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查尔斯顿的理由很简单。我想要制作一期关于私刑的专题报道，在采访名单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居住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民权律师，他在美国南方小有名气，运营着一家叫作“公正司法倡议”的非营利组织，收集了大量私刑的档案；另一个是私刑的幸存者，此人将要出版一本自传，网上显示他居住的城市是东北部的纽黑文，地址和联系方式不详。

两人一南一北，联络的周折却颇为相似。公正司法倡议很快回复了我的邮件，让我发去采访的提纲，但几个月过去，依然反反复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如同一个闪着黄灯的约会对象。另一个人我则尝试通过出版社联系，图书编辑第一次接电话时热情洋溢，毕竟媒体采访能够提高书的销量。然而第二次通话时就有些不对劲了。她避而不谈联系进展，反而向我大力推荐起另一位毫不相干的新书作者。

我有一种预感，如果再过于乐观地等下去，待到万事俱备才迈出第一步，不但会让选题落空，还会浪费一个利于出行的夏季。

我决定先联络相对简单的采访，尽快启程。这是我制作专题报道时发现的一个规律：无论如何，先上路，即使采访内容可能暂时用不上。我很难说清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但它屡试屡验，仿佛一条灵验的咒语：无论采访计划多么庞大复杂，一旦摁下第一个机关，往下的千端万绪往往就会自动解开。

出发前往查尔斯顿并不需要太多决心。它风景宜人，是一座交通便利的旅游城市，每年春天都会涌入大量放春假的年轻学生。更主要的是，和美洲大西洋沿岸其他历史名港一样，它也是跨洋奴隶贸易的中转站，道不尽的黑奴故事在那里发生。虽然奴隶贸易比私刑的时期早了不少，但我也不能太计较，何况用它来作为专题的引子倒也说得过去。

我是在六月的最后一天抵达查尔斯顿的。当汽车开过新库珀河大桥时，车窗外浮现出老城区小巧缤纷的轮廓，像是一座搭建在半岛上的影视城。港口边停泊着一艘曾在二战和越战中都服役过的航母，但现在是一座售票的海事博物馆。新闻上报道船体严重腐蚀，船内的有毒污染物存在泄漏的风险，让州政府很是头疼。

入夏后的查尔斯顿潮湿闷热，让我感觉回到了热带巴西。此时，这些十八世纪的鹅卵石街道十分安静，如织的游人会在入秋气温下降后返回。

当地印发的旅游册子上介绍查尔斯顿的建筑是各种风格的杂烩：佐治亚式、联邦式，甚至还混进了维多利亚式。不过在我看来，温暖的查尔斯顿又多了一点加勒比风，沿街能看到不少跃出墙外的三角梅。

或许是因为这层联系，我开始注意到一个颇为蹊跷的细节。老城区许多独栋房子的门面都极窄，而且没有屋檐和门廊，几乎一打开门就径直到了大街上。这种设计在同样多雨的加勒比地区是难以想象的，在哈瓦那、圣多明各，甚至更南边的卡塔赫纳，遮阳避雨的门廊是建筑的必备之物。

另一个让我感到不适的是古城的崭新。百慕大粉、深幽蓝、勃艮第酒红、赭黄的房屋外墙崭新极了，仿佛一过午夜就有一群手拿滚筒刷的精灵沿着街道偷偷加班，不敢让城市自然地风霜老去。这也难怪V. S.奈保尔在他唯一以美国为主题的游记作品《南方的转折》中给查尔斯顿做出这样的批注：“看上去不大可能有真实的东西留存。”

我拜访的老奴隶集市博物馆坐落在古城中铺着鹅卵石的查尔默斯街，建筑带有浓重的希腊复兴风格，建于一八五九年，曾经是一座奴隶拍卖场，专门进行州与州之间的黑奴拍卖。像这样的奴隶拍卖场在查尔斯顿半岛上曾经多达四十多座，而老奴隶集市竣工时南北战争即将打响，所以实际运作时间并不长，很快就随着邦联州的战败、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营业。或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建筑幸存了下来，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现存的最后一座奴隶拍卖场遗址。

博物馆的冷气很足，两扇厚重的茶色玻璃门把半岛的酷暑隔离在外。展览一共有两层，一楼主要是图片展，介绍查尔斯顿在黑奴贸易中扮演的角色(百分之四十运往美国的非洲奴隶都是从查尔斯顿上岸)，二楼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展览着奴隶被拍卖和运输时会戴上的各式铁铐(脖铐、手铐和脚镣)，有一副口径很小的手铐是给奴隶的孩子准备的。还有一种四边形的小铜牌，上面刻着奴隶的功能———用人。展品数量很少，但空间里重复播放着还原黑奴拍卖现场的音效声，倒也有几分感同身受。

接待我的向导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黑人女孩，她身型宽大，穿着一件非常衬她肤色的亮黄色衬衫。我问她展品的来源，因为几枚铜牌上刻着“1822”，显然早于奴隶集市的竣工年份，还有几件像是复制品。

她解释说建筑所在的这块地从十九世纪初就用来交易奴隶，不过展品的确是从一个收藏家那里借来的。大多数拥有镣铐或者其他奴隶制证物的奴隶主后代通常会做出两种决定：一种是为那段历史感到万分羞耻而把东西扔掉，另一种则歌颂白人祖先蓄奴的传统而把它们奉为传家宝。无论哪种决定，都让美国的这一主题的博物馆无法轻易获得展品。

展品中有几根鞭子，搭配的黑白照片是著名的“被鞭打的皮特”，我们很自然地从奴隶后背上犬牙交错的疤痕聊起刑罚。女孩说，查尔斯顿的奴隶主不会自己动手，他们会把奴隶送到一个叫作“劳工所”的地方，那里有专门对奴隶施刑的人员。不过一旦黑奴身上的伤疤太多，说明此人相当顽固，不听从指挥，并不是“优质”的劳动力，反而会影响倒卖的价格。

我问当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逐渐废除后，种植园主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

“种植园开始采用佃农制度，依然有相当多数量的劳工，只不过支付很少的酬劳，甚至不是实质意义的薪水。”

“惩罚也继续存在吗？”

“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一直存在奴隶巡逻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捉拿逃跑的奴隶和防止奴隶组织起义。战后，大多数南方邦联州的奴隶巡逻队转变为警察部门，而原来的肢体管束转变为制度性的惩罚，例如无家可归的前奴隶会被逮捕。”

我对这一身份的变化非常熟悉。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另一个主要市场巴西，警察局的雏形就是用来镇压奴隶起义的“皇家警卫队”，只不过奴隶巡逻队保护的是奴隶主的利益，皇家警卫队维护的则是巴西王室，而后者不过是奴隶主的另一种形式。

我们不可避免地聊起弗洛伊德事件，女孩说抗议浪潮在南方引起的讨论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有些白人非常反感，认为一切都被夸大了。她以老奴隶集市博物馆为例子，说即使存在旧的官方证件可以佐证，但一些几代都生活在查尔斯顿的白人家族宣称这栋建筑从未举行过奴隶拍卖。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一再提及只会激化种族矛盾。

瓦尔特·博格斯是女孩的上司，由于老奴隶集市遗址目前由查尔斯顿市政府中的特殊设施部管理，博格斯的正式职位是市政府的文化专员，在另一栋更有名、也更宏伟的古迹“旧海关大楼”里拥有一个带秘书间的办公室。博格斯有一头披肩的银色卷发，眼睛是绿色的，穿着一件颇有艺术气息的蓝色细条纹白衬衫，像一个画家。我想和他聊聊关于私刑的话题，他欣然同意，并提议到他的办公室。

“不远，就在附近。”他说。

我们脚下的鹅卵石街道很快消失了，被冒着热气的水泥路面取代。他领着我穿过露天停车场(仿佛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捷径)，来到了一条同时有马车和汽车通行的现代马路，一栋颇为壮观的白色建筑就矗立在拐角处。我们沿着半螺旋扶梯来到大楼的入口，它正对着南北走向的宽街，沿着大街能看到半岛的另一端。

博格斯并不急着把我带去办公室，而是四处参观了一下。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厚地毯的大厅，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墙边摆设着各种船的模型，既有整扇墙那么高的三桅帆船模型，也有装在小玻璃柜里的十八世纪双桅战船，做工十分精巧，连侧舷上的炮口和桅杆的绳梯这些微小的细节都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每一个大厅都挖了壁炉，这种设计上的水土不服是来自阴冷天气的英国殖民者原搬照抄的结果，美观性远远大于实用性。

这栋兴建于一七七一年的建筑比美国还年长了几岁，是独立战争前英国人在新大陆建造的最后一栋行政大楼。佐治亚式的设计中掺杂了帕拉第奥风格，这种带有古典神庙韵味的建筑样式当时已经在欧洲失宠，却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大受欢迎。特殊的竣工年份注定了大楼在很短的时间段内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它曾经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海关大楼，在独立战争期间关押过大陆军的战俘；美国独立后，南卡罗来纳州的政要曾经在这里起草美国宪法，还在其中一个大厅里用美酒佳肴招待过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

博格斯事无巨细地向我介绍建筑的轶事，还带我参观了曾经囚禁过海盗和“革命反贼”的阴暗地牢，唯独略过了我更感兴趣的传闻：这栋楼闹过鬼。我后来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一些访客听见了来源不明的惨叫声和铁镣在地面上拖行的声音。有的人甚至在楼道间看见过穿着独立战争时期军服的士兵，但一走近，士兵就瞬间消失了。

终于，参观结束，我们来到博格斯的办公室。房间狭长，墙上挂着一个鹿头标本和好几幅大小不一的木制画框，都是大陆军凯旋的场面。我的目光被挂在角落的一套独立战争末期的红色长礼服吸引，方领角是蓝白色的，外面罩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膜。博格斯解释说衣服是为几天后的独立日化装舞会准备的。

就在这里，在到处都是大陆军将士和健壮马匹形象的氛围中，博格斯开始告诉我他对私刑的一些理解。他坦诚自己并不是什么学者，只是一个纯粹热爱阅读的人，所以对历史有自己的思考。

他说：“把非洲黑奴卖到美洲是为种植园提供劳动力。巴西和加勒比地区主要生产蔗糖、红糖、朗姆酒，往北走，南卡罗来纳州主要生产稻米，再往上到弗吉尼亚州生产烟草。种族主义就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它为种植园主使用黑奴作为劳动力提供了一种依据，即黑人并不是完整的人类，而是低级的物种。一八六五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制在美国废除，国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建时期’。这是一个相当民主、也非常短暂的时期，到一八七七年就结束了。从那以后的二十年里，在南北战争中战败投降的邦联势力试图重振雄风。一八九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允许南方各州在公共场合实施‘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法。这个判决本质上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合法性，种族冲突开始升温。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的黑人加入美军前往欧洲战场，他们归来后，私刑和骚乱就出现了。”

博格斯用一条相当简单的线把横跨数百年的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他忽略了一些他认为不重要、或者他不确定具体年份的内容，但并不妨碍理解。

一战结束后，数十万黑人士兵带着满腔的自豪返回美国，他们憧憬着为国而战的经历能够为自己争取到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然而对新生活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等待他们的是更多的恶意和仇视。

当时，战争对军工产业的需求极大，美国北方的大城市均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局面，大批黑人因此开始从南方的农村迁徙到工业发达的北方和中西部。虽然他们的薪酬水平远低于白人，但能够在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环境中生活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就是美国境内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大迁徙”的开端。

很快，白人意识到许多工作岗位都被时薪更低的黑人占据了，尤其是当工人举行罢工时，雇主能够迅速找到黑人“结痂”①继续生产，丝毫不受罢工的影响。发生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许多白人官员甚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宣称，城市中的黑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傀儡。

一种声音开始在白人群体间流传：数十万返回美国的黑人退伍军人———既有海外生活的经验，又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将彻底颠覆已有的社会制度。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红色夏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一九一九年七月，华盛顿特区有谣言称一个白人海军雇员的妻子遭到一名黑人的袭击，于是由数百名白人水手、海军士兵组成的

③白人罢工，工厂就找到平时很难找到工作，薪水也更低的愚人来临时替补空缺，英语里用“结烟”这个词来比喻这个行为。

集团袭击了这名黑人和他居住的黑人社区。当地的黑人群体予以反击。这场种族骚乱持续了四天，直到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派兵镇压，局面才得到控制。

然而这种愤怒的情绪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在芝加哥和其他二十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种族骚乱。这种社会情绪被南方的三K党利用了。根据记录，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共施行至少一百四十七起私刑。

博格斯出生于一九五二年，父母都是黑人，但母亲的肤色很浅。他从手机里找出母亲少女时候的照片，还让我承诺绝对不会用在电视上。“你是不是也觉得很蹊跷？”他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我的反应。黑白照片中，一个四肢修长的白人女孩坐在教会学校的教室里，看上去十六七岁的样子，有着类似于格蕾丝·凯利的脸庞和发型。她身旁的同学都是黑人，教室过道上的修女也是黑人。“连我母亲的同学都以为她是白人！”博格斯的绿眼睛和偏白的肤色就是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博格斯又给我看另一张照片，是他母亲的半身照，照片中的女孩戴着头巾。我在巴西生活过很多年，能够从女孩的五官中识别出非洲血缘的痕迹：厚嘴唇，略显宽阔的脸型和鼻梁。

我想知道博格斯是从什么地方第一次听说私刑的。

他说：“是从一本叫作《私刑一百年》的书里，作者是拉尔夫·金斯伯格。这本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我当时大概八岁或者十岁。读了那本书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世界有了真正的认识，或者说对国家的历史有了真正的认识。如果拔高一点说，我的神话(mythology) 发生了变化。”

“神话？”我问。

“准确的说是一种国家神话，就像每个美国人小时候都会读到乔治·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幼年华盛顿砍倒了家里的一棵樱桃树，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以此说明开国元勋从小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个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神话来把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从小在黑人学校上学，但当我阅读了那本书后，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

我在网络上找到了《私刑一百年》的电子版，这本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书其实是一本报刊报道的合集，它收集了一八八六年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各地报刊上关于私刑的文字报道。既有短短三行字的新闻消息，也有数页长的特写报道。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黑人男子因亲吻白人女友被枪毙

锡达基，佛罗里达州电，来自基西米的黑人男子杨·瑞德因被目睹亲吻交往两年的白人女友贝儿·曼宁而被一群白人暴徒枪杀。

瑞德正在和曼宁小姐吻别时被一群白人男子看见，他们抓住瑞德，毫不留情地揍他，并把他关进监狱。没过多久一场私刑准备就绪，瑞德被一枪毙命。

当地的黑人群体发誓将烧毁那些与黑人女性同居的白人男子的住所，以此为瑞德的死复仇。

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黑人女性被绞死

马斯科吉，俄克拉荷马州电，一个名叫玛丽·斯考特的黑人女子今天稍早前被带离瓦格纳县监狱，并被吊死在一根电线杆上。

一个至少由十二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组成的团伙闻入只有一名看守的监狱，用一条绳子拴住惊慌尖叫的女子，将她拖出牢房，并在距离监狱一个街区的地方将她绞死。

玛丽·斯考特被指控将一把刀插入一个名叫莱姆尔·皮斯的年轻白人男子的心脏。案件发生在上周六晚上，皮斯在另外一个年轻白人男子的陪伴下前往瓦格纳当地一个黑人街区。

作者拉尔夫·金斯伯格是纽约一个颇有名气的编辑和出版商，但他更广为人知的事迹————《华盛顿邮报》为他写的悼文用了更多笔墨———是曾经出版刊有色情艺术的杂志而被定罪。令我意外的是，金斯伯格似乎想用心理疾病来解释私刑的行为。在全书唯一的创作 (一篇一页多的序言)中，金斯伯格写道：“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种族仇恨的根源是一种‘无意识的内疚感’。憎恨黑人的往往也恨黑人以外的其他人。他是一个专业的仇恨者。如果他是穷人，他会憎恨富者。如果他是民主党人，他会憎恨共和党人。如果他是犹太人，他会憎恨天主教徒。一个仇恨者在内心中也恨自己。他发现自己需要把这种无意识的内疚感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一个完美的、可以用来解释‘投射’这个心理学术语的案例出现

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的一份电讯中： 一群白人暴民指控一个黑人犯有强奸罪，将其吊死，后来人们发现这群暴民的头目本身就是一个强奸犯。”

这种把极端的种族仇恨归结于心理疾病的论断让我非常不适：施暴者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受害者。这和如今在一些恶性仇恨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会用心理问题来解释犯罪行为，以此逃脱应有的惩罚如出一辙。然而，我并不觉得金斯伯格本意如此，这种看法或许源于他身为白人的局限，又或者他想要通过这种更能够产生共鸣的方式让这本十分小众的文摘抵达更多白人读者。他继续写道：“这本书在纪念南北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出版，我希望它能够让种族隔离的支持者终止和反思他们对黑人群体的迫害。”

书里的新闻报道充满瘆人的细节和场景，仿佛一本恐怖故事集。我很难想象当年只有八岁或十岁的博格斯读到这些文字时是什么感受。或许用他的说法，这些故事成了他的国家神话。

我问博格斯是否还记得二〇一五年以马内利教堂发生枪击案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通常下班后，我会去图书馆看书。那家图书馆晚上八点关门，所以我八点从那里离开后又去了杂货店。购物完我开车回家，路上经过了以马内利教堂。那个时间段枪手已经在教堂里了。我回到家，吃完晚饭，就在打开电视的那一刻，屏幕上跳出了枪击案的突发新闻。一开始我以为是教会成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但很快就知道它是一起种族仇恨犯罪。枪手是一个年轻的白人，他的头脑充斥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极端思想。我一时分不清到底是惊讶还是震惊。你知道那个教堂的历史吧？”

发生屠杀的以马内利教堂其实建在另一座黑人教堂的废墟之上。那一座不复存在的教堂叫作“伯特利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一八一六年，几个黑人信众不满当地以白人为主的卫理圣公会对黑人墓地的不善处置，出走成立了伯特利教堂。这座新的黑人教堂吸引了查尔斯顿庞大的黑奴社群，信众高达数千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宗教团体。它不仅用于传教宣道，也提供教育和社会援助，很快成了查尔斯顿反对奴隶制的据点。如今美国社会中以黑人教会为背景的反种族歧视力量就是从那个时候衍变而来。

这个趋势让查尔斯顿的白人种植园主们心惊胆战，尤其一八一一年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里瑟夫的大规模黑奴起义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

到了一八二二年，有传言称伯特利教堂的领导者之一丹麦·维西和其他黑人社群领袖正在谋划一场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当地官员立即以此为借口逮捕并处决了丹麦·维西，并放火烧毁了教堂。直到一八三四年，教堂才正式重建完成，并更名为“以马内利教堂”。

“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上帝与我同在”，查尔斯顿的黑人信众决定用它取代旧的教堂名字，是希望表达自己即使遭遇不公和攻击，依然跟随上帝的心声。

博格斯说：“我平时会坐公共汽车，查尔斯顿八成的公共汽车乘客都是黑人，或者更多。我会在车上观察乘客，听他们闲聊。屠杀发生后的那一周，我发现愤怒情绪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强烈。我在车上遇到了遇难者的家人。一些人说不能这么快原谅枪手，应该追责，不仅仅向开枪的凶手追责，更要向那些为年轻枪手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营造社会气氛的人追责。但更多的人说他们已经决定宽恕这个白人小伙，因为憎恨是一件非常花费精力的事。”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建议我去亚拉巴马州的私刑博物馆，我说我已经在联系。

我问他查尔斯顿今天的种族现状如何，并告诉他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他说：“彼此都挺友善的，见面会打招呼，会聊天。我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摩托车骑行会，只有我一个黑人，其他人都是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周末我们会一起出门骑摩托车。当然，别人有什么闲言碎语也不会当着我的面说。我一直觉得，一九六四年《民权法》和一九六五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从很多方面看，真正解放的是白人。因为对白人来说，他们再也不需要时刻处心积虑地把黑人往下拉。一个普通白人，再也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白人特权’。很多白人捏造说《民权法》让他们需要礼貌对待黑人，我反而认为《民权法》释放了普通白人的压力，把他们肩上的东西拿掉了。”

我想起他说憎恨是一件花费精力的事，这或许也适用于白人。

告别博格斯和那栋比美国还要年长的建筑后，我们再次回到阳光曝晒的街头。从那里沿着一条迷宫般的巷子往东走，就是旅游指南用了大篇幅介绍的河滨公园，一个沿着库珀河而建、通向查尔斯顿港的绿化带。数公里长的栈道边种着高度相同的著棕，一些当地居民模样的人在棕榈的树荫下玩飞镖、庆祝生日。

河滨公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菠萝造型的喷泉，这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水果曾经是殖民时期昂贵的舶来品，只有查尔斯顿的贵族和最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享用。然而对一群光着膀子的小男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么一座喷泉更适合降温戏水了，他们像小鱼儿一样潜入池底又钻出来，把水泼得到处都是。

***

从查尔斯顿回来后没几天，亚拉巴马州的采访果然就有了转机。那位民权律师依然没有时间，但一所叫作“塔斯基吉”的大学很快同意了我的采访申请，这所古老的黑人大学收藏着美国现存最完整的私刑档案。

和我接洽的是塔斯基吉大学的历史系助理教授丹纳·钱德勒，他是文件馆的负责人。“丹纳”并不是一个容易判断性别的名字，我在大学的官网上也搜不到照片，虽然我们俩简短地通过一次电话，但很难从口音判断他的肤色。

除了职务和联系方式外，钱德勒在邮件签名栏放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生活在这个无知的泡泡里，大多数人对历史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他们今天仍在遵循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人们做事情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做。”在美国，这么设计邮件签名的大学教授并不常见。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段话来自某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但其实是从一本轻松搞笑的小册子里摘抄的。

一直到后来见了面，钱德勒才告诉我，他同意采访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我身份的好奇。

芝加哥没有直飞蒙哥马利的航班，在亚特兰大转机时，天已经黑了。客舱又小又旧，仿佛是一辆长出了翅膀的面包车。只有最小容量的登机箱才勉强塞进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大部分乘客都必须把登机行李集中放在前排一个带有拉门的柜子里。

飞机飞得很低，即使过了半个小时，依然能透过舷窗看见发光的社区轮廓，在平坦的地平线上零散地分布着，如同一处又一处小范围的山火，又像四溅的岩浆。又飞了一阵子，那些灯火变成了条状的、犹如星座的光点，大雾的笼罩加剧了这种错觉。换作是以前，这种平坦的黑暗总让我联想起雨林，但现在，我最先想到的是种植园。

很快，大片的灯火又出现了，我以为已经到了蒙哥马利，然而黑暗再次出现。这种明暗间的反复很容易让人忘了已经置身这个国家最偏僻落后的腹地上空。

一下飞机，这座人口不到二十万的南方小城就向我展示出随性放松的一面。租车公司已经下班了，但白天的时候和他们联系过。“车钥匙放在机场柜台的抽屉里，不上锁，你自己取吧。”对方交代。

到了空无一人的柜台，伸手一摸，果然有一串钥匙。

塔斯基吉大学距离蒙哥马利四十分钟车程。见面定在隔天上午十点。我想要尽量避开暑气，早早地出发了，抵达校园的时候才刚过九点。

塔斯基吉大学是美国传奇黑人教育家布克·T.华盛顿于一八八一年建立的，它最开始是以师范教育为主的塔斯基吉学院，专门为那些当时刚摆脱奴役的黑人创办，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升级为大学。校园很美，有一种十分优雅的气息，红色和红棕色砖墙的校舍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一片略微起伏的小山丘上，屋顶是更深的红色。据说这整块地原先是棉花种植园，最早的黑人学生在上课之余亲手建起了这些佐治亚风格的楼房。此时正值暑假，校园里几乎看不见人。

时间的富裕很快体现出优势。约定的地址大门紧闭，我很快意识到手机定位出错了。找到了正确的教学楼后，又发现楼里的房号标示如同密码一样复杂，仿佛它的作用并不是指路，而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入侵者顺利找到攻击目标。等到一名热心的校职工带我找到正确的办公室时，已经将近十点。

钱德勒是一名六十岁出头的白人教授，大腹便便，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头发很短，留着同样花白的络腮胡。他说自己年轻时玩橄榄球 (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支橄榄球队的海报)，膝盖留下了顽疾，所以现在走动起来不方便。我在他的办公桌边找了一张椅子坐下，假装没有注意到他正眯着眼睛仔细地观察我。

桌上堆满了杂物，桌角有一摞相同尺寸和封皮的精装本。钱德勒说他喜欢收藏第一版的古籍，这些书是新到手的。除了书外，他还收藏石器矛头和古代钱币。办公室里就有两幅前哥伦布时期的石矛收藏，它们镶在垫有红色绒布的相框里，每一块石矛都附带一张白色的标签。

钱德勒告诉我，不久前他转手了一套中国唐宋时期的钱币，用挣到的三万七千美元支付了女儿的婚礼和蜜月开销，还交了婚房的首付。他的女儿在蒙哥马利的一所大学工作。

“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最珍贵的初版书吗？”他问我。

我喜欢阅读，但从未对收藏初版书产生过兴趣。不过我还是努力地试着回答。

“答错了！”他的嘴角露出微笑，开始讲述如何去墨西哥城的旧书市场淘货，带回美国后书的价格就能翻倍。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能够找到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带来美洲的印刷本。

我很快就摸索到了和钱德勒的沟通方式。他喜欢像老师那样提问，却期待得到错误的答案，或者说错误的答案比正确答案更让他兴奋，这样他就能解惑式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手头有工作邮件需要回复，让我稍等片刻。我退到走廊，只见墙上挂着用黑边相框罩起来的黑白照片，拍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大多是当时的黑人学生建设校园的场景。在一张黑白照片上，七八个身穿白色衬衫和黑色背带裤、头戴黑色毡帽的黑人小伙推着犁地车在一片空旷的农场上犁地，背景里能够看到小说《飘》里描写的那种农场主的大宅子。

过道上陈列着几个锁住的玻璃柜，里面放着一些和学校创办有关的文件，还有布克·T.华盛顿的文章和演讲集的精装本————《新世纪的新黑人》《黑钻石》《商业中的黑人》。后者在二〇〇七年，即首次出版一百周年时再版。走廊的尽头就是大学的资料馆兼博物馆，朱红色的铁门半开着，能够看见塞满资料架的铁柜子。

钱德勒处理完工作，领着我从开着一半门的入口进到资料馆里。那是个面积颇大的文件库，摆满档案柜的房间一间连着一间。面积最大的工作间里放着一张巨大的写字台，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老妇人 (两个黑人和一个白人)正在把一些旧文件上的内容誊写到白纸上，字迹娟秀端正，仿佛在给远方的友人手写一封信。

“你们出去吧。”钱德勒用一种近乎粗鲁的口吻对她们说。老妇人们默默地站起身，毫无表情地离开了。

他走到一个编号为“148.021-148.155”的手摇式档案密集柜边上，有些费力地转动手柄，一直到两个柜子间的空间能够同时容纳两个人才停下来。档案柜上放满了厚牛皮纸材质、一个巴掌这么宽的档案盒，大多数是同一种深蓝色，只有零星几个是棕色。盒子的侧面手写着“私刑”。

这样的盒子一共有七十四个，档案的时间跨度为一八八二年至一九六八年。钱德勒随机取出一个，像香烟盒一样从正面翻开。

我试着掩盖当下的惊讶，或者还有一点点失望：这些档案其实是私刑报道的剪报。泛黄的旧报纸贴在一张正方形白纸片(也已经泛黄)上，上面还有手写的笔记。

我很快就感到有些内疚。你期待的是什么呢？我问自己。难道是一份份完整的官方调查？详细记录着事发经过和肇事凶手？之所以称为“私”，就是因为这些残忍的处罚是由一群普通公民自行决定和执行的。有的时候，执法人员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它的发生。

这七十四个存放着剪报的档案盒是美国黑人社会学家，同时也是塔斯基吉大学记录与研究系的创立者门罗·沃克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收集整理的。沃克退休后，他的门生继续这项工作。

钱德勒说，南方很多州的公共档案馆都或多或少地收藏着私刑的剪报，但在数量上比不上塔斯基吉大学的收藏。他从档案盒里抽出一张剪报，上面印着一张赤膊黑人的黑白半身照，伤疤像是铁锈一般从头蔓延到肩膀和手臂，标题是《持枪暴徒们劫持并袭击了黑人男子》。

“这一盒是亚拉巴马州的，我们拿出去看吧。”钱德勒提议道。

我们来到工作间。钱德勒粗略地在档案盒里翻阅了一下，把他认为值得留意的剪报挑给我。这些档案比我想象的要杂乱得多，一张纸片上有时粘贴着好几张剪报，彼此并没有关联，发生的地点也相距遥远(有的甚至发生在不同的几个州)。如果是评论类的长篇报道，或者是某一起私刑案件的后续新闻，要读懂来龙去脉就更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剪报上的钢笔字迹 (黑色、蓝色和红色)应该是当年整理的人留下的，标注出剪报的刊发时间和事件发生的地点。除了字迹各异外，记录方式也很不一样：有的小心翼翼地塞进空白缝隙处，另一些则直接写在段落上，盖住了词，切断了句子。

每一条剪报的标题上都能看见红色或蓝色的弧线。我问钱德勒是什么意思，但他也不知道。

档案中还夹杂着一些信件，印着塔斯基吉大学的抬头，是从校长办公室发出的呼吁政府官员重视私刑案件的公开信。

一盏固定在桌角的长臂台灯在木头桌面上留下一圈白色光晕。我和钱德勒并肩坐着，起初我还试图让他帮忙解释一些困惑之处，但他也一脸困惑，那副银边眼镜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汽。

我渐渐发现，档案并不是完全像塔斯基吉大学官网上说的那样以州和时间为类别整理。也许在档案创建初期有过这种规范，但因为年代久远，牵头的人也不止一个，便没有了那么严格的要求。在摆脱这一执念后，我也开始能够从不同年代的私刑剪报中摸索出一种类似于趋势的东西：和上世纪前二十年那种言简意形的私刑消息相比，从三十年代起，美国报纸关于私刑的报道变得更加立体。

在编号为“5145”的私刑档案里，剪报从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名叫哈维的黑人小伙是如何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一群白人暴徒的手中逃生的。

事件发生在八月十号的早上，当时哈维正和另外五个黑人年轻人在一起。哈维对《工人日报》说：“我们坐在伯明翰城外一条马路牙子上，一辆最新型号的福特车出现了，车上跳下四个携带着自动手枪的白人，朝我们一顿打量。然后他们一把抓住我，勒令我上车。”

哈维拒绝上车，问自己何罪之有。其中一个白人说：“你的罪太严重了，不能在本地坐牢，必须送去蒙哥马利的基尔比监狱。”基尔比监狱就是两个“斯科茨伯勒男孩”①被关押的地方。

上车后，哈维“像是一颗皮球一样”遭到白人的轮番殴打。他成功逃离后，试图搭乘顺风车回城，然后又遭到更多白人的攻击。

伯明翰邻近城市霍姆伍德的警察局长赶到现场后，不但没有追寻白人暴徒的下落，反而拷问哈维遭到绑架和殴打的正当理由：“是不是因为骚扰了一个白人女孩？”

哈维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救治，最后被送往纽约，躲避白人暴徒的追击。

进入四十年代，主流舆论中反对私刑的声音明显变多。

在这个档案盒里有好几条剪报都是关于一桩发生在一九四七年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的私刑案；一个名叫威利·厄尔的二十四岁黑人男子被指控捅死一名白人出租车司机而入狱，但在接受正式

①1931年，9名年龄在13至21岁之间的黑人男孩被控强奸2名搭乘同列车的白人女孩，其中8人被草率地定罪，判处死刑。事发地斯科茨伯勒也因此被人熟知。

审判前，一群白人暴徒从监狱中带走厄尔，在一个屠宰场外将他多刀捅死，并用枪射穿他的脸庞。

案发后，超过一百五十名嫌疑人接受警方问讯，其中三十一人被指控参与谋杀。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白人因实施私刑而遭到逮捕。然而在审判过程中，一个由十二个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做出了无罪裁决。

在编号为“7541”的私刑档案里，能找到纽约市哈莱姆区的退伍黑人军人联合会抗议这个审判结果的剪报，一些偏保守派、白人家族拥有的南方报纸也加入了讨伐的队伍。

无论对于司法公正，还是对于美国南方，格林维尔审判团的无罪判决都是悲伤的一天。———《孟菲斯商业呼声报》

格林维尔的审判结果说明有必要颁布联邦反私刑法，联邦政府不应该继续容忍这种由一群普通市民执行法律的情况。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法律被如此践踏。否则，自称民主国家就是一个笑话。—————《亚特兰大日报》

“你还记得读到过什么让你记忆尤其深刻的私刑记录吗？”我问钱德勒。

“有一份私刑档案记录的事件让我难以忘怀，它就发生在离塔斯基吉不远的地方。他们用绳子拴住一个黑人的脚，然后用一匹马把他拖行在沙地上，直到他体无完肤。”

“他当场死了吗？”

“没有，他痛得撕心裂肺地尖叫。”钱德勒仰起头，“白人暴徒又把他吊在树上，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窒息而死。他们就把尸体留在那里，让皮肤腐烂脱落。”

“他被指控做了什么？”

“目光在一个白人女性身上停留了太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发生在一九三〇年前后。”

我问钱德勒是否有可能找出那份记录。他摇摇头，说资料太多了。

“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因为什么遭到私刑的？”我问。

钱德勒说：“理由太宽泛了。可能只是因为你聊天时提到了谁，然后被人故意曲解了。比如，如果你是黑人男性，你只是多看了一眼白人女性。不过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私刑不只是针对男性，它同样可能发生在女性身上。很多时候它发生在雇佣关系中，黑人工人抱怨没有收到允诺的薪水，白人雇主就可能用刑。但是你要知道，许多动用私刑的理由和指控都是捏造的，并没有证据。

“我记得小时候读到过三K党分发的传单，上面说‘黑人只是比猿猴多进化了一步’，这种‘非人化’的目的就是要在公共意识里形成一种观念，即黑人并不是人。当公众渐渐有了这种观念后，你就可以对黑人为所欲为，而不会受到谴责。你肯定看过一些私刑现场的旧照片，男女老少全家出动，提着野餐的篮子，笑得那么开心，俨然像是参加一场露天聚会。你觉得那些人都不是正常人吗？他们只不过是被困在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中。”

“什么样的社会氛围？”我问。

“那段时间黑人自力更生，开始获得成功。原本掌权的白人开始发现黑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你瞧瞧，就和今天的美国一个模样，拉美移民来了，正在抢走美国人的饭碗。”钱德勒笑了笑，“当时的美国人正在经历大萧条，股市崩盘，工作很难找，岗位都被黑人占据了。这种愤怒情绪在白人群体中累积起来。”

塔斯基吉大学的私刑档案库一共记录了四千七百三十多起私刑案件，不过在那将近九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实际发生的私刑肯定不止这个数目：一些私刑受害者是在夜里被带走的，即使是家人也对他们的遭遇一无所知，当地媒体也没有报道。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门罗·沃克对私刑记录的收集也有自己的标准。

沃克曾经说：“尽管有极大的压力要求我修改有关哪些行为应该包含在私刑中的政策，但我还是坚持把种族骚乱和罢工暴乱的受害者剔除在外，无论它发生在南方还是北方。”

有的人觉得沃克记录得太少，也有人指责他收集得太多。在档案盒里，我找到一条和档案本身有关的剪报。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

私刑记录遭到抗议

伯明翰，亚拉巴马州电，市议会公共安全部的负责人W. O.唐斯今天宣布将要求塔斯基吉学院修改一份关于发生在去年八月东伯明翰地区的私刑记录。

“该记录中黑人男子的死不能被定义为私刑，”唐斯表示。*事发时，该黑人男子骚扰了三名正前往参加教堂活动的白人女子，并用手枪威胁她们，一个民兵队解救了这些女子，并在黑人开枪时将他击毙。”

警察局长路德·霍勒斯对市议会的决定表示支持，他认为该黑人男子是因为拒捕而被击毙的。

整张剪报中只有一处记号：档案的整理者在“民兵队”这个词下方画了一道意味深长的红线。难道这个词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想起钱德勒曾经提醒我有些剪报来自“白报”。

“白报？”我问他。

“就是白人企业拥有的报纸，他们报道私刑的语气、用词和黑人出版的报纸很不一样。”他说。

经过提醒后，我的确发现诸如《芝加哥卫报》这样的黑人报纸会使用“白人暴徒”这样的字眼，而《伯明翰邮报》则会用更符合当时南方保守派人士价值观的“民兵队”来代替，十分巧妙地暗示施暴者行为的合法化。

也许档案的整理者认为这个画了红线的词就是对官方抗议的最好回击，无须多言。

***

钱德勒把摊满桌面的剪报一张张地按序号放回深蓝色的档案盒，把盒子塞回柜子里，按逆时针的方向转动手柄，两个柜子就如蚝壳般紧紧地合在了一起。我们回到工作间继续谈话，负责誊写的老妇人们还没有回来，写字台上搁着笔和写到一半的纸条。

“私刑是一种用来控制他人的工具，让人们各自为政，把不同的种族隔离开来。当你看到你的朋友、邻居、认识的人被活活吊死在树上时，它会影响你的思考方式，你会乖乖听话，你会守规矩。私刑不只是吊死一个人、用石头砸死一个人、用枪射死一个人、活活折磨死一个人那么简单，它触及到人们脑袋里更深的东西。”钱德勒突然语气一转，“我接下来要说的事可能会让你很惊讶。”在确认我表现出足够程度的好奇后，他才继续说道：“你知道在塔斯基吉大学的私刑档案库里，受害者是黑人的比例是多少吗？”

我猜道：“百分之九十、九十五？”

“答错了，只占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都是白人。”

“白人也会遭到私刑？”

“他们可能和黑人交往、通婚，甚至只是对黑人的遭遇表示出同情。”他说，“所以私刑这件事，其实和肤色没有关系。它的核心在于控制，通过制造恐惧来控制人。”

他讲起几年前参加过一场学术会议的经历。

“在那场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研究生会宣讲自己的论文。有一个年轻男学生的论文是关于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私刑，私刑的对象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一个拉美裔。我问他，根据你的调查，得州有多少拉美裔遭遇私刑？五百七十五个，他回答。我又问：同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加州，你调查过吗？他说没有。现在，让我们再往前迈一步吧。不单单是拉美裔，华人也遭到过私刑。他们移民来美国，虽然不是奴隶，但被认为是二等公民。我的曾曾曾祖父也遭遇了私刑，他是切罗基印第安人，我手上就有记录。”

“他为何遭遇私刑？”我问。

“在独立战争中，他站到了英国殖民者的那一边。”

我一时有点不明白钱德勒。他似乎在表示，为了更好地理解私刑的本质，有必要忽略或者跳出白人与黑人的对立关系，把它当作一种类似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他的内心，这个过程环环相扣，丝毫没有不符逻辑之处。然而我觉得一旦在谈论私刑时脱离了时间和历史背景的限制，单纯从字面含义出发，将私刑的范畴无限放大，就会有模糊焦点的危险。

既然如此，我想知道钱德勒如何看待如今发生在美国社会中在我看来具有私刑特征的案件。我举的例子是发生在二〇二〇年亚特兰大郊区的慢跑枪击案：一个叫阿哈穆德·阿伯瑞的黑人小伙在一个社区里慢跑时，被两名白人男子开枪打死，开枪的理由是他们怀疑阿伯瑞是窃贼。

钱德勒说：“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但我恐怕无可奉告，我感兴趣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如果你想知道，我也有一个同样恐怖的故事，一个白人和他的家人开车经过芝加哥的一个黑人社区，有人朝他们开枪，这不是同样的事吗？所以我不觉得和肤色有关，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罢了。”他的眼睛滴溜溜转：“有一次在课堂上，我们讨论起这些话题，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举起手，她说，问题的真正答案是我们要爱彼此。你不觉得她说得很对吗？我的女儿这几天也谈到这个话题，她说我们应该爱彼此、信任彼此，这是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

我没有预料到一场关于私刑的讨论竟然会以爱和信任作为结论。是他作为一个白人的局限吗？还是我的局限？这种过于浪漫化的视角也许对于一个走马观花的外国人有效，但对我不起作用。可能是因为我的表情透露了真实想法，当我问私刑的历史给美国社会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时，他显得有些气冲冲的。与其说是回答，更像是对我的责备。

“我的一个女学生曾经说：教授，你虽然有一副白皮囊，但你有一个黑人的灵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关于所发生事情的真实性，我竭尽全力来提供一种平衡。记住历史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太关注某一段历史就不好了。我觉得人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只记得坏的那一面，而忽略好的那一面。塔斯基吉大学就是白人奴隶主出资帮助一名前奴隶实现梦想的结果，我觉得如果只是关注社会关系中消极的那一面，将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不确定他在说这些话时是从白皮囊的角度，还是从黑灵魂的角度。也许他在潜意识里把我当成了教室里的学生，但我并不打算轻易让步，这和我在美国各地采访而得到的认知截然相反。

“那为什么我采访过的绝大多数美国黑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一味要求他们去关注积极的那一面，却害怕掀开黑暗的那一面？”我问他。

“我没有这种印象，”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我去德国旅行的时候，拜访了集中营的旧址。你觉得德国人想要坐在那里时时刻刻回想着那段历史吗？他们是如此羞愧和困惑，甚至不想告诉你那些发生过恐怖处决的场所在哪里。只有当我们关注积极的那一面时，积极的事情才会发生。我们应该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把焦点放在好的那一面。”

钱德勒又继续围绕着积极和消极的辩证说了许久，但我已经不想让对话朝着这个愈发怪异并且让我们两人都不是很舒服的方向进行下去。和采访对象发生观念上的争执————无论多么轻微———都不是我的本意。

我决定让钱德勒谈谈个人生活，特别是生活在保守南方州的白人男性是如何在一个传统黑人大学里教授历史专业的。显然，这个新的话题让我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

“我在农场里长大，父母拥有一个玉米农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们就雇了一个黑人在农场里干活，帮忙杀猪。所以在我的成长环境中，白人和黑人是一起干活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我就到一所规模很小的农村学校上学，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黑人。”

“是家庭经济原因让你去公立学校吗？”

“并不是。我的家庭虽然来自南方，但他们有一点不同。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央求父母带我来塔斯基吉大学参观乔治·华盛顿·卡弗的实验室。他们真的就带我来了。可见我的家庭从来都没有种族歧视的观念。”

“你是从那时候开始对黑人历史感兴趣的？”

“我觉得是的，我从小就向往塔斯基吉大学，把它看作一个机会。虽然长久以来亚拉巴马州都有种族主义的坏名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我在人际关系上也有非常高的道德指南，如果我的女儿嫁给黑人，我完全不会有任何困扰。”

钱德勒是他那一辈人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几个兄长都是普通工人，一个身有残疾，另一个如今受了伤。从懂事的时候起，钱德勒就一心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上大学那会儿，他白天读书，晚上工作，二十四岁就攒够钱买了人生第一个房子。如今，他和妻子住在乡下，离塔斯基吉大学半个小时车程。

终于，三个老妇人慢悠悠地回到了工作间，她们刚吃了午饭。采访也到了尾声。告辞前，我提到会去蒙哥马利的遗产博物馆看看，里面有关于私刑的展览。钱德勒略显不悦地说，博物馆在筹备阶段时曾经来私刑档案库收集材料，但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

***

南北战争时期，蒙哥马利曾经短暂地成为邦联国的首都。这座位于南方腹地的城市拥有大量的邦联雕像，如果换作美国其他地方，恐怕已经被推倒了，但它们在这里暂时还比较安全。

所有雕像中，最有名的一座是位于亚拉巴马州议会大厦的邦联纪念碑，将近三十米高。我原以为它会极其醒目，但开车足足绕了州议会大厦两圈，才在建筑北侧的阴影里发现它。

这座竣工于十九世纪末的纪念碑是为了致敬超过十二万来自亚拉巴马州的邦联士兵。它的底座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四个方向分别立着邦联军最著名的四名将士，代表着军队的步兵、炮兵、骑兵和海军。骑兵的基石上刻着：“自古以来，骑士中最具有骑士精神的人，他们将骑士精神的火炬传承在黄金般的心灵中。”

一根华丽的灰岩圆柱从四人的背后竖起，上面有一圈铜制的壁画，刻着战士们出征的场景。石柱的顶端有一座象征着“爱国者”的铜像：一个左手握着旗杆、右手拿着长剑的女神。

雕刻者亚历山大·多伊尔曾师从意大利雕刻大师乔瓦尼·杜普雷，雕刻的人物面部充满生动的表情。同时代美国的邦联雕像也都出自多伊尔之手。

议会大厦的南侧坐落着邦联白宫，一栋意大利式风格的两层木结构建筑，屋檐上装饰着精致的斗拱。这种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为设计语言、却诞生于英国的建筑风格，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非常流行，但极少出现在南方。南北战争期间，邦联白宫是邦联国唯一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官邸。

州议会大厦的正面朝向蒙哥马利最负盛名的迪克斯特大道，这里仿佛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沿着大道一路向西走，首先会看见一栋红色砖墙的希腊复兴风格教堂。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马丁·路德·金在这所教堂担任牧师，还在地下室里组织了联合抵制蒙哥马利汽车运动。跨过几个街角后，你会在街边看见罗莎·帕克斯的铜像，她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读到的人物，那个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而遭到逮捕的黑人女裁缝。

迪克斯特大道的终点是一座欧洲古典风格的喷泉，中央喷水的雕塑源自希腊神话，最顶端的是司掌青春的女神赫柏的铜像。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抵挡不住南方腹地的热浪跳进水池内戏水降温，圆形的水池外围着一圈带尖刺的雕花栏杆。

池边有一块指示牌介绍这里曾经是一个露天的奴隶拍卖场。蒙哥马利一度是美国南方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之一，尤其在奴隶制废除前的最后二十年，这里的黑奴贸易达到了顶峰。

就这样，在短短几百米的范围内，奴隶制、邦联军和民权运动的“遗产”看似和睦地共存着。

我住在蒙哥马利老城区的安泊酒店，就在亚拉巴马河的河畔。

在美国各地旅行时，我都会首选这家被希尔顿集团收购的连锁酒店，它房费适宜，很容易停车，而且每个房间都带着一间小起居室，不会显得过于局促。

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放着一本精装本杂志，里面是各种当地品牌的广告和旅游推介。有一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遗产。无论是一日游的行程，还是房屋装潢公司的图文广告 (南方种植园风格的独栋房子、小碎花图案的扶手椅、立柱床，符合目标顾客特征的略显肥胖的白人夫妇)，都高密度地使用这个词。事实上，我在蒙哥马利的这几天，也总是从白人和黑人口中听到这个词。

安泊酒店的另一个特色是“欢乐时光”，会供应限量的免费酒水和零食。每天下午五点时，大堂的中庭总是排起长队。我常常坐在那里观察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旅客，猜测他们从哪里来，以及在这座城市短暂落脚的原因。

一天中午，我在一家离酒店只有步行距离的美式烤肉店吃午饭。餐厅的名字叫“梦田”，提供各式南方风味的菜肴，有烤得极其软烂的牛胸肉和甜得发腻的猪肋排。

我坐在卡座，刚点完餐，就看见斜对面的几张方桌被穿着蓝色衬衫的年轻白人服务生麻利地拼了起来，桌椅在地上划出尖锐的摩擦声。过了一会儿，一群黑人顾客陆续进入餐厅，在那个区域入座。他们都是中年人，男的大多穿着带花纹的宽松衬衫或者圆领衫，女的都精心地打扮过，戴着闪耀的大耳环。背对我而坐的是一个身材极其高大的男人，他套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白衬衫，肩上有三条杠的肩章。他们热闹地点餐聊天，但并不喧闹。

梦田的食物不符合我的胃口。与这种用热风长时间熏蒸的烹饪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南美洲高乔人的烤肉方式。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酒店房间点韩式牛骨萝卜汤的外卖。谁能想到，蒙哥马利的韩餐味道纯正，而且选择很多。原来在城市的西郊已经建起了许多韩国教会，韩国移民的社区正在这片腹地悄悄地崛起。

烤牛胸肉一冷下来就变柴了。我吸着冰茶，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侧对面的那桌人。他们应该不是本地居民，也不太像来蒙哥马利参加公司团建的员工 (我经常在各地安泊酒店的大堂遇见这类住客)。我最后的结论是，他们应该是一群结伴来蒙哥马利旅游的朋友。

隔天，我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既没有错，也没有全对。

我没有去公正司法倡议的办公室再次争取采访的机会，而是花了五美元买了一张门票，以游客的身份参观了他们的遗产博物馆。博物馆建在老城区一栋翻新过的老建筑里，据说原来是黑奴被拍卖前落脚的地方，相当于奴隶仓库。

和同主题的博物馆一样，遗产博物馆涵盖了从跨洋奴隶贸易到民权运动的所有内容，然而在影音效果上下足了功夫。尤其是刚进入展区，访客会经过五扇牢窗，每一间黑暗的牢房里都用全息投影技术形成了一个如同鬼魂般的奴隶形象，他们都直勾勾地看着你。

“妈妈！妈妈！”第一扇牢窗里的黑人小女孩伤心欲绝地呼喊道。她是奴隶的女儿，母亲刚刚被拍卖了。

另一个牢窗里的黑人女孩明显长大了一些。“你见过我的母亲吗？”她的语气镇定了不少，似乎已经放弃和生来就不公的命运抗争。女孩用一种平静到令人心生寒意的口吻讲述自己是如何沦落此地，又经历了哪些惨绝人寰的磨难。

私刑是展览的一部分。在一面巨大的墙上陈列着一排排装满泥土的透明玻璃瓶，瓶身上标注着对应的私刑受害者的姓名、去世地点和时间。绝大多数受害者尸骨无存。于是，公正司法倡议的合作伙伴和志愿者前往档案中这些人遭遇私刑的地区，收集当地的泥土，象征着他们的肉身和灵魂已化为泥土。

博物馆内严禁拍照和摄影，我便把参观时看见的一些有用的信息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

在一个可触碰的显示屏上有一张美国地图，访客可以点击查询各州的私刑信息。一个白人大学生把背包搁在脚边，手里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把显示屏上的内容补充进 Excel表格里。

我十分庆幸自己已经拜访了塔斯基吉大学的私刑档案库，因为博物馆里几乎所有关于私刑的展览内容都来自于档案库，他们把剪报的标题重新排版，用一种更生动、也更易于消化的形式展示出来，但仿佛是已经被咀嚼过的食物。

一张一八五二年的悬赏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名叫约翰的奴隶主悬赏两千五百美元寻找一个逃跑奴隶的下落：“此‘黑鬼’名叫乔治，今年二十五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会演奏小提琴和其他乐器，肤色很黑，极其聪明。如果能把他关进圣路易斯的监狱，或者将他遣送至我的地址，赏金增加一千美金。”

“这个黑奴竟然会拉小提琴！”身旁驻足的人感叹道。

“看来是专门提供娱乐活动的奴隶。”我说。

说话的人是一个绑着彩色头巾的黑人女子，一袭白衬衫，耳朵上戴着一个闪亮的大吊坠。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是昨天在烤肉店遇到的那群人中的一个。

“来蒙哥马利旅游还是出差？”我故作随意地问。

“我们组了一个团，已经去新奥尔良玩了两天，这几天在蒙哥马利，然后会去伯明翰待两天，最后再往北去孟菲斯。”她的声音有一种悠扬的韵律。

“听起来真不错，”我由衷地说，“一共几天？”

“前后加在一起八天。”

“来得及去那么多地方吗？”

“时间有点紧，所以行程安排得很满。”

她叫卡格妮，生活在得州的安东尼奥。她和十几个朋友包了一辆旅游巴士，从安东尼奥出发，又从博尔蒙特捎上了两个人。沿途游览的都是美国南方一些最有名的民权运动遗址，相当于一次“红色之旅”。

“来蒙哥马利前，我们专程经过了塞尔玛，还下车在那座桥上走了走。”卡格妮得意地说。

那座跨越亚拉巴马河的桥叫作埃德蒙·佩特斯大桥。一九六五年，为了争取平等投票权，在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权倡议者的带领下，数千人在种族隔离支持者的阻拦和威胁下途经这座大桥，从塞尔玛徒步至蒙哥马利。这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反种族主义游行，大桥也成了这场历史事件的地标性建筑。

“整趟行程是旅行社组织的吗？”我问。

“我们自己找的车和司机，”她耐心地解释道，“每个人交一千七百美元团费，包括车和住宿，额外需要掏腰包的只有饭钱。”

这几座城市中我唯一没有去过的只有伯明翰。我在档案库的剪报里一遍又一遍地读到过这座城市，它是私刑发生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我问卡格妮的家乡是哪里。

“我出生在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杰克逊是密西西比州人口最多的城市。

“不是。一个很小的、你一定没听过的地方。”

“我去过牛津，离那里远吗？”

“牛津往南四十英里就是我的家乡！”她的眼睛里闪烁出亮光。

卡格妮的团员来呼唤她了，我们互祝旅途顺利，愉快地告别。

我在蒙哥马利最重要的一个行程是拜访“和平与正义国家纪念馆”，它落成于二〇一八年，是全美国第一座专门悼念私刑受害者的纪念馆。

地址离酒店很近。事实上，蒙哥马利所有的知名景点都在可步行的范围内。城市之小是当年邦联国迁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主要原因，但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说却再好不过，省却了舟车劳顿的麻烦。

我一大早就过去了。开放时间还没到，已经有零星的访客排起了队。

纪念馆是半露天的，坐落在一片起伏的小山丘的顶端，远远看过去如同一座黑色的，钢铁建造的古希腊柱式神庙。

超过八百根体积相同的钢条悬挂在中空的正方形顶棚下，每一根钢条代表着一个曾经发生过私刑的县 (县名和所在的州刻在钢条的底部)，钢条的正面刻着受害者的名字和私刑发生的日期。如果只能确定私刑曾经发生，却查不出受害者的姓名，就会刻上“未知”。

刚进入顶棚处，悬挂的钢条几乎和人的视线平行。往里走，地面呈下坡趋势，钢条的位置离人越来越远，需要抬头才能看见。这样的设计制造了一种错觉，仿佛这些象征着私刑受害者的钢条被越吊越高。其实所有的钢条都是被水平悬挂的，唯一变化的是人的视角。

通常，施暴方在杀害一个人后会把尸体埋藏起来，尽一切可能不让他人发现。然而私刑的实施者并不希望它成为秘密，他们甚至想让这个举动被更多人看见。除了召集男女老少聚集在行刑现场，他们还会把私刑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寄给家人和朋友。

历史学家和收藏家发现了大量来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私刑明信片，当时的民众甚至可以在社区商店购买印有自己参加过的私刑现场照片的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写着“这是我们昨晚办的一场烧烤”，背面写着“绞架上是一具已经烧焦的黑人尸体”。

位于得州的哈克赖德制药公司就是其中一家靠贩卖私刑明信片营利的公司，它在一九〇八年大批量发行了一款题为“狗木树”的明信片：照片上，五个黑人私刑受害者被吊死在同一棵树上。明信片上还印着一首带着韵脚的诗歌，在高歌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警告黑人不要越界半步：

这棵狗木树的唯一分枝

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伟大标志……

黑人啊

请不忘永恒的恩典

记住你们应该存在的位置

否则这棵狗木树就是你们的下场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拍摄私刑照片已经变成了一门极其抢手的生意，地方摄影师必须提前和当地政府洽谈，在私刑举行之前就预订到一个角度更好的拍摄位置。在这群人中，甚至包括美国知名摄影师弗雷德·吉尔德斯利夫。一九一六年五月，当时正在得州韦科市定居的他拍摄了当地一个名叫杰希·华盛顿的十七岁黑人小伙的私刑，他被指控犯强奸罪，吉尔德斯利夫提前在市政厅的三楼阳台架好了当时体积还十分庞大的相机，拍下了这场私刑的全过程：脖子上系着铁链、被轮番拳打脚踢的黑人小伙被吊在市政厅前的一棵枯树上，他的脚下是熊熊燃烧的篝火，整个身体被火焰活活烤焦。当时有超过一万名观众在场。篝火熄灭后，许多白人纷纷上前用手扳下焦黑的皮肤和骸骨，作为身临现场的纪念。

吉尔德斯利夫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印制了明信片，在当地销量惊人。他也如约把明信片的收益和市政厅的官员分红。

在私刑最鼎盛的时期，拍摄私刑照片已经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且顾客需求极大的市场。虽然美国邮政局已经在一九〇八年出台法案，禁止带有私刑或者其他尸体照片的明信片出现在邮政系统中，但这并没有阻碍私刑明信片在地方上的流通。

美国知名作家理查德·拉卡曾在《时代》周刊评论道：“即使是纳粹也不曾卑鄙到贩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品，而私刑却成了 (当时)美国明信片产业中新兴的主题分支。”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心情让当时的美国民众给亲友寄去这些印有尸体或残骸的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通常是美景、可爱的人或物，我们从旅途中寄出明信片是想把旅途的回忆和其他人分享，让美好的瞬间尽可能地延续。也许这就是塔斯基吉大学的钱德勒教授提到的社会氛围，一代又一代的白人接受的教育是把黑人当作次一等的生物来看待，而当经济危机出现时，黑人又成了替罪羊。三K党固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当时的每个社会阶层都参与其中，无法完全撇开责任。

纪念馆落成后的每一年，公正司法倡议都会挖掘出新的私刑档案，钢条上依然有足够的空间来刻入新的名字。

我沿着逐渐下沉的过道来到了纪念馆地势最低的区域，满天的钢条犹如魂魄般扑来。我不禁想象，如果此刻狂风大作，它们是否会像古老的风铃般撞击在一起。然而一过转角，延续不断的水流从一面巨大的木墙上流下，清脆的声音把我的万千思绪都遮盖住了，只能感觉到溅起的清凉水珠触碰在脸颊上。

我最初是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是一本几个月后将要出版的自传的节选，关于一个黑人回忆自己在美国南方的痛苦经历。相同题材的书在美国出版界并不少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市一本，题材不乏个人传记、小说或者诗集。然而这篇节选轻易地就吸引住了我，因为杂志极其慷慨地给书的插图留了足足六个版面，是这位黑人讲述者创作的画作。

有一幅是上百个身穿黑白条纹囚服的黑皮肤囚犯在一起劳动，他们手举长杆铁锤，脚上系着重重的铁球脚镣，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缝隙，仿佛被胶水粘在了一起。每个囚犯的表情各不相同，有的仰天长叹，有的眼神冷漠，有的微微露出狡猾的笑意，暗示着他们有着独立的灵魂。另一幅画是一群同样穿着囚服的人在一个棉花田里采摘白棉花的情景，画风和前一幅相似，但多了色彩，创作者用绿色的颜料画上了枝叶，而田地是赭红色的。

这种叙述风格让我联想起著名黑人画家雅各布·劳伦斯的作品，特别是他获得全球瞩目的、描绘美国黑人从南方村庄向北方城市迁徙的系列画作《大迁徙》。劳伦斯画笔下的人群总是面目模糊，除了一心奔赴别处的意志外，觉察不出其他情绪。与前者相比，这位画家的画风更加写实，不同的人物仿佛形态和线条各异的果实结满同一棵树，而略显无序的构图营造出一种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出现的优美的凌乱感。

然而和大多数飞机读物一样，阅读因一段旅途的开启而中断了，直到后来当我寻找私刑的幸存者时，又在其他地方看见了这种风格的画。这位黑人画家出生于佐治亚州，上世纪六十年代遭遇了私刑，侥幸逃生。晚年时，从未有过专业艺术创作训练的他开始画下年轻时在南部的回忆。我将信将疑地从书架上翻出那本杂志，果然是同一个名字：温弗雷德·伦伯特。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最完美的采访对象。他把私刑的痛苦转化为艺术，让人不禁感叹真实的生活比任何虚构的情节都更加不羁。

然而，这个最完美的采访对象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我试图通过出版社联系伦伯特的遗孀。在生前的采访里，他提到自己是在妻子派西·伦伯特的鼓励下开始作画的。派西同样出生在佐治亚州，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相识结婚后，北迁到了寒冷的康涅狄格州。从派西的角度回述伦伯特的生平，虽然没有第一人称来得有效，但考虑到故事的独特性，不失为一种挽救的方法。

转眼夏天已经过去了一半，而出版社已经不再帮忙跟进，这个采访仿佛和伦伯特一样又被埋进了漆黑的墓穴中。

我绞尽脑汁，用所有能想到的方法搜索伦伯特家人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结果。最后我像侦探破案一样在一段一闪而过的影像资料中辨别出伦伯特生前居住的房屋的门牌号，再结合他在一篇采访中偶然提及自己街区的名称，借助谷歌地图找到了那栋位于纽黑文的房子：一栋破败的殖民屋风格的双层白色木屋，屋顶是三角形的，离耶鲁大学的校园步行不超过十五分钟。

只有一种方法能最终确认伦伯特的遗孀或子女是否住在那个地址：前往当地一探究竟。

一周后，我从芝加哥飞往东北部。

一路上我十分忐忑，因为变数太多；伦伯特的家人也许不住在那里；即使住在那里，可能当时不在家；即使当时在家，或许也不愿意被外人打扰。我专程找了一个周末，至少能提高他们在家的可能性。其他情况无法控制，只能到了现场再灵活应变。

纽黑文没有一座正常规模的商用机场，很多人会先飞到相邻的罗德岛州，再从普罗维登斯开两个小时车到纽黑文。

在我这样一个习惯了中西部生活的人眼中，新英格兰地区显得非常袖珍，每一栋楼都仿佛小了一号。街道窄而曲折，时有缓坡。

在这块北美大陆最古老的白人定居点上，很多地名以“新”(new)打头，依托早期英国殖民者对大洋另一端的念想。新和旧只不过是一种参照。

我很早就听说耶鲁大学的周边治安堪忧，这所知名常青藤大学的学生甚至在校报里说，除了纽黑文的天气外，最能让耶鲁校友引起共鸣的就是校园以北的迪克斯威尔区。如果在这个拥有大约五千名居民的“禁区”内随意走动，轻者可能被劫，重者甚至会被刀捅或者吃枪子。

车一开进迪克斯威尔区，弥漫耶鲁校园的中世纪气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破败的、散发着野蛮气息的居民区。栅栏东倒西歪，疯狂生长的夏日野草已经从堆放着杂物的巷子长到了人行道上。空椅子、塑料椅或者木椅子随处可见，就这样摆在路边。

当我最终抵达手中的地址时，出现的场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料想到的：楼外停着一辆休旅车，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绑着两条长辫的黑人女子站在人行道上，朝驾驶座上的人声嘶力竭地咒骂着。

难道是搬家公司？我心想。

我把车停在街对面的人行道边，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驾驶座上是一个黑人司机，无论车外的女人语气多么凶狠，他都没有回嘴。后视镜上挂着一张残疾临时牌照。难道司机腿脚受伤了？

我没有频繁回头，竖起耳朵试图听见些什么。

“父亲一直没人管，都是我在照看，”红衣女人厉声吼道，“现在我又得照看你的母亲！”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家务事。

一个黑人小伙和一个白人小伙坐在门廊上，沉默地旁观着这场闹剧。

就在这时，另一辆汽车出现了。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她把车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十分狐疑地盯着我看。

于是我决定先开车去其他地方转两圈，当下这种火药味十足的气氛并不是登门拜访的好时机，还可能把采访计划搅黄了。

大概半小时后之后，我又回到了同一条街道上。车已经开走了，门廊上只剩下那个黑人小伙。

我打开车门，走上前向他说明来意。

“你要找的是我的姑母，”小伙说，“但她这会儿不在家。”

“她去哪里了？”我问。

“去付电费了。”他说。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打个电话问问。”说罢，他利索地在手机上拨通了电话，“姑母，有一个人从芝加哥来找你。”他三言两语地介绍了我的来访，挂了电话。

“她这会儿正在大儿子家，就在这附近。你稍等片刻，她马上就回来。”

悬了一路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我在房子前的人行道上徘徊。这是一栋久未照料的旧房子，门前木扶手的白色油漆一块块地裂开来，墙面也因为很久没有重新粉刷沾满了粉尘和水渍。房子南侧是一小片空地，停着几辆旧车，我猜房子的后半截可能租给了一家修车铺，一个修理工模样的中年男人从后院进进出出，手上拿着工具。路边还有一个用蓝色塑料布搭起的简易棚子，里面放着几张锈迹斑斑的雕花铁椅。

空气闷热潮湿，也许前一天下过大雨，路边有不少积水。和同一条街上的其他民宅相比，这栋房子被鲜花点缀着：前院的小花坛里种着红色和粉色的花园玫瑰，树下用水泥墩子隔出来的草坛子里也有五颜六色的花。

不知为何，我想象着派西会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一样从街的拐角出现。然而她开着一辆旧车来了，头上系着一条花朵造型的紫色纱质头巾，下车动作十分敏捷，仿佛一只母豹子。

一看见我，她很自然地说：“我知道你要来。”

我非常惊讶。

“我听出版社的人说你要来采访我，但一直没有下文。”她说。

派西刚刚从佐治亚州旅行回来，如果我早几天来，就和她错过了。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运转方式。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我问派西。

我们找了两把椅子，坐在略显狭窄的门廊上，绿树成荫的街道蝉声如雷。

“我的上帝啊！”派西的两颊露出红晕，仿佛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我还在佐治亚州老家，是一个女学生。”她回忆道，“有一天，我看见一辆卡车的后斗坐着几个人，他们的脚被锁在同一条铁链上。其中有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就是温弗雷德。‘快来看！’我对母亲喊道，‘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男人。’我的母亲回答：‘你一定是疯了，他们是犯人，很可能还杀过人。’她开始有些害怕。但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暗暗地喜欢上这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我在院子里洗着衣服，突然发现他和另外两个人出现在院子里，我立刻跑进屋子里，告诉父亲外面有几个囚犯。父亲提着一把步枪就出去了。‘你们有事吗？’他问。‘前几天的暴风雨把你们的桥弄塌了，我们是被派来修桥的，天气太热了，想要讨一口水喝。’那几个小伙回答。母亲给了他们冰水，又说道：‘你们明天中午在这儿吃饭吧。’前一天家里刚从河里钓了鱼，于是给他们做了炸鱼。我们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来往的。

“我会偷偷跑去劳动营见温弗雷德。去之前，我会先到祖母家梳妆打扮，然后从她家偷偷溜出去，约上好朋友玛格丽特一起去和他碰面。我当时有很多追求者，很多小伙子都想和我约会，其中有一个相当于我当时的男朋友。他发现我和别人在营地见面，于是生气地告诉了我的父母，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我和温弗雷德在约会。”

“他遭遇私刑是在你们相识之前，还是之后？”我说。

“私刑发生在之前。我一直到和他结婚五年后才得知他曾经经历了那件事。”她说。

一九四五年，温弗雷德出生于佐治亚州的卡斯伯特。因为生父和生母都有各自的家庭，母亲意外怀孕生下温弗雷德后，就把他交给自己的姑母抚养。温弗雷德的童年记忆是在棉花田里摘棉花，以挣得微薄的报酬补贴家用。为此他经常旷课，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识字。还是少年的温弗雷德很快就感受到一种荒芜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摘棉花，而棉花田一望无际，仿佛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事。于是在十四岁那年，温弗雷德决定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逃离了棉花田。

他在镇上游荡，睡过卡车后斗，也曾露宿墓园。虽然不得不忍受种族隔离时代的残酷和无情，但种植园以外的世界让他眼花缭乱。他很快就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心仪的黑人女孩约会。

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温弗雷德开始在一家台球室打工。在那里，他遇见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当地的组织人员。当时正值六十年代初，民权人士正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要求黑人获得投票权。然而三K党在佐治亚州拥有强大的势力，因此举行民权运动尤为危险。这个台球室其实是协进会在当地的秘密会址，温弗雷德于是借机参加他们的内部会议，还学习如何在抗议或者静坐时避开白人警察的殴打。

一九六五年，十九岁的温弗雷德参加了附近一座城市的争取黑人投票权的和平抗议。警察很快就开始镇压，很多白人带着步枪赶到现场，并且朝人群开枪。温弗雷德被两个持枪白人暴徒追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偶然找到了一辆插着钥匙的小汽车，于是随机应变地跳进车里，头也不回地向前开。

当天晚上，警察找到了温弗雷德，把他关进监狱。

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温弗雷德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其间，他不停地寻找越狱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故意用一卷卫生纸塞住牢房的便池，导致牢房淹水。副警长冲进牢房，拿警棍殴打他。温弗雷德借机抓住对方的腿，使其摔到地上。副警长立刻拔出枪，但被温弗雷德夺走了。

“请不要开枪！”副警长哀求道。

“放心，我不会开枪，但会把你锁进牢里。”温弗雷德冷冷地说。

逃出监狱后，温弗雷德意识到自己命悬一线，决定前往当地一个相识的民权人士家中逃难。开门的是那人的妻子，她让温弗雷德在起居室里等，还给他泡了一杯热咖啡。

“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你逃到佛罗里达州。”她安慰道。

说完，那个女人走进厨房里，从后门溜出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我从来没有这么恨过一个人，但我恨这个女人，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派西的眼神闪烁着怒火，“如果不是因为告密，他就不会被重新抓住，遭遇后来的苦痛。”

副警长带着二十多个白人暴徒冲进屋子，把处于震惊中的温弗雷德一顿拳打脚踢，用步枪的枪杆猛击他的脑袋，最后把他扔进一辆汽车的后车厢。后车厢再次被掀开时，他们已经置身于一片打理得十分整齐的私人林地，一棵树上系好了绞索。温弗雷德被脱掉裤子，倒着吊起来。副警长拿着一把折叠刀，一把抓住温弗雷德的生殖器，用刀刺它。强烈的疼痛瞬间蔓延他的全身，他感觉到止不住的鲜血从私处流出，沿着后背和后颈滴在草地上。

“他们想要先阉割他，然后绞死他。”派西说。

十九岁的温弗雷德就像一头被吊在树上准备被宰杀的猪。

他在自传里写道：“那种疼，让我告诉你，是我这辈子从未经历过的疼。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承受什么，直到开始承受它。你可能会想，我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一刻更多的痛苦了，但你立刻又感受到更多的痛。也许在几英里外都能听见我的尖叫，但我并不是为了求得怜悯。我确信无疑他们将杀了我。我并不想求饶，不想让他们得到快感。”

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白人说：“不能就这样让他死了，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把他重新扔进监狱，让他忍受更多的折磨！”

温弗雷德被重新塞进后备厢。在黑暗的颠簸中，他把身上的衬衫脱下来，塞在两腿之间，再把腿紧紧夹住，终于止住了血。

几年后，当温弗雷德走进派西家的后院时，他正在佐治亚州阿什本的一所县劳动营里服刑，那里生活着二十几个囚犯，但和普通监狱相比，劳动营的环境轻松些，没有牢房，只有一个大通铺，唯一的看守是一个会把钱夹在《圣经》里的畸足老头。然而温弗雷德只在这个劳动营停留了两年，之后他被送到一所极其严苛的监狱，在那里，囚犯会被锁在一起，送去修路或者从事其他劳力工作。这种惩罚方式被称为“戴镣囚犯”，曾经盛行于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虽然美国在上世纪中叶就基本上淘汰了这种刑罚，但佐治亚州一直沿用到了七十年代。

和派西再次重聚已经是一九七四年，被最终释放的温弗雷德第一时间赶到派西的农场，最终信守诺言同她结为伉俪，一起搬到北方生活，生儿育女。

“你后来是怎么知道他遭遇过私刑的？”我问。

“有一天晚上，他在睡梦中惨叫，说要杀了我。我被吓醒了，才知道他做了噩梦。他对我说：‘派西，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但他没有全盘托出，而是每次只说一点点，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最终向我敞开心扉。”

“你之前听说过私刑吗？”

“我小时候听家里的大人提起过，但并不是他们会一直讨论的事，更像是一个秘密。”派西继续说道，“温弗雷德上了年纪后，梦魇更加严重了。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睡梦中从床上一跃而起。他虽然腿脚不便，走路需要扶拐杖，力气却大得惊人，好几次他一挥胳膊就把我推下了床。于是我找了一张躺椅，睡在他的床边。他也很为难，让我去其他房间睡。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如果他从床上摔到地上，站不起来，会有危险。后来，我开始在隔壁的房间过夜，但如果听到他在梦中说话或者吼叫，就会立刻起身去他房间里看看。”

“他都梦见了什么？”我问。

“梦见有人在追他，想要伤害他，他不得不拼了命地保护自己。”派西从身边的皮包里抽出那本自传的样书，封面是黑白色的，用了他画的神情各异的戴镣囚犯。“所以他起的书名是《追逐我至坟墓》，因为梦中的他永远在被人追逐。”

派西翻到其中一页，把书递给我。那是一张拍摄于一九七四年的彩色照片，年轻的温弗雷德和派西相拥看向镜头。他们的打扮都时髦极了。温弗雷德戴着皮帽，上身是一件翻领夹克，下身穿着白色长裤。派西留着爆炸头，穿着纱质的黑色连体套装，戴着一副圆形的白色耳环。他们的背景是一条乡间小径，背后是农田和带刺的栅栏，两人长长的身影交叠在一起。两天后，他们就结婚了。

“他年轻的时候不经常做噩梦吗？”我问。

“很少。他年轻的时候活动量很大，爱打篮球，去河里游泳，喜欢和孩子们玩。年纪大了后，活动减少了，往昔的回忆就趁着这个时候出现在梦里，追赶上了他。”派西耸耸肩，“医生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温弗雷德说开始作画是你鼓励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刚进监狱的时候几乎是文盲，一群因为民权运动入狱的人发现他口齿伶俐，于是教他读书写字。他很快就掌握了，甚至还开始帮其他狱友代写情书和家书。也是在服刑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做过皮匠的狱友，从那个人身上学会了切割和缝纫皮革，学会了给皮革倒角修边，在皮件上刻出图案。渐渐地，他开始制作皮夹和提包，卖给周末来探监的人。即使当我们最初搬到纽约州内陆的罗切斯特后，他也会卖一些亲手制作的手提包来增加收入。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他很喜欢在晚餐时给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于是我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他应该把这些事画下来，否则人一死，故事就消失了。我甚至建议他画在皮革上，这样更出挑。但他不愿意这么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黑人，没有人会愿意了解他的生活故事。当时生活常常很拮据，在一个开古玩书店的好朋友的帮助和引荐下，他开始在皮革上作画挣钱。从一开始单纯的临摹，到后来在更大面积的皮革上自由创作，比如画上记忆中佐治亚州乡下的棉花田和黑人开的小酒馆。客户的出价也越来越高。”

温弗雷德在自传中回溯了那段往事。成功卖出几幅作品后，他开始在皮革上画一些著名人物的画像，例如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希望能借助名人效应多挣一些钱。但顾客反而兴趣寥寥，这让他十分沮丧。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的白人点醒了他：“如果我们想买一张马丁·路德·金的画像，在哪里买都可以。我们想要的是只有你独有的东西。”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五十一岁的他决定把往昔的生活时光作为画作的唯一主题，包括自己沦为戴镣囚犯的那几年经历，以及那场死里逃生的私刑。千禧年时，他被耶鲁大学发现，几幅作品被选中放在校园的艺术馆里展览，他也由此加入了一个社区艺术家援助项目，能够更专心、更自由地创作。

“在温弗雷德的画作中，你最喜欢哪一幅？”我问派西。

“我最喜欢的是一幅是关于棉花丰收的，”她快速地翻动书页，“就在这里！”她停在一张插图上，“这一张图完全讲的就是我的故事。”

棉花田边，一群黑人采摘工正在吃晚餐，男男女女把空篮子反过来放在地上当椅子，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一个系着墨绿色头巾、身穿红色长裙的女人手上提着一个标注着“糖浆”的小铁桶)。棉花田里有一个白人小伙骑在马上，他穿着橘色夹克和红色紧身裤，看上去像监工。田里散落着很多棉花装得像小山一样的篮子，等到人们把剩下的空篮子装满，就可以回家了。

“九月和十月是棉花丰收的季节。到了鼎盛时期，农田变为白色的海洋。我那时候还小，就坐在田边看我的母亲和外婆摘棉花。对我来说，这张画比照片还更准确，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的气候和气味。”派西指着一群人中那个提着糖浆的女人，“我甚至觉得这个人完全就是以我外婆为原型画的。”

“采棉工真的会穿得像画中那样五颜六色吗？”我在其他描绘棉花丰收的画里也看到穿着鲜艳的采摘工，他们都背着一个比自己身体还长的挎包，“还是因为画家想要衬托出棉花的白？”

“这是真的，你根本想象不到人们有多爱美！”派西大笑。

温弗雷德的视角仿佛是一只掠过棉花田上空的飞鸟。

“他时常会问我：‘派西，你和我说实话，我真的是一个艺术家吗？’我回答他：‘难道耶鲁大学会把一个普通人的画挂在墙壁上？是的，你是一个才华洋溢的艺术家！’”

从我们坐着的地方能够环视整条街道，我想象秋天的时候地上一定被黄叶铺满，踩在上面会发出沙沙的响声。

“都说艺术创作有治愈的作用，但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派西的眼神暗了下来。

“发生什么了？”我问。

“作画让他的噩梦更加严重。他甚至开始失眠，每完成一幅画，病情就更严重。有时候吃了安眠药，他才能勉强睡三小时。如果不吃，就一夜无眠。”

“回忆的过程大概让他重新经历了那些事，”我说，“至少是在心理上。”

我请求派西带我去温弗雷德生前的工作间看看，就在房子的一楼，楼梯旁的一间四面墙都涂上黄色油漆的房间。窗户被纸糊上了，十分阴暗，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塞满了杂物，即使是派西一个人也很难轻易转身而不碰倒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有人会进来，所以没有提前整理。”她有些难为情。

房间的一半都被一张看不见边缘的工作台占据了，桌上有一盏旧的折臂台灯，支臂上粘着几束依然带着枝叶的棉花。这种塑料材质的旅游纪念品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礼品店里再常见不过了。

派西扭开台灯，一股暗黄色的暖流突然从桌面溢开来，也许墙的颜色放大了功效，竟然连那些黑暗的折角都显得惬意起来。天花板上有一台老式电风扇，五个扇翼分别被涂成不同的颜色。墙边都是柜子，有钉在墙面上的塑料架，一卷一卷的皮革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也有半身高的木柜，好几个砖头大小的工具盒装着作画的工具。

每当温弗雷德开始创作一幅新的作品时，他会先用喷雾瓶在一张皮件上均匀地喷上水，只有当皮吸水变软时，刀才刻得进去。他通常使用专门用于皮具的旋转刻刀，这样在划出转角时，刀尖不需要离开皮具。但真正的魔力发生在倒角削边的那一刻。在那之前，那幅画只像是一张布满划痕的皮，完全看不出画了什么。当他用削边器把图案的纹路仔细打磨过后，图案立刻变得立体起来，仿佛瞬间获得了生命。

完成雕刻的部分后，他开始用刷子上色。他喜欢反差强烈的配色，像是红色和土耳其蓝。在皮革上修改颜色会影响效果，所以在上色前，他需要在脑海中完成全盘的布局。

“有时候他睡不着，一整夜都能听见工作间里传出用小锤敲击皮革的声音，”派西回忆道，“如果那个声音突然停下来，我就会冲下楼，担心他出了意外。”

派西弯下腰，从地上的一个纸箱里取出几卷皮革，有的刻上了纹路，有的已经开始上色，但都是未完成的作品。

“这些是我儿子画的，”她说，“温弗雷德生前亲手教他。”

在光的照射下，那几张皮革露出凹凹凸凸的纹路，画中的人物似乎过于追求形体的真实，反而像是卡通，和温弗雷德笔触中天然的稚拙感有极大的区别。很显然，天赋很难通过血脉继承。

“他们的主题完全不同。”派西评价道。

她翻出更多儿子的皮革画作给我看，有一张画的是白人警察跪压弗洛伊德的场景。“这是他的历史，年轻这一代人的历史。”她说。

我觉得派西的话没有错，但也不对。那最多只能称得上是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果借用多年前那个陌生白人对温弗雷德的珍贵提示：在哪里都可以买到描绘白人警察迫害弗洛伊德的画作，但有什么东西是只有你才能画的。很多时候，道理显而易见，但难于付诸实践。

***

格鲁夫街公墓被耶鲁大学的校园环绕着，南侧是法学院，东侧是计算机学院，往北一直通向耶鲁最负盛名的哥特建筑群。午后的光线反射在那些用大块石料砌起的建筑外墙上，给这座大学城罩上了一层淡金色保护膜，仿佛在这里一切都是青春、美好和幸运的，不会发生什么坏的事情。公墓建于十八世纪末，管委会在官网上强调，虽然墓园里埋葬着许多前校长、知名教授和校友。

但它和耶鲁毫无关系，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买一个空位在这里长眠。

我来这里是想看一眼温弗雷德的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让这趟旅行更完整些。

公墓的入口是一座埃及神庙风格的石拱门，气势十分宏伟，石头呈现出一种浅浅的赤红色。我循着派西给我的墓地编号，很快就找到了正确的方位。在这里，每一条小径都有自己的路名，例如木兰花街、雪松街、刺槐街，如同一座城中城。路是南北朝向的，我走过一块又一块古老的墓碑，有的是小型的方尖碑，有的是天使的雕像，但也有不少极其简朴的方形石碑，仿佛小鹿的鹿角。有些墓碑经过上百年的风吹雨淋，出现了螺旋状的灰白花纹，仿佛长满了牡蛎的礁石。

时不时有鸟雀飞过，在石碑的刻字上留下白色的鸟粪，是天然的涂改液。也许墓的主人想要借此删除墓碑上的某个信息。

小径悠长，走在上面能感觉一股热气从脚底升腾而起，像猫的胡须一样轻轻触碰小腿。两边的树木茂盛极了，叶缝间闪着金光。一辆电动车从树丛间一闪而过，上面坐着园丁。

每一个墓地的编号都是一片几平方米大小的区域，同时拥有好几块墓碑。然而在温弗雷德的编号区，我却找不到他的墓。竖立的墓碑上刻的都是陌生的名字。有一块墓碑没有刻字，但从外观上看至少已经在这里上百年了。我扩大搜索区域，把临近的编号区都走了一圈，极其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块墓碑，但一无所获。

我原路返回，来到墓园入口处一栋像教堂般的红砖楼，那是墓园的管理处。木门上的玻璃贴了暗膜，从外面看不透，我轻轻推，门就开了。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一扇门仿佛隔开了两个季节。

一个混血中年女人坐在办公桌旁，正和一个园丁模样的人在聊天。他们看着我，但丝毫不显惊讶，甚至带着期待的神情。

“想要买墓位吗？”她问。

我解释说正在找一个人的墓，希望他们能帮我核实一下位置。

“我帮你看看。”

她穿着一件鲜红色的圆领衫，外面罩着黑色针织衫，显然是为空调的环境准备的。她的右手套着护具，似乎手腕受伤了，但指甲修剪得细细的，还涂上了亮蓝色指甲油。

我把墓位的标号告诉她。她起身，走到一个比她个头还高的铁柜边，拉出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竖着放满了彩色的文件夹，她循着文件夹背脊上的标签，抽出其中一份。我微微探头，文件夹里是一些手填的档案和发票。

“我没有看到你说的名字。”说罢，她又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翻阅了一遍。

我打量着这间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公墓地图：墓园是一个五边形，浅褐色的图纸上印出每一个编号和相应的区域，方形的小格子里标注着墓主的名字。这张地图印于一九三二年二月。

“还是没有。”女人遗憾地说。

突然，她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到办公桌旁，从木抽屉里取出一个插满浅绿色和水红色卡片的纸盒子。她翻了翻，取出其中一张。

“他叫温弗雷德·伦伯特？”她没有任何情绪地说出那个名字，“上半年刚下葬的，还没有登记。”

她手上捏着购买墓地的发票，墓主的位置写着“温弗雷德·伦伯特”，编号并没有变。

“为什么我在那个区域没有找到他的墓碑？”我问。

她耸耸肩。“墓碑需要单独购买。”

我想起疫情期间很多商品的供应链都断了，需要很长的订货时间。

“他的墓碑已经预订了吗？”我又问。

“我没看到预订记录，”她回答，“只是买了一个墓位。”

“一块墓碑多少钱？”

“两千美元上下。”

我感谢了她的耐心帮助。离开前，她不忘再向我推销一番：“半个墓位的价格是四千美元，如果同时买一个完整的墓位只要七千五美元，能够容纳下两个人！”

我再次沿着小径回到了那块墓区。这一次，我终于在那几块墓碑间发现两根插在草地上的木杆子，中间隔着大约一米，都涂着半截黄色的油漆。我想起温弗雷德工作间的墙壁颜色，应该就是这里了。

一只甲虫紧紧地抱着其中一根杆子的顶端，我没有用手指去触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