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上悦郎出了三楼的小会议室，经过短廊，便快步走下楼梯。怀里抱着的纸筒里收有九月十二日大川公园事件发生以来重复描绘的地图。

到了年底，连环诱拐女子杀人案的共同特别调查总部也从墨东警局二楼的大会议室移往同一楼层北端的小会议室。武上负责的内勤业务则是将桌子搬到三楼原为资料室的小会议室。于是一天之内为了些小事，也必须二楼三楼地来回跑。

共同特别调查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承认十一月五日傍晚在群马线赤井山中因车祸身故的两名年轻男子就是警方追查的杀人凶手，是在十一月七日早上。记者招待会的情况通过电视转播到全国，车站附近也发出了号外。但是记者会一开始，国民的反应没有想象的激烈。或许应该说大家对这两人的关注与信息流通量已达到临界点，无法更兴奋了。警方终于肯承认了，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警方连承认都要花这么长时间，民众自然有些不耐烦。

人们应该已经受够了冲击。十一月五日晚上，正在悠闲观看电视时，画面上忽然出现两名年轻人开着后备厢装有尸体的轿车，因翻车致死的新闻快报。临时插播的新闻节目取代了电视连续剧，报道中指出在其中一人的住处找到了一些估计是连环女子诱拐杀人案受害者的照片和录像带。媒体便开始了炒新闻大战，都将这两名死者当作真凶看待。

从五日深夜到七日早晨的记者招待会，人们打来许多抗议电话责备共同特别调查总部为什么还不公开声明。他们气愤的是，为什么让媒体先行报道？总部不可能沉默以对，只要关于翻车事故、后备厢内尸体的身份等信息一确定就陆续对外发布，但还是很难平息民愤。

在正式公开之前有一天犹豫期，倒不是特调总部有所踌躇。就情况推断，死于赤井山中的两人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大概是错不了。但是从栗桥浩美初台的房间里发现的物证太多，全部确认一遍至少需要四十个小时。

武上第一次踏入栗桥浩美的房间是在记者会开始前两小时，即七日黎明。当时鉴别搜查已经结束，现场照片也都拍摄完毕。武上到那里，是为了比对向房东及建筑公司借来的蓝图与隔间图，好制作出更准确的实况地图。

房间在七楼。搭乘电梯上楼途中，武上想起赤井山车祸消息传出时，筱崎曾结结巴巴地报告：“听……听说是空……空气净化机。”他还想起神崎警部无言地握着他的手，低声说：“发现尸骨了。”

栗桥浩美的房间很乱，一开门就有厨余恶臭传出。鉴定人员应该将垃圾筒里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去检验了，但臭味还是久久不散。也许是融合了这里发现的尸骨的臭味吧。

“该不会是我的西装发出来的臭味吧？”同行的秋津敏锐地读出武上的脸色，蹙眉解释道，“公寓垃圾场的所有垃圾都被带回警局了。我刚才也去帮他们清理垃圾了。”

秋津想打开窗户，武上制止了他。毕竟臭味很快就能适应，武上希望能感受到留在房间里的人的体温。

房间约十叠大，放置了铁架床、电视机、音响和杂乱的衣物收纳箱，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其中只有一片柑橘箱大小的空间能看见木地板。

秋津指着那里说：“这儿放着两个纸袋，一个装了女人的衣物，另一个则是化成白骨的尸体。”

武上环顾四周，寻找筱崎说的空气净化机，但那已经被带回去，送到音响研究所进行声音鉴定。据见过实物的秋津说，是一台高价位高性能的机器。住这么杂乱的房间，却使用高价空气净化机，武上觉得是一种黑色幽默。

多年警察生涯中，武上见过太多罪犯的巢穴。当制服警察时是亲眼目睹实景；而当便衣从事内勤业务时，则是看照片。

不管什么巢穴，给人共同的印象是杂乱无章、寒冷阴森，而且杂乱程度与所犯恶行的严重度成正比。

当然可以解释说：罪犯在金钱和情感上都有压力，生活空间便无暇整理得清洁舒适。但武上印象中的“杂乱无章”，并非单指物质层面。

杂乱的感情残渣就像漂浮在浴室废水上的微小尘埃一样，到处都能看见，而且会附在来访者的肌肤上。武上不是那种迷信的人，却也相信灵魂与灵异事件存在。据经验法则也相信，犯下残酷罪行的人会在案发前后生活的地方留下某种邪恶的东西。他曾听一个熟识的房地产从业者说过：“那些有人自杀或被盗窃、被杀害的受害者住过的房间，虽然不幸但不至于危险。真正危险的是凶手住过的房间。”

“照片和录像带就放在床底下。”秋津说，并蹲下身将手伸进床底。

“塑料收纳箱，高约二十厘米的那种，共两个，藏在床底的最里面。打开之后简直吓死人。录像带没几盘，但是照片一大堆。”

“照相机呢？”

“找不到。在栗桥浩美的老家也没发现。也许是放在别的地方，也可能在车上，翻车时不小心掉了出去。那里是杂树林，又是悬崖峭壁，不太容易发现。”

“总之在记者会之前找到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开始吧。”

武上拿出蓝图和卷尺，秋津将袖子挽起。两人还是无法适应臭气，只好用嘴呼吸。武上心想发臭的应该不是秋津的西装，同时默默地开始工作。

一小时后，两人到走廊上吸烟。秋津一脸严肃地咬着滤嘴，看看手表。

“快开始了吧。”他嘴里吐出白烟，“咱们头上的炸弹要爆发了。”

武上发现秋津的两条手臂起了许多鸡皮疙瘩。

秋津所说的“炸弹”，在记者会开始十五分钟后，即十一月七日上午七点二十二分爆发了。

从栗桥浩美的房间发现记录受害者们的照片和录像带等物证的消息，在正式公布前媒体便早已知道，电视新闻也报道了。但是当时信息被巧妙地限制，只能模糊地透露说是“已确知的受害者记录”。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藏在栗桥浩美房中的照片和录像带出现了许多不是古川鞠子、日高千秋，更不是木村庄司的女子影像。假设其中一人是目前身份未明的那只右手的主人，那其他还有七名女子出现其中。

这次召开记者会就是要公布这一消息。可以想见，已经展开大战的媒体和期待事件圆满解决的观众，听到这消息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什么！还有七人遇害？她们的遗体在哪里？警方是说不能确定她们已死吗？怎么可能，那是你们乐观的预测吧？

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前后对十人下了毒手。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除了那七名找不到遗体、无法确认已被杀的女子外，是否还有其他受害者？这七人遇害是在古川鞠子、日高千秋之前还是之后呢？

更重要的是，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为什么要留下这些记录？

对于这些疑问，一个文字感伤的作家在八月的晚报上写道：毁灭他人的精神，是在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毁灭自己的向往。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在下意识中希望自己死亡，而且预见到自己的死亡。促使他们行动的是一种希望破坏自我的接近人类本能的冲动，所以他们死后留下了帮他们说话的证据。

武上不屑地认为，文字也许很文学，但都是胡扯。他们将照片和录像带藏在房间里，只是因为好玩。随时看看受害者们生前最后的样子，就能再次回味自己给予她们的痛苦、她们乞求饶命的惨状、自己握有她们生杀大权的喜悦。因为好玩，也根本不认为自己会被逮捕，所以将照片等证据留在手边，丝毫不会觉得不安。

因为是两人犯案，更加泛滥了彼此的嗜好、情感发泄。一个人力量薄弱，即便是犯罪，还是弱势。但是只要有同伙，感情起了共鸣、思考有了交流，犯罪意识便更加牢固。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就是这样相互配合、逐渐疯狂。

这种情况岂容感伤介入，哪里有什么文学的要素！什么叫破坏自我和他人的本能？用武上的话来形容，根本都是胡扯！

如果过于习惯为野兽冠上人性的理由，那连猴子抓体毛都能说出一番深远的哲理了！作家从远处旁观犯罪本来无可厚非，只是距离现场警察的体验和感受失之千里。

打开面积变小了的二楼特调总部的门，武上猛然想起早上筱崎揉着惺忪的眼睛翻阅杂志，告诉他《日本时事纪录》这本专业的报道杂志也出了增刊连载该事件。之前秋津也获邀接受采访，但是他拒绝了。

听说杂志很畅销，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大概又是“文学”吧。武上有些不耐烦，同时依然保持冷静。这种文字的出现，代表社会对该事件的热度已开始退去。晚报、电视新闻大家都会看，但是买杂志、看连载追求真相的人毕竟不多。现在或许还很热闹，但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然而尽管社会大众如此，武上却依然埋首这一事件中。一如坠落在地狱血池的亡者，偶尔也须潜入池底找出真相、调查那些女子的身份与安危。

随着特调总部规模缩小，实质行动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但依然挤满了这间面积仅有原来大会议室三分之一的新办公室。电话声此起彼落。武上避开两把椅子，却躲不开第三把，指甲有些刮到。他以眼神向坐着接电话的年轻刑警道歉，随即走向要去的桌旁。

鸟居也在接电话。办公室太嘈杂，他一只手按着耳朵。在他的位子旁拉着两把椅子，坐着一对年过五旬的夫妇，彼此紧握着手，看着鸟居的脸颊。武上觉得心痛，不管做了多少年刑警，他始终不能习惯这种场面。

规模虽然缩小，但特调总部依然忙碌，是因为那些照片上的女子，找出她们的下落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绵密调查留下一堆证据而死去的凶手的作案动机，也是因为根据他们的行动范围找到未发现的尸体的可能性极高。

当十二月一日发布共同特别调查总部缩编的消息后，一时之间媒体群起攻之。民众的抗议电话和信件也不停涌来。事件尚未结束，为什么放慢调查工作？武上心想，以那种方式公布，难怪给人那种印象。警察实在是不善于自我表现！

然而实际情况也难以配合。就警视厅而言，无法继续调派那么多人力处理该事件；何况要找出七名女子的身份，单靠警视厅的能力亦难以达成。

记者会后，特调总部一公开七名女子的相关信息，立刻就查明其中一人的身份。过了两天，又确定另一人的身份。一位住在前桥市，另一位则住在田无市。已经确知栗桥、高井两人的杀人动机，但却无法推测剩余五人来自哪里、在何处失踪。与其增加墨东警局特调总部的人手，不如在首都圈留下调查工作必需的最少人力，并与关东地区警方联络、请求协助调查更为有效。特调总部缩编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此。

照片上最早查明身份的是住在群马县前桥市，名叫伊藤敦子的三十岁职业女性。失踪日期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五日左右，比古川鞠子的失踪要早两年。

伊藤敦子出生于前桥市，从东京的短期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当地电器销售公司。工作认真，在公司内颇受好评。她和父母及小她两岁的弟弟同住在市区。很喜欢狗，每天上班前总会带着家里养的两只柴犬散步。

出事的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五日是个工作日，敦子跟公司请了假。大约是一年前，她开始在公司附近的绘画教室学习画画，很有心得。她尤其喜欢画风景画，一到周末便经常到野外写生。没有同伴，带些随身衣物、画具和画架，开着微型轿车便出门了。这天早上，她跟母亲说要到涩川一带写生，因为发现一处凿石场感觉不错可以入画。母亲帮她做了些三明治当午餐，并交代她记得打电话通知几点到家。一早出门写生，伊藤敦子通常不外宿。涩川距离前桥不远，因此敦子也说晚饭前应该会回家。

那天下午两点左右，敦子从凿石场打电话回家，兴奋地说：“这里的景色很棒，画得很尽兴。天上有些乌云，想在下雨前回家。下次再找机会来这里。这里简直就像是我一个人租下来的，随便我怎么画。平时总是有人上前批评，但今天真的是很安静，画得很高兴。”

听女儿这么说，母亲的脑海里浮现女儿一个人在停止开采的荒凉凿石场中，不禁有些不安，问是在哪里打的电话。女儿回答：“就在凿石场下方两公里的便利店外面。”女儿没有手机。母亲叮咛女儿尽可能早点回家后便挂了电话。

之后再也没有接到电话，伊藤敦子直到深夜也没有回家。母亲等到第二天清晨，立即冲往前桥市警察局报案。

当初前桥警局认为这不是失踪案，而有可能是发生意外事故。停止开采的凿石场并非安全的场所，一不小心因脚步不稳而滑落，说不定就会动弹不得而无人发现。经由母亲提供的线索，询问了涩川一带的凿石工厂，才找到已经停止开采的凿石场。凿石场位于上越线涩川车站北边五公里的山中，路上有一家便利店，门口设有绿色公用电话。那里的店员表示还记得昨天下午有一个年轻女子来买过饮料，说要换零钱打电话，结完账便在门口愉快地与人通电话。

但是到了该凿石场，依然不见伊藤敦子的踪影，也没有看见她的微型轿车。为防万一，担心她可能跌落在不易发现、无法回应搜索人员呼叫的地方，在石材公司员工的引导下加派警犬，入夜后使用探照灯继续搜索至深夜，还是连敦子的一根毛发也没发现。

第二天扩大了搜索范围。这次不只是寻找敦子，连她的汽车也列入搜索目标。她总要停车吧。假设她的车停在某处，就表示她很可能发生什么意外。另一方面，车不见了，那这种可能性便降低了。也可能连车带人被绑架了，但这只是相对的可能。

敦子的车没找到，但有了一条目击信息。十五日下午四点半，在接近涩川车站的停车场里，一个年龄、衣着与敦子很像的女子从停好的车里走出来，前往站前商店。这是车站旁的加油站店员的证词。店员不记得汽车是否为微型车种，但确定车里只有一人。伊藤敦子的打扮不是太时髦，虽已三十，但外表看不出来，是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店员为她的美貌所吸引，才会注意她是否有男朋友同行。只是他说不知道敦子什么时候离开那家商店及开车离开停车场，理由是看见美女只要吹一吹口哨，就心满意足了。但光是这一证词就能确定伊藤敦子并没有在凿石场遇害。令人迷惑的是她离开涩川车站的停车场后去了哪里？究竟是在哪里失去消息的？

在一个星期的访查后，发现了意外的事实。公司里一个和敦子相熟的女同事透露：敦子和她的直属上司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婚外情。该上司目前就职于其他分公司，两人的关系在一年前结束。但据该女同事所说，敦子最近好像为那名上司再三要求她回心转意而十分苦恼。

“敦子开始学画画，正值两人分手期间。她说一开始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之后竟画出了兴趣。觉得这样作画，有种从噩梦中清醒的感觉。敦子说再也不犯同样的错了，她已经完全改过自新。”

父母和弟弟听说伊藤敦子和上司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简直如遭晴天霹雳。惊讶的母亲翻查女儿的贴身物品，竟发现了一本详细记录两人交往经过的日记。根据日记中所记，一开始是该上司主动勾引敦子，而且从头到尾都握有主导权。该上司还以结婚为饵，好几次假借各种名义骗她的钱。敦子决心分手，与其说是无法忍受这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不如说是发觉自己只是被骗钱男人的甜言蜜语耍得团团转！

敦子的上司成为前桥警局注目的焦点。一开始调查他，就像从冰箱里掏出脏东西一样，轻易就搜集了许多不利的传闻，例如到处举债、生活奢华、因同女人关系复杂经常和妻子吵架、其妻甚至好几次带着小孩离家出走等。获得这些信息的同时，警方明白这不是一起失踪案，而是当作一件潜在性的杀人案来处理。伊藤敦子的父母也不得不做好心理准备：女儿可能遭到这男人的毒手，尸体不知被弃置何处。

然而找不到证据。该上司十五日一整天在公司上班，在敦子被认定为失踪的时间点也有不在场证明。下班之后的不在场证明虽然只是片段式的，但也不能就此逼他自首。伊藤敦子失踪案就此悬宕，只有时间不断流过。

当警方从可能遭到栗桥、高井毒手的七名女子的资料中，找到符合伊藤敦子条件的个案时，她的父母还是震惊万分。

特调总部将七名女子的资料公开时，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栗桥浩美房间里的照片都拍得很鲜明，每一张上女子的容貌都可以清楚地辨认，却无法直接公开。她们都被捆绑，铐着手铐、缠着铁链，身上的衣服被扒光，有些脸上或身体上还明显留有被打的痕迹。武上整理这些照片时心想，就算她们没被捆绑、殴打或剥成半裸，光是那一张脸也无法对外公开！

更令人绝望的是比栗桥和高井过去种种罪行更邪恶的部分。

照片中的女子除了难以忍受痛苦而尖叫外，居然都在笑。有些是微笑，有些则是露齿而笑。那些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被命令才有的，被人要求而强颜欢笑。大多数笑脸都是悲惨地牵动嘴角，尽管嘴巴在笑，眼睛却是死的、毫无表情。有些照片中女子的脸颊上还留着泪光。

睁开被打得青肿的眼皮，忍着即将哭喊而出的哀号，不得不装出只有和情人一起拍照时才有的笑容……或许是她们相信唯有这么做才能保住性命。只要按凶手说的去做，也许就能得救。栗桥和高井故意诱使她们抓住这仅有的一线希望！

将受害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剥光她们的自尊，然后从她们口中问出她们自身的信息，这就是凶手一贯的伎俩。他们让我说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我的过去。既然如此，只要我说了，说不定能有帮助。说出自己的事、强调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也有关心自己安危的家人和朋友，或许能提醒他们对我没有生杀大权，好让自己得救。那些受害者就是被诱导这么想，才会说出自己的一切。

这种自欺欺人的希望，比绝望更邪恶。它不过是制造更多绝望效果的调味料罢了！

特调总部想到一个折中方案，根据那些照片画出详实的肖像图以便公开。至于看了肖像画、根据警方提供的身高、体重、身体特征等信息，认为那些失踪女子中或许有自己亲人的家属，警方在确认他们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后才会出示照片。

伊藤敦子的父母也是在相当确信后才看的照片。似乎在接触栗桥和高井留下的个人记录之前，敦子的母亲已经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女儿。

确认完敦子的身份后，武上浏览了前桥警局负责处理敦子案件的刑警石田送来的报告。石田是武上在风纪科的属下，这份报告归类于失踪案件。有关敦子和原上司的男女关系则列作附件，只在报告中稍有提及，毕竟缺乏证据。

武上也和石田通过电话，却感觉到对方干劲不足。石田一方面对伊藤敦子的案件竟然以这种形式解决有些惊讶，却又抱怨此案如此草草结束是因为前桥警局担心那名上司会以侵犯隐私为由告到民事法庭。言下之意，反正因为伊藤敦子被栗桥和高井所杀，令警方陷入目前的窘境。人都死了，不如动手之人是原来的上司更好。

伊藤敦子的父母来特调总部看照片时，不像此刻坐在鸟居身旁的那对夫妇一样，紧握拳头、一脸胆怯。大概在女儿失踪的两年之间，已经用尽了力量担惊受怕吧。

等待失踪者归来的家人心中，绝望和希望一如邪恶的两人三脚游戏一样相互纠缠。这天满脑子都是绝望的阴影，挥不去各式各样忌讳的想象画面；第二天希望又张开翅膀飞过来，眼前出现女儿在厨房里煮咖啡的幻影。而这些都可说是想象力的自我中毒。

特调总部内设立受害者对策小组时，鸟居志愿加入，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连武上也大吃一惊。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武上知道这是鸟居自我反省的表现。大川公园事件案发后，他的粗暴态度致使古川鞠子的母亲精神错乱。这对他而言是个心理重担，他大概是想借此偿还吧。秋津不怀好意地眯着眼睛说道：“鸟居后悔想还债，是想洗清影响他晋升的污点。”武上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了。

武上发现鸟居放下电话，于是向那对夫妇道声歉，将纸筒递给鸟居。“这是你要的地图。只要大川公园的部分就够了吗？”

鸟居道声谢收下地图，然后指着那对夫妇说：“这对夫妻是来确认会不会是半年前离家出走的女儿，说是他们的女儿经常在大川公园一带出入，失踪当天也去了公园。为了谨慎起见才需要地图。”

武上点点头，心想鸟居或许是在帮那对夫妻争取鼓起勇气看照片的时间吧。收集大川公园案件失踪者的资料毕竟很重要，武上为打断他们的谈话而道歉后便迅速离开。他特意走过去送地图，是因为担心鸟居。见鸟居很努力，倒也放下一颗心。

回三楼小会议室的路上，筱崎从走廊迎面走来。大概是去了洗手间，甩着一双滴水的手，也不用手帕擦干净。他态度悠闲，神情却有些消沉。

说到担心，武上颇在意这几天筱崎没什么精神。本来筱崎就是个话不多的青年，有些文弱，连走路都有点内八字。难怪面硬心软的秋津给他起外号叫“小妞”。即便这阵子没什么精神，却也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内勤业务部门的其他同事，大概谁也没注意到吧。武上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自从连环杀人事件起便在他手下工作的筱崎，对任何指示或命令只要说一次就能办好，最近竟接二连三犯同样的错误。交代资料复印四份，只复印了一份；要求整理归档的文件，始终躺在桌上的档案夹里。虽然只是一些小错，但都是过去的筱崎不曾犯的。

的确大家都累了，尤其在特调总部，士气真的不能说是太高。凶手死了，留下一堆尚未发现的受害者。不管能否查出剩余五名受害者的身份、找到遗体，对士气已然造成伤害。当然对家属而言则不同，就事实确认方面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要说这些刑警头上没有乌云密布，则是骗人的。

“筱崎，你还好吧？”武上一开口，筱崎吃惊地跳了起来。他神经质地扶了一下银色眼镜框，说了声“对不起”。又没有做什么坏事，立刻开口道歉是他的习惯，似乎也是年轻一辈的通病。

“是不是吃坏了肚子？”武上一边打开小会议室的门，一边不以为意地说，“看来得换一家快餐店了。”

“我没事。”筱崎跟着武上走进会议室。不同于楼下特调总部的嘈杂，这里十分安静，弥漫着正常政府机关的气氛，连电话铃声听起来都很安详。唯一的杂音要算是复印机气喘如牛的走纸声。

筱崎现在负责整理特调总部搜集到的失踪女子信息。不论是直接讯问所获的有关照片上失踪女子的消息，还是来自电话或匿名信等可信度不高的情报，都会先汇总，经由武上指示后重新归类，输入电脑制作数据夹。筱崎本就习惯使用电脑，打字速度也很快。

若只是为了调查剩下五名女子的身份，其实无须如此大费周章。但是认真整理排山倒海而来的大量信息，以便随时取用，或许对于其他杀人或失踪案件也能起意想不到的作用。于是武上要求神崎警部添购一部专用的个人电脑。趁着社会大众还抱有高度的关心，周围亲友拼命回想那些像烟雾般消失的无数男女的蛛丝马迹，警方应该尽量收集信息，并设置一个保管场所。

筱崎从召开记者会那天起，每天埋首不断涌入的失踪者名单、有关失踪者的故事、各式各样的奇怪状况及家属们的声音……努力工作。一如陷入流沙之中，武上担心筱崎对每个案例都考虑太多，以致神情逐渐黯然消沉。

如果真是这样，这情况应该早已改善。实际上武上认为筱崎可能在最初一个星期后便坚持不住，早已经准备了接替者。但是筱崎依然工作态度认真，丝毫不见疲态。武上也就让他继续负责。几天前，筱崎像气球漏气一样，显得意志消沉。但似乎不只是能量耗尽的关系。

紧接着前桥市伊藤敦子被确认出身份的，是住在东京都田无市、在家帮忙的十七岁女孩三宅绿。她和父母及年长两岁的姐姐同住，失踪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严格说来，她的父母表示最后见到女儿应该是在六月一日上午。三宅绿到离家走路约五分钟、她父母经营的咖啡厅“奇拉哥”要零用钱。母亲给了她两万，她塞进皮包后便走了。究竟离开店就出去了，还是先回过家，她的父母完全不知情，也没想过问问女儿出门去哪里。这就是他们一家的生活。

三宅绿的姐姐表示：三宅绿在这个家根本是多余的。从小学高年级起功课就跟不上，初中时已经完全是个坏学生，染发、化妆、戴耳环，样样都来。父母不知被学校叫去训话多少次。虽然也参加了高中联考，但没有考上志愿的学校，最后去的学校又不喜欢，读了三个月便休学在家，这就是她在家帮忙的真相。

因休学生活习惯破坏了，更加速了三宅绿日常生活的堕落。据她姐姐的说法：三宅绿经常跟朋友在外面鬼混，凌晨才回家，大白天关在房里睡大觉。几乎跟父母和姐姐都没有话说，开口顶多是为了要钱。她的电话总是晚上打来，干扰家人的生活，父亲便买了手机给她，从此她跟家人说话的机会更少。难得坐在一起吃饭，她也是板着一张脸，姐姐一脸厌恶地表示很不愉快。偏偏这时手机一响，她却高高兴兴地接电话。好像手机那头的人比起眼前的家人，距离更为接近。

对三宅绿而言，夜不归宿是家常便饭，父母也懒得说她。经常连着两三天不回家，只要钱花光了自然就出现人影。她父亲冷漠地说：事到如今再说教也是白费唇舌、浪费体力！而母亲则从很早以前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和三宅绿的关系。从平板枯燥的报告内容不难读出他们绝望的心情，反而是姐姐直接释放的怒意，还能让人感受到家人间的亲情。

因为是这样的家庭，所以在六月一日接近中午时于“奇拉哥”交给三宅绿两万元后，她不见踪影，全家人也不怎么担心。过了五天，尽管家人开始有些担心，却还是没有什么行动，当然也不可能报警。

直到三宅绿离家一周后，母亲才觉得不太对劲。可是她从来不清楚女儿的交友情况，何况三宅绿的“朋友”大多是前一晚在新宿小剧场前与之搭讪的男孩，既不知姓名也不知住址，知道的只是长相和外号，而且这样的朋友为数不少。

烦恼了半天，最后和大女儿商量，还是决定上警察局找少年科帮忙。去年三宅绿半夜在路上跟人打架受伤，家人认识了少年科的刑警。

听完情况后，该刑警劝她们提出失踪搜索申请。通常像三宅绿这种案例，警方并不会立即进行搜索。然而经过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毕竟非同小可；将搜索申请传给居所附近或邻镇的派出所，说不定还能增加其他巡警找到她的机会。只不过就三宅绿过去的经历和家人的相处关系推断，与其说她是因为牵扯什么案件而消失，不如说是离家出走到朋友家或是在新宿、涩谷一带流连忘返。因此该刑警的建议是：现阶段或许没必要把事情闹大。

“那位警察很亲切老实，还说绿其实并不是坏小孩。”姐姐说，“只是在家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寂寞。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寂寞，生活便开始堕落。警察先生说提出搜索申请，是为了等妹妹回家后，让她明白爸爸、妈妈和姐姐因担心她而报警。也能让她明白这一次家里真的是痛下决心看待她的问题。”

听完刑警建议回家的母亲和姐姐，并没有提出搜索申请。姐姐说是因为她的反对。

“过去家里总是被妹妹搞得晕头转向。每次都是妹妹胡作非为，爸妈只知道关心她，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尽管嘴里唠叨‘小绿真是糟糕’，但心里还是关心妹妹。妹妹的随意任性，爸妈都肯听从。而我总是孤单一人。现在她居然又搞出离家出走的把戏，让全家人为她担心。事后她无所谓地回来，我们还得围上去说：‘你看，全家人是多么关心你！’开什么玩笑！需要有人关爱、有人担心的是我。小绿这种人就该让她回家时，跟她说‘你离家出走没人在乎，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不对她冷言冷语，她是不会反省的。不这样对付她，她哪会清醒！所以我警告爸妈：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宠小绿，为了她提出搜索申请，到时候离家出走的人会是我！”

于是三宅家没有提出搜索申请。

过了一个月，三宅绿还是没有回家。过了半年，依然音讯杳然。因大女儿的激烈反对而退缩的父母，随着时间流逝，尽管内心挂念却不好开口说提出搜索申请。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下，他们一家只是心怀希望，认为小女儿离家出走是跟朋友一起住在东京。

另一方面，当地少年科刑警因为了解三宅绿失踪的经过，也通过之前在打架伤害事件中一起被辅导的少男少女进行若干搜索，但效果不彰。其中一名少女提到三宅绿失踪时曾经常有卖淫行为，主要地点是在新宿。虽然也问出了卖淫的同伙，或者应该说是居中联系的皮条客，但是该少女无法提供具体名字等信息，线索到此便告中断。

假如没有从栗桥浩美的房间里找出三宅绿的照片，她大概永远被认为是离家出走而已。而且这种平稳的假象将持续下去。

三宅绿大概还算上相，七人的照片中，她的数量最多，其中不乏穿着衣服、头发整齐地坐在椅子上正面拍摄的，所以自然能够让前来警局的家人指认。三宅绿的父母立刻就认出是小女儿，并询问刑警女儿生还的可能性。既然留有这种正常的照片，或许意味着三宅绿与凶手有某种关系，可能只是一般的搭讪对象，还不至于成为诱拐杀人事件的受害者。

负责的刑警也看过三宅绿其他的照片，明白这种可能性仅千分之一，只好尽量说得委婉，但实在难以形容。究竟该如何适当地说明？也有令爱身上只穿着内衣裤、脖子上套着项圈、趴在地板上的照片。她的脸正对着照相机，看得出来被揍得鼻青脸肿。如果只是被搭讪，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三宅绿的父母一听，失望地悲泣。但是大女儿却不能接受，吵着要看其他照片，而且自有说法：“既然妹妹能让那么残暴的凶手拍出如此安详的照片，意味着妹妹可能是他们的同伙。”这种说法让警察也吓了一跳，不禁反问：“难道你是说你妹妹有可能帮凶手诱拐其他女子吗？”姐姐一脸苍白地说：“没错，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女子轻易受骗？难道不是因为凶手之中也有女子才让她们失去戒心吗？我妹妹很有可能做这种事。”

警察拗不过姐姐，最后还是将三宅绿所有的照片让她看了。照片分装在五本照相馆赠送的迷你相簿里，姐姐花了三十分钟才看完。

然后冲进警察局厕所呕吐。

当时武上正好在特调总部，见女警扶着摇摇晃晃的姐姐从厕所里出来。事后询问经过，不仅赞叹姐姐的聪明，并担心如此聪明能否为她带来幸福。

总之就这样确立了两块墓碑，伊藤敦子和三宅绿。武上摘下老花镜，用手指搓揉镜架压出的痕迹，喃喃念着两人的名字和失踪的日期。

如果说三宅绿失踪是在一九九三年六月，那比古川鞠子及前桥市的伊藤敦子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五日的失踪更早。目前还不知道照片上其他五名女子的失踪日期，但是说不定这五名女子都是在古川鞠子失踪前遭诱拐杀害的。武上的直觉如此在他耳边低诉。

毕竟这只是直觉，并非是基于有力证据的推测。武上认为包括这五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和已确知失踪时状况的伊藤敦子、三宅绿共七人，可能只是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正式演出大川公园事件之前的“彩排”牺牲品，因此她们全都被诱拐杀害，而且是在古川鞠子的悲剧之前。

理由之一，这些照片和录像带里，并没有古川鞠子和日高千秋。也就是说，当大川公园事件热闹登场，对栗桥和高井而言，这些个人的记录便不再具有意义。他们的兴趣已经转向更好玩的事。所谓“好玩的事”就是通过杀人和诱拐向社会传递信息，打电话给电视台大放厥词，玩弄跟事件相关之人、激怒警方。

他们两人这么做，是想对社会展示自己的所作所为，看看社会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反应。在达成目的之前，必须要有事前阶段：构思“作品”、设计细节、补充不足、不断试验。然后检查成果，进行两人之间的互评，或满意或反省，接着创作下一次“作品”。如此反复再三，就能建立他们完成“作品”所需的技术和技巧。一旦熟练之后便心生倦怠，而有更进一步的欲望。

因为兴趣而写小说、画漫画、拍电影的人，除非有极度的自信，一般不太有勇气将处女作对外公开。刚开始会偷偷跟伙伴欣赏，稍稍自我满足。而这种自我满足将成为下一件作品的创作源泉。等累积到一定经验，有了自信之后，便希望让其他人也来看看自己的创作。栗桥和高井应该也走过同样的心路历程。

凶手没有打电话或送遗物到伊藤敦子、三宅绿家，也没有对媒体透露她们被杀害的消息，就是因为对栗桥和高井而言，她们还只是“练习”的对象。“练习”这个词听起来也许很残酷，你也可换其他词形容。反正对凶手而言，就是拥有绝对的支配力，诱拐女性、虐待她们、最后加以杀害，以达到自身的满足。

武上认为人类引发的灾厄，基本上都源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是像这起事件表现得如此露骨却还是少见。追查栗桥和高井的所作所为，就像露天挖掘人类的邪恶一般，散发恶臭的黑色矿脉绵延不绝地呈现在眼前。不难想象他们如何从自我满足到要求社会喝彩的膨胀过程，因为他们以最迅速且具破坏力的形式实现了一般人内心都有的欲望。

每个人在自己小小的幻想国度里，都是头戴小王冠、端坐在宝座上。拥有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邪恶，也不是大罪过。甚至于要想生存在遍布挫折的现实世界里，这种想法不可或缺。

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也会憧憬君主专制，这是无可厚非的人性。不管是男是女，早晚都会面对外面的世界，希望扩张领土、为自己开拓的城市增加人口。经过一定的反复“练习”，到了亟欲一试战力的时候，国王便决心出征。

然而出征的结果不尽相同，因人而异。究竟怎样的成果能让这些男男女女获得满足呢？他们想建立多大规模的王国呢？他们将会实施德政还是成为独裁者呢？总而言之，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吧。武上心想。或许有的女人想成为温柔恭顺、善解人意的好妻子，甘愿当一个男人的女王，掌握人生的幸福。或许有的男人企图成为某一区域人人称颂的企业家，统领着数百员工的企业王国。也有的女人想当明星，拥有该时代所有女人的梦想和男人的憧憬。有的男人则愿意当学者、埋首研究，尽管无法累积财富、无人知晓，但在专业领域自有成就，这就是他的王国。

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就连武上也希望在内勤业务上获得周围正面的评价，建立自己小小的王国。至少他的妻子是其子民，同时他也是妻子的国民。彼此一旦无法忍受相互的压制就有可能移民。这种关系固然有些危险，但互为国民却是肯定的。在这片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国土，人们分分合合、彼此掠夺或共同开拓生活。有句话说人类是弱者，武上认为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一旦少了商谈、争斗、和解、情投意合、相亲相爱等手续，出现了一个只知道扩张国土、强行留下希望移民的国民、拼命致力增加人口的国王时，他实际上很有可能成为触犯法律的罪人，当然也可能不是。不管怎么说，总之是个具有破坏性的人。

具有破坏性的人绝对不肯成为他人的国民。他一心只想称王，所以是孤独的。因为孤独，自然极其希望找到不会背叛自己、绝对忠诚的永久国民，于是有的人不惜以物理方式杀人，有的人则是以精神方式杀人。物理方式杀人的极致，就是连环杀手，栗桥和高井不过是这种孤独国王的一员。他们行进过后，沿途只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和血河。

他们为了让社会大众也知道自己是这种国王，于是制造了大川公园事件。要不是因车祸身亡，杀人案还会继续发生吧。国王的步伐才刚开始，他们还在意气风发之时。因此那些被拍照、摄影的女子只是过去的记忆。说不定栗桥浩美在引发大川公园事件之后，早已经将那些藏在自己床铺下收纳箱里的记录处理得一干二净了，武上心想。

连环杀手通常是一个人犯案，很少有同伙。在美国固然有些实例，但在日本这种连环杀人案本来就少见，而且像栗桥浩美、高井和明这种双人组合应该是首例吧。武上认为这一点是全案最耐人寻味之处，特调总部也持相同意见。

为什么是双人组合？一般青少年犯罪常出现集体作案的情况。尽管罪行重大，其犯罪的根源多半是类似暴徒的群众心理作祟。栗桥和高井的情况却又另当别论。既然是两人，也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主事者是谁？不太可能两人是对等关系、平起平坐。就算是半步，一定有谁走在前头。

他们两人的组合有些奇妙。就照片的印象，栗桥浩美是个高瘦英俊的年轻人，相对地高井和明则矮胖粗壮，在邻居口中几乎不值一提。而栗桥浩美不管走到哪里都很醒目，颇受女孩欢迎。听秋津说，当确定栗桥是凶手时，栗桥的一个女同学居然当众哭了出来。

栗桥和高井从小学以来便认识，一向在一起玩。通常是栗桥带头，高井跟在后面。听他们初中时的老师说，高井有一段时间经常被栗桥及其同伴欺负。老师担心高井，特地私下找他谈话，没想到他却回答：“浩美其实很怕寂寞，这件事只有我知道。现在他这样对我，可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只有我才是真正了解他的人。”

“性格老实、反应有些迟钝”是初中老师对高井和明的评价。见和明如此回答，老师除了惊讶也有些担心——会不会是和明一厢情愿。但是不管怎么劝说，和明还是坚持己见。

聪明与迟钝。前锋和守门员。这就是栗桥和高井的关系给人的印象。两人之间谁是主事者？答案不言而喻。

神崎另外组建小组调查两人的少年时代。上个星期起秋津便被编列其中，所以武上不仅可以读到书面报告，也可以直接从秋津口中获得信息。秋津说，虽然没有新的事实出现，不能立即断定，但根据过去两人的关系推断，主犯是栗桥、高井是从犯的推论应该错不了。

当初神崎警部另设小组时，武上不太明白警部的用意。要想了解事件的真相，这种做法显得迂回。说不定神崎警部是在怀疑他们两人的共犯关系吧。

实际上调查的结果，对于高井和明的行动仍有很多不明确的疑点。不像栗桥浩美的罪行，几乎找不到高井涉案的证据。

首先在整起事件的过程中，高井所在的位置就很不明确。唯一确定的是：十一月四日晚上八点过后，距离上越新干线冰川高原车站车程约十五分钟的别墅区，在靠近绿色山庄高级别墅区的“银河”咖啡厅，有人目睹很像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的男人约定见面。这是咖啡厅的一名服务员的证词，她还说很清楚地记得两人的长相。

下午六点左右，先是栗桥浩美进来，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开始选座时，他就表示在等人，待会儿还有一个朋友会来。等不到三十分钟，他便显得焦躁不安。服务员说自己刚好不经意地看到这一幕。八点过后，高井和明总算出现了。

十一月五日变成一具尸体被发现藏在高井轿车后备厢的木村庄司，在十一月三日晚上，就在冰川高原的别墅区一带失去了音讯。独自一人在家的木村太太接到变声器打来提到折纸鹤的电话是在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所以说木村庄司被绑架应该是在那之前。这么说来，栗桥和高井应该在三日晚上十一点之前绑架了木村、将他监禁在某处，然后两人到“银河”会合好商量今后的计划。

而令人想不通的是，三日那天高井和明身在东京。他离开东京是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三小时后跟栗桥浩美于“银河”会合。

那天早上，高井的父亲因眩晕跌倒，被送往医院。高井不仅陪同上医院，中间还回家拿换洗衣物。等到他父亲看完诊、出院回到家，已过了中午。高井和明家的“长寿庵”是卖荞麦面的，他也在店里帮忙。这天为慎重起见，餐馆临时歇业。高井家是幢三层小楼，一楼是店面，二三楼为自家居住之用。

高井和明有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妹妹，叫由美子。以下是他妹妹的证词：晚上五点半左右，由美子正在和母亲讨论晚餐的菜色，本来在店里的和明来到厨房说马上要出门。和明没有个人专用电话，打给他的电话都会打到店里。由美子知道有人从外面打电话给哥哥叫他出去，也知道那个人应该就是栗桥浩美。

高井一家人很清楚栗桥和高井的关系就像是主仆。由美子为此很不高兴，好几次劝哥哥跟栗桥断绝往来。她也知道栗桥似乎向哥哥拿了不少钱。

忽然跑来说要出门的高井和明，显得十分慌张。光凭这一点，由美子就能断定打电话来的是栗桥浩美。高井和明没有回答和谁有约，便急匆匆开自己的车出门了。在赤井山绿色大道上死亡之前，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家人完全不知道，也没有他的音讯。据高井和明母亲的说法，高井和明从来没有这样离家过，他们打算五日早上去报警。结果因为父亲要大家再观察一天，没想到就发生了那起车祸。

十一月三日，高井和明整天都在家里，不可能在冰川高原的别墅区参与绑架木村庄司。他的家人都能作证。从东京到冰川高原单向车程要三小时，如果是晚上时间就能缩短一些。实际上，十一月四日高井和明花了同样的时间从家里前往“银河”。如果硬要说十一月三日晚上，高井和明背着家人开车外出，然后在天亮前偷偷回家，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要在木村太太接到凶手来电的十一点前到达冰川高原参与绑架木村庄司的行动，至少必须在晚上八点前离开东京。“长寿庵”的营业时间到晚上八点，那天除了家人外，打烊前仍留在店里的顾客也可以证明高井和明确实在工作。所以这种推理根本无法成立。

那么，绑架木村庄司的行动应该就是栗桥浩美单独所为。他独自一人绑架、打电话给木村太太、和木村共度一晚，第二天而且是在将近傍晚时才叫高井和明出来。

这种同伙关系似乎十分奇怪！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疑问：毫不知情的高井和明在东京照顾父亲时，栗桥浩美和木村庄司究竟在一起做了些什么？

结论只有一个。栗桥浩美除了东京初台的房子外，还有一个用来绑架、监禁和杀人的秘密总部。拍照和摄影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这是目前特调总部的一致见解。找出栗桥和高井的秘密总部，是现阶段特调总部的另一项使命。在调查他们的人际关系，重新组合事件真相的至上命令中，这项使命至关重要。

那么这个秘密总部在哪里呢？线索有两条。

一是木村庄司被绑架的地方，冰川高原一带的别墅区。十一月三日星期天，他对太太说去“勘察一下”而前往的地方，大概就是他被凶手们绑架的地点。

那天，木村庄司在下午一点左右曾打电话回家。当时他还没有到达冰川高原的别墅区，而是在前面六公里处的收费道路入口，吃完午餐、休息之余顺便从餐厅与太太联系，并告知那天的行程。这件事木村太太记得很清楚，从餐厅内的公用电话通话记录中也能找出木村庄司家的电话号码。

木村庄司有专用的手机。不是公司给他的，而是自己购买的。但是当时他却使用了餐厅的公用电话。关于这点，他对妻子解释道：“手机有点古怪。大概是电池没电了。最近太忙，常常忘了充电。”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木村的手机。既不在尸体附近、也不在高井和明的车里，所以无法确认手机的实际情况。但其实这一点他本人没必要说谎。木村太太也说木村自从有了手机，过去也有好几次因为电池没电而头疼。她还劝丈夫干脆换一部待机时间更久的新型手机，但木村因为太忙而没有行动。

那晚十一点左右，凶手们打电话到木村位于川崎的家，是木村太太接的电话。当时，凶手并没有明说在哪里绑架了木村。自从下午一点接到木村本人的电话之后，木村太太再也没有跟丈夫联络。所以不知道木村被绑架时，是否在他向太太提过的预定前往地点——冰川高原别墅区。

然而在栗桥、高井车祸身故后第二天，即十一月七日，在冰川高原别墅区北方两公里、前往新潟的杂树林里发现了木村庄司的车。于是又获得了一部分事实。他的车设有路况导航仪，被发现时电源关着。打开开关，画面上出现冰川高原别墅区东北部的地图。但还是没有发现木村庄司的手机。

别墅区东北部是冰川高原别墅区中海拔最高的地区，开发也较晚。据木村太太的说法及公司同事的形容，木村庄司是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专程跑来勘察开发较迟的区域倒是一点也不奇怪。虽然天黑之后没什么好勘察的，但只要道路铺设了柏油，木村回程就会顺便走走，他的好奇心就是那么旺盛。

特调总部认为木村在那天下午为了给自家即将盖的房子找参考，在别墅区一带四处参观，太阳下山后便开车踏上归途，可能在冰川高原东北部迷路了。那附近没有人家，有的只是没人住的别墅。加上手机不太对劲，无法接通，只好凭借车上的路况导航仪前进。或许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栗桥浩美。

当时应该还不太晚。从栗桥浩美将木村带回秘密基地、限制其行动到晚上十一点打电话给木村太太，他必须问出有关木村的许多信息。而且不是随便说说的信息，因为栗桥在电话中不怀好意地对木村太太提到了他们夫妻相识的关键。要问出这种信息，想来需要时间。而且要让木村说出这些，也必须有相当充足的事前准备工夫。应该不可能是在移动的车里，也不会是在有可能被人目击的场所，而是对他们而言最安全的秘密基地，且必须让木村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换言之，如果不能让木村确切明白栗桥已经掌握了他的生杀大权，不好好回答下场将很悲惨，就很难让他说出这一切。

另外，不管是在打电话给木村太太之前还是之后，栗桥浩美还必须将木村的汽车扔到冰川高原别墅区外的森林里。尽管森林里没什么人烟，放上一整天，木村的车还是有可能被森林巡逻队发现。所以大概是在三号晚上弃置的。这天深夜长寿庵打烊后，假如高井没有迅速地往返于东京和冰川高原别墅区之间，栗桥就必须独自完成这许多行动。结合这两种看法，自然会让人认为他们的秘密基地距离冰川高原东北部不远。

还有一项佐证，即手机的通讯记录。

栗桥和高井好像都不知道手机也能作逆向侦察。实际上，手机无法像有线电话一样瞬间侦察出来电号码，但还是可以从转接基站查出是哪个信号台打来的电话。如果没有这种系统，那电话公司就无法向消费者收费了。

九月十二日，栗桥浩美打给HBS新闻台的电话经由练马的转接基站。二十三日，栗桥浩美打给有马义男的电话则经由新宿西区的转接基站。新宿西区转接基站涵盖的范围，也包括了栗桥浩美初台的住所。练马转接基站的范围内，除了有栗桥浩美的老家栗桥药店，还包括了高井和明家的长寿庵。十月四日，咳嗽不停的栗桥浩美打给有马义男的电话，也经由这个转接基站传送。

其他还有很多。

十月十一日，古川鞠子遗体被发现的当天下午，有马义男前去认尸不在家，栗桥浩美打电话到豆腐店，是店员木田孝夫接的。这通电话并非来自东京市内，而是从位于群马县中部的中原区转接基站传送过来的。中原区转接基站涵盖的范围是冰川高原别墅区及其周围方圆十公里的山林地区。

十一月一日，打给HBS新闻特别节目的电话，包括广告前与广告后及节目结束后打给有马义男的电话，也都是来自中原区转接基站。

秘密基地应该就是在这一区域。

其实只要不堵车，从冰川高原开车到东京三个小时就能到。东京市内有许多手机的转接基站，每个基站管辖几公里的区域，划分细密、交错复杂。但是人口稀少的山林地区却不一样，一个转接基站管辖的区域极其广阔，像中原区转接基站的管辖范围就很大。于是特调总部以木村庄司车中路况导航仪的地图为秘密基地的搜索起点，重点调查半径五十公里之内的区域。其中冰川高原别墅区一带自然是重中之重。一连串罪行很有可能是使用或租用这里的别墅为舞台进行的。刚开始一步步实施这一地毯式搜索时，武上根据户籍登记簿的资料制作了冰川高原别墅区建筑物一览表。只是这类不动产光凭登记簿无法一窥究竟，许多详细资料还得靠群马县警方的协助才能补足。

届时唯有发现秘密基地，才能解开栗桥和高井奇妙的同伙关系之谜。反言之，要想追踪他们两人的疯狂举动从哪里开始、有着怎样的过程，都必须先找到秘密基地才能水落石出。

栗桥浩美初台的住所一如深海里的淤泥一般，到处布满了他阴暗的噩梦，却感受不到高井和明的气息。尽管作了彻底的询问调查，依然得不到高井和明出入该公寓的证词。只有一个送报纸的不很肯定地说：曾在今年十月初，看见一个年龄、体格类似高井的人站在栗桥的公寓前面。当时那人抬头看着位置颇高的窗户，独自伫立。他站姿怪异，令送报员记忆深刻。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高井和明的目击证词。许多人表示在十月中旬，看见貌似高井和明的人在大川公园走动，漫无目的地在塚田真一和水野久美发现右手的垃圾箱附近徘徊。

这种重大案件的嫌疑人一旦被确定，立刻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击证词，其可信度已超越了现有的标准。人的记忆其实很容易变换，想太多或是错觉并不会像说谎一样带有心虚或罪恶感，因此很难辨别真假。侦查员必须像老练的古董商一样，盘起手臂、压低下巴、冷静判断顾客们拿出来的“证词”。在此情况下，不管对方如何诚实、有多么热心，都不应该影响“证词”鉴定的结果。

武上认为初台的公寓前和大川公园的目击证词都是通过严格鉴定，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特调总部负责调查高井的小组还注意到一些可信度颇高的证词，都暗示在高井和明乍看之下毫无攻击性的面具背后，其实包藏着兽性。听起来很刺激，但武上无法全盘接受，只是照规矩将这些调查记录和书面报告归档。若武上不是负责内勤业务而是现场指挥官，肯定会让这些写报告的人提出疑问，命令他们重新调查。

栗桥和高井的交往究竟是什么形式？这种形式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扭曲，致使两人的行径日益疯狂？这是武上最想弄清楚的地方。只要弄清楚这点，整起事件才算落幕，才能看出全盘始末。

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平常都聊些什么？两人的往来十分频繁吗？都是谁跟谁联络呢？

高井和明的家人说高井没有个人专用电话，以前栗桥常常会打电话来，有时也会亲自到长寿庵找人，但最近这种情况减少了。如果说大川公园事件案发后，也即十一月四日让高井和明未说明理由就外出的电话是栗桥浩美打来的，那真是他长久以来难得打来的一次。据家人所知，高井只在十一月三日听说栗桥的母亲从楼梯上摔下来住院后曾打电话致意。当时两人还聊了很久。

家里的人跟谁、什么时候、在哪里打过电话，这种小事反而很难记清楚。固然高井没有个人专用电话，但是没开店的时候可以使用店里的电话，家附近也有公用电话亭。如果说高井是栗桥的手下兼同伙，只要事先说好，想不让家人知道他们的联系手段也并非难事。

那栗桥浩美这一方又怎样呢？

当初从尸体上、发生车祸的车里和绿色大道的车祸现场都没有发现手机。于是特调总部除了继续搜索现场外，也对栗桥药店和栗桥浩美初台的住所进行调查。

结果立即找到一部手机。在初台的住处里，跟专用充电器放在一起。从厨房的抽屉里也发现了购机合约和收费通知单。

但是调查该手机的通话记录，却没有发现HBS新闻台、有马义男家、日高家和木村家的电话号码。其中有很多和高井和明的通话，也有跟其他朋友的联系，就是缺乏与关键地点的联系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应该另外还有一部手机。

栗桥应该分别使用两部不同的手机。但是那部特调总部亟欲发现的手机，不仅找不到收费通知单、购买时的相关文件，也没发现手机本身。大概是栗桥随身携带，在车祸时飞出了车窗。搜索仍在继续，但毕竟东西太小，很难说能否找到。

以栗桥浩美的名字和住址比对全日本手机服务公司的顾客名单，也只能找到初台公寓的电话号码。由此可见“另一部”手机应该是采用预付式，而且很可能用了好几部，每次用完额度就换新手机。甚至可能是为这次事件才买的，知道电话号码的除了栗桥本人就是同伙高井和明。

今后办这种手机的手续可能会改变，但目前购买预付式手机，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身份证明，用假名字、假地址也能买到。很难调查出栗桥是在哪儿买的这部手机，如果不调查手机本身，也无从调出通话记录。

不知道手机也有逆向侦察功能的栗桥，为什么会为了作案而另外使用预付式手机呢？调查会议上大家意见不一，大部分人认为他是为了在涉嫌时可以立刻处理掉该手机，消灭通话记录等物证。但武上认为他不会想得那么远，只是为了手机遗失或忘带时有所备用。

遗失手机的情况时常发生。武上的女儿平常并不健忘，偏偏就是手机，一年总会丢一两次。有时候则是在月台上捡到别人的手机。这种时候，捡到手机的人为了寻找失主，虽无意窥探别人的隐私，而是基于一种善意，也会查看手机里记录的电话号码或信息。如果对方的手机和自己的机型不同，不知道如何操作，一不小心可能会调出失主输入的电话簿或看见通话记录。

这时候如果看见HBS新闻台的电话号码会怎样？

虽然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性，但栗桥浩美还是不敢轻忽此事。

整起事件还有许多难以理解的部分，已知的部分其实很少。武上阅读堆积如山的资料，整理之后，发现了两个怪异、不可理解的疑点。其中之一是该事件中有极其纤细、用心的一面，也有放手一搏的冲动，彼此交织在一起。使用预付式手机是纤细的一面，而打电话戏弄有马义男一番则是一时兴起的最佳例子。

高井和明和栗桥浩美，谁负责细腻的一面，谁又属于粗犷的一面呢？两人之间的力量如何分配？看起来每一种想象都有可能，但是总有些细微的碎片跟任何一种想象或假设无法密合。而且每一次凸出来的部分都有些不同。

高井和明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随着事件进一步发展，他的角色是否也跟着变化呢？

还是说栗桥的同伙其实不是高井？

这种突如其来的想法，经常会出现在武上的脑海里。每一次他都摇摇头挥去此想法。从两人一起因车祸身故来推测，高井不可能对此事件毫不知情。固然他扮演的角色内容是个谜，但他参与了演出已是不争的事实。

发生车祸之前，他们曾在绿色大道入口的加油站加过油。对此，加油站的员工和当时在场的其他客人可以作证，可信度很高。其中最吸引特调总部注意的是一个坐在男朋友汽车的副驾驶座上，和栗桥、高井几乎擦身交错而过的二十三岁女子的证词。

她不仅看到栗桥浩美的脸，还记得栗桥说话的声音。她趁男朋友向加油站员工问路之际去上洗手间，然后在自动售货机买了罐装咖啡回来。半路上撞到了栗桥浩美，于是她赶紧说“对不起”。这时两人正面对视。

刑警询问印象如何，她回答：“看起来好像是吸毒的人的眼神。”

因为感觉很不舒服，她立刻跳上车，跟男朋友说了这事，两人便离开现场。结果“那人好像要追上来”。

她说看见栗桥浩美向他们的车走来。女子说时一脸害怕，眼里还含着泪水。“我一直回头看着那人，直到看不见加油站为止。他站在路边，半蹲着准备冲出来。有人跑过来搂住他的肩膀，好像是在安抚他，我不是很清楚。”

据目击同一场面的加油站店长说，栗桥浩美跟着那对情侣开的红色吉普车，准确地说他们开的是切诺基，一直追到了马路边，至此两边说法一致。但是之后，栗桥好像被什么吓得开始后退，背对着吉普车转过身去，似乎在逃避什么。这时高井和明制止了他，并搂着他回到他们的车上。

“当时不知道他们就是那起案件的凶手，没有很留意。不过我还跟其他人说他是不是吸毒了。那家伙叫栗桥浩美吗？比较瘦的那个。他的脚步摇摇晃晃的。另一人的脸色也不怎么好。我只记得这么多，不是很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到“吸毒”。两人对于“过去是否具体接触过药物中毒者”的询问，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的推测主要来自电影或电视剧中药物中毒者的印象。但很重要的是，至少在加油站时，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栗桥浩美的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而且是高井和明在抚慰他、保护他。

连环杀手杀人成瘾，因而精神崩溃的例子并非少见。根据警方的经验，这种人过了某一阶段就有迅速趋于自杀的倾向。栗桥浩美是否也进入了此危险期呢？说不定绿色大道上的车祸也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发作的自杀行为。

解开所有谜题的关键在于高井和明。特调总部也赞同这个想法，武上更是比谁都强烈地相信这一点。究竟高井是以什么形式参与该事件的呢？为什么他会跟栗桥浩美拥有共同的疯狂行径呢？

只要能发现秘密基地，应该就能找到答案。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但是在秘密基地一定能找到显示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角色分配的证据及解开事件的蛛丝马迹。

自从十一月四日高井和明被叫到冰川高原车站以来，这一两天内他和栗桥一起行动，而且还扮演支持栗桥的角色。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很难认定他是完全无辜的第三者，也不可能说是被迫参与行动。他应该知道整个经过，积极与栗桥浩美共同行动，并作为身心逐渐脆弱的栗桥浩美的精神支柱。

究竟高井和明的目的何在？不对，应该说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栗桥浩美一起行动的？从哪个时间点开始的？

武上认为不管时间再怎么早，应该是在古川鞠子被绑架监禁之前。而且之前的杀人罪行，应该都是栗桥浩美一个人干的。这从留下的大量照片可以想见。在那个阶段，记录杀人等罪行还是栗桥浩美个人的兴趣。

那么是在怎样的机缘下由于高井和明这个外在因素，才唤起栗桥浩美对社会姿态的挑战，从本来只是嗜杀成性的兴趣发展成一种带有信息意味的戏剧性犯罪呢？这才是武上认为的“疯狂二人组”的犯罪形式。而栗桥浩美过去那种有点轻佻随性的杀人方式及不够成熟的脑袋，尚不足以构筑如此高级的犯罪形式。

若不是对社会抱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憎恨和疏离感，则不会做出这种事。光是栗桥浩美这种人，根本超越不了那种藩篱。所以才会有高井和明存在的必要，他发挥了跨越吃水线时的平衡作用。

过去从来不被世人认同，周围之人根本无视他的存在。从小就遭同学轻视，老师也疏远他。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下，日子一成不变，浑浑噩噩地长大成人。这样的他在看见童年玩伴沉溺于杀人这种非日常面具下的真面孔时，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无论如何都要找出他们的秘密基地！武上斗志昂扬。

“武上先生，你的电话。”

武上听见有人叫自己，猛然抬起头，嘴里叼着的烟头跟着抖落了烟灰。他一边拍去落在桌上像蚯蚓尸体般的烟灰，一边抓起话筒。

“喂，武上吗？”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好久没联络了，真是不好意思。是我，‘建筑师’。”

武上将转椅扳正坐好，并将烟蒂捺熄，紧握话筒。坐在对面敲打键盘的筱崎不禁停下手看了看武上。

“谢谢你，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听武上这么说，对方笑了。“我还没有答应。其实我还在犹豫……”

“那就没办法了。”

“我是很有兴趣，就怕胃又穿孔出血。而且我太太很反对。”

“那是一定的。”

“建筑师”稍微咳了一下，继续说：“尽管结论是拒绝，但我还是想跟你见一面。你求我这件事，应该没跟我太太提吧？”

“没错。”

“照片也是未经允许就私自带出来的吧？”

“我就是打算那么做，才另做了一个备份档案。”

“万一被发现了，搞不好你得自行离职吧。过去辛辛苦苦做的成绩将全部泡汤，难道你想到保安公司上班吗？”

“当然是不可能像你生活得那么悠闲自在。”

对方笑了，笑声有些阴沉。“一小时后，我们老地方见？”

“没问题。”

“带着档案过来。”

“……”

“我想亲眼看过资料，再判断能否帮上忙。”

“我知道了。”

“现在再强调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懂的只有建筑。这样够吗？”

“当然。”

道别之后，“建筑师”挂了电话。等到对方完全没动静后，武上才放回话筒。

猛然抬起眼，筱崎正对着他投出疑问的目光。仔细一看，筱崎的两个眼圈都已经黑了。武上心想，这家伙也吸毒了吗？

“筱崎，跟我一起来吧。”武上推开椅子，起身说，“我们出去散个步。”

武上所谓的“散步”，其实是带着实况调查报告到实地勘察，如今所有内勤业务同仁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实际上筱崎也有所准备，才会问：“要带卷尺过去吧？”

“装装样子带着就好。”武上回答，“我是真的想去散步，而且有些话想问你。”

筱崎吃惊地眨眨眼睛。武上想起妻子形容见过几次面的筱崎“好像一整年都睡不饱，一副刚睡醒的小孩的脸”，还说“这种人反而容易受到年长女性的喜欢”。如果说这意味筱崎看起来毫无防备、很需要别人保护，那就表示他其实不适合当刑警。

武上趁着筱崎去准备整套散步用的道具的空当，已经在墨东警局大门口抽了两根香烟。吞云吐雾之际，忽然想起一些事。在大川公园的垃圾箱发现那只右手的当天，他曾经和塚田真一坐在这里聊天。记得当时隔着烟雾，他看见少年一脸疲惫。

那孩子现在怎样了？凶手们已经死了，案件也大致开始收尾，那孩子应该可以安心了吧。

回溯模糊的记忆，当时想对少年说却说不出口的话语涌上胸口。

尽管武上安慰少年：“这不是你的责任。对于家人的遇害，你没有罪过。”但少年似乎完全听不进去。武上固然没有直接受理发生在少年家的悲剧，但对案情十分清楚。也知道劫匪袭击少年家，是因为听见少年对朋友说“家里最近获得一笔巨款”。所以他才对少年强调“责任不在于你”。而且在这句话之前，他其实很想说：“你将来有没有意愿当警察？”

与其背负罪恶感、怀着对邪恶的恐惧过日子，不如积极奋战，人生的道路或许会更宽阔。就像父母早亡的孩子立志长大后当医生一样，武上也希望带给塚田真一一种悲壮且崇高的霸气。

但是当时说不出口。因为少年看起来是那么绝望而疲倦。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筱崎跑了过来。武上内心不禁苦笑，又来了一个累坏了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