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36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睁开眼睛，体验到那种偶尔会感受到的奇怪、美妙的感觉：发现自己的人生晴朗无云。他想象哈罗德和朱丽娅在剑桥市，两个人困倦地在厨房里走动，将咖啡倒进他们有着缺角和咖啡渍的马克杯里，把装报纸的塑料袋外头的露水甩掉。在空中，威廉正从南非开普敦飞向他。他想象马尔科姆在布鲁克林家里的床上紧靠着苏菲，然后，因为他觉得充满希望，便想象杰比安全地在下东城的床上打呼。在格林街这里，暖气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床单闻起来像肥皂和天空。他的上方是马尔科姆一个月前装的钢管枝形吊灯。他的下方是一片发亮的黑色木地板。这间公寓一片寂静，而且是他的（还是觉得它很大，充满种种可能性和潜力）。

他把脚趾伸向床尾，然后往回缩向小腿：没事。他移动躺在床垫上的背部：没事。他把两边膝盖朝胸口缩起：没事。没有任何地方痛，连一点痛的迹象都没有。他的身体又是他的了，可以帮他执行他想象中的任何动作，不会抱怨或搞破坏。他闭上双眼，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这是完美的一刻，他知道该如何享受。

这些时刻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有时候，只要坐起身，他就像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似的被提醒，是他的身体在控制他，不是他控制他的身体），但最近几年状况恶化后，他每天都很努力地放弃自己会再好转的想法，试着专注于暂时摆脱痛苦的那些时刻，并且感激自己的身体饶过了他。最后他缓缓坐起身，同样缓慢地站起来，一切还是很棒。他判定这是美好的一天，然后走到浴室，略过卧室角落里仿佛在生闷气的轮椅。

他准备好，然后拿着办公室带回来的一些文件坐下来等。通常碰到星期六，他的时间大都用在工作上——从他走遍纽约的时期以来，这个习惯没有改变过。啊，他那些长途步行之旅！他真的一度可以像山羊似的走到上东城，然后走回来，靠自己就走上十一英里吗？——但今天他要跟马尔科姆碰面，带他去找自己的西装师傅，因为马尔科姆要结婚了，需要买一套西装。

他们还不确定马尔科姆是不是真的要结婚，只是认为他会而已。过去三年来，马尔科姆和苏菲分手又复合，接着又分手，然后又复合。但过去一年，马尔科姆找威廉谈过婚礼的事情，还问威廉会不会觉得婚礼是一种迁就；又问杰比关于珠宝的事情，问女人说她们不喜欢钻石时，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只是说着玩的；还找他询问婚前协议书的事情。

他尽力回答马尔科姆的问题，然后给了他一个法学院同学的名字，是一位婚姻法律师。“啊，”马尔科姆当时说，身子往后退，好像他要告诉他的是职业杀手的名字，“我不确定我目前有这个需要，裘德。”

“好吧。”他说，收回那张马尔科姆连碰都不想碰的名片，“唔，哪天要是你需要，问我一声就是了。”

一个月前，马尔科姆问他能不能帮他挑一套西装。“我连一套西装都没有，这样是不是很夸张？”他问，“你不觉得我应该有一套西装吗？你不觉得我应该让自己看起来，我不知道，比较成人或什么的？你不觉得这样应该对生意有帮助？”

“小马，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得很，”他说，“而且我不觉得你在生意上还需要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套西装，没问题，我很乐意帮你。”

“谢了。”马尔科姆说，“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套西装。你知道，以防有什么需要。”他暂停一下，“顺带讲一声，我不敢相信你有个西装师傅。”

他微笑，“他不是我的西装师傅。”他说，“他只是专门做西装，而某些西装碰巧是我的。”

“老天，”马尔科姆说，“哈罗德真的创造了一个怪物。”

他忍不住大笑。他常常觉得，好像只有西装能让他看起来比较正常。坐轮椅的那几个月，那些西装能再度向他的客户保证他很能干，同时也向自己再度保证他是公司的一分子，至少可以穿得跟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觉得自己虚荣，而是一丝不苟。小时候在少年之家，他们偶尔会跟当地学校的男学生打棒球赛。每回他们走上场，那些男学生总是捏着鼻子嘲笑他们：“去洗个澡吧！”他们会大叫，“你们好臭！你们好臭！”但他们确实会洗澡：按规定，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淋浴，把黏答答的粉红色沐浴乳挤在手掌和毛巾上，然后搓洗皮肤，同时会有一个辅导员在莲蓬头前方走来走去地巡视，拿着薄毛巾抽打那些不乖的男生，或者朝不够认真洗澡的人大吼。即使到现在，他还是很怕自己邋遢、肮脏或难看。“你永远会很丑，但这不代表你不能干净点。”加布里埃尔神父以前总是这么告诉他。尽管加布里埃尔神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错的，但他知道这点他说得没错。

马尔科姆来了，跟他拥抱打招呼后，就像往常那样开始审视整间公寓，伸着长脖子，缓缓转着圈，目光像灯塔的光，边转还边喃喃发出评论。

他在马尔科姆开口提问前就先回答了：“小马，下个月。”

“你三个月前就这么说了。”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是认真的。现在我有钱了，或者这个月底就会有了。”

“钱的事情，我们讨论过了。”

“我知道。你真是太慷慨了，但是我不能不付你钱。”

他在这间公寓里已经住了四年多，却一直因为缺钱没装修，而他缺钱是因为他在付公寓贷款。这四年多里，马尔科姆画了设计图，隔出两个卧室，帮他挑了一张有如灰色宇宙飞船的沙发，放在客厅中央，又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包括地板。“这太疯狂了，”当时他告诉马尔科姆，“等整修完毕，你还是得重铺地板。”但马尔科姆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做，那种地板漆是新产品，他想试用一下，而真正装修之前，格林街会是他的实验室，他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小实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而他当然不介意）。但除此之外，整间公寓差不多还是保持了他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一个长长的四方形，位于南苏荷区一栋建筑的六楼，两边都有窗子，一侧朝西，一侧朝东；南边整面墙也有窗子，俯瞰一座停车场。他的房间和浴室在东头，看出去是默瑟街一栋低矮楼房的屋顶；威廉的房间和浴室（其实是客房，但他一直把它当成威廉的房间）则在西头，下面是格林街。厨房位于公寓中央，还有第三间浴室。套房之间的空间很大，黑色地板像黑色琴键般发亮。

他拥有了这么多空间，但至今依然有一种不熟悉的感觉，更不熟悉的是自己居然负担得起。但是你负担得起，他有时还得提醒自己，就像他站在杂货店里，想着是否该买一盒自己喜欢的黑橄榄；那种橄榄好咸，咸得他嘴巴发涩、双眼泛泪。刚搬到纽约市时，吃黑橄榄是一种享受，他一个月只买一次，一次只买一匙。每天晚上他只吃一颗，一边坐着读案情摘要，一边缓缓啜吸着橄榄核上的肉。你可以买，他现在告诉自己，你有那个钱了。但他还总是忘记。

他之所以买得起格林街的公寓，而且冰箱里常备着一盒橄榄，背后的原因是他在罗普克工作，这是全纽约最有权势、最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在那里担任辩护律师，而且一年多前升为合伙人。五年前，他跟西提任和罗兹经办一件证券诈欺案，起诉一家叫柴克瑞·史密斯的大型商业银行。那个案子和解之后没多久，一个叫卢西恩·沃伊特的人联络他，他知道他是罗普克诉讼部门的总监，而且之前曾代表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与他们协商。

沃伊特邀他一起喝杯酒聊聊。他对他的工作印象深刻，尤其是法庭表现，他说。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也对他印象深刻。其实他早听过他的名字（他和沙利文法官是法学院的老同学），也打听了一下他的状况。他有没有考虑过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加入黑暗阵营呢？

要说他从没想过，那就是撒谎了。在办公室里，周围的人不断离去。他知道西提任正在跟华盛顿的一家国际法律事务所洽谈。罗兹在犹豫是不是该去一家银行的法务部工作。至于他，之前已经有两家律师事务所找上门来，但他都拒绝了。他们都很喜欢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所有人都是。但西提任和罗兹的年纪比他大，罗兹和他太太想生小孩，他们得赚钱。钱，钱，钱，有时他们谈的唯一话题就是钱。

他也会考虑钱，不可能不考虑。每回他去杰比或马尔科姆朋友的公寓参加派对回家，利斯本纳街就显得更寒碜，更难忍受。每次电梯故障，他得爬楼梯上楼，到了门口还得背靠着前门坐在地上休息一阵子，才有力气开门进去。此时，他就会梦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出故障的可靠地方。每回他站在地铁入口的楼梯顶端准备往下走，抓着扶手且吃力得几乎要用嘴巴呼吸时，他会希望自己能坐出租车。然后还有其他恐惧：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刻，他会想象自己老了，肋骨外头的皮肤都像羊皮纸了，还住在利斯本纳街，手肘撑地爬进浴室，因为他再也没办法走路了。在这个梦里，他孤单一人，没有威廉、杰比、马尔科姆、安迪，没有哈罗德和朱丽娅。他很老很老，身边没有其他人，只剩他自己照顾自己。

“你几岁了？”沃伊特问。

“31。”他说。

“31还很年轻，”沃伊特说，“但是你不会永远这么年轻。你真的想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变老吗？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助理检察官的：人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过了。”沃伊特谈到报酬，谈到升迁机会，“答应我你会考虑。”

“我会的。”他说。

他的确考虑了。他没跟西提任或罗兹讨论（也没跟哈罗德谈，因为知道他会说什么），而是跟威廉讨论，两人一起比较这份工作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工作时间长（他的工时本来就很长，威廉说），工作性质很无聊，而且很可能要跟一堆混蛋共事（除了西提任和罗兹，他本来也跟一堆混蛋共事，威廉说）。当然，他现在得去帮他过去六年起诉的那些人辩护：撒谎者、骗子、小偷，以及伪装成受害者的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不像哈罗德或西提任，他很务实，他知道当律师意味着牺牲，不是牺牲金钱，就是牺牲道德，但这样背弃他明知是正义的一方，还是令他很困扰。是为了什么？确保他不会变成那个孤单又患病的老人？这好像是最糟糕的那种自私、最糟糕的那种任性，拒绝承担他明知道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因为他害怕，担心自己过得不舒适或很凄惨。

然后，他和沃伊特碰面两周后的星期五，他很晚才回家。那天他筋疲力尽，必须坐轮椅，因为右腿实在太痛了，回到利斯本纳街的公寓时，他一放松，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因为再过几分钟，他就可以进门，用微波炉加热过、冒着蒸汽的湿毛巾包住小腿，坐在温暖的公寓里。但是当他按了电梯按钮，却听到齿轮摩擦声，还有电梯坏掉时微弱的绞盘怪声。

“不要！”他大喊，“不要！”他的声音在门厅里回荡，他对着电梯门拍了又拍，“不，不，不！”他拿起公文包朝地上摔，里头的文件散落一地。在他周围，整栋公寓依然一片寂静，没人能帮他。

最后他停止发火，觉得羞愧又愤怒，然后把那些文件收回公文包里。他看了一下手表：11点。威廉正在演出《九重天》，但他知道此时他已经下台了。可是他打电话过去，威廉没接。他恐慌起来。麦坎·马尔科姆去希腊度假了。杰比在一个艺术村。安迪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上个星期才出生，所以他不能找他。他只肯让这几个人帮他，让他们拖着他爬那么多层楼，当他像树懒似的抓着对方不放时，至少不会觉得太不自在。

但那一刻，他失去了理智，拼命只想赶紧回到家里。于是他站起来，把公文包夹在左边腋下，然后把轮椅（太贵了，不能留在大厅里）收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开始爬楼梯。他身子左边紧贴着墙，右手抓着轮椅的一根轮辐，爬得很慢——只能靠左腿往上跳，尽量避免把任何重量放在右腿，也避免轮椅碰到伤口。他往上爬，每爬三级就要停下来休息。从大厅到五楼要爬一百一十级楼梯。爬到第五十级时，他全身抖得厉害，不得不停下来坐半小时。他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威廉并发短信给他。打到第四通电话，他留言了，但希望自己永远不必留：“威廉，我真的需要帮忙。拜托打给我。拜托。”他想象威廉立刻回电话，告诉他马上赶来，但他等了又等，威廉都没回电话。最后，他设法又站了起来。

总之，他努力进了门。但那一夜接下来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次日醒来时，他发现威廉睡在他床边的地毯上，安迪睡在客厅拖来的椅子上。他舌头不听使唤，意识蒙眬，还很想吐，于是他知道安迪一定帮他注射了止痛药。他很讨厌止痛药，因为接下来他会变得茫然，还会便秘好几天。

他再度醒来时，威廉不在了，但安迪已经醒来，死瞪着他。

“裘德，你他妈的一定得搬出这栋公寓。”他轻声说。

“我知道。”他说。

“裘德，你那时在想什么？”威廉从杂货店回来后问他。安迪已经帮着他去过洗手间（他没办法走路，得让安迪抱他去），让他躺回床上，他身上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等到威廉回来才离开。威廉前一晚演出后去参加派对，没听到手机响；等他终于听到留言，急忙赶回家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抽搐，才打给安迪。“你为什么不打给安迪？你为什么不找间餐馆坐下来等我？你为什么不打给理查德？你为什么不打给菲莉帕叫她找到我？你为什么不打给西提任、罗兹、伊莱，或菲德拉，或两个亨利·杨，或……”

“不知道。”他悲惨地说。他无法跟健康的人解释病人的逻辑，也没有力气去试。

下一个星期，他联络了卢西恩·沃伊特，谈好了工作条件。签约后，他打电话给哈罗德，沉默了五秒钟，才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话。

“裘德，我只是不明白，”哈罗德说，“真的不明白。你从来没让我觉得你很爱钱。你爱钱吗？我的意思是，你当然爱钱。你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大好前程。你在那里的工作很重要。可是你现在完全放弃，要去帮谁辩护？一堆罪犯。他们太有权势、太确定自己不会被抓到，因而被抓这件事他们根本从没想过。他们认为法律只适用于年收入不到九位数的人。他们认为法律要制裁谁，只能由种族或收入来决定。”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乖乖听着哈罗德越来越生气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哈罗德说得对。他们没有明确谈过，但他知道哈罗德一直以为他会朝公职体系发展。这些年来，哈罗德不时丧气而悲伤地谈到一些他很欣赏的优秀学生辞掉工作（包括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公设辩护律师服务处、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跳槽去大型律师事务所。“一个社会要发挥应有的功能，就必须靠那些拥有杰出法律头脑的人才，把维持社会运作当成自己的责任。”哈罗德常常说。而他也赞同，至今不变。这也是为什么他此刻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说话？”哈罗德最后终于问他。

“对不起，哈罗德。”他说，哈罗德没吭声，“你对我很生气。”他嗫嚅道。

“我不是生你的气，裘德，”哈罗德说，“我是失望。你知道你有多特别吗？你知道你如果留下，可以改变多少事情吗？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成为法官，有一天还能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你到一间大型律师事务所当辩护律师，你原来可以完成那么多杰出的工作，如今却要站到敌对的那一方。这真是太浪费了，裘德，太浪费了。”

他又沉默了。他心中重复着哈罗德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哈罗德叹气：“所以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问，“是钱吗？就是为了钱吗？裘德，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一些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吗？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很乐意帮忙的。”

“哈罗德，”他开口，“你真是太好心了。但是——但是我没办法接受。”

“狗屎，”哈罗德说，“你是不肯。我现在提出一个办法，让你不要辞职，裘德，不要接受一个你会痛恨的职务或工作——不是或许，而是一定——而且我不要求你回报，也没有附带条件。我是在告诉你，为了让你留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我很乐意给你钱。”

啊，哈罗德，他心想。“哈罗德，”他痛苦地说，“我跟你保证，我需要的钱，不是你给得了的。”

哈罗德沉默不语，再度开口时，他的口气变了：“裘德，你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吗？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帮你。”

“不是，”他说，可是好想哭，“哈罗德，不是这样。我很好。”他用右手抓住贴了绷带的小腿，因为那里持续作痛。

“唔，”哈罗德说，“那我就松了口气。但是裘德，你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多钱呢？除了买房子。这个朱丽娅和我会帮你的，你听到了没？”

有时，哈罗德缺乏想象力的程度让他懊恼又惊奇。在哈罗德的心目中，人人都有以自己为荣的父母，存钱只是为了买房子或度假，想要什么开口就是了。他似乎没意识到在某些人生活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人都有同样的过去和未来。但是这样想太不厚道了，他很少这么想。大部分时间，他都欣赏哈罗德坚定的乐观，他没办法或不愿意变得愤世嫉俗，不愿意去寻找不幸或悲惨的一面。他很爱哈罗德的纯真，尤其是想到他所教授的、他所失去的，就更觉得他了不起。所以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自己必须考虑到每隔几年就得换新，而且保险不完全给付的轮椅？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安迪的诊所没跟保险公司合作，从没收过他医疗费，但有一天可能开始要收；如果是这样，他当然不能不付钱？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最近腿上的这个疮，安迪提过要他去住院，而且有一天或许要截肢？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如果他截肢，就得花钱住院，做物理治疗、装义肢？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想动背部手术，用激光把那些疤痕清除得一干二净？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最深的恐惧：他的寂寞，他害怕成为一个装了导尿管、胸部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梦想的不是婚姻或子女，而是有一天如果有需要，有足够的钱雇人来照顾他，这个人会对他很和气，同时给他隐私和尊严？没错，还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坏的地方。他想随时想坐出租车就能坐。他想找私人游泳池，因为游泳能平抚他的背痛，而且他现在再也没法到处乱走了。

但是这些他都不能告诉哈罗德。他不想让哈罗德知道他的毛病这么多、知道他收养的根本是个废物。于是他什么都没说，只跟哈罗德说他得挂电话了，说下回再跟他谈。

甚至在跟哈罗德谈论之前，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新工作要逆来顺受，不要期望什么，但先是让他不安、继而让他惊奇、接着让他开心、最后让他有点厌恶的是，他发现自己乐在其中。他当联邦助理检察官时，处理过药厂的案子，于是刚到律师事务所时，承办的案子很多都跟药厂有关：有家药厂新设立了亚洲分公司，要发展一套反腐败政策，于是他和一位资深合伙人律师出差去东京，这是一个清楚、好解决的小案子，并不常见。其他案子都比较复杂，拖得比较久，有时还会拖到地老天荒，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另一个客户（某大型制药集团）汇整出针对“诈领法案”的辩护依据。进入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不久，罗兹工作的那家投资管理公司因为证券诈欺案被调查，于是来找他，也因此确保了他能升任合伙人：他有出庭经验，这是事务所里大多数普通律师没有的，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带来客户，而第一个客户总是最难找的。

他永远不会向哈罗德承认，不过他真心喜欢调查由内部吹哨人检举的起诉案，喜欢设法挑战“海外反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喜欢有机会延展法律，像延展一条橡皮筋，拉到超过自然最大张力的点，让它弹回来刺痛你。白天他会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智力的投入，他的工作不过是表达法律本身的弹性。但夜里，他有时会想到，如果老实跟哈罗德谈自己的工作，哈罗德会说些什么，于是耳边又响起他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那些时刻他会想，他在做什么？这份工作让他见利忘义了吗？或者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只不过把自己想成另一个样子了？

一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他会这么跟脑袋里的哈罗德辩驳。

只因为你做得到，不表示你就该去做，他脑袋里的哈罗德会这么反驳他。

的确，哈罗德当初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他想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想念站在正确的那一方，身边环绕着热情、愤怒、热衷于改革的同伴。他想念搬回伦敦的西提任，想念现在偶尔会跟他碰面喝酒的马歇尔，还有比较常见到面的罗兹。罗兹现在常年一副疲惫苍白的样子，他记得以前的罗兹总是欢乐且充满活力，他们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累得头昏眼花时，他会播放电子探戈音乐，然后跟一个想象中的女人在办公室里回旋起舞，只为了逗他和西提任从电脑上抬头，并且在看了之后大笑。他们渐渐老了，所有的人都一样。他喜欢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他喜欢里面的人，但他从来不曾跟他们加班到深夜、讨论案子、聊起彼此看的书，这里不是那种办公室。他这个年纪的普通律师，家里都有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年纪比他大的都结婚了。少数不讨论手上工作的时刻，他们会聊一下订婚、怀孕、买房子。他们不会为了好玩或热情而讨论法律。

事务所鼓励大家从事公益服务工作，于是他开始去一个非营利的艺术家团体当义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那个组织的办公时间是每天下午和晚上，艺术家会来找律师咨询，因此他每周三晚上会早些下班，7点就离开，到苏荷区的布鲁姆街，在那个团体地板破烂的办公室里坐三小时，协助专门出版激进学术著作的非营利小出版社、有知识产权纠纷的画家，或是拿着各式各样合约前来咨询的舞蹈团体、摄影师、作家。那些合约要不就因为超出法律范围（他看过一份用铅笔写在纸巾上的合约）而没有意义，要不就是复杂得没有必要，害那些艺术家看不懂（连他都看不太懂了），但上面却有他们的签字。

哈罗德其实不太赞成他做这份义务工作，他感觉得出来，哈罗德认为这份工作很琐碎。“这些艺术家里有真正优秀的吗？”哈罗德问过他。“大概没有吧。”他说。但这些艺术家优秀与否轮不到他来判断，因为已经有其他一大堆人在做了。他去那里，只是提供一些艺术圈里非常缺乏的协助，因为那个圈子有太多人都活在对实用性充耳不闻的世界里。他知道自己这样想太浪漫了，但他欣赏他们。他欣赏可以一年又一年只靠着自己被急速消耗的希望活下去的人，即使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老，也变得更卑微。而同样浪漫的是，他觉得自己去这个组织当义工的时间，等于是在向他的朋友们致敬。这些人都过着令他惊异的生活，他觉得他们非常成功，也以他们为荣。不像他，这些人没有清楚的路径可以遵循，却依然顽强地开路前进，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创造美丽的事物。

他的朋友理查德是那个组织的理事，最近搬到苏荷区了，有时星期三回家途中会顺道过来。如果他刚好有空，两人会坐在一起聊一下；如果他正好在忙，理查德就远远跟他挥个手。某天晚上咨询结束后，理查德邀他去自己家喝杯酒。他们从布鲁姆街往西走，经过中央街、拉斐特街、克罗斯比街，以及百老汇大道、默瑟街，然后在格林街向南转。理查德住在一栋窄长的大楼内，石材已经转为煤灰色，一扇高耸的车库门占据了一楼。车库门右边还有一道金属门，门的上端嵌了一面像脸那么大的玻璃窗。这栋大楼没有大厅，只有一道铺了瓷砖的灰色走廊，上方用电线吊着三颗灯泡。沿着走廊往右转，是囚室般的工用电梯，就像利斯本纳街他们原始的客厅那么大，按一个钮，栅栏式的电梯门会颤抖着哗啦哗啦关上，但却能在裸露煤渣砖的电梯井里顺畅运作。到了三楼，电梯停下，理查德打开电梯门，把钥匙插入面前那道巨大得令人生畏的钢制双扇门，门后就是他住的公寓。

“老天。”他边说边走进去。理查德开了灯，地上是刷白的木地板，墙面也漆成白色。上方挑高的天花板，每隔约三英尺就有一座枝状吊灯——古老的、玻璃制的、新的、钢制的——高度不等，他往前深入时，可以感觉到玻璃的喇叭形灯罩轻轻擦过他的头顶，而理查德的个子比他还高，就得弯下身子，免得撞到额头。整间公寓没有隔间，但快到尽头之处，有一个浅浅的、独立的玻璃箱，高度和宽度就跟前门一样。他走近时，发现箱子里是个巨大的蜂巢，形状就像优雅的柳珊瑚。玻璃箱再过去，有一张罩着毛毯的床垫，床垫前铺着一张白色粗毛的柏柏尔地毯，几面镜子映照着灯光，还有一张白色羊毛沙发、电视机，像是广大荒漠中的小孤岛。他从没见过面积这么大的公寓。

“那不是真的，”理查德说，看到他在观察那个蜂巢，“是蜡做的。”

“太了不起了。”他说。理查德点头表示谢意。

“来吧，”他说，“我带你逛一下。”

他递了一瓶啤酒给他，然后打开冰箱旁的一扇门。“逃生楼梯。”他说，“我超喜欢的，看起来简直是——直通地狱，你懂吧？”

“没错。”他同意，看着门内的楼梯消失在黑暗中，他忍不住后退，忽然间觉得很不安，同时又觉得自己这样很蠢。理查德似乎没注意到，把门关起来上锁。

他们乘电梯下到二楼，进入理查德的工作室，理查德带他参观正在进行的作品。“我把这些称为虚假陈述。”理查德说，让他握住一根他以为是白色桦木枝、其实是黏土烧制的作品；然后是一块浑圆光滑、重量很轻的石头，其实是白蜡树木材被车床削成的，但看起来沉重而结实；还有一副用几百根小瓷骨拼成的鸟类骨骼。工作室的正中央放着一排七个玻璃箱，把整个空间一分为二，它们比楼上那个装着蜡蜂巢的玻璃箱要小，但还是大得像商店橱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一大块锯齿状、有如崩塌小山的暗黄色物质，看起来半似橡皮半似肉。“这些是真的蜂巢，或者曾经是。”理查德解释，“我让蜜蜂进去待了一阵子，然后放掉蜜蜂。每一件的标题就是蜜蜂在里头住的时间，也就是这些物质实际作为一个家与庇护所的时间。”

他们坐在理查德平常工作时坐的、带有滚轮的皮革办公椅上喝啤酒聊天，聊理查德的工作，还有他将在六个月后开幕的下一次、也就是第二次展览，还聊到杰比的新画作。

“你还没看过，对吧？”理查德问，“我两周前去过他工作室，那些画真的很美，是他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他露出微笑，“里头有很多画你，你知道。”

“我知道。”他说，设法不要皱起脸，“那么，理查德，”他说，改变话题，“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室的？这里真是太棒了。”

“是我的。”

“真的？是你买的？太厉害了，没想到你有这么成人的一面。”

理查德大笑：“不，这整栋楼——都是我的。”他解释他的祖父母是进口商，在他父亲和他阿姨小时候，祖父母就在下城闹市区买了十六栋楼房，全是旧时的厂房，用来储藏他们进口的货物：六栋在苏荷区，六栋在翠贝卡区，还有四栋在唐人街。他的四个孙子、孙女满30岁时，都会得到其中一栋。等到他们满35岁时（就像理查德前一年一样），就会得到第二栋。满40岁时，会再得到第三栋。最后一栋则是等他们满50岁之时获得。

“想要哪一栋，你们能挑吗？”他问，体会到他每回听到这类故事时特有的那种晕眩加上难以置信：不仅是因为有这样的财富存在，还因为它能被如此轻松地提及，而且是由他认识这么久的人所拥有的。这也让他想到，自己不知怎的还是那么天真又不谙世故，因为他永远无法想象这样的财富，永远无法想象他认识的人有这样的财富。即使这么多年之后，即使他在纽约待了这些年，尤其是他在工作上已有了这么多历练，每回讲到有钱人，他下意识想到的依然不是埃兹拉、理查德或马尔科姆，而是忍不住联想到讽刺漫画里的情景：一个老男人，从有深色玻璃的汽车里跨出来，手指肥肥的，一身豪华着装、秃顶光亮，拥有苗条娇小的太太和地板发亮的大房子。

“不行，”理查德咧嘴笑了，“他们会把他们认为最适合我们个性的一栋给我们。我那个爱抱怨的表哥就分到了富兰克林街的一栋楼，以前是用来存放醋的。”

他大笑：“那这一栋楼以前是放什么的？”

“我带你去看。”

于是他们回到电梯，往上到四楼，理查德开了门又按开灯，他们面对着一排排在栈板上堆得老高的货物，都快碰到天花板了，他觉得那是砖头。“但这不是普通的砖头，”理查德说，“是装饰用的陶瓦砖，从意大利的翁布里亚进口的。”理查德从一架没堆满的栈板上拿起一块递给他，他转动那块罩着一层鲜绿色薄釉的陶瓦砖，手掌抚过上头的气泡。“五楼和六楼也堆满了这些玩意儿。”理查德说，“他们正要把这些砖头卖给芝加哥的一个批发商，然后这两楼就会被清空了。”他微笑，“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有一台这么好的电梯了。”

他们回到理查德住的那层公寓，再度经过那堆枝状吊灯，理查德又给了他一瓶啤酒。“听我说，”他说，“我得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没问题。”他说，把啤酒放在桌上，身子前倾。

“那些瓷砖大概年底前就会被从这里搬出去了。”理查德说，“五楼和六楼的格局跟这一楼完全一样，灰泥墙在同样的地方，都有三间浴室。我的问题是，你想不想要其中一层。”

“理查德，”他说，“我很愿意，不过你打算收多少钱？”

“我谈的不是租，裘德，”理查德说，“是买。”理查德说他已经跟父亲谈过了，他父亲就是他祖父母的律师。他家里会把这栋楼房改成合作公寓，请他买一定数额的股份。理查德家里唯一的要求，就是理查德或他的继承人如果决定要卖，就要给理查德家优先购买权。理查德家会开一个合理的房价，他每个月付理查德一笔租金，分期抵免房款。理查德说，他们戈德法布家族之前已经这样做过了，他那位爱抱怨的表哥的女友一年前就买下了醋大楼的一层。显然，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把手上的一栋楼改为至少两个单位的合作公寓，就可以得到某种减税优惠，所以理查德的父亲正在设法让所有的孙辈照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回过神来，就轻声问理查德，“为什么是我？”

理查德耸耸肩，“住在这里有点孤单。”他说，“虽然我也不会总是跑去找你。不过知道有另一个活人住在这栋楼里感觉比较好。而且你是我朋友里面最有责任感的，其他人都差太多了。我喜欢有你做伴。另外……”他停下来，“答应我你不会生气。”

“老天，”他说，“我答应就是了。”

“威廉跟我说了你上回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就是你去年想上楼，结果电梯坏了。没什么好难为情的，裘德。他只是担心你而已。我跟他说我本来就打算要问你，而他觉得你在这里可以住很久，永远住下去。这里的电梯从来不会坏。就算坏了，我就在楼下。我的意思是——当然啦，你可以买别的地方，不过我希望你考虑搬进来。”

那一刻他感觉到的不是生气，而是被暴露：不光是气理查德，也气威廉。他尽可能把自己的种种隐藏起来，不让威廉看到，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不想让威廉把他当成一个不完整的人，需要照顾跟帮助。他希望威廉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他可靠又坚强，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拿来找他帮忙解决，而不要总是让他向他们求助。他觉得很难为情，想着那些有关他的对话——威廉和安迪，威廉和哈罗德（他很确定出现的频率比他想的要多），而现在又有威廉和理查德——他也很难过威廉花那么多时间担心他，难过他对威廉来说就像是亨明一样（如果亨明还活着的话）了是个需要照顾、代他做决定的人。他眼前又浮现出自己成为老人的那个画面：有可能在威廉的预想中，他的未来也是这样，他们两人有同样的恐惧吗？在威廉心中，他的人生结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跟他自己所想的一样？

然后他想到有次和威廉、菲莉帕的对话，菲莉帕正谈着等到有一天，她和威廉都老了，他们会接收她父母在南佛蒙特州的房子和果园。“我现在就可以预想到那个样子。”她说，“孩子们都搬回来跟我们住，因为他们在真实世界混不下去，而且他们会有六个孩子，都取了些破坏狂、胡萝卜或雌狐之类的怪名字。那些小鬼会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不去学校读书。威廉和我还得养他们，直到地老天荒。”

“那你们的小孩会做哪一行？”他问，即使玩游戏也还是很务实。

“奥伯伦做装置艺术，只用食品做，而米兰达弹奏纱线琴弦的齐特琴。”菲莉帕说，于是他微笑了，“他们会永远在读研究生，威廉得一直工作到非常老，最后我还得用轮椅推他到拍片现场……”她停下来，脸红了，稍微暂停了会又立刻继续，“……才能付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得放弃服装设计，开一家有机苹果泥公司，才能支付所有债务，同时维修我们的房子，那房子到处都被白蚁蛀蚀。我们会有一张充满刮痕的大木桌，大到我们十二个人都坐得下。”

“十三个人。”威廉忽然说。

“为什么？”

“因为——裘德也会跟我们一起住。”

“哦，是吗？”他轻声问，但是心里很开心，而且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己被纳入了威廉的老年规划中。

“当然了，你会住在访客小屋，每天早上破坏狂会送荞麦格子松饼给你，因为你太受不了我们，不肯加入我们的大餐桌。早餐过后，我会过去跟你一起混，好躲开欧布朗和米兰达，不然他们会要我对他们最近的工作成果发表睿智和表示支持的评论。”威廉朝他咧嘴笑，他也微笑以对。不过他看得出菲莉帕再也笑不出来了，只是瞪着桌子。然后她抬起头，他们的双眼对上半秒钟，她又赶紧别开视线。

之后没多久，他觉得菲莉帕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了。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看不出来——或许连她自己都不觉得——但他以前回到公寓，看到她在桌前画草图，两人会友好地聊聊天，他会喝着水看她画；但现在她只是朝他点个头说“威廉去买东西了”或“他很快就回来”，即使他根本没问（利斯本纳街的公寓向来欢迎她，无论威廉在不在），而他会逗留一下，直到她摆明了不想聊天，他才回自己的房间去工作。

他明白菲莉帕为什么会怨恨他：无论他们去哪里，威廉都会邀请他，什么事都会把他算在内，即使他们退休，即使在菲莉帕为他们的老年所编织的白日梦里。从此之后，他就会小心地推辞威廉的邀约，即使是一些非伴侣性质的聚会——如果他们要去马尔科姆家的派对，而他也受邀了，他会刻意自己去；到了感恩节，他一定会邀请菲莉帕一起来波士顿过节，不过最后她还是没出席。他甚至设法跟威廉讨论自己感觉到的，好提醒威廉注意她的感受。

“你不喜欢她吗？”威廉担心地问。

“你明知道我喜欢菲莉帕，”他回答，“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更常跟她单独相处，威廉，只有你们两个。总是有我在旁边，她一定觉得很困扰。”

“她这么跟你说了？”

“没有，威廉，当然没有。我只是猜想。从我对女人的广泛经验，你知道。”

后来，威廉和菲莉帕分手时，他内疚得好像一切都该怪自己。但即使在此之前，他就很好奇威廉是否也明白，不会有任何一个认真的女朋友能容忍他在威廉的生活里无处不在；他很好奇威廉是不是该试着为他拟定别的计划，免得他最后还要住在他和他太太的小屋里，免得他成为威廉可悲的单身汉朋友，徒劳地提醒他过往的幼稚生活。我会孤单一个人，他断定。他不会毁掉威廉幸福的机会：他希望威廉有果园、白蚁蛀蚀的房子、孙子孙女和嫉妒他的太太。他希望威廉得到应得的和渴望的一切。他希望威廉的每一天都没有担忧、义务和责任，即使那些担忧、义务和责任是针对他的。

隔周，理查德的父亲（三年前，他在理查德的第一次个展上碰到过，是个高大、爱笑、和蔼可亲的人）把合约和那栋楼的工程报告寄给他。他找了当房地产律师的法学院同学帮忙看合约，自己也看了；工程报告则交给马尔科姆帮忙看。那层公寓的价钱让他差点吐出来，但他同学叫他一定要买：“这种价钱实在不可思议，裘德。你在那一带绝对、绝对、绝对找不到这么大又这么便宜的地方了。”马尔科姆看过工程报告，又亲自去现场看过那个空间，也告诉他同样的结论：买下来。

于是他买了。尽管他和理查德家讲好一个轻松的十年付款期，免利息、租金抵房款，但他决心尽快付清。每两个星期，他就把半数的薪资支票拿去付公寓的房款，另一半才用于储蓄和日常开支。他在跟哈罗德的周末例行通话中说他搬家了（“感谢老天。”哈罗德当时说，他从来就没喜欢过利斯本纳街那栋公寓），但没提到自己买下了一层公寓，因为他不希望哈罗德觉得该资助他买房。他从利斯本纳街只带来了他的床垫、一盏灯、桌子、一张椅子，全摆在新家的角落。到了夜里，他有时工作到一半，会抬头看看，想着这个决定多么荒唐：他怎么有可能填满这么大的空间？这里怎么可能属于他？他想到多年前住在波士顿的赫里福德街，当时他只梦想能有自己的卧室，有扇可以关上的门。即使在华盛顿当沙利文法官的助理时，他都还只能跟某国会议员的立法助理合租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他睡客厅，而且很少看到室友。所以利斯本纳街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是真正的房间，有真正的窗户，完全属于他。但搬到格林街一年后，马尔科姆装好了隔间的墙壁，整个地方开始让他觉得舒适了一点。再过一年，威廉搬进来，感觉上就更舒适了。他见到理查德的机会比原来以为的少，因为两人都常常到外地出差或旅行，但在星期天晚上，他有时会下楼去理查德的工作室帮点小忙，用砂纸把小树枝磨得光滑，或者剪掉孔雀羽毛的中轴。理查德的工作室是他小时候会很喜欢的地方——到处是容器或大钵，装着令人惊叹的各种小东西：树枝、石头、干掉的甲虫、羽毛、颜色鲜艳的小鸟标本，还有用白色软木材制成的各种形状的积木——有时他真希望自己可以丢开工作，坐在地板上玩，因为他小时候总是忙着做各种杂务，没办法这样玩。

住满三年时他付清了房款，又立刻开始为装修存钱。花的时间比他原先预估的短，一部分原因是跟安迪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他有天去上城安迪的诊所复诊，安迪走进来，表情严肃，但又有种奇异的得意。

“怎么了？”他问，安迪沉默地把一篇杂志上剪下的文章递给他。他读了。那是一份学术报告，主题是一种近年开发的半实验性激光手术，原先很有希望以无伤害性的方式去除蟹足肿疤痕，但现在证明会有中长期的不良反应：虽然可以去除蟹足肿，但病患会生出有如灼伤的破皮伤口，而且疤痕底下的皮肤会明显变得更脆弱、更容易裂开，造成水泡和感染。

“这个就是你想要做的，对吧？”安迪问他，但他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份报告，说不出话来。“我了解你，小裘。而且我知道你去过那个庸医汤普森的诊所。别否认！他们打过电话来要你的病历，我没给。拜托别去做，裘德。我说真的。你最不需要的就是背部和腿上都有开放性伤口。”然后，看他什么都不说，“你说话啊。”

他摇摇头。安迪说得没错：他一直在为这个手术存钱。他每年的分红奖金和大部分存款，还有他多年前当菲利克斯的家教赚来的钱，都拿去付那间公寓的房款了，但近几个月，确定即将付掉最后一笔分期房款之后，他就开始为手术存钱了。他全都算好了：他会动手术，再存装修的钱。他想象着未来的样子——他手术后的背部光滑无痕，原先那些厚厚的、无法改变的、蠕虫般的疤痕会在几秒钟之内蒸发，而他在少年之家和费城待过的所有证据，也会随着疤痕消失，那几年的记录都会从他的身上抹去。他那么努力想要忘掉，每天都在努力，但无论怎么样，都有那些疤痕在提醒他，证明他假装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其实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裘德，”安迪说，在诊疗台他旁边坐下，“我知道你很失望。我保证等到有安全又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我知道那些疤痕很困扰你，我一直在帮你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但眼前实在什么办法都没有。如果让你去动这个手术，我会良心不安的。”他没说话，两人都静了下来，“裘德，我想我应该更常问你的——这些疤会痛吗？会不会不舒服呢？皮肤会不会觉得紧绷？”

他点点头。“听我说，裘德，”安迪暂停一下说，“我可以给你一些按摩药膏，对除疤会有帮助，但是你需要有个人每晚帮你按摩，否则不会有效。你愿意让谁帮你吗？威廉？理查德？”

“我没办法。”他说，低头看着他手上的那篇文章。

“好吧，”安迪说，“我还是会开处方给你，也会教你怎么用——别担心，我已经问过一位皮肤科医生，这个疗法不是我乱编出来的——但我不知道对你会多有效。”他滑下诊疗台，“你可以打开检查袍，转向墙壁吗？”

他照做了，感觉到安迪的双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缓缓摸过他的背部。他以为安迪可能会像平常那样告诉他，“其实没那么糟糕，裘德”或是“你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但这回他没说，只是双手抚过他的背部，好像他的手掌本身就是激光，在他背部上方徘徊治愈着他，让那双手底下的皮肤逐渐变得健康无痕。最后安迪跟他说他可以把检查袍穿好，于是他穿好、转过身来。“裘德，我真的很抱歉。”安迪说，这回是安迪不敢看他。

看诊完毕，他把衣服换回去时，安迪问他：“要不要去吃点东西？”但他摇摇头：“我该回办公室了。”安迪没说话，但他要离开时，安迪叫住他，“裘德，”他说，“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想当非得摧毁你希望的那个人。”他点点头，心里知道安迪不喜欢，但在那一刻，他实在受不了跟安迪在一起，只想赶快离开。

总之，他提醒自己——他决心要变得更实际，不要再想着可以让自己好转——他不能动这个手术，就表示他现在有钱付给马尔科姆，可以开始装修公寓了。拥有公寓的这几年来，他亲眼见证了马尔科姆在工作上变得更大胆也更有想象力，所以马尔科姆一开始的设计图几经变动、修订和改进：从这些设计图中，连他都能看得出马尔科姆逐渐发展出一种审美上的自信，一种胸有成竹。他刚跳槽到罗普克不久，马尔科姆就从瑞司塔建筑师事务所辞职，跟以前的两个同事以及建筑研究所时认识的苏菲一起创办了“钟模”建筑师事务所；他们的第一个委托案是帮马尔科姆父母一个老友的备用小公寓装修。“钟模”接的案子大部分是住宅，不过去年他们第一个重要的公共委托案得奖了，是多哈的一座摄影博物馆，而马尔科姆就像威廉和他自己，越来越不常在纽约了。

“我想，绝对不要低估父母有钱的重要性。”某个混蛋有回在杰比的派对上酸溜溜地发牢骚，因为那人听说，在洛杉矶为二战时被囚禁的日裔美国人设立的纪念碑竞图比赛中，“钟模”得到了第二名。当时他和威廉还没来得及开口，杰比就开始吼那个混蛋；他和威廉隔着杰比的头相视微笑，因为他这么强烈地捍卫马尔科姆而觉得骄傲。

于是，根据格林街公寓每次新修订的蓝图，他看到走廊出现又消失，厨房变大又缩小，原先沿着没窗户的北墙排列的书架搬到有窗户的南墙边，然后又搬了回去。其中有一回的蓝图把所有墙壁全部取消了。“这里原先是仓库，没有隔间的，小裘，你应该要尊重原来的完整性。”马尔科姆跟他争辩，但他很坚持：他需要一间卧室，他需要一扇可以关起来锁上的门。另外一回，马尔科姆想把南边的窗户全部封起来，但这些窗子是他当初选择买六楼的原因，后来马尔科姆也承认那个主意很白痴。不过他乐于看马尔科姆工作，很感动这位好友花那么多时间（超过他自己花的时间），思考他日后会如何生活。而现在这一切就要成真了。现在他有足够的存款让马尔科姆充分发挥，就连他最古怪的设计幻想都可以满足。现在他有足够的钱去买马尔科姆建议购买的每一种家具、每一张地毯、每一个花瓶。

近日来，他常跟马尔科姆争辩他最新的设计。上回是三个月前，他们看草图时，他注意到主浴室里的一个元素他无法辨别。“那是什么？”他问马尔科姆。

“安全扶手。”马尔科姆说得很快，好像说得快就可以变得没那么重要，“小裘，我知道你会说什么，可是……”但他已经更仔细地看过蓝图，望着马尔科姆在浴室里做的小小注记，显示淋浴间和浴缸周围也加上了钢制安全扶手，还有厨房里，有些料理台的高度被降低了。

“但我现在根本没坐轮椅了。”他丧气地说。

“可是裘德……”马尔科姆开口，然后又停下。他知道马尔科姆想说什么：可是你以前坐过轮椅，以后也会重演的。但马尔科姆没这么说，而是说：“这些是美国残疾人法案的参考原则。”

“小马，”他说，因为自己动气而懊恼，“我明白。但我不希望这里变成那种残障公寓。”

“不会的，裘德。这里会是你的公寓。但是你不觉得，或许预防一下……”

“不，马尔科姆。拿掉这些东西。我说真的。”

“可你不觉得，为了实用性起见……”

“现在你倒是对实用性有兴趣了？你之前不是希望我住在这个五千平方英尺[约为464.52平方米，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后不再注]、没有墙壁隔间的空间里？”他停下来，“对不起，小马。”

“没关系，裘德。”马尔科姆说，“我了解。我真的了解。”

这会儿，马尔科姆站在他面前咧嘴笑着：“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他说，挥着手上那根卷成棒状的纸。

“马尔科姆，谢谢你，”他说，“但是我们晚一点再来看吧？”他之前已经跟西装裁缝师约好了时间，不希望迟到。

“很快的，”马尔科姆说，“我会留下来让你仔细看。”他在他旁边坐下，解释他修改、调整过的地方。“料理台回到原先的标准高度。”马尔科姆说，指着厨房，“淋浴区没有安全扶手，但我加了这个壁架，你可以用来当座位，以防万一。我发誓看起来会很棒。我也保留了马桶旁边的扶手——你还是考虑一下，好吗？我们最后才会装。如果你真的、真的很讨厌，我们可以拿掉，可是——可是，小裘，我还是要装上。”他很不情愿地点头。当时他并不知道，多年后，他会很感激马尔科姆为他的未来做好准备。即使当时他不想要，他仍会注意到他公寓里的通道比较宽，浴室和厨房特别大，轮椅可以利落顺畅地旋转；所有的门都很宽，而且尽可能用横向拉门取代转动式推门；主浴室水槽底下没有储藏柜；最高的衣橱杆只要按一个气动按钮就可以下降；而且马尔科姆赢了有关马桶周围安全扶手的那场争执。他会感觉到一种略带苦涩的惊讶，没想到他人生中又有另一个人预见到了他的未来（先是安迪、威廉、理查德，现在是马尔科姆），而且知道会有什么必然的结果。

接着他们去西装店，马尔科姆量身定做了一套海军蓝西装和一套深灰色西装。裁缝师富兰克林跟他打招呼，问他为什么两年没来了。“我很确定是我的错。”马尔科姆微笑着说。然后他们一起来到西装店附近一家客满的以色列餐厅吃中饭，喝着玫瑰柠檬水、吃着中东香料烤花椰菜。他心想，星期六能休息真好。马尔科姆对就要开始装修那间公寓感到很兴奋，他也很兴奋。“这个时机真是太完美了。”马尔科姆一直说，“我星期一就让办公室把所有的申请数据送去市政府，等许可下来，我多哈那边的工作也完成了，可以马上动工。施工期间，你可以搬去威廉那边。”马尔科姆才刚完成威廉公寓的装修工作，而且施工期间大都是他在监工，而不是威廉。到了施工末期，连油漆颜色都是他帮威廉决定的。他觉得马尔科姆的工作成果完美极了，他不介意接下来一年都住在那里。

吃过中饭后时间还早，于是他们在餐厅外的人行道上逗留。过去一星期都在下雨，但今天的天空是蓝色的，而且他觉得精神还很好，甚至有点坐立不安，便问马尔科姆要不要散步。他看得出来马尔科姆迟疑了，目光上下打量他，好像想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走，但接着就微笑地答应了。他们两个人开始往西走，然后向北，朝格林威治村走去。他们经过马尔伯里街以前杰比住过的那栋楼房（杰比后来搬到更东边去了），同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两人都想起了杰比，很纳闷他现在怎么样了，同时知道、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回复他们和威廉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他们三个谈过几十次，还跟理查德、阿里和两个亨利·杨商量过该怎么办，但每回他们想找杰比，他都躲着他们，拒绝碰面，或是根本不理会。“我们也只能等到状况恶化了。”理查德有回说。他担心理查德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杰比好像再也不是他们当初那位好友了，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到他碰上足够大的危机，大到只有他们能解决时，他才会再度空降到他们的生活里。

“好吧，马尔科姆，有件事我得问清楚。”他说。他们走在哈德逊街上，这一个路段周末时一片荒凉，人行道上没有行道树，路上也空荡荡的，没什么行人，“你到底要不要跟苏菲结婚？我们都很想知道。”

“老天，裘德，我真的不知道。”马尔科姆说，但听起来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好像一直等着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他举出潜在的缺点（婚姻太传统；感觉上过于永久；他其实对婚礼没兴趣，但担心苏菲想要举办；他父母一定会设法插手；接下来的人生要跟另一个建筑师共度害他沮丧；他和苏菲是“钟模”建筑师事务所的共同创办人，要是两个人之间出了什么状况，那事务所会怎么样？），还有优点，但听起来也像缺点（如果他不求婚，他觉得苏菲会离开他；他父母一直跟他啰唆个不停，他很想结婚好让他们闭嘴；他真的很爱苏菲，也知道他不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对象了；他现在38岁，觉得自己必须做个决定了）。他听着马尔科姆倾诉，忍着不要露出笑容。他一直很喜欢马尔科姆这一点，在纸上规划设计时可以这么果断，但在生活的其他部分中却又这么犹豫不决，而且这么毫不害羞地就讲出来。马尔科姆从来不会假装自己比实际上更酷、更有自信或更圆滑。随着年纪渐长，他越来越欣赏且佩服马尔科姆可爱的坦诚性格，以及对朋友和朋友意见的完全信赖。

“裘德，你觉得呢？”马尔科姆最后终于问，“我其实一直很想找你谈谈。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你有时间吗？我知道威廉正在飞回来的途中。”

他可以更像马尔科姆一点，他心想，他可以向朋友寻求帮助，在朋友面前显露自己的脆弱。毕竟，他以前就显露出过脆弱的一面，只不过都不是自愿的。他们一直对他很好，从来不会让他难为情——这不该让他有所领悟吗？比方说，他可以问威廉能不能帮他按摩背部，如果威廉看了很反感，他以后再也不提就是了。而且安迪说得没错，他自己实在没办法擦那些按摩药膏，最后就没擦了，但是他也没把药膏丢掉。

他思索着自己可以怎么跟威廉谈这件事，却发现即使用想的，他才说出威廉，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终究没办法拜托威廉帮忙：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而是我受不了让你看到真正的我。他想象自己跟威廉说，但这段对话永远不会发生。现在他想象自己是个老人，仍是孤单一人，在格林街上，在这些漫游中，他看到威廉在一处有浓密绿树环绕的房子里（纽约州东北部的阿第伦达克山脉，或是佛蒙特州的伯克希尔地区）过得很快乐，周围是爱他的人。或许一年有几次，他会进城来格林街看他，共度一个下午。在这些白日梦中，他总是坐着，所以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能走路，但他知道自己很高兴看到威廉，而且每次碰面结束，他都可以告诉他不必担心，说他可以照顾自己，像祝祷般向威廉保证，同时很高兴自己够坚强，不会用他的需求、他的孤单、他的向往，去破坏威廉的田园牧歌生活。

但他提醒自己，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眼前是马尔科姆和他充满希望、期待的脸，等着听他的回答。

“他要到晚上才会回来。”他告诉马尔科姆，“我们有一整个下午，小马。你要谈多久，我都奉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