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还很小的时候，六个月左右吧，莉柔得了肺炎。就像大部分健康的人，她一生病就变得非常差劲：爱抱怨又任性，最严重的是，她被不熟悉的状况吓到了。“我从不生病的。”她一直这样说，好像有人搞错了什么，好像她碰到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别人身上才对。

雅各布是个多病的婴儿，不是特别严重，但他出生到那时已经感冒过两次，我还没见过他微笑，就先听到他的咳嗽声：一种出奇成熟的干咳。因此，我们决定，接下来几天莉柔最好去萨莉家休息养病，我则留在家里照顾雅各布。

我本来自以为可以对付我儿子，但那个周末，我打电话给我爸一定超过二十次，问他不断发生的各式疑难杂症，或者确认一些我明明知道、但慌乱中忘掉的事情：他发出像打嗝的怪声，但实在太不规律，不可能真是打嗝，那会是什么？他的大便有点太稀，这是什么征兆？他喜欢趴着睡觉，莉柔说他应该仰着睡，可是我总听说他趴着睡也完全没问题啊，这样可以吗？当然，我可以自己查阅这些问题，但我希望有肯定的答案，而且我希望听到由我父亲说出来，他不只知道正确的答案，也会用正确的方式说。听到他的声音就让我放心。“别担心。”每次挂电话前他都这么说，“你做得很好。你知道怎么做。”他让我相信真的是如此。

雅各布生病之后，我就比较少打电话给我父亲了，我没有勇气听他讲话。此时我想问他：我要怎么熬过这些？之后我要怎么办？我怎么能看着我的小孩死去？全是我无法鼓起勇气问的问题，而且我知道这些只会害他试着回答时哭出来而已。

我们发现雅各布不对劲时，他才刚满4岁。每天早上，莉柔会带他去托儿所，每天下午我上完课之后，就会去接他。他有一张严肃的脸，所以大家总是误以为他闷闷不乐，但其实并非如此：在家里，他会到处奔跑，在楼梯爬上爬下，我就跟在他后头跑。我躺在沙发上阅读时，他会跑来扑在我身上。莉柔跟他在一起时也变得很爱玩，有时他们两个会在屋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嚷着，那是我最喜欢的声音、我最喜欢的混乱。

他开始变疲倦是十月的时候。有天我去接他，其他小孩、他所有的朋友全挤在一起，忙着讲话或蹦蹦跳跳。我寻找他，发现他躺在教室另一头的角落里，蜷缩在他的垫子上，正在睡觉。一个老师坐在他旁边，看到我后，就挥手要我过去。“我想他可能是得了什么病。”她说，“他这两天一直没什么精神。今天吃过中饭就累得不得了，我们只好让他睡觉。”我们很喜欢这家托儿所，其他托儿所会逼小孩阅读或上课，但不仅大学里的教授偏爱这家托儿所，我也认为这里适合4岁小孩：他们只要听大人读故事书、做各种手工，或是去动物园远足。

我抱着他上车。到家时，他醒了，看起来很好。他吃了我做给他的点心，然后听我读故事书，我们再一起做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之前4岁生日时，萨莉送了一套漂亮的木质积木，切割成了类似晶洞的各种形状，积木可以堆得非常高，组成各种有趣的形状；我们每天都会用积木组合出新东西，放在餐桌中央当装饰，等到莉柔回家，雅各布就会跟她解释我们今天组合的是什么（一只恐龙、航天员的高塔），莉柔会拍照记录。

那天晚上，我把雅各布老师说的话转述给莉柔听。第二天，莉柔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看起来完全正常，没什么不对劲。不过我们接下来几天还是密切观察他：他的精力变得较好还是较差？他是不是睡得比平常久？吃得比平常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害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无精打采的孩子更令人害怕的了。这个句子现在看来，似乎是一段可怕命运的委婉说法。

谁知突然间，情况开始急转直下。我们去我父母家过感恩节，吃晚餐时，雅各布发作了。这一刻他还好好的，下一刻他就全身僵直，身体像一块木板似的滑下椅子，溜到餐桌底下，他的眼球翻白，喉咙发出一种奇怪、空洞的咔嗒声。这个状况只持续了十秒左右，但是太可怕了，可怕到我现在还能听到那可怕的咔嗒声，还能看到他头部那恐怖的僵硬，双腿在空中蹬着。

我父亲赶紧打电话给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一个朋友。我们赶去那里，雅各布住进医院，我们四个人都留在病房过夜——我父亲和阿黛尔穿着大衣躺在地上，莉柔和我坐在病床两侧，彼此都没有勇气看对方。

等他状况一稳定下来，我们就带他回家。莉柔打电话给雅各布的小儿科医生，是她医学院的同学，帮她约了最好的神经科医生、最好的遗传学家、最好的免疫学家。我们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无论是什么，莉柔都要确保雅各布得到最好的治疗。接下来几个月，就是看一个又一个医生。抽血，做脑部扫描，做反射测试，检查眼睛和听力。整个过程太具有侵入性、太令人沮丧了（在认识这些医生前，我从不知道可以用那么多方式说“我不知道”）。有时我会想，对于那些不像我们有这么多关系、不像莉柔那么懂医学的父母来说，这样的情况会有多么艰难、多么无法面对。但即使有莉柔专业的医学知识，看着雅各布因为针尖刺入皮肤而大哭时，我们也不会好受到哪里去。他的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左手臂的一根血管开始萎陷。而且就算有那么多的关系，也无法防止他病得越来越重，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他会颤抖、口吐白沫，发出一种原始而可怕的嚎叫，低沉得根本不像一个4岁大的小孩会发出的声音，同时他的头还会左右摇晃，双手扭曲。

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退化疾病，叫西原综合征，罕见到一连串的基因测试都无法诊断。等到终于确诊时，他几乎全盲了。那是二月。到了六月他满5岁时，就几乎不能再讲话了。到了八月，我们已不认为他还有听力。

他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们试过一种又一种药物，也试过各种组合。莉柔有个神经学医生朋友跟我们说有一种新药，在美国还没通过核准，但是加拿大买得到。那个星期五，莉柔就和萨莉开车北上到蒙特利尔又回来，总共花了十二个小时。有一阵子，那种药有用，不过害他起了严重的皮疹，只要碰到他的皮肤，他就会张嘴尖叫，可是他发不出声音，眼泪流个不停。“对不起，小朋友。”我会恳求他，即使我知道他听不见，“对不起，对不起。”

我几乎没办法专心工作，那一年我只能兼课。那是我在大学教书的第二年、第三个学期。我走在校园里，无意间听到某些谈话，就会很愤怒——有人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有人说他考试成绩很差，有人说他扭到脚踝了。我想说，你们这些愚蠢、琐碎、自私、只关心自己的人。你们这些可恨的人，我恨你们。你们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我儿子快死了。有时我的憎恶强烈到连自己都不舒服。当时劳伦斯也在那所大学教书，我必须送雅各布去医院时，他会帮我代课。我们请了看护来家里照顾他，但每次到医院看病我们都会亲自带他去，这样才能持续追踪他还剩多少时间。到了九月，他的医生检查过后看着我们：“不会太久了。”他语气非常温柔，而那是最糟糕的部分。

劳伦斯每个周三和周六晚上会过来；吉莉安是每周二和周四；萨莉是周一和周日；莉柔的另一个朋友纳森则是每周五。他们在这里时，会帮我们煮饭或打扫，莉柔和我则陪着雅各布，跟他说话。过去一年间，他已经停止长大了，手臂和腿因为缺乏活动而变得软趴趴的，简直像没有骨头一样。我们抱着他的时候，必须确定也抱紧他的手脚，否则他的四肢就会晃出去，整个人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他在九月初就再也张不开眼睛了，不过眼里有时会渗出液体：眼泪，或是一团团发黄的黏液。只有他的脸还鼓鼓的，因为他吃的药含有高剂量的类固醇，其中一种让他的脸颊长出了湿疹，像糖果红的砂纸，摸起来永远又热又粗。

我父亲和阿黛尔在九月中搬进我们家，我不敢看他。我知道他知道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是什么滋味，我知道他有多伤心那是我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失败了，觉得自己因为当初没有更想要这个孩子而受到了惩罚。我觉得如果当初我对生小孩的态度不是那么犹豫，这样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当初我得到这个天赐大礼，那么多人渴望我却不想要，有多愚蠢而荒谬。我觉得很羞愧——我永远无法成为我爸爸那样的父亲，而且我痛恨让他看到我的失败。

雅各布出生前，有一晚我问父亲有没有什么睿智的话可以告诉我。我当时在开玩笑，但他当真了，我所有的问题他都会当真。“唔，”他说，“当父母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调整。你这方面做得越好，就越能成为好父母。”

当时我几乎把这句忠告当成耳边风，但是雅各布后来病得越重，我就越常想到这句话。我们都说希望子女快乐，只要快乐、健康就好，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想。我们都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或是比我们强。我们人类在这方面非常缺乏想象力，无法想象子女有可能比我们差。但我猜想那样的要求太多了。那一定是某种进化上的权宜措施——如果我们都这么明确、清楚地意识到哪些地方可能错得离谱，我们就不会生小孩了。

我们刚发现雅各布病了，有哪里不对劲的时候，我和莉柔很努力地重新调整，而且很快。比方说，我们从来没说我们希望他读大学；我们只是假设他会，而且也会读研究生，因为我和莉柔都读了。但雅各布第一次发作后，我们在医院待的第一夜，向来擅长计划、总是提早五步十步看到事态发展的莉柔说：“无论这是什么病，他还是可以活得长寿又健康，你知道。他可以去很多很棒的学校读书。有很多地方会教他怎么独立生活。”我那时说了她一顿，我指控她这么快、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他。事后，我很羞愧。后来的她让我佩服：面对这个孩子不如她预期的事实，她调整得快速而顺畅。我佩服她早就知道（比我早太多了），拥有孩子的重点不在于你希望他达到什么成就，而是他带给你的愉悦，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即使那种形式几乎不会被当成愉悦。更重要的是，你有幸能带给他愉悦。在雅各布剩下的人生中，我总是落后莉柔一步：我一直梦想他会好转，梦想他会回到原来的样子；而她，只想着以他当时的状况，可以过什么样的人生。或许他可以去读特殊学校。好吧，他根本不可能去上学，或许他可以去参加托儿游戏班。好吧，他不能去托儿游戏班，但或许还可以活很久。好吧，他没办法活很久，但或许他可以拥有短暂而快乐的一生。好吧，他没办法拥有短暂而快乐的一生，但或许他这短暂的一生可以过得有尊严：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而她对他别无所求。

雅各布出生时我32岁，被确诊时我36岁，过世时我37岁。那是十一月十日，离他第一次发作将近一年。我们在大学里举行了仪式，即使在麻木的状态中，我也看到所有人都来了，也都哭了，包括我们的父母、朋友和同事，还有雅各布的朋友（当时上一年级了），以及那些朋友的父母。

我父母回到纽约的家，莉柔和我最后又各自回去忙工作。有好几个月，我们几乎不说话，也没办法碰触对方。一部分原因是筋疲力尽，但我们也很羞愧：羞愧我们共同的失败，羞愧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却没有为彼此挺身而出（这种感觉不合理，却挥之不去）。雅各布过世后一年，我们第一次谈到是不是该再生个孩子。一开始两个人很客气，但谈话结束得非常糟糕，我们互相指责：关于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要雅各布、她从来不想要生他，以及我怎么失败、她怎么失败。我们冷战，接着道歉。再试一次。但每次讨论到最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收场。那些谈话很伤人，无法弥补。到最后，我们分居了。

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可思议，我们完全停止沟通。我们离婚离得干净利落，很顺利——或许太干净利落、太顺利了。这让我好奇，在雅各布之前，是什么让我们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还会在一起吗？直到后来，我才有办法想起当初我为什么会爱上莉柔，我从她身上看到什么、欣赏什么。但当时，我们就像负责同一项任务的两个人，任务困难、令人精疲力竭，而现在任务结束了，我们就该分开，回到各自的正常生活。

有很多年我们都没联系——不是因为会吵架，而是有别的原因。她搬到波特兰。我认识朱丽娅之后没多久，有天碰到萨莉（她也搬家了，搬到洛杉矶）刚好来波士顿看她父母，她告诉我莉柔再婚了。我请萨莉转达我的祝福，萨莉说她会的。

有时我会查一下莉柔的现况：她在奥瑞冈大学的医学院教书。有回我有个学生，看起来好像我们想象中雅各布长大后的样子，像到我差点打电话跟她说，但我始终没这么做。

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那是十六年后了。她刚好来波士顿参加会议，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个中饭。再度听到她的声音，感觉很奇怪，既陌生又立刻变得熟悉起来，那个声音跟我谈过几千几万次话，谈过各种重要和平凡的事。我听过那声音对她抱在怀里摇晃的雅各布唱歌，听过那声音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同时拍下当天的积木塔照片。

我们约在医学院附近的一家餐厅见面。她在当住院医生时，那家餐厅专门卖所谓的“高档鹰嘴豆泥”，我们都觉得很好吃。但现在那家餐厅改卖手工肉丸，有趣的是，餐厅里还有一股鹰嘴豆泥的气味。

我们见了面，她看起来就跟我记忆中一样。我们拥抱后坐下来。有一会儿，我们谈着工作，谈萨莉和她的新女友，谈劳伦斯和吉莉安。她告诉我她丈夫是流行病学专家，我则告诉她有关朱丽娅的事。她43岁时又生了个女孩。她拿照片给我看，很漂亮，看起来很像莉柔。我这么告诉她，她微笑。“那你呢？”她问，“你有了另一个孩子吗？”

是的，我说。我刚刚收养了一个以前的学生。我看得出来她很惊讶，但还是露出微笑，恭喜我，又问我他的事情，以及是怎么发生的。我告诉了她。

“那太好了，哈罗德。你很爱他。”

“是的。”我说。

我很想告诉你，那是我们某种第二阶段友谊的开始，我们一直保持联络，而且每一年我们都会谈到雅各布，谈他如果在世会是什么样子。但事情并非如此，不过我们也没有交恶。那次碰面时，我终于告诉她那个让我很不安、很像长大后的雅各布的学生。她说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说她也碰到过一些学生，或只是在街上擦肩而过的青年，她觉得在哪里见过，后来才明白她曾想象我们的儿子就是那个样子，好好活着，离开了我们，也不再是我们的，但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世界里，不知道我们一直在找他。

临别时我跟她拥抱道别，祝福她一切安好。我告诉她我很关心她。她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我们都没提出要跟对方保持联络；我愿意想成是因为我们都太尊重彼此了，不会去提这种事情。

但这些年来，在一些零星的时刻，我会接到她的消息。我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只写着“又看到另一个了”，而我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也会发这类电子邮件给她，“哈佛广场，大约25岁，六英尺二英寸，瘦巴巴，一身大麻味。”她女儿大学毕业时，她发电子邮件通知我；然后是她女儿办婚礼；第三次是她的第一个孙子出生。

我爱朱丽娅。她也是科学家，但她始终跟莉柔截然不同。她乐观活泼，莉柔镇静；她感情外露，莉柔内敛，开朗热情中带着纯真。尽管我这么爱朱丽娅，有很多年，一部分的我始终觉得我跟莉柔有种更深、更难以解释的情感。我们一起生了个小孩，我们一起看着他死去。有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种实体的连接，一条长长的绳子从波士顿连接到波特兰：当她扯动她那一头，我就会感觉到。无论她去哪里，无论我去哪里，都会有一条发亮的绳子在我们之间，不时被扯一下，永远不会断掉。我们的每个动作，都会让对方想起我们再也无法拥有的一切。

* * *

朱丽娅和我决定收养他之后，大约在我们告诉他之前六个月，我先告诉了劳伦斯。我知道劳伦斯非常喜欢他，也尊敬他，认为他对我有好处。此外，我也知道劳伦斯生性谨慎，比较小心。

的确，我们长谈了一番。“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他。”他说，“可是真的，哈罗德，你对这个孩子实际了解多少？”

“不多。”我说，但我知道他不是劳伦斯能想到最坏的那些状况：我知道他不是盗贼，不会趁夜里我和朱丽娅睡在床上时杀掉我们。这一点劳伦斯也知道。

当然，我也知道（虽然不确定，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他小时候发生过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们四个第一次来特鲁罗时，有天夜里很晚我下楼到厨房，发现杰比坐在餐桌前画画。我一直觉得杰比独处时，确定自己不必表演了，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于是我坐下来看他画什么，都是你们其他三个人，我又问他在研究生院上些什么课。他还告诉我他欣赏哪些人的作品，其中四分之三我都没听说过。

我正要离开上楼时，杰比喊了我的名字，我又回来。“听我说，”杰比的口气很难为情，“我不想没礼貌或什么的，不过你别再问他那么多问题了。”

我又坐了下来：“为什么？”

杰比很不自在，同时也很坚决。“他没有父母。”他说，“我不知道情况，但他跟我们都不肯谈。总之没跟我谈过。”他停了一下，“我想他小时候发生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哪种可怕的事？”我问。

杰比摇摇头：“我们不确定，不过我们觉得一定是非常糟糕的身体虐待。你没注意到他从来不脱衣服，也不让任何人碰他？我想一定有人毒打过他，或者……”杰比停了下来。杰比从小备受关爱和保护，他没有勇气去想那个或者之后会是什么，我也没有勇气。但我当然注意到了。我之前问他问题，并不是故意要让他不安，但即使我看到那些问题确实让他不安，还是没法停止。

“哈罗德，”晚上他离开后，朱丽娅会说，“你搞得他很不安。”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说。我知道他的沉默背后不是什么好事。我不想听那些故事，却又想听听看。

大约在去法院办收养手续的一个月前，某天周末他突然跑到我们家，我们完全没料想到。当时我打完例行的网球赛回来，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是来找我谈的，想设法跟我坦白一些事。但到最后，他还是说不出口。

那一夜安迪打电话给我想找他，非常恐慌。我问安迪为什么半夜12点打给他，他只是含糊其词地带过：“他最近很不好过。”

“因为收养的事情吗？”我问。

“我真的不能说。”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也知道，安迪不见得遵守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保密协议，但如果他要遵守，那就会坚持到底。然后你也打来了，讲了你自己的含糊说法。

次日，我问劳伦斯能不能帮忙查一下，看是否有他名字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我知道不太可能发现什么，就算发现了，档案也是封存的状态。

那个周末我跟他说的话，都是认真的：他以前做过什么，我都无所谓。我了解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现在的样子。我告诉他，以前他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都没区别。但当然，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收养了当时的他，就连带收养了以前的他，只不过我不认识以前的他。后来，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没跟他讲得更清楚：以前的他，不管是什么样，也是我想要收养的。后来，我越来越纳闷，如果我早个二十年、在他还是婴孩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他会怎么样？如果不是二十年，那么早个十年、甚至五年呢？后来他会变成什么样，我会变成什么样？

劳伦斯没查到任何资料。我松了一口气，但也觉得失望。我们办了收养的法定手续；那天很棒，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之一。我始终没后悔过。但身为他的父亲从来不容易。几十年来，他为自己制定出各式各样的规则，而且一定是根据某个人的教导——他没有资格做什么，不能享受、期盼或奢望什么，不能渴求什么。我花了好几年才搞清这些规则，又花了更长的时间去说服他这些规则的谬误。他极度自律，各方面都是；而自律这种特质就像警惕性，要让某个人放弃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困难的是我（和你）尝试要让他抛开某些关于他自己的想法：他的外貌、他应得的事物、他的价值，以及他这个人。我至今没碰到过一个像他这么两极化的人：他可以在某些领域这么充满自信，在其他领域却又毫无信心。我还记得有回看到他出庭，让我心存敬畏又胆寒。他帮一间大型制药公司辩护，之前他帮这些大药厂处理了吹哨人举报的联邦起诉案，已经建立了名声。那是个大案子、一个重要的案子——现在已经成了法学院里的重要案例——但他非常非常冷静，我很少看到这么冷静的辩护律师。证人席上就是那位内部吹哨人，是个中年女性。他表现得十分冷酷、顽强、一针见血，因而整个法庭都安静下来，专心看着他。他从头到尾没有提高嗓门，毫无冷嘲热讽，但我看得出他很享受。我看得出他在法庭上逮到那个证人前后说辞不一致，让他精神大振，而且从中获得满足。其实说辞不一的程度非常轻微，轻微到换成另一个律师可能就会忽略。他平常是个温和的人（对他自己则不是），举止和声音都很温和，但是在法庭上，那种温和却自行烧毁，只留下了残忍和冷酷。这是在凯莱布事件过后约七个月，后续事件的五个月前，当我看着他把那个证人讲过的证词念给她听、完全不必低头看面前的笔记本，他的脸平静、英俊又充满自信。而我却总是看到那个可怕的夜晚他坐在车上的样子，当时我伸手要摸他的侧脸，他躲开，举起双手护着头，好像我只是另一个想伤害他的人。他的存在是双重性的：有工作中的他以及工作外的他；有当时的他以及平常的他；有法庭上的他，以及车子里那个孤立得令我害怕的他。

那一夜，我待在上城的公寓，不断兜着圈子踱步，想着我所了解的他，我眼中看到的一切，还有我听到他说起自己经历的事情，要多么努力才能忍着不要咆哮。比凯莱布以及凯莱布说的话还要糟的，就是听到他所相信的就是那样，他对自己的判断这么大错特错。我想其实我一直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听到他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糟糕。我永远忘不了他说的：“长得像我这样，你就没得挑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我感到的绝望和愤怒。我永远忘不了他看到凯莱布，还有凯莱布在他一旁坐下时，他脸上的表情。我的脑筋转得太慢，一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你的小孩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能算是称职的父母？那是我永远无法重新调整的。我从来没当过成年人的父母，我猜想我始终不了解要花多大的力气。这么辛苦，我并不怨恨，我只觉得自己愚蠢又不够格，居然没有更早了解这一点。毕竟，我也是个有父母的成年人，以前也常常去找我父亲求助啊。

我打电话给朱丽娅，她当时正在圣塔菲参加有关新疾病的学术会议，我跟她说了发生的事情，她难过地长叹一声：“哈罗德……”她开口，然后又停下。我们以前谈过认识我们之前他是什么样。我们两个都猜错了，但结果证明她猜得比我准确，尽管当时我觉得太荒谬、太不可能了。

“我知道。”我说。

“你得打电话给他。”

我已经打过了，试了又试，电话响了又响，就是没人接。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下子担心，一下子又有那种男人会冒出来的幻想：枪、杀手、复仇。我还幻想要打电话给吉莉安那位在纽约当警探的表亲，要他去逮捕凯莱布·波特。我幻想要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安迪和我埋伏在他家公寓外头，杀了他。

次日早晨我很早就出门，不到8点就买了贝果和橙汁去格林街。那是灰蒙蒙的一天，泥泞而潮湿，我按了三次他家门铃，每次持续好几秒钟，然后又退到人行道边缘，眯起眼睛往上看着六楼。

我正打算再按，便听到他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哈喽？”

“是我。”我说，“我可以上去吗？”他没回应。“我想道歉。”我说，“我得见你，我带了贝果来。”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哈喽？”我问。

“哈罗德。”他说，我注意到他的声音怪怪的，像被闷住了，好像他嘴里多长出两排牙齿，而他正隔着那些牙齿讲话，“如果我让你上来，你能答应我你不会生气吼我吗？”

轮到我没回应了，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说。过了一两秒钟，门开了。

我出了电梯，有一分钟，我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那间漂亮的公寓和满屋子的光线。然后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往下看到了他。

我手上的贝果差点落地，我觉得自己的四肢变成了石头。他坐在地上，但用右手撑着地。我跪在他旁边时，他别开头举起左手遮脸，好像要挡住自己。

“他拿了备用钥匙。”他说，整张脸肿得几乎连嘴唇都没办法动了，“我昨天晚上回家，他就已经等在这里。”他转向我，整张脸就像一只动物被剥了皮、体腔往外翻，留在热气中腐烂，各种器官软糊成一摊烂肉：眼睛只剩两排黑睫毛，脸颊是可怕的蓝色，腐烂的蓝，发霉的蓝。我以为他在哭，但结果没有。“对不起，哈罗德，对不起。”

我先确定我不会开始大吼——不是对他，而是要表达某种我说不出的东西——然后才开口。“我会照顾你的。”我说，“我会打电话报警，然后……”

“不行，”他说，“不要报警。”

“一定要。”我说，“裘德，你一定要报警啊。”

“不行。”他说，“我不会报案的。我不能……”他吸了口气，“我不能承受那种羞辱。我没办法。”

“好吧。”我说，心想这个稍后再来讨论，“如果他再回来呢？”

他轻轻摇了一下头：“不会的。”他说，用那种含糊的声音。

我开始觉得脑袋发晕，因为得一直努力忍住跑出去找到凯莱布、把他杀掉的冲动，努力接受居然有人这样对待他，看着像他这么有尊严、向来镇静而整洁的人，居然被打得这么惨、这么无助。“你的轮椅在哪里？”我问他。

他发出一个羊叫般的咩咩声，说了句话，但声音小到我只好请他再说一次，我看得出来他讲话有多痛。“在楼梯下头。”他终于说。这回我很确定他在哭，虽然他根本睁不开眼睛让泪水流出来。他开始发抖。

这时我自己也在发抖。我把他留在那里，坐在地上，然后自己走下楼去拿他的轮椅。那轮椅之前被丢下楼梯，砸到对面的墙，往下落到通往四楼的半途。我拿着轮椅回来时，注意到地板上黏着东西，然后看到餐桌附近一大片发亮的呕吐物，凝结成糊。

“一手勾住我脖子。”我告诉他。他照做了，接着我扶他起来，他叫出声，我连忙道歉，把他放在轮椅上。我注意到他的长袖运动衫背部沾着新的和旧的血（他穿着平常睡觉时穿的灰色保暖针织运动衫），而且长裤的背面也有血。

我离开他几步，打电话给安迪，说我有紧急状况。我很幸运，安迪那个周末没出城，他说二十分钟内会赶到诊所跟我们会合。

我开车送他过去，帮他下了车。他好像不愿意用左手臂，而且我扶着他站起来时，他的左脚一直悬空，避免碰到地面。当我用手臂抱住他胸膛、把他放到轮椅上时，他发出一种像鸟叫的声音。安迪打开门看到他时，我以为安迪就要吐出来了。

“裘德。”安迪终于开口喊他，蹲在他旁边，但他没回应。

我们把他送进一间检查室，就出来跟安迪在接待区谈了一会。我告诉他凯莱布的事，还有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认为他伤到哪里：他的左手臂应该有骨折，左腿不太对劲，还有他身上哪里在流血，他家里地板上也有血。我还说他不肯报案。

“好的。”安迪说，我看得出来他很震惊，不断吞口水，“好的，好的。”他停下来揉揉眼睛，“你可以在这里等一阵子吗？”

四十分钟后，他从检查室出来。“我要送他去医院照X光。”他说，“我很确定他的左手腕骨折了，还有几根肋骨。另外如果他的左腿……”他停下来，“也有骨折的话，那就麻烦了。”他说。他似乎忘了我也在场，忽然又想到了，“你该走了。”他说，“等我快处理完，会再打电话给你。”

“我留下来吧。”我说。

“不要，哈罗德。”他说，然后声音放柔和些，“你得打电话到他办公室，他这星期不可能去上班了。”他暂停一下，“他说，他说请你告诉公司，说他出了车祸。”

我要离开时，安迪又低声说：“他之前跟我说他在打网球。”

“我知道。”我说，很替彼此觉得难过，也觉得我们好笨，“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带着他的钥匙回到格林街。有好几分钟，我只是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空间。那时云散开了一些，不需要很多阳光（即使遮光帘都拉下来）就能让整间公寓很亮。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有高高的天花板，非常干净、一目了然。

这是他的公寓，当然有很多清洁用品，于是我开始打扫。我擦了地板，有些黏黏的地方是干掉的血。因为地板颜色太黑了，实在很难看出来，但我闻得到，是一种浓厚、野生的气味，鼻子一闻就知道。他显然曾试着清理浴室，但里头的大理石上同样有擦过的血，干掉后成了落日般的锈粉红色，这些痕迹很难清洗，但我尽力。我去查看垃圾桶，可能是想寻找证据吧，但里头什么都没有，全都被清空了。他前一晚穿的衣服被扔在起居间的沙发附近。衬衫撕得破破烂烂，简直像是爪子抓破的，于是我把它丢掉了，把西装送去干洗。除此之外，公寓里面非常整齐。我不安地进入卧室，以为会看到破掉的灯、乱扔的衣服，但结果里面整齐干净得像是没人住，宛如是样品屋、展示广告里令人羡慕的生活。住在这里的人会开派对，无忧无虑，充满自信。夜里他会拉起遮光帘，和朋友们在屋里跳舞，经过格林街、默瑟街的人会往上看着这个浮在空中的灯箱，想象里面的人绝不会不快乐、恐惧或担心。

我写了电子邮件给卢西恩（我跟他见过一次，他其实是劳伦斯一个朋友的朋友），说裘德出了车祸，现在住院了。我去杂货店买了应该适合他吃的食物：浓汤、布丁、果汁。我查到凯莱布·波特的地址，重复默念着，直到我背下来——西29街50号17J公寓。我打电话给锁匠说很急，要请他换掉所有的锁，包括一楼大门、电梯、这间公寓的前门。我打开窗子，让潮湿的空气带走血和消毒水的气味。我留了话给法学院的秘书说家里出了紧急状况，我这星期没办法回学校上课，并留了话给两个同事，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代课。我想过要打电话给以前法学院的朋友阿维，他在地检署工作。我会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不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会问这个朋友要怎么样才能逮捕凯莱布·波特。

“可是你说被害人不肯报案？”阿维会说。

“唔，是啊。”我必须承认。

“可以说服他吗？”

“我不认为。”我必须承认。

“那么，哈罗德，”阿维会说，既困惑又烦恼，“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你跟我一样清楚，如果被害人不肯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着，就像我非常偶尔会想到的，法律真是太靠不住了，这么取决于偶发事件，整个制度这么无法抚慰人心，对那些最需要法律保护的人这么没有用处。

然后我进入他的浴室，摸着水槽下方，找到那个装了刮胡刀片和棉垫的小袋子，丢进焚化炉。我厌恶那个袋子，也厌恶自己知道会发现它。

七年前的五月初，他来特鲁罗的别墅玩。当时是临时起意，我去那里想写点东西，刚好有便宜的机票，我跟他说他应该来玩，结果出乎我预料，他真的来了，即使是当时，他也很少离开办公室。他那天很开心，我也是。我留下他在厨房里切一颗紫甘蓝，我则带着水管工上楼，要在浴室里装一个新马桶。装好之后，我问水管工离开前能否帮忙看看楼下浴室，裘德房间里的那间，里头的水槽会漏水。

他帮我看了，把不晓得什么东西弄紧，又换了个零件。然后，他从浴室出来时，递给我一个东西。“这个在水槽底下。”他说。

“这是什么？”我问，接过那个袋子。

他耸耸肩：“不知道，不过粘在那里，用防水胶带粘得很牢。”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瞪着那个袋子。水管工收拾好工具，跟我挥个手就离开了。我听到他吹着口哨走出去，中间还跟裘德说再见。

我看着那个袋子，那是一般的透明塑料袋，里头有一包十片装的刮胡刀片、小片装的酒精棉片、几块折成方形的纱布，以及绷带。我站在那里，拿着那个袋子，我知道那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虽然我从来没看到证据，也的确没看过类似证据的东西。但是我知道。

我走到厨房，他在里头，正在洗一盆小马铃薯，还是开开心心的，甚至小声地哼着歌。他只有在非常满足的时候才会这样，就像一只独自晒太阳的猫发出满足的呼噜声。“你要找人装马桶，该早点告诉我。”他说，没抬头，“我可以帮你安装，让你省一笔钱。”这些事情他全都会：水管工程、电工、木工、园艺。他有一回去劳伦斯家，跟劳伦斯解释他可以安全地把那棵野生酸苹果幼苗从后院一角挖出来，成功移植到能晒到太阳的角落。

有好一会儿，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感觉到好多事情突然一口气发生，加起来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麻木，因为感情过剩造成的空白。最后我终于喊了他的名字，他抬头。“这是什么？”我问他，把那个袋子举到他面前。

他整个人僵住不动，一手悬在盆子上方，我还记得小水滴凝成水珠，从他的指尖滑落，好像他用刀子割了自己，流出水来。他张开嘴巴，然后又闭上。

“对不起，哈罗德。”他说，声音很轻柔。他垂下手，缓缓在抹布上擦干。

这让我很生气。“我没要求你道歉，裘德。”我告诉他，“我是问你这是什么。不要跟我说：‘那是装了刮胡刀片的袋子。’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它粘在你的水槽底下？”

他看了我好久，用那种特有的眼神，我知道你明白是哪种。你看得出他虽然望着你，却在心底一直往后退。你看得出他心里的城门关上锁起，护城河上的桥也拉了起来。“你知道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终于说，还是很小声。

“我要听你说出来。”我告诉他。

“我就是需要它。”他说。

“告诉我，你用这些东西做什么。”我说，看着他。

他低头看着那盆马铃薯。“有时候我需要割自己。”他最后说，“对不起，哈罗德。”

忽然间我恐慌起来，而我的恐慌使我更加失去理性。“他妈的这什么意思？”我问他，可能还是吼出来的。

此时他往后退，退向水槽，想拉开距离，好像生怕我会扑过去。“我不知道。”他说，“对不起，哈罗德。”

“有时候是多常发生？”我问。

我看得出来，他也恐慌了。“不知道。”他说，“不一定。”

“那就估计一下，告诉我大概的。”

“不知道，”他绝望地说，“不知道。一星期两三次吧，我猜想。”

“一星期两三次！”我说，然后停下来。忽然间我觉得我没办法待在屋里了，我从椅子上拿了大衣，把那个袋子塞在内侧的口袋里。“我晚一点回来的时候，你最好还待在这里。”我一说完就离开了。（他很会开溜，每回他觉得朱丽娅和我对他不满，就会设法尽快离开我们的视线，好像他是肇事的汽车之类的，必须要移走才行。）

我从后门下了楼梯，走向海滩，穿过沙丘，感觉到那种因为领悟到自己的极度不称职、确知自己有错而生出的狂怒。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就如同他跟我们相处时是两面人一样，我们跟他相处时也是两面人：我们看他时，只看我们想看的那一面，避免去看其他的。我们太没有能力应付这种事了。大部分人都很容易处理：他们的不快乐就是我们的不外乐，他们的悲伤可以理解，他们短暂爆发的自我厌恶很快就会过去，而且可以商量。但他的不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去判断他的问题。但这是找借口。

等到我回到屋里，已经快天黑了，隔着窗子我也看得到他的轮廓在厨房里移动。我坐在阳台的一张椅子上，真希望朱丽娅也在这里。当时她去英格兰看她父亲了。

后门打开。“吃晚餐了。”他轻声说，于是我站起来进屋去。

他做了我最爱吃的菜：把我前一天买来的海鲈鱼清炖，小马铃薯用我喜欢的方式烤过，再加上一大堆百里香和胡萝卜，还有紫甘蓝沙拉，我知道淋的一定是我喜欢的芥末籽酱汁。但是我毫无胃口。他帮我分好菜，然后是他自己的，我们坐下来。

“看起来太棒了。”我告诉他，“谢谢你辛苦做了这些菜。”他点点头。我们看着各自的盘子，看着他做出来的美味食物，却都没吃。

“裘德，”我说，“我要道歉。真的很对不起——我真不该就这样跑掉的。”

“没关系，”他说，“我了解的。”

“不，”我告诉他，“是我的错。我太生气了。”

他又低头看着盘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我问他。

“因为，”他说，“因为我把那个东西带到你的房子里。”

“不，”我说，“那不是原因。裘德，这栋房子不光是我的或朱丽娅的，也是你的。我希望你觉得可以带家里需要的任何东西来这里。

“我生气，是因为你对自己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他没抬头，“你的朋友知道你这样做吗？安迪知道吗？”

他轻轻点了个头。“威廉知道，”他说，声音很低，“还有安迪。”

“那安迪怎么说？”我问，心想，该死的安迪。

“他说——他说我该去做心理咨询。”

“那你去了吗？”他摇摇头，我又感觉怒气上涌，“为什么不去？”我问他，但他什么都没说，“剑桥市的房子里，也放了这样的袋子吗？”我说。他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着我点点头。

“裘德，”我说，“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做？”

有好一会儿，他都没吭声，我也没说话。我听着海浪的声音。最后，他说：“有几个原因。”

“比方说？”

“有时候是因为我感觉很糟糕，或者很羞愧，我必须让身体实际感觉到。”他开口，瞥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有时候是因为我感受到太多事情，而我不想有任何感觉——这个能帮我把那些感觉清理掉。有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快乐，我必须提醒自己不应该快乐。”

“为什么？”我愣了一下，才勉强开口，但他只是摇摇头没回答。我也陷入沉默。

他吸了口气，“听我说，”他说，忽然果断起来，看着我的双眼，“如果你想取消收养，我会谅解的。”

我震惊得简直要生气了——我根本没想到这回事。我正要骂他几句，却看到他此时的样子，明白他设法要勇敢起来，但其实已经吓得要死了：他真的以为我可能想取消收养。如果我这样说，他真的会谅解的。他正等着我开口。后来我才明白，刚办收养手续的那几年，他一直在想能持续多久，总是想着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事，让我取消收养。

“我绝对不会取消的。”我说，尽可能说得坚决。

那天晚上，我设法跟他谈。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羞愧，但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在乎，为什么你、我和安迪要这么大惊小怪。“那又不会致命，”他一直说，好像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我知道怎么控制。”他不肯去做心理咨询，但也无法告诉我为什么。我看得出来他讨厌割自己，但他也无法想象不割自己的生活。“我需要，”他一直说，“我需要的。这会让事情好一点。”但是我告诉他，你这辈子总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这个的吧？他摇摇头。“我需要。”他重复说，“这能帮助我，哈罗德。这件事你得信我。”

“为什么你需要？”我问。

他摇头。“它帮助我控制我的生活。”他终于说。

最后，我也没办法再说什么了。“这个我要没收。”我说，举起那个袋子，他皱了一下脸，然后点点头。“裘德，”我说，他也看着我，“如果我把这个丢掉，你还会再弄一包来吗？”

他静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他的盘子，说：“会。”

当然，我还是把那袋子扔了，塞进垃圾袋深处，扔到街尾的垃圾拖车里。我们沉默地收拾厨房——两个人都累坏了，完全吃不下——之后他去睡觉，我也回房休息。那些年我还一直试着尊重他的个人空间，否则我就会抓住他不放了，但当时我没有。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到他，想到他长长的手指渴望地抓着刮胡刀片，于是我起床，下楼到厨房去。我从烤箱下头的抽屉里拿出大型搅拌钵，然后把所有我能找到的锋利对象放进去：刀子、剪刀、葡萄酒开瓶器和龙虾叉。然后我拿着那些东西到客厅，坐在我那张面海的椅子上，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大钵。

我听到吱嘎声，醒过来。厨房的地板发出声音，我在黑暗中坐直了，逼自己不要出声，听着他走路，左脚轻轻落下，随之是右脚的拖行声，非常清楚。一个抽屉打开，几秒钟后关上。然后是另一个抽屉，再是另一个，直到他打开、关上每个抽屉、每个橱子。他没开灯——那天的月光够亮——我可以想象他站在那个刚被清除掉锋利对象的厨房里，明白我拿走了一切：连叉子都拿走了。我坐在那里，屏住气，听着厨房里的寂静。一时之间，我们仿佛在对话，一种不用言语或视觉的对话。终于，我听到他转身，脚步声逐渐远去，退回他的房间。

次日晚上我回到剑桥市，在他的浴室找到一个跟特鲁罗那个一模一样的袋子，随即丢掉。但是从此以后，我在剑桥市或特鲁罗再也没有找到过这种袋子了。他一定是藏到了其他地方，让我找不到，因为他带着那些刀片是上不了飞机的。我每次去格林街，就会找机会跑去他的浴室。他在里头的老地方也藏了一个袋子，每回我都会偷走，塞在口袋里，带出去丢掉。当然，他一定知道是我偷走的，但是我们从来没谈过。每回他都会再弄个新袋子放在老地方，而每回我去，也总能找到袋子。直到后来他知道得防着我为止。然而，我从来没有停止检查过：每次去他的公寓，或是后来去他纽约州北部的别墅，或伦敦的那间公寓，我都会去他的浴室找那个袋子。我后来再也没找到过，马尔科姆的浴室设计得很单纯、很简洁，但即使是这样的设计，他还是找得到地方藏那些袋子，让我再也无法找到。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着跟他谈这件事。我发现第一个袋子的次日，就打电话骂安迪，安迪很破例地让我骂。“我知道，”他说，“我都知道。哈罗德，我想问你，不是挖苦也不是耍嘴皮子。我要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而当然，我不知道能说什么。

你是跟他谈得最深的人。但我知道你很自责。我也自责，因为我做了比接受更糟糕的事：我容忍了一切。我选择忘记他在割自己，因为实在太难找到解决办法了，也因为我想开心享受他希望我们看到的那一面，即使我知道实情不只是这样。我告诉自己我应该让他保持自己的尊严，同时选择忘记在几千个夜里，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我应该要指责他、试着开导他，就算知道这些方法行不通，而我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却没有试过其他办法：更激烈、可能害我们疏远的方法。我知道自己懦弱，因为我从来没跟朱丽娅提过那个袋子，我从没把特鲁罗那一夜发现的事情告诉她。最后她发现了，那是少数几次我看到她那么生气。“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她问我，“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持续这么久？”她从没说过她认为我该负直接的责任，但我知道她是这么想的，怎么可能不是呢？连我也是这么想的。

此刻我待在他的公寓里，而几个小时前，我躺着睡不着时，他正在这里被毒打。我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等着安迪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要回到我身边，就要回来让我照顾了。我打开对面的遮光帘，往后坐回去，瞪着钢灰的天空，直到每片云融入另一片中，直到最后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一片模糊的灰，白昼缓缓融入夜晚。

* * *

那天傍晚6点，是我送他过去的九个小时后，安迪打电话来，我马上赶过去。“他在检查室里睡着了。”安迪说，接着说明，“左手腕骨折，还断了四根肋骨。谢天谢地两腿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感谢老天。尾椎骨裂了。一边肩膀脱臼，我帮他复位了。背部和躯干到处都是瘀伤，显然是被踢的，不过没有内出血。他的脸没有看起来那么糟：双眼和鼻子都没有骨折或外伤。我给他的瘀伤冰敷了，你也必须定时帮忙冰敷。

“他双脚有划伤。这是我担心的。我开了个低剂量的抗生素处方给你，为了预防，要让他先开始吃。但如果他提到觉得发热或发冷，就得马上通知我。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双腿感染。他的背上有脱皮……”

“什么意思，‘有脱皮’？”我问他。

他一脸不耐，“破皮。”他说，“他被鞭打了，大概是用皮带抽的，不过他不肯告诉我。我帮他包扎了，我会给你一种抗生素药膏，你得保持伤口干净，明天开始每天换药。他不会想让你换，不过他妈的没办法。所有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在这里了。”

他交给我一个塑料袋，我看着里头：几瓶药丸、几卷绷带、几管药膏。“这些，”安迪说，拉出里面的一样东西，“这是止痛药，他很讨厌止痛药，但是他会需要的。每十二小时让他吃一颗：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这种药会让他有点糊涂，所以别让他自己一个人出门，别让他拿重物。这种药也会让他想吐，但一定要逼他吃东西：一些简单的食物，比方炖饭或高汤。尽量让他坐轮椅，反正他这个样子也别想到处跑了。

“我打过电话给他的牙医，帮他约了星期一早上9点；他掉了两颗牙。最重要的是尽量让他多睡觉。我明天下午会过去看他，这星期每天晚上都会过去。别让他去上班，不过我不认为他会想去。”

他忽然停下来，就跟之前开始时一样突然。我们沉默不语地站在那里。“我他妈的真不敢相信。”安迪最后终于说了，“那个他妈的混蛋。我真想找到那个浑球杀了他。”

“我知道。”我说，“我也是。”

安迪摇摇头，“他不肯让我报警，”他说，“我求过他了。”

“我知道。”我说，“我也是。”

进入检查室看到他，又是一次新的震惊。我想帮他坐上轮椅，但是他摇摇头，于是我们沉默地看着他坐上去，仍穿着同样的衣服，血已经干成生锈的大片污渍。“谢谢你，安迪。”他说，非常小声，“对不起。”安迪一手放在他的后脑上，什么也没说。

等我们回到格林街，天已经全黑了。他的轮椅，你也知道，是那种非常轻、非常精致的轮椅，设计上是要让轮椅主人能独立自主，根本没有把手，因为设计者假设轮椅主人自尊很强，永远不可能让别人推他。于是我只能抓着轮椅靠背的顶端，位置非常低，就这样推着轮椅前进。我进入公寓后，停下来打开灯，我们两个都眨了眨眼。

“你打扫过了。”他说。

“唔，是啊。”我说，“恐怕没办法像你自己打扫的那么彻底。”

“谢谢你。”他说。

“没什么。”我说，我们又沉默了一下，“我来帮你换衣服，然后你吃点东西吧？”

他摇头：“不，谢了。我不饿。而且我可以自己来。”现在他变得抑郁、自制。我之前熟悉的那个人消失了，他再度把自己关在心底那个只有小小开口的地下迷宫里。他向来很有礼貌，但当他试着要保护自己，或是要强调自己有能力时，他就会变得更加有礼貌：客气而疏远，好像他是个进入危险部落的探险家，留意着不要太介入部落里的异常活动。

我在心底叹气，然后推他到房间里，我告诉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在外面，他听了点点头。我关上门，坐在门外的地板上等。我听得见水龙头打开又关上，然后是他的脚步声，接着是一长段沉默，然后是他坐上床发出的轻响。

我进去时，他已经躺着盖好被子了。我坐在他旁边的床沿。“你确定不想吃点东西？”我问。

“确定。”他说，然后顿了一下看着我。他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在白色床单的对照下，他成了一片肥沃、丰饶的迷彩：他的眼睛是丛林绿，头发是金色和褐色的条纹，而他的脸，已经不像早上那么蓝，转为一片微微发亮的铜褐色。“哈罗德，我真的很抱歉。”他说，“很抱歉我昨天晚上吼你，很抱歉我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很抱歉……”

“裘德，”我打断他，“你不必抱歉。我才应该说对不起。我真希望我可以让你好过一点。”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然后别开目光。“我觉得好羞愧。”他轻声说。

我抚着他的头发，他没有反抗。“你不必羞愧。”我说，“你没做错什么。”我想哭，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想哭。如果他想哭，我就要设法别哭。“你知道吧？”我问他，“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知道你不该受这种罪？”他什么都没说，于是我一直问、一直问，直到最后他轻轻点了个头。“你知道那家伙是个他妈的混蛋吧？”我问他，他别开脸，“你知道这一切都不该怪你吧？”我问他，“你知道这不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也不代表你的价值？”

“哈罗德，”他说，“拜托。”然后我停下，其实我真该继续问下去的。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过了一两秒钟，他才点头。我开口前都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而且我说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那个问题是哪里来的，只不过我想那是我一直知道、却始终不想问的，因为我害怕他的回答，我知道他会怎么说，而我不想听。“你小时候受到过性侵害吗？”

我可以感觉到（而非看到）他全身变得僵硬，而且在我的手底下，我发现他开始颤抖。他还是没看我，而且这会儿把头转向了左边，贴了绷带的手臂放在脸旁边的枕头上。“天啊，哈罗德。”最后他终于说。

我抽回手，“当时你几岁？”我问。

他有一会儿没回答，然后把脸埋进枕头里。“哈罗德，”他说，“我真的很累，我要睡了。”

我一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惊跳了一下，但是我没拿开。在我的手掌底下，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肌肉绷紧了，全身颤抖。“没事的。”我告诉他，“你没有什么好羞愧的。”我说，“那不是你的错，裘德，你明白吗？”但他假装睡着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感觉到那种震颤，他全身警戒而恐慌。

我又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看着他全身僵硬不动。最后我走出房间，关上门。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一直待在那里。你那天晚上打电话来，我帮他接了电话，跟你撒谎，说他出车祸什么的，听到你声音里的忧虑，我好想告诉你事实。次日，你又打来，我在他门外听着他也跟你撒谎：“车祸。不，不，不严重。什么？我去理查德的别墅过周末。我开车时打瞌睡，撞到一棵树。不知道，我累了吧——我工作量太大了。不，是租来的车。因为我的车送去保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我没事的。没有啦，你也知道哈罗德——他总是大惊小怪。我保证。我发誓。没有，他在罗马，要到下个月底才会回来。威廉，我跟你保证。没事的！好，我知道。好，我保证。我会的，你也是。再见。”

大部分状况下，他都很顺从、很温驯。每天早上，他会喝掉他的浓汤，吃掉他的药。那些药让他变得迟钝。每天早上他都在书房里工作，到了11点，他会去长沙发上睡觉。睡过午餐时间和一整个下午，直到我叫他吃晚餐。你每天晚上打电话给他。朱丽娅也会打给他，我总是想偷听，但没听到多少，只知道他没说什么，这表示一定都是朱丽娅在说话。马尔科姆来过几次，还有两位亨利·杨、伊莱贾和罗兹也来看过他。杰比送了一幅素描过来，里头是一朵鸢尾花，我从来不知道他也会画花。一如安迪所料，他不肯让我帮他的两腿和背部换药，无论我怎么求他、吼他，他都不肯让我看。他只肯让安迪帮他换药。我听到安迪跟他说：“你每隔一天就得到我诊所来，让我帮你换，我是认真的。”

“好啦。”他凶巴巴回答。

卢西恩也来看过他，但当时他在书房里睡觉。“别吵醒他。”卢西恩说，然后探头偷偷看了一下，“天啊。”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事务所里大家有多欣赏他。听别人夸你的孩子，这种事情你永远不会腻，无论他是4岁、在托儿所捏黏土很厉害，或是40岁、在大型律师事务所里很会保护企业罪犯。“我本来想说你一定很以他为荣，但我太了解你的政治立场，所以就不说了。”他咧嘴笑。我看得出来，他相当喜欢裘德，我发现自己有点嫉妒，随即觉得自己也太小气了。

“不，”我说，“我的确很以他为荣。”我觉得很自责，因为这些年来我都为了他待在罗普克而训斥他，但他在那里明明觉得很安全，也真的轻松自在，可以把他的恐惧和不安全感隔绝在外。

下个星期一，就在我离开的前一天，他看起来好多了：脸颊变成芥末黄，不过已经消肿，又看得到脸上的骨头了。他呼吸、讲话时没那么痛了，气音少了些，比较像原来的样子。安迪把他早上的止痛药药量减半，他的意识也更加清楚，不过精神倒不见得比较好。我们下了一盘西洋棋，他赢了。

“我星期四晚上会回来。”我晚餐时告诉他。我那个学期只有周二、周三、周四有课。

“不，”他说，“你不必回来了。谢谢你，哈罗德。但我真的没事了。”

“我已经买了机票，”我说，“总之，裘德，你不必总是拒绝，你知道。还记得吗？接受就好。”他就没再说什么了。

所以我还能告诉你什么呢？那个星期三他回去上班，不理会安迪要他休养到周末的建议。而安迪也不理会他的威胁，每天晚上都来帮他换药，检查他的两腿。朱丽娅回来了，十月的每个周末，她或我会来纽约，住在格林街陪他。工作日，马尔科姆会过来陪他过夜。他不喜欢，我看得出来，但我们才不管他喜不喜欢，这件事我们就是要坚持。

他逐渐好转，两腿没有感染，背部也没有。安迪一直说他很幸运。他瘦下来的体重又养回来了。等到你十一月初回家，他几乎已经痊愈了。到了感恩节时（这一年改去我们纽约的公寓过节，免得他跑太远），他的石膏已经拆掉，而且又能走路了。晚餐时我仔细观察他，看着他跟劳伦斯聊天，跟劳伦斯的双胞胎女儿谈笑，却不断想起那一夜的他，想到凯莱布抓住他手腕时，他脸上痛苦、羞愧、恐惧的表情。我想到之前得知他用轮椅的那天：在特鲁罗发现那个袋子后不久，我到纽约参加学术会议，他坐着轮椅跟我在餐厅见面，当时我很震惊。“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我问，他假装很惊讶，说以为他讲过了。“不，”我说，“你没提过。”最后他才告诉我，他不希望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把他当成软弱无助的人。“我绝不会那样想你的。”我告诉他。尽管我不认为自己会那样想，但那的确改变了我对他的想法，那提醒了我，我对他的了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有时候，那个星期好像是一场闹鬼事件，只有安迪和我目睹。接下来几个月，偶尔有人会拿来开玩笑：笑他驾驶技术很烂，笑他网球天王的野心，他也会大笑起来，说些自我嘲讽的话。但在这些时刻，他都不敢看我，因为我会让他想起当时的真相，提醒他那段引以为耻的往事。

但后来，我会明白那个事件是如何把他很大的一块拿掉、如何改变了他：把他变成另一个人，或者是把他变回了以前的模样。我会把他认识凯莱布之前的那几个月，视为他多年来最健康的时期：见面时，他会让我拥抱他，也会让我碰触他，比如，在厨房里从他身边经过时，我若伸出一只手揽着他，他会继续以同样的稳定节奏切着面前的胡萝卜。这样的事情，我们花了二十年才达成。但凯莱布事件之后，他倒退了。感恩节时，我走过去要拥抱他，他很快就往左闪，只是一点点，刚好让我双手扑空。接下来有一秒钟，我们看着彼此，我知道几个月前他允许我做的那些事情，全都一笔勾销了，我得从头开始。我知道他已经判定凯莱布是对的，判定他自己很令人反感，判定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活该。而那是最糟糕、最可恶的事情。他决定相信凯莱布，而不是我们，因为凯莱布确认了他以前一贯的想法，他一直被教导的事情。而相信既有的想法，总比改变心意要来得容易。

后来，当事情恶化时，我会一直想着当初要是能多说什么或多做什么会怎么样。有时我会想着自己说什么都没用，因为有些话或许有帮助，但从我们嘴里说出来都无法让他相信。我还是会幻想那些事：枪、民兵队、西29街50号17J公寓。但这回我们不会开枪，我们会一人抓住他一只手，把他押进车里，开到格林街，把他拖上楼。我们会告诉他要说什么，然后警告他我们就在门外的电梯里等着，手枪已经上膛，瞄准他的背部。隔着门，我们会听到他说的话：我讲的那些都不是真心的，我完全错了，我做的那些事错了，但更重要的是，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是针对另一个人。相信我，因为你以前相信过我：你漂亮又完美，我讲的那些话从来不是真心的。我错了，我误解了，没有人会比我错得更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