叛。甚至在刘子业被刺、刘彧即位之后，刘子勋旗下文武仍不忘初心，矢志自立朝廷，于宋明帝泰始二年正月乙未（466年2月7日）在寻阳称帝，年号义嘉。

一国二帝，真正的灾难于是乎降临，此即所谓义嘉之乱。

孝武帝在世诸弟中刘彧较为年长，继立为帝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他刺杀刘子业之后拥立孝武第二子豫章王刘子尚，那一定更符合当时社会继承次序的观念。当然历史并不按观念展开。刘彧谋刺成功后在几个弟弟的支持下顺带杀害刘子尚等，一点也没有想过要还政于孝武诸子，很快自己做了皇帝。

刘子勋称帝后，各地各级军政官员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必须表明忠诚于哪一个皇帝，寻阳的侄子刘子勋，还是建康的叔父刘彧？

也许是出于忠诚孝武帝的惯性，也许是囿于一般社会观念，也许是迷惑于皇三子神话，也许是以上三种“也许”某种不均匀的搭配，各州郡支持刘子勋的明显更多，声势更大。上下级之间，相邻州郡之间，立场差异会造成兵戎相见，权力重塑的动荡立即席卷刘宋全境。很快地，效忠于刘子勋的势力几乎占据压倒性优势，一段时间内除了首都及附近一两个郡，刘彧就找不到有分量的支持者了。《宋书》说刘子勋在寻阳称帝后四方响应，威震天下，“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这种“四方贡计”，不管是纸面上的政治表态，还是实际上的兵员、物资与财政支持，都使得刘子勋的寻阳朝廷更有希望。

看上去刘子勋入主建康、刘彧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

支持刘子勋的方镇大员中，真正有实力、能影响局势的，是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袁顗。袁顗在刘子业凶狂始张之时外刺兵马大镇雍州，走之前劝舅舅蔡兴宗接受荆州刺史之命，以图荆雍合力，“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蔡兴宗则另有一番考量，他判断以刘子业之凶暴疯狂，“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也就是很快会发生宫廷政变。不过让他忧虑的不是政变会不会发生，而是政变之后如何弥缝裂痕的更大问题。他对袁顗说：“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外甥说：“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后来发生的一切，和蔡兴宗所预见的一样，宫廷内难消弭之时，正是举国动荡之日，只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这场动荡的中心人物之一会是眼前这个一心避祸的外甥。

袁顗从建康赴任襄阳，路经寻阳时，放下自己高等士族的身份，特地花了几天时间殷勤结交刘子勋身边那些出身于低级士族的府州上佐，显然是为日后奉立刘子勋做准备。他在襄阳首启奉表劝立，起兵最早，一开始就派精锐军力由汉入江，成为寻阳北进大军的主力。他本人也很快倾雍州之力下至寻阳，自任主帅。和其他表态支持的州镇官员不同，他的决定不是出于被动选择，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谋划，着眼全局。本书所关心的、决定了王钟儿命运的淮西形势，就是在袁顗的直接干预下，发生了重大变化。

淮西指的是哪里呢？淮水发源于桐柏山，东流过程中，南北皆有支流汇入，不过南来支流多，北来支流少。淮水到寿阳（即魏晋之寿春，东晋中期避讳改）之前，北来最大的支流是汝水，到寿阳又有北来的颍水汇入。从寿阳开始，淮水折而向北偏东，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因此以寿阳为界分为东西，淮水以北的汝水、颍水流域的七个郡（汝南、新蔡、汝阳、汝阴、陈郡、南顿、颍川），概称淮西。东晋时，淮西淮南都属豫州（稍下游的濄水流域属兖州），宋武帝去世前诏命“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淮西居民很多都是永嘉乱后从西北和北方迁来的，特别是十六国时期被北方一波又一波动荡逼迫南移的北人，因南渡较晚，被东晋政府安置在北边前线。

豫州治寿阳，寿阳之外，豫州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是悬瓠城。这时边境重镇悬瓠城的军政长官是绥戎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宋书·殷琰传》说“周矜起义于悬瓠，收兵得千余人”，就是说周矜支持建康朝廷，所谓“收兵得千余人”，与悬瓠城常规驻军数量也相当（陈宪守悬瓠时兵力亦不足千人）。周矜这个立场与他的顶头上司豫州刺史殷琰不一致，但殷琰当时忙着应对南来的威胁，顾不上处理上游的悬瓠。这时正是袁顗出面安排，派人到悬瓠，找到周矜的司马常珍奇，劝诱他刺杀周矜。常珍奇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立即照办。《宋书·殷琰传》：“袁顗遣信诱（周）矜司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铃为信，珍奇即日斩矜，送首诣顗，顗以珍奇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这样，常珍奇从一介佐官一跃而为大郡太守，成了决定淮西地区历史走向的人物之一。

建康朝廷失去对汝南的控制之后，也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追赠矜本官”，就是把周矜生前担任的绥戎将军、汝南太守直接作为赠官追赠给他；另一方面，在淮水上游的豫州西南分立司州（孝武帝时已省司州），提拔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兼领随郡太守，这意味着把随郡从荆州划入新立的司州[按照《资治通鉴》的叙事时序，宋明帝立司州在前，常珍奇杀周矜在后。今从《宋书·殷琰传》。]。如果庞孟虬站到建康一边，他在义阳和随郡的存在就如同一把尖刀插在寻阳朝廷的后院：对西边的襄阳、北边的汝南、东边的寿阳和南边的夏口，都是一个威胁。不过，袁顗既能安排好汝南，自然也会考虑到义阳，所以“（庞）孟虬不受命，起兵同（刘）子勋”。随后，庞孟虬受命率军加入寻阳前线，让儿子庞定光留守义阳，这就是《宋书》所谓“子勋召孟虬出寻阳，而以孟虬子定光行义阳郡事”。

建康、寻阳两个皇帝对抗之初，宋境州郡多附寻阳，建康显得非常孤立。《宋书·蔡兴宗传》说：“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许多地方军政首脑之所以弃建康刘彧而附寻阳刘子勋，就是看到刘彧赢面太小而刘子勋稳操胜券。驻守彭城这个淮北最重要军镇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就是一例。《南齐书·垣荣祖传》记刘彧派垣荣祖劝说薛安都回心转意，薛安都对垣荣祖说：“天命有在，今京都无百里地，莫论攻围取胜，自可拍手笑杀。且我不欲负孝武。”在薛安都看来，建康朝廷已无抵抗能力，可轻轻松松“拍手笑杀”。

历史证明薛安都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被“拍手笑杀”的不是建康朝廷，反倒是寻阳刘子勋那个看起来人多势壮的集团。从孝武帝夺位成功开始，建康禁卫军已经发生大规模人员替换，雍州官兵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蔡兴宗说建康“六军精勇，器甲犀利”，而敌方多“不习之兵”。也许这是宋明帝刘彧获胜的原因之一，当然，也许另有更深刻或更偶然的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值得今后再思考。从史事发展过程看，建康军首先东出三吴、会稽，稳定了财赋中心地区，然后南下寻阳，大胜袁顗率领的刘子勋阵营主力军。刘子勋从称帝到被杀，一共不到八个月。

皇位之争引发的全国性内战，照说到刘子勋死后已失去理由，该转入和平了。对江南内地和大多数州郡来说，的确如此，尽管免不了惩罚性的小规模流血。不过，对某些地区，比如王钟儿所在的淮西以及与淮西息息相关的淮北四州来说，更剧烈的动荡是在刘子勋死后才拉开大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