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是我底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它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成的。现在算起来已经隔了八年了。最近趁着七版的机会，把它仔细校读一遍，删改了一些字句，交给书店改版重排。我在三四年前就有删改这本书的心思，但是被别的事情缠住，未能如愿。今天看完书店方面送来的校样，心里很痛快，这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然而同时我又起了一点感想。我仿佛又回到写这本书的年代去了。关于写这书的动机和经过，我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里说得很详细。这文章已收在我底《短篇小说第一集》中，不便附印在这里。我当时还写得有日记，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散失了。我还写过一篇《灭亡·作者底自白》，是对于某一些批评家的答辩，里面有一大段话叙述我自己对杜大心这个人物的看法，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

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的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的弱点。不过象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成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止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止自己底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止自己底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就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时期中有一个同学得了不治之症，那个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药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应，却在自己底日记上写道：“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他自己后来也自杀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当然会采取用暴力毁掉生命的这一条路。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

在初版本的《灭亡》底第一页上我印过一句献辞。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底大哥，他是对我底智的发展给了极大的帮助的第一个人。现在我删去了这短短的献辞，因为我底大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写这本书给他看，想求他了解我，让我安心地走我自己底路。然而我们终于不能了解地永远分离了。

我反复地翻阅面前一页一页的校样，想在这些油光纸上面找到什么东西。我害怕回忆，但是如今我又绝望地求助于回忆了。

暮春的凉风从窗外吹进来，周围静寂无声，夜很迟了。一个人枯坐在窗前写些文章，有什么用处？难道我不能够做一点更有用的事情么？

---巴金　1936年5月20日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