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属于体验派作家。就像体验派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时始终沉浸在他的角色中那样，我沉浸在小说里人物生活的时代里、文化里、世界里。我在之前的小说创作中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种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会改变并丰富我们的视角，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这本书而言，这是一件充满了不为人知的快乐的事情。

经常有人问，我在写作时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否非常繁重，因为小说中要描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常常还需要添加专业的、严谨的、可考的细节。对我而言，研究不是什么艰难的工作，而是和我的创作融为一体的，我很难将两者分开，而且我觉得研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投入的过程，并一直乐在其中。

《魔鬼藏身处》让我得到了很多快乐，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是一本阴暗的惊悚小说。但是我从中得到的快乐不仅来自讲述了故事，而且还来自让我着迷的中欧与东欧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当然也包括人类潜意识里的阴暗面。但是我喜欢这些素材，依靠写作谋生的最大乐趣就是你可以无拘无束地沿着内心的道路走下去。就《魔鬼藏身处》而言，这些道路通向非常黑暗的地方。

让故事顺利展开的主要驱动力是荣格心理学、中欧的神话与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弥漫着的种族紧张局势。研究与写作中的快乐是我如何将这些主题融合在一起。我选择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因为无论从地理角度、民族角度、文化角度，还是心理角度，它都处于欧洲的最中心。尤其是波希米亚人，他们的心理十分复杂。他们生活的地方融合了凯尔特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以及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斥的荒诞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就是那个时代与那个地方的产物，我想这并不是巧合。

为了研究，我在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很多地方待过很长时间，小说里只能体现这些研究的冰山一角：主要的研究是熟悉当地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而且很多研究在小说中并没有体现，却让你在描写一个地方、一段历史、一个民族的时候充满了信心，俨然成了那方面的专家。比如说，摩拉维亚人嘲笑波希米亚人说话的口音像在唱歌，我在小说中没有写，但这个冷知识是不是很酷呢？

所有的素材都需要在小说中糅合在一起，但是这本小说中，糅合的方式非常特别。很长时间以来，我只有个大概的思路，但是有一次在波希米亚旅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糅合的方法。当时我正在参观卡尔斯坦城堡，是个淡季，天空阴沉沉的，城堡矗立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不得不说，即使在晴天，卡尔斯坦城堡也是这个星球上最让人害怕的地方之一，甚至连最喜欢“营造恐怖气氛”的吸血鬼德古拉都不会喜欢那里。我在曾经属于卡雷尔四世的城堡大厅想到了小说的整体布局。卡雷尔在这座大厅接见大臣，王座的旁边是两扇巨大的窗户，这样和他说话的人就置身于一片光亮中，而他自己的表情和举止都隐藏在阴影里，让别人无法捉摸。（这一情节我用在了对斯莫莱克的办公室的描写里。）站在那儿的时候，我想，几百年来，这里一定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与秘密。就在那时，我想到了糅合的办法：我可以把城堡当成一个精神病院，想象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这里既是关着变态杀人凶手的监狱，又是躲避四处蔓延的更加变态的纳粹主义的避难所。

有了时间，有了地点，我的小说差不多可以开始了，但是作为关键要素的斯拉夫神话和传说还没添加进来，它们必须要和波希米亚的森林有关系，和卡尔·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有关系。森林和荣格心理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荣格的理论围绕着神话与传说的诞生，他认为神话传说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他的原型理论塑造了神话里的主要人物——就本书而言，是文学作品中的神话人物。我对荣格很感兴趣：他是一个心理学家，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乡村牧师，而他的祖父有传闻说是歌德的私生子。他母亲那一支，外公是个著名的神学家，曾经有过妄想症，学习过希伯来语，因为他深信这是天堂里使用的语言，而且，和小说里的多米尼克·巴托斯一样，他也相信自己可以和死者交流。荣格的母亲结婚之前，他的外公写布道词的时候总是让她站在身后——为的是不让魔鬼看到他写的东西。

研究斯拉夫神话故事的时候，我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波希米亚”这个词来自古凯尔特人部落——波伊人，他们是生活在波希米亚最早的民族［同时也是生活在德国东南部最早的民族，当地话把那里叫作百法利（Baiovarii），后来就有了巴伐利亚/拜思（Bavaria/Bayern）这两个地名］。在凯尔特人之后，日耳曼部落也来了，主要是苏维汇人，再后来就是斯拉夫捷克人的入侵和统治。在之后的历史中，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在此定居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聚居。不同文化、传说、信仰的融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神话故事。斯拉夫本身的神话故事又和挪威神话关系密切，很可能揭示了基辅罗斯曾经对斯拉夫民族有过深远的影响。悠久、神秘、密不可分的神话故事让我的小说有了可以和荣格心理学并驾齐驱的另一个素材。

我研究得越深，发现的黑暗宝藏就越多，比如说藏骨堂（即人骨教堂）——塞德莱茨的诸圣公墓——弗兰蒂塞克·林特从事死亡艺术创作的地方。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越是深入，我心中闪烁的念头就越多，其中当然包括对波希米亚犹太人的种族屠杀。那场屠杀的残忍程度与规模，以及对欧洲文化的浩劫一直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通过布罗乔娃在纳粹入侵前的黑暗日子里整天提心吊胆为这次历史事件埋下伏笔。这类研究没有带给我任何快乐，只让我心中感到不安，甚至是震惊，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狂热的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有抬头之势。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遇到两件特别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写作进行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我用几个真实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城堡编了个奥卢城堡，还给它添加了不少黑暗的历史，比如建造它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堵住地狱的出口。这些都是随机编出来的，没有参考任何现实的资料。然而有天晚上我在研究捷克城堡的时候，发现有个真实的胡斯卡城堡，它在建造的时候没有设计厨房与住房，而是用巨大坚硬的地基堵住当时认为是地狱出口的一个地方。第二件事是我有一个专门研究哥特学的学者朋友，有一天他说他搞到了一本卡尔·荣格的《红皮书》。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了——荣格家族直到2009年才允许将此书出版，以免这本传说中的书籍玷污了荣格的名声——但是从没有见过。当我看到《红皮书》和菲利普·斯特罗斯塔配有插图的手稿是那么相似的时候，我绝对是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完全虚构的事物，在现实中都有真实的样本。

如果卡尔·荣格还活着，他也许会将之称为“共时性”（synchron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