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人名叫克劳汀，是一个泛泛之交的朋友的朋友，做珠宝设计。这对他来说偏离常态，因为他通常只跟圈内人睡觉，圈内人让他比较习惯、也比较容许临时安排。

她33岁，一头深色长发，尾端发亮，还有一双很小的手，像小孩一般，上头戴着好几枚她自己做的戒指，镶着黯淡的黄金和发亮的宝石；他们上床前，她会到最后才摘下那些戒指，仿佛遮盖她最私密部分的不是内裤，而是这些戒指。

他们一起睡觉将近两个月了，不是约会，因为他不跟任何人约会。这对他来说也是偏离常态，他知道自己得赶紧结束。刚开始，他就跟她说他爱的是另一个人，而且他不能过夜，一次都不行，她好像也都接受；她说她没问题，反正她自己也另有意中人。但他在她公寓里没看到另一个男人的痕迹，而且他每次发短信，她总是有空。这是另一个警告，他得赶紧结束才行。

这会儿他吻了她额头一下，坐起身来。“我得走了。”他说。

“不要，”她说，“留下来。再待一会儿。”

“没办法。”他说。

“五分钟。”她说。

“那就五分钟。”他同意了，往后躺回去。五分钟后，他又吻了她脸侧一下。“我真的非走不可了。”他告诉她。她发出一个声音，抗议又认命，转身背对他。

他到浴室冲澡，漱了口，又回来吻她一次。“我会再发短信给你。”他说，很受不了自己讲的话简直老套到了极点，“谢谢你让我过来。”

回到家，他悄悄走过黑暗的公寓，来到卧室，脱掉衣服，上了床，转过去两手抱着裘德，裘德醒来转向他。“威廉，”他说，“你回家了。”威廉吻了他，以掩饰自己的内疚和哀伤——每次他听到裘德声音里的放心和快乐，就会觉得内疚又哀伤。

“当然了。”他说。他总是会回家，从来没有不回家。“对不起，这么晚才回来。”

这个夜晚很热，潮湿无风，然而他还是紧贴着裘德，仿佛想取暖似的，两人的双腿交缠。明天，他告诉自己，他就会跟克劳汀结束了。

他们从来没讨论过，但他知道裘德知道他跟其他人上床。裘德甚至主动先同意了。在那个可怕的感恩节假期之后，经过多年的含糊其词，裘德终于对他揭露了所有的过去，之前总是把他遮掩得模糊不清的云朵突然被一扫而空。有好几天，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自己也跑去做心理咨询；裘德跟娄曼医生订下第一次约诊的次日，他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心理医生了），而且每次看着裘德，他会想到裘德讲的那些片段，然后他会偷偷打量他，很好奇他怎么会从当年那样变成今天这样，很纳闷他怎么能克服一切逆境、变成今天这样的人。他对他的敬畏、绝望和恐惧，是对偶像才会有的，不是对另一个人类，至少不是他认识的人。

“我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威廉。”安迪曾在他们的某次秘密谈话中说，“但他不希望你佩服他；他希望你看到他表面的样子。他希望你告诉他，尽管他的人生难以想象，但那依然是一种人生。”他暂停，“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他说。

裘德刚说出自己故事的接下来几天，他可以感觉到裘德跟他在一起总是非常安静，仿佛试着不要引起注意，不想提醒威廉他现在知道了什么。大约一个星期后的某个夜晚，他们在公寓里沉默地吃着晚餐，裘德忽然轻声说：“你现在根本没办法看我了。”他抬头，看到那张苍白、恐惧的脸，于是把椅子拖近，坐在那里看着他。

“对不起，”他喃喃说，“我是怕自己说出什么蠢话。”

“威廉，”裘德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想，如果考虑到各方面，我最后的结果相当正常，你不觉得吗？”威廉听得出他声音里的那种焦虑、那种期望。

“不，”他说，裘德皱起脸，“我想，无论是不是考虑到各方面，你最后的结果都非常了不起。”裘德终于露出微笑。

那一夜，他们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你恐怕甩不掉我了。”他说，看到裘德有多如释重负，他心里暗骂自己没有更早表明他不会离开。之后他振作起来，讨论身体的事情：他可以做到哪个地步，什么是裘德不想做的。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威廉。”裘德说。

“可是你不喜欢啊。”他说。

“可是这是我欠你的。”裘德说。

“不，”他告诉他，“这种事不该让人觉得是你欠我；更何况，你其实不欠我。”他暂停一下，“如果这事情不能激起你的性欲，那对我也一样。”他补充。虽然让他愧疚的是，他的确还是想跟裘德做爱。但只要裘德不想做，他也不会做了，但这不表示他有办法突然停止渴望。

“但是你为了跟我在一起，牺牲那么多。”裘德沉默了一会儿说。

“比如什么？”他好奇地问。

“正常，”裘德说，“社会接受度，生活的舒适，甚至还有咖啡。在这份清单上，我不能再加上性爱了。”

他们谈了又谈，他终于设法说服裘德，让裘德讲清楚他真正喜欢的有哪些（还真不多）。“可是你要怎么办？”裘德问他。

“啊，我不会有事的。”他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你知道，威廉，”裘德说，“你显然应该跟任何你想要的人睡觉。我只是……”他支支吾吾地说，“我知道这样很自私，但我只是不希望听到这些事。”

“这并不自私。”他说，伸手到床的那头抱住裘德，“我不会谈的，绝对不会。”

那是八个月前了，在那八个月，情况逐渐好转：不是他以前所想的那种好转（他以前会假装一切都很好，无视各种不对劲的证据，也不怀疑任何相反的迹象），而是确实好转了。他看得出裘德真的比较放松：对身体的羞怯减少了，更常表示关爱，而这两者，都是因为他知道威廉解除了那些他自认是自己的义务。裘德割自己的频率也低了很多。现在他不需要哈罗德或安迪跟他确认裘德好转了，连他也知道这是真的。唯一的难题是，他对裘德还是有欲望，有时他还得提醒自己不要更进一步，提醒自己已经濒临裘德所能忍受的极限，然后他会逼自己停下来。在那些时刻，他会很生气，不是气裘德，甚至不是气自己（他从来不会因为想性交而感到罪恶，现在依然），而是气人生，竟然促使裘德害怕一件事，而这件事向来只会让他联想到欢娱。

他很小心挑选要跟谁睡觉：他挑的人（其实是女人，他挑的几乎全是女人）都是他感觉到或是从以往的经验确知，对他真的只有上床的兴趣，而且会很谨慎的人。她们往往会很困惑，他也不怪她们。“你不是跟男人在一起吗？”她们会问。他说没错，但他们是开放式的关系。“所以你其实不是同性恋者？”她们会问，然后他说：“对，根本来说不算是。”年轻一些的女人比较能接受这个状况：她们的男友（或前男友）也曾跟其他男人睡觉；她们也跟其他女人睡过觉。“喔。”她们会说，通常只到此为止——就算有其他担忧或问题，也没提出来过。这些年轻女人，女演员、化妆助理、服装助理，不想跟他发展伴侣关系，通常她们根本不想跟任何人发展伴侣关系。有时，那些女人会问起关于裘德的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回答，然后伤感起来，很想念裘德。

但他随时留意，不让这一方面入侵他在家中的生活。有回一个八卦专栏没指名道姓（基特转给他看的），但显然就是在写他。他和自己斗争了半天，还是决定不要告诉裘德；裘德绝不会看到这篇文章。裘德知道这种事理论上会发生，但他没有理由逼着裘德去面对现实。

总之，杰比看到那篇八卦文章了（他猜他认识的其他人也看到了，但杰比是唯一跟他提起的人），然后问他是不是真的。“我都不晓得你们还有开放式的关系呢。”他说，比较好奇，而不是责问。

“喔是啊，”他说，故作轻松，“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了。”

现在他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这一点他当然觉得难过，但他现在年纪够大了，足以知道每段伴侣关系都有不足和失望，必须去别处寻求。比方他的朋友罗蒙娶的老婆莉萨美丽而忠实，但是出了名的不聪明：她根本看不懂罗蒙拍的那些电影，而且你跟她讲话时，会发现自己一直在评估对话的速度、复杂度和内容，因为每次话题一转到政治、金融、文学、艺术、美食、建筑或环境生态，她常常一脸困惑。他知道罗蒙也知道莉萨和他们伴侣关系中的这个缺陷。“啊，好吧，”他有回主动跟威廉说，“如果我想要聊个过瘾，可以找我的朋友谈，对吧？”罗蒙是他最早结婚的朋友之一，当时他对罗蒙的选择非常好奇，觉得难以置信。但现在他懂了；你总会有所牺牲。他知道对某些人来说（杰比，大概还有罗蒙），他自己的牺牲是难以想象的。他以前也这样想。

最近他常常想起研究生时期演的一出戏，是戏剧写作系一个像甲虫一样单调乏味的女生写的。她后来成为非常成功的间谍片编剧，但她在研究生时期写的都关于不快乐的夫妻，是带有品特风格的剧本。《如果这是电影》这出戏中的先生是古典音乐教授，太太是音乐剧的词作者。两夫妻住在纽约，都四十来岁（当时那是一片灰色的土地，远得不得了且难以想象地黯淡），两人都缺乏幽默感，且长期怀念年轻时的自己，回想当时人生充满前途与希望，两人都很浪漫，而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浪漫传奇。他演那位丈夫，他早就知道这出戏很烂（里头的台词如：“这不是《托斯卡》，你知道！这是人生！”），但他始终忘不了他在第二幕最后的那段独白。当时那位太太宣布她想离开，说她不认为自己在这段婚姻里得到了满足，她相信还有更好的人在等着她：

赛斯：难道你不明白吗，艾美？你错了，伴侣关系从来不会提供一切，而是提供某些东西。一个人身上可能有你想要的，比方说性爱的吸引力、美好的对话、财务上的资助、思想的契合，或善意、忠实。你可以挑选三种。三种——就这样。如果你很幸运，或许可以挑四种。其他的你得去别处寻找。只有在电影里，你才会找到一个提供一切的人。但现在我们不是在演电影。在真实世界里，你得搞清楚哪三样特质是你想共度一生的，然后你从另一个人身上找寻其他的特质。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你不明白这是个陷阱吗？如果你想找到一切都有的，最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艾美：［哭着］那你挑了哪些？

赛斯：我不知道。［捶桌子］我不知道。

当时，他不相信这些台词，因为在当时，要找到具备一切的人似乎是可能的；他才23岁，身边的每个人都年轻、有吸引力、聪明又迷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是几十年的朋友、永远的朋友。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曾发生。当你年纪渐长，就知道你在挑一起睡觉或交往的人时所重视的特质，未必是你想要一起生活、相处、天天与之共度的人的特质。如果你很聪明、很幸运，你会学到这点并接受它。你摸清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并设法寻找，你学会了务实。他们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罗蒙选择了美貌、贴心、顺从；马尔科姆，在他看来，选择了可靠、能力（苏菲的效率很吓人），以及审美观的契合。他呢？他选择了友谊、对话、善良、思想。三十多岁时，他看着某些人的伴侣关系，提出一个曾在无数晚餐派对上激起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不过现在，他快要48岁了，他觉得伴侣关系反映了每个人最强烈、但无法清楚表达的渴望，他们的希望和不安全感化为实体，成了另一个人。现在，他在餐厅、在街上、在派对中看着一对对伴侣，会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在一起？你觉得你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你缺了什么是你希望另一个人提供的？现在他认为，成功的伴侣关系，就是双方都能看出对方最能提供、也是自己最重视的特质。

或许这并非出于巧合，他发现自己生平第一次怀疑心理咨询的效果及假设。之前，他向来认为心理咨询至少是一种温和的治疗，不曾质疑。他年轻时，甚至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奢侈，因为这是一种权利，能让你畅谈自己的人生五十分钟，基本上不会被打断，这证明他已经成为一个人物，他的人生值得这样花时间思考、值得有人宽容地倾听。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耐烦，觉得心理咨询有一种阴险的迂腐，暗示人生是可以补救的，而且有一种社会常态存在，要引导病人符合这样的常态。

“威廉，你好像有所隐瞒。”他看了好几年的心理咨询师伊德里斯说，他没回应。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都保证了绝少的批判（但是去跟一个人谈，却不被批判，不是根本不可能吗？）。然而，在每个问题后面都是一个小小的督促，轻推你一下，无可避免地促使你认知到某些缺陷，解决一个你原先不知道存在的问题。多年来，他有些朋友一直相信自己的童年很快乐，父母基本上很慈爱，直到心理咨询唤醒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并不快乐，父母也并不慈爱。他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不想让人告诉他说他的满足根本不是满足，而是错觉。

“那你对于裘德根本不想做爱的事实，有什么感觉？”伊德里斯问。

“我不知道。”他说。其实他知道，于是他说，“我真希望他想要，为了他自己好。我很难过他失去人生最棒的体验之一。但我想，他已经得到了不做爱的权利。”在他对面，伊德里斯保持沉默。其实他不希望伊德里斯试图诊断他的伴侣关系有什么问题。他不想要别人告诉他如何修补。他不想逼裘德或他自己去做他们两个都不想做的事情，只因为他们应该这么做。他们的伴侣关系，他觉得，是独特而可行的；他不想要别人来指手画脚地跟他说不行。他有时很好奇，会不会只是因为他和裘德缺乏创意，才会让两人都觉得“朋友”这个字眼太模糊、太难以描述、太难满足了。他怎么有办法将用在印蒂亚或两个亨利·杨身上的字眼，拿来描述裘德对他的意义？所以他们选择了另一个、一般人比较熟悉的伴侣形式，但是行不通。现在他们发明了自己的伴侣形态，没有被历史正式承认，也不是诗歌中传诵不朽的，但感觉上更真实，也更不受限。

不过，他没有跟裘德提起他对心理咨询越来越存疑，因为一部分的他还是相信心理咨询对真正心理有问题的人管用，而裘德是真的心理有问题（他终于可以跟自己承认了）。他知道裘德痛恨做心理咨询；他前几次去过之后，回家总是很安静、很沉默寡言，搞得威廉还得提醒自己，他是为了裘德好，才逼他去的。

最后他终于憋不住了。“你跟娄曼医生谈得怎么样了？”他有天晚上问他，那是裘德开始做心理咨询的一个月后。

裘德叹气。“威廉，”他说，“你希望我继续去多久？”

“不知道，”他说，“我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裘德审视着他，“所以你觉得我得一直去。”他说。

“这个嘛，”他说（他的确是这么想的），“状况真有那么可怕吗？”他暂停了一下，“是因为娄曼医生吗？我们要不要找别的心理医生？”

“不，不是娄曼的问题，”裘德说，“是那个过程本身。”

他也叹气了。“听我说，”他开口，“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困难。我知道。但是，裘德，先试个一年好吗？一年。努力看看。然后我们再来评估。”裘德答应了。

到了春天，他又出远门拍戏。某天晚上他和裘德通电话，裘德说：“威廉，为了完全坦白，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好。”他说，将手上的电话抓得更紧。他当时在伦敦拍《亨利与伊迪丝》。他饰演刚开始与伊迪丝·华顿展开友谊的亨利·詹姆斯（基特指出，年轻了十二岁，体重轻了快六十磅，但谁会去算呢？）。这部电影其实算公路电影，大部分在法国和英格兰南部拍摄，他当时正在拍最后几场戏。

“我并不引以为荣，”他听到裘德说，“不过之前跟娄曼医生的四次约诊，我都没去。或者应该说——我去了，但是没去。”

“什么意思？”他问。

“唔，我去了，”裘德说，“但是在该进去的时间，我坐在外头的车子上读书，然后等到时间结束，我就开车回办公室。”

他没吭声，裘德也没说话，然后两个人开始大笑。“你读什么？”等到他终于有办法说话，他问。

“《论自恋》[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文。]。”裘德说。两个人又大笑起来，笑到威廉根本站不住，还得坐下来。

“裘德……”他终于又开口，裘德却打断他。“我知道，威廉，”他说，“我知道，我会回去的。那真的太蠢了。我这几次都没办法鼓起勇气走进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挂断电话时，脸上还带着微笑，脑中浮现出伊德里斯的声音——“还有，威廉，裘德说他会去却没去，你有什么感觉？”他的手在脸前挥一挥，好像要把那些话赶跑。他现在明白，裘德撒谎，以及他自己的自我欺骗，都是自我保护的手段，从童年开始就经常被演练。这些习惯帮助他们，把这个有时太不堪的世界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但现在裘德试着减少撒谎，他也试着接受人生有些事永远不会符合他理想中应有的样子，无论他多么期盼，也无论他怎么假装。所以老实说，他知道心理咨询对裘德的作用有限，知道裘德还会继续割自己，知道他永远没法治愈他。他爱的人病了，而且会永远病下去，他的责任不是让他好转，而是让他的病情减缓一些。他从来没办法让伊德里斯了解这个观点的转变；有时，连他自己也不太了解。

那天夜里他找了个女人过来，是副美术指导伊莎贝尔。他们躺在床上时，他回答了那些老问题：解释他是怎么认识裘德的，解释他是什么样的人，至少是他面对这类状况创造出来的版本。

“这个地方真不错。”伊莎贝尔说，他有点疑心地看了她一眼；杰比看到这间公寓后，曾说这里看起来就像被伊斯坦布尔的大市集给强暴了。而伊莎贝尔，他听摄影指导宣称她的品位绝佳。“真的，”她说，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里很漂亮。”

“谢了。”他说。这间公寓是他的，他和裘德的。他们两个月前才买下来，因为这两年的状况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个为了工作会更常待在伦敦。他负责找房子，因为那是他的责任。他刻意挑了安静、非常乏味的马里波恩，不是因为这里冷静的美感或便利，而是因为这一带有很多医生。威廉终于选定这间公寓后，某天他们来到楼下，等着房地产经纪人带他们上去看房子。“啊，”裘德当时说，一面研究这栋建筑物的住户名录，“看看楼下是什么：一家整形外科诊所呢。”他看着威廉，挑起一边眉毛，“这真是有趣的巧合啊，不是吗？”

他露出微笑。“可不是吗？”他说。但在他们的玩笑之下，是两个人都无法讨论的事情，不光是在他们的伴侣关系中，甚至在他们多年的友谊中几乎都没讨论过——到某个时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早晚会发生），裘德将会恶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恶化，威廉也不确定，但他现在决定要诚实，所以他试着让自己、让他们两人都做好准备，去面对他无法预知的未来，面对有一天裘德可能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站起来。于是最后，这栋哈利街上的四层楼建筑成了唯一可能的选项；在他看过的所有房子里，这里最近似格林街：一户占据整层楼的公寓，有大大的门和宽敞的走廊，房间都很大，浴室改装得可供轮椅出入（楼下的整形外科诊所是最后的、不可忽略的理由，说服他这间公寓应该由他们买下）。他们买下那间公寓；他把历年到各地拍戏时买来、长年装箱堆积在格林街地下室的地毯、灯和毯子运来；而且在他拍戏结束回纽约前，马尔科姆以前的一个年轻同事、现在搬回伦敦且在“钟模”伦敦分公司上班的建筑师维克拉姆，就要开始装修了。

啊，每回他看到哈利街的设计图都会想，活在现实世界有时好困难、好可悲。他总是回想起他上次跟维克拉姆碰面时，曾问起为什么不保留厨房原来的木框窗子，通过窗外俯瞰天井还可看到外头韦茅斯马厩街上的屋顶。“我们不是该保留吗？”他纳闷地问，“那些窗子那么美。”

“是很美没有错，”维克拉姆赞同道，“不过这些窗子坐着很难打开——得用上双腿的力量才能拉起来。”他这才明白，他和维克拉姆第一次谈话时提到的，维克拉姆都很当回事。他那时交代他们要假设：住在这间公寓的其中一人，肢体活动的范围最后可能会非常有限。

“啊，”他说，迅速眨眨眼，“没错。谢谢。谢谢。”

“没问题，”维克拉姆说，“威廉，我跟你保证，这里一定会给你们两位家的感觉。”他的声音柔软而温和，威廉不确定他那一刻感受到的哀伤是源自维克拉姆的那些体贴话，还是他体贴的口气。

这会儿回到纽约，他想起了这件事。现在是七月底，他说服裘德休假一天，他们开车到纽约州北部的房子去。有好几星期，裘德都很疲倦，又非常虚弱，忽然间，他又好了起来，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天空是鲜明的蓝，空气热而干燥，他们房子四周的田野里散布着一丛丛的蓍草和黄花九轮草，围绕池塘的石头在脚下很冰凉，裘德在厨房里兀自唱着歌，一边帮他们邀请来的朱丽娅和哈罗德做柠檬水。这时威廉就会发现自己又不小心掉回到假装的老习惯里。在这样的日子，他会屈服于某种着魔的状态，在其中，他的人生似乎无法改善，同时又矛盾地可以完全修好：当然裘德不会恶化。当然他可以被治好。当然威廉会是那个治好他的人。当然这是可能的。当然这是有希望的。这样的日子似乎没有黑夜，而没有黑夜，就不会有割伤，不会有忧愁，没有什么能让人沮丧的。

“威廉，你是在梦想奇迹发生。”伊德里斯如果知道他在想什么，就会这么说，他也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他会想，他的人生（还有裘德的人生）不就是奇迹吗？他本来应该待在怀俄明州，成为一名牧场雇工。裘德最后应该会在——哪里？监狱、医院，死掉或更糟。但结果他们都没有。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平凡无奇的人，居然能靠着扮演别人赚进几百万元，可以坐飞机到各个城市，每天生活所需都能得到满足，在人工的场景里工作，被伺候得像一个腐败小国的君主，这不是个奇迹吗？在30岁时被收养，遇到爱你爱到要把你正式收为儿子的父母，这不是奇迹吗？能够克服种种不可能存活的境况存活下来，这不是奇迹吗？而友谊本身，让你能找到另一个人，使整个孤单的世界不那么孤单，不就是奇迹吗？这栋房子、这片美景、这种舒适、这种生活，不就是奇迹吗？所以谁能怪他期望再多一个奇迹，尽管明知道不可能，尽管违背生物学、时间、历史的法则，他还是期望他们会是例外，期望发生在有同样伤势的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裘德身上，期望即使裘德已经克服那么多困难，他还是有可能再克服一件事？

这会儿，他坐在池塘边跟哈罗德和朱丽娅聊天。忽然间，他感觉到了偶尔会体验到的、胃里一种奇怪的空荡，即使他和裘德就在同一栋房子里，那种想念他的感觉，一种好想看到他的渴望，奇异又强烈。他永远不会跟裘德提，不过就像这样，裘德让他想起亨明——那种感觉有时会触碰他，轻如鸟翼，感觉到自己深爱的人不知怎的就是比其他人短暂，感觉他们是自己借来的，有一天他们会被收回去。“别走，”他曾在电话里告诉亨明，当时亨明快死了，“别离开我，亨明。”即使几百英里外帮忙拿话筒凑在亨明耳边的护士曾交代他要讲恰恰相反的话：说他离开没关系的，说威廉会放他走。但他做不到。

之前裘德住院时，他也做不到。当时裘德因为药物语无伦次，双眼不断转来转去，那个状况给他带来的恐惧，几乎超过了一切。“让我走，威廉。”当时裘德求他，“让我走。”

“我做不到，裘德，”他哭着说，“我没办法。”

现在他摇摇头，摆脱思绪。“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了。”他告诉哈罗德和朱丽娅。接着他听到玻璃滑门拉开，他们三个人转头朝山坡上方看去，看到裘德拿着一个装了饮料的托盘，他们三个都站起来要去帮他。但在他们朝上坡走去、裘德往下走来之前，有那么一刻，大家都停住不动。那让他想到在拍片现场，每一个布景都可以重新安排，每一个错误都可以修正，每一种忧伤都可以重来。而在那一刻，他们三个在画面的这一端，裘德在另一端，但他们相视微笑，整个世界似乎只有甜美。

* * *

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自己走路，是圣诞假期时。那是真正的走路：不光是沿着墙壁从这个房间慢慢挪到下一个房间；不是在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的走廊上拖着脚步；不是从公寓大厅一点一点移动到车库，然后发出放心的哀叹倒在车里。当时他46岁。他们在不丹。后来他才明白，在这里度过他最后一段行走的时期，是很好的选择（当时他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这个国家人人都走路。他们在那里碰到的人（包括大学时代的旧识、现在是林业部长的卡玛）谈起走路都不是讲走了几公里，而是讲走了几小时。“啊，没错。”卡玛说，“我父亲小时候常常周末走四小时去拜访他的姑妈，再走四小时回家。”他和威廉听了惊叹不已，不过后来他们也同意：这里的乡间太漂亮了，一连串陡降、充满树林的拋物线，上方的天空是清朗的浅蓝色，在这里走路，一定比在其他地方都要走得快，更充满愉悦。

那趟旅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处于巅峰状态，不过至少还走得动。之前几个月，他觉得越来越虚弱，但没有任何特别的征兆，看不出会有什么更大的问题。他只是很快就失去了活力；身上的酸痛变成疼痛，一种不太强烈、持续的抽痛，每天从起床就开始跟着他，直到入睡。这种差别，他告诉安迪，就像是一个月有零星的雷阵雨，以及一个月每天都下着小雨：不强烈但持续不断，是一种令人沮丧、令人衰弱的不舒服。十月的时候，他每天都得使用轮椅，是他连续使用轮椅最长的一段时间。到了十一月，他好转了一些，可以去哈罗德家赶上感恩节晚餐，但他痛得没法上桌，整个晚上都待在卧室里，尽可能躺着不动。他模糊地意识到哈罗德、威廉和朱丽娅轮流进来看他，自己还为破坏了他们的假期而道歉，也依稀听到他们三人和劳伦斯与吉莉安、詹姆斯与凯瑞从餐厅传来的低声交谈。之后，威廉本来想取消这趟不丹之旅的，但他坚持要去，而且他很庆幸他们去了，因为他觉得去那里会有恢复健康的效果：那里的美丽风景，那些高山的清新与安静，而且还可以看着威廉置身溪流和树林之间——威廉在大自然里看起来总是特别自在。

那是个美好的假期，但结束时，他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了。他一开始能说服威廉成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朋友伊利亚（现在主持并操作一个对冲基金）正好跟家人去尼泊尔度假，他们来回纽约都是顺道搭他的私人飞机。他本来担心伊利亚在飞机上会很想讲话，但结果没有。回程时，他很庆幸自己几乎都在睡觉，两脚和背痛得灼热。

他们回到格林街公寓的次日，他根本下不了床。痛得好像整个身体是一条长长的、裸露的神经，两端都磨损了；他感觉只要有一滴水掉到他身上，整个人就会嘶嘶作响。他很少这么疲倦、酸痛到根本坐不起来，而且他看得出威廉非常恐慌——他在威廉面前总会特别努力，免得害他担心。他还得恳求威廉不要打电话给安迪。“好吧，”威廉不情愿地说，“可是如果你明天没有好转，我就要打给他了。”他点点头，威廉叹气。“该死，裘德，”他说，“我就知道我们不该去的。”

但次日，他好转了，至少可以下床了，只是还没办法走路；一整天，他的腿和脚都像是有螺丝朝里钻，但他还是逼自己微笑、谈话、到处移动，不过当威廉离开房间或转开身子，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疲倦得垮下来。

情况就变成这样，他们两个也逐渐习惯了。虽然现在每天都要坐轮椅，他还是尽量多走些路，即使只是走去浴室，而且他会小心保留体力。做饭时，他会确保开始之前把所有东西放在面前的料理台上，免得总是要去冰箱拿；他拒绝了晚餐、派对、开幕仪式、募款餐会的邀约，跟邀请的人和威廉说他工作忙得分不开身，但其实他只是回家，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在公寓里移动。这间公寓大得令人精疲力竭，累了他就停下来休息，然后躺在床上小睡。这样等到威廉回来时，他才有足够的精力聊天。

到了一月底，他终于去见安迪了。安迪听了他描述的状况，仔细帮他检查。“确切地说，你没有什么不对劲。”安迪检查之后说，“你只是年纪大了而已。”

“喔，”他说，两个人都沉默了，不然还能说什么？“唔，”最后他终于说，“或许我会虚弱到可以说服威廉，说我没有力气再去娄曼医生那边了。”因为那年秋天有一夜，他喝醉了发傻，甚至有点太过浪漫，答应威廉他会再去娄曼医生那边九个月。

安迪叹了气，但也露出微笑。“你真的很皮。”安迪说。

现在，他充满深情地回想这段时期，因为就其他每个重要的方面而言，那个冬天都是一段灿烂的时光。十二月，威廉因为《毒苹果》的演出被一个重要的电影奖提名；一月，他得奖了。接着他获得另一个更重要、更有威望的电影奖提名，而且又得奖了。威廉得奖的那天晚上，他刚好去伦敦出差，但是设了凌晨2点的闹钟，好爬起来看在线实况转播；当颁奖人宣布威廉的名字时，他大喊出声，看着威廉满脸笑容地吻了陪他出席的朱丽娅，走上阶梯来到舞台，听着威廉谢谢制片和导演、电影公司、埃米尔、基特、艾伦·图灵本人，还有罗蒙、克雷西、理查德、马尔科姆、杰比，还有“我的岳父母哈罗德·斯坦和朱丽娅·阿特曼，他们总是让我觉得我也是他们的儿子，还有最后也最重要的，谢谢裘德·圣弗朗西斯，我最好的朋友、我毕生的挚爱。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他当时勉强忍着没哭，等到半个小时后终于跟威廉联络上时，他又得忍着哭。“我真是以你为荣，威廉。”他说，“我就知道你会得奖，我就知道。”

“你总是觉得我会得奖。”威廉大笑，他也笑了，因为威廉说得没错：他总是这么想。他总觉得威廉不管被提名什么，都应该得奖；要是没有，他就真的很困惑——不管政治和偏好，那些评审或投票者，怎么可以否定那么优秀的表演、那么优秀的演员、那么优秀的人？

次日早晨开会时，他得忍着别哭，而是愚蠢地不断微笑。他的同事纷纷向他道贺，再度问他为什么没去参加颁奖典礼，他摇摇头。“那些事情不适合我。”他说，也的确如此。所有的颁奖典礼、首映会，所有威廉工作上要参加的派对，他只参加过两三次。过去一年，威廉曾接受某个严肃文学杂志的专访，要做长篇的特写报道，只要是那个作者要出现的场合，他就会避开。他知道威廉没有不高兴，他把他避免露面归因于他重视隐私。这也没有错，但其实不是唯一的原因。

他们成为一对之后不久，《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篇有关威廉的报道，谈到他刚拍完一系列间谍电影三部曲的第一部，配了一张他们两个人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在杰比拖延许久的第五次个展“青蛙与蟾蜍”的开幕酒会上拍的，展览里的画作全都是画他和威廉，但非常模糊，而且比起杰比之前的作品都更抽象（对于这个展览的标题他们不知该做何感想，尽管杰比宣称这个标题充满深情。他们问起时，杰比对着他们尖叫：“阿诺德·洛贝尔[Arnold Lobel（1933——1987），美国著名童书作家及画家。]？听过吗？！”但他和威廉小时候都没看过洛贝尔的童书，还得跑去买，才能搞懂这个典故）。奇怪的是，这个展览让他的同事和同辈真正知道他们是一对，甚至比当初一开始报道威廉新生活的《纽约》杂志还要有影响力，尽管展览中大部分画作依据的照片，都是他们在一起之前拍的。

这个展览也将证实（一如杰比后来所说的）杰比的优越地位：他们都知道杰比的作品销售状况很好，获得很正面的评论，而且得到了许多奖金和荣誉，但他一直很介意理查德被美术馆邀请办过生涯中期的回顾展（亚裔亨利·杨也有），他自己却没有。但是在“青蛙与蟾蜍”之后，事态有了根本的转变，就像《梧桐法院》是威廉事业上的突破点，多哈博物馆是马尔科姆事业上的突破点，如果他自夸一点，马格瑞夫与贝斯凯的诉讼案也是他事业上的突破点。直到他踏出了朋友圈，才明白这个突破（他们都期望过并且终于得到）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罕见，也更珍贵。在他们四个人之中，只有杰比确定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突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和马尔科姆和威廉从来没有这样的确定感，所以当这个突破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都糊里糊涂的。尽管这样的转机，杰比等得最久，但终于等到时，他相当冷静，身上的一些棱角似乎被磨平了；认识杰比这么久，这是他们第一次觉得他变得圆滑，那种长年带刺的幽默感从杰比身上消失了，仿佛静电被消磁，总算安静下来。他很替杰比高兴；他很高兴杰比现在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认可，而且他认为在“秒，分，时，日”那次个展后，杰比就该得到认可了。

“问题是，我们两个谁是青蛙、谁又是蟾蜍？”威廉说。他们第一次看那个展览的作品，是在杰比的工作室，那天深夜他们买了那几本童书回家念给对方听，一边念一边忍不住大笑。

他微笑；此时他们躺在床上。“很明显啊，我是蟾蜍。”他说。

“不，”威廉说，“我想你是青蛙；你眼珠的颜色跟它的皮肤一样。”

威廉的口气好认真，听得他咧嘴笑了。“那就是你的证据？”他问，“那你跟蟾蜍有什么共同点？”

“我想我有一件跟它一样的夹克。”威廉说，他们又开始大笑。

但其实他知道：他才是蟾蜍，看着《纽约时报》那张他们两个合影的照片，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他不太为自己担心（他现在尽量不要在乎自己的焦虑），而是为威廉担心，因为他意识到他们是多么不相配、不正常的一对。他替威廉感到难为情，也担心他光是出现，就可能会害到威廉。于是他设法避免跟威廉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他总是觉得威廉有办法让他更好，但这些年来他一直担心：如果威廉能让他更好，那不就表示他会害威廉变糟？同样的，如果威廉能让他成为一个比较不碍眼的人，那他不也害威廉变丑了？他知道这个想法不合逻辑，但反正他就是这样想。有时他们准备好要出门时，他会在浴室的镜子里看自己一眼，看着自己愚蠢、高兴的表情，荒谬、怪诞得像只猴子穿上昂贵的衣服。他很想揍镜子里的自己一拳。

但他担心被人看到自己和威廉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随之而来的曝光。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担心有一天某个来自他过去的人，某个顾客或少年之家的某个男孩——会想联络他，会想跟他勒索封口费。“不会有人这样做的，裘德，”安娜曾安慰他，“我保证。如果他们去找你，就得先承认他们是怎么认识你的。”但他一直很害怕，而这些年来，曾经有少数几个鬼魂出现。第一个是他刚去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后不久，只是一张明信片，寄信人宣称在少年之家认识他，这个人有个大众化的名字罗伯·威尔森，他根本完全不记得。接下来一星期他都很恐慌，几乎无法睡觉，心里想象着各式各样的剧本，每一个都恐怖，但又避免不了。要是这个罗伯·威尔森联络哈罗德和他事务所的同事，跟他们说他以前是什么样子、做过什么事呢？但他逼自己不要有反应，不要做他想做的事情，例如写一封近乎歇斯底里的制止信，那只会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以及他的过去——而他再也没有接到罗伯·威尔森的消息。

但少数几张他和威廉的合照在媒体刊登后，他又收到了两封信和一封电子邮件，都是寄到办公室的。其中一封信和电子邮件，寄来的人都是宣称跟他一起在少年之家待过的，但再一次，他还是不认得他们的名字，也从没回信，于是他们没再联络他。但第二封信里有一张黑白照片，里头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孩躺在床上，照片质量差到他根本看不出那是不是自己。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做了多年前未成年、还在费城医院的病床上时被交代过的事情：万一有顾客猜出他的身份，想跟他联系，他就把那封信放进一个信封，寄去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那个小组的人一直知道他在哪里，每隔四五年，都会有探员到他工作的地方拜访他，拿一些照片给他看，问他是否记得某个男人；即使过了几十年，他们还是陆续查出当年特雷勒医生或卢克修士的朋友与同党。除了这些拜访，他很少接到进一步的警告，而且多年来，他已经逐渐学会如何在探员来访后消除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会让自己置身于人群中，置身于社交场合、噪音和嘈杂的环境中，那些都是眼前生活的种种证据。

在他收到那封附照片的信、将之转寄给联邦调查局期间，他感觉到强烈的羞愧和孤单。这时他还没告诉威廉他的童年，而且他从来没告诉安迪足够的背景信息，所以安迪也不清楚他经历过的种种恐怖状况。然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找了一家侦探社（但不是罗森·普理查德习惯找的那家），查出他的一切。那个调查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查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信息，至少没查出确实能把他这个人和他童年联系起来的证据。这以后他才终于放心，相信安娜说得没错，接受他过往的大部分事迹都已被彻底抹去，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知道最多的人、曾经见证或促成事情发生的人，包括卢克修士、特雷勒医生，甚至安娜全都死了，而死人不会说话。你安全了，他会提醒自己。虽然他安全了，但并不表示他失去警觉，也不表示他想让自己的照片登上杂志和报纸。

他当然知道，和威廉在一起的生活就是这样，也可以接受，但有时他真希望可以有所不同，不必那么小心谨慎，可以像威廉那样公开地提起自己的伴侣。空闲的时候，他会一次又一次在计算机上播放威廉的得奖感言片段，感到一种晕眩，就像哈罗德第一次跟别人说他是自己的儿子那样。这真的发生了，当时他心想。这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现在，他感觉到同样的兴奋：他真的是威廉的伴侣了。他对自己说。

三月时，颁奖旺季的尾声，他和理查德在格林街帮威廉办了一个派对。五楼存放的一大批柚木雕花门框和长椅刚运走，理查德在天花板上用绳子吊起成串的灯泡，每面墙上都排列着装了蜡烛的玻璃罐。理查德的工作室主任把他们最大的两张工作台搬上来，他打电话找来外烩厨师和调酒师。他们邀请了他们能想到的每个人：所有共同的朋友，还有威廉所有的朋友。哈罗德和朱丽娅、詹姆斯和凯瑞、劳伦斯和吉莉安；莱昂内尔和辛克莱从波士顿南下，基特从洛杉矶过来，卡罗莱纳从北加州纳帕郡的扬特维尔镇过来，菲德拉和西提任从巴黎过来；威廉的朋友包括从伦敦赶来的克雷西和苏珊娜，以及从马德里来的米盖尔。那天他逼自己站着，在派对上走动，很多他只听威廉说过的人，那些导演、演员和编剧，都走过来跟他说他们多年来听了他很多事情，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他，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他是威廉捏造出来的。他听了大笑，但同时也很难过，觉得好像应该抛开自己的恐惧，多参与威廉的生活。

派对上的好多人都已经多年不见，派对非常忙碌热闹，就是他们年轻时会参加的那种，大家都在音乐声中互相大吼（理查德的一个助理是业余DJ，负责播放音乐）。派对进行几小时后，他累坏了，靠着北边的墙面看大家跳舞。在空间中央起舞的人群中，他看到威廉跟朱丽娅共舞，他微笑地看着，接着注意到哈罗德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也看着他们，露出微笑。此时哈罗德看到他，朝他举起玻璃杯，而他也举杯回应，看着哈罗德挤过人群走向他。

“这是很棒的派对。”哈罗德朝着他的耳边喊。

“大部分都是理查德的功劳。”他也喊回去，但他正要说些别的话时，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于是他和哈罗德看着对方，大笑并耸耸肩。有一会儿他们就站在那，两人都在微笑，看着眼前起舞的人群。他累了，身上很痛，但是无所谓；感觉他的疲倦像是某种甜蜜而温暖的东西，他的疼痛熟悉且在预期之中。在这些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有办法快乐，人生是甜美的。然后音乐换了，变得梦幻而缓慢，哈罗德大吼说他要去把朱丽娅抢过来。

“去吧。”他告诉他，但哈罗德离开他之前，他伸手抱住哈罗德，这是凯莱布事件后他第一次主动碰触哈罗德。他看得出哈罗德很惊讶，接着也很开心。他觉得内疚极了，赶紧放开手，催促哈罗德进入舞池。

这层空间的一个角落放着几个塞满棉花的麻布袋，是理查德布置让大家坐的位子。他朝那里走，此时威廉忽然出现了，抓住他的手。“来跟我跳舞。”他说。

“威廉，”他微笑着提醒他，“你知道我不会跳舞。”

威廉打量着他。“跟我来。”他说。他跟着威廉朝仓库空间的东端走去，来到浴室，威廉把他拉进去，关上门锁住，把他手上的酒杯放在水槽边缘。他们还听得到音乐（是他们大学时代很流行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很难为情，但不知怎么仍会让人融入那种没有歉意的伤感、那种甜美与诚挚中），但是浴室里的声音减弱了，好像是从某个遥远的谷地用管子传送过来的。“手臂抱着我。”威廉告诉他，他照做了。“我左脚朝你前进的时候，你右脚就往后退。”威廉接着说，他又照做。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移动得很缓慢，有点笨拙。他们看着彼此，不说话。“看吧？”威廉静静地说，“你在跳舞。”

“我这方面不太行。”他喃喃说着，很不好意思。

“你跳得很完美。”威廉说。他两脚此时已经酸痛得要命，为了忍住不叫，他全身开始冒汗，但他还是持续移动，只是动作非常小，小到这首歌接近尾声时，他的脚没再离地，两人只是站在原地摇晃，威廉抱着他，免得他倒下来。

他们从浴室出来时，最近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他脸红了。他和威廉上一次、最后一次做爱已经是十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威廉咧嘴笑着举起一只手，像个刚赢得一回合的拳击手。

接着是四月，他的47岁生日，然后是五月，他两边小腿各长了一个疮，威廉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拍那部间谍片三部曲的第二部。他跟威廉提了脚上的疮，威廉很烦恼；他现在尽量在事情发生时就告诉威廉，即使是他觉得不重要的事。

但是他不担心。多年来，这种疮他长过多少个了？几十个；上百个。唯一改变的，就是他设法解决这些疮的时间。现在他每星期去安迪的诊所两次：每个星期二的中午和星期五晚上，一次去清创，一次去让安迪的护士帮他做负压伤口治疗。这种治疗必须先把一片消过毒的泡棉盖在疮口上，然后用一个真空吸尘的管口在泡棉上方移动，把坏死的组织往上吸入泡棉里。安迪觉得他的皮肤太脆弱，不适合做这种治疗，但最近几年他似乎都可以承受，而且结果证明，这比纯粹清创效果更好。

随着他的年纪变大，那些疮也持续恶化，这包括了出现频率、严重等级、伤口大小、不舒服和需要照料的程度。二十年前，他腿上长疮照样能走很长的路，但那样的日子早已远去（尽管很痛，腿上有个疮，仍从唐人街漫步到上东城的记忆如今陌生又遥远，简直不属于他，而是别人的）。他年轻时，一个疮痊愈可能要花几个星期，但现在就要拖上好几个月。在他身上所有的毛病中，他最冷静对待的就是这些疮，然而他还是没法习惯这些疮的出现。他当然不怕血，但是多年下来，看到脓或伤口溃烂，看到自己的身体为了痊愈拼命设法杀掉一部分的自己，他还是会心神不宁。

等到威廉拍完戏回家，他的状况还没有好转。现在他的小腿上有四个疮了，他头一回同时有这么多疮。他还是设法每天走点路，但有时连站着都很困难。他很警觉地剖析自己的努力，想判定自己想走路是以为自己可以走，还是想借由走路向自己证明他办得到。他感觉自己瘦了，而且日益虚弱（他现在连每天的晨泳都办不到），但直到目睹威廉的表情，他才确定。“小裘，”威廉低声说，然后跪在他旁边的沙发上，“真希望你早点告诉我。”但好笑的是，实在没什么好告诉他的，他一直有这些病痛。除了双腿、两脚、背部以外，他觉得还好。他觉得精神上很健康——他不愿意这样讲自己，好像脸皮太厚了。他每星期只割自己一次。夜里他会不自觉地吹起口哨，脱掉长裤，检查绷带周围，确定伤口没有渗出液体。人们会习惯自己身体所给予的，他也不例外。如果你的身体很好，你就会期望身体出色、持续地运转。如果你的身体不好，你的期望就不同了。至少，这是他设法接受的。

威廉七月底回纽约后不久，答应了终止他与娄曼医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沉默不语的医患关系，因为他实在没有那个时间。以前他每周有四小时花在医生诊所（两小时去安迪那里，两小时去娄曼那里），现在他需要收回其中的两小时，每周去两次医院，脱掉长裤、把领带甩到肩膀后头，滑进像玻璃棺材的高压舱，躺在里头做自己的工作，希望灌进来的高压氧有助于伤口的愈合。他觉得很内疚，去娄曼医生那做了十八个月的心理咨询，他几乎什么都没透露，大部分时间只是幼稚地保护自己的隐私，设法什么都不要说，浪费双方的时间。但他们少数讨论过的主题，就是他的两腿，不是如何变成残废，而是照顾这两条腿要花的各种工夫。最后一次心理咨询，娄曼医生问他，如果不能好转，要怎么办。

“截肢吧，我猜。”他当时说，故意装出一副不在乎的口气。他当然很在乎，而且没什么好猜的：他很确定自己有一天会死，也很确定到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两条腿。他只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太早发生。拜托，有时躺在玻璃舱里，他会哀求他的腿。拜托，再给我几年就好。再给我十年。让我完整熬到50岁、60岁。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我保证。

但是到了夏末，他对新一波的病情和治疗已经司空见惯了，都没注意到这会对威廉造成什么影响。八月上旬，他们在讨论威廉的49岁生日要怎么过（做点什么？什么都不做？），威廉说他觉得今年就低调一点吧。

“唔，那我们明年再来办个大的，庆祝你的50岁生日，”他站在炉子前说，“如果我到时候还活着。”直到他发现威廉没吭声，抬头看到威廉的表情，才明白自己说错话了。“威廉，对不起。”他说，关掉炉子，缓慢而痛苦地走向威廉，“对不起。”

“裘德，这种事不能开玩笑的。”威廉说，用双手拥住裘德。

“我知道，”他说，“原谅我。我太蠢了。明年我当然还在。”

“还有接下来很多年。”

“还有接下来很多年。”

现在是九月了，他躺在安迪诊所的检查台上，包扎的绷带揭开来，那些伤口还是像石榴般没有收口。夜里回家，他和威廉躺在同一张床上。他常常意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是多么不可能，也常常为自己不情愿履行伴侣间最核心的责任之一而觉得内疚。每隔一阵子，他就想着要再试一次。然而当他要开口跟威廉说的时候，他又停下来，机会就这样无声地溜走了。他庞大的内疚感还是无法压倒那种放松与庆幸之感：庆幸以他的种种无能，居然能保住威廉，真是一个奇迹，而且他总是利用各种方式向威廉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某天夜里他醒来，全身大汗，身子底下的床单感觉像是从水洼里拖出来似的。他在糊涂的状态中想下床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办不到，跌在地上。威廉醒了，拿了温度计让他放在舌下，自己站在旁边等。“三十八度九，”威廉看了温度计之后说，手掌放在他额头，“可是你身上很冷啊，”威廉看着他，满脸忧虑，“我要打电话给安迪。”

“不要打给他，”他说。就算发烧，全身冰冷又冒汗，他却觉得很正常，不觉得自己病了，“我吃点阿司匹林就没事了。”于是威廉拿了药给他，又拿一件衬衫让他换，再把床单换掉。两个人又睡着了，威廉用身体包着他。

次日晚上，他再度发烧醒来，冷得打战，全身冒汗。“办公室在流行某种东西，”这回他跟威廉说，“好像是四十八小时的病毒。我一定是染上了。”他又服用了阿司匹林；药效发挥后，他再度睡去。

次日是星期五，他去安迪的诊所清理伤口，但没提到前一夜的发烧，因为白天就退烧了。那一晚威廉不在，去跟罗蒙吃晚餐，他提早吞了阿司匹林就上床睡觉。他睡得很熟，连威廉回来都没听到，但次日早晨醒来时，他浑身大汗，像站在莲蓬头下，四肢麻痹而颤抖。在他旁边，威廉发出轻微的鼾声，他缓缓坐起身，双手抚过汗湿的头发。

那个星期六，他真的好转了，还去了事务所工作。威廉则跟一个导演碰面吃午餐。那天傍晚，他要离开办公室前，先传了短信给威廉，叫他问理查德和印蒂亚要不要去上东城吃寿司，那家小餐厅他和安迪有时看诊后也会去。格林街附近有两家他和威廉最喜欢的寿司店，但两家都在地下室且没有电梯。那些阶梯对他来说太困难了，他们有好几个月没去。那天夜里他吃得很好，吃到一半就觉得累极了，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很开心，很庆幸在这个温暖的小地方，上方是亮着黄色灯光的纸灯笼，眼前木屐似的厚木板上放着一片片威廉最爱的鲭鱼生鱼片。中间有一度，他因为疲累和深情，靠在旁边的威廉身上，但自己根本没意识到，直到威廉伸出手臂拥着他。

稍后，他在两人的床上茫然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他看到哈罗德坐在旁边看着他。“哈罗德，”他说，“你怎么来了？”但哈罗德没说话，只是忽然扑向他，他突然涌上一阵作呕的感觉，明白哈罗德想脱掉他的衣服。不，他告诉自己。不要是哈罗德。不可能是这样。这是他最深、最丑陋、最秘密的恐惧之一，而现在成真了。接着，他旧日的本能苏醒：哈罗德是另一个顾客，他会奋力击退他。他大喊，扭着身子，拼命舞动双臂，踢着双腿，设法威吓，想赶走眼前这个沉默、坚决的哈罗德，又尖叫着要卢克修士帮他。

忽然间，哈罗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威廉。他的脸凑得好近，说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但威廉的脑袋后方，他又看到了哈罗德，一脸奇怪、严肃的表情，于是他又开始挣扎。在他上方，他听到有人讲话，是威廉在跟某个人交谈。即使在恐惧中，他仍听得出威廉也很害怕。“威廉，”他大喊，“他想伤害我；别让他伤害我，威廉。帮我。帮我。帮我——拜托。”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一段黑掉的时间。等他再度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威廉。”他对着房间说。威廉立刻出现了，坐在他床旁边，握着他的手。有一条塑料软管从他手背蜿蜒出去，另一只手背也有。“小心点，”威廉告诉他，“有静脉注射管。”

有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威廉抚摸着他的额头。“他想攻击我，”他终于结结巴巴地向威廉坦白，“我从来没想到哈罗德会对我这样，怎么都想不到。”

他看到威廉全身僵硬起来。“不，裘德，”他说，“哈罗德没来。你因为发烧引发了谵妄；那样的事情根本没发生。”

他一听，放心又惊恐。放心是因为听到这不是真的；惊恐则是因为那一幕很真实，好像真的发生了。同时这也解释了他的状态，他的想法和恐惧，竟然会让他这样想象哈罗德？他的脑子太残忍了，竟然说服他去对付一个他这么努力信任的人，一个始终对他只有关怀的人？他感觉到眼中浮出眼泪，但忍不住问威廉：“威廉，他不会那样对我，对不对？”

“对，”威廉说，声音紧绷，“绝对不会的，裘德。哈罗德永远、永远不会那样对你的，绝对不可能。”

他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威廉跟他说是星期一，他恐慌起来。“上班。”他说，“我得去上班了。”

“妈的不要想了，”威廉凶巴巴地说，“我打电话去事务所了，裘德。你哪里都不能去，先等安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说。”

哈罗德和朱丽娅稍后也赶到了。他逼自己响应哈罗德的拥抱，尽管他根本不敢正眼瞧他。隔着哈罗德的肩膀，他看到威廉朝他安慰地点着头。

安迪进来时，他们都在。“是骨髓炎。”他低声对他说，“一种骨头的感染。”他解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得住院至少一星期。“一星期！”他大叫，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抗议，其他四个人就开始吼他。也可能住两周，直到控制住发烧为止。他们会用中央静脉导管为他打抗生素，但接下来十到十一周，还是得在家治疗。每天都会有护士过去帮他注射点滴：总共需要一小时，他一次都不能漏掉。他又试着抗议，安迪阻止了他。“裘德，”安迪说，“情况很严重，我是说真的。我他妈的才不管罗森·普理查德。你想保住两条腿，就要乖乖治疗，而且要听我的话，懂了没？”

他周围的其他人都闷不吭声。“懂了。”最后他终于说。

一个护士进来帮他准备，好让安迪置入中央静脉导管；导管将从他右边锁骨下方的锁骨下静脉插入。“这根血管很不好找，因为非常深。”那个护士说，拉下他病人袍的领口，用酒精棉擦拭了皮肤上的一块地方。“但是你很幸运碰到康垂克特医生。他很会用那些针，一次失误都没有过。”他不担心，但他知道威廉很担心，两人握着手，让安迪把那根冰冷的金属针插入他的皮肤，接着是成卷导线穿入他体内。“不要看。”他告诉威廉，“没事的。”于是威廉改盯着他的脸，他设法保持表情镇定不动，直到安迪弄完，贴好那根连到他胸部的塑料细导管。

他睡去了。本来他以为可以在医院工作，但是他身体疲累、头脑昏沉的情况远远超过预期。他跟事务所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及一些同事开完会之后，体力已所剩无几。

哈罗德和朱丽娅离开了，各自回去上课和上班，但除了理查德和少数工作上的人，他们没告诉任何人他住院了；反正他不会待太久，而且威廉判定他需要睡眠，胜于接受探病。他还在发烧，不过温度没那么高了，也没再出现谵妄。奇怪的是，发生了这一切，但他觉得自己即使不乐观，至少也算冷静。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很清醒，沉默不语，他决心违抗他们，违抗每个人一直告诉他的那种严重状况。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威廉就把医院讲成康垂克特酒店，借此向安迪致意，感觉上他们好像一直都这么讲。早在利斯本纳街时代，有一回奥特伦餐厅的一个副主厨心情很好，值班结束时偷拿了一块牛排给威廉。当他回家切那块牛排时，“小心点。”威廉跟他说，“那把切肉刀利得很，要是你把大拇指切下来，我们又得去康垂克特酒店了。”还有一回，他因为皮肤感染住院，发短信给威廉（当时他在外地拍戏）：“我在康垂克特酒店。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不希望你从马尔科姆或杰比那边听到。”但现在，当他试着拿康垂克特酒店开玩笑，抱怨酒店的供餐和饮料越来越差，床单的质量很烂时，威廉都没反应。

“裘德，这不好笑。”他在星期天晚上厉声说。当时他们正在等哈罗德和朱丽娅带晚餐过来。“我希望你他妈的别再开玩笑了。”他沉默下来，两个人看着彼此。“我好害怕。”威廉低声说，“你病得这么重，我都不晓得接下来会怎样，我好害怕。”

“威廉，”他柔声说，“我知道。我很感激你。”他赶紧说出口，趁威廉还来不及说他不需要他的感激、只需要他把这个情况当回事之前。“我会听安迪的话的，我保证。我保证我会把这当一回事，而且我保证我现在没有任何不舒服。我觉得很好。一切都会没事的。”

十天后，安迪很满意他的烧退了。于是他出院，回家休息两天，星期五就回去上班了。他以前一直抗拒雇用司机。他喜欢自己开车，喜欢那种独立和隔绝。但现在威廉的助理帮他雇了司机，是个严肃的小个子男人艾哈迈德先生，于是他上下班途中，就在车上睡觉。另外，艾哈迈德先生每天下午1点还会去接护士到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那名护士叫帕特里齐亚，话很少，但非常温柔。他的办公室全是玻璃墙，外头是大办公厅。他会放下窗帘，脱下西装外套、领带、衬衫，只穿汗衫躺在沙发上，盖着毯子。帕特里齐亚会帮导管消毒，检查周围的皮肤，确定没有感染的迹象（没有肿起，没有发红），然后帮他做静脉注射，等药物滴入导管，再进入他的血管。他等待的时候，仍然照样工作；护士则会阅读一本护理学报，或是打毛线。很快地，这变成他的日常：每周五他会去看安迪，让他为那些疮清创，检查他的状况，然后送他到医院拍X光片，以便追踪他的感染情形，确保没有扩散。

他们没办法出城度周末，因为他需要持续治疗。到了十月初，他打抗生素四周后，安迪宣布他跟威廉谈过了，如果他不介意，他和简打算跟他们一起去加里森村过下个周末，他会亲自帮他打点滴。

难得能离开纽约市，回到他们那栋房子，真是太棒了，而且他们四个很乐于有彼此为伴。他甚至觉得好多了，带着安迪在整片产业转了一圈，做个简略的介绍。之前安迪只有春天或夏天来过，秋天的景色完全不同：粗犷、哀愁、动人，谷仓屋顶黏着落下的黄色银杏叶，看起来像是铺了一层层金箔。

那个星期六用晚餐时，安迪问他：“你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三十年了吧？”

“我知道。”他微笑。其实他还为了相识三十周年，买了礼物要送安迪，只是还没告诉他而已——出钱让他们全家参加非洲狩猎之旅，随时都可以去。

“三十年的不服从。”安迪哀叹，其他人都大笑起来。“我在各个顶尖机构累积了多年的经验和训练，三十年来提供各种珍贵的医学建议，结果被一个企业律师置之不理，因为他判定他比我还了解人类生物学。”

他们笑声停止后，简说：“不过安迪，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裘德，我绝对不会嫁给你的。”简对着他说，“读医学院的时候，我老觉得安迪是那种自我中心的讨厌鬼；他太狂妄了，简直是目中无人……”“什么！”安迪说，假装很受伤。“我以为他会变成那种典型的外科医生，你知道，‘不见得永远正确，但是永远很有把握。’但后来我听他谈起你，知道他有多么喜欢你、多么尊敬你，于是我想，他身上或许还有其他的优点。结果我想得没错。”

“你的确想得没错。”大家又大笑完毕后，他告诉简，“一点都没错。”然后大家都看着安迪，害他不好意思起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

隔周，威廉开始排练新戏。一个月前他生病时，威廉退出了那部电影，制片方因此延期，现在他状况够稳定了，威廉又答应回去。那部电影是《绝望的性格》旧片新拍，大部分在隔了一条河的布鲁克林高地拍摄。他不明白威廉一开始为什么要退出，但他很开心看到威廉又开始工作，而不是成天守着他，一脸忧虑地问他是否确定自己有力气做一些非常基本的、他想要做的事，比方去杂货店，做一顿饭，或是工作到很晚。

十一月初，他因为发烧再度住院，不过只住了两晚就出院了。帕特里齐亚每周帮他抽血，但安迪跟他说他得耐心点；骨头感染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根除，而且在十二周的疗程结束前，他大概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否痊愈。但除此之外，一切都继续缓慢向前：他去上班，去医院躺在高压舱内治疗，做负压伤口治疗，做清创。抗生素造成的副作用之一是腹泻，另一个是恶心。他体重减轻的程度连自己都知道有问题；他重新定做了两套西装和八件衬衫。安迪专门给他开了给营养不良的儿童服用的高热量饮品，他每天服用五次，然后喝一大堆水去除像粉笔黏着舌头的味道。除了在办公室的时间，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听话，顺从安迪的每一个警告。他试图不要去想这回发病会怎么结束，试着不要担心自己。但是在夜里安静的时刻，他脑袋里会回放最近一次安迪帮他检查时所讲的话：“心脏：完全正常。肺脏：完全正常。视力、听力、胆固醇、前列腺、血糖、血压、血脂肪、肾功能、肝脏功能、甲状腺功能：完全正常。裘德，你的身体尽力为你服务了，你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才行。”他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光只有这些而已——比如，循环：不完全正常；反射：不完全正常；腹股沟以下的所有部位：功能不全。但他设法从安迪的保证中得到安慰，提醒自己状况有可能更糟；提醒自己：基本上，他依然是个健康的人，依然是个幸运儿。

十一月下旬，威廉拍完了《绝望的性格》。他们到哈罗德和朱丽娅在纽约的公寓过感恩节。他们夫妇隔周的周末就会来纽约看他，但他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个都很努力不说他瘦了，不说他晚餐吃得好少。感恩节这星期刚好也是他抗生素疗程的最后一星期，他又做了另一轮血液检验和X光检查，然后安迪跟他说疗程结束了。他跟帕特里齐亚说再见，希望是最后一次；他还送她一个礼物，感谢她的照顾。

他腿上的疮缩小了，但还是不如安迪的预期。于是依照安迪的建议，他们留在加里森村的房子里过圣诞节。他们保证那个星期会过得很安静；反正其他人都会离开纽约，只剩他们两个加上哈罗德和朱丽娅。

“你们两个的目标就是睡觉和吃东西。”安迪说，他打算利用圣诞假期去旧金山拜访贝基特，“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希望看到你增加五磅。”

“五磅很多。”他说。

“五磅。”安迪又说一次，“之后，最好再增加十五磅。”

圣诞节当天，他想到一年前的今天，他和威廉在不丹首都普那卡一片低矮起伏的山坡上，沿着山脊而行。他们走过国王打猎的小屋后方，那是一栋简单的木造建筑物，看起来像住满了乔叟笔下的朝圣者，而非皇室家族。朱丽娅和威廉去附近他们熟悉的农场骑马了；他告诉哈罗德他想散步，觉得自己很久没那么强壮了。

“不知道，裘德。”哈罗德谨慎地说。

“别这样嘛，哈罗德，”他说，“走到第一张石凳就好。”马尔科姆在房子后方的森林辟出一条小径，沿途设置了三张石凳。第一张在大约全程三分之一处的湖畔；第二张在中间点；第三张在三分之二处。“我们慢慢走就好，而且我会带着拐杖。”他已经好多年没用拐杖了，上一次是他还不满20岁的时候，但现在他只要走超过五十码，就得使用。最后，哈罗德终于同意了，他趁着哈罗德改变心意之前，赶紧抓了围巾和大衣出门。

来到户外，他的幸福感增强了。他喜欢这栋房子：他喜欢它的外观、它的安静，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它是他和威廉的，尽管跟利斯本纳街那间公寓差太多了，但同样是他们两个共有的，是他们一起布置并共享的。这栋房子的正面是一连串玻璃立方体，面对另一片森林。屋前有一条漫长的之字形车道穿过森林，所以在某些角度只能看到房子的一部分，另一个角度又完全看不到。到了夜晚，亮灯之后，整栋房子就像发光的灯笼，因此马尔科姆在他的专题文章里将这里命名为“灯笼屋”。房子背面的外头是一片宽阔的草坪，再过去是一片湖。草坪尽头有一个游泳池，里头铺着石板，因此即使在最热的天气里，池水依然冰凉清澈。另外，谷仓里还有室内游泳池和起居室；谷仓的每一面墙都可以掀开并拆下，所以整个室内可以跟户外相连，早春有牡丹和紫丁香盛开，初夏时屋顶垂下成串的紫藤花。七月时，房子右边的原野被盛开的罂粟花染红；房子左边的原野上，他和威廉撒了几千颗野花的种子，有波斯菊、雏菊、洋地黄和雪珠花。他们刚搬进来不久的一个周末，曾花了两天在屋前和屋后的森林里，在栎树和榆树周围长满青苔的小丘旁种下铃兰，还到处撒了薄荷种子。他们知道马尔科姆并不赞同他们的造景方式，他觉得他们太感情用事又老套。他们知道马尔科姆的想法大概没错，但同时他们也不太在乎。春天和夏天，当空气充满芬芳时，他们常常想起利斯本纳街那间丑得吓人的公寓，才又想到他们当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眼前这样的地方，美得这么单纯而无可否认，有时简直像是幻觉。

他和哈罗德朝着森林走去，崎岖不平的小径比当初盖房子时要好走。即使如此，他还是必须专心，因为小径每一季只清理一次，中间那几个月就凌乱地散布着小树、蕨类、树枝和落叶。

他们还没走到通往第一张石凳的一半，他就知道自己犯了错。才走下草坪，他的双腿就开始抽痛，现在连两脚也在抽痛，每走一步都是酷刑。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拐杖抓得更紧，设法转移不适，咬紧牙关继续向前走。等他们走到第一张石凳（其实只是一块暗灰色的石灰岩巨石），他已经头晕目眩，两人在那里坐了好久，看着冷天里的一片银色湖面聊天。

“好冷，”最后哈罗德终于说，的确很冷；他可以感觉到长裤下的岩石传来寒意。“我们该回去了。”

“好吧。”他咽下口水，站起来，几乎立刻感到有一道热辣的剧痛从双脚往上蹿。他猛吸一口气，但哈罗德没注意。

他们才走进森林三十步，他就叫住哈罗德。“哈罗德，”他说，“我得……我得……”但是他没法讲完。

“裘德，”哈罗德说。他看得出哈罗德很担心。他走过来抓住他的胳膊，绕到自己的脖子后方，然后握住他的手，“尽量靠在我身上。”哈罗德说，另一只手臂则环绕他的腰部。他点点头。“准备好了？”他又点头。

他设法再走二十步，走得很慢，双脚纠缠在枯叶间，之后就再也走不下去了。“哈罗德，我没办法了。”他说。此时，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了，那疼痛太剧烈，完全不像他长久以来的任何痛法。打从他离开费城那家医院以来，他的两腿、背部和双脚就没有这么痛过了。他放开哈罗德，倒在森林里的地上。

“啊，天啊，裘德。”哈罗德说，弯腰查看他，把他扶起来靠坐在一棵树干。他心想自己怎么会这么愚蠢、这么自私。哈罗德都72岁了。他不该要求一个72岁的老人做这么费力的事，即使是个健康得令人佩服的72岁老人。他无法张开眼睛，因为整个世界在绕着他旋转，但他听到哈罗德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威廉，只是森林太浓密了，信号很差，哈罗德诅咒着。“裘德，”他听到哈罗德说，但声音很模糊，“我得回屋拿你的轮椅。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他勉强点了头，感觉到哈罗德把他的大衣扣子扣好，将他的双手塞进大衣口袋里，还用某个东西包着他的双腿，他随即明白那是哈罗德自己的大衣。“我马上就回来。”他听到哈罗德的双腿奔跑着离开，一路踩过树枝和树叶，发出嘎吱声。

他把头转向一侧，觉得下方的土地在危险地移动着，于是他吐了，把那天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他觉得那些东西滑出嘴唇，沿着一边脸颊流下。之后他觉得好一点了，又把头往后靠着树干。他想起自己逃离少年之家后在森林待过的那段时间，想起他当时多么希望那些树能保护他，现在他又生起同样的希望了。他一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摸索着他的拐杖，然后尽力握紧。在他眼皮后面，一片明亮的光点爆成满天的彩色碎纸，又闪烁成为一抹抹多油的污痕。他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声和双腿，把那两条腿想象成两根笨重的木块，里头钻入了几十根长长的金属螺丝，每根都粗得像大拇指。他想象此时那些螺丝被反向转出来，每一根都缓缓脱离他的腿，“叮”一声落在一片水泥地上。他又吐了。他好冷。他可以感觉到自己开始抽搐。

这时，他听到有人跑向他，还没听到那人开口，他就闻出威廉身上那股甜甜的檀香味。威廉来到他面前，抱起他时，整个世界又开始摇晃。他想自己又要吐了，但结果没有。他的右手臂绕着威廉的颈背，吐过的那边脸靠在威廉的肩膀上，让自己被抱起来。他可以听到威廉在喘气。他的体重不如威廉，但两人身高一样。他知道自己一定很重，仍握在手里的拐杖撞击着威廉的大腿，他的小腿则敲着威廉的肋骨。他很庆幸地感觉到自己被放低到轮椅上，听到上方传来威廉和哈罗德的声音。他弯腰，前额靠在膝盖上，被推出森林，经过上坡来到屋里，一进门，就被搬上床。有人脱掉他的鞋子，他痛得尖叫又道歉；有人擦了他的脸，有人抓着他的双手，让他抱住一个装了热水的瓶子；有人用毯子裹住他的双腿。在他上方，他听得到威廉很生气——“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去那么远？你明知道他妈的他根本做不到！”然后，哈罗德充满歉意又悲惨地回答：“我知道，威廉。对不起。我太白痴了。但他是那么想出去。”他想讲话，帮哈罗德辩护，跟威廉说这是他的错，说是他逼哈罗德跟他去的，但他没办法。

“嘴巴张开。”威廉说。他感觉一颗苦得像金属的药丸被放在舌头上，接着是一杯水朝着他的嘴唇倾斜。“吞下去。”威廉说。他照做了，没多久，他就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他转头看到威廉躺在他旁边，凝视着他。“对不起。”他轻声说，但威廉什么都没说。他伸出一只手抚着威廉的头发。“威廉，”他说，“那不是哈罗德的错。是我逼他陪我去的。”

威廉冷哼一声。“显然是，”他说，“可是他不该答应。”

他们沉默了好久。他想到自己必须说出来，那是他总是在思索、但从来没法清楚表达的事。“我知道这件事你一定觉得很不合逻辑，”他告诉威廉，威廉也望着他，“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残障。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是。我知道我是残障。我残障的时间已经是没残障时的两倍了。你只知道我这个样子：是一个——需要帮忙的人。但是我记得的自己，是随时想走就能走、想跑就能跑的人。

“我想每个变成残障的人，都认为自己被夺走了一些东西。但我猜想，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承认自己是个残障，那么我就是向特雷勒医生认输，让特雷勒医生决定我人生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假装自己不是残障；假装我还是认识他之前的那个自己。我知道这不合逻辑也不切实际。但最重要的，我很抱歉是因为——因为我知道这样很自私。我知道我的假装连累了你。所以——我不会再假装了。”他吸了口气，闭上眼睛又张开。“我是残障，”他说，“我是残废。”这很愚蠢（毕竟他都47岁了；他有三十二年可以向自己承认，却都没去做），他觉得自己快哭出来了。

“啊，裘德，”威廉说，随即朝他靠过去，“我知道你很抱歉。我知道这很难接受。我了解为什么你从来不想承认；我真的了解。我只是担心你；有时候我觉得我比你还想要保住你这条命。”

听到这里，他打了个冷战。“不要，威廉，”他说，“我的意思是——某些时候，或许是吧。但现在不要。”

“那就证明给我看。”威廉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会的。”他说。

一月跟二月：他前所未有地忙碌。威廉在排练一出舞台剧。三月：他又多长出两个疮，都在右腿上。现在那疼痛非常难受，他成天坐在轮椅上，只有冲澡、上厕所和更衣时除外。他两脚的痛楚一年多来都没有减轻。但每天早上醒来，把双脚放在地上时，有那么一秒钟，他都会充满希望。或许今天他会觉得好一点。或许今天疼痛会减轻。但从来没有；一点都没有。不过他还是期望着。四月：他的生日。威廉的舞台剧开始公演了。五月：夜里的冒汗、发烧、颤抖、发冷、谵妄又回来了。他又去了康垂克特酒店，被置入中央静脉导管，改从左胸插入。但这回有个改变：这回的细菌不一样；这回，他每八个小时就得打一次抗生素点滴，不是每二十四小时。帕特里齐亚又回来了，现在一天两次：早上6点在格林街；下午2点在罗森·普理查德；晚上10点在格林街，夜班护士雅思敏会过来。从他和威廉认识以来，这次的舞台剧演出，他破天荒只看了一场。他每天的时间被切割得太破碎、被医疗控制得太严重了，实在没法再去看第二次。自从去年首次开始治疗周期以来，他头一次觉得自己逐渐坠入绝望，他觉得自己开始要放弃了，同时，他还得提醒自己必须证明给威廉看，证明他想活着，但其实他只希望停止。不是因为他很沮丧，而是他筋疲力尽了。有一回去安迪那里看诊，结束时，安迪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但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割自己了。他想了想，发现安迪说得没错。他实在太累了，累得根本没想到要割。

“好吧，”安迪说，“我很高兴。但也很遗憾这是你停止的原因，裘德。”

“我也是。”他说。两个人都不说话，他担心，两个人都在怀念割自己是他最严重问题的那些日子。

接着是六月，再过来是七月。他腿上的疮都没有愈合——旧的那些已经超过一年了，比较新的则是从三月到现在，而且几乎都没有缩小。此时，就在七月四日国庆节的周末之后，威廉的演出刚结束，安迪问能不能去他们家跟他和威廉谈谈。他知道安迪要谈什么，于是撒谎说威廉很忙、没时间，仿佛借着拖延这次谈话，就可以拖延他的未来。但是一个星期六傍晚，他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发现他们两个都在公寓里等着他。

安迪要说什么他已经料到了。安迪建议（强烈建议）截肢。安迪很温柔，非常温柔，但从他讲的话那么像排练过、那么正式，他知道他很紧张。

“我们一直知道会有这一天，”安迪开始说，“但这件事不会因此变得比较容易。裘德，只有你知道有多痛、多不方便，自己又能忍受到什么程度。这些我没办法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你已经比大部分人撑得都要久了。我可以告诉你，你一直都非常勇敢。别摆出那个表情，你真的很勇敢。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无法想象你有多煎熬。

“这些都先摆在一旁，即使你觉得还有力气撑下去，眼前还是有一些现实要考虑。我们做的治疗没有用。你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而且你不到一年内发生两次骨头感染，这让我非常警觉。我担心你接下来会开始对某种抗生素过敏，那我们就真的、真的惨了。即使你没有这种过敏，你对这些药物的耐药性也不如我的期望。你的体重掉得太多，多到会出问题，而且我每次看到你，你就更虚弱一点。

“你大腿的组织似乎还够健康，我相当确定可以保住你两边的膝盖。另外裘德，我跟你保证，如果截肢的话，你的生活质量会立刻改善。两脚再也不会痛了。你的大腿不曾有过伤口，我不认为你截肢后需要担忧。现在的义肢比起十年前都好太多了，所以老实说，你的步态大概还会比你用现在这两条腿走还要好、还要自然。这个手术很简单，只要大约四小时，而且我会亲自动手术。住院的恢复期也很短：不到一星期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我们会立刻帮你装上临时义肢。”

安迪停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他。有好一会儿，他们三个人都没说话，然后威廉开始提问，很聪明的问题，都是他自己该问的：接下来，恢复期还要多久？他要做什么样的物理治疗？这个手术有什么风险？他没太认真听那些回答，因为他多多少少知道。自从安迪十七年前第一次跟他提到截肢的可能性，他每年都查过这些问题，演练过这个剧本。

最后，他打断他们。“如果我拒绝开刀，那会怎么样？”他问，他看得出威廉和安迪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如果你拒绝开刀，我们就继续做现在的各种治疗，希望最后有效。”安迪说，“但是裘德，当你还可以决定截肢时，总是比较好的，不要等到你被迫非得截肢。”他暂停了一下，“如果你血液感染，变成败血症，那我们就非得截肢不可，到时候我就没办法担保你还能保住膝盖，也没办法担保感染不会扩散得更厉害，让你失去其他部分，例如一根手指，或是一整只手。”

“但是现在，你也没办法保证我能保住膝盖。”他任性地说，“你没办法担保我以后就不会有败血症啊。”

“没错，”安迪承认，“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保住你膝盖的机会很大。另外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你严重感染的这部分身体去掉，可以预防其他疾病。”

他们又沉默下来。“这个选择听起来根本就是没得选择。”他喃喃说。

安迪叹气。“裘德，就像我之前说的，”他说，“这确实是一个选择。是你的选择。你不必明天就决定，甚至不必这个星期决定。不过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安迪离开了，只剩他和威廉。“我们非得现在谈这件事吗？”他问。此时他终于有办法看威廉了，威廉摇摇头。外头的天空已转成粉红色，日落将会漫长而美丽。但他不想要美丽。他突然好希望自己可以游泳，但自从第一次骨头感染以来，他就没再游过了。他什么都没做，哪里都没去。他必须把伦敦的客户转给同事，因为点滴注射把他绑在纽约。他身上的肌肉都流失了：现在他只有骨头上松软的肉；移动时像个老人。“我要去睡觉了。”他告诉威廉。威廉低声说：“雅思敏再过两小时就要过来了。”他听了好想哭。“没错，”他低头看着地板说，“好吧，那我去小睡一下。等雅思敏来了我再起床。”

那天夜里，雅思敏离开后，他割了自己，他好久没割了；他看着血流过大理石，进入排水口。他知道自己想保住两腿有多么不理性，这两条腿给他惹了这么多麻烦，花了那么多时间，消耗了那么多金钱，引起那么多痛苦，而他还想保住？然而，这是他的，是他的腿。这两条腿就是他。他怎么可能乐意切掉自己的一部分？他知道多年来他已经切掉过太多部分的自己了：肉、皮肤、伤疤。但不知怎的，眼前这件事不一样。如果他牺牲掉他的双腿，他就是承认特雷勒医生赢了；他就是向特雷勒医生投降，向那一夜那片田野的那辆车投降。

而且这回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一旦失去两条腿，他就再也没办法假装了。他再也不能假装有一天他又可以走路，有一天他会好转。他再也不能假装他不是残障。他的怪胎秀元素又会增加一个。他所失去的部分，将成为他这个人第一个、也是永远的定义。

而且他累了。他不想重新学习如何走路。他不想努力增加失去的体重，他很清楚，除了补回第一次和第二次骨头感染失去的，现在还要多补一些回来。他不想又去住院，他不想醒来后茫然又困惑，他不想再经历夜间来袭的恐惧，他不想向同事解释他又病了，他不想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虚弱下去，一再奋战重回平衡的状态。他不想让威廉看到他没有腿，他不想多给他一项挑战、多一个要克服的怪诞状态。他想当个正常人，他唯一想要的就是正常，然而随着每一年过去，他都离正常状态越来越远。他知道把心灵和身体想成是两个分开的、互不兼容的个体是不对的，但他就是会这样想。他不希望他的身体又赢了一场战役，又为他做了决定，让他很无能为力。他不想依赖威廉，不想请威廉抱着他上床或下床，只因为他的手软绵绵的根本没用，不想拜托威廉帮他上厕所，不想让威廉看到他只剩两截尾端圆圆的残肢。他总是假设这个时刻到来之前会有某种警告，他的身体会在严重恶化之前发出警告。他知道，他真的知道，过去这一年半就是在警告他；这是一个漫长、缓慢、持续、无法忽视的警告。但在他的狂妄和愚蠢的期望之下，他选择不去正视那些警告，而是选择相信过去的自己都复原了，所以这回也一样。他给自己这项特权，假设自己拥有无限多的机会。

三天之后的晚上，他又发烧醒来，被送进医院，然后又出院。这回发烧是因为导管附近的感染所引起的，于是那根导管被拿掉了。新的中央静脉导管从他的内颈静脉插入，那里鼓起一块，连衬衫领子都无法完全遮住。

他回家的第一夜，从梦境中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威廉不在床上，于是设法坐上轮椅，滑出房间。

在威廉看到他之前，他先看到他；威廉坐在餐桌旁，头上亮着灯，他背对着书架，望着前方广阔的空间。他面前放着一杯水，一边手肘架在桌上，手撑着下巴。他看着威廉，看到他有多疲倦、多苍老，他明亮的头发开始泛白了。他认识威廉这么久，看过他的脸这么多次了，所以始终无法以新的眼光看他。对他而言，威廉的脸比他自己的脸还熟悉。他知道那张脸的每个表情。他知道威廉每种不同的微笑代表什么意思；看到威廉在电视上受访时，他总能分辨那微笑是真的愉快，或只是出于礼貌。他知道威廉的哪颗牙齿装了牙套，哪几颗是当年被基特逼着去矫正的；当时威廉显然即将成为明星，不会一直只演舞台剧和独立影片，而是开始另一种生涯、另一种人生。但现在他看着威廉，看着他的脸依然很俊美，但也很疲倦，此时他才领悟到，他原以为只有自己才感觉到的那种疲倦，其实威廉也感觉到了。同时他也领悟到，他的人生，以及威廉和他在一起的人生，已经变成了一种苦力，艰辛地在病痛、进出医院和恐惧中跋涉，于是他知道自己将怎么做、必须怎么做了。

“威廉。”他说，看着威廉迅速回过神来，转头看他。

“裘德，”威廉说，“怎么了？你不舒服吗？你下床来做什么？”

“我决定动手术了。”他说，来到威廉旁边，想到他们就像舞台上的两个演员。“我决定动手术了。”他又说了一次。威廉点点头，接着两人向彼此凑近，额头贴在一起，都开始哭了。“对不起。”他告诉威廉，而威廉摇摇头，额头摩擦着他的。

“我很遗憾。”威廉也跟他说，“我很遗憾，裘德。我真的很遗憾。”

“我知道。”他说，他真的知道。

次日他打电话给安迪。安迪听了很放心，但也保持沉默，仿佛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接下来事情进展得很快。他们挑了日期：一开始安迪提议的日期是威廉的生日。虽然他和威廉之前说好，一等他好转，就要好好庆祝威廉的50岁生日，但他不希望就在那一天动手术。所以他们改成八月底，就在往常九月初劳动节连休去特鲁罗的前一个星期。在下一次律师事务所里的管理委员会议上，他简短地宣布了这件事，解释这是自愿性手术，他只会休假一星期，顶多十天，还说没什么大不了，他不会有事的。然后他也在自己的部门宣布了；他告诉同事们，通常这种事他是不会讲的，但他不希望客户担心，不希望他们把事情想得更严重，或是成为谣言和闲聊的目标（虽然他知道还是会）。他在工作上很少透露自己的私人生活，偶尔透露一点，他都看得出大家坐直身子，身体前倾，简直可以看到他们的耳朵抬得更高一点。他见过所有同事的太太或丈夫、女友或男友，但他们从来没见过威廉。他从来不邀威廉去公司旅游，或是每年的假日派对、每年夏天的野餐。“你会很讨厌他们的。”他总是这样告诉威廉，虽然他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威廉到哪里都玩得很愉快。“相信我，”威廉总是耸耸肩，说，“我很愿意去。”但他从来不让他去。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保护威廉，免得害他要面对一连串他一定觉得很无聊的场合，但他从来没想过，他拒绝让威廉参与可能会伤了他的心，威廉可能会希望除了格林街和他们的朋友之外，也能加入他生活的其他部分。这会儿他恍然大悟，于是脸红了。

“有任何问题吗？”他问，其实不期待有人发问。结果一个比较年轻、冷酷但很有效率的合伙律师加布·弗雷斯顿举了手。“弗雷斯顿？”他说。

“我只是想说，我真的很遗憾，裘德。”弗雷斯顿说，周围每个人都喃喃表示赞同。

他想让气氛轻松一点，说（反正也是实话）：“弗雷斯顿，打从我去年跟你说你的红利是多少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讲话这么诚恳。”结果他没说，只是深吸一口气。“谢了，加布。”他说，“谢了，各位。现在回去工作吧。”大家就散开了。

手术预定在星期一。他星期五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但星期六就没去了。那天下午，他收拾了一个袋子准备带到医院；当晚，他和威廉在他们首次庆祝“最后的晚餐”的那家小寿司店吃晚餐。他最后一次接受帕特里齐亚和雅思敏注射是星期四；安迪星期六稍早打电话跟他说他的X光片送过来了，说尽管感染没有减轻，但也没有扩散。“很显然，过了星期一之后，这就不再是问题了。”安迪说，就像安迪那周稍早跟他说：“你下星期一之后就不会再脚痛了。”而他艰难地吞咽着，然后想起，他们要根除的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源头。两者并不一样，但他猜想自己必须心存感激，因为终于能杜绝这个问题了，无论是怎么办到的。

他在星期天晚上7点吃了最后一餐；手术是次日早上8点，所以接下来这一夜不能再吃东西，不能吃药，也不能喝水了。

一个小时后，他和威廉搭电梯到一楼，用自己的脚最后一次走路。他逼威廉陪他去散步，即使开始前，他也不确定自己走得完——他们预定沿着格林街往南走一个街区到格兰特街，往西只走一个街区到伍斯特街，然后往北走四个街区到休斯敦街，往东回到格林街，再往南回到他们的公寓。在他们上方，天空是一片瘀血的颜色，忽然间，他想起自己光着身子被凯莱布赶到街上的那一夜。

他抬起左腿开始走。沿着安静的街道往前，来到格兰特街，右转时，他握住威廉的手，这是他在公共场合从来没做过的事，但现在他紧紧握着，两人再度右转，沿着伍斯特街往北。

他好想完成这一圈散步，但偏偏做不到——到了清泉街，离休斯敦街还有两个街区，威廉看了他一眼，连问都不必问，就带着他往东走回格林街，他因此更放心，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他面临无法避免的状况，做了他唯一能做的选择，不光是为了威廉，也是为了他自己。这段散步几乎难以承受，等他回到公寓，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满脸是泪。

次日早晨，哈罗德和朱丽娅在医院跟他会合，一脸惨白、恐惧。他看得出他们为了他，都刻意不流露情绪；他轮流拥抱并亲吻他们两个，跟他们保证自己会没事的，保证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被带进去准备。自从车祸受伤后，他左腿疤痕周围的腿毛总是参差不齐，但现在他膝盖上下都刮干净了。安迪进来，双手捧着他的脸，吻了他的额头。安迪什么都没说，只是掏出一支马克笔，画了一连串虚线，像摩斯密码的记号，在膝盖底下方的几英寸处形成一个反转的弧，然后安迪说要先离开一下，不过会让威廉进来。

威廉进来，坐在他的床沿，他们默默握着彼此的手。他正要说话，开些愚蠢的玩笑，威廉就哭了起来，不光是哭而已，还哭得非常激烈，哭得弯了腰，呜咽、啜泣得很厉害，他从没看过有人哭得这么惨。“威廉，”他拼命说，“威廉，别哭，我不会有事的。真的。别哭。威廉，别哭了。”他在床上坐起身，双臂抱着威廉。“啊，威廉，”他叹气，自己也快哭出来了，“威廉，我不会有事的，我跟你保证。”但他安慰不了他，威廉一直哭个不停。

他感觉到威廉试着说什么，于是抚摸着威廉的背，要他再说一次。“别走，”他听到威廉说，“别离开我。”

“我保证我不会离开你的。”他说，“我保证，威廉——这个手术很简单。你知道我的手术一定会成功的，好让安迪继续跟我说教，对吧？”

此时安迪走进来。“准备好了吗，两位？”安迪问，接着看到并听到威廉在哭。“啊老天，”安迪说，走过来加入他们的拥抱。“威廉，”安迪说，“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好好照顾他，这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不会让他出任何事的吧？”

“我知道。”他们听到威廉吸了一大口气，“我知道，我知道。”

最后，他们终于让威廉平静下来，看着他边道歉边擦干眼睛。“对不起。”威廉说。但他摇摇头，把威廉拉近跟他吻别。“不必对不起。”他告诉他。

到了手术室外，安迪低头凑向他又亲了一次，这回是脸颊。“之后我就不能再碰你了。”他说，“我要去消毒了。[原文I'll be sterile，亦指“我会不孕”。]”两个人忽然咧嘴而笑，安迪摇着头。“你开这种幼稚的玩笑，不觉得有点太老了吗？”他问。

“那你呢？”他问，“你都快60岁了。”

“早得很呢。”

他们进入了手术室，他凝视上方那个亮白的圆灯。“哈喽，裘德。”他后方一个声音说，他看到那是麻醉师，也是安迪的好友之一，名叫伊格纳提乌斯·姆巴，他在安迪家的晚餐派对上见过。

“嗨，伊格纳提乌斯。”他说。

“从十开始倒数给我听。”伊格纳提乌斯说。他开始倒数，但数完七之后，他再也数不下去；他感觉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右脚趾的刺麻。

三个月后，又是感恩节了，他们在格林街过节。威廉和理查德负责做所有的菜，安排所有的事情，而他一直在睡觉。他的复原比原先预期的更困难也更复杂，他又感染了，前后两次。有一阵子还插了喂食管。不过安迪说得没错：他两边的膝盖都保住了。在医院里醒来，他会告诉哈罗德和朱丽娅，告诉威廉，感觉就像有一头大象坐在他两脚上，屁股前后摇晃，直到把骨头压成齑粉，压得比灰烬还细。但他们从没告诉他这是他想象的，只说护士刚在点滴里加了一种止痛药，他很快就会好过一些。现在，他出现这类幻痛的频率越来越低，不过还没完全消失。他还是很累、很虚弱，于是理查德拿了一张有脚轮的粉紫色天鹅绒翼背椅（印蒂亚有时会拿这张椅子给模特儿摆姿势），让他坐在桌首，这样他觉得累的时候，就可以把头靠在两翼上。

那顿晚餐有理查德和印蒂亚、哈罗德和朱丽娅、马尔科姆和苏菲、杰比和他母亲、安迪和简（他们的孩子去旧金山拜访安迪的弟弟了）。他开始说祝酒词，轮流感谢每个人为他付出的一切，但正要讲到他最想感谢的人，坐在他右手边的威廉时，他发现自己讲不下去了。他从手上拿的小抄抬起头来，看到大家都快哭出来了，于是他打住。

他很享受这顿晚餐，甚至看大家一直夹菜到他盘子里都觉得很好玩，即使他第一次分到的菜根本没吃多少。可是他太困了，最后就往后靠回椅子上，闭上眼睛，微笑听着周围空气中充满那些熟悉的交谈、熟悉的声音。

最后威廉注意到他快睡着了，他听到威廉站起来。“好吧，”威廉说，“天后要退场了。”然后把椅子从桌前转开，推向他们的卧室。他用残存的一丝力气回应大家的笑声和道别，转头探出椅子的翼背外看了一下，朝大家微笑，同时手指往后轻快地、戏剧化地挥动。“留下，”他离开时喊道，“请留下。请留下跟威廉聊个痛快。”他们说会的；毕竟，此时还不到7点，他们还有很多时间。“我爱你们。”他朝他们大喊，他们也一起朝他喊出同样的话。虽然齐声喊着，他还是分辨得出每个人的声音。

到了卧室门口，威廉抱起他，把他放上床。他瘦了很多，如果没有那对害他看起来像只鹳鸟的义肢，现在连朱丽娅都能抱得动他。威廉帮着他脱掉衣服，拆掉临时义肢，又用床单盖住他。最后帮他倒了杯水，递给他药丸：一颗抗生素，几颗维生素。他全部吞下，威廉注视着他，有一会儿，威廉就坐在旁边的床上，没碰他，只是靠得很近。

“答应我，你会出去陪他们待到很晚。”他告诉威廉，威廉耸耸肩。

“或许我就在这里陪你。”威廉说，“没了我，他们好像照样玩得很高兴。”果然，这时餐厅刚好传来一阵爆笑声，他们相视微笑起来。

“不，”他说，“答应我。”威廉终于答应了。“谢谢你，威廉。”他无力地说，闭上眼睛，“这是美好的一天。”

“是啊，可不是吗？”他听到威廉说，而且又说了些话，但是他没听到，因为他睡着了。

那一夜，他从梦境中惊醒。做这些梦是他吃的这种抗生素的副作用之一，而且这一回是史无前例的糟。他每一夜都做梦，梦到自己在汽车旅馆房间里，在特雷勒医生的房子里。他梦到自己只有15岁，之后的三十三年都还没发生。他梦到一些特定的顾客、特定的事件，梦到一些他都不知道自己记得的事情。他梦到自己变成卢克修士。他一次又一次梦到哈罗德就是特雷勒医生，醒来时，他觉得很羞愧，居然把这类行为派给哈罗德，即使是在潜意识里；同时他又很怕那个梦是真的，于是不得不提醒自己威廉跟他保证过：绝对、绝对不会，裘德。他永远不会那样对你的，绝对不可能。

有时那些梦很鲜明、很真实，他要花好多分钟，甚至一小时，才能回过神来，相信他清醒过来的生活的确是真实的人生，他的真实人生。有时醒来时，他离自己好远，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了。“我在哪里？”他绝望地问，又问，“我是谁？我是谁？”

然后他听到，离他耳边好近，仿佛那声音发自自己的脑袋，威廉念咒语似的低声说：“你是裘德·圣弗朗西斯。你是我最老、最亲的朋友。你是哈罗德·斯汀和朱丽娅·阿特曼的儿子。你是马尔科姆·欧文、让·巴蒂斯特·马里恩的朋友，你是理查德·戈德法布、安迪·康垂克特、吕西安·福格特、西提任·范·史特拉顿、罗兹·阿罗史密斯的朋友，你是伊利亚·科兹马、菲德拉·德·洛斯·桑托斯，还有两个亨利·杨的朋友。

“你是纽约人。你住在苏荷区。你是一个艺术组织和一间食物厨房的义工。

“你很会游泳。你很会烘焙。你很会做菜。你爱阅读。你的嗓子很美，不过你现在都不唱了。你钢琴弹得很好。你收藏艺术品。我出远门时，你会写很棒的短信给我。你很有耐心。你很大方。你是我认识最棒的倾听者。你是我认识最聪明的人，各方面都是。你是我认识最勇敢的人，每一件事都很勇敢。

“你是律师。你是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诉讼部门的主任。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工作时非常认真。

“你是数学家。你是逻辑学家。你一直设法教我，一次又一次。

“你曾被很可怕地对待过。你熬过来了。你永远都是你。”

威廉一直说一直说，反复说到他回过神来。在白天，有时要几天之后，他想起威廉说过的片段，在心里紧紧握住不放，不光是他说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是他没说出来的，威廉没用那些事情定义他。

可是到了夜晚，他太害怕、太迷失，根本不记得这些了。他的恐慌很真实，又很消耗精力。“那你是谁？”他问，看着眼前这个人抱住他，描述某个他不认得的人，某个似乎拥有很多、很值得羡慕、讨人喜欢的人。“你是谁？”

这个问题，眼前这个人也有答案。“我是威廉·拉格纳松。”他说，“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

* * *

“我要走了。”他告诉裘德，但他没动。一只闪亮如金龟子的蜻蜓出现，在他们上方发出飞行的嗡响。“我要走了。”他又说了一次，但还是没动，直到他说了第三次，才有办法从躺椅上站起身，在热空气中懒洋洋地将双脚塞进平底便鞋里。

“记得买青柠。”裘德说，抬头看着他，脸上戴着太阳眼镜，以抵挡阳光。

“好。”他说，然后弯腰，把裘德的太阳眼镜摘下来，吻了他两边的眼皮，再帮他把眼镜戴回去。杰比总是说夏天是裘德的季节：他的皮肤变黑，发色晒得几乎和皮肤一个颜色，眼睛颜色也转成一种不大自然的绿，而威廉必须避免太常碰触他。“我马上回来。”

他缓缓爬上坡回到屋里，一边打呵欠，一边把手上那杯冰块半融化的红茶放进水槽里，然后踩着碎石车道走向车子。今天是最炎热的夏日，空气很热、很干、很沉滞，头上的太阳很白，周遭的事物其实能被看到的并不多，主要是被听到、闻到、尝到：蜜蜂和蝗虫发出割草机般的嗡嗡声，向日葵散发出微微的胡椒气味，舌头上有树叶晒干那种奇怪的矿石味，好像刚刚吸吮过石头。那热气令人乏力，但并不难受，只是困倦欲眠又无法抵抗，这时懒散不光可以接受，也是必要的。像这样的大热天，他们会躺在户外游泳池畔好几个小时，不吃只喝——一壶壶的薄荷冰红茶当早餐，一升升的柠檬水当午餐，一瓶瓶的阿里高特[葡萄品种名，原产于法国勃艮第。]气泡白葡萄酒当晚餐——而且他们把房子的每扇窗户、每扇门都打开，天花板的风扇旋转着，这样入夜时，等他们终于把门窗关上，屋里就会充满草地和树木的香气。

这是九月初劳动节假期前的星期六，通常他们会去特鲁罗，但今年他们在法国普罗旺斯租下一栋房子，让哈罗德和朱丽娅在那过一整个夏天，于是这个长假，他们两个就待在加里森村的这栋房子里。哈罗德和朱丽娅明天会过来，或许加上劳伦斯和吉莉安夫妇，或许不会。但今天威廉要去火车站接马尔科姆和苏菲，还有杰比和他反复分手又复合的男朋友弗雷德里克。他们好几个月没碰面了：杰比拿到了一笔研究基金，过去六个月都待在意大利；马尔科姆和苏菲则一直忙着上海一座新的陶瓷博物馆的建造事宜。因此，他们四个上一次全员到齐是四月在巴黎——他在那拍戏，在伦敦工作的裘德赶来，杰比从罗马过来，马尔科姆和苏菲则是回纽约的途中在巴黎停留两天。

几乎每年夏天，他都会想：这是最棒的夏天。但他非常确定，今年夏天才是最棒的。而且不光是夏天，还有春天、冬天、秋天。他年纪越大，就越发倾向把自己的一生视为一连串回顾画面，评估过去的每个季节，仿佛那是不同年份的葡萄酒，把他刚活过的几年划入不同的历史年代：雄心勃勃的年代。没有安全感的年代。辉煌年代。妄想年代。希望年代。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裘德时，裘德露出微笑。“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年代？”他问。威廉也朝他微笑。“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出名字。”

但他们都同意，他们至少脱离了“糟糕年代”。两年前的这个周末（劳动节长假），他在上东城的医院里度过。当时他望着窗外，心中的怨恨强烈到让他想吐，大楼外聚集着工友、护士和医生，穿着浅绿色的服装，各自在吃东西、抽烟或讲电话，仿佛没有什么不对劲，仿佛他们上方的人并非处于各种阶段的垂死状态，包括他最爱的人，此刻仍在药物造成的昏迷状态中，皮肤发热，上回张开眼睛已经是四天前刚动完手术的时候。

“他会好起来的，威廉。”当时哈罗德不断跟他念叨着，哈罗德大致上比威廉更容易担心。“他会好起来的。安迪是这么说的。”哈罗德说个不停，把他听安迪说过的话又重新讲了一遍，直到最后威廉厉声说：“天啊，哈罗德，你他妈的别再啰唆了。安迪说什么你都相信吗？他看起来像是好转了吗？他看起来像是会好起来吗？”然后他看到哈罗德的脸色变了，那恳求、狂乱的表情，那抱着希望、苍老的脸，他忽然很后悔，走过去抱住他。“对不起。”他对哈罗德说，哈罗德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正在安慰自己不会再失去一个。“对不起，哈罗德，真的很对不起。原谅我，我是混蛋。”

“你不是混蛋，威廉。”哈罗德说，“但是你不可以跟我说他不会好起来。你不可以。”

“我知道。”他说，“他当然会好起来。”那口气听起来就像哈罗德，哈罗德向哈罗德呼应着哈罗德。“他当然会的。”但在心底，他感觉到恐惧像甲虫乱爬似的：当然没有什么当然，从来没有。当然在十八个月前就消失了。当然已经永远离开他们的人生了。

他向来乐观，然而在过去的这十八个月中，他的乐观却弃他而去。他取消了那年接下来的所有工作，但秋天缓缓过去，他恨不得回去工作，恨不得有别的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了九月底，裘德出院了，可是整个人很瘦、很虚弱，连威廉都很怕碰他，甚至很怕看他，怕看到他的颧骨现在那么明显，阴影常年笼罩在嘴巴周围；怕自己可以看到裘德瘦巴巴的喉咙上脉搏跳动，好像里头有个活物踹着踢着想冲出来。他可以感觉到裘德试图安慰他，试图开玩笑，这让他更害怕。少数几回他离开公寓时（“威廉，你一定要离开，否则你会疯掉。”理查德冷静地告诉他），他都很想冒险关掉手机，因为每回手机响起，他看到来电者是理查德（或马尔科姆、哈罗德、朱丽娅、杰比，也可能是安迪、两个亨利·杨、罗兹、伊利亚、印蒂亚、苏菲、吕西安，任何暂时陪着裘德的人，好让他心不在焉地出去走走，去楼下健身，还有几次他设法去按摩，或是跟罗蒙或米盖尔吃午餐），就会告诉自己，就是这回。他快死了。他死了。他会等一秒钟，再一秒钟，才接起电话，听到别人只是打来跟他报告情况：说裘德吃了饭。说他没吃饭。说他正在睡觉。说他好像想吐。最后他不得不告诉他们：不要打电话给我，除非有严重的情况。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有问题，也不在乎打电话比较快；有事就发短信给我。如果你们打来，我会以为发生了最糟糕的状况。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自内心地明白有人说自己的心脏跳到喉咙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感觉到的不光是心脏，而是所有器官都往上冲着想跳出嘴巴，他的内脏焦虑得乱成一团。

每次大家谈起痊愈，好像那是可预测的，而且一路都会有进展，像一条明确的对角线，从图表的左下角画向右上角。但亨明的痊愈（最后的结果根本不是痊愈）就不像这样，裘德的也不像：他们的痊愈像山区，有山峰也有沟渠。到了十月中，裘德回去上班后（还是瘦得可怕，虚弱得可怕），某天晚上发烧着醒来，烧得癫痫发作。威廉确定那一刻就是终点了。这时他才明白，尽管害怕，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做好心理准备，从来没真正想过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尽管他生来不会讨价还价，但他现在开始跟一个他根本不相信的信仰对象讨价还价。他保证自己会更有耐心、更感恩、减少说粗话、减少虚荣、减少性交、减少放纵、减少抱怨、减少自我中心、减少自私、减少害怕。当裘德情势稳定后，威廉完全如释重负，筋疲力尽得差点要晕倒了，于是安迪开了抗焦虑药物给他，叫杰比陪着他去加里森村度周末，把裘德留给安迪和理查德照顾。他一直以为自己不像裘德，有人要帮忙时，他知道要如何接受，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忘了这个技巧，因而很高兴也很感激他的朋友们努力提醒他。

到了感恩节，情势已经转变，即使不是变好，至少也是停止坏下去，而且他们都欣然接受。直到事后回顾起来，他们才有办法重新整理，把那段时间划为关键时期：一开始是头几天，接着是几个星期，然后是一整个月都没有恶化。于是他们又回到老习惯，每天早上醒来不是满心恐惧，而是怀着目标，两人终于能谨慎地谈论未来，担心的不光是熬过这一天，而是他们还无法想象的很多天。直到此时，他们才有办法讨论该做些什么事。直到此时，安迪才开始认真拟定时间表，设定一个月、两个月、六个月后要完成的目标，订出他希望裘德增加多少体重、什么时候要去安装永久性义肢，还有希望他什么时候迈出第一步、什么时候开始走路。再一次，他们重新加入了生命往前的滑流；再一次，他们学会照着日程表过日子。二月，威廉又开始读剧本了。到了四月的49岁生日，裘德又可以走路了——缓慢、不优雅，但的确是在走了，同时看起来再度像个正常人了。威廉那年八月的生日，就在裘德开刀将近一年后，一如安迪所预测的，裘德走得比用原先的两腿更好了，更流畅也更自信；而且再一次，他看起来比正常人更好，看起来又像他自己了。

“我们都还没有帮你办50岁的生日大派对。”裘德在他51岁的生日晚餐上说，威廉听了露出微笑。这顿晚餐是裘德下厨，他独自站在炉子前好几小时，看起来没有明显疲倦的迹象。

“现在这样，就是我想要的。”他说，他是真心的。把他这耗损、残酷的两年跟裘德的经验相比，似乎很傻气，但是他觉得这两年改变了他。仿佛他的绝望带来一种所向无敌的感觉；他觉得身上所有不重要、柔软的部分都被烧掉了，只剩下一个暴露在外的钢铁核心，坚不可摧却又柔韧，禁得起一切。

他们在加里森的房子过他的生日，只有他们两个。那天晚上吃过晚餐后，他们走到湖边，他脱掉衣服，从凸出的码头跳入水中，那湖水闻起来、看起来都像是一大池绿茶。“快来。”他告诉裘德，看裘德犹豫着，“我以生日寿星的身份命令你，快来。”裘德慢吞吞脱掉衣服，拆下义肢，坐在码头边缘，两手终于往后一推，下了水，威廉接住他。随着裘德身体越来越健康，对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在意。从裘德有时会变得多么退缩，装卸义肢时刻意遮掩，威廉知道他是多么难以接受自己现在的外表。裘德身体比较虚弱时，还会让威廉帮他脱衣服，但现在随着身体更健康，威廉只会偶尔不小心瞥到他的裸体。但他决定把裘德的害羞视为某种健康的征兆，这至少证明他有体力，可以自己进出淋浴间、上下床——这些事情他一度没有力气自己做，现在又重新学会了。

此时他们在湖里漂浮、游泳或只是沉默地抓着彼此。威廉离水后，裘德也用两只手臂把自己撑上码头。两人在柔和的夏夜空气中坐了一会儿，都没有穿衣服，两人瞪着裘德双腿变细的末端。这是他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看到裘德裸体，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只是用双臂拥住他，把他拉近，觉得什么都不说才是对的。

他还是间歇地感到害怕。九月，就在他一年多来首度离家拍戏的几周前，裘德又半夜发烧醒来。这回他没要威廉别打电话给安迪，威廉也没请求他的允许。他们直接赶到安迪的诊疗间，安迪下令去拍X光片、做血液检验，全套都来。他们在那里等，躺在不同诊疗室的检查台上，直到放射科医生来电说没有任何骨头感染的迹象，检验室也回电说没有问题。

“鼻咽炎。”安迪对着他们微笑说，“就是一般的感冒。”威廉一手放在裘德的后脑，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恐惧的本能重新苏醒得多快，快得令人痛苦；恐惧本身就像一种病毒，只是暂时休眠，但绝对无法永远摆脱。快乐和放纵他们都必须重新学习，必须重新努力赢得。但他们永远不必重新学习恐惧：因为恐惧就活在他们三个人心中，是一种共同的疾病，一股缠绕着他们DNA的发亮细线。

他要去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拍片。从两人认识以来，裘德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去走圣雅各布之路，这条中世纪的朝圣路线，终点就在加利西亚。“我们会从比利牛斯山的阿斯佩隘口出发，”裘德年轻时曾说（那时他们两个连法国都还没去过），“然后往西走。会走上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们住在我读到过的朝圣客共享旅舍里，天天只吃加了葛缕子籽的黑面包、酸奶和小黄瓜。”

“不知道哎。”他说，当时他很少想到裘德的限制。当时他还太年轻，两人都很年轻，不相信裘德可能会有限制。他比较担心自己的限制。“那听起来好累，小裘。”

“那我就背你。”裘德立刻说，威廉露出微笑。“或者我们弄一头驴子来，让它驮着你。不过真的，威廉，这条路的重点就是要用走的，不是用骑的。”

后来随着他们年纪渐长，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裘德的这个梦终将是个梦，他们编织的圣雅各布之路幻想故事也变得更加复杂。“我想到一个了，”裘德会说，“四个陌生人：一个逐渐接受自己性倾向的华人道姑；一个刚出狱的英国诗人囚犯；一个刚遭受丧妻之痛的哈萨克斯坦前任军火贩子；还有一个英俊、善感但烦恼的美国大学辍学生——威廉，这个就是你——在圣雅各布之路相遇，发展出一生的友谊。你们会实时拍摄，所以这段路走多久，拍摄时间就有多久。而且你从头到尾都得用走的。”

讲到这里，他通常已经大笑起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问。

“那个道姑最后爱上一个前以色列女军官，两人回到特拉维夫开了一家叫拉德克利夫的女同性恋酒吧[美国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 1880——1943）的自传式女同性恋小说《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于1928年出版之际曾引起禁书风暴，此书及其作者长年成为女同性恋文学作品的代表。]。那个前科犯和军火贩子最后在一起了。你的角色会在路上认识一个貌似纯洁、但私底下很淫荡的瑞典少女，最后在比利牛斯山区开了一家高档民宿，每一年，你们原班人马都会去那边团聚。”

“这部电影要叫什么？”他咧嘴笑着问。

裘德想了一下说：“《圣雅各布蓝调》。”威廉又大笑起来。

从此以后，他们偶尔就会随口提起《圣雅各布蓝调》，随着他年纪渐长，里头的角色也跟着调整，但设定和拍摄地点还是一样。“那个剧本怎么样？”每回他拿到一个新剧本，裘德就会这样问他，而他会叹气。“还好，”他说，“不像《圣雅各布蓝调》那么好，不过还可以。”

就在那个关键的感恩节假期，基特（威廉跟他提过自己和裘德对圣雅各布之路的兴趣）寄了一个剧本过来，附上的字条只写着：“《圣雅各布蓝调》！”虽然那剧本不太像《圣雅各布蓝调》——感谢老天，他和裘德都同意，这剧本好太多了——不过设定的场景在圣雅各布之路，而且一部分是实时拍摄，起点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圣让皮耶德波尔，终点是加利西亚的首府圣地亚哥孔波斯特拉。这部名为《星光下的圣雅各布》的电影讲述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都叫保罗，由同一个演员饰演：第一个保罗是16世纪的法兰西隐修士，在宗教改革前夕从威登堡出发，走上这条朝圣之路；第二个保罗活在今天，是一个开始质疑自己信仰的美国小城牧师。除了两个保罗人生中偶尔穿插的几个小角色之外，主角就是唯一的角色。

他把剧本给裘德阅读。看完之后，裘德叹气。“太厉害了。”他哀伤地说，“威廉，真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我也希望。”他低声说。他真希望裘德有容易一点的梦，是他自己可以达成，而威廉可以帮助他的。但裘德的梦总是有关移动：走不可能的长距离，穿越不可能的地形。尽管他现在可以走路，尽管威廉觉得他的疼痛比记忆中多年来的要轻，但他们都知道，裘德的生活中永远都会有疼痛。不可能的事还是不可能。

他和这部电影的西班牙导演伊曼纽尔吃晚餐。伊曼纽尔很年轻，但已经颇受赞誉，尽管他写的剧本复杂而忧郁，他本人却活泼开朗，一直说他很惊讶威廉要演他的电影，说他一直梦想着要跟他合作。于是威廉也告诉伊曼纽尔《圣雅各布蓝调》的事情（威廉描述剧情时，伊曼纽尔大笑。“不差嘛！”他说。威廉也大笑。“它本来应该很差的！”他纠正伊曼纽尔）。他还告诉他，裘德一直想去走这条路；现在他很荣幸能有机会代他去走一趟。

“啊，”伊曼纽尔取笑地说，“我想，让你不惜牺牲自己事业的就是这个人吧？”

他也微笑。“是的。”他说，“就是他。”

《星光下的圣雅各布》的拍摄时间很长，而且一如裘德保证过的，要走很多路（另外有一列长长的拖车队取代了驴子）。某些地方的手机信号不良，他就改发文字信息给裘德，感觉发消息似乎更适合，比较像朝圣客。每天早上，他会把早餐的照片（加葛缕子的黑面包、酸奶、小黄瓜）和这一天要走的路程发给他。这条路沿途经过许多热闹的城镇，所以有些地方他们会改道进入乡间。每一天，他都会从路边捡几块小石头，放在一个罐子里准备带回家；夜里，他坐在旅馆房间，用热毛巾热敷双脚。

他们在圣诞节前两周结束拍摄。他先飞到伦敦开会，接着飞回马德里和裘德会合，租一辆车往南开到安达卢西亚。他们开到一个位于海边高崖上的小镇，停下来跟约好的亚裔亨利·杨碰面。他们看着亨利·杨慢吞吞地往上坡爬，一看到他们就兴奋地挥动双臂，最后一百码是用冲的。“感谢老天，你们让我有借口离开那栋该死的房子。”他说。亨利过去那个月都住在坡下的一座艺术村，那个谷地种满了柳橙树，但他痛恨驻村的其他六个艺术家，这对他来说很少见。他们吃着点心，柳橙香甜酒里浮着切成圆片的柳橙，上头撒了肉桂、丁香粉和杏仁。亨利讲起另外六个艺术家的故事，他们听了大笑。最后道别时，他们跟亨利说下个月在纽约见，然后两人一起在那个中世纪小镇散步，镇上每一栋建筑都像发亮的白色盐块，几只虎斑猫躺在马路上，偶尔有人推着推车缓缓经过，那些猫的尾巴尖端就轻轻甩动。

次日晚上，在格拉纳达市外，裘德说他有个惊喜要给他。他们上了那辆等在餐厅门口的车，裘德带着一个褐色信封袋，整顿晚餐都放在身旁。

“我们要去哪里？”他问，“那个信封里装了什么？”

“等着看就知道了。”裘德说。

他们的车子迅速开上坡又开下坡，最后停在阿尔罕布拉宫[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王宫。]的拱门入口前。裘德递给警卫一封信，警卫仔细看了一下，点点头，车子就开进门停下来。他们两个下了车，站在安静的庭院里。

“都是你的了。”裘德害羞地对着下方的建筑物和庭园说，“总之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威廉说不出话来。他又小声地说：“你还记得吗？”

他勉强点点头。“当然记得。”他说，同样小声。这里向来是他们梦想中圣雅各布之路朝圣之旅结束的地点：搭上往南的火车，去拜访阿尔罕布拉宫。多年来，即使他知道他们这趟步行之旅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他始终没去过阿尔罕布拉宫，从来没在拍摄完毕后花一天时间去一趟，因为他等着裘德跟他一起去。

“是我的一个客户。”裘德在他开口问之前就说，“你帮某个人辩护，结果他的教父是西班牙文化部长，他让你捐一大笔钱给阿尔罕布拉宫的维修基金会，就可以换来单独参观的特权。”他朝威廉咧嘴笑。“我说过我会帮你庆祝50岁生日的——虽然已经是一年半之后。”他把手放在威廉的胳膊上，“威廉，别哭。”

“我不会哭的。”他说，“你知道，除了哭之外，我的人生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虽然他已经不确定这话是不是真的了。

他打开裘德递给他的那个信封，里头是一个小包裹，他拆开外头的丝带和包装纸，发现是一本手工书，分章编排——《阿尔卡萨瓦堡》《狮子宫》《庭园》《建筑师花园》。每一章都有马尔科姆的手写笔记，他的学位论文就是写阿尔罕布拉宫，而且从他9岁开始，每年都会造访。每一章之间，都穿插着一幅宫内的手绘细节图——一丛盛开着白色小花的茉莉，一片由精细的钴蓝彩瓷砖拼贴而成的岩石建筑物正面，都是他们认识的艺术家朋友绘制、题献给他的，包括了理查德、杰比、印蒂亚、亚裔亨利·杨、阿里。现在他真的哭了，又哭又笑，直到裘德说他们最好开始参观，总不能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门口哭。他抓住裘德吻了他，也不管身后那几位穿黑衣的沉默警卫。“谢谢你，”他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于是他们在静寂的夜晚往前走，裘德的手电筒在两人之间照出一道光。他们走过一个个宫殿，那些大理石年代久远，像是用柔软的白奶油雕刻而成；走过一个个接待厅，上头的拱顶好高，鸟儿在其间无声地飞过，还有对称完美的窗子，被月光照得一片明亮。他们走到一半，停下来参考马尔科姆的笔记，检视他们本来会错过的种种细节，这才发现眼前所在的房间，一千多年前曾有一个苏丹王在这口述信件。他们审视手工书上的插图，跟眼前的景象对照。他们的朋友绘制的每幅图画旁边的跨页，是一段手写的文字，解释他们第一次看见阿尔罕布拉宫是什么时候，还有他们为什么选择画这一部分。此刻，他们两个人又有年轻时常有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去过好多地方，他们却没有。尽管他们知道现在不是这样了，还是体验到和当年同样的那种敬畏，敬畏这些朋友的生活，敬畏他们的成就和经验，也敬畏他们多么懂得欣赏，又拥有记录下来的才华。在建筑师花园那部分的庭园里，他们走进一个以柏树构成的迷宫树篱，他开始吻裘德，好久以来没有那么急切了，即使他们隐约听到警卫沿着石头走廊而行的脚步声。

回到饭店房间里，他们继续拥吻，他不觉间想着，在电影里的这一夜，他们现在就会做爱了。接着他差点、差点就要说出口，随即忽然醒悟，停下来往后退开。但感觉上，仿佛他还是说出来了，因为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凝视着彼此。然后裘德低声说：“威廉，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的。”

“那你想要吗？”最后他终于问。

“当然。”裘德说，但从他低头的动作和声音里微微的紧绷，威廉看得出来他在撒谎。

有一秒钟，他想着自己就假装下去吧，假装自己相信裘德说的是实话。但他没办法。于是，“不，”他说，翻身从他旁边退开，“我想今天晚上兴奋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他旁边，他听到裘德吐出一口气，就在他睡着时，听到裘德低声说：“对不起，威廉。”他想告诉裘德他了解，但此时他已经昏睡过去，说不出话来了。

但那段时间里唯一的哀伤只有这个，而且他们哀伤的源头不一样：他知道，对裘德来说，哀伤源自一种失败的感觉（而威廉永远无法改变），因为裘德很确定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但对他来说，他的哀伤是为了裘德自己。偶尔威廉会允许自己胡思乱想，如果性爱是裘德可以自行探索而非被迫学习的东西，不知道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但这样想也没有用，只会害自己更心烦。于是他设法不要去想。但这个想法一直在，贯穿着他们的友谊、他们的人生，就像岩石里的一条绿松石矿脉。

不过同时，这段时间的常态性、例行性，两者都比性爱或兴奋更好。比如，他发现裘德那一夜缓慢但坚定地连续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比如，回到纽约之后，他们重拾过往的生活，可以做他们以前常做的事情，因为现在裘德有力气做了，他现在有办法醒着看完一出舞台剧、歌剧或吃完一顿晚餐，他有办法去科布尔山的马尔科姆家，爬上一段阶梯到前门，有办法沿着布鲁克林醋丘倾斜的人行道走到杰比住的那栋大楼前。比如，每天早晨5点半能听到裘德的闹钟响，听到他出去晨泳，让他很安心。比如，看着厨房料理台上的一个盒子装满了医疗用品，有备用的导管包、消毒纱布片和剩余的高热量蛋白饮品（安迪最近才说裘德可以不必喝了）；裘德打算拿去还安迪，再由安迪捐给医院。有时他会想起两年前的今天，他从戏院回来时会发现裘德在床上睡觉，虚弱得让人觉得他衬衫底下的导管其实是一根动脉，而他持续、不可逆地萎缩，一直到只剩神经、血管和骨头。有时他会想着这些时刻，茫然不知所措：当时那两个人真的是他们吗？那两个人去了哪里？他们还会再出现吗？或者现在的他们才是外来的？然后他会想象那两个人其实没有远离，而是躲在他们体内，会伺机跑出来，再度夺走他们的身体与心灵；那两个人是暂时蛰伏的分身，但会永远跟着他们。

这两年，病痛太常拜访他们了，所以他们依然记得要庆幸每一天可以如此平淡无奇地度过，他们甚至逐渐开始期待这样的状况。几个月来，威廉第一次看到裘德坐轮椅，是有一天两人看电影看到一半，裘德背痛发作离开沙发，想要独自静一静。威廉觉得非常不安，但还得逼自己想起来，这也是裘德原来的样子：他是个被身体背叛的人，永远都是。截肢手术毕竟没有改变这一点，只不过改变了威廉的反应而已。当他发现裘德又在割自己（不频繁，但是很规律），他也得再一次提醒自己，这就是裘德的老样子，那场手术也没有改变这点。

然而，“也许我们该把这段时间称为‘快乐年代’。”某天早上他告诉裘德。那是二月，外头正下着雪，他们躺在床上，现在他们每个星期日早上都会赖床到很晚。

“不知道。”裘德说。虽然只看得到他的侧脸，威廉看得出他在微笑。“这样会不会有点在挑衅命运？我们取了这个名字，然后我的两条手臂就会掉下来了。而且这个名字已经有人用了。”

的确，这是威廉下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出门去工作了：排练六周，接着拍摄十一周。原来的片名不是这个，而是《舞台上的舞者》，但基特刚刚通知他，制片方已经把片名改为《快乐年代》了。

他不喜欢这个新片名。“太挖苦了，”他告诉裘德，之前他跟基特、跟导演都抱怨过，“这个新片名有点太尖酸、太讽刺了。”这是几天前的晚上，每天的芭蕾课后，他都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裘德正在按摩他的双脚。他将饰演人生最后几年的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俄罗斯芭蕾舞蹈家，被视为20世纪60到70年代最伟大的芭蕾舞男演员。]，从他在1983年被任命为巴黎歌剧院的芭蕾总监开始，到被诊断出艾滋病，到第一次出现艾滋病的病征，直到他死前一年。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终于大骂完之后，裘德这么说，“但或许对他来说，那几年真的是快乐年代。他自由了；他有热爱的工作；他指导年轻舞者，改变了整个芭蕾舞团；他交出了几件最棒的舞作。他和那个丹麦舞者……”

“埃里克·布鲁恩。”

“对。他那几年跟布鲁恩还在一起，至少又维持了一阵子。他经历了他年轻时可能从没梦想过的种种，而且他还够年轻，可以享受一切：金钱、名望、艺术的自由。爱情。友谊。”他的指节用力压着威廉的脚掌，威廉皱起脸，“我觉得，这样就是快乐人生了。”

他们两个都沉默了一会儿。“可是他病了。”威廉终于说。

“当时还没有，”裘德提醒他，“至少还没发病。”

“是啊，或许吧，”他说，“可是他快死了。”

裘德对他微笑。“啊，死。”他轻蔑地说，“我们全都会死。他只是知道他的死亡会比他计划的早一些。但那不表示那不是快乐年代，不是快乐的一生。”

然后他看着裘德，有时，包括现在，当他真正思索裘德和他的人生时，总会产生一种感觉。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悲伤，但不是怜悯的，而是更大的悲伤。那种悲伤似乎是为了所有努力奋斗的可怜人，那几十亿他不认识、过着各自生活的人；那是一种混合了惊奇与敬畏的悲伤。看到世界各地的人这么奋力求生，即使他们每天都过得非常辛苦，即使环境这么恶劣。人生如此悲伤，在那些时刻，他会这样想。太悲伤了，然而我们都在继续活，我们都紧抓着不放，我们都在寻求某种慰藉。

但他当然没说这些，只是坐起来捧住裘德的脸吻他一记，然后又往后倒在枕头上。“你怎么会这么聪明？”他问裘德。裘德对他咧嘴笑了。

“太用力了吗？”裘德只是问，手还按着他的双脚。

“还不够用力。”

这会儿他把裘德转过来面对自己。“我想我们还是用’快乐年代’吧。”他告诉他，“我们得冒着你两只手臂掉下来的危险。”裘德大笑。

下一个星期，他出发去巴黎。那是他拍过最辛苦的电影之一；他有个舞者替身，可以负责舞步比较复杂的镜头，但有些他还是要自己跳才行。有些日子，他一整天都在把真正的芭蕾女伶举到空中，惊叹她们身上的肌肉有多结实、多强壮，晚上他累得只剩进入浴缸和爬出来的力气。过去几年，他发现自己下意识地会想接一些挑战身体难度的角色，而且他总是很惊讶、也很感激自己的身体像超人一般，总是能达到每一个要求。他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认识，而现在，当他跃起，向后伸展双臂时，他可以感到每块酸痛的肌肉都为他活了过来，让他做任何他想要的动作，而且他的身体从来没有损伤，每回都纵容了他。他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为这感到庆幸的人：每次他们去剑桥市，他和哈罗德天天都会打网球，虽然他们不曾谈过，但他知道两人现在都很感激自己的身体，知道用力击球、毫不思索就冲到球场另一头救球，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裘德四月底来巴黎探望他。尽管威廉已经答应不会为他的50岁生日大费周章，但他还是安排了一个惊喜晚餐，参加的人除了杰比、马尔科姆和苏菲之外，理查德、伊利亚、罗兹、安迪、黑人亨利·杨、哈罗德和朱丽娅也都赶到巴黎，外加住在当地、帮他策划的菲德拉和西提任。次日，裘德难得来拍摄现场探班。他们那天早上拍的戏，是努里耶夫想纠正一个年轻舞者的羚跃动作，教了一回又一回之后，终于自己亲身示范；但在更早的一场戏里（他们还没拍，但剧情顺序正好就是前一场），他才刚被诊断出有艾滋病。于是当他跳起，两脚像剪刀般在空中互碰时，他摔倒了，整个工作室都安静下来。这场戏最后终止在他的脸部特写，那一刻他必须表达出努里耶夫忽然意识到他知道自己将怎么死，然后才一秒钟，他就决定不予理会。

这场戏他们拍了一个又一个镜头，每拍完一个，威廉就必须退到一旁，等自己恢复正常呼吸，同时服化人员会手忙脚乱地围着他，吸掉他脸上、脖子上的汗水。等他准备好重来，就回到刚刚开始的记号位置。最后导演满意了，他喘着气，自己也很满意。

“对不起。”他道歉，走向裘德。“拍电影真的很无聊。”

“不会，威廉。”裘德说，“太了不起了。你在那里太完美了。”他看起来犹豫了片刻，“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你。”

他抓住裘德的手，紧紧握住，他知道这是裘德在公共场合所能忍受的最亲昵的举动。但他从来不知道裘德亲眼看到这样身体动作的展示，会有什么感想。前一年春天，在杰比跟弗雷德里克多次分手中的其中一次期间，杰比跟一个知名现代舞团的首席舞者约西亚交往，于是他们四个都去看那个舞团的表演。约西亚独舞时，他偷偷看了裘德一眼，发现他身体微微前倾，一手托着下巴，非常专注地看着舞台，当威廉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时，裘德惊跳起来。“对不起。”威廉当时低声说。回家后，夜里躺在床上，裘德一直很安静。他很好奇他在想什么：他心烦吗？渴望吗？悲伤吗？但是要裘德说出他可能无法清楚表达的事情，好像太残忍了，于是他没再问。

等他回到纽约，已经是六月中了。某天夜里在床上，裘德仔细地看着他说：“你现在有芭蕾舞者的身体了。”次日，他在镜中打量自己，才明白裘德说得没错。那星期稍晚，他们在屋顶吃晚餐（他们和理查德、印蒂亚终于整修了屋顶，理查德和裘德在那里种了一些草和果树），他秀了一些学到的舞步给他们看。当他在屋顶的平台上跳跃时，觉得自己的难为情变成了一股晕眩。他的朋友在后面鼓掌，天空中血红的太阳正要沉入黑夜。

“又一项隐藏的才华。”理查德看完后说，露出微笑。

“我知道。”裘德说，也朝他微笑，“威廉真是充满惊奇，即使认识他那么多年了。”

但他逐渐明白，他们全都充满惊奇。年轻时，他们能给彼此的只有秘密：告解就是他们的通行货币，透露是一种亲密的形式。对好友隐瞒你人生的细节，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很神秘，然后会被视为某种吝啬，还会阻碍真正的友谊。“威廉，有些事你没告诉我喔。”杰比偶尔会指控他，又说，“你有秘密瞒着我吗？你不信任我吗？我还以为我们很要好呢。”

“我们是很要好啊，杰比。”他会说，“我没有瞒着什么不说啊。”是真的，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他们四个之中，只有裘德有秘密，真正的秘密。尽管威廉以前也对裘德不肯透露秘密觉得不满，但他从不觉得他们因此不要好；这件事从来不曾减损自己爱他的能力。这对他是艰难的一课，要去接受他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裘德，接受他会爱上一个从根本上不可知、难以触及的人。

即使认识了三十四年，他依然能从裘德身上发现新的东西，而且一直对这些新的认知深感着迷。那个七月，生平第一次，他受邀去参加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的夏日烤肉会。“你不是非去不可，威廉，”裘德问过他之后，立刻补充，“那一定会非常、非常无聊。”

“我很怀疑。”他说，“我要去。”

那个烤肉会在哈德逊河谷一处古老大宅的庭院举行，类似他拍《凡尼亚舅舅》的那栋房子，只是更精致，受邀的包括整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普通律师、职员，还有他们的家人。他和裘德沿着长满苜蓿的后草坪朝人群走去时，他忽然觉得异常害羞，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闯入者。才几分钟过后，裘德就被事务所的主席拉走，说有事情得跟裘德讨论，很快但很急，他还得忍着不要伸手拉住裘德，而裘德离开时转头给了他一个歉意的微笑，举起一手示意——五分钟就回来。

于是当桑杰忽然出现时，他非常感激。桑杰是裘德的同事中极少数他见过的同事之一，前一年才刚成为裘德那个部门的共同主任，负责行政和管理的细节，好让裘德专心带入更多新客户。他和桑杰一直站在小山山顶，看着底下的人群，桑杰指了好几个他和裘德很讨厌的同事和年轻合伙律师给他看（有些还回过头来，看到桑杰就挥挥手，桑杰也会开心地挥手响应，只是嘴巴还喃喃地和威廉抱怨他们缺乏能力，或不够机智）。他开始注意到有人会朝他看，然后又别开眼睛，其中一个本来在走上坡的女人留意到他站在那里，还颇没礼貌地折往反方向。

“看得出来，我在这里很受欢迎啊。”他跟桑杰开玩笑。桑杰朝他露出微笑。

“威廉，他们不是怕你，”他说，“他们是怕裘德，”他咧嘴笑了，“好吧，他们也怕你。”

终于，裘德回来找他了。他们站在那里跟主席（“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和桑杰聊了一会儿，就开始走下坡。到了下面，裘德介绍他认识了几个人，都是多年来他听裘德提到过的。其中一个律师助理要求跟他合照，之后就有其他人也要合照。等到裘德再度被人拉走时，他发现眼前是税务部门的合伙律师艾萨克，正滔滔不绝地跟他描述他那“间谍三部曲”系列中第二部的一些特技场面。他听着艾萨克的独白，一度望向草坪对面，对上裘德的眼睛。裘德做出道歉的嘴型，他摇摇头咧嘴笑了，但接着拉了拉左耳垂（他们的老暗号），没想到等他再望向草坪对面时，就看到裘德正大步朝他们走来。

“对不起，艾萨克，”他坚定地说，“我得借用威廉一下。”就把他拉走。“真对不起，威廉。”他们离开时，裘德跟他低声说，“今天大家的社交技巧特别糟糕；你觉得自己像动物园里的熊猫吗？不过另一方面，我可是警告过你会很可怕的。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可以离开了，我保证。”

“不会，没事的。”他说，“我玩得很开心呢。”他总觉得目睹裘德生活的另一面，置身在每天跟裘德相处更多时间的人群中，是很有启发的一件事。稍早，他看着裘德走向一群年轻的普通律师，他们正在对着其中一人的手机大声讨论着。但他们一发现裘德走近，就互相撞着手肘，变得沉默有礼，对着他明显又起劲地打招呼，搞得威廉很不安，而且直到裘德走过去，他们才又再度围拢在那手机周围，但这回小声一点了。

等裘德第三度从他身边被拖走，他已经觉得够自在，可以开始跟周围那一小群朝他微笑的人自我介绍了。他认识了一个叫克拉丽莎的高个子亚裔女人，想起裘德提过她，很是赞赏。“我听说过你不少了不起的事迹。”他说。克拉丽莎露出一脸灿烂、放心的笑容。“裘德提到过我？”她问。他还认识了一个记不起名字的普通律师，跟他说《黑色水星3081》是他看过的第一部限制级电影，让他觉得自己好老。他还认识了裘德那个部门的另一个律师，说自己曾在法学院修过哈罗德的两门课，一直很好奇哈罗德私底下是什么样子。他还见到裘德几个秘书的小孩、桑杰的儿子，还有几十个人，其中几个他听过名字，但大部分都没听过。

那是个炎热无风的大晴天，他整个下午都持续在喝水——柠檬水、水、普罗赛克气泡葡萄酒、冰红茶，但是这场聚会太过忙碌，两个小时后他们离开时，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吃东西。于是他们半路在一家农场的摊子旁停下来买玉米，等回到加里森的家里，可以连同从菜园摘的夏南瓜和西红柿一起烤来吃。

“我今天知道了你好多事。”他们在深蓝色的天空下吃晚餐时，他告诉裘德，“我现在知道事务所里大部分人都怕你怕得要死，而且他们认为巴结我，我可能会在你面前讲点好话。现在我知道我比我想的更老。我现在知道你说得没错：你的同事的确是一群呆瓜。”

裘德原先一直保持微笑，但现在大笑起来。“看吧？”他说，“威廉，我早跟你说过了。”

“不过我玩得很开心。”他说，“真的！我还想再去。只是下回我觉得我们应该邀请杰比一起去，一定会把罗森·普理查德那些人都给吓死。”裘德又大笑起来。

那是将近两个月前了，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灯笼屋。他要求裘德这个夏天接下来的每个星期六都别去上班，当成提早送他52岁的生日礼物。裘德答应了：每个星期五他就开车过来，星期一早上再开车回纽约市。因为裘德上班要用车，他就租了一辆敞篷车。那辆车有个被裘德形容为“荡妇红”的吓人颜色（有点开玩笑，不过他心底其实很乐于开这辆车）。工作日，他阅读、游泳、做菜、睡觉；接下来的秋天会很忙，但是从自己的充实感和冷静感中，他知道他会准备好的。

这会儿他开车来到杂货店，拿了个纸袋装满青柠，再用另一个纸袋装柠檬，另外还买了些气泡水，然后开车到火车站。他在车上等着，头往后靠，闭上眼睛，直到他听见马尔科姆喊着他的名字，才坐直身子。

“杰比不来了。”马尔科姆说，听起来很不高兴，同时威廉吻了他和苏菲。“今天早上，他和弗雷德里克好像分手了。但或许没有，因为他说他明天再过来。我真的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他哀叹，“我回去再打电话给他。”他说，“嗨，苏菲。你们吃过中饭了没？我们一回去就可以开始做饭了。”

他们没吃中饭，所以他打电话给裘德，要他烧水准备煮意大利面，但裘德已经开始做了。“我买到青柠了。”他告诉他，“杰比要到明天才会来，他跟弗雷德里克出了点状况，马尔科姆不太清楚。你要不要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

他把马尔科姆夫妇的行李袋放到后座，马尔科姆也坐后座，看了一眼车身后方。“这颜色真有趣啊。”他说。

“谢了，”他说，“这叫‘荡妇红’。”

“真的？”

马尔科姆总是这么好骗，他不禁咧嘴笑。“真的，”他说，“两位准备好了吗？”

他开车时，三个人聊着他们很久没见，聊着苏菲和马尔科姆有多高兴回到家，聊着马尔科姆学开车的悲惨状况，聊着今天的天气真完美，空气闻起来甜蜜又有干草气味。最棒的夏天，他再度想着。

从车站开到灯笼屋要三十分钟，赶时间的话可以更快，但他不赶时间，因为沿途风景很漂亮。当他经过最后一个大型十字路口时，他甚至没看到那辆卡车朝他而来，闯了红灯冲进车阵里，等他感觉到时，巨大的撞击压皱了副驾驶座那一侧，苏菲就坐在那里，此时他已经被弹出车外，飞在空中。“不！”他大喊，以为自己在大喊，然后刹那间，他看到裘德的脸一闪而过：只有脸，表情还不清楚，也没有身体，只有一张脸悬在一片黑色天空里。同时他的耳朵、他的头，充满了金属被压扁和玻璃爆炸的巨响，以及他自己徒劳的嚎叫。

但他最后想到的不是裘德，而是亨明。他看到他小时候住的那栋房子，亨明坐在草坪中间的轮椅上，前方就是往马厩的斜坡。亨明用一种持续、恒定的眼光注视着他，那是他在世时从来没有过的。

他站在他们家车道的尽头，泥土路和柏油路交会之处。他看到亨明，难以抑制心中的渴望。“亨明！”他大喊，然后荒谬地叫道，“等等我！”他开始跑向亨明，跑得太快了，才跑了一会儿，就连碰撞地面的双脚都感觉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