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与建康两个朝廷对抗之初，刘子勋一方“连州十六，拥徒百万”（《宋书·殷琰传》引刘勔与殷琰书），看起来是一种压倒性优势。特别是当刘彧派去镇守寿阳的豫州刺史殷琰也在豫州土豪的逼迫下倒向寻阳时，建康似乎落入寻阳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阳一郡”。宋明帝刘彧忧心忡忡地问蔡兴宗：“事当济不？”蔡兴宗断言“清荡可必”，理由是他看到建康地区人心不乱、市场稳定。不过他对刘彧建言，军事成功之后的善后处理需要小心谨慎：“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羊公指羊祜。《晋书·羊祜传》记晋武帝希望病中的羊祜出来指挥伐吴之役，羊祜说：“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意思是征讨孙吴在军事上没有什么难度，真正困难的是军事胜利之后的政治应对。蔡兴宗借羊祜的话表达他更长远的忧虑，那就是战场胜利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政治成就。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他的忧虑是有理由的。刘子勋死后，宋明帝又尽杀子勋诸弟。《南史》记宋明帝之子宋后废帝残忍好杀，特别提到：“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南史》卷三《宋本纪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89页。]按照这个说法，宋孝武帝刘骏二十八子，被他弟弟宋明帝刘彧诛杀十六人，剩下的又都被明帝之子宋后废帝所杀。当然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资治通鉴考异》指出：“按《宋书》，孝武诸子，十人早卒，二人为景和所杀，余皆太宗杀之，无及苍梧时者，《南史》误也。”[《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纪顺皇帝升明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4194页]孝武帝有子二十八人，十个死得早，前废帝杀了两个，剩下的十六个都死于宋明帝之手，而且手段极端残忍，对幼小的婴孩也是“刳解脔割”。宋明帝开启了刘宋皇室大规模自相屠戮的传统，祸延己身，终致刘氏血胤无遗。这种雷霆手段若仅仅施之于宗室倒也不太要紧，刘彧还用在了内乱之后的北边州镇，这才真正为刘宋王朝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寻阳朝廷覆灭，内战中站在刘子勋一边的刺史太守们只好立即向建康投降效忠。淮北淮西自然不能例外，淮北的薛安都、淮西的常珍奇都派人向建康“归款”。《宋书·薛安都传》载安都所上的启书，一边解释自己起兵是因感孝武帝知遇之恩，一边悔过道：“今天命大归，群迷改属，辄率领所部，束骸待诛，违拒之罪，伏听汤镬。”固然有文字游戏的一面，但多少反映了同样情境下各地文武官员，包括淮西常珍奇等人，那种急于自新的心情。只要宋明帝示以宽大，略加安慰，可以说淮北淮西局势已定，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

可是宋明帝大捷之后，志得意满，没看到或低估了潜伏在宋魏邻接地区的种种危险。《宋书·薛安都传》：“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于淮外，遣张永、沈攸之以重军迎之。”既已受降，又派重将率大军“迎之”，摆明了不是宽大处理。《宋书·蔡兴宗传》记蔡兴宗力谏明帝（当然没起作用），有这样的话：“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即安所莅，不过须单使及咫尺书耳。”正确的做法是宣布不计过往，各人原有职任不变，朝廷只需要一介之使、片纸诏书，形势自然会安稳。现在大军压境，他们必将疑惧生变。

不同于江南内地州郡，淮北与淮西正当宋魏边境。也不同于江左高门士族，淮北淮西的军政主官都生长于边地，靠从军打仗进身（所谓“以武力见叙”），即使官职不低，也还是处在南朝上层的边缘，这多少决定了他们忠诚江左政权和留恋南朝社会的限度。所以蔡兴宗说：“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据《宋书·明帝纪》，宋明帝派大军渡淮北上，在泰始二年（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十月。不过，常珍奇向建康“归款”，《宋书·殷琰传》记在泰始二年十一月，并称珍奇遣使建康的同时“虑不见纳，又求救于索虏”。《宋书》记此事比《魏书》晚两个月，疑《宋书》总于十一月追叙前事，故时间当以《魏书》为是。薛安都遣使到北魏哪一个边镇，不见于记载，常珍奇则是向北魏的长社镇遣使，长社就是王钟儿的丈夫杨兴宗之父杨坦之担任过县令的地方。

其实，薛安都起兵时虽忖量寻阳必胜，也考虑过万一失败怎么办。《南齐书·垣荣祖传》记薛安都对垣荣祖说：“不知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马在近，急便作计。”意思很明白，就是一旦有危险，就骑上他的大蹄马跑到北魏去。以他这样一个有军队有地盘的实力人物，当然不止于自己投敌而已，必定会把自己所在的战略要地徐州献给北魏。因此，当他听说张永和沈攸之重军北来时，立即明白是时候骑上大蹄马了。《宋书·薛安都传》：“安都谓既已归顺，不应遣重兵，惧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虏。”这时淮西的常珍奇名微力弱，自然是唯薛安都马首是瞻，与他共进退，二人降魏虽各自遣使，但应该是协商过的。[《魏书》卷六《显祖纪》天安元年九月记常珍奇和薛安都先后以悬瓠和彭城“内属”，分作二事，见第153页。常珍奇遣使长社，应该也得到了殷琰同意，甚至可能是常珍奇代表殷琰向北魏提出投降。《宋书》卷八六《刘勔传》:“（殷）琰初求救索虏，虏大众屯据汝南。”见第2406页。]

敌国边境重将主动来降，忽有这等好事，北魏方面反倒狐疑起来。《魏书·李顺传》附《李敷传》：“及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悬瓠降附，于时朝议，谓彼诚伪未可信保。”边境上常有假降赚敌之事，也难怪北魏朝廷不敢相信。不过朝中也有人不愿放过这个机会，李敷就是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他“固执必然”，坚持认为薛安都、常珍奇投降是真。他说：“刘氏丧乱，衅起萧墙，骨肉内离，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灵，兵马之力，兼并之会，宜在于今。……今之事机，安可复失？”这种意见占上风之后，据《魏书·显祖纪》，献文帝“诏北部尚书尉元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诸军事，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为副，出东道救彭城；殿中尚书、镇西大将军、西河公元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给事中、京兆侯张穷奇为副，出西道救悬瓠”。

这样，刘宋内战演变成了外战，而且很显然北魏占尽了先机。

常珍奇降魏时号称刘宋司州刺史，史料中不见他何时获此晋升。淮西在刘宋属豫州，豫州刺史殷琰亦起兵助寻阳，故常珍奇的事迹多见于《宋书·殷琰传》。据《殷琰传》，建康曾任命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为孟虬所拒，反而起兵助寻阳，寻阳方面自然顺水推舟以孟虬为司州刺史[《宋书·殷琰传》记刘子勋于七月命庞孟虬为司州刺史，亦属总叙前事，其实二月间寻阳“尚书下符”就提到庞孟虬为司州刺史，见《宋书》卷八四《邓琬传》，第2344页。]。泰始二年春袁召孟虬率兵赴寻阳，留其子庞定光守义阳。常珍奇所据的悬瓠府库充足，他曾任命郭确为弋阳太守，可见他的影响已超越汝颍上游，覆盖到整个淮西，各地投奔悬瓠者甚众。弋阳西山（大别山）蛮人酋首田益之（可能受建康指使）五月起兵攻弋阳，六月“率蛮众万余人攻庞定光于义阳”。寻阳方面为保义阳不失，特地命庞孟虬回师救义阳。此时常珍奇也主动救助义阳，“自悬瓠遣三千人援定光”。七月，庞孟虬兵败走死蛮中。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寻阳朝廷任命常珍奇为司州刺史。八月寻阳丧败，常珍奇归款建康，宋明帝也只好认可他继续做司州刺史。大概这是常珍奇投降北魏时拥有司州刺史头衔的由来。

北魏派尉元到彭城，元石到悬瓠，两军都在十二月间抵达。宋明帝派来攻击彭城的张永大军被魏军与薛安都军前后夹击，惨遭大败。“（张）永狼狈引军还，为虏所追，大败。复值寒雪，士卒离散，永脚指断落，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附张永传》，第1652页。]大雪寒冻加剧了南军大败的惨烈程度，泗水结冰，迫使宋军尽弃舟船九百艘，上岸陆行，被尉元快速追来的骑兵截住前路，士卒冻死上万人，生还者很多都和张永一样冻掉了脚指头。《宋书·沈攸之传》说：“攸之等引退，为虏所乘，又值寒雪，士众堕指十二三。”

这一战确定了宋魏两国的新边界，从此宋军只有缘淮拒守，淮北的徐州、兖州、青州、冀州四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大州，加上豫州所属淮西汝颍流域诸郡，一齐尽入北魏。故《宋书·明帝纪》总结道：“薛安都要引索虏，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元石军至上蔡，与悬瓠城只隔着盘旋绕城东流的汝水。常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渡汝水来迎，王钟儿的丈夫杨兴宗应该就在其中。元石见大局已定，并不急着进入悬瓠，欲在北岸扎营。据《魏书·郑羲传》，担任参军的郑羲提醒元石：“机事尚速，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虽出其非意，要以全制为胜。”于是元石当天策马入城，控制了淮西重镇悬瓠。

按照《郑羲传》的非常可疑的说法，常珍奇不甘心就此沦为北人，欲有所为，在自己宅里藏了数百亲兵，夜里派人点火烧府衙厢屋，想借机兵变。不过郑羲似有先见之明，从晚宴上常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判断他留有后手，再次提醒元石防备在先。这一来，常珍奇拱手送上悬瓠城和大半个淮西，就无从翻悔了。

北魏当然要奖励常珍奇，“事定，以珍奇为持节、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魏书·常珍奇传》）。北魏自有司州，设在代北以平城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所以把淮西这个司州改为豫州，以常珍奇为豫州刺史。按照北魏的习惯做法，元石以所领魏军与常珍奇共守悬瓠城，各据城内一部分。至少在入魏初期，常珍奇的权威和利益是有所保障的，他手下的文武众人，也暂时平安。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淮西已经入魏。

这时王钟儿二十八岁。如果常珍奇从此死心塌地忠诚于魏，他的家人，他手下官员的家人，悬瓠及淮西其他郡县的百姓，其中当然包括我们重点关注的王钟儿，就会开始他们人生的新阶段，无论喜欢不喜欢，都会慢慢适应北魏的统治。

这时距周矜起兵、常珍奇杀周矜，也才过去了一年多一点。常珍奇在魏人入城时“甚有不平之色”的说法，当然不一定是真实可信的，但他的确没有死心塌地。悬瓠城的风暴还远远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