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南方旅行需要一点想象力。行驶在密西西比河边，要联想到沿岸的空旷土地曾是黑奴密集劳作的甘蔗种植园。站在亚拉巴马州的桥边，要想象六十年代声势浩大的平权游行从桥上涌过。在佐治亚州的海港古城，擦肩而过的游人嘴里频繁传来“战争”这个词，他们指的到底是南北内战，还是更遥远的独立战争？南方被历史和对历史的想象纠缠在一起，拨开一层，还有另一层。

这种庸人自扰在中西部是不存在的。除了一望无际的玉米田，这里什么都没有，至少美国人从小是这样被灌输的。唯一以此地为原型的经典童话只有《绿野仙踪》，但故事一开场，主人公多萝西就被龙卷风带走了。在机场的礼品店里，你会看到龙卷风造型的冰箱贴，世界上大概只有这个地方会把自然灾害制作成纪念品，和棒球队的周边商品放在一起售卖。

奥马哈机场邻密苏里河而建，正好在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的州界上，然而当车从机场驶向奥马哈市区时，路边会闪过一张写着“欢迎来到艾奥瓦州”的路牌。那些初来乍到的访客一定会大惊失色，以为开错了方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正在经历大自然的捉弄：一八七七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让密苏里河改道，隶属艾奥瓦州的卡特湖市从河东变至河西，成为艾奥瓦州唯一位于密苏里河以西的城市，仿佛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这段只持续了几分钟的“歧途”是当天这趟汽车旅行唯一的惊喜，一离开奥马哈城向西开，路的两旁只剩下绿茫茫的玉米田，这时距离丰收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植株的高度已经超过了两米五，犹如经典音乐剧《俄克拉荷马！》里唱的那样，“和大象的眼睛一样高”。在许多中西部的小镇上，农场主会在自家的玉米田里挖出迷宫，吸引来自城市的游客到这里感受生理的迷失 (他们在心灵上的迷失已经足够多了)，作为夏季的经济创收之一。不少美国电影导演也喜欢把无垠的玉米田作为场景拍摄恐怖电影，其中最经典的要数以斯蒂芬·金短篇小说改编、一九八四年上映的《玉米田的小孩》，一群被邪恶附体的孩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片玉米田里大开杀戒。

玉米田在标志着沉闷、无趣和重复的同时，也象征着未知、惊悚和吞噬，似乎还没有哪一个事物能像它一样同时囊括两个极端。

我的目的地叫作“热内亚”，但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城没有旅馆，唯一能借宿的地方是在半小时车程外的哥伦布。这两个地名总会让我怀疑在这片名不见经传的玉米田里藏进了一整个意大利。

当天的晚饭是在哥伦布一家叫作“玉米壳”的牛排店里解决的，慕名而来是因为一个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光顾此地的老主顾在网站上留下了极高的赞美。餐厅旁的空地停满了车，也是食物美味的预兆。我推门而进，略显局促的空间里坐满了清一色的白人顾客，那一刻他们都抬头看向我这个现场唯一的亚洲人。我在他们齐刷刷的目光中被服务员领到一张空桌边入座，这时才是疫情的第二年，但餐桌之间距离很小，仿佛切牛排时手肘都会碰在一起。我注意到邻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牛肉，时不时小啜一口招牌鸡尾酒，然而当我点的餐送上来后，却大失所望：餐前沙拉放了太少酱汁，肉更是没有味道。我不禁怀疑到底是情怀蒙蔽了当地人的味蕾，还是后厨对我区别对待了。

入住旅馆时已经是将近晚上九点，西边残留的金光凸显出漫天的细碎云朵。房间的窗外是一大片停车场，空车位和停的车一样多，不少是红色的大型皮卡。对面有一座崭新的四层公寓楼，是那种在美国随处可见、短短几个月就能搭建完毕的现代楼房。有的房间亮着灯，能看见屋内移动的人影。我站在窗边，想象着自己住进对面楼的一套公寓，在这么一个被玉米田环绕的小城里。这个想法竟然让我十分雀跃。

隔天一大早，我就踏上了前往热内亚的路程。更多的玉米田出现了，巨大的灌溉车仿佛一名舞蹈演员展开纤长的臂膀在绿浪中前行。热内亚比我想象的要更小，一条由零星几家餐厅和商铺组成的维拉德街是唯一的主干道，以这条街为中心分别向东西南北拓展出四五个街段，就是小城的所有了，如同把一团棉花扔进水里而出现了略微的膨胀。

热内亚最初是由一群摩门教徒在一八五七年建立的，然而仅仅几年后，这群摩门教徒就被迫搬离热内亚。当时波尼族和联邦政府签订条约，放弃对内布拉斯加州所有土地的拥有权，除了卢普河附近一块长四十八公里、宽十六公里的保留地。而热内亚所在的南希县就在这个保留地的范围内。摩门教徒离开后，波尼族人搬进了腾空的建筑，继续沿用原有的街道布局。

然而热内亚不断易主的命运似乎从那时就被写下了。一八七五年，内布拉斯加州政府取消了波尼族人对这块土地的拥有权，强迫他们迁往如今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中部的新保留地，包括热内亚在内的原波尼族保留地则变卖给纷至沓来的白人拓荒者。一八八四年，热内亚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所由联邦政府开办、规模庞大的学校，而我就是为了它而来。

这个八月中旬的清晨，除了加油站外有少许动静，整个热内亚仿佛处于沉睡之中。让我有些诧异的是，街上竟然没有一块路牌标注出学校旧址的方向，仿佛当地人并不想让外人找到它。好在热内亚很小，我很快就在维拉德街东侧尽头的拐角发现一栋农舍风格的高大红砖建筑，三角形屋顶的颜色犹如灰雁的羽毛，正面的外墙上悬挂着几个黑色的铸铁字母“U. S. INDIAN SCHOOL”(美国印第安人学校)。

我把车停在路边，走到其中一扇看上去像是入口的白门前(另一扇更宽大的白门是给马车通行的)，门玻璃上贴着几张白纸告示，旁边的红砖墙上镶着一块“国家历史遗迹名录”的铜牌。我试着推门进去，但门锁着。正当我有些犹豫时，玻璃上晃动过一个人影，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短发、戴着眼镜的白人老太太探出头来。

“南希？”我问。

***

我在一个多月前就计划了这趟行程，甚至连出发日期都早早地定了下来。因为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只有这一天可行，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如同某种罕见的星象。

旅行的契机要从二〇二一年五月说起，当时位于加拿大中西部的德甘柳斯特塞克韦佩姆克部落使用探地雷达，在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旧址发现两百多个印第安儿童的遗骸，而且每隔一小段时间，更多埋葬着印第安儿童的无名墓穴就在加拿大各地浮出水面。虽然这些印第安部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着手调查，但大规模的媒体报道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

我发现所有新闻稿的结尾都会提到一点：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源自美国。然而，我从未听闻任何关于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故事。

我一直对印第安人的选题充满浓厚的兴趣。职业生涯第一次出远门采访就是去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欣古河流域拜访阿拉维特部落和阿苏里尼部落。前者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才第一次和白人接触，并且始终和外部世界保持遥远的距离，坚持着一种接近原始的生活状态；后者以极富创造力的几何线条设计和精美的陶器闻名，是那些南美博物馆争相收藏的艺术品。从那以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我在巴西各地寻找和印第安人有关的选题，特别是印第安人的抗争故事，例如反对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围剿树木盗伐团伙，等等。这些选题并不浪漫，甚至有些黑暗。而且每次都让我伤痕累累而归：我被部落的猴子咬过，还因为频繁遭受雨林蚊虫的叮咬得了慢性寻麻疹，最终通过定期注射药物才控制住。

也因为这样，我很早就注意到关于印第安人的报道不容易讨好观众，很难得到热烈的关注，否则人们就不会以为我只做和毒品、枪支有关的调查报道。我试着去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首先，大众认为印第安人遭白人屠杀是几百年前的历史，无论故事呈现得多么精美逼真，都始终像是一块昆虫琥珀，失去了新闻故事最需要的动态，也就是辗转和波折的体验；其次，故事中的人物所面对的危机和困境更像是一个独立事件，很难形成类似于潮流的东西。

这种诠释可以从巴西直接平移至美国。如果说人们觉得以美国黑人为主人公的新闻故事略显枯燥和重复，那么印第安人就更难走出一条新路了。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印第安族群的好奇和着迷始终跟随着我，如同我从亚马孙雨林寻得的一顶用各色天然羽毛编织而成的印第安头饰，一直伴随着我前往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悬挂在住处的墙壁上。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丑闻给了我新的灵感，数量惊人的印第安儿童被强迫带离部落，在由联邦政府或教会运营的寄宿学校里生活，一些儿童在校园中去世，被塞进无名的墓穴中。而这只是一连串问号的开始：美国也存在印第安儿童死于寄宿学校的情况吗？如果是的话，那些儿童为何而死？那些幸存下来的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又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创办寄宿学校，而不是在印第安保留地内建立普通的走读学校……我不仅想要弄清这些问题，更希望能和考古专家，以及印第安部落的代表共同寻找死亡儿童遗骸的下落，无论需要走过多少偏僻遥远的地方，叩响多少陌生人的房门。

我开始在全美国范围内搜索这一主题。果不其然，美国曾经存在数百所原住民寄宿学校，但我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场所和人物。绝大多数寄宿学校的校舍都已经被拆除，没有场所的故事就像是失去了轮廓的魂魄，只是一团朦朦胧胧的白雾。我还需要寻找曾经在寄宿学校里学习生活过的印第安人，他们一定年岁已大，即使依然健在，也分散在美国无比辽阔的土地上。到底要如何才能将他们识别、召集出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发现，一所曾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校友会从九十年代起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聚会，日期定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更让我不可置信的是，最初的校园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依然有一栋校舍存留了下来，被布置成了博物馆。我想象自己只要在正确的日期“埋伏”在这个腹地小镇，寄宿学校的亲历者就会从美国各地赶到那里，免去了一番苦寻。

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疫情。二〇二〇年的校友会就因为疫情中断了，我需要首先确认在接下来的这个八月校友会是否会如期举行。

我给校友会的主办方打电话，即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基金会。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这在疫情期间十分常见，因为人们都远程在家办公。我还是持续不断地拨打，终于在一个周末，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回应声。

“南希？”我问。南希·卡尔森是校友会的联络人。

“南希不在，你可以和我说。”接电话的人是南希的丈夫杰里·卡尔森。

他告诉我今年的校友会恢复了，定在了八月十三号。除了尽量佩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外，和往年没有区别。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我问。

“只要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都欢迎。”他愉快地说。

***

南希十分严肃，脸上没有笑容。我解释自己之前打过电话，但她的眼神中并没有闪过一丝记忆和现实重叠的痕迹，只是手指旁边一栋看上去像是体育馆的建筑，告诉我活动将从上午十点开始，每隔半小时都有不同的讲座。

靠近校舍的一面有一道小门，零星有几个人进进出出。我从那里走进去，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十分宽敞的厨房，一小群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白人少年在准备餐点，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食物的香气，灶台边放着好几盘装在铝纸盒里的蛋糕。他们好奇而友善地看向我，然后指着另一扇小门。我继续往里走。

原来这里是一个有着教堂背景的社区活动中心，会场上已经摆好了三四排米黄色的折叠椅和配有立式话筒的临时讲台。参加活动的人正陆续抵达，在会场的主入口设立着签到处(原来我是从后勤人员的区域进入的)，一个长发及腰的年轻白人女子在那里招呼着，让人场的人填写名字和联系方式。一根长挂衣杆有些突兀地出现在走廊上，内布拉斯加州的冬天极其寒冷漫长，我可以想象来参加社区活动的居民们把厚长的冬衣脱下来挂在上面，入口处的那一小片区域被雪水打湿。

座位区域的边上有一列桌子，上面放着一个个厚厚的文件夹，应该是每一届学生的档案，参会的人可以把补充信息手写上去。

我站在角落里仔细打量着会场上的人。活动开始后，面积并不大的座位区连一半都没有坐满，超过八成是年迈的白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印第安人都是中年人模样，搬了椅子随意坐在侧边。我到签到处拿了一张当日的活动时刻表：第一场讲座是一个本地白人居民分享自己对一个原寄宿学校教师的生平调研，接下来是南希·卡尔森介绍过去两年里和基金会相关的人去世的情况，之后还会播出录制好的访谈、午餐会，等等。

讲座人员的名单中出现了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的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雅各布丝，我在当地报纸上读到过她这几年正调查和整理在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内死亡的学生名单，便想找个机会和她聊聊。

为了播放一段关于内布拉斯加州历史的幻灯片，现场的灯被关掉了。我在一片昏暗中遇到站在场后的南希。

“能告诉我现场有谁是校友吗？”我压低声音。

“常年来参加校友会的前学生已经全部去世了，”南希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最后一次有校友参加已经是二〇一五年的事，是西德尼·伯德，他一年后就去世了。也许在其他地方还另有其人，但伯德是我们认识的最后一个校友。”

我有些沮丧。南希补充说：“今天来了几个前校友的后人。”她指了指一对看似夫妻模样的印第安人。

每一场活动的实际耗时都比计划中的来得短，玛格丽特·雅各布丝教授的讲座原先安排在下午，但前几个流程进行得太快，她的出场被直接提早到了午餐前。她的幻灯片还没有完全放完，观众们就已经频频转头寻找食物香味的源头。

雅各布丝素面朝天，身穿一件非常朴素的粉色圆领衫，搭配一条淡绿色及膝棉布裙，淡金的披肩长发像是一把枯草。唯一的配饰是一条串起几颗光滑彩色石头的项链。即使对于这样的场合来说，这样的打扮也显得过于放松，却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随性感。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历史专业的本科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比较美国西部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历史。最近二十年来，她把学术精力都专注在印第安儿童的搬迁政策上，尤其是一八八〇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的联邦政府政策。

我和雅各布丝离开已经亮起灯光的活动中心，原路从厨房那扇小门回到校舍博物馆。这时我才注意到校舍旁立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为了纪念那些曾经在这里就读的印第安学生，特别是那些在此处去世、并可能被埋在附近的学生”。

博物馆一楼是一个打通的展馆，墙上挂着学校不同时期的黑白照片，大多来源于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第一栋校舍(四周依然被荒地包围，造型和我们身处的校舍有些相似，但更高也更大，背景里甚至能隐约看见波尼族人用土和干草搭建的住所)、印第安儿童的班级照 (穿着古怪制服的学生排成三排，头发都剪得很短，巨大的假翻领向两侧展开，仿佛变形的海军制服)、裁缝课 (留着相同发型的印第安男青年们全神贯注地踩动着老式缝纫机，后面站着一个留着山羊胡、穿着白衬衫和西装背心的白人老师)。

借助玻璃罩内的微缩模型，我才得以略微领会到当时校园之大。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成立于一八八四年，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开办的第四所原住民寄宿学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鼎盛时期，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拥有三十多栋校舍，占地面积达到两百六十多公顷，如果用标准足球场作为对照，相当于两百六十个足球场的大小。如此大的校园是为了容纳数量庞大的学生，每年有两百到三百名印第安学生从自己的部落被带到热内亚入学。

然而除了我们身处的这栋校舍外，其他建筑都已经被推倒拆除，整个校园也如同沉入海底般化为了热内亚城区的一部分，原来的教学楼、宿舍楼、操场等设施都被一栋又一栋普通的民居覆盖，只剩这些用皮革手工剪裁粘贴、能看见胶水和开口的小房子标记它们曾经的位置。

经过挂满各个印第安部落旗帜的走道，我们找到了通向楼上的楼梯。踩上去，楼梯立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动静大极了。二楼是两个大房间：一边是当时学习皮匠手艺的车间，在一个木头窗台上钉满了细鞋钉，是当时调皮男学徒们的恶作剧；另一边是裁缝作坊 (裁缝课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但摆放了做旧的桌椅，已经被布置成课堂的模样。

这里有些闷热，没有人打扰，上楼参观的人常常只是探一下头就又下楼了。就在这间虚构出的教室里，雅各布丝和我说起了她正在寻找一个曾经在学校地图中出现过的墓地。

“在一张一八九九年的地图里标记出校园的东南角有一个墓地，我专门翻阅了一八九〇年和一九二〇年的美国人口普查，都显示那个区域的确存在一个墓地。一些校友回热内亚参加校友会的时候也说他们记得校园里有一个墓地，但我们现在却完全找不到它。”

“地图里没有标注具体的位置吗？”我问。

“如果你感兴趣，我稍后可以把那张地图发给你。它其实是南希县的地图，热内亚可能只占十二分之一，在标注出‘美国印第安人学校’的区域内径只印着‘Cemetery’(墓地)，八个字母跨越了一英里的范围。”

“的确是一番大工程。”我感叹道。

“不止如此，”她露出无奈的微笑，“一九三四年学校关停后，当地政府在热内亚修建了一条用于农业灌溉的水渠，正好经过标注为墓地的区域，所以墓地有可能在兴建水渠的过程中被破坏了。过去几周，我一直在内布拉斯加州鲁普电力公司的档案室里寻找旧文件，因为水渠是他们挖的。我找到一份当时的工程蓝图，之后我会把学校的地图和它进行比对，也许能够有新的发现。”

雅各布丝特意提醒我她的另一个职务是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数字化和解项目”的牵头人。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寻找这所寄宿学校的档案，并且将陆续收集到的信息电子化。这个项目由五个印第安部落的顾问组成，其中四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另外一个是波尼族，因为这所学校就建在后者曾经的土地上。寻找这块消失的墓地一直是雅各布丝的研究目标，但停滞不前。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丑闻曝光后，这几个部落迫切地想知道同样的事情是否也发生在热内亚，这激励她开始着手调查墓地的下落，以及死于热内亚的印第安学生名单。

“热内亚的印第安学生档案分散在美国各地，”雅各布丝解释说，“当年有四十多个部落的儿童被强迫带到热内亚，当学校关闭时，联邦政府脑袋一拍，决定把来自不同印第安部落的学生档案送到不同的城市。国家档案馆在美国很多城市设有很多分支，达科塔族的学生档案就被送到堪萨斯城，尤特族、霍皮族和普韦布洛族的学生档案就被送到丹佛，还有的被送到得州的沃思堡。总之，热内亚的学生档案到处都有，而且很多都没有经过归档，我从未在档案馆里发现一个清楚标记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档案。从来都是这里藏一点，那里放一点，寻找这些档案变成一项非常烦琐而耗时的工作。后来疫情又发生了，进度进一步被拖延。我们已经把之前找到的学生档案全部电子化，但因为疫情一直没办法去华盛顿特区，虽然我们知道那里也有热内亚的学生档案。”说完，她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卡莱尔学校的学生档案倒是都集中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目前已知有多少印第安学生死在热内亚？”我问。

“至少有十九个，他们的名字也知道了，但这个数字肯定会不断上升。”雅各布丝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官方档案记录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去世，遗骸又是如何被处置的。”

我想把时间线拉到最前端，了解一些机制性的问题，例如印第安儿童最初是如何被带到寄宿学校里的，这正好是雅各布丝的学术研究方向。

她说：“有的时候，印第安儿童是被强迫带离部落的，联邦政府甚至会派遣军队和警察，这主要发生在寄宿学校政策实行的初期。还有一些时候，联邦政府是通过粮食配给制度来操控。粮食配给是条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当部落迁移到指定的、面积很小的保留地后，印第安人失去了传统的食物来源，例如在北美大平原是美洲野牛。政府于是用粮食配给作为胁迫的工具。虽然送粮经常不准时，但能够保证送到。如果一个家庭拒绝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当月的粮食就会被克扣，甚至还会牵连到整个部落。所以一个印第安家庭就要在饿肚子和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之间做出选择。”

在讲述这些事情时，雅各布丝流露出完全不敢相信、无比震惊的神情，仿佛此刻这些话是从别人嘴中说出，而恰好被她听见。

“也有一些家长虽然心里不舍得，但隐约觉得把年幼的下一代送去上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孩子可以学英文，成为部落和白人世界的沟通纽带，为部落带来一些福利。我听到不少口述历史，说家长在把孩子送去寄宿学校前，会给他们穿戴精美的部落服饰，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们，让孩子感到自信，也借此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和部落。一些原住民朋友对我说，每当穿上部落的传统服饰，他们就感觉自己的身上有了一层佑护。”她语气一转，“然而一进入寄宿学校，这些孩子就被要求脱掉部落的衣服，狠狠地洗一个澡，男孩要换上仿佛军人款式的制服，女孩则要穿类似束腰裙的服装。另外一件事是强制剪头发。在印第安的文化信仰中，一个人的头发是非常神圣的，一般只有在哀悼的情况下才会勇去头发。其实不只是印第安部落，很多地区的文化都有这个说法。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印第安孩子的头发被突然剪掉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多么恐惧。他一定会想，难道有家人突然离世了？

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遭到惩罚？印第安儿童的名字也立刻被换掉，校方会给他们起英文名字。所以当你查看寄宿学校的学生名单时，都是一些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之类的再常见不过的美国名字。总而言之，印第安儿童入校后，一切他们熟悉的东西都立刻被切断了。”

雅各布丝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虽然她是一个二手的讲述者，但这些故事从她的口中娓娓道出时，依然让人感到一种天方夜谭般的震撼。

“我自己就是一个教育者，所以很难认同原住民寄宿学校是真正的学校。如果联邦政府只是想要让印第安儿童获得教育，完全可以在部落里开办一些走读学校。当时也的确存在走读学校。所以这项政策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把印第安儿童带离家庭，送他们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在文献中读到当时的官员说：‘如果印第安儿童住在家里、部落里，就永远无法切断野蛮父母对他们的影响。如果不把儿童送走，他们就不会变成基督徒，不会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所以我完全不认为这几百所寄宿学校和教育有关。从当时的课程设置也可以看出，上午的三个半小时用来学阅读、写字和算术，下午开始学干活。女孩要学做饭，为男孩洗衣服、缝衣服。男孩要学做铁匠、木工、油漆工，也干农活。等到这些印第安孩子学会了干活，他们就需要无偿为校方干活，相当于‘劳动奴隶’。如果你和一些前学生交谈，他们会告诉你这些劳力活一点都不轻松，除了在学校里干活，他们还会被送到镇上的一些白人家庭里当用人。卡莱尔学校的创始人理查德·亨利·普拉特就把寄宿学校的学生送去校园附近的一些白人家庭里干活，在热内亚也是一样，女孩去做用人，男孩在农田里干活。如果你有机会遇到寄宿学校的幸存者，问问他在校时间中到底有多少和真正的教育有关。”

我告诉雅各布丝自己正在寻找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前学生，是否有问题是连她也好奇的，算作给我的一个参考。

雅各布丝低头沉思着，嘴角歪向一边，缓缓睁开眼。

“有些问题其实很难开口。在加拿大，我们知道有数量相当多的印第安儿童在寄宿学校内遭遇到性惩罚，受害者可以申请赔偿。加拿大政府原本以为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寄宿学校幸存者会申领这个赔偿，但实际数量达到百分之三十七。”

“百分之三十七的印第安女童？”

“不只是女性，男学生也可能是受害者。”她打断我，“实际比例应该更高，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公开这种事，因为他们在申请赔偿时需要详细阐述那些经历，包括侵害的频率。即使需要回顾伤痛，还是有不少人挺身而出。在美国，我们则避而不谈。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问幸存者这个问题，如果它刚好在话题中出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我对这个话题极其好奇，我猜美国的情况和加拿大一定非常类似，但在美国这方面的报道几乎为零。”

我在笔记本上匆匆记下这个问题。从楼梯间传出的脚步声渐渐密集起来，雅各布丝要开车赶回林肯，她祝我能够顺利找到幸存者。

***

没有校友的校友会进度很快，总体上十分顺利。南希还是很严肃，我想她或许就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罢了。南希不是本地人，九十年代初出于丈夫工作的缘故搬来热内亚。她原先在几条街外的热内亚历史博物馆当志愿者，因此遇到了一些故地重游的寄宿学校前学生。攀谈之间，这些人建议成立校友会。然而距离学校运营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也没有任何的学生档案，要如何把健在的人都召集过来呢？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只能是口口相传，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几年后，他们带着已经成年的子女来参加了校友会。很多人都说自己从未听父母提过就读寄宿学校的经历，他们开始意识到校友会上的讲述也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向子女说学校的事？”我问南希。

“我想一些人在就学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好的经历，情感上有过创伤。当大多数前校友都去世后，他们的后人反而会继续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他们想知道自己的长辈经历了什么。”

在一楼角落的墙壁上挂着过去校友会活动的照片。第一届校友会有十九个校友参加，老人们站成好几排。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片上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南希指着一张照片中的老人，说他在校期间参加了内布拉斯加州举办的田径比赛，拿到了冠军，但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奖牌。有一年校友会上，南希从州历史协会的仓库里借出了那块奖牌。当年迈的老人第一次触摸到自己半个多世纪前获得的奖牌时，不禁泪如雨下，而在场的人也都感动流泪。

南希在交谈过程中慢慢松弛下来，脸上开始出现淡淡的笑意。她带我到楼外，指给我看当年学生在建筑外墙上偷偷刻下的字。此时正值午后，室外的阳光剧烈而刺眼，我们在被晒得发烫的红砖上寻找刻字。在强烈的光线下，仿佛每一块砖都刻着点什么，但凑上前细看，只不过是一些白花花的斑驳印记。

“有一年，一个已经八十七岁的老人从加州来这里参加校友聚会，他坚称干草仓的椽子上刻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我们搬来一把二十英尺高的梯子，两个梯腿都有人固定着，让他爬上去，他的儿子跟着上去。果然，在他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刻着他的名字。老人说这一眼就让他整趟长途旅行都值得了。”

最终，南希找到了一块刻着“菲利·所罗门”的红砖，她说校友会从未成功联系上他，大概已经去世了。

我回头去寻找那对来参加校友会的前学生的后人，在校舍博物馆一楼的纪念品柜台看见了他们。两人正在购买学校当年的黑白柯达照片，每一款都买了好几张，特别是那些出现了学生身影的照片。每张照片只要半美元。

格雷格·吉勒姆和莱丝丽·吉勒姆是一对夫妻，来自蒙大拿州北部的黑脚原住民保留地，靠近冰川国家公园。格雷格穿着一件蓝色衬衫，他身材高大，接近两米，衬托得旁边的菜丝丽十分娇小。我问他们的哪一位长辈曾经在热内亚上学，他们俩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

“我们的祖母。”

“她的姐姐。”

“他的叔公。”

“丹尼尔。”

我听得一头雾水。

原来，夫妻两人都各自有长辈在这里上学。格雷格的祖母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期间在热内亚上学。当年她和两个兄弟被送上从美国西北边陲出发的火车，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抵达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然而几年后当他们离校时，只剩下两个人。

“她的弟弟丹尼尔在寄宿学校里去世了。”格雷格说，“准确地说是在一九一◯年的六月。”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我的家人得到的说法是，丹尼尔在练习拳击时胸口被狠狠地捶了一拳，导致心脏骤停去世。但我们始终不知道他的遗体到底在哪里，直到听说有一张旧地图标注出一块无标记的校园墓地。六年前，我们第一次来热内亚试图寻找这个墓地，但一无所获。直到最近，我们在一份离热内亚很近的门罗小镇的旧报纸上找到了一篇简短的新闻，讲述一个叫丹尼尔的印第安男孩在练习拳击时突发心脏病。”

莱丝丽的故事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她的祖母和祖母的姐姐爱丽丝被送到热内亚上学，祖母一直读到中学毕业，而当时十八岁的爱丽丝死在了学校里。

“你知道她的死因吗？”我问。

“还不知道，”莱丝丽摇摇头，“还在调查，我们甚至不知道她被埋在哪里。”

“你的祖母从来没有说过？”我追问。

“说实话，在祖母去世前，我们从未深入地聊过她姐姐的遭遇。我们对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产生兴趣是最近十年才开始的，当我们对学校的过去有所了解后，就理解了祖母对很多事避而不谈的原因了。”她有些落寞地说，“和保留地里的其他黑脚人相比，我明显感觉到我们家族的印第安传统和观念非常淡薄。”

我对黑脚原住民保留地早有耳闻，每年七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保留地的布朗宁小城都会举行一场为期四天的帕瓦盛会，是北美地区最盛大的印第安集会之一。从保留地各个角落赶来的黑脚人会在布朗宁安营扎寨，穿戴上专门为节日和宗教仪式而手工缝制的传统服饰，许多都是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他们载歌载舞，还会举行一系列传统的印第安运动比赛，例如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极限运动的印第安骑马接力赛 (每一支队伍由三匹马和四个队员组成，其中一人是骑手，另外三人是辅助人员。骑手骑马一圈，在其他三人的协助下换上另一批马，这样重复骑完三圈，最先抵达的队伍获胜)，还有依靠心算的手骨游戏 (比赛在两支队伍间进行，每支队伍由两到六名队员组成，游戏道具是骨头和棍子，两队需要猜测对方队员把带有标记的骨头藏在哪一只手中，猜对则赢得棍子)。

我不止一次憧憬过这场在雪山脚下的印第安盛会，但要抵达这座几乎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上的小城，需要先搭乘飞机到蒙大拿州的卡利斯佩尔，再驱车向西北方向，绕过冰川国家公园。吉勒姆夫妇说下一步会查阅更多的旧报纸，继续寻找已逝先人的下落，他们之所以买下大量的校园的旧照片，就是希望在黑白影像中寻觅到祖辈年幼时的面容和身影。我们互留电话，约定会向我分享他们的调查进展。

或许受到了吉勒姆夫妇的影响，我也从玻璃柜里的黑白照片中挑出两张。一张拍的是当时男生寝室的一个靠窗的角落，地板是细木条拼的，两张单人铁床各自露出一部分，床边放着一把木椅。窗边的一个边柜上放着好几张男学生的大合照，都穿着军队款式的制服。在边柜的上方贴着满满一墙的照片和卡片，几乎快碰到天花板、能隐约看见十字架、耶稣像、圣徒、教堂的图案。窗外是校园里的小树林，草地和树枝似乎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盖着。我偏爱这种空无一人的建筑或者房间的照片，它为我的想象提供了场所，我甚至会试着去体会自己住进这样一个寝室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另外一张照片是两个留着新式发型的印第安女孩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弹立式钢琴(两个房间的中间隔着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是相通的)，大小和款式相同的白色木门都敞开着，地上铺着花式繁杂的地毯。两个女孩的打扮完全相同，如果匆匆一瞥，会以为远处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只是镜中的影像。两个女孩的身边都放着一把空椅子，也许是钢琴老师的位置。我把这两张照片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

这时已经接近下午四点，活动中心的厨房已经打扫干净，只能闻到清洁剂的味道。主街上的餐厅和咖啡馆都打烊了，于是我在便利店里买了一块苹果派充饥。

南希说从校舍博物馆往南边开一小段路就能抵达校门的旧址，我在展览区看过它的照片，很难相信它会是原物，更像是最近几年按照影像资料仿建的。

车向前开，水泥道变成了土路，又穿过一条铁轨，直到前方出现一条水渠时，我才意识到可能走过了，于是又原路返回。其实校门的旧址离校舍只隔着两个街区，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远。

校门由四根用砖头砌成的柱子组成，用半人高的铁栏杆连起来，入口的两边都造了一个水泥台阶，抬头就能看见一张印着“美国印第安人学校”的牌子。我走过台阶，来到门的外侧，几步之外就是铁轨，铁轨的另一边是玉米田。

像热内亚这样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在美国曾经有五百二十三家，它们由联邦政府出资，其中一部分由教会运营。这个蔓延了整个美国、甚至渗透到邻国加拿大的办校理念其实源自一场个人实验。

一八四〇年，理查德·亨利·普拉特出生在纽约州内陆一个人口只有一千人的小城，他小时候感染过天花，所以脸上有疤。七岁那年，全家搬至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两年后，普拉特的父亲孤身前往加州淘金，但遭到其他淘金者的抢劫和谋杀，所以普拉特很年轻的时候就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年幼弟弟们的责任。

南北战争爆发后，普拉特加入了隶属北方联邦军的印第安纳州骑兵团，参加过著名的奇卡莫加战役。在短暂退伍后，他重返军队，成为一支大多数由前黑人奴隶组成的骑兵团的第二中尉。从那以后的八年时间里，普拉特在美国中部大平原地区参与了一系列印第安战争，包括一八六八年的沃希托战争和一八七四年的红河战争，后者将美国南部几个曾经十分强大的印第安部落驱赶至俄克拉荷马州境内的保留地。

随着印第安战争的日渐平息，时任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司法部认为联邦政府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状态应该告一段落，下令把印第安战俘送往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古城圣奥古斯丁，作为战犯关押在当地的圣马科斯堡。这座十分壮观的石头棱堡是佛罗里达半岛上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十七世纪兴修的，是美国本土最古老的城堡。普拉特由于具有和印第安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被指派到圣奥古斯丁管理囚禁的印第安战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普拉特开始尝试让一部分印第安战犯在石堡中学习英语和手工艺，允许他们进行军事操练，甚至能够参与内部的执勤工作。

普拉特这项具有试验性的项目很快就受到外界的关注。当时圣奥古斯丁由于温暖的气候和西班牙式的名胜古迹成为美国新兴的冬季避寒胜地，因此来自美国各地的达官贵人也十分愿意来到这座极具异域风格的堡垒中参观普拉特的“驯化”成果。当时隶属美国内政部的教育署负责人就在其中，普拉特的项目成功地说服华盛顿的官员，唯一能够同化印第安人的方法只有让他们到一个距离部落非常遥远的地方接受西式教育。

“给我三百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再给我一个完备的场地，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普拉特在致信联邦政府时写道，“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军营已经停用多年，它位于一个农业地区的中心，那里的人民非常友善，不存在对印第安人的偏见态度。”

当时联邦政府正急迫地寻找一个快速有效的教育模式让印第安人融入白人社会，普拉特和他的办学理念在正确的时间点出现了，很顺利地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支持。于是在一八七九年，普拉特如愿在卡莱尔军营的旧址上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由联邦政府出资，位于原住民保留地之外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取名为“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

学校于当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一共有一百四十七名印第安学生注册入学。大部分人都是青少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六岁。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大平原部落酋长们的子女，这样能够保证部落的领导者们会对联邦政府言听计从，包括同意交出更多的部落土地。

普拉特深谙宣传的重要性，他雇用了一批在当时非常稀缺的专业摄影师，拍摄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一系列学生外观改造前后的对比照，很快就让首都的官员和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认可了卡莱尔的模式 (后人也因此能够找到大量卡莱尔学校的资料影像)。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以卡莱尔为复制对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在美国各地涌现。

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就是在卡莱尔成立后的第五年建立的。我眼前的这座校门也许是仿造品，但这条从玉米田中出现、又消失在玉米田中的铁轨应该还是当年的那一条吧。

我想起普拉特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杀死一个印第安人，拯救一个新人类”。当印第安学生完成学业，从这里搭上离去的火车时，真的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了吗？

* * *

贝茨·史密斯和女儿贝蒂娜开了一间家庭作坊，亲手设计和制作印第安风格的首饰，然后放在网店里售卖。除了几件极其费工的成品外，这些用绿松石、彩色玻璃细珠、珊瑚、贝壳、植物的种子，白银串成的项链和耳坠定价都在几十美元左右。“满四十美元包邮！”一条移动的字符提醒着。贝茨原先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做文书工作，二十多年前退休后，她开始在家手工制作各式各样的项链。这不仅是一种源自基因中的爱好，也是她的社交渠道：每当部落举行帕瓦会，贝茨都会提着一个装满自己作品的手提箱到集会上。

我按照网店显示的手机号拨过去，接听的是贝蒂娜。在知道我并不是为了首饰而来电后，她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失望的语气，而是愉快地唤来母亲。我和贝茨素味平生，但很快就在电话里约定了半个月后在她丹佛的家中见面，仿佛我们是多年未见的朋友。

丹佛背倚连绵的落基山脉，主城区在一块海拔正好一英里的平地上铺展开来，因此有了“一英里城市”之称。八月的丹佛有漫长的光照，但这天空气混浊，天色也呈现出浅浅的灰色。贝茨的家位于市郊一片再普通不过的居民区，在这里每栋房子距离相同，街道呈曲线。

这种模式化的民居布局遍布美国各地，每当飞机降落前，你只要打开舷窗的遮光板，就能看见这种形状如同八爪鱼触角的社区，点缀其中的绿色植物非常茂盛，却也毫无个性。如此设计是为了减少社区里的车流量，同时降低车速，保持环境的安静和安全，但缺点是增加了出行的距离和时间，对步行者也并不友好。

我提早抵达，于是等在车里。那是一栋绿色外墙的独栋房子，有三角形的小巧屋顶，但烟囱的顶端完全裂开了，颜色也褪成白色。前院的草坪都秃着，唯一一棵树稀稀落落地长着叶子、大多数树枝都是干枯焦白的。我不免怀疑这里不久前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的火灾。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下车去摁响门铃，透过玻璃门能看见屋内布置着许多印第安人的装饰。应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印第安女人，她穿着一条印染的蓝裙子，额头上的那一圈发根是白色的。

“贝蒂娜？”我问。

她热情地招呼我进屋，说母亲在地下室，马上就会上来。

起居室的墙壁贴有绿色纹路的壁纸，窗帘也是浅绿色的。开放式厨房边摆着一张圆形餐桌，上面放着一整排制作首饰用的小钳子、首饰的材料都分门别类地装在圆形和方形的塑料盒里。一些制作好的项链就挂在西班牙式木椅的椅背上。

就在我和贝蒂娜聊天的时候，贝茨从楼梯走上来。她穿着一件水红色开领衫，搭配一条黑色的裙子，一副耳坠是印第安风格的圆环。她的五官小巧，画着淡妆，很难看出已经是一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我后来才知道，这栋房子其实是贝蒂娜的家。贝茨上年纪后，便搬来和女儿同住。

我告诉贝茨自己刚去过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旧址，还拿出在那里买到的两张黑白照片给她看。她戴上老花镜，若有所思地盯着那张钢琴课的照片看了许久。

贝茨在部落的名字叫赞巴哈。贝茨是一九五〇年她被送入亚利桑那州原住民寄宿学校后白人老师给她取的英文名。

“我应该叫你贝茨，还是赞巴哈？”我问。

“赞巴哈是我的身份认同，贝茨是我的名字。”她回答。

***

关于贝茨的人生，特别是前二十年，我有太多好奇。我担心因为时间久远，她的记忆会变得模糊，但没想到这位八旬老人的思绪非常清晰。她坐在起居室一张垫着纳瓦霍短毯的扶手椅上，一开始屋外时不时传来一辆维修公司卡车的引擎声，等到我们的谈话进行下去后，就渐渐安静了下来。

“你出生在哪里？”我问。

“我出生的地方没有名字，即使是今天也没有。它大概在亚利桑那州的蒂巴城和温斯洛的中途，弗拉格斯塔夫以东七十二英里的地方。如果你知道霍皮原住民保留地在哪里的话，我就出生在霍皮保留地以西三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家在一条小河边，位置很偏僻，即使最近的邻居也在十到十五英里之外。”

“你有兄弟姐妹吗？”

“除了很早就夭折的孩子外，我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大，比其他人年长很多。被送到原住民寄宿学校时我刚满十一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入学不久前我刚完成了‘基纳尔达’，一种标志着从女孩变成少女的成人礼。”

“我知道有些印第安人年纪更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了寄宿学校了，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说。

“我是一个特例。按照当时的规定，印第安孩子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入学了。但我一直没有离开保留地，因为我们所属的部族并没有要求女孩上学，他们更希望把女孩留在家里，教会她们持家的技能，朝着贤妻的方向培养。每当政府的翻译员来我家探访时，我就躲到其他地方去，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发现我这个适龄儿童。直到有一天，在我举行成人礼之前，我的父亲找我谈话，说他经过一番考虑后还是决定把我送去寄宿学校，在那里住十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他为什么改变了想法？”

“我想是因为其他的弟妹也快到了入学的年纪，没有办法每一个都瞒住。把印第安儿童送到寄宿学校是一项政府法规，如果违反，家长会被逮捕。在离我们不远的霍皮保留地，就有二十个家长为此被送到加州的监狱里。翻译员来家访时，也一再警告我的父母可能面临的后果。”

我想让贝茨详细地回忆第一天入学时的情景，她反而提醒我应该从离开家的那一天说起。

“日出时我就早早地起床了，像往常一样，我会嘴里念着祷文，朝日出的方向一路小跑，最后面朝新日，服下玉米花粉，这是纳瓦霍人的祈祷仪式。然后我回到家，把畜栏里的几百头羊放出来吃草，一整天都沉浸在羊叫声中，直到日落前再把羊赶进畜栏里。我用纳瓦霍语问父亲和母亲：‘我们真的要明天出发吗？’我的母亲回答：‘这是你父亲说的。’我的父亲说：‘是的，明天一早出发。’他们已经提前请一个住在十英里外的亲戚来帮我们看两天羊。夜里，我心里既紧张，又有一丝兴奋，我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只是觉得也许会很好玩。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电视，没有公路，要自己从河里取水。日常劳作就是取水和放羊。我并不觉得这是辛苦的工作，因为不知道其他年轻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你还记得那段悼文的内容吗？”我打断她。

“记得。”贝茨微微仰起头，用纳瓦霍语念诵着，很短，“天堂中伟大的父亲啊，感谢您赐予我健康，让我能这样奔跑。感谢您给我指引，让我继续前进。我会成为一个勤劳的人，我会和周围的一切和谐相处。”她提醒我在部落文化里，纳瓦霍人用父亲指代上苍。

隔天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贝茨和父母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出发了，他们在天黑前跨过了十五英里外的一条小河，然后在河边扎营喂马。第二天他们又坐了一整天马车，天黑时又一次扎营。直到离家第三天，他们终于抵达托拉尼湖原住民学校。

“那个清晨，我的母亲把我长长的头发扎成发髻，为我换上新裁剪的衣服，是纳瓦霍风格的衬衫和裙子，我的祖母还为我做了一双鹿皮的莫卡辛鞋。你可以想象当时我穿着新衣服、坐在马车上时有多么得意。我们没有镜子，但我知道自己漂亮极了。学校出现了，只有一栋砖楼，我们把马车停在围栏外，院子里空无一人。父亲喃喃道：‘不是已经开学了吗，怎么一个孩子都没有？’母亲说：‘也许他们在吃午饭。’我们下车，摁了门铃，过了一会儿，那扇巨大笨重的木门缓缓打开了。我立刻被眼前所见惊呆了：门厅里的这一边整整齐齐地站着一列男孩，另一边站着一列女孩。空气中还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我想可能是午饭。一个女舍监走上来，把我们领到一间小的会面室。她说的是英语，所以我一个字都听不懂，随后来了一个女翻译，舍监对她说一句，她就向我的父母翻译一句。我只能愣愣地站在他们旁边。随后我的父母被要求留在那个房间里，我则被带到一个巨大的公共浴室。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完全开放的澡堂子，有点像现在军营里的风格，厕所也是开放式的。浴室的门外坐着一个男人，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一个女人走进浴室，腋下夹着一些衣服，她对我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通英语。我茫然地看着她，当时的我只会说两个英文单词 ‘yes’和‘no’。翻译进来了，她让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去洗个澡，再换上学校的衣服。我感到尴尬极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洗过澡，但我还是照做了。我的头发很长，洗一次需要很长时间。头发还湿漉漉的时候，女人扔给我一条浴巾。我裹着它，被带到那个男人身边。当时的我已经处于震惊的状态，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更加可怕。男子拿出一把剪刀，抓住我的长发。我立刻大哭起来，用部落的语言喊道：‘你要干什么？我母亲说谁都不能碰我的头发！我不想剪头发！”翻译进来了。‘不要动！’她用一种对待动物的语气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剪头发，而且你的头发有跳蚤！’我反驳：‘我才没有跳蚤！’我想起那些排队的孩子，他们都留着同样的发型，男孩的头发都被剃得很短，女孩的头发都没过耳垂。他们都穿着一模一样滑稽的米色衣服。我意识到自己将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我吵着要穿回自己的衣服，翻译说衣服已经被我父母收走，而他们已经回家了。那个男人抓住我的头发，我奋力挣扎，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一刀就把那头长发剪掉了！”

贝茨抬起头，呆呆地盯着我的右上方，一动不动，仿佛在半空中有一个只有她才能看见的东西。突然，她的下眼眶开始抽搐，眼睛紧紧闭在一起，开始哭泣。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她的表情。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大妈妈，部落人把伯母叫作大妈妈。在不久前刚刚举行的成人礼上，大妈妈仔细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你的头发，你的生命从头发开始，头发是属于你自己的。我想她的意思是头发相当于一个人的王冠，但一切都消失了。那个男人还往我的头发上涂抹一种白色的油状物。我闻到了煤油的味道，在家里我们用煤油灯来照明，但应该不是纯的煤油，而是掺入了煤油的东西。我的新衣服丑极了，后来我看了电视剧《豪门新人类》，觉得里面的演员穿的衣服和寄宿学校发的衣服很像。高帮鞋，仿佛睡袍一样的长裙子，直挺挺的，一点都不吸引人。剪了头发、穿上学校制服的我被带到餐厅，另一个女舍监来到我的跟前，指导我在学校里应该如何表现。比方说，到了吃饭时间，要和其他学生一起排队走进餐厅，入座时需要男女相邻。饭需要全部吃完，都是水煮豆苗、水煮卷心菜之类我们在部落里完全不吃的东西。这意味着我的饮食也完全被改变了。她对我说，如果不遵守纪律，就会受到惩罚。‘记住，在学校里只能说英语，不允许说纳瓦霍语。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叫作贝茨。’当时的我困惑极了，我还不会说英语，要怎么和别人交流？如果我连在心里想事情都得用英语，我是不是什么都不能想了？更让我感到羞耻的是排班。你刚才提到印第安儿童年满六岁就得送去寄宿学校，我已经十一岁了，但什么都没学过，于是我被安排在一个全部是六岁儿童的班级。我是同学里个头最高的，这是对我没有按时入学的惩罚。男女的寝室是分开的，六十个男学生睡在一个寝室，六十个女学生睡在另一个寝室，床铺是上下床。晚上，他们就在寝室的门口放一个大桶，给我们上厕所用。这差不多就是我入学第一天的经历。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我意识到入学第一天和第一周的经历是最难忘、也最具伤害力的。”

那个浴室外的男人让我想起玛格丽特·雅各布丝教授的问题，但我还不确定是否应该问，至少还不到时候。于是我问贝茨是否经历过惩罚。

她说：“我遭遇过一些体罚，被打过，但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被鞭子抽这么戏剧化，也没有生命威胁。有一次，我因为拒绝吞蓖麻油被惩罚。在寄宿学校里，每个学生在晚上睡觉前都需要服用一汤勺的蓖麻油，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但我觉得很恶心，所以全部吐了出来，后来我就被叫到了舍监的小隔间，在那里接受了体罚。还有一次，我被别人发现和表兄说纳瓦霍语，他和我在同一所寄宿学校。男孩子更经常遭到体罚，我记得有一个男孩试图逃跑，被当众脱了裤子，用皮鞭打屁股。我当时吓坏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简直太羞耻了，所有人都看得见。”

“学生逃跑是常见的吗？”我好奇。

“很多学生都试图逃跑过，但都被抓了回来。我也逃跑过一次。有一天晚上，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让我想要逃跑，可能是因为体罚，我还带上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表妹。夜幕降临后，我们从一扇窗偷偷爬出去，大概徒步了一英里左右，但实在太冷了。我想起父亲的叮嘱，他让我不要逃跑，说家太远了，而且如果得了伤寒，可能会病死。我们最终决定回学校，偷偷钻回宿舍。所幸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否则我就闯了大祸，会被严厉惩罚。我后来自然明白了原住民寄宿学校是什么，但在当下，只是觉得自己毫无理由地被折磨着，感觉舍监不喜欢我们，老师也不喜欢我们。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而父母并没有做错什么。深夜的寝室里，我总能听见六七岁大的孩子因为想家而偷偷啜泣，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安慰我们这些稍微年长一点的孩子。

“有一回我得了肺炎。夜里，我发现自己无法从床上坐起来，浑身都疼，尤其是胸口。我开始哭泣，睡在下铺的女孩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自己一动身体就疼。清晨时，寝室里的女孩们都起床梳洗，然后去餐厅吃早饭，只剩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舍监来到我的床前，朝我一顿嚷嚷，直到知道我病了。于是，她打电话给四十五英里外的一家专门接收印第安人的医院。一辆黑色的救护车来到学校把我带走了。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但后来回到学校的过程我就不记得了。感觉一转眼，我就又身处那个大寝室里了。”

“你当时担心过死吗？”我问。

“我甚至都不知道死亡是什么，”贝茨回答，“但我要告诉你一件在我看来和死亡相关的事。每个礼拜天的上午都有一群新教修道士从弗拉格斯塔夫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只说英文，又带了一个纳瓦霍语翻译。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徒，甚至会把我们单独拉到一边。有一次，他们问道：‘你们被救赎过吗？’我们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换了一种问法：‘当你们在部落的时候，巫医是否对着你们唱歌，为你们治病过？’我举起手。事实上，我是在场的学生中唯一举手的人，因为我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至少举行过四次这样的仪式。修道士于是对我说，当今天的教堂活动结束后，你留下来。我心想这里是学校的餐厅，怎么就变成了教堂。早上的活动结束后，他们几个人就带着翻译来找我。‘你相信耶稣吗？为什么巫医要治疗你？’他们问。我说我当时生病了。‘你祈祷吗？’他们又问。我说是的。‘但你不是向耶稣或者上帝祈祷，你知道你会进入地狱吗？’那一刻我震惊了，翻译将‘地狱’描述成一个到处都是死人的地方。按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信奉基督教，你就在通向地狱的路上。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突然被告知那些一直以来相信的东西，比如日出时的祷告、部落的治疗方式，都要被推翻。学校告诉你，要彻底忘记部落的宗教，从今往后只能追寻上帝，他们给了我一本《圣经》，让我遵循这本书的教诲。这个单独的会面持续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回到大厅里时，等候在外的学生们大声嘲笑我，更让我对自己曾经的纳瓦霍信仰感到羞耻，对我的自尊心是极大的破坏。我能感觉这种影响正在慢慢发生作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身为一个纳瓦霍人让我感到很耻辱，我甚至开始为拥有纳瓦霍父母而感到羞耻。直到很多年后，我读到了相关的书籍，知道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这种给人洗脑的行为。”

“这或许就是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的目的。”我说。

“是的。在它发生的当下，你完全不会察觉到。”贝茨说，“但你最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棕皮肤的原住民，不值得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即使做成了，也是装模作样罢了。”

贝茨的父母第一次来看她是在七个月后，那时候已经是隔年的春天，早晚带些寒意，但午后已经热起来了。贝茨白天需要上课，所以一直等到晚上才在老师的陪伴下去到距离学校半英里的一个很小的贸易站，在那里和父母见面。贝茨在托拉尼湖原住民学校就读的是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但因为学得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就通过了测试，可以提前升入二年级。于是，她被转到了一所位于新墨西哥州温盖特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在那里，学生开始参加一些作坊：很多男生会学习成为银匠和其他手艺，如果做得好，就会被选去犹他州布里格姆城的山间印第安学校；女生则可以上一些编织和钢琴的课，学习做一个用人，在餐厅做服务员，在汽车旅馆干活，或者去城里的白人家庭里做帮佣。温盖特堡离贝茨的家足足有两百多英里，要回部落一趟就更难了。她在那里生活了将近四年，一直到中学快毕业时才有机会回家待上两三周。

“寄宿学校的制度也在不断变化，我上学时已经和二十世纪初的情况有些不同了。我的父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带去一所亚利桑那州的原住民学校，它和卡莱尔原住民学校是同系列。父亲和我说了当时学校里的很多事，和我的经历十分不同。”

“我不知道你的父亲也在寄宿学校读过书。”我很惊讶。

“他只读了两周就跑了！他可是一个跑步健将。”贝茨的眼睛眯成一条线，“那时候父亲已经十五岁了，政府的代表来部落里发现了他，就把他强行带走。他回忆说那个学校里还专门建了一小栋楼作为监狱，专门关押那些犯事的学生，他就被关在里面，直到找到一个机会逃跑了。后来二战就开始了，没有人顾得上他，他也顺便在部队里找了一份差事。”

“所以他一直知道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情况。”我说。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父母如果不把孩子送去上学，就有可能被逮捕。不过父亲的想法是很先进的，他在家族中看过太多早早成婚的女性，他觉得这对女性来说并不公平。我的母亲天资聪明，但和父亲结婚时只有十二岁，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就开始了放羊顾家的琐碎人生，所以他希望我接受教育，不要重蹈母亲的覆辙。然而他还是发现了我的变化。”

“例如？”

“我回家探望父母时，觉得说纳瓦霍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告诉父母自己忘了怎么说纳瓦霍语，我父亲就调侃我：‘你现在不就说得好好的？’我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以后只会说英语了。在遇到同辈的亲戚时，我也只和他们说英语。我变得极其没有安全感，也没有自信。年幼时父母是孩子生命的一部分，但突然间他们就被移除了，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孤身一人。一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寄宿学校给我的伤害更多是心灵上的，我携带着那种伤害到现在，一辈子都在和它抗争。还记得那些深夜在寝室啜泣的孩子吗？我们都失去了榜样，不懂得如何做父母，不懂得如何关心和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懂得正确地表达情绪，这些问题不断地在后来的人生中显露出来。当我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身边的人很多是白人博士和文凭很高的白人社会工作者，他们还是会对我说：‘你说话的样子为什么那么滑稽？拿掉你身上印第安人的东西！’开会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说话：‘贝茨说话总是颠三倒四的！’我总是默默地接受，因为在我内心深处，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我永远生活在恐惧中，不敢随便说话，怕别人听见我的话。”

贝茨的心闸被打开后，回忆和倾诉像洪水般倾泻而出，根本无法拦截。

她说：“我以前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寄宿学校里的老师会对我们做出这种事情，让我们觉得天生低人一等，无法因为内心优良的品德和专业上的精湛而得到尊重和评价。但我现在明白了。它就是一个计谋，发生在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故事都大同小异，目的就是‘杀死一个印第安人，拯救一个新人类’。政策的原理是、把印第安儿童带离保留地，三四年后，你猜发生了什么？我们曾经居住的土地变成联邦政府的了，他们有了铀矿、铜矿、绿松石矿和石油。他们已经提前知道印第安人的土地拥有宝贵的矿产，所以想方设法让我们离开。我从不觉得宗教组织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和联邦政府同流合污，之后共同划分财富。我也许不应该这么直接说出来，但不管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即使是今天，原住民保留地施行的依然是严苛的、并不是为了印第安人的利益而制定的古老法规。联邦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把土地归还给我们，而不是给我们一块地，然后跟我们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建房子，但只有土地的表面属于印第安人。”

“你之前提到那个浴室外的男人。”我决定开口

“那个理发师？”贝茨插嘴道。

“是的，你说他的存在让你感到不舒服。在加拿大，很多原住民寄宿学校都爆出了学生遭性侵的丑闻，不单单是女孩，还有男孩。”我特意强调男孩，以缓和尴尬，“你在上学期间听到过什么类似的性侵案件吗？”

贝茨微微地张开嘴，似乎什么东西从她的眼神里闪过。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经历过，”她说，“但我在温盖特堡就读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我们刚才提到钢琴课，有一天学校的一个男老师邀请我去听他弹钢琴，可能是想教我弹钢琴。他来我的班级找我，把我领到音乐室，然后对我做了很多奇怪的事，当时把我吓坏了。”

“什么样的事？”

“他把手放在我的胸部上，当我们一起坐在钢琴椅上时，他还用手触碰我的屁股，把我挪向他。他并没有侵犯或者强奸我，但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我当时太害怕了，也不敢和其他人说，因为别人会觉得是我的错，是我先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他是白人？”

“是的，他已经挺老的了。不过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谁都是老人。总之他比我大很多。”

“所以你再也没去上钢琴课了？”

“我没再去了，但我一直记得他。如果我去看篮球赛，在人群中瞥见他，我就会立刻站起来走掉。”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好像叫作格伦，格伦先生。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发音。”

“他可能也对其他女孩下手了。你听说过什么传言吗？”

“我听过其他女孩议论过音乐室里的白人男老师，我想可能指的是他。”

“真的发生的话的确很难开口。”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纳瓦霍语中很难描述这种行径，甚至不存在一个词指代强奸。我以前的工作需要翻译印第安人的病例或者去法庭给印第安人做现场翻译，所以我知道要把它翻译成纳瓦霍语是很困难的。我现在回想，当时我正在发育，胸部变大，开始有了女人的体形，我也不在他的班级上。所以他一定是在别的场合看到我后，记住了我。我也不敢问他。事情发生时，我也想过或者忍受下来，先学钢琴再说。但我做不到，就没有再回去，我也希望他永远找不到我。”

“你觉得校方知道他对女学生做的事吗？”

“我根本不敢问别人，也没有人知道我的事。”

和贝茨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贝蒂娜都坐在餐桌边，在垫着白纸的翠绿色盘子上穿珠子，唯独说到这一段时，她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安静地挪到了我们边上。她说从小到大，大部分关于寄宿学校的经历都听母亲说过，特别是在返乡探亲的旅途中，母亲总会想起什么说什么。唯独发生在钢琴课的事她头一次知道，她甚至有点惊讶母亲竟然如此坦率。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发生在寄宿学校的事讲述给家里以外的人，”贝茨说，“因为我不觉得有人会关心，也不觉得这些故事有什么价值。而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最不忍开口的遭遇，向一个外人娓娓道来更是难上加难，换作是二十五年前，我肯定绝口不提。”

“什么变了？”我问道，“是什么让今天的你愿意开口？”

“去年十二月我得了新冠，我躺在床上，觉得大限将至。当时我心想，天啊，我多么希望能做这个、能做那个，不要有这么多的顾虑。说出这些经历，尤其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对我是有帮助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扇打开的门，让我变得更好。这是我的人生教训，我一直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幸存了下来。如果能向你讲述这些故事，从而让更多的人听见，我就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了价值。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段奇特的经历。这个过程让我重新建立了自信和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无法脱离它而生活。”

我和贝茨就这样谈了快三个小时，到采访结束时，我才知道楼上还有一个人，是贝蒂娜的丈夫。一直到起居室里的谈话变得家常和琐碎起来后，他才安静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他是一个绑着长马尾，五官更偏像亚洲人的印第安人。贝茨已逝的丈夫是黑白湿血儿，所以贝蒂娜的脸庞有一点拉美人的轮廓，而她的丈夫仿佛是从画册里走出的印第安人。

我们从起居室转移到餐桌旁，贝蒂娜向我展示一条制作到一半的项链，也聊起母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有时并不那么容易相处。贝茨在旁边认真地听着，眼睛里依然流动着一股灵动，在调皮和倔强之间转换着。

贝茨给我看她家族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祖父和祖母的结婚照，但黑白照片中并肩坐着的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贝茨解释说，纳瓦霍部落有多妻制的传统，他的祖父有过五个妻子，但教堂里的修道士认为这是不对的，要求他们在教堂举行一次仪式，这张照片就是在仪式上拍摄的。

看我对照片感兴趣，她又转身到地下室取出几张厚纸片，上面贴着几张打印出来的照片，如果粗略一看会以为是黑白版画。在其中一张照片上，两个一脸稚气的小女孩站在一条挂在矮树丛上的毯子前，左边是七八岁大的贝茨，身穿合身的绣有花边的纳瓦霍连身长裙，戴着贝壳项链，脚上是一双小小的莫卡辛鞋，头发又粗又亮。这是她人生中第一张照片。右边赤着脚的女孩是她的妹妹格蕾丝，比贝茨矮一个头，穿着几乎一样、但小一号的衣裙，系着一条头巾。

“我入学的那天就穿着一套相似的服饰，”贝茨说，“在保留地，我们生活在树丛里，有时只是搭一个帐篷，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家。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走近校舍时，变化是多么剧烈。”

另一张照片是贝茨的母亲十二岁时的照片，她骑在马背上，是一个美丽的少女。

贝茨的父亲在一张群体照上：几个头戴圆帽、身着纳瓦霍衬衫的小伙子蹲在房前，其中有一人抱着吉他，她的父亲在中间。有一种民谣歌手的气质。“我的父亲非常英俊，我的几个孩子都遗传了他的基因。”说完贝茨和贝蒂娜都笑了。

临别前，我想起热内亚原住民学校那块失踪的墓地。贝茨生活过的这几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否也有自己的墓地？

贝茨回忆道：“托拉尼湖的学校应该没有墓地，但温盖特堡的学校附近有一个墓地，但那个城市从十九世纪起就是一座军事基地，所以埋在那个墓地的都是军人。但我的确知道有学生在校园里去世，有一个人是得了突发癫痫而死，当时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坏了。还有三起是自杀。有一个女孩在校园后的小森林里被发现，已经冻死了。另外两个男孩可能是割腕，总之是自杀死的。他们的尸体究竟如何处置，我就不知道了。”

***

飞机在拉皮德城机场降落的时候天空出现了迷人的晚霞，但地上湿漉漉的，似乎刚下过一场疾雨。机场租车公司的员工们一脸愁容，直到我拿了车钥匙到露天停车场取车时才知道原委：这里不久前突降大冰雹，把几辆停在室外的车都砸坏了，淡绿色的钢化玻璃碎了一地。我隐约担忧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九月第一周的南达科他州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正午还艳阳高照，但一入夜温度就可能降到个位数，夏天已经开始撤退。

这是我时隔一年后再次回到“总统之城”，不过它只是中转站，我需要乘车继续向西南旅行三百多公里，前往南达科他州南部州界上的玫瑰花蕾印第安保留地，那里生活着苏族的斯坎固拉科塔人，大约有二十多个村落分散在一块三十多平方公里的丘陵上。

保留地的名字并非当地印第安人使用的拉科塔语，而是最初联邦雇员起的英文名字，因为保留地建立之初他们在那片土地上看见了大量野生的玫瑰花蕾。

我原以为这趟公路旅程会有些沉闷，从拉皮德城向西开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车外一直都是平缓起伏的丘陵和草地，间或有几棵西黄松散落在视线中。然而就在谁都没有留意的情况下，丘陵的颜色开始悄悄褪去，仿佛有一群人正夜以继日地徒手把草皮撕去一般。当我终于反应过来时，道路两旁已经充满了形状各异的白色沙山，有时径直出现眼前，车几乎是挨着它绕过去的，有时又躲到了离公路很远的地方，像哨兵一样沉默地矗立在那里。我一度想要停下车，从路边一脚跳上这些梯形的沙石高塔和堡垒，却发现中间其实相隔着或深或浅的沟壑。

导航地图显示，车正在横穿恶土国家公园。这是一块面积超过两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层，数千万年来，它曾经被古代海洋、河流和河漫滩所覆盖，红白相间的沉积岩层暗示着这里经历过不同的自然环境(岩浆喷发留下火山岩和火山碎屑，湍急的河流沉积下较粗的沙砾，而静水湖泊则沉积更细的黏土)，沉积期与侵蚀期交替出现。然而沧海桑田的过往都化成了一种童趣般的戏剧性，在光线的照射下，荒山呈现一种夹层冰激凌般的纹路和质地。

这块土地看似极其荒芜和贫瘠，但由于整个区域拥有丰富的地形，许多野生动物会出没于此；大型食草动物在附近的草原上觅食，而猛禽和小型哺乳动物则以悬崖和岩石区为庇护。这也是为什么早在一万一千年前，古印第安人就已经在这里狩猎。随后是阿里卡拉人，考古人员挖掘到的牛骨箭头和篝火残留物显示这些印第安人通常会在常年有水流经过的山谷里安营扎寨，耸立的岩壁有利于登高勘查敌人和猎物的踪迹，如果狩猎迎来丰收，他们就会在当地停留至冬季才返回密苏里河畔的村落。

一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为了躲避白人殖民者而不断西迁的拉科塔人来到了此地，并用自己的语言给这里取名为“恶土”。这恐怕是大平原印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历史上唯一一次达成共识，因为二十世纪初来此探险和狩猎的法籍加拿大毛皮商们恰巧也把这里命名为“恶劣的旅行之地”。

在所有发生于恶土的轶事中，最吸引我的是和一种神秘的舞蹈有关。十九世纪末，一种被称为“鬼舞”的新兴宗教仪式盛行于美国多个印第安部落，参与者相信生者通过舞蹈可以和亡灵相见，从而获得战斗力以阻止白人的西进扩张运动，给印第安人带来永久的安宁。当时饱受旱情和政府扣粮折磨的南达科他州拉科塔人很快就成了鬼舞的信奉者，他们还开创了“鬼衫”的传统———在舞蹈中穿上一种特殊的部落战衣，宣称能阻挡白人的枪弹。

“给我弓箭，美洲野牛将重回大地！”拉科塔人的舞蹈常常伴随着唱词。我想鬼舞所蕴含的更多是印第安人的无可奈何和对失去的怀念，但联邦政府对此非常警惕，因为针对白人的军事袭击有时伴随在鬼舞仪式之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为了防止由鬼舞运动诱发的暴动出现，驻守在保留地的警察收到指令逮捕拉科塔人最有名望的酋长“坐牛”，但在枪战中将他击毙。酋长遇害后，数百名拉科塔人举着一面白旗，向西边的黑山森林进发，准备向驻扎在那里的军队投降，以避免更多的流血冲突。途中，拉科塔人在一个叫作“伤膝河”的溪边安营过夜。隔天清晨，联邦政府第七骑兵团的士兵手持机关枪将营地包围。最终三百多个拉科塔人被射杀，其中大量是手无寸铁的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只有五十多人侥幸存活。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伤膝河大屠杀”，当时突降暴雪，军队雇用的平民用了好几天时间才将所有尸体扔进乱葬岗，而二十个参与屠杀的士兵则获得了美国最高军事荣衔“荣誉勋章”。

在大屠杀发生前没多久，包括坐牛酋长在内的拉科塔人曾经在恶土国家公园范围内一个叫作“要塞台”的神圣山台上举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鬼舞仪式，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舞蹈被一代又一代的拉科塔人讲述至今，那里没有通路，只能徒步抵达。虽然希望渺茫，我还是四处观望着，试图在尖峰之中寻觅到一块想象中的平坦山台，但最终只看见不断从路边闪过的印有“注意响尾蛇”的警示牌。

奇峰怪石渐渐从汽车的后视镜中消失，公路两边恢复为丘陵和草地，仿佛刚刚发生的是一场短暂的梦罢了。微微起伏的山丘遮挡了视线，仿佛路随时就断了，又突然冒出来。这时手机已经没有了信号。

遏制鬼舞运动只是联邦政府同化政策中极小的一部分，在那之前，通过寄宿学校将印第安儿童带离部落已经成为新的趋势。在卡莱尔最早招募的印第安学生中，很多是南达科他州的拉科塔儿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卡莱尔去世，至死无法返回部落。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名被埋葬在卡莱尔的印第安学生被送回出生地玫瑰花蕾保留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原住民遗骸回迁规模最大的一次。孩童的遗骨被分别装进九个不到一米长的浅褐色木箱里，由一群玫瑰花蕾部落的年轻人护送，从宾夕法尼亚州踏上了两千三百多公里的返乡之旅。在为时两天的公路旅途里，一行人几乎沿着一百四十年前的去程路线由东返西。途经一些原住民保留地时，当地部落出动了摩托车队护驾一程以表敬意。在当年学生们搭乘蒸汽船的密苏里河畔(对那些印第安孩童来说已经是世界的边缘)，拉科塔人搭起帐篷，让遗骨接受沿岸印第安居民的祷告和慰藉。当遗骨最终抵达玫瑰花蕾保留地后，部落为这些早逝的先人举行了盛大的守夜仪式，并最终入土为安。

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想要找到玫瑰花蕾部落历史保护官员伊扬·奎格莉，正是她代表部落前往卡莱尔的埋葬地主持了遗骨回迁仪式。在回迁仪式结束后的那一周我就和奎格莉通过一次电话，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的诸多疑问。我提出希望能到部落里和她当面聊聊，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去原住民保留地看看。

奎格莉没有马上答应，她说自己的日程很紧，除了正在准备材料回迁更多的印第安学生遗骨，她还计划开启一项新的遗骨回迁工程，是一些曾经被关押在南达科他州西部一所印第安精神病院的病人。奎格莉让我一个月后再来电约定见面时间。我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婉拒了。等到一个月后再拨去电话时，奎格莉说自己依然找不出空闲。

南达科他州的雪季来得很早，有些地方甚至在九月底就会出现暴风雪天气。我在心里盘算着如果拖到了雪季，出行的机会就接近于零，到时候整个保留地都会被厚厚的白雪覆盖，连进出的通道都可能被封锤，直到来年四五月才会再次显露生机。我想起每次和奎格莉通话时听筒里都会传出一种幽静的回声，仿佛隔离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是空间上的距离。

于是，在没有预先确定会面的情况下，我再次出发了，只不过这一次的目的地更加偏僻遥远，我甚至可能独自站在一片荒野中寻觅不到任何一个人的踪迹。

天空中一朵云都没有。在略微起伏的地平线中出现了一块绿色的路牌，车开近后能看见上面印着“欢迎来到烧腿国”，显示此地已经是玫瑰花蕾部落的领域了。“烧腿”不只是一种意象，相传生活在此的拉科塔人曾遭遇一场草原野火，他们在逃离的过程中双腿被火焰烧伤，因此得名。

我在导航上设置的目的地是奎格莉的办公地点玫瑰花蕾部落的历史保护办公室。没过多久，公路两旁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建筑，有外形像农舍的基督教堂、只有两个油泵的加油站、很多露天停车场。一座红砖建筑前竖立着三根旗杆，导航显示它是部落办公室。车一开过一个将近九十度的拐角，街区的尽头就出现在视线里，不远处已经是光秃的山丘。

车跟随导航的指示抵达一座房顶呈椭圆状的白色建筑前。我下车，心里揣测着奎格莉看见我这个不速之客时会有什么反应。那是一栋用木塑墙板搭起的仓库模样的平房，仿佛一夜之间就能被拆除撤走，我心想这倒是和拉科塔人血液中的游牧基因十分相称。

门锁着，于是我绕到侧面的窗户，趴在玻璃窗上向内望。出乎我的意料，里面空无一物，连一张桌子都没有。难道真的只是一个仓库？我环绕一周，确定它没有任何一丝办公室痕迹。建筑的正后方有另外一栋民居模样的独栋房子，有瓦砾叠成的三角形屋顶。我鼓起勇气敲了门，没人应答。

这时我发现马路对面有一栋同样是用木塑墙板搭建、但外观上更像办公室的平房，楼前有水泥铺设的台阶和走廊，走廊上还围着扶栏。我走过马路，半信半疑地找到建筑的正门。门锁着，但门上有细长的玻璃窗，能看见里面坐着一个印第安女人。她示意我稍等，然后拿来钥匙打开了门，让我进去。

我向她解释自己正在寻找部落的历史保护办公室，她一脸困惑地看着我，完全不晓得这个机构的存在。我略微打量了四周。“这是哪里？”我问。“玫瑰花蕾部落的信息技术部。”她回答。

我回到路边，视线之内连一个能问路的行人也没有，我愈发担忧了。我想起刚刚经过的部落办公室，或许那里的人能帮助我。

部落办公室的停车场上停着许多车，办公楼入口有一小座白色的镂空门廊，门廊下摆着长椅，供人等待时坐着休息。我走进去，看到了一个门卫模样的印第安人，便向他解释来意。他让我稍作等待，他去问问别人。我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踱着步，墙上贴着部落活动的告示和一个营养补给项目的介绍。那人又出现了，他问到了地址，说离我们并不远。

正当他向我解释着要如何抵达时，身边经过一个中年人，他偶然听见了对话。“你要去历史保护办公室？”他插话，“我现在就要去那里！你跟着我走吧。”我谢过了门卫，请求那人在前面开车带路。

车开出街区，窗外短暂地出现点缀着绿松的褐色山丘，很快又来到另一个街区，这里更空旷平坦，建筑间的距离也更大。我紧紧跟随在车后面，生怕把他跟丢，如果没有人带路，我绝对无法依靠自己摸索到这里。

车最终停在一栋外形十分特殊的白色建筑外，它的两端都是半圆形的，如同一个被拉长的蒙古包，和周遭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一想到终于要见到奎格莉，我又开始有些忐忑。

迎接我的是两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他们介绍自己是奎格莉的下属，此刻奎格莉有事出去了，但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等。

他们回到各自的工位上，在台式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我则坐在一张方桌旁仔细打量着这个地方。办公室是一个细长的大开间，从天花板到墙角都是弧形的，能看见附在墙体里的曲线梁骨，让人有一种身处鱼腹中的错觉。我猜测它的前身很可能是美军搭建的士兵宿舍。侧门和窗户都敞开着，一股穿堂风经过，即使没有开空调或风扇也非常凉爽。

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发出啪的一声，电全灭了。那两个人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其中一个小伙子慢悠悠地走去检查配电箱。“一切正常。”他说，接着到屋外询问隔壁房子里的人。“看来是停电了。”他又走了回来。

我在一片昏暗中继续等待着，没有注意到那两人出去吃午饭了。我有些惊讶他们就这样把素未谋面的外人留在办公室里。

不知道又等了多久，奎格莉终于出现了。她看上去六七十岁，颧骨很高，脸庞比新闻照片中来得圆润一些，一头夹杂着几根乌丝的白发用橡皮筋简单扎着，戴着一副绿松石耳坠。我上前为自己的不请自来道歉，希望得到她的原谅。她点点头，同意抽出一点时间和我谈一谈。

我们走到办公室最里间，这里应该是他们平时开会的地方，桌边立着一块大白板，上面用黑色的水笔写着二〇二一年的工作项目，但却是从四月份开始(也许那是积雪融化的时候)，写到了六月。我抬头看，从各个角落向上延伸的梁骨正好汇集在我们头顶的那个圆形的正中。我们就在这个颇有科幻气氛的环境中开始了谈话。

我想知道玫瑰花蕾部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处理卡莱尔学生的遗骨返还事务的。

奎格莉说：“这件事得从一个更大的背景说起。联邦政府出台过《原住民墓葬保护和返还法》，不过距离现在有一定年头了，大概是在一九九〇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部落历史保护办公室是在二〇〇二年成立的，从那时开始，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部落亲属的遗骨带回家。卡莱尔的案子要从二〇一五年说起，当时邵落的一群年轻人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会议，中途他们决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停留，去看一眼当地的印第安学生墓地。这群年轻人回到保留地后找到了部落首领们，建议把玫瑰花蕾部落儿童的遗骨从卡莱尔迁回保留地。案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启的。那块墓地位于军营内，需要和军队打交道，军人非常尊重部落的想法，也非常配合。然而最困难的部分发生在取证环节，部落必须出示文件证明埋葬在卡莱尔的人是部落的成员。具体来说，需要有一份族谱图一样的材料显示这个儿童的家庭成员都是谁。以及这些人的身份信息，依然活着的后人还有谁。我于是向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事务局索要这些文件，因为他们掌握着所有原住民寄宿学校学生的档案。然而印第安事务局作风非常官僚，不同意释放这些档案。于是我又找到分管玫瑰花蕾保留地的印第安事务局办公室，他们说不知道这些学生的档案在哪里。我想估计是因为年岁久远，那些档案可能丢失了，或者被遗忘在某处。最后，在一个长期旅居玫瑰花蕾保留地的英国研究员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十二个儿童的关系证明。不过这一次部落先带回了九名儿童的遗骨，因为找不到其中两人的埋葬地，还有一个女童被埋在了先前属于教会的墓地，所以需要启用另外的回迁程序。”

奎格莉找出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满满一叠文件，是部落为回迁遗骨提交的关系证明，有的是打印的，有的是手写的。

以一个名叫罗阿斯特的印第安人的谱系树为例，三张白纸上密密麻麻地手写着他的出生年份 (疑似一八二〇年)和死亡年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身份 (声望很高的部落巫医)、家庭成员 (六任妻子和十三个子女)。每一任妻子和诞生儿女的信息也都逐一标注出来，甚至包括儿女婚嫁对象的情况。

由于其中一部分人的亲属关系没有官方文件佐证，所以还需要准备情况提供人的口述证词。

我向来对印第安人的仪式充满好奇，那些仪式中蕴含着印第安人的世界观和对待生死的态度。卡莱尔墓地举行的破土回迁仪式不允许拍照或录像，只有奎格莉和协助挖掘的考古专家和几名军人在场。我请求她描述一下现场发生了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太具体的操作细节。距离上一次举行这个仪式已经隔了三代人，按照部落的传统，当一个人去世后，我们会把遗体用布包裹好，放在用木头搭起的架子上。整整一年，尸体被大自然、风雨、野兽侵蚀，这时部落里的女性长辈会清理剩下的遗骨，给尸骨涂上赭红色的颜料，放置在圣器中安葬。我在卡莱尔就是按照这一传统程序操作的。”奎格莉把双手并排放在桌面上，掌心朝下。“出发去卡莱尔前，部落里的人带我经历了一场手绘仪式，作用是把我和部落的神灵连接在一起，这个神灵会同我一起前往卡莱尔。准确地说，它会先走一步，在那里等我。我抵达卡莱尔后，心中就没有任何忧虑了。我在墓地念诵了祈祷词和咒语，目睹每一个儿童的遗骨被正确和充满敬意地挖掘出来，然后我们把遗骨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让考古专家进一步检查和确认。”

“什么样的咒语？”我问。

“在每一段祈祷词的结尾，我都会说一个拉科塔语的词，这个词让整个世界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呼吸的空气、自然界中的水源，等等，合成一体。这种连接是超越时间的，和时间的递增无关，它让发生在昨日的事和发生在今日的事连接在一起。然后我告诉那些孩子们，我在这里，我们要回家了。”

“他们有所回应吗？”

“我很难用语言来解释我经历了什么。部落的长者已经提醒过我，在举行过手绘仪式后，我身体的一半将处于一个充满灵魂的世界，所以要非常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在卡莱尔的确遭遇了一些奇怪的事。我住在当地一家建于十八世纪的旧旅馆里，在夜里，有的时候甚至是天还亮着的时候，我能看见一些穿着旧时衣服的人出现在走廊的角落里。我不是唯一感应到的人。同行的考古专家和他的妻子住在我的隔壁，他们看不见那些人，但却听见了动静。

我吓坏了。我有时甚至能感觉到房间里有其他人存在，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奎格莉停顿了一下，似乎确认我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轻蔑的神情，于是继续往下说道，“挖掘工作持续了几天时间，有一次我正背朝坟墓，突然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用拉科塔语说：‘她来了。’我转过头，一个人也没有。就当我又转回身时，又听见一个年轻男孩的声音：‘快看，她就在这里。’我想起临行前长者对我说过，我就是孩子们一直等待的人。”

在奎格莉向我诉说这些在常人眼中或许不可置信的经历后，我明显感觉到她略微放下了戒备，我们两人的距离也拉近了许多。

在九个被带回部落安葬的儿童中，有一个是奎格莉的曾曾曾伯祖父，他的拉科塔语名字是“杀死七匹马”，十一岁那年被带到卡莱尔后改名为艾文。

“印第安人的谱系制度和白人非常不同，我应该称艾文为祖父，而不是曾曾曾伯祖父。”奎格莉解释道。她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印着黑白影像的白纸，那是艾文初抵卡莱尔时拍的照片，他和另外三个身高一样的小男孩并排站在一栋带有栏杆的建筑前，他们的头发都被剪得短短的，穿着黑呢子西服外套，系着小领带。

我问奎格莉为什么把这些儿童的遗骨千里迢迢地带回部落是如此重要。

“当一个家庭失去一名成员时，那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空白，一个空洞。几代人以前，儿童被带离部落，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无法实现人生的使命，也再也无法成为家庭的一部分，而留在部落的人只能和这种痛苦共存，部落也是千疮百孔的。”她突然问，“你有孩子吗？”

我摇头。

“假设你的孩子被夺走，而你完全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那种痛苦会将你吞噬。在部落里，有多少父母和祖父母至死都不知道他们疼爱的孩子发生了什么。”奎格莉开始抽泣，无法继续往下说，她摘下眼镜，用纸巾抹去眼泪，略微平复了情绪。“寄宿学校里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他们的心中也布满空洞，没有为人父母的模范。所以当他们长大后拥有了自己的子女，并不懂得如何做合格的父母，很多时候只能用酒精和毒品来填补生命和情感中的空洞。”

我不想忽视原住民寄宿学校略微积极的那一面，例如学习英语和其他知识，以及不让印第安女子在未成年时就沦为妻子和母亲。我想知道奎格莉是如何理解寄宿学校政策中教育的那一部分。

她说：“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教育体系，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教育体系，它只会制造混乱和失衡。例如，我们知道哪些植物可以治疗疾病。在我们的语言里，每一种植物和每一个人体部位都有专门的叫法。我们懂得识别作物的耕种和收获时机，我们选择美洲野牛作为食物和衣服的材料来源。我们尊重土地，无论因为什么破土，我们都要有合适的理由，那些白人甚至不关心在哪里埋葬亡者，他们把遗体一葬就走了，甚至不会再回来。当拉科塔人埋葬亡者时，我们知道他们的灵魂已经启程，但依然会把埋葬肉身的地方视为神圣之地。”

从印第安人的语言和社会关系，奎格莉谈到了另一项在她看来和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存在相似性的政策，而且正发生在当下。

“在白人的语境里，孤儿指的是没有父母的人。在部落的体系望不存在孤儿的概念，如果我去世了，我的姐妹会取代我的位置，成为我孩子的母亲。如果孩子的父亲去世了，我的兄弟会扮演起父亲的角色。所以，部落里从不存在孤儿。然而在联邦政府和州的法规中，一旦孩子无法得到亲生父母的照料，就会被社工带走。所以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失衡导致的毒品和酒精等成瘾性问题，很多印第安儿童会被社工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也不允许他们的亲生祖父母照料他们。社工会说我太老了，我的房子不够大，每一个孩子都必须有独立的卧室。这都是白人的思维。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家也不大，我的母亲会在床铺之间拉起一块帘子让我们拥有隐私，我们也由此学会尊重彼此。然而如今的白人法规轻而易举地就能把孩子带走，不让部落遵循自己的社会体系来照料他们，而让白人家庭收养他们。有的白人家庭本身就问题重重。这些印第安孩子不仅失去了语言和文化，也失去了作为家族一员那种亲密的感受。”

奎格莉提出的这个问题源于美国印第安事务局在一九五八年推出的“印第安领养计划”。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对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的作用产生怀疑，主流舆论认为只有让白人家庭直接领养印第安儿童才是最佳解决之道。于是在美国儿童福利联盟的合力推动下，这项领养计划开启了把十六个西部州的印第安儿童送至东部白人家庭的新潮流。一时间，主流媒体上出现了许多展示白人家庭和印第安儿童幸福生活的照片和报道，还在文章后附上福利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福利院也会定期向目标群体投送印有待领养印第安儿童照片的目录，一些富裕的白人甚至会把领养印第安儿童当作一件非常时髦的事。

印第安事务局在一份发布于一九六六年的新闻稿中称，年龄在新生儿到十一岁之间的“小印第安人们”正为广大的美国人的生活和家庭带来光明。

为了把更多的印第安儿童送进福利院、纳入领养体系，美国各地的福利机构开始针对性地放低将儿童带离原生家庭的门槛，例如住所过于拥挤，主观认为监护人不称职，等等。始终没有一个官方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印第安儿童因为这个领养计划而被带离部落。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通过长期问卷调查得出估算，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里，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印第安儿童通过各种途径被带离原生家庭。

七十年代初，大量原住民权益人士、部落首领和同盟发起抗议，一些部落代表为此前往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美国儿童福利联盟的行径。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开始对“印第安领养计划”展开调查。在公开听证会上，许多印第安女性讲述了自己还在怀孕时就有社工不断上门劝说她把新生儿交给更富裕的家庭领养，即使当她们得知自己的孩子在领养家庭中遭到虐待也无可奈何。在北达科他州，一些白人社工甚至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公然进入私人居所抢夺婴儿。最终，国会在一九七八年通过《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明确印第安儿童的监护纠纷需要法院和部落共同决定。

然而直到今天，这项联邦法案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在玫瑰花蕾保留地所处的南达科他州，印第安儿童占儿童总数不到百分之九，但在寄养系统中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一个印第安儿童被寄养的可能性是白人儿童的十一倍。目前南达科他州年均有七百多个印第安儿童被划入寄养系统，其中九成被白人家庭领养。

奎格莉说：“部落几乎每时每刻都要介入儿童监护权的纠纷，我们为此聘请了一些律师，但条条框框太多了，很容易碰壁。假设今天一个白人儿童的父母不具备监护能力或者去世了，他的祖父母很容易就获得监护权。”

即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印第安儿童福利法》也存在被撤销的危险。二〇一八年，美国地区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宣布《印第安儿童福利法》违宪，认为它违背了种族平等，将部落的利益置于儿童之上。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裁定保留该联邦法令，但在意见书中表示“问题是复杂的”，而且大法官之间对这个决定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当下种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美国，法令的反对者随时可能展开新的进攻。

交谈过程中，我向奎格莉讲述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见闻，包括那块谜一般的墓地。也许她能回忆一下卡莱尔的遗骸埋葬情况，或许能给建于同时代的热内亚学校提供一些灵感。

她说：“在卡莱尔，学生的遗骨十分凌乱，因为他们是从另外一块墓地迁到现在的位置的。不过我们怀疑在这之前可能又被挪动过一次，因为考古专家在学生的墓穴中发现了一根动物的骨头。要知道校园旧址内曾经存在一块被叫作‘印第安墓地’的埋葬点，就在农场的隔壁，那时候农场里的人经常会在墓地边上屠宰牲畜，骨头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混进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卡莱尔存在第三个原住民学生的墓地。”

这么看来，热内亚旧地图中标注的那块墓地可能在当时就已经被挪动了，而且不止一次，甚至可能离考古专家寻找的位置相距甚远。

***

我们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电来了，那两个年轻的印第安员工也结束午餐返回工位。奎格莉提到几个月后她可能前往芝加哥，当地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邀请她为馆内的印第安文化展览担任顾问，我们相约有缘再见。

告辞前，我和她确认卡莱尔学生回迁遗骨的埋葬地。我知道他们被葬进了玫瑰花蕾部落的退伍军人墓园，但有了之前的教训，我不敢再轻易相信导航上任何关于保留地的信息。“很近！”奎格莉说，她先是口头向我描述着 (先向北，再向东，再向北，会看见一个墓地，但不是那个，继续向前开)，最后还是找了一张白纸，用蓝色的圆珠笔画了路线图。

那张简单的路线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果然，玫瑰花蕾保留地里的墓地多极了，单是在81号国道上就有圣约翰墓地、钟雷圣心墓地、印第安传教墓地、耶稣圣体墓地等。而奎格莉所谓的“近”实际上是一段四十公里的车程，即使一路没有红绿灯，也开了将近半个小时。

如果没有入口处一座由四根高大木柱支起的印第安帐篷造型的拱门，你可能会以为来到了一个年久失修的高尔夫球场。玫瑰花蕾苏族退伍军人墓地竣工于二〇一三年，根据一块铜牌上烫着的金字，这里埋葬着斯坎固族的美军退伍人员。“请保持安静和尊重，这里安息着我们的战士。”

实际上，发出任何一丝喧哗都是不可能的。从南边吹来的持续不断的大风吞噬了所有的声音，包括自己的脚步。我远远地看见几排整齐的白色墓碑，一直走到跟前时才发现这些墓主都是在千禧年后才去世的，有的就在几年前。我又走向另一个墓群，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心想，生者的居所容易迷失，难道亡者的殿堂也这般难以找寻？

就在这时，几个黑色的小点串成一条短短的直线浮现在墓群之外的草场上。我向那个方向跑去，这是我所剩无几的希望。

那是五个只比脚踝高出一小截的黑牌子，牌面上镶嵌着白纸，印着墓主的英文名和拉科塔语名，还有一百多年前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奎格莉说过其他几个学生的遗骨已经被亲属领走埋在自家的墓地里。

才不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墓地的土就已经干枯龟裂，有的还出现了轻微的塌方。每个黑牌子边都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插着的花草已经完全干枯了，只有瓶身上系着的绸布黄菊花鲜艳得像一个句号。

***

二月的奥马哈是我去过最冷的地方。有一晚我搭车去市中心一家餐厅，饭后想到走回酒店只需要十几分钟，便决定不再叫车。当时我穿着全套的保暖内衣，又套上了最厚的羽绒服，但走到一半时就后悔了。在体感温度只有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街头，我感觉胸口缩成一个拳头那么大，心脏已经悬在嗓子眼，再一个踉跄就会掉出来。那一小段路似乎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这样残酷的冬季曾经冻死过美国最有恒心的一批西部拓荒者。从酒店房间擦洗得很干净的窗玻璃向外望，能看见奥马哈拓荒者勇气公园里的一组巨型铜像群：那些比真人大了许多的牛仔们潇洒地骑着马、赶着载满行李的马车，身着及踝长裙的女眷和天真浪漫的孩童们跟在后头，手里拿着刚刚摘下的野花，甚至连天性暴躁的美洲野牛都在他们的驯化之下变成了运输工具。这一个由第一国民银行重金打造的城市形象显然出于政治的目的过于浪漫化了，完全忽略了 (也许是有意的)这段路途的艰险。

内布拉斯加州是西进运动主干线“俄勒冈小径”的必经之地，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二十年间，有超过六十万拓荒者穿越内布拉斯加州。然而并不是所有心怀希望的人都抵达了目的地。“每十个踏上西行的拓荒者中就有一个死于半途。”美国内政土地管理局在官方网站上写道。奥马哈北区就坐落着一座百年墓园，埋葬着将近四百个因为严冬而未能成功穿越内布拉斯加州的摩门教拓荒者。

选择在一个最不适宜出行的季节回到内布拉斯加州是为了追踪热内亚寄宿学校的寻墓进展。过去几个月，州印第安事务委员会聘请州历史学会前往热内亚，首次对疑似存在墓地的区域进行勘查。我在网上找到了历史学会的主任罗伯·博泽尔的联系方式，给他写了一封邮件，希望能尽快在奥马哈和他见一面。他很快回复了，并发来了地址。

天阴沉沉的，天气预报显示当日有雪。那个地址离市中心不远，是一栋美国工匠风格的墨绿色独栋房子。开门的是博泽尔，他看上去六十多岁，光头，花白的山羊胡很久没有修剪了，套着一件灰色的毛衣，真人比那些风餐露宿的工作照显得温和许多。他领我进门，客厅窗户的竹帘子都放下来，显得十分阴暗。沙发上卧躺着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女性，还盖着一条毯子，时不时咳嗽几声。我和她打了声招呼。“她病了，”博泽尔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就在旁边的饭桌上聊？”

我猜她可能得了新冠，正在康复中。我打量着这个地方。我无法通过博泽尔的语气判断这里是否就是他的家，就如同我无法判断他们两人的关系一样。客厅直接通向餐厅，只是用一扇拱门作隔断，拱门的同一侧挖出两个小的拱形窗。躺在沙发上的病人能透过窗台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餐厅是明亮的，百叶窗被调到了光线正好能射进来的角度，浅黄色的墙壁上零星悬挂着一些美国西南风格的装饰品和画。

我们坐在一张餐桌边，博泽尔取出一叠事先打印好的文件。他是土生土长的奥马哈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拿到了考古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位，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内布拉斯加州。他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公路考古，每当施工人员在作业工程中有所发现，他就会赶往现场勘查，并将文物妥善转移。这个流程是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在一九五九年制定的，在热内亚水渠兴建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严格的要求。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接手这个工作的。

“大约是一年前冬春交际的时候，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的玛格丽特·雅各布丝教授联系我，想知道历史学会是否有任何关于热内亚印第安墓地的文献或文物，比如说墓碑、地图或者其他什么证物。

我很仔细地查找了一遍，但一无所获。一开始我对雅各布丝的研究并不了解，她便向我简要介绍了情况。于是我建议如果她知道墓地可能存在的位置，可以通过探地雷达的方法来寻找。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在二〇二一年的夏天和秋天去热内亚寻墓。”

“你感到意外吗？”我问，“历史学会竟然没有任何相关文献。”

他摇摇头。“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印第安事务局和其他联邦机构竟然没有任何关于墓地的记录。我们唯一的线索只有一张一百多年前的地图，而且那张地图上只标注着‘墓地’，甚至都没有说是原住民学校的墓地，虽然它就在校园的范围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靠联想和猜测。”

“热内亚校友会的牵头人南希·卡尔森和我提过，校园附近还有一些退伍军人的墓地。”

“这是其中一个干扰因素，除此之外，寄宿学校关闭后，同样的位置建起了一所州立监狱和劳教营，所以肯定也存在犯人的墓地，而且一般像这种早期的中西部殖民聚集地也会有零星的墓地。”

“能告诉我使用的是什么勘查设备吗？”

“我们使用的是探地雷达技术，这种雷达主要用在考古和地质研究上，可以很精确地检测出土壤的压实度。举例说，当你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放入棺材，再重新填上土，这个位置的土壤就比周围没有被动过的土壤更松。这种雷达能非常敏感地捕捉到压实度的细微区别。从外观上看，设备像是一台除草机，有一台带轮的小车装着雷达。操作人员需要沿着一条直线推动它，每半米为单位探测地面下的情况，实时把数据收集起来。然而当下是看不到结果的，我们的分析员会把所有的数据导入电脑中，然后施加一点魔法，利用编程和制图软件来查看探地雷达经过的区域是否存在墓穴或者类似的痕迹，我们称之为‘异常现象’。它有可能是一根金属或水泥，但墓穴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博泽尔从放在餐桌上的那叠纸中取出一张印着黑白纹路的纸，有点像超声波的照片。“过于复杂的高频电磁波原理我就不介绍了，如果探地雷达检测到疑似墓穴，雷达图像会显示出规律性向上凸起的箭头；如果是群墓，箭头还会水平分布。”当他确定我能看懂图后，继续往下说道，“我们前后一共到当地勘查了四次，每次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你应该可以想象它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的事情，我们首先需要把计划勘查的区域划分为更小的单位，然后装好机器，一步一步地推着雷达走。”

“你收到了热内亚的雷达图像了吗？”我问。

“我这几天刚收到！”博泽尔又抽出一张纸，递给我。这一次的雷达图像是彩色的，在一片紫色的背景中，有一道夹杂着黄色、青绿色、红色和浅蓝色的光束水平穿过。“原理是一样的，你在距离地面一米以下的地方看到什么小箭头了吗？”

那片区域是一团深紫色，我想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分析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看到了一些可能是垃圾或者水泥的掩埋物，但没有墓穴的丝毫痕迹。这个人在勘查墓穴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之前他分析过州首府林肯城外的一个早期拓荒者的墓地，所以他非常清楚在探地雷达的影像中墓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知道探地雷达勘查的是哪些区域，博泽尔给我一张热内亚的局部卫星图，我认出了南北走向的水渠和那条横穿而过的铁轨。在卫星图上标注着十二个矩形的格子，从A到L分别用英文宇母命名它们。所有的格子都在铁轨的南侧 (有些在水渠的西畔，有些在东畔)，还有三个格子在更往东的农田边上。

“是出于什么考量把这个可疑的区域划分为十二块？”我问。

“我们绕开了水渠、铁路、农田和私人用地的围栏，毕竟不能在水底和铁轨下使用探地雷达。”他停顿了一下，仿佛想起什么，“不过铁轨在墓地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干扰不大。为了操作更便利，一般会把区域划为方形或三角形，而不是随机选取路线。”

“从一个考古专家的角度看，你的结论是什么？”

“总体来说有两个可能性，”博泽尔一边思索一边说，“一是我们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或者地图根本就标错了。二是地方是对的，但墓地已经被破坏或着埋在更深的地下。”他解释道：“假设水渠的路线正好经过墓地，它大概率就被破坏了。或者，水渠刚好避开了墓地，但兴建水渠而挖出大量的土被直接堆在渠道的两侧，导致墓穴比我们想象中埋得更深，而探地雷达无法探测到距离地表九米的距离。”

“你之前经手过类似的勘探项目？”

“在调查热内亚的同一个时段，我们对奥马哈城一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摩门教徒坟墓使用了探地雷达。这些摩门教徒当时从伊利诺伊州迁徙到犹他州，一部分人在途经奥马哈城北部的时候死于霍乱或其他冬季严寒天气引发的疾病，被埋葬在城里的一座墓园里，还立了一块纪念碑。这几年墓园计划重建，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使用探地雷达技术识别出坟墓的具体情况。我们成功发现了十到十二座坟墓，雷达影像所呈现的就是典型的墓穴特征，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也用同样的技术勘查过高速公路拓宽工程中遇到的拓荒者坟墓。”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有一个来自艾奥瓦州的人训练了一群寻尸犬，他经常和执法部门合作寻找尸体或者失踪人口。他坚信自己的寻尸犬能够嗅探出古代遗骸。我半信半疑，因为这种方法在考古界存在很多争论。我知道他和一些考古学家合作过，也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取得联系，反馈还是好的。”他语气一转，“不过我刚刚退休了！我把这些信息都发给了我的继任者大卫·威廉姆斯和内布拉斯加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朱迪·卡亚施基波斯。如果他们决定使用寻尸犬也无妨。”

雪一直到当天下午才落下，但不大。拓荒者勇气公园的铜像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风一吹就落到脚边，也没有融化开，犹如拆开新冰箱时从防撞泡沫片刮下的白色颗粒。

***

夜里又下了一点小雪，隔天上午终于放晴。阳光制造了一种温暖的错觉，但其实依旧很冷。我从奥马哈前往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林肯，我总以为这座州首府城市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官府味很重的地方 (同类城市可见堪萨斯州的托皮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没想到它其实是一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大学城，街头能看见许多书店、餐厅和酒吧，套着大学运动衫的年轻人一点也不怕冷，胸前和书包上印着红色字母“N”，那是内布拉斯州大学的校标。

玛格丽特·雅各布丝教授就在此任教，她的团队不久前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将热内亚原住民学校的死亡学生数量从最初的十九名提高到至少八十七名。新添加的死亡案例来自旧的档案和报刊。

但我并不是为此而来。二〇二一年七月，由美国首位原住民部长德布·哈兰德领导的美国内政部宣布将调查寄宿学校政策的实情，并将在二〇二二年四月前发布详细的书面调查报告，这份历史性的报告会涵盖寄宿学校去世学生的身份和遗骸埋葬地点。此时距离拟定的报告发布时间不到两个月，作为数百所原住民寄宿学校中具有代表性的热内亚因寻墓失败而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其他学校旧址也有各自的困境。

驻外记者总是很被动地(也很自然地)接受常驻国政府一份又一份的报告，大力宣介也好，严格审视也罢，很难有机会在报告出炉前就深入其中，因此失去了一种类似于第一人称的视角，更像是在写褒贬难辨的影评。然而我在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个选题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很难置身事外，跟随它的进展前往美国各地已经不能只用职业素养来解释，我想要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种持续的好奇心已经变成一种惯性。

我来林肯是为了见内布拉斯加州的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朱迪·卡亚施基波斯。我在去年初夏刚听说热内亚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名字。无论是南希·卡尔森的校友活动，还是玛格丽特·雅各布丝教授的学术调查，又或者是罗伯·博泽尔的考古勘探，都是由卡亚施基波斯在州政府层面为他们背书。而她自己是庞卡族，她的母亲就曾经就读于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

和卡亚施基波斯约见面并不容易，甚至差一点无法成行。我一开始先和她的办公室取得联系，负责外联的白人女秘书非常拖拉、即使到了原定见面时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还没有准信，最后我只能越过她直接写信给卡亚施基波斯 (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最终敲定了时间。

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大厦是一栋相当壮观的哥特复兴式建筑，用印第安纳石灰石砌成的百米塔楼犹如一根针般扎入天际。当年来自纽约的建筑师曾说他希望这栋建筑像是灯塔，这个目标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意象上，应该都实现了。我远在几十公里外就能看见塔尖的金色穹顶，而它也是全美国第二高的议会大厦，位居榜首的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大厦当年就是以它为竞争目标，生生地多建出了二十米。

然而当我从平时对员工和外来访客开放的一个过于狭小的侧门走进大厦时，立刻感受到一种类似于宗教场所的神秘和压抑。昏暗的一层大堂像是迷宫一般，每走几步就会出现通向不同方向的或直线或曲线的廊道，交会处常常出现镶嵌在石壁上的圣水盆。议会大厦的前台在一楼的正中央，那里有一片淡绿色的穹顶天花板，比中世纪火把还暗的照明灯是唯一的光线来源，时不时有一群人如同鸟群一般经过，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留下清脆的足音和细细长长的影子。

我向前台一个戴着黑色口罩的年轻女孩说明了来意，她很熟练地在电话机上拨通了一个号码，然后让我在一旁稍等片刻，马上会有人下楼来接我。

一个金头发的中年白人出现了，是卡亚施基波斯的副手，名叫斯考特。他长得高大，却有一张娃娃脸，让我想起美剧侦探片里那些心地善良但又有些滑稽的警探助手角色。后来据他自己说，他的上一份工作就是在狱警系统，不过做的是文书工作。

我们挤进一部面积很小的电梯，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办公室在塔楼的六层。斯考特领我走进一间光线极其充沛的细长型办公室，卡亚施基波斯迎面走来。她长得很美，黑色的披肩长发，深色的皮肤，画着淡妆，穿着一件摇曳的黑色长连身裙。我很自然地以为她只有五十出头，直到她几次提起自己的孙子，才知道她竟然已经六十九岁了。

卡亚施基波斯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临时兴起说要带我去和参议员帕蒂·布鲁克斯见一面，正是这个议员推动州议会通过提案，将每年的二月二十日定为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纪念日。看见我没有反对，她立刻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

“参议员去参加十一点的议会投票了，”卡亚施基波斯急匆匆地说，“那我们直接去西议事堂找她。”

她领着我搭同一部电梯下楼，身姿轻盈地从一条长廊绕到另一条长廊。眼前的天花板突然抬高，我们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粉红色纹路的圆石柱矗立在角落里，大理石地板上是一幅幅神话人物和动物的图案。一大群西装革履的白人等候在一面刻有印第安人像的鲜艳壁画旁 (我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两扇紧闭的木门)，透过他们面前的玻璃门能够看见富丽堂皇的西议事堂，那是内布控斯加州的议员发表演讲和投票的场所。

“如果是法令就必须举行听证会，而决议不一定需要。”卡亚施基波斯压低声音，“当提议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纪念日的时候，我们本来担心会有反对的声音，但布鲁克斯议员私下向其他州议员游说，向他们讲述热内亚的故事。很多议员都很惊讶，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她最终劝说超过三十个州议员在决议上签名，让决议在州议会通过。”

卡亚施基波斯神情自若地走过人群，推开玻璃门进入会场，我在外面等她。

内布拉斯加州是全美国唯一一个采用一院制的州，所有议员统称为“参议员”。除了议会外，州长办公室、州最高法院、州上诉法院都在这栋大厦里。

我最后是在布鲁克斯议员的办公室见到她的，一个留着干练短发的六十多岁白人女子 (外貌和年龄很相衬)，画着精致的妆，微微凸起的颧骨让她的脸庞略显男性化。那是一间独立办公室(她的下属们都坐在门外的一个开放办公室里)，桌上放着一块刻有她职务和选区的名牌，四周放着许多印第安元素的装饰品。她拿下贴着水钻的黑色口罩。我不知道要和她聊些什么，就问为什么决定把二月二十日作为纪念日。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目光寻找着同处一室的卡亚施基波斯。我于是又勉强聊了几句，起身离开。

在电梯间的时候，她突然又说：“你想去见一下州长吗？他这时候肯定就在办公室！”

“会不会不方便？”

“我不介意带着一个记者去‘突袭’他。”她并不像在开玩笑。

“下次吧。”我说。

***

卡亚施基波斯从一九九五年就开始担任现在的职务了，这不是一个民选的官职，需要由内布拉斯加州内联邦承认的印第安部落和州政府共同任命。它意味着她不仅需要代表部落在州政府内争取权利，让议会和州长听见部落人民的声音，同时也要敢于和华盛顿的联邦机构周旋。卡亚施基波斯显然是这个职务的完美人选.做事雷厉风行，而且善于社交 (她曾经是一九七三年“内布拉斯加之地选美比赛”的冠军)。我和她刚见面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些特质。

“我最早的工作就和部落遗骨回迁有关，那时候庞卡族的部落重新获得联邦政府的承认。”卡亚施基波斯说，“但这一次相当不同，我不仅需要寻找遗骨，而且这些遗骨还属于一群孩子，甚至是我母亲的同窗校友。”

我们回到六楼那间狭长的办公室，从百叶窗可以看见停在议会大厦外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把大厦周边道路两侧的空位都占满了。无论多么杰出的建筑师似乎总是轻视了人类的繁衍速度，即使是设计出一整个新首都的奥斯卡·尼迈耶，也常被后人抱怨给巴西利亚的行政区安排了太少的停车位。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林肯，为了寻找停车的地方，我不得不绕议会大厦几周，最后还是被迫把车停在了几条街之外的地方。

办公室的暖气机发出轻微但不间断的声响，像是有一双手捂看我们的耳朵。我讲述自己前一天拜访过罗伯·博泽尔，已经了解首次勘探的结果，想知道下一步她打算怎么做。

卡亚施基波斯说：“我们会继续寻找这些孩子，不能就这么停下来。当年学校的面积超过六百多公顷，而我们只勘查了不到五公顷的土地。假设这一百多个孩子是白人，那么白人群体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联系到我们的办公室，希望能够提供资金支持。也有很多人出谋划策，想出各种方法来寻找遗骨。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用嗅探犬或更先进的设备。不久前，我联系了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学会刚上任的负责人大卫·威廉姆斯，我们达成共识，将保证这个勘探项目拥有充足的资金，从州政府的预算里获得经费，而不需要完全通过联邦政府的《原住民墓葬保护和返还法》。我们也可以申请补助金，再不行就自筹，当然我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

“你还是有把握找到墓地吗？”

“说实话，我依然十分有信心。我只是担心孩子们的遗骨可能没有被存放在各自的棺材里。”她解释说，“根据一些人的回忆，早期寄宿学校的学生甚至需要为去世的同学做棺材。如果遗体被装在棺材里，遗骨就能够保留完好，只是不会有任何的印第安葬品，因为那些孩童的印第安饰品早在入学时就连同他们的信仰一样被丢弃了。因此我们很可能无法借助任何物品来辨别遗骨的身份。不过这已经是最乐观的结果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墓地是一个乱葬岗，人死了，校方就把尸体扔进去，用土埋好。周而复始。如果是这样，将很难判断哪一具遗骨属于谁。我们也许需要提取DNA。即使我们能够辨别遗骨的身份，要把这一百多具儿童的遗骨回迁到各自的部落，也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我想让卡亚施基波斯聊聊她和内政部沟通的过程。我能察觉到她对这个话题有些警惕。

“关于这个议题，去年十二月我和德布·哈兰德部长的副手们举行过一次电话会议，会议上提到过内政部和州政府层面潜在的合作模式，当时我和其他州的原住民事务委员会都提交了自己手头的材料，但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

“你后来主动联系过内政部吗？”

“是。我给他们发了邮件，询问进展。就在这一周，我再一次联系了部长助理，说时间紧迫，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依旧没有回音。”

“十二月的那次电话会议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我觉得内政部的人并不真正清楚这个议题涉及的规模和复杂性。你知道，全美国曾经有数百所原住民寄宿学校，而且每一所都有独特的情况。以热内亚为例，我们的校友基金会已经创建了三十多年，我们的数字化和解项目在几年前就启动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一部分去世学生的名字和死因。可以说我们已经领先了，唯独还没找到墓地。有的州和我们的情况相反，他们知道寄宿学校的墓地在哪里，但不知道墓中人的身份。例如在内华达州的斯图尔特原住民学校，由于多年前印第安事务局和校方直接签署过一份备忘录，导致内华达州的原住民委员会无法获得去世学生的档案。在同一场电话会议上，他们的主任也参加了，她要求内政部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协助，但似乎也没有回音。”

我快速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内华达”和“斯图尔特”。卡亚施基波斯似乎觉得先前的话有些不妥，于是马上补充道：“但内政部的心思在正确的轨道上，只是美国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我相信开办寄宿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盗走印第安人的土地，”她悄悄地从原来的话题转移开，“先把印第安儿童从部落中带走，让家庭支离破碎，破坏语言和文化，儿童长大后就不会回到部落。即使回来也已经物是人非。”

卡亚施基波斯的不安愈发明显，她开始强调自己愿意帮助内政部，尤其是同为原住民的哈兰德部长。我不想让她对我心生戒备，就没有继续延续这个话题。

我说起前一年夏天在丹佛认识的寄宿学校幸存者贝茨·史密斯，尤其是她在钢琴课上的遭遇。

卡亚施基波斯说：“一年多前，我对数字化和解项目的研究员们提出问题：‘你们会追踪学生自杀的案例吗？你们会追踪性侵犯或者性剥削的案例吗？’他们回答说并没有。我说，我们应该优先调查热内亚学校内的自杀或者他杀事件。你可以去查阅学生的死亡记录，有些非常令人生疑。例如有的记录描述死者的颈部严重受损，很难不让人怀疑可能是被吊死或者被误杀的。还有学生的死因是吞食了太多糖果，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另外，我也绝对相信热内亚学校出现过男女学生遭到性侵犯的事件。每逢夏天，当地的白人家庭和农庄都会从学校领走一些印第安学生去为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烤面包或者去田里干农活，很容易有机会对我们的孩子下手。这些都被卷入了黑暗的历史中。要问责具体的人或者集体为时过晚，但至少让这段历史曝光于世，让世人知道这种事曾经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当社会了解了真实的历史后，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它既治愈过去，也治愈将来，因为相同的事情将很难在人们有意识的情况下重演。”

在美国一些州，向历史或者社会政策受害者赔偿是一个类似于潮流一样的话题。加州甚至在州长加文·组森的支持下成立了黑人赔偿特别工作组。我想知道卡亚施基波斯对于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赔偿问题是怎么看的。

“坦诚说，我还没有听过任何寄宿学校幸存者或者他们的后人讨论过求偿的话题。我担心它可能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反感，因为没有人想要被这种拖欠的感觉所劫持。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人，也许有些人不这么认为。热内亚校友基金会只有很少的经费，都是用每人十美元的会费攒起来的。如果墓地被找到了，我们需要钱将他们的遗骨送回部落，如果我们决定建一座纪念碑，也需要资金。然而钱不是问题的关键，人们追求真相和讲述真相的愿望才是关键，而这正是当下美国的难处。国家非常分裂，这里的人不想要讨论真相。对人们来说，批评其他国家很容易，像是德国，以及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但要承认他们在自己国土上犯下的错却很难。我们没有办法像其他生活在美国的民族一样可以回到大洋之外的故土重新学习语言和文化，因为这块大陆就是我们的故土。”

“可是你希望联邦政府会有什么更实质的举动吗？”我问，“除了公布调查报告。”

她显然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有一些方案，我们可以要求联邦政府加大对印第安语言复兴项目的投资，寄宿学校夺走了印第安人的语言，所以在印第安人的领地里都应该推广语言沉浸式项目。另一个建议则是在精神健康领域，寄宿学校政策造成了代际创伤，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些年轻人因为过往的痛苦经历选择自缢，他们把这个决定解释为将生命归还回去。

我们是这块土地最早的居民，如今却受到最糟的对待，所以必须有一批联邦经费投入到美国公共卫生署内设的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局。”

卡亚施基波斯和我说起她的母亲埃莉诺，一个庞卡族女子，却被寄宿学校取了个美国最著名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名字。年幼时埃莉诺和另外两个姐妹就从密苏里河畔的一个印第安村落被送到热内亚，上午学习英语和算术，下午学习烹饪。

这段寄宿学校经历是如何影响埃莉诺后来的人生呢？

“就和这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卡亚施基波斯说，“她在热内亚学到了一手好厨艺，这项技能养活了我们十个兄弟姐妹。即使在去世的前几天，她还在烤面包。她通过食物表达对我们的爱，所以我、我的女儿和孙儿们都热爱美食。但是，我的母亲不会说部落的语言，因为她没有机会和自己的父母学习语言，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伤害。我的外祖母就不同，她是桑蒂族，小时候在桑蒂部落保留地内的走读学校上学，每天晚上都能见到父母。”

埃莉诺的另外两个同胞姐妹呢？和她一起在热内亚上学的那两个。

“她们的遭遇就悲惨多了，”卡亚施基波斯的声音沉了下来，“一个姨妈进了疯人院，一辈子住在里面。我常想着这是否和她在热内亚遭遇了精神创伤有关。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我想起就很难过，非常难过。另外一个姨妈在三十二岁那年得了结核病去世了。”

不知为何，当卡亚施基波斯在讲述家族女性的经历时，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贝茨的脸，她说自己抓住人生中的每一个机会，所以幸存了下来。

和卡亚施基波斯聊天很愉快，她有一种充满斗志却又不会过于咄咄逼人的气质，让我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每个人都应该去争取点什么。

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卡亚施基波斯经常通邮件，有时只是简单几句话，关于热内亚调查的进展，但一直没有断掉联系。

临别时，她坚持让副手斯考特带我去几条街外的广场上看新落成不久的苏珊·拉夫莱斯·皮科特铜像，这位在一百多年前离世的女医生是公认的美国原住民中成为医生的第一人。我穿上羽绒服、戴上绒帽和厚手套。重回寒冷的街头让我打了好几个寒颤，只披着一条薄披肩的皮科特医生提着药箱，似乎完全感觉不到寒冷。

***

三月份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中西部依然冰天雪地，但这个位于波多马克河边上的“小镇”已经暖和起来了，穿着运动短裤的年轻小伙们 (多月没见阳光的大白腿十分碍眼)从国会山一侧带着点坡度的林道里跑过，很快消失在树丛中。

国家广场东南侧一栋外形如同被风和水侵蚀过的巨大岩石的建筑是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我特意找时间去里面转了一圈，偌大的展馆里和原住民寄宿学校相关的展品只有一件卡莱尔学校的旧校服 (也许是仿造品)，一旁的展板上除了几句简单的介绍外剩下一大片空白 (如果这不是出于排版美观的目的，只能理解为策展人在这个选题上没有太多的话可说)。

整个四月里，我每天都点开一次内政部的官网，始终没看到允诺的报告。美国媒体毫不关心，我怀疑他们早就忘了这件事。

卡亚施基波斯曾经和我提过，当热内亚去世学生名单更新后，她的办公室书面通知了每一个热内亚去世学生所属的部落，告知他们孩子的姓名。黑脚原住民保留地的部落首领特意向她发了一封致谢函，因为名单中有三人来自黑脚部落，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想起在热内亚校友会上偶遇的吉勒姆夫妇，这会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消息吗？

我拨通他们留给我的手机号码，接视频电话的是丈夫格雷格。

“我当然记得你。”他愉快地说，“你好吗？”

格雷格的模样没有发生变化，他似乎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这一次特别问了他的职业，他是部落的警察，但刚退休不久。

“调查的确有了进展！”格雷格隔着屏幕说，“还记得我的叔公丹尼尔吗？在打拳击时心脏突然停了的那个。我们后来找到一份报纸，说他的遗体当时已经运回了蒙大拿州，不过还不知道埋在了哪里，总之不在热内亚了。”

“莱丝丽祖母的姐姐呢？”我问，“她好像叫爱丽丝。”

“没错，是爱丽丝。我们找到了她的死亡证明，是在校园里去世的，死因是败血症，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细节。”他遗憾地说，“还需要继续寻找。”

我为他们的新发现而高兴，无论多么微小，但一直向前。我让他替我向莱丝丽问好。

五月中旬，内政部终于发布了调查报告。和我预期的一样，它更像是一份综述性质的东西，全都是已知的内容，而新的调查一个也没有。内政部解释说，接下来还会陆续发布新的调查。

第二年夏天，我没有重回热内亚的校友会，而是一路向东前往密歇根州。

内政部开启了一场名为“治愈之路”的全国巡回听证会，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和各地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见面。密歇根州的佩尔斯顿是其中一站，部长德布·哈兰德也会到场。

听证会的举办日期日渐临近，但内政部的网页上却始终没有公布会场地址，只是提醒想要参加的记者必须提前注册报名。我向内政部的媒体处发了一封邮件，但到了临行前也没有收到确认的回复。

佩尔斯顿距离芝加哥六小时车程，我原计划做一趟跨州公路旅行，但最后还是决定飞到佩尔斯顿附近的特拉弗斯城。此时正值盛夏，这个被称为“世界樱桃之都”的湖滨小镇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季，游客在商店里试吃你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一种用樱桃做的食品，樱桃巧克力、樱桃啤酒，甚至樱桃甜辣酱。从这里沿着密歇根湖继续向前，几乎每隔十几公里就会塞一次车，大多是因为路两侧的旅游商业区为了增加客流量而设置了过多的红绿灯。最久的一次则是为了等待几艘船从密歇根湖驶入内港，一直到桥降下来后才恢复通车。

途中，我在另一座湖滨小城佩托斯基稍作停留。咖啡厅旁的书店用一整个书柜放置海明威的小说。在我的旅行经验中，这种勋章一般的现象通常只出现在名作家的故乡或者发家之地，例如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之于威廉·福克纳，缅因州的班固之于斯蒂芬·金。我向书店的伙计打探了才知道，孩童时代的海明威曾经和家人在此度过了许多个夏天，在他小说中经常能读到佩托斯基和附近的消暑胜地。

然而我的目的地很难发生海明威的故事，它太小了，连大文豪最短的故事都塞不进去。车刚开上佩尔斯顿的地界，我正左顾右盼，没想到唰的一下竟然就开过了。

在密歇根州的行政区划中，佩尔斯顿只是一个村，常住人口不到八百人。我安慰自己，只要隔天早一点到，总能摸索到听证会的会场。

当晚我在佩尔斯顿以北二十分钟车程的麦基诺城过夜，旅馆在休伦湖畔，虽然这里和密歇根湖属于同一个水系，但我总觉得休伦湖的颜色显得更浅。入夜后，有人在沙滩上点燃篝火，不远处的码头上准点放起烟花秀。喧嚣很快结束，正当我准备关灯就寝时，突然听到隔壁阳台一个小孩的喊声。“快看啊，那是太阳！”我拉开窗帘，看见一轮巨大的血红色圆月从湖面上升起，被红光照亮的波浪一阵一阵地向岸边涌来。那一瞬间我也有了错觉。

隔天一大早，我在佩尔斯顿的一家人满为患的早餐店用餐，打听到活动地址是佩尔斯顿小学，从餐厅开车过去只需要两分钟。

听证会办在学校的室内体育馆里，我赶到的时候才刚刚允许入场，停车场上能看见车门上印有部落名称和徽章的巴士，不同年龄段的部落女人穿着鲜艳的印第安风格布裙子，男人们则身穿好看的绣花衬衫。走廊上放着自助热咖啡机和矿泉水，负责登记签到的年轻白人干事坐在一张长桌边，我向他解释之前发过邮件。“在媒体签到簿上填写你的名字就行。”他不以为然地说。那张印着简单表格的白纸上空荡荡的，填在我前面的只有两家未曾听闻的当地媒体。“听证会开始后，媒体只能待第一个小时，之后就需要离开会场。”那人提醒我。

两个身穿橙色圆领衫和花布裙的印第安女人把守在场馆的入口，手里各自托着一个珍珠贝壳，里面放着点燃的圣草，每当有人走进，她们就摇动另一只手上的羽毛扇，让来宾在烟雾中穿过。没过多久，半个体育馆已经烟雾缭绕，还一度触发了火灾报警器。

这里在平时是佩尔斯顿公立学校体育队的训练场馆，墙上画着一只露出白牙的大黄蜂，那是他们的吉祥物，墙边还有比赛的得分牌。为了腾出场地，几座篮球框都被升起来了，木地板上放着一排又一排的折叠椅。

折叠椅很快被坐满。晚到的人就坐在两侧的看台上。除了部落来的人，人群中既有中学生模样的白人青少年，也有上了年纪的本地白人居民。

等所有人坐定后，德布·哈兰德入场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本人，她把黑色的长发绑成一个发髻，黑色正装外套里穿着一条花布长裙，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原来她的左脚受伤了，一只灰色的脚骨折护具从裙角露出来。跟在她身旁的是内政部印第安人事务助理秘书布赖恩·纽兰德，他是奥吉布瓦族，猫一样的眼睛。留着长发，相貌十分英俊，穿着一件绣有印第安图腾的黑衬衫。

主席台的一侧放着一面鼓，六个鼓手围绕它而坐，每人手持一根鼓槌，在得到指示后整齐地敲击起来。一开始节奏是缓慢的，其中一个鼓手口中轻哼着歌词，鼓点渐渐快了起来，高而尖的喊声从所有鼓手的嗓子中冲出，犹如上万匹马在旷野中奔驰。

我想这可能是一首流传较广的印第安曲子，在场的一些印第安人 (包括纳瓦霍族的哈兰德)都随着节奏哼唱着。渥太华族小特拉弗斯湾部落是活动的承办方，鼓声中，部落的代表们手举星条旗和部落的旗帜一步一个停顿地走到人群的最前方。

哈兰德和纽兰德发表了简单的开场发言 (先用自己部落的语言打招呼，接下来再用英文)，纽兰德得到的掌声明显更热烈一点，这可能是因为他出生于密歇根州上半岛的契皮瓦县，离这里不远，参加这场听证会有一种回家的意味。他特别说明为了尊重寄宿学校幸存者和家属的隐私，现场的记者在一个小时后就会离开现场，这时所有人都扭头看向场边我身处的区域。

自由发言时间开始了，工作人员拿着话筒在观众席间徘徊着，角落里的速记员也准备就绪。一个块头很大、但坐着轮椅的白头发老人最先拿到话筒，他自称是密歇根州一个知名酋长的后人。老人让身旁的妻子 (她全程都充满爱意地看着他)举着一份好几页长的讲稿，开始一字不落地念起来。虽然内容和原住民学校相关，但更像是一份介绍历史背景的材料。终于在他一口气念到第十六分钟时(周围的人已经流露出厌烦的神情，但出于尊重长者的角度保持沉默)，纽兰德打断了他：“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发言的机会，我不得不请你暂停，你可以在会后把材料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经历了这个有些尴尬的插曲后，听证会终于变得顺畅起来。

现场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举手，花上两三分钟的时间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的回忆儿时在寄宿学校的痛苦经历，另一些更年轻的人则是分享寄宿学校如何塑造了父母孤僻固执的性格，从而影响自己的家庭关系，很多人感同身受地点头。

现场大多数人或者他们的父母曾就读于哈伯斯普林斯的圣童原住民学校，它是美国历史上办校时间最长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正式关闭。那里距离佩尔斯顿半小时车程，所有的校舍在二〇〇八年被拆除，只剩下一道校门。由于学校的教会背景，幸存者的故事常常出现修女和神父的踪影。

五十九岁的艾文从他姐姐手中接过话筒，他在圣童原住民学校就读了六年。他人高马大，语气有些犹豫：“我从小就是一个淘气的男孩，所以在寄宿学校里遭受了很多惩罚，但这些都抵不过被性侵的经历。当时学校里的一个修女总是私下‘按摩’我的身体。我觉得挺舒服的，没什么问题，”他干笑了一声，“那一年我只有十二岁，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什么。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觉得自己怪怪的，有很强烈的羞耻感，直到现在也是。”现场鸦雀无声，周围的人瞪大了眼睛。仿佛为了缓解气氛，他故作轻松地说：“当然也有好的一面，我学会了算术，我很擅长计算，字也写得很漂亮。”

另一个头发花白的印第安老太太站在人群前讲述自己年幼时遭到一个修女的羞辱和体罚 (她至今不忘修女的名字)。她的语气越来越弱，身体开始颤抖，仿佛快要站不住了。一个活动志愿者(高大的印第安女人)安静地走到她的身后，伸出双手支撑住老太太的双臂。

除了伤感的往事，现场也不乏故人重逢的惊喜。这些充满人性的细节是听证会最打动我的地方。

中场休息时间到了，记者必须退出会场。但我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一直等在走廊上。

直到上午的会程全部结束后，我重新走进体育馆。活动组织方搬出一块巨大的背板，想要和哈兰德合影的人排起了长队。内政部的干事看见我四处环顾，以为我也想拍照。“你可以去排队。”他们建议说。其实我正在找那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发言者，想和他们私下聊一聊。

妮可在我的笔记本里被标记成“绿裙子”，她穿着黑色的刺绣上衣，一条网格状的黑披肩，齐刘海的黑色长发，那条长及脚踝的绿松色裙子显得尤其突出。听证会上她和女儿佩尔坐在体育馆另一侧的看台上，佩尔看上去不到十岁，脸颊上散落着细小雀斑，应该是混血儿。妮可握着话简谈起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如同话剧舞台上一段自剖式的独白。

我在人群中找到穿绿裙子的妮可，她正准备带女儿离开。

“我来自渥太华族小特拉弗斯湾部落，现在住在密歇根州的东兰辛。”妮可的声音有一种强大的平静，“我的父母是在圣童原住民学校里认识的，当时他们只有九岁。我的母亲一生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她绝口不提内心的创伤，只是不停地吃药，大量的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药物上，最后导致肝脏严重受损而去世。我的父亲很年轻时就染上了严重的酒瘾，出于各种原因频繁入狱。他的腿在监狱里废了，丧失了行走的能力。我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他们的人生遭遇都源于童年时缺乏关爱，基础被破坏了。对于我们这些子女来说也极其痛苦，因为我们是这种代际创伤的目击者和承受者。我和妹妹，以及我的女儿唯一能够和这种制度性伤害做斗争的方法就是要捍卫部落的语言、生活方式和信仰，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摧残。”

佩特西斯在我的笔记本里被标记成“哭泣的女人”(事实上，大多数发言的人都哭了)。她看上去接近六十岁，很活泼，是那种在一大堆陌生人中你会率先想要和她亲近的类型。“我其实出生在芝加哥，”当她得知我住在芝加哥时，略显兴奋地说，“但从小在佩托斯基长大。”

大约五岁那年，佩特西斯和她的弟弟被送到了圣童原住民学校，她说当时太小了，记不清入学时发生了什么，唯一的印象是剪头发，因为所有的孩子哭成一团。“修女们无止尽地吼我们、责备我们，每一天都是如此。”她伸出双手，指关节和手臂上浮现出白色的疤痕，“你看我的手，这些伤疤都是戒尺留下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课上，可能是因为开小差，修女手上的尺子直接落下来，血溅得到处都是。好几次我可能因为违反校规，被修女们关进地下室的黑屋里，或者让我跪在一块地毯上，然后拿手巾猛地勒住我的脖子，这是寄宿学校惩罚学生的方式。我被勒过许多次，眼前一黑，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佩特西斯和刚去世不久的丈夫相识于圣童原住民学校，后来结成伴侣，拥有子女。一年多前，丈夫突然问她，你还记得夜深人静时从集体寝室里传出的奇怪声音吗？她说隐约记得，怎么了？丈夫回答，那是学校里的神父和修女正在骚扰甚至强奸我们这些小男孩。我就是其中之一。直到这个时候，佩特西斯才想起这种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熟睡时，突然惊醒了，因为有一个人压在我身上。那个黑影是一个大人的轮廓，他在我耳边说，如果你告诉别人，就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

她鼻头一酸，眼泪似乎就要流出来，但她努力镇定了一下，止住了。“我不想哭，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们觉得我不够坚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都不知道这些事，直到有一回，我的老同学和她们偶然提起，我才一点一点地向她们透露过去的事。”她挤出一个笑容，“我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现在还有一点抖，因为要把这些回忆讲出来实在太难了。我经常问自己，你应该没事了吧，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承认，童年的经历会对一个人的所思所为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我在离场的人群中寻找艾文，但他已经消失了。

雷吉娜·加斯科-本特利是渥太华族小特拉弗斯湾部落的首领 (开场仪式中她是持旗人之一)，大家都简称她为吉娜，一个留着宽刘海、身材高大的印第安女人。每当我向听证会现场的志愿者咨询一件事，他们总是说：“也许吉娜知道。”活动结束后，吉娜终于有时间和我聊聊天。我们坐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食堂里，墙上是一幅幅七巧板图案的画。我说起之前不知道听证会的地址，这一路都是摸索而来。她解释说内政部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场地，问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成功，这所公立学校是唯一愿意接洽的地方。吉娜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但临别前她淡淡地问我是否吃过饭，然后去厨房里给我拿了一盒工作午餐。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内政部每隔两三个月就在不同的城市举行一场听证会。形式和流程十分雷同(好几次也不对外公布会址)，唯一的区别是场地，如果得到了赞助，会场就会光鲜亮丽不少，反之亦然。有一回，听证会在北加州一个赌场酒店的宴会厅举办，还配有高档的自助早餐和午餐。我打听了才知道，那是得到了赌场老板 (一个极其富有的印第安商人)的招待。会场走廊的玻璃墙外是酒店的露天泳池，穿着泳衣的白人男女们在水池边戏水、晒阳光浴，和室内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反差。

我相信倾诉和分享的力量，把心中的痛苦说出来，和周遭的人产生共鸣，无论对于诉说者，还是倾听者，都是疗愈的第一步。但与此同时，我又对这一系列的听证会产生了极大的疑惑，这些仪式感大于内容的活动更像是走走过场，它们对于改变现状究竟能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呢？

内政部一再强调他们会完整记录和整理听证会上的发言，做成口述历史的档案，但我总想起这一路上听到的对印第安事务局的抱怨，或许在向档案库塞进更多文字材料前，应该先花时间和精力，把杂乱无章的旧档案整理一下，让那些封尘许久或者散落遗失在角落里的原住民学生档案重见天日。

***

在北加州的那场听证会上，两鬓斑白的来宾们频繁地谈到一所叫作“斯图尔特”的学校。我觉得这个校名有些耳熟，便在笔记本上找了找。原来，它就是朱迪·卡亚施基波斯曾经提到的那所拥有学生墓地，却不知慕中学生身份的内华达州原住民学校。

一个来自卡赫托部落、名叫阿塔的老妇人回忆说，她刚到学校的第一天就被带到那块墓地边，有的坟前竖着小小的墓碑，但大多数什么都没有，埋的都是学校里的孩子。随行的牧师威胁她：“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说的做，就是自寻死路，下场就是这里！”她当时并不理解话中的含义，只觉得一股恨意涌上心头，转身朝牧师的胸口捶了一拳。“我的拳头撞到他胸口的金属十字架挂坠上，疼了很久。”

另一些人则用惊骇的语气描述教会的人如何把意外怀孕的印第安女学生的新生儿扔到墓地中。“一开始还能听见婴孩的哭声，后来声音渐渐弱了。过了一夜去看，附近的野狼已经把孩子叼走了，四处都是残碎的骨头。”

会后，我找到阿塔，希望她给我讲讲更多关于斯图尔特的事。她个头不高，头发松散地批在肩头，戴着一副珍珠贝壳的耳坠，说话中气十足。

“几个月前我刚去过一次，那是我离开学校那么多年后第一次回去。”她说，“开车途经卡森城的时候，同车的女伴说，快看，路标说城里有一座原住民学校的古迹。你知道这个地方吗？我说，我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于是我们决定绕道去看一眼。校园旧址的广场上正在举行一场帕瓦大会，年轻的孩子们穿着鲜艳可爱的衣服，到处都是欢乐的音乐声。然而当我走在当年的校舍之间，眼前全都是黑白色的，我的耳畔响起昔日同窗们的哭声。”

阿塔说起十二岁那年，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女孩在她面前自杀的过往。“她有最动人的笑容，红色的脸颊，一头美丽的长发，个头比我矮。有一天下午她来找我，她说自己要回家了。

我立刻明白她的意思。她事先准备了一瓶打字机的涂改液，大口吸进嘴里。她很快瘫倒在地上，那个场景恐怖极了。她奄奄一息地望着我，我紧握着她的手，直到她闭上眼睛。”阿塔总结道，“你能想到世上对一个人能做出的最残忍的事，就是寄宿学校施加在她身上的罪恶，而她唯一的自由就是抛弃自己的生命。”

我心生了拜访斯图尔特的念头，我想看一眼那块墓地。在朱迪·卡亚施基波斯的邮件引荐下，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向我开了绿灯。几周后，我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开车环绕太浩湖，跨过州界，最终抵达卡森城。这座位于沙漠河谷中的城市是内华达州的首府，地名是为了纪念美国白人探险家基特·卡森。崇山脚下的草地有大群的黑牛在吃草漫步，犹如一张绿毯上的黑珍珠。

委员会的主任史黛西·蒙图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她来自沃克河派尤特部落，一头白发绑成一条粗辫子，沿着右肩优雅地垂下来。蒙图斯的祖母年仅四岁时就被送到斯图尔特，从她现在的办公桌能够看见当年祖母的寝室。“六号楼，”她手指窗外，然后从墙上摘下一张黑白照片，是她的祖母十三岁时在楼前拍下的，“你看，连角度都一样。”

斯图尔特建校于一八九〇年，比热内亚晚了六年，一直到一九八〇年才突然收到联邦政府关停的通知。蒙图斯专门找来一把钥匙，带我参观了许久未曾打开的学校剧院————栋西班牙传教风格、标注着竣工年份 (一九二五年)的砌石建筑。门一推开，往昔的尘土受到惊扰，四处飞扬。墙上紧闭的木窗上残存着几幅当年的宣传画，一幅写着“通向快乐”，一幅写着“永恒的生命”。光线从侧门照进来，椅背上的铁罩条闪着银光，空荡荡的座位仿佛大鱼的鳞片。

“所有的学校档案，包括去世学生的档案，都锁在离这里只有一公里的仓库里。我和华盛顿的印第安事务局交涉了好几次，他们回复说斯图尔特的一部分学生依然活着，考虑到他们的隐私，不允许州政府获得这些档案。”蒙图斯无奈地笑了笑。

黄昏时分，我沿着一条两边长满荆棘的戈壁小径走到那块墓地。它是正方形的，大概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用铁丝网拦着。入口的网格上绑着几条用彩珠编织的印第安装饰，我打开一个刚好容得下一人通过的缝隙，侧身进入。

墓地里散落着膝盖那么高的水泥墓碑，有的挂着一条红线，碑前有鲜艳的塑料花。越往后走，墓碑就越分散，有的地方什么标记都没有。

我蹲下身，环顾周围。几块墓碑上浅浅地刻着去世年份：“〇九年”“一一年”……我先是一惊，然后才想到那是一个世纪前的年份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日期，其实都已经被前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使用过。

墓地边竖着一面星条旗，几只飞鸟排成一字形从旗杆上方掠过。

远处是连绵的浅赭色荒山，仿佛一个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躺在那里休憩，夕阳已经退到了戈壁的尽头。

我突然感到难过极了，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强大能量灌入全身。

***

重回热内亚有一种轻车熟路的感觉。我在同一家牛排店吃了晚餐，饭菜依旧索然无味，但不知为何我却有些渴望回到那里。曾经坐过的用餐区客满了，我被侍从领到侧边的小隔间，墙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右翼媒体的新闻评论节目。我住进了同一家旅馆，当看见停车场对面的那栋公寓楼时，想要冲动搬进去的念头再一次浮现，虽然我依旧找不到在此停留数月的理由。

距离我第一次来热内亚已经相隔两年。故地重游的决定十分突然，几天前，我偶然读到一条关于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新闻，报道说内布拉斯加州的考古专家将首次挖掘校园旧址中的墓地。我立刻打通了新任历史学会主任大卫·威廉姆斯的手机号码。“我们很有把握能找到孩子们的遗骨！”他很兴奋，“但电话上不方便详聊，还是见面再说吧。”

我早早地从旅馆出发。一路大雾，公路和两旁的玉米田消失在一片白色中。能见度只有几米，迎面而来的车辆开着前灯，在浓雾中犹如怪兽的眼睛。

这一次，地图导航上不仅能搜到原住民寄宿学校博物馆的地址，甚至还在水渠边的林地里标注出学校墓地的位置。我很意外，也十分感慨。

车经过那栋再熟悉不过的校舍。在逐渐靠近水渠时，路突然消失了，前方是树林和围栏。我决定往北开，然后寻找一条小路绕过树林折回水渠。

这么一条路的确存在，它是水渠旁一条光秃秃的土路。然而越往前开，路越窄，车轮离渠边只有一步之遥。路边出现一块警示牌，告知一旦出现事故，土地的所有者将不负任何责任。我心中虽然充满疑问，但看见路上有车轮碾过的痕迹，便继续向前。

终于，路被渠道的一道水闸截断了，闸上有铁轨经过。我下车，四处观望着，双脚踩在软塌塌的泥土里。在铁轨另一段的树林间隐约出现一个类似于白色帐篷的东西。难道是那里？我心想。

车小心翼翼地调转方向，按原路返回校舍，再从南边开向水渠。窗外出现相距甚远的独栋旧房子和不知用途的土堆。我继续向前开，渠道近在咫尺，从这里能窥见远处草地上的一圈红色的隔离网。开近后，是一个罩着白帆布的挖掘坑，旁边停着一辆皮卡，威廉姆斯和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小伙正在卸下车后厢里的工具和一个盛满冰水的红色保温桶。

我从未见过威廉姆斯本人，他和照片中差别很小，高大魁梧，留着络腮胡，身穿卡其色的防晒钓鱼衬衫和浅灰色的登山裤，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威廉姆斯一边将一张巨大的防雨罩揭开，一边和我闲聊。他和助手这几天也住在哥伦布，是另外一家旅馆。听他说话，你能感觉他是一个温和而有耐心的人。也许这一次真的能够找到墓地。

“这块土地属于当地的电力公司，我们申请了四天挖掘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威廉姆斯向我讲述开掘的第一天，现场被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挤得水泄不通，但到了第二天，人都蒸发不见了。

“我看新闻里说探地雷达检测出了疑似墓穴的信号？”我问。

他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那张雷达图像：一共有四个向上凸起的小箭头，两两平行。

凸起的箭头一般被认为是墓穴的标记，这是罗伯·博泽尔教我的。

“抱歉我不能直接把这张照片传给你，”他说，“需要部落首领的许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博泽尔之前也勘查过这个区域，它位于F格内。他当时没有测到任何异常吗？”我说。

“那一次没有检测到。我后来使用的是更灵敏的探地雷达，外请的嗅探犬也在这个地点闻出了气味。我们可能已经离孩子们的遗骸很近了。”

挖掘坑大约三平方米，威廉姆斯的助手和随后赶到的一个研究人类遗骸的年轻女专家(她需要辨别遗骨的年龄和性别，如果是未成年人，更能证明是学生的遗骸)用铁铲一层层向下挖，为了避免损害可能出现的碎骨、器皿或金属，他们每一次只铲开很薄一层土壤。我知道这是必要的，但依然等得十分焦急。

即使已经如此小心，现场还是发生了流血事件。威廉姆斯左手的大拇指被一把考古铲劈开了一大道口子，瞬间鲜血止不住地向外涌，一滴一滴地落入土坑中。他疾步走回皮卡，很困难地取出急救箱。我帮他用消毒药水冲洗伤口，再撕开大号的止血贴压在伤口上。血继续渗出，把我的手指都染红了，但最终还是慢慢止住了。

空气异常湿润，天也更加阴沉了。几辆皮卡缓缓开来，是北部几个印第安部落派来的代表。三个戴着棒球帽的印第安小伙不怎么说话，就这么沉默地盯着挖掘坑。天空渐渐飘起雨丝，渠道的水面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圆点。没过多久，天际传来轰隆的暗霜声，天更黑了，硕大的雨点开始噼里啪啦地落下。挖掘团队连忙用白色的帆布把整个坑严严实实地罩上，然后躲回各自的车里。

我原以为七月的雨并不持久，很快就会停歇。谁料雨越下越大，旁边的几辆车启动引擎开走了，我想他们可能是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去了，于是我也去热内亚唯一一家咖啡店避雨。

咖啡店弥漫着一股乡间农舍的气息，餐桌是能够坐下至少六人的圆木桌。一群本地人模样的白人老头坐在靠窗的圆桌边看报纸。饮料单上种类丰富，但我发现无论点哪一款咖啡，都是从一个黑色的保温瓶里倒出的。我捡了一份别人看剩的当地报纸 (每份六十美分的《热内亚领导者时报》)，心想也许能读到挖掘墓地的新闻。头版是当地一座天主教堂在过去一百多年遭遇时代变迁的故事，接下来是热内亚历史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述热内亚的摩门教历史、热内亚公共图书馆举行儿童读书会的新闻。

我一直往后翻，终于读到一对夫妻来到热内亚寻找先人的故事。也许是黑脚部落吉勒姆夫妇？我心想。

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白人摩门教夫妻，妻子家族中的一个长辈曾在热内亚传教，他们只是想看看长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

我读完报纸，雨也几乎停了。

“你来热内亚做什么？”结账时店主友善地问。

几辆皮卡又陆陆续续地开回挖掘坑，草地上泥泞极了，人们的裤腿上很快就沾上了泥渍。

又开来了几辆车。一个高个头的白人男子从车厢里取出两把折叠椅，放在树下。我觉得在哪里见过他。

我去附近逛了一圈，回来时发现朱迪·卡亚施基波斯也来了，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里面是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橙色圆领衫，手里举着一个咖啡纸杯。和一年多前相比，她似乎苍老了许多，但更接近她的真实年龄。我们热情地打招呼。“我们刚才去买咖啡，店员说城里出现了一个亚洲人，我立刻对斯考特说，肯定是你！”卡亚施基波斯说。我恍然大悟，高个头的白人男子是斯考特。

“这几天我一醒来就接受采访，嗓子都说哑了。”她抱怨中又带着得意，“我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了，我们已经等了太长时间。当年这些孩子去世时，学校并没有邀请他们的家长和部落代表到现场举行传统的葬礼。在印第安的文化里，由于缺乏正确的仪式，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躯体的时候迷失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为遗骨举行安葬仪式。”

我想起在玫瑰花蕾保留地时，伊扬·奎格莉讲述过把她把赭红色的颜料涂在尸骨上，那是葬礼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找到孩子们的遗骨后会有什么程序？”我问。

“都已经考虑好了，”卡亚施基波斯解释说，“我们会暂时把遗骸留在原地，做好保护，然后咨询几个部落的首领，听从他们的决定。也许会检测遗骸的DNA，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建一座悼念寄宿学校死难者的纪念碑。”说罢，她的手机响了，“又是另一个电话采访。”

挖掘坑边出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南希·卡尔森。她的头发变长了，戴着一副塑胶手套，正在把从坑中铲出来的土过一遍筛子。“你还记得我吗？”我问。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我想知道这座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小城对挖掘墓地的看法，她倒是直言不讳，说一些本地居民很不高兴，觉得原住民学校的过去败坏了热内亚的名声，这样一遍又一遍地从历史里刨出东西没意义，凡事都要向前看。“但他们不敢当着我的面说。”

我问起下个月的校友会。“我已经退出了，让更年轻的人负责。”她说。

在挖掘坑周围的草地上开满了喇叭状的白色小花， 一列长长的火车从铁轨上经过，这个季节谷物还未成熟，灰色的货厢里也许装着内布拉斯加州盛产的牛肉、生物燃料或者化肥，很多车厢被画上了涂鸦。大雨过后，气温开始升高，一股湿热从地面上升起，粘在人们的皮肤上。威廉姆斯脸上兴奋的神情渐渐消失了，他不断地擦汗，长发小伙的白衣服已经沾满了污泥。坑的深度已经接近一米五，依然没有挖到雷达图像中的东西，连一块铁都没有。

最后一朵云从天空飘过后，剧烈的阳光如同倾盆暴雨一般照射下来，很快就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围观的人抵不过暴晒，纷纷躲到破碎的树荫里或者回到车上。

我到城里拍几张照片。维拉德街一个行人也没有，咖啡店已经挂上打烊的牌子，这里已经看不出一丝曾经下过大雨的痕迹。在一个拐角的砖墙上画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和一只鹰兽。“我们信仰上帝，我们团结一致”，墙上写着。

威廉姆斯说他们可以一直挖到下午五点，于是我决定先回旅馆，晚一点再回来。“稍后见，我们会找到的。”他已经不像一大早时那么信心十足。

刚过下午四点，我就迫不及待地拨打了威廉姆斯的手机。无人接听。我又拨了几次，还留了信息。难道找到遗骨了？疑虑中，我又找到了南希的号码，依然无人接听。可能真的找到了，我心想，他们现在一定忙成一团，才没有时间理会我。我有些懊恼自己为了避暑，错过了遗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我立刻出发。公路像是射出的箭一样笔直，窗外是金灿灿的阳光，这是一年中白昼最漫长的时期，一切计划和心愿都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

然而，水渠边的草地上只剩下一辆车，挖掘坑已经重新被白色的帆布盖起来了。我看了一眼时间，还不到五点。

我下车，跑到那辆车边。威廉姆斯摇下车窗，从他的表情我已经能猜到答案。

“很遗憾，什么都没有找到。”他说，“也许挖得不够深。”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也许下周可以继续。”他似乎并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总会找到他们的，”我说，“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