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明四年（503）高英入宫，与于劲上表“劝广嫔御”是否有关，尚不可知。但于劲上表得宣武帝同意诏可之后，必有一番选女。宣武帝嫔妃墓志今存者三人，有王肃之女王普贤、司马悦之女司马显姿和李续宝之女李氏[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99—100页，第162—163页，第241—242页]。三人都未生育。李氏墓志不载年龄，只说葬于孝昌二年（526），大概亦卒于此年。王普贤死于延昌二年四月廿二日（513年6月10日），年二十七，则其生年在太和十一年（487）。司马显姿死于正光元年十二月十九日（521年1月12日），年三十，则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五年（491）。只有司马显姿墓志明确说：“正始初，敕遣长秋，纳为贵华。”正始元年（504）司马显姿十四岁，被选入宫，应该跟于劲上表“劝广嫔御”有直接关系。这一年王普贤十九岁，不能肯定她是不是更早入宫。

问题是，一批符合条件的美女选入后宫，并不意味他们有机会蒙宣武帝“侍接”。除后来的孝明帝以外，今可考知的宣武帝子女一共三人，其中于皇后生一子，高英生一子一女，两个皇子都早早夭折。于皇后与高英，各有特殊家庭背景，权势弥漫于宫墙内外，没有人能阻止她们得到宣武帝的侍接。但她们（特别是高英）有足够的能力把宣武帝与其他后宫嫔妃隔离开，其结果就是除了她们二人所生，宣武帝再无其他子女，孝明帝成了唯一的例外。

而这个例外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相当一批人辛勤策划、周密安排的结果。

孝明帝的生母是武始伯胡国珍的女儿。《北史·外戚传》：“（胡国珍）女以选入掖庭，生明帝，即灵太后也。”胡氏（灵太后）可能就是在于劲“劝广嫔御”之后选入掖庭的女子之一。《北史·后妃传》叙胡氏得幸于宣武帝，是因为她出家为尼的姑母在宫中讲道时“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帝闻之，乃召入掖庭，为充华世妇”[“充华世妇”《魏书·皇后传》误为“承华世妇”。]。按这个叙事，胡氏被选入宫，还是因为她姑母找关系打通了关节，宣武帝才特地召她入宫。据《北史·后妃传》，胡氏的生母是胡国珍的前妻皇甫氏，胡氏出生后有京兆山北县善卜相者告诉胡国珍“贤女有大贵之表”云云，可见胡氏出生于长安。但《北史·外戚传》说皇甫氏景明三年（502）死于洛阳，而且还说“前世诸胡多在洛葬”，可见胡国珍家族在孝文迁都后也从长安搬到了洛阳。《北史·后妃传》说胡氏对姑母“幼相依托”，大概指初入洛阳时期。

大概在母亲去世不久，胡氏就通过“选女”的程序入宫，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入宫时间应该和司马显姿一样在正始元年。从正始元年到她生育皇子的永平三年（510），中间有六七年时间。无论她被选入宫是不是靠了姑母，但实际情况可能是，胡氏和众多选入掖庭的女子们一样，虽早早入宫，但“不蒙侍接”，见不到皇帝。胡氏的幸运在于，她的姑母以比丘尼身份在内宫讲道，结交了一批在皇帝身边说得上话、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属于史书所谓的“恩倖”）。

后宫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比如，后宫上层女性甚至需要经史方面的教师或指导者，当然这些教师或指导者通常应该是女性。据《魏书·李彪传》，李彪有个女儿，“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李彪惊异于这个女儿的才分，私下悄悄对家人说：“此（女）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李彪死于宣武帝亲政的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在他死后听说了这个博学多才的女儿，“召为婕妤，以礼迎引”，请到宫里担任诸妹公主的文化课教师。李婕妤主要的教学内容，是读书写字，所读的书主要是经史，即传文所谓“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不仅公主们，后妃宫官都是她的学生，传文称“后宫咸师宗之”。后来嫁给高猛的宣武帝同母妹元瑛，应该就曾跟着李婕妤读过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李婕妤和宣武帝一样虔心信佛，好读经论。宣武帝死后，李婕妤出家，“通习经义”，成为一个对佛学有较深理解的比丘尼，常常登坛讲道，为洛阳僧伽所敬重，所谓“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胡氏（灵太后）的姑母“入讲禁中”，是为了满足宫中信佛的需求。对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这位比丘尼姑母的墓志2000年春在河南洛阳孟津县（今孟津区）平乐镇朱仓村出土，首题“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知她的法号为僧芝[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0页。对僧芝墓志的研究，请参王珊《北魏僧芝墓志考释》，载《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根据墓志，僧芝死于孝明帝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春秋七十五，则其生年当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或稍早。据《北史·外戚传》，胡国珍死于神龟元年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年八十，则其生年当在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或稍早。可见僧芝比她哥哥胡国珍小三岁，两人都出生在其父胡渊自赫连夏入魏之后。胡氏虽为安定大姓，可能很早就定居长安了。墓志说僧芝“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洗耶（邪）素里，习教玄门”，十七岁（文成帝太安五年或稍早）出家，二十岁已学有所成。又记僧芝与北魏皇室发生联系，始于冯太后对她“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爰命驿车，应时征辟”，把她接到平城。僧芝到平城的时间，应该在孝文帝中期之前，僧芝三十至四十岁之时。

墓志首题称僧芝为比丘尼统，但志文不言其事，疑她实际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是死后追赠的。她长期服务于皇家，冯太后和孝文帝都很看重她。墓志说冯太后征她前往平城，“及至京都，敬以殊礼”，孝文帝对她“倾诚待遇，事绝常伦”。到宣武帝时期，她年资更高，礼遇也愈加隆重。墓志：“世宗宣武皇帝信心三宝，弥加弥（疑为“珍”字误写）宠，引内闱掖，导训六宫。”如果僧芝是到了宣武帝时才在掖庭“导训六宫”，那么她之前在平城和初迁洛阳时，即便也常在掖庭走动，但地位并不突出，不似墓志所说的那样得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特别礼遇。宣武帝信佛深笃，后宫风气想必更甚，需要有一定佛学修养的专业人士讲道说法，所以僧芝获得机会担任这个角色。

宣武帝亲政时，僧芝已差不多六十岁，在平城和洛阳的上层女性间走动将近三十年。如她这样有机会到后宫走动的女尼应该并不少，但从僧芝墓志称小冯、高英以及王肃的前妻谢氏等，“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来看，似乎这些地位很高的女性一开始都是在僧芝门下出家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僧芝在洛阳宫的女尼中一定享有很高声望。墓志说僧芝的弟子包括小冯、高英“逮诸夫嫔廿许人”，几乎包含了所有“六宫”妃嫔中愿意出家为尼者。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王钟儿/慈庆一定是认识她的，甚至可能就是以她为师而出家的。前节所说元愉的爱妾杨奥妃被于皇后强制出家，闭于内宫长达一年多，那么很可能僧芝也曾参与其事。

简而言之，僧芝这样一个老尼，在北魏皇宫活动时间久，认识重要人物多，人脉既广，阅历又富，能量甚大，却不太引人注意。无论僧芝的侄女胡氏（灵太后）是先以选入宫，还是因僧芝托人说情入宫，她入宫时，僧芝已经在宫里颇有影响。《北史·后妃传》：“（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僧芝被征至平城时，胡氏还没有出生，而胡家一直住在长安。后来搬家到洛阳，可能在孝文帝迁都之后不久。所谓“幼相依托”，应该是指胡氏之母皇甫氏去世之后。正始初入宫时，她应该只有十四五岁。僧芝“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就是请那些能在宣武帝身边说得上话的“左右”，向皇上推荐胡氏。当高英“悍忌”“宫人希得进御”之时，即便宣武帝动心，也需要掖庭相关人员配合，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有僧芝的人脉，才会有那么多关键人物协助安排。很可能，老尼慈庆也是帮了大忙的。

即便有人帮忙，胡氏获得的进御机会也不会太多。从孝明帝的出生时间（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即510年4月8日），可以推测受孕在永平二年五六月间。那么她确认怀孕，很可能在永平二年八九月间。这一确认当然立即成为后宫大事。再过两三个月，对子嗣问题忧惧极深的宣武帝推出了一项新法规。《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十有一月甲申（509年12月7日），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宣武帝下诏禁止屠宰繁殖期的雌性牛羊猪马等牲畜，并把这一禁令放进法律条文中，表面上看似乎跟宣武帝信佛有关，因为在发布这个诏书五天之后，“己丑（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宣武帝讲的《维摩诘经》，当然是鸠摩罗什译本。此经“是公认的中国中古时代流行最为深入广泛的佛教经典之一”[陆扬:《论〈维摩诘经〉和净土思想在中国中古社会之关系》，载《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第三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论文集》，中华佛学研究所，1998年。]。胡适说：“《维摩经》为大乘佛典中的一部最有文学趣味的小说，鸠摩罗什的译笔又十分畅达，所以这部书渐渐成为中古时代最流行、最有势力的书。”[胡适:《海外读书杂记》，《胡适文存》三集卷四，《胡适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标点与原书不同。]宣武帝登坛讲《维摩诘经》，反映了那时佛经讲论的风气。如果不了解此时正是胡氏妊娠进入第五六个月，可能会把宣武帝的禁屠受孕牲畜单纯与他信佛讲经联系起来，而难以察觉他精神深处的忧惧与恐慌。

宣武帝的紧张没有停留在干着急上，他还采取了比“禁屠杀含孕”更切实的行动。《北史·后妃传》：“先是，宣武频丧皇子，自以年长，深加慎护。”大概从确认胡氏怀孕那一刻起，宣武帝就要为她建立一个“深加慎护”的团队，把她与掖庭日常体系隔离开来。这个团队既要防止后宫其他人（包括高皇后）伤害她，也要防止她自己伤害胎儿。《北史·后妃传》里的一段话，揭示了受孕妃嫔自我伤害的确是存在的：

胡氏为皇家大计慷慨无私，说出那么大义凛然的话，当然都是她后来当了太后追述的。事实上她怀孕后立即被一个特殊团队所看护，一举一动不再自由，就算她想怎么样也是做不到的。有意思的是这段话提到子贵母死的旧制，反映了平城时代这一反人性的制度在洛阳宫里并没有被遗忘，六宫妃嫔“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不愿生太子”当然只是一个愿望，但如果比别人先怀孕，又无法预知男女，那怎么办呢？胡氏怀孕后，“同列”，就是其他充华夫人，“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如何“为诸计”？当然是想办法终止妊娠，即流产。这种做法在平城时代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那么宫廷管理者应该也会发展出一套应对措施。

可以说，子贵母死旧制的阴影固然存在[《北史·后妃传》说“子贵而其母必死”的平城旧制，“孝文终革其失”，似乎认为这个制度是由孝文帝废除的。也许孝文帝生前与作为太子的元恪谈到过这一点，但完全没有史料依据。我们只能说，宣武帝体会到孝文帝的态度，而且他自己深受这一旧制的伤害，是他主动决定不再理会这一制度的。但这一点可能他并没有公开讨论过，因此该制度的阴影依旧飘浮于洛阳宫。]，后宫妃嫔自我残害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但具体到胡氏，她怀孕之后应该迅速被保护起来了。对于前来保护她的团队而言，要防范的对象是很多的，其中包括孕妇自己。

那么，宣武帝精心组成的这个团队，由哪些人组成呢？过去读史者大概能够猜到，其中一定有御医王显。现在有了王钟儿/慈庆墓志，我们知道还有老尼慈庆。墓志载慈庆死后孝明帝的手诏云：“并复东华兆建之日，朕躬诞育之初，每被恩敕，委付侍守。”可见慈庆参加这个特殊团队，是宣武帝亲自安排的，专意委托她来“侍守”。常景所撰墓志称“保卫圣躬于载诞之日”，这种“保卫”，当然不会只在“载诞之日”，必定包括出生前后很长一段时间。

问题是，永平二年夏胡氏怀上孝明帝时，慈庆已经七十一岁，就算身体康健，也不再能承担一般保母的工作。为什么宣武帝还要找她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信任。其次，不是要让她干体力活儿，而是要利用她近三十年前与王显共事的经历和资历。第三，也许是更重要的，她不是现有内宫体制下的一员。孝明帝出生后，宣武帝把他“养于别宫，皇后（高英）及充华（胡氏）皆莫得而抚视焉”。由此来看，宣武帝既不信任悍忌的高皇后，也不信任皇子的生母胡氏，而要把皇子与她们完全隔离开来。这么做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必须使用他完全信任，也只对他忠诚的人，第二则是要建立一个在内宫工作，却是内宫体制之外的团队。

前一个条件，他找到了两个人担任团队领袖，就是照顾过他自己和他母亲高照容，并且多年来一直和他保持亲密联系的王显和王钟儿/慈庆。后一个条件，那就需要已经获得体制外身份的慈庆帮他在体制外另外找人。《北史·后妃传》记宣武帝组建团队，“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所谓“皆取良家宜子者”，就是摆脱内宫已有的体系，去宫墙外另觅合适人选。所谓“乳保”，包括乳娘和保母。所谓“宜子者”，就是养育孩子经验较多者。除了乳娘稍稍年轻些，生育过较多孩子的女性自然不会太年轻。这些乳保做的事虽然重要，但她们的身份毕竟低贱，为史书所轻忽，后世亦无从了解。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其中一个所留下的墓志。这就是杜法真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02页。]

杜法真墓志没有志题，第一句就说“傅母宫大监杜法真者，黄如人也”。黄如地名不见于北朝，可能是误写。杜法真的宫职“傅母、宫大监”，傅母是她在宫内的工作，宫大监可能是死后追赠的。墓志说杜法真晚年“隐疏下邦，养身洛阳”，且“殒于洛阳”，死后“儿息涕恋，攀车结慕”，可见她的家人都在洛阳，并非罪犯家庭。据墓志，杜法真死于正光五年十月三日（524年11月14日），年六十六，则其生年当在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墓志说杜法真“年有五十，奉身紫掖”，可见她是到了五十岁才入宫，而她五十岁，恰好就是永平二年（509），即胡氏怀孕之年。墓志称杜法真“何（荷）知遇于先朝，被顾问于今上”，强调她跟两代皇帝宣武帝（先朝）和孝明帝（今上）都有相当特别的关系。

老尼慈庆在永平二年秋紧急建立了一支由宫外良人组成的乳保团队，杜法真就是其中一员。“法真”之名，显示她出自信佛家庭，她本人很可能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慈庆能够找到她，也许与她信佛有关。当然这不是说慈庆以前就认识她。但杜法真信佛，应该会参加某个邑义（或称法义）。慈庆虽在宫内出家，却因比丘尼身份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禁中，可以想象，她在宫外的社会生活，主要与各种信徒社团组织有关。宣武帝请她，可能正是看中了她的这一特点。而她寻觅团队成员，一定会依赖她在洛阳的社会关系，其中当然包括各种邑义组织。

杜法真墓志说她在孝明帝即位后“历任虽清，非其愿也，遂隐疏下邦，养身洛阳”，意思是杜法真本可以在宫内享清福（会给她很不错的职位），但她不愿意留在宫里，于是出宫回到她在洛阳的家里，和家人一起生活。可见慈庆建立的这个团队，入宫时固然都要转变身份成为宫女，但这个身份是有条件的，因为她们本来是良人，不是奚官奴。完成抚育孝明帝的任务后（获得报酬和奖励之后），她们都可以选择回到自己原有的生活中。

《魏书·肃宗纪》：“永平三年三月丙戌（510年4月8日），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宣光殿在洛阳宫永巷以北，与永巷以南的显阳殿分别是禁中南北两大主殿，理论上皇后住宣光殿，皇帝住显阳殿。所谓“宣光殿之东北”，语义含混，不知道是指宣光殿周垣内东北角的一所房子，还是指周垣之外西游园的某所房子。这种含混不清，或许意味着胡氏生子的处所本来就是一个秘密，只有皇帝特许的极少数人知道。

如果孝明帝出生的地方已经有点神秘，那么他出生之后，立即被转移到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北史·后妃传》说孝明帝出生后，由宣武帝亲自安排“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皆莫得而抚视焉”。史书不言养于哪一个“别宫”，看来是秘而不宣的，这个地方只向皇帝特许的人开放。皇后高英贵为后宫之主，充华胡氏亲为皇子生母，都被禁止访问这所后宫中的“别宫”。那里只有慈庆的团队，正为大魏的未来服勤劬劳。

皇子出生时，宣武帝已经二十八岁，即位刚满一纪（十二年），即《魏书·世宗纪》载宣武帝十月丙申诏书所谓“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这一年六月丁卯（510年7月18日），“名皇子曰诩”，元诩就是宣武帝唯一的子嗣。喜得皇子，促使宣武帝以行善的方式来纪念自己做皇帝年满一纪。十月丙申（510年12月14日），宣武帝发布诏书，决定建一所慈善医院，“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另外还从卷帙浩繁的医书中摘抄条目，编写成简单易学的医书，分发到各地，“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

《魏书·术艺传》记王显受宣武帝之命“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与前引诏书所说应该是同一件事。这时王显一身多职，特别是担任监察百官的御史中尉，位高权重，同时继续负责皇帝的医护。元诩出生后，王显又必须负责元诩的健康医护。虽说他“忧国如家”，工作卖力，毕竟时间有限。可以想象，实际上日常负责元诩抚育的，就是慈庆那个团队。

两年半之后，按那时的算法，元诩已年满三岁，可以立为太子了。《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冬十月乙亥（512年11月12日），立皇子诩为皇太子。”二十天之后的十一月丙申（512年12月3日），宣武帝再下诏：“朕运承天休，统御宸宇，太子体藉灵明，肇建宫华，明两既孚，三善方洽，宜泽均率壤，荣泛庶胤。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魏书·天象志》总结为：“立皇太子，赐为父后者爵，旌孝友之家。”大概就在这一年前后，皇后高英生了一个女儿，是为建德公主。对宣武帝来说，这都是令他愁眉稍展的好消息。

东宫肇建，就要配一套东宫官。东宫官分两种，一种是名誉性的，一种是实质性的。地位隆崇的三师三少是前者，太子詹事、太子中庶子是后者。元澄为太子太保，郭祚为太子少师，崔光为太子少傅，甄琛为太子少保，都是名誉性的。东宫官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太子詹事，宣武帝把这个职位给了王显。太子中庶子中，裴延儁、裴谭、高贞、王绍，要么是名门，要么是贵戚，另外还有一个侯刚，却是宣武朝最著名的皇家大厨，是绝对的亲信左右。而且，宣武帝还让侯刚担任了在禁军统帅中排名第三的右卫将军。看得出宣武帝安排太子官属十分讲究，实权都在自己最亲信的“左右”“恩倖”手里。《魏书·术艺传》记王显云：“东宫既建，以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东宫，显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医药。”

成为皇太子的元诩仍然是个幼儿，仍需要慈庆组建的傅母团队的抚育。据《魏书·杨播传》附《杨昱传》，当延昌三年（514）杨昱担任东宫官太子詹事丞时，看到皇太子总是由乳母、保母抱着各处行走，东宫官反而全不知情，亦不能干预：“于时肃宗在怀抱之中，至于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僚闻知。”杨昱向宣武帝建议以后太子出入（“出入”指离开东宫入禁中见宣武帝）应该凭皇帝的“手敕”，让东宫官都知情，值班的宫僚应该陪同。宣武帝于是下诏：“自今已后，若非朕手敕，勿令儿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不过到了延昌三年，皇太子元诩还不到五岁，老尼慈庆却已经七十六岁了。很可能她仍在东宫操劳。慈庆墓志赞扬她：“虽劬劳密勿，未尝懈其心；力衰年暮，莫敢辞其事。寔亦直道之所依归，慈诚之所感结也。”恐怕不全是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