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附近开了几家小影院，其实就是商场的顶楼，安置了几个小小的放映厅，一个吧台取票，卖爆米花、薯条、炸鸡等观影时吃的快餐，周围散布着一些等候的座位。如此，顶着一个磅礴的名字：某某影城之类的，就是了。

夏日酷热，皮皮在七月上完了培训班，八月的酷暑中，无聊并闲散着。每天，在早凉中，我晨读，她外婆买菜、做杂事，然后皮皮就起床，看看闲书，玩会儿小熊，有时做做手工肥皂和绒花，午餐后是漫长的午睡。午睡醒来的时光，慵懒又百无聊赖。然后，我们互相望了一眼：“来，看看美团，有啥电影上映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选电影了。皮皮很乖觉，察觉出我有想看的意思，就会顺势迁就我。我说：“这部电影刚得了戛纳大奖，妈妈特别喜欢这个导演，妈妈的书架上，有很多他的剧本小说。”皮皮点点头：“那我们就去看吧。”

皮皮换上蓝布裙子，我揣上阳伞，在烈日下，到车站等那些老也不来的车。两站路，到了商场楼下，好不容易找到上去的电梯，整个四楼招商都没到位，全是破败的隔间，看不出之前是怎样的商家，有的用一幅广告画遮着，全部的人气都聚在影城门口了。我和皮皮点了情侣爆米花，用个画着布朗熊的小铝皮桶装着，一人一杯可乐，进去看《小偷家族》了。

我们有固定的选座，四排一号、二号，这个位子最透气和自在。观影过程中，皮皮不停地偷瞄手机，感觉是在挨时间。然而，看完以后，她还是说：“这电影很温暖，这个下午我很快乐。”我知道这不是她的真心话，挣扎着挽救自己失败的推广，对她说：“这个电影有很多伏笔，你看见奶奶去亚纪家时，爸爸喊那个小女儿的名字吗？亚纪对玲玲说自己的名字时，用的就是那个，说明她很想取代妹妹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一路上，我不停地向皮皮解释着这部电影里重重的暗示，意在让皮皮明白，这是一部深刻的、关注社会的、有价值的影片。皮皮终于忍不住说了：“可是，对小朋友而言，真的很闷哎，你没看我旁边那两个小朋友都在不停地玩手机吗？”

心中有隐隐的内疚，第二天，我主动向皮皮建议：“不如我们去看《精灵旅社》吧。”皮皮欣然应允了。我们奔向另外一家影院。这家在肯德基楼上，皮皮拿着巧克力圣代开心地笑着，不单是她，影院里所有的小朋友，看见德古拉头上插着斧头、胳膊上缠着蛇在求爱，企鹅掀翻了菜篮、两根香蕉插在猪鼻子上之类的场景，都在哈哈大笑，我也不懂有什么好笑的，但是，前后左右，都是此起彼伏的“咯咯咯”，我也莫名地开心起来。

我不记得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看电影的情景了。他们各自的工作都很忙，小时候，离家最近的少年宫电影院，也要坐三站车才到。他们没有这个闲心和时间带我去。我看电影的高峰期，是在叛逆的青春期。和闺密去看午夜场，散场回来时，街上已经无公交车，我们走几站路回家。电影院门口有块白板，上面有老电影的名字，每个观众可以用记号笔去画一道线，等于是投票给想看的电影，得到“正”字最多的，就提前放映——真是朴素又诗意的民意选举。

当时家门口的部队影院也对外开放，我常常一个人去看电影。偌大的影院，用绿色粗纹布包裹的座位，场内散发着尘土气息，影片来源不好，影像质量并不高，模糊看个剧情罢了。港台武侠片、好莱坞大片都有。观众稀稀落落，有男人对我吹口哨，还有附近的大学生情侣在卿卿我我。看完回家，爸妈应酬多，往往还没回家，他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去过哪里，也不明白女儿的心已经和他们渐行渐远。青春期斑驳的底色，渐渐形成。

当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带回三部电影，彼时国内娱乐项目匮乏，万人空巷去看《追捕》，高仓健成为少女偶像，一直到很多年后，我爸爸在高兴的时候，还时不时地哼唱着“啦呀啦”。另外一部电影，叫作《狐狸的故事》，也是我和爸妈唯一的一场共同观影。爸爸带着妈妈，我妈抱着襁褓中的我，去看了这部电影。我一直喜欢听爸妈说起其中的情节，什么老狐狸把小狐狸赶出家门，逼它自立之类的。我并不是对故事感兴趣，而是恋恋于那个我根本就不记得，但切实发生过的场景：爸爸、妈妈，还有他们怀抱中完全不知事的我，蒙昧地浸润在同频的欢乐之中，我们在一起。

皮皮有时会问我：“妈妈你觉得幸福吗？”我说：“算是有幸福的时刻吧。比如：每天回家，走上楼，在楼梯口，就能听见你外婆在屋里切菜或是炒菜，只要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在外奔波时受的委屈和疲惫，就没有了。我的心里，就会很安宁。”

我还想对她说：“你还记得《小偷家族》里那个奶奶，在海边用嘴形对她的家人们说的话吗？是：‘谢谢你们。’”——这个场景，皮皮倒是反复对我提起的，但出于某种我们血缘相通的共有的羞涩感，我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