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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盲视 作者:彼得·沃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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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空足够黑暗,你便能望见星辰。” ——爱默生 那些光点从天上坠落时我在哪儿? 我刚刚走出天堂的大门,正在为我的父亲哀悼——尽管在他自己看来他仍然活着。 那时海伦消失在面罩底下才不过两个月——对于我们来说是两个月,从她的角度看也许是一天或者十年。虚拟全能者对一切都自有主张,包括他们的主观时间。 她不会回来了。她倒是屈尊同意接见自己的丈夫,不过那样的相见实在无异于劈脸给他一巴掌。他并不抱怨。只要她允许,他就尽可能常去看她:先是一周两次,然后一次,再然后是两周一次。他们的婚姻仿佛放射性同位素,服从指数衰减规律,迅速走向腐败。然而他仍然去找她,仍然接受她开出的所有条件。 光点从天上坠落的那一天,我陪他一起去看望我的母亲。那是个特别的日子,往后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她的肉体。过去的两个月里,她的身体一直躺在监护室中,同一个房间里还躺着另外五百个新飞升的人;每口棺材都敞开着,亲人可以来探望。当然了,这个界面并不真实,那具身体无法同我们交流。但至少它就在眼前,散发着人类肉体的热度,还盖着清洁、平整的被单。面罩遮住了海伦的眼睛和耳朵,但我们仍能看见半张脸。我们还可以碰触她,我父亲常这样做。也许她的某个部分仍然有感觉。 然而最终必须有人合上棺材,处理遗体。这个房间要腾给新人——所以我们才会来到母亲身边。吉姆最后一次握住她的手。在她的世界我们仍然可以联系她,只不过要遵循她开出的条件;她的身体则会被打包送往储存设施,那里的利用率太高,无法接待活生生的访客。人家向我们保证说她的身体会一直完好无损——有电流帮助运动肌肉,定期活动关节、喂食,假使天堂竟然遭遇某种灾难性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肉身随时可以重新激活。一切都是可逆的。可是——可是飞升的人太多了,而就连最深的陵寝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肢解的流言,据说根据某种最佳存储法则,无关紧要的部分会一步步被砍掉。也许明年这时候海伦就会变成光秃秃的躯干,再过一年除了脑袋她将一无所有。也许不等我们离开大楼,她的躯体就会被剥夺,只留下大脑,等待最后的技术突破——等待伟大的数字化上传时代降临地球。 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流言。固然我个人还从没听说过有人在飞升之后重回人世的,可话说回来,谁又会愿意这么干呢?就算路西法不也是逼不得已才离开天堂的吗? 没准爸爸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对于那些大多数人不该知道的事,爸爸比大多数人知道得都多些——可他的嘴巴一向很严。无论他知道什么,他显然认定说了也没用:海伦绝不会改变心意。对于他这理由已经足够了。 我们戴上头套,这东西相当于给未飞升的人准备的日间通行证,然后来到我母亲想象出的会客室里。这是一间斯巴达风格的房间,专为会客准备。房间里没有窗户,你一点也看不出屋外她为自己建造的乌托邦是什么样子。她甚至没有使用专为帮助访客减轻失谐效应而设计的那种预制环境。我们置身于一个米色的圆球中,直径五米,毫无特征。这里什么也没有,只除了她。 也许我想错了,也许这正是她心目中的乌托邦呢。 我父亲微微一笑:“海伦。” “吉姆。”她看上去比床上那东西年轻了二十岁,却仍然让我起了鸡皮疙瘩。“席瑞!你也来了!” 她从来都叫我名字。我不记得她有没有叫过我“儿子”。 我父亲问:“你在这里仍然感到快乐吗?” “美妙极了。真希望你们也能加入我们。” 吉姆微笑着回答道:“总得有人留下看家。” “嗯,你们知道这不是永别,”她说,“想来看我随时都可以。” “那你得先把这儿的环境好好整一整。”这不是玩笑,这是谎言:只要她发出召唤,吉姆就一定会来,哪怕必须赤脚踏过满地的碎玻璃也在所不惜。 “还有切尔西,”海伦继续说道,“这么长时间了,要是你能带她来认识认识就太好了。” “我跟切尔西已经完了,海伦。”我说。 “哦没错,但我知道你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知道对你来说她非常特别。虽然你们已经分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能——” “你明明知道,她已经——” 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浮现在我脑中,害我没能把话说完:也许我真的还没有明确告诉他们实情。 “儿子,”吉姆静静地说,“也许你可以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 我可以让他们单独待上他妈的一辈子。我下了线,回到监护室,我的视线从床上的尸体转向沙发上的父亲:他眼前一片漆黑,身体僵直,口中低声呢喃,向数据流中吐出毫无意义的甜言蜜语。随他们装腔作势好了。他们需要给自己那段所谓的关系做个了断。就这一次,也许他们可以坦诚相见,在那个一切都是谎言的世界里开诚布公。也许。 但无论他们如何选择,我都毫无兴趣替他们充当见证人。 不过我当然还得回去,在这出一成不变的家庭活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参与那些毫无新意的谎言。我们一致同意今天之后事情不会有任何不同,所有人都忠于剧本,谁也没有指责对方是骗子。然后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候,我俩同我母亲道别——大家全都小心翼翼,用“下次再见”代替“别了”。 我甚至控制住自己的呕吐反射,给了她一个拥抱。 走出黑暗,穿过前厅。吉姆拿出他的喷雾器,我多希望他能把这东西扔进垃圾箱,但我也知道这不大可能。他把它凑到嘴边,又喷了一剂后叶加压素到喉咙里,好确保自己永远远离诱惑。 装在喷雾器里的忠贞。“今后你不必再那么干了。”我说。 “也许吧,”他表示同意。 “反正也没用。你吸进再多激素也没用,对方都不在了,还怎么可能拿她当你的印记对象。这简直——” 吉姆没说话。我们从卫兵的枪口底下走过,这是防止现实主义阵营渗透的滤网。 “她已经走了。”我脱口而出。“她不在乎你会不会去找别人。你找别人她反而会高兴。”这样她就可以假装双方扯平了。 “她是我妻子。”他告诉我。 “婚姻已经失去了从前那种意义。它从来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 这话让他微露笑意:“这是我的人生,儿子。我愿意。” “爸爸——” “我不怪她,”他说,“你也不该怪她。” 他说这话倒是轻松,他甚至轻松接受了她长年强加给他的伤害。然而快乐的结局并不真的能弥补我父亲长久以来忍受的一切,那些永无休止的怨恨和埋怨。你每次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你以为我容易吗?我不停地想象你跟谁在一起、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活着,你以为容易吗?独自抚养这样一个孩子,你以为容易吗? 她把一切的一切都怪在他头上,而他总是默默忍受,因为他知道这些全都是谎言。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她的借口。她之所以离开并非因为他总不在家,或者因为他对她不忠。她的离去同他毫无关系。问题在我。海伦离开这世界,只是因为她无法面对那个取代了自己儿子的东西。 我原本准备继续这个话题——准备再次努力,让我父亲明白一切的一切——然而此时我们正好走出天堂的大门,来到炼狱般的街道。只见周围的行人全都抬眼望天,嘴里呆呆地嘟囔着什么。我顺着他们的视线往上看,望见了高塔之间那一小截黄昏的天空,我倒吸一口气—— 星星在坠落。 黄道带重新调整,化作一张精密的网格,眼前是无数亮点,个个拖着发光的尾巴。地球仿佛被一张收紧的聚网罩在中央,网上的每个结点都被圣艾尔摩之火[发生在雷雨中的一种自然现象。雷雨中存在强大的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使空气也能导电,并在导电过程中发出强光。]点亮。它是那样美丽,又那样让人胆寒。 我转开眼睛,好将视力调到远光状态,也给这不守规矩的幻觉一个悄然退场的机会。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吸血鬼,一个女吸血鬼,她走在我们中间,活脱脱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吸血鬼很少上街,在此之前我从没遇到过他们。 她刚刚从对面的大楼走到街上。她直立时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眼里闪着黄光,比最最阴暗处的猫眼还要亮上许多。她四下看看,又瞥了眼天空——然后继续往前走,完全无视自己周围的牲口,无视那令它们呆若木鸡的诡异天象。世界刚刚天翻地覆,可她却毫不在意。 那天是2082年2月13日。格林尼治标准时1035时。 它们就像一个拳头般把世界攥在手心里;每一个都像黑洞的事件视界般漆黑,直到最后片刻才同时释放出融成一片的耀目光芒。熄灭时它们放声尖叫,从地球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每台无线电都与它们一齐呻吟,有一小会儿工夫,每架红外线望远镜都只能看到一片雪花。那之后的几星期,大气被灰尘污染;在喷射气流带,每天日出时中气层云都会化作红热的铁锈。那些东西的主要成分似乎是铁。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等对方开口,全世界都已经明白了,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头一遭:只要你看过了天空,你就读到了今天的头条新闻。那些专职裁决新闻价值的人转瞬间便丧失了过滤现实的权力,如今他们只能满足于给现实贴贴标签。他们花了九十分钟才达成一致,同意将那些东西命名为萤火虫。又过了半个钟头,意识圈里发布了最早的一批傅里叶变换:不出大家所料,萤火虫并没有把最后一口气浪费在制造静电上。先前的那曲临终大合唱中嵌入了某种模式,一种隐秘的智慧,将地球上所有凡人的分析都挡在门外。专家们坚持实事求是,拒绝对此做出任何猜测:他们仅仅承认萤火虫确实说了些什么。至于内容,他们谁也不知道。 然而除了专家,剩下的每个人都知道答案。65536个探测器,均衡地分布在一张经纬方格网上,几乎覆盖了每一平方米的地表,对此你还能作何解释?很显然,萤火虫给我们照了相。整个世界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冻结在一张合成的全景照里。我们被勘测了——可这样的前奏过后,接下来究竟是正式的自我介绍还是直接入侵?没人知道。 我父亲没准认识一个也许知道点什么的人。但他又消失了,每次遭遇全球性的危机,他总是不见踪影。无论他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都留下我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自个儿寻找答案。 各式各样的看法倒挺不少。意识圈里人声鼎沸,从乌托邦到世界末日,五花八门的脚本充斥其间:萤火虫在喷射气流带种下了致命的病毒;萤火虫来地球是为了游猎;伊卡洛斯阵列已经重新设定,准备为一种对付外星人的致命武器提供能量;伊卡洛斯阵列已经被对方摧毁;我们还有好几十年时间准备,因为另一个星系来的东西也一样要遵循光速的速度限制;我们只能再活几天,生化战舰刚刚穿越小行星带,一个星期之内就会把地球蒸发。 我也和所有人一样,听过各种骇人听闻的猜想和电视谈话节目。我访问各种流言节点,将自己浸泡在其他人的意见里。这类事我倒是做惯的:我这辈子一直都像是外星来的行为学家,总在观察世界的行为举止,收集各种模式和惯例,学习各种规矩,好让自己可以渗透人类社会。过去我对这种安排一直很满意。然而不知为什么,当真正的外星人出现,这个等式的动态系统就发生了改变,单一的观察不再能令我满足。就好像新来的外人不顾我的意愿,强迫我回到了人类的进化枝里;我与人类世界的距离突然显得微不足道,而且还有些可笑。 然而我想破了头,却仍然不知该如何放弃一贯的坚持。 切尔西过去总说遥传显身技术剥夺了人类互动中的人性。“他们说这根本没有区别,”有一次她告诉我,“好像你的家人就在自己身边,你们相互依偎,你能看见他们、感觉他们,你甚至能闻到他们的味道。可事实并非如此。那只是洞穴墙上的倒影罢了。我意思是,没错,这些影子有3D的色彩,有力反馈的触感,足可以蒙骗被文明驯服的大脑。可你的心知道那些并不是真正的人,哪怕心并不明白自己是怎样知道的。总之你就是感觉到它们不真实。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不明白。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东西。但现在我们通通变回了穴居人,在突出的岩石底下挤挤挨挨搂成一团,眼看着外头电闪雷鸣,隐约照出许多无形无状的巨大鬼怪;黑暗中只听它们喧闹、咆哮,仿佛无处不在。这时候孤独再也不能带给人慰藉,互动的影像无法安慰你。你需要真正的人,拥抱你,分享你的空间,分享你所有的恐惧、希望与疑虑。 我想象着有同伴在身边的感觉,那种你拔下插头也不会消失的同伴。然而切尔西已经走了,帕格也紧跟着离开了我。我能打电话联系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同事或者过去的顾客——有时我的演出分外逼真,竟能同某人建立起相当和谐的关系——然而他们似乎都不值得我这样费神。血肉与现实之间有种独特的关系:必不可少,却又并不足够。 我远远地观察这个世界,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完全理解切尔西那些反机械主义的絮叨是什么意思:无论是不饱和的人性还是模拟现实里苍白呆板的互动,我一直都明白。 只不过,我从没看出这跟现实生活究竟有什么区别。 想象你是一部机器。 没错,人就是机器,这我知道。不过想象你是另一种机器,全身金属与塑料,设计者亦非盲目、任性的自然选择,而是目标明确、坚定不移的工程师和天体物理学家。想象你的用途不是复制,甚至不是生存,而是搜集信息。 这一切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来。事实上,它比我通常需要扮演的角色简单多了。 我在海王星轨道较冷的一侧,缓缓滑过漆黑的深渊。对可见光谱上的观察者而言,大多数时候我仅仅作为一种缺失而存在:一个不断移动、遮蔽星辰的不对称轮廓。然而在那永无止境的缓慢旋转中,我偶尔也会反射一丝微弱的星光。假如你在这样的瞬间看见我,你也许能稍微推断出我的本来面目:一个与世隔绝的家伙,箔片做的肌肤,满身关节、圆盘,还有细长的天线。某些关节和接缝上粘着些许冰霜,或许是在木星遭遇的一缕冻结的气体。我身体的另外一些部位还携带着地球细菌的尸体,在太空站或者月球表面那种无害的地方,它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繁衍——然而这一次,在离太阳距离还不到现在的一半时这些细菌就已经冻僵;此刻离绝对零度仅有咫尺之遥,哪怕一粒光子的碰触也会让它们粉身碎骨。 至少我的心脏挺暖和。一小堆核火在我胸中燃烧,让我可以对外界的寒冷无动于衷。除非遭遇某种灾难性的事故,火焰一千年都不会熄灭;这一千年间,我会聆听来自任务管控中心的微弱声音,遵从他们的每一条指示。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命令我研究彗星,那是我存在的意义,高于其他一切。我接到的每一项命令都是对这项指令的进一步说明,永远那么准确、那么明晰。 正因为如此,最近的几条指令才让我迷惑不解,因为它们简直没有道理。波段不对头。信号强度不对头。我甚至无法理解它们使用的握手协议。我要求管控中心澄清。 将近一千分钟之后我得到了回复,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杂烩,夹杂着许多指令与提供信息的要求。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他们:是的,这就是信号强度最大的那个方向。不,这并非任务管控中心通常使用的方向。是的,我可以转发:就是它,又来了。是,我这就进入待机模式。 我等待进一步指示。指示在839分钟之后抵达,命令我立即停止研究彗星。 我要进行一次有计划的向前翻滚,使天线在全部三个轴上以5度递增的弧形扫过天空,整个过程持续94秒。假如再遇到任何类似的传输信号,我必须立即转到信号强度最大的方向,获取一系列参数值。同时我还要将信号转发给任务管控中心。 我遵命行事。很长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听见,但我拥有无穷无尽的耐心,而且缺乏感受烦闷的能力。终于,一道转瞬即逝的熟悉信号拂动了我的接收矩阵。我重新找到它,追踪到它的源头。描述这东西我可谓驾轻就熟:一颗跨海王星的彗星,位于柯伊伯带,直径约两百公里。每隔4.57秒发射一束波长21厘米的窄波信号,扫射整个天空。这道波束并未在任何位置与任务管控中心的坐标相交。它似乎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 这一次,任务管控中心的回应似乎比平时慢了许多。最后它命令我改变航线。它通知我说,从今以后我的新目的地将被称作本斯—考菲德。考虑到现有燃料情况以及惯性的限制,我至少需要三十九年才能抵达。 在此期间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要指向它。 当时我受雇于库泽维尔研究所,为一个小组担当联络员。那一小伙人是最前沿的专家,坚信自己即将解决量子神经胶质悖论。这东西挡在人工智能面前已经好几十年,而专家们承诺一旦突破它,十八个月后就能完成第一例人格上传,距离在软件环境下仿制人类意识也不过两年而已。这将为肉体的历史画上休止符,全人类耐心等待了将近五十年的奇点终将来临。 天火坠落之后的两个月,研究所终止了我的合同。 事实上我本以为会更早些。一夕之间,地球的战略重点被全盘推翻,每个政府都兵行险招,以求夺回主动,而这一切都得花钱。要支撑如此极端的重心转移,即便是后匮乏时代那欣欣向荣的新经济也难免要滑向破产边缘。深空中的各种设施,因为距离遥远,所以一直被视为安全无忧,如今却因为同样的理由突然显得危险重重。拉格朗日点上的人类定居点必须武装起来,以抵御未知的敌人。火星环带的商船被征用,配备武器后重新指派任务:其中一些守卫火星的制高点,另一些驶向太阳,防卫伊卡洛斯阵列。 上述目标没有一个遭到萤火虫的攻击,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冒险。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打着同样的主意: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取得某种空中楼阁式的先手。国王和商业巨头在餐巾背面匆匆打下欠条,彼此保证等危机解除以后,一定好好跟对方把账算清楚。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从下周二开始倒计时,有可能会出现在两年之后的乌托邦自然只能靠边站。库泽维尔研究所也和其他人一样,突然有了别的事情要操心。 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拆开一瓶格兰菲迪威士忌,然后动动脑子,把虚拟视窗排列成一圈雏菊花瓣的模样。人的肖像图标在我周围唇枪舌剑,炒的都是过期两周的剩饭: 全球防御可耻的垮台。 没有任何损失。 通信卫星公司遭到灭顶之灾。 上千人遇难。 随机碰撞。 意外死亡。 (这是谁发的?) 我们本来应该预见到它们的出现。 为什么没有—— 太空深处。 平方反比。 自己算算。 它们在秘密行动! (它们想干吗?) 我们被强暴了! 看在老天的份上。 它们只不过是照照相而已。 为什么毫无动静? 月球没事。 火星没事。 (它们在哪儿?) 为什么它们还没同我们联系? 奥尼尔家安然无恙。 技术就意味着生性好战! (它们还会回来吗?) 没有攻击也没有入侵。 目前为止还没有。 (可它们在哪儿?) (它们还会回来吗?) (有人知道吗?) 来自吉姆·摩尔的音频信号 已加密 是否接受? 文字视窗在我正前方绽放,覆盖在口水仗之上。我读了两遍,努力回忆上一次他在出外勤期间同我联系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 我让其他窗口静音。“爸爸?” “儿子,”片刻之后他回答道,“你还好吗?” “跟其他人一样。在琢磨是该欢天喜地还是该尿裤子。” 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说:“这是个大问题,嗯。” “我猜你也不能给点建议什么的?地面这儿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 那不过是个修辞性的问题。他完全没必要以沉默针锋相对。“我明白,”过了一会儿我接着说道,“抱歉。只不过,只不过他们说,伊卡洛斯阵列完蛋了,而且——” “你知道我不能——喔,”我父亲停下来,“这话实在可笑。伊卡洛斯好得很。” “当真?” 他在掂量应当如何回答。“萤火虫很可能压根没有留意到它的存在。只要它不是正在使用中就不会留下任何粒子尾迹,再说它会被掩埋在太阳的强光底下,除非你知道该往哪儿瞧。” 轮到我沉默不语。这次的对话突然显得像个错误。 因为每次我父亲出去执行任务,他都杳无音讯。他从不跟家人联系。 因为哪怕我父亲结束了工作,他也从不谈它。也许伊卡洛斯阵列完好无损,也许它已经被撕成了一千公里长的烂纸条丢向太阳,这都没有关系;哪个故事他都不会告诉我,除非已经有了官方的公告。保险起见,我刷新一个指示窗——没有公告。 虽然我父亲平素少言寡语,但说话时却从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然而这一回,说每句话之前他都在迟疑,无一例外。 我小心翼翼地放出一句——“可他们派了船出去。”——然后开始计数。 一秒钟,两秒钟—— “不过是以防万一。再说本来就该派人去伊卡洛斯了。如果你有意更换整个车架,总要先去检查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新轮胎上。” 反应时间接近三秒。 “你在月球。”我说。 一个停顿。“差得不远。” “你在做什——爸爸,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不违反安全条例吗?” “你很快会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 “谁的电话?为什么?” “他们在召集一支队伍。那种——就是你平时打交道的那种人。”我父亲太过理性,不会去质疑重构人和杂合人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但他并不信任他们,这点他从来没法掩饰。 “他们需要一位综合家。”他说。 “而你家正好就有一个,多走运。” 无线电信号来来回回。“这不是裙带关系,席瑞。我原本非常希望他们选别人。” “多谢你的信任——” 但他早料到我会这样讲,不等我的话跨越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已经先发制人:“你很清楚这不是在贬低你的能力。你是最胜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项工作又极其重要。” “那为什么——”我停下来。如果只是去西半球的实验室搞理论研究,他肯定不会拦着。 “是什么样的工作,爸爸?” “萤火虫。他们发现了些东西。” “什么?” “一个无线电信号。来自柯伊伯带。我们追踪到了那个方向。” “它们在讲话?” “不是对咱们讲,”他清清嗓子,“其实能截获信号纯属侥幸。” “那它们在跟谁讲?” “我们不知道。” “是敌是友?” “儿子,我们不知道。加密格式似乎差不多,但就连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手上就只有一个方位。” “所以你们准备派一支小队过去。”你们准备派我过去。人类至今不曾涉足柯伊伯带。我们甚至等了几十年才送去了几个机器人。倒不是因为能力不足,只是懒得麻烦。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星际时代在小行星面前就已经止步不前了。 可如今我们却发现某种东西潜伏在自家后院最偏僻的角落,而且它正向虚空发出呼唤。也许它在同另外一个星系的谁交流。也许它说话的对象更近些,就在途中。 “事关全球安全,我们没法视而不见。”父亲道。 “为什么不用探测器?” “当然要用。但我们不能干等它们发回报告。行动必须迅速,飞船上路以后,有新信息可以随时传过去。” 他给了我几秒钟来消化。我一直没吭声,于是他又说:“你必须理解。据我们所知,本斯—考菲德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它的踪迹,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这个优势也许能带给我们一线生机,我们必须尽量利用它。” 可本斯—考菲德故意躲着我们。如果有人硬要跑去自我介绍,它或许不会表示欢迎。 “要是我拒绝呢?” 如果根据这次滞后的时间判断距离,那他该是在火星才对。 “我了解你,儿子。你不会拒绝。” “可如果我拒绝呢。如果我是最佳人选,如果这项工作真这么重要——” 他不必回答。我甚至不必问。赌注这样高,选择早已成为奢侈。屏住呼吸、拒绝参加游戏,这样孩子气的满足注定与我无缘——反抗的意志与呼吸的欲望一样,都是机械性的。只要有足够的神经化学知识,颠覆它们并不困难。 我突然明白过来:“是你们枪毙了我跟库泽维尔的合同。” “我们所做的事情里,这是最微不足道的。” 我俩沉默片刻,任由横亘在我们中间的真空主导谈话。 “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阻止——阻止让你成为你的那件事情,”过了一会儿爸爸说,“我会的。毫不犹豫。” “嗯。” “我得走了。我只想先知会你一声。” “嗯。谢了。” “我爱你,儿子。” 你在哪儿?你还会回来吗? “谢谢,”我再次道谢,“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这就是我父亲无法阻止的事件。这就是我: 我是连接前沿与静点的桥梁。我站在爱丽丝仙境里的巫师与幕布背后的那个人之间。 我就是幕布。 我其实不算什么新物种。我的根可以一直追溯到黎明初期,不过那些先行者在功能上与我并不相同,他们的职责也不那么荣誉。有时他们为社会的稳定提供润滑,给令人不快的真相披上华美的外衣;有时他们也夸大想象中的妖魔,为政治行动争取支持。他们的作用说来也着实重要。哪怕是最最凶狠的极权国家,它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对所有公民施以赤裸裸的暴力。意念管控要比暴力微妙多了;把现实扭曲到一个玫瑰色的角度,给出一些可怕的选项,制造飞快传染的恐慌。这些人自古就承担着掌控信息布局的任务,但在过去的历史中,他们从来都与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毫无关系。 新千年改变了这一切。如今我们已经超越自己,开始探索人类理智无法理解的领域。有时候,即使在约定俗成的空间里,这领域的轮廓也过于繁复,以至于我们的大脑无力跟进;还有些时候它会延伸到别的维度,可人类的大脑却只适合在史前的草地上交配、打斗,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景。自私自利的无情指令扎根于脑干中,在它面前,最利他、最讲求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都难免一败涂地。精密而优雅的方程可以预测量子世界的行为法则,但谁也无法对它加以解说。四千年过去了,人类甚至无法证明现实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我们迫切地需要比自己更强大的智力。 可我们建造这种智力的手法却并不高明。我们强迫大脑与电子媾和,最终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同样叫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杂合人与学者综合征患者同样聪明,也同样自闭。我们在人类的身体上嫁接假体,让他们早已过载的运动神经去同时摆弄血肉和机械,结果发现他们说话开始结巴、手指抽搐不停。电脑也发展出自己的后代,它们无比智慧,无从理解,竟好似痴呆儿一般:在人类看来,它们的话缺乏重点,天马行空;人类被它们远远抛在身后,在它们面前,万物之灵几乎称不上智慧生命。 而当你创造出的超人找到了你所需要的答案,你又会发现自己无法理解他们的推理过程,无法验证他们的结论。你只能选择盲目相信他们—— ——或者你也可以用信息理论把答案压扁,把对方给你的超立方体压成二维图形,把对方给你的克莱因瓶[Klein bottle,德国数学家克莱因所提出的概念,指一种没有内外之分的无定向性平面。]弄成三维立体;总之就是把现实简化,然后向随便哪个活过了千禧年的神明祈祷,祈祷你对真相的这番手脚没有弄坏它的哪根承载电缆。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雇一个我这样的人;一个由特征分析员、数据验证员与信息理论家杂交而生的后代。 在正式场合你会称我综合家。在街上你管我叫叽里呱啦或者职业嘴炮,意思是我们这种人满嘴跑行话,外人听不懂。而如果你恰好是那种超前沿专家,眼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的成果被我切切割割、变成四不像的杂种,好让那些有钱有势、脑满肠肥的家伙能听得明白,以便对方能替自己增加市场份额——这种情况下,你也许会管我叫阔佬的探子或者保姆。 如果你是艾萨克·斯宾德,你会称我政委。这是一种友好的嘲弄,但事实还不止于此。 我们的选择果真正确吗?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能完全说服自己。没错,即使在梦中我也能背出所有的理由,我可以把信息的循环拓扑和语义理解的无足轻重说上一整天。但在说完所有这些之后,我仍然没有把握,而且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真能做到确信无疑。或许这只是一个征得所有人同意的骗局,受害者和骗子都站在同一立场。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作品已经超越了自己:他们也许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的祭司能够读懂那些符号。诸神将自己的算法刻在山坡上,可我这么个毫不起眼的家伙却能把石板带下山来给大家看,而且我对谁都没有威胁。 或许奇点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是不肯承认自己被抛在了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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