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

人迟早要选择一种哲学。这是生活的现实。至少当伯爵站在317号套房里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前时，他是这么觉得的。他刚刚是用尼娜的钥匙溜进屋里来的。

不管是大量阅读后的慎重思考，还是凌晨两点喝着咖啡与人热烈讨论之后的反思，抑或只是基于某种先天的倾向，我们最终都会采纳一个基本的架构，采纳某个合理而且融会贯通的因果体系，而这种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重大事件，而且能让我们理解构成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及其相互影响。无论它们是有意的还是自发的，是无法避免的还是无从预见的。

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在教堂的屋檐下寻求哲学慰藉的。无论他们喜欢受到《旧约》的约束，还是更为宽容的《新约》的影响，对上帝的服从帮助他们理解了，或者至少是接受了那些无法回避的事物的存在。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伯爵的大多数同学都放弃了宗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别处找到了更好的心灵慰藉。有的人更喜欢追随达尔文的理论，因为它清晰明了，能让人看到自然选择过程中每一次转折的印迹。有的人则选择尼采和他的永恒轮回，或者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毫无疑问的是，当你能把这些理论体系的著作读到第一千页时便会觉得，每一个理论都相当合情合理。

可对伯爵而言，他的哲学倾向本质上一直都与气象有关。具体地说，他相信好天气和坏天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他相信早降的霜冻，持久的酷暑，不祥的云层，枯弱的雨水，还有雾霭，晴天和降雪等，都会对事物产生影响。他尤其笃信，温度计上那极其细微的变化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你只要从眼前的窗口往下看看，就能找到现成的例子。不到三周前，温度徘徊在7℃左右，剧院广场一直空空荡荡，冷清凋敝。仅仅因为近来平均气温升高了3℃，树枝上已经开始打苞，更有麻雀的啁啾，无论老少，人们开始成双结对地在公园的长椅上逗留。假如气温上发生如此细微的变化就能让偌大一个公共广场随之改变，那我们凭什么觉得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会同样受它的影响呢？

拿破仑应该会头一个站出来承认。纵然他手下有十五个师团的精兵良将，纵然对敌情做过仔细研究并制订出了一套周密的进攻计划，最终还是要和气温打交道。因为温度计上的读数不仅将决定他行军的速度，更决定供给是否会充足，以及他手下的将士的士气是高涨还是低迷。（啊，拿破仑，也许你征服俄罗斯的企图永远都不会得逞，但倘若当年气温再高上5℃，你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带着半数部队逃回老家去，而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在莫斯科城和涅曼河之间葬送了三十万人的性命。）

如果战场上的例子不合你的胃口，那我们就用深秋的聚会来举例吧。比如说，你和你那帮泛泛之交都应邀去参加美丽迷人的诺沃巴茨基公主的二十一岁生日庆典。下午五点，你从化妆室的窗户往外看去，今天的庆祝活动看样子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气温只有1℃，天上布满乌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公主请来的客人们抵达时一定是又湿又冷，情绪也必然有些低落。而等你六点出发的时候，温度又下降了。这时候，温度刚好降到飘落到你肩膀上的不再是灰蒙蒙的秋雨，而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一场本可能把今晚的盛会搅黄的降雨，现在反而为它营造出了奇妙氛围。事实上，那景色太迷人了。雪花旋转着从天上悠悠地飘落，一辆三驾马车从道路上疾驰而来，而你的马车被它逼到了路边。那辆车的缰绳后面站立着一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猛一看真像驾驶着战车的古罗马百夫长。

你花了一小时才把开进路沟里的马车弄出来。等你终于赶到公主的会场时，不幸的是，你已经迟到，同样迟到的还有一位你上军校时认识的朋友。事实上，你眼看着他从乘坐的无顶四轮马车上下来，双肩往后一扳，前胸一挺，接着就给一旁服侍的男仆来了个考验：他踩在了冰上，脚下一滑，屁股着地地摔在了地上。你赶忙过去扶他起来，用手搀住他，将他领进屋去。这时，宾客已从会客室分散到了屋里的各个角落。

你来到宴会厅，围着桌子很快地转一圈，找你的名牌。你原以为（因为你众所周知的健谈）你一定又被安排在某些别扭的表兄弟旁边。可没想到，你今天被安排在晚宴主宾的右首。而公主左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路上驱车疾驰，把你的车逼到路沟的那位年轻潇洒的轻骑兵军官。

你一眼就看出，他试图把公主全部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先跟她吹嘘一番部队里的经历，再找机会替她倒几杯酒。然后，等到晚宴结束，主动伸出胳臂，领着她下到舞池，在玛祖卡的舞曲中一显他的英姿。等到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时，他无须再请公主跳华尔兹了，因为那时，在外面的露台上，公主和他已相拥在一起。

然而，年轻的中尉正打算给公主讲他的第一个故事时，厨房门开了，三名男仆托着大盘子走了出来。所有宾客的目光被齐刷刷地吸引过去。大家都很好奇，特伦特夫人为今天这个场合准备了什么好菜。等到三只银色的大餐罩被同时揭开时，人群中顿时传来啧啧的赞叹声。为了庆祝公主的生日，她特地做了她的拿手菜：英式烤肉加约克郡布丁。

在人类的历史上，军队的食堂从来不是人们艳羡的对象。由于只重效率，缺少味道，以及女性化风格严重缺失等种种原因，所有军队食堂都是用大火煮饭菜，一直煮到锅盖被蒸气顶得嘎嘎作响为止。而一连吃了三个月洋白菜和土豆的年轻中尉对特伦特夫人的这道牛肉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先在232℃的温度下煎上十五分钟，然后再调到176℃烤两小时，烤完之后，出来的牛肉是里嫩外脆，里红外棕的。于是乎，我们年轻的轻骑兵早就把他军营里的故事忘在了脑后，一心只想多吃一份烤肉，多喝一杯酒。然而这种宴会有个礼仪和规矩，那就是，如果你被安排在了公主的身边，你就有责任给公主讲几段好玩的故事，为她助兴，逗她开心。

年轻的中尉将盘子里最后一点布丁皮蘸着肉汁吃完，这才把注意力转移到女主人的身上；而与此同时的舞厅里，乐队已开始给乐器校音，宾客们纷纷起身把各自的座椅往后推去。他也主动把自己的胳膊朝公主伸了过去。而就在这时，你那位身材肥胖的朋友出现在你身边。

这位朋友原本最爱跳四对舞曲，尽管他身材肥胖，可大家都知道，他跳起舞来那架势简直与兔子和雄鹿有的一比。但此刻他却把手搭在尾骨上，解释道，刚才下马车时在路边摔的那跤，疼得他已经没法和女士们一边跳舞一边调情了。他过来就是想问问，你想不想和他一起去玩几手牌。而你答道，非常乐意。事也凑巧，年轻的中尉无意中听见了你们的谈话。他脑子一热，居然以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能让他在这帮纨绔子弟面前露上两手，教教他们这种碰运气的游戏该怎么玩。此外，他还有一个理由：乐队还要演奏好几个钟头，公主也跑不到哪儿去。所以，他没再多想，便把她的胳膊交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先生手里，然后和你一起上了牌桌，并示意管家再送一杯葡萄酒过来。

好吧。

可能是拜这杯额外的葡萄酒所赐，也可能是中尉低估了这些衣冠楚楚的贵族子弟，还有可能纯粹是他运气不好，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两小时过后，中尉一口气输掉了一千卢布，而他输掉的筹码全落到了你的手里。

虽然刚才在路上这位老兄赶马车的架势相当鲁莽，可你并不想让他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

“今天是公主的生日，”你说，“为了表示庆贺，我们的账就清了吧。”

说完，你便把中尉的筹码凭证撕为两半，随手扔在了牌桌的粗呢台布上。但他是如何表示感谢的呢？他一把将酒杯扫到地上，猛地推倒座椅，跌跌撞撞地离开露台，消失在了夜色中。

尽管刚才的牌局只有五位玩家和三位旁观者，但你把欠债凭据一撕了账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舞厅。连公主也主动找到你，向你的侠义风度表示感谢。而当你躬身回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时候，乐队正好奏起了一曲华尔兹，你不得不就势伸出胳膊让她把手往上一搭，然后领着她走进了舞池。

公主的华尔兹跳得美极了。她步履轻盈，转起来像陀螺一样流畅。可舞厅里总共有四十多对跳舞的人，再加上两个烧得正旺的大壁炉，舞厅里的温度已升到了27℃。公主热得双颊绯红，娇喘连连，胸口不住地起伏。你怕她热晕过去，便很自然地问她，要不要到外面去透透气。

这下你明白了吧？

倘若特伦特夫人的烤肉技术不那么完美，那年轻的中尉就可能会一直把注意力倾注在公主身上，而不是连着吃了三份牛肉，外加八杯酒。倘若那天夜里，气温没有在六小时之内猛然下降3℃，那么门口的地上就不会结冰，你那位肥胖的朋友就不会摔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场牌局。而倘若仆人们见到外面的雪天后没有赶紧把壁炉里的火生得旺旺的，你可能也就不会有机会在露台上和当天的寿星悄悄搂在一起。而与此同时，那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正在外面把吃进肚里的晚饭通通呕吐在草地上。

更重要的是，伯爵越想脸上的表情越严肃，后来那些不幸的事情也许就都不会发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是谁？”

站在窗边的伯爵转过身来，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正站在房间门口，手里拿着房门钥匙。

“你怎么会在这儿？”那位丈夫质问道。

“我是……布店的伙计。”伯爵答道。

说完，他转过身面对窗户，用手抓着窗帘，使劲抻了一抻。

“好了，”他说道，“修好了。”

尽管他头上没戴帽子，还是做了个脱帽致敬的动作，然后便逃到了大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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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瓦西里。”

“哦。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伸出手指在桌上轻轻点了一点。

“你看见尼娜了吗？”

“她在宴会厅里，我想。”

“哦，是这样。”

得知尼娜重返她过去最常出没的地方时，伯爵有些喜出望外。尼娜已经十三岁了，她早就不再玩年幼时的那些游戏，现在的她已爱上了书籍和学习。能让她把学业扔到一边不管，宴会厅里肯定是有一场相当大的集会。

可当伯爵打开宴会厅的门时，他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摆得满满当当的椅子，也没人在做激昂的演讲。尼娜正独自坐在中央枝形吊灯下面的一张小桌旁。伯爵注意到她的头发被精心梳到了耳后，这百分之百说明她在准备什么重要的事情。果然，她身前的小本子上画着一个六乘三的网格，桌上还放着一台秤，一把卷尺，还有一只短跑计时用的秒表。

“你好呀，我的朋友。”

“哦，您好，伯爵。”

“请告诉我，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准备做实验。”

伯爵朝大厅四周看了看。

“还有谁？”

尼娜用铅笔朝包厢的方向指了指。

伯爵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和尼娜差不多大的男孩正蹲在他和尼娜藏过的栏杆后面。男孩衣着整洁，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脸上是一副认真而专注的表情。顺着栏杆的地方还摆着一排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物品。

尼娜将他介绍给伯爵。

“罗斯托夫伯爵，这是鲍里斯。鲍里斯，罗斯托夫伯爵。”

“下午好，鲍里斯。”

“下午好，先生。”

伯爵朝尼娜转过身来。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们打算用一个实验来同时测试两个著名的数学假说。具体来说，我们要测试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和伽利略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由下落时速度相同的理论。”

男孩站在栏杆后面，睁大了双眼，认真而专注地点了点头。

为了说得更明白一些，尼娜拿着铅笔朝她本子上网格的第一栏指了指。里面按由小到大的顺序列有六个物体的名称。

“你从哪儿弄来的菠萝？”

“大堂盛水果的碗里头。”鲍里斯热情地说。

尼娜拿着铅笔的手放了下来。

“我们就从戈比硬币开始，鲍里斯。记住，一定要把它拿到正好与栏杆的顶部持平的位置，听到我的口令再让它落下去。”

有那么一会儿，伯爵不禁在想，要测试质量对自由落体速度的影响，这个包厢够不够高啊？毕竟，伽利略做实验的时候爬的可是比萨斜塔啊。因此要想计算重力加速度，包厢显然是不够高的。然而，对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的实验方法提出质疑，显然不是偶然路过的旁观者应扮演的角色。所以，伯爵把他的疑问留在了它应该待的地方。

鲍里斯拿起戈比硬币。意识到眼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他小心翼翼地站好了位置，以便使指定的物体恰好与栏杆顶部持平。

尼娜在她的本子上做了个记号，然后把秒表抄了起来。

“我数到三，鲍里斯。一，二，三！”

鲍里斯松手让硬币落了下去。短暂的寂静之后，叮一声，它砸在了地上。

尼娜赶紧看表。

“一点二五秒。”她冲鲍里斯喊道。

“明白。”他答道。

把数据仔细填进相应的空格之后，尼娜开始在另一张纸上用这个数除以一个因数，然后把得出的余数，再减去差值；如此这般，直到她将答案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然后，她摇了摇头，显然非常失望。

“加速度是9.75m/s2。”

鲍里斯闻言，似乎对数字的准确性有些疑问。

“鸡蛋。”尼娜说。

于是，鸡蛋（大概是从广场餐厅的厨房里被解放出来的）以标准姿势被拿起来，一秒不差地脱离手心，时间精确到以厘秒计算。实验就这么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茶杯、台球、字典，还有菠萝，依次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了它们从包厢到宴会厅地板的旅程。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这天，被视为异端的伽利略·伽利莱的学说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里，在一阵叮、嗒、啪嚓、嘭、咚和砰的声响中得到了确证。

六件物体当中，伯爵个人最喜欢的是那只茶杯。因为落地时它不仅发出动人的啪嚓声，而且随后，你还能听见碎瓷片在地板上滑动的声音，和橡果在冰上滑动的声音一模一样。

尼娜在表格上将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了下来，有些发愁地说：

“利西茨基教授说，这些假说已经被人们翻来覆去测验过很多遍了。”

“是的，”伯爵说。“我想是这样的。”

为了让她的心情好起来，他建议说，现在都快八点了，她和她这位朋友也许可以同他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共进晚餐。可是，她和鲍里斯还有另外一个实验要做。这个实验需要用到一桶水，一辆自行车，还有整个红场那么大的地方。

在这样的夜晚，尼娜和她的伙伴不能和他共进晚餐，伯爵心里有没有失望呢？当然有。但同时，伯爵从来都相信，上帝原本可以轻易地将一天中黑暗和光明的时间均匀地分成两半。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把夏日白昼的时间定得长一些，以便人们能用它来从事眼前的这一类科学考察。此外，伯爵暗自欣喜地觉得，这么认真负责，心甘情愿为尼娜从栏杆上往下扔鸡蛋，或者在自行车上挂水桶骑着到处跑的男孩，鲍里斯还是头一个。可再往后，男孩们也许会成群结队地争着来做这些事呢。

“那我先走了，不打搅你们了。”伯爵笑着说。

“好吧。你来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有，”伯爵顿了一顿，答道，“没什么特别的事。”可刚对着门转过身去，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尼娜……”

她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头。

“尽管这些假说已经有人测试过很多遍了，但我觉得，你今天又把它测了一次，这么做非常好。”

尼娜盯着伯爵看了片刻。

“是，”她点着头说，“还是你最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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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伯爵还在博亚尔斯基的餐桌旁坐着。他面前的盘子已经空了，一整瓶白葡萄酒也几乎喝完。一天很快又要过去了，自己的一切还算井井有条，为此他颇感自豪。

那天上午，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上门拜访了伯爵。伯爵送走客人后便把他在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和菲利波夫的面包房，当然还有大都会酒店的账款全都结清了。他还坐在大公的书桌前，给米什卡写了封信，然后把它交给了彼佳，并吩咐他一定要等到次日再寄出去。下午，他去理发店进行了每周一次的例行拜访，回来后又把他的房间整理了一遍。他穿上了他那件紫红色的宽松夹克（说实话，那件衣服穿在身上还真是舒坦）。他特意放了一枚金币在衣服口袋里，连同一份给殡葬承办人的遗嘱：下葬时一定要给他穿上新熨的黑色西装（在他的床头），而且务必要把他的遗体葬在艾德豪尔山庄的祖坟里。

如果伯爵是因为他已经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感到自豪的话，那他也应该为这个世界感到自豪。因为即使他不在了，世界也会照样运转下去。实际上，这种运转早已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瓦西里替酒店的一位客人画了张莫斯科地图，当时伯爵正好站在离门房服务台不远的地方。瓦西里从城市中心开始，画出一条“之”字形的路线，一直延伸到花园环道。里面提到的街道名称有一半他都没听说过。那天早些时候，瓦西里还告诉他，莫斯科大剧院里那个闻名遐迩的蓝金色交相辉映的门厅已被刷成了纯白色，与此同时，阿尔巴特大街上由安德烈耶夫创作的那尊郁郁寡欢的果戈理雕像已被人从基座上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振奋人心的高尔基像。同样，莫斯科城还有新街道、新门厅、新雕像拿得出手，而且无论是游客，看芭蕾的观众，还是那些鸽子，都似乎没有因为这一切感到不快。

从“主教”得到提拔开始，这种新式的用人方式也一直在继续。如今，不管什么样的年轻人，只要背景够硬，就算没什么经验，他便能穿上那件白色的制服，从客人左侧撤盘（而左侧是上菜的方位），还要用装水的玻璃杯来盛酒。

一向欢迎伯爵去裁缝室串门的玛丽娜如今带了一个女徒弟，她家里还添了一个正蹒跚学步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他）。

尼娜也开始步入这个现代世界了，而且她发现，这个世界和她曾经用心研究过的公主一样，值得她目不转睛地靠智慧去了解。她已经和父亲一起搬进了一栋新建的给党内官员居住的公寓大楼。

眼下是六月的第三周，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第四次会议正在热烈地举行，可米什卡却未能出席。为了完成他的短篇小说选集（现在已经编了五卷），他向他任教的大学请了假，然后和他的卡捷琳娜一起回了基辅。她在那里的一所小学教书。

偶尔，伯爵也会到屋顶上去和那位名叫阿布拉姆的老工匠一起喝喝咖啡，同他聊下诺夫哥罗德夏季的夜晚。但老人的近视越来越严重，走路也不大稳当。就在上个月的一天早上，仿佛预计到老人即将退休，所有的蜜蜂忽然从它们的蜂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说，是的，生活一直都在滚滚向前，一如既往地行进着。

回首往事，伯爵忽然想起了他被软禁起来的头一天晚上。当时他用他教父常说的一句格言来鼓励自己，并发誓要掌控住自己的命运。现在想起来，他的教父其实还给他讲过另外一个同样值得他效仿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大公的挚友，也就是在日俄战争中统率俄罗斯帝国舰队的海军上将斯捷潘·马卡罗夫。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三日，亚瑟港遭到敌人攻击，马卡罗夫率领他的战列舰冲进了战场，将日本舰队赶回黄海。可他的船在顺着平静的海面返回港口的途中，触上了日本人布下的水雷，船身开始进水。于是，战斗胜利后，家乡的海岸线已经隐隐在望，马卡罗夫这时一丝不苟地穿戴好了全套军装，登上驾驶主舵舱，和他心爱的战舰一起沉入了海底。

伯爵面前的白色酒瓶（他肯定这是产自勃艮第的霞多丽，在12.7℃时喝最好）似乎在桌上淌起了汗。伯爵把手从盘子上伸过去，拿起瓶子，给自己倒了酒。他在心里感谢博亚尔斯基餐厅，并为它干了一杯，然后，他便起身朝夏里亚宾酒吧走去。他想再喝最后一口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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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原本打算到夏里亚宾喝杯白兰地，并跟奥德留斯打个招呼，然后就回他的书房等待午夜的钟声。可就在他杯里的酒快要见底时，他无意中听到了酒吧另一端的两个人（一位是个兴致勃勃的英国年轻人，另一位是个德国游客）的谈话。听上去德国人对旅行已经心生厌倦了。

一开始，他们之所以引起了伯爵的注意，是因为英国人对俄国表现得极为热情。这位年轻人尤其被这里离奇古怪的教堂建筑和粗犷豪放的语言所打动。而德国人却阴着他那张脸答道，俄国人对西方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发明了伏特加。说罢，仿佛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把脖子一仰，饮尽他杯里的酒。

“得了吧，”英国人说，“你开什么玩笑。”

德国人朝他这位年轻的邻座看了一眼，摆出一副这辈子都没开过玩笑的架势。“如果这个酒吧里有谁能再说出三个贡献来，我就白送他一瓶伏特加。”他说。

伏特加并不是伯爵最喜欢的烈酒。事实上，尽管他无比热爱他的祖国，他也很少喝伏特加。更要紧的是，他刚才已经喝掉了整整一瓶白葡萄酒，又干了一杯白兰地，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可当你的祖国遭到别人信口开河的诋毁时，你绝不能仅凭个人喜好或有约在先为由而听之任之。更何况他刚刚喝下了一瓶白葡萄酒外加一杯白兰地。所以，伯爵把吩咐给奥德留斯的事飞快地写在餐巾纸的背面，把它垫在一张一卢布的钞票下面，这才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先生们。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毫不怀疑，先生，您刚才就俄国对西方做的贡献所发表的评论完全是一种反向夸张，为取得诗意的效果而对事实进行夸张性删减。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乐意接受您的挑战，请您说话算话。”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说。

“但我有个条件。”伯爵说。

“什么条件？”德国人问。

“我每说出一个贡献，我们三个人都得干一杯伏特加。”

德国人皱了皱眉，他把手在空中一挥，仿佛想就此把伯爵打发走，就像他把俄国这个国家也轻易打发了一样。可细心的奥德留斯早已将三只空杯子摆在吧台上，再斟满每一只。

“谢谢你，奥德留斯。”

“我的荣幸，阁下。”

“第一，”伯爵说，他特意停顿一下以增加戏剧效果，“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德国人嘴里咕哝了一声。

“是的，没错。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每个国家的万神殿中都有它最杰出的诗人。但有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俄国人就等于在叙事的壁炉台上摆下了两尊青铜书立。从今往后，所有的小说家，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只有把自己摆放在两尊书立之间的份，从这头开始，到那头为止。因为，还有谁，我问你，对短篇小说技巧的把握比契诃夫更高超？那些简洁而齐整的故事，它们仿佛在互不连通的时间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家庭的某些角落；在那里，人的状态仿佛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尽管它可能会令人心碎。同时，在另一端：你能想出一部比《战争与和平》更宏伟壮阔的著作吗？从客厅写到战场，再从战场写回客厅？能对历史是如何塑造了个人，个人又是如何塑造了历史做出如此充分的挖掘和研究？我告诉你，在接下来的数代人里，都不会再出现能取代这两位的作家，因为他们就是叙事文学的阿尔法和欧米茄（阿尔法和欧米茄分别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我敢说，他讲得很有道理。”说罢，英国人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伯爵把自己的酒也干了。德国人轻轻抱怨了两句，也跟着喝了。

“第二呢？”英国人问。奥德留斯在一旁把杯子又都重新满上了。

“《胡桃夹子》第一幕第一场。”

“柴可夫斯基！”德国人大笑道。

“你笑了，我的先生。你如果也能想象出那样一个场景，我甘愿拿一千克朗跟你打赌。圣诞前夜，在到处布置着花环的屋里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完之后，克拉拉和她那些漂亮的新玩具一起在地板上进入了甜美梦乡。但午夜钟声敲过十二下之后，独眼的德罗塞尔迈尔像猫头鹰一样出现在落地大摆钟上，圣诞树开始越长越高。”

伯爵将手从吧台上缓缓抬起来，表示树在长高。这时，英国人吹起了口哨，他吹的是开幕时那首著名的进行曲。

“是，没错。”伯爵对英国人说，“人们常说，英国人最了解怎么庆祝降临节。但恕我直言，要想见识冬天的精髓，你必须再冒险向北去，到比伦敦更北的地方。你必须到北纬五十度以北才行，因为那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地方，也是寒风最猛烈的地方。黑暗，严寒，冰雪，俄罗斯所特有的气候能让圣诞气氛像烈火一样燃烧得最明亮火热。这也正是为什么柴可夫斯基捕捉到的圣诞的声音似乎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好。我告诉你，二十世纪欧洲所有的孩子不仅对《胡桃夹子》的旋律耳熟能详，还会想象着该芭蕾舞剧中所描绘的圣诞；而在他们年老昏聩的年纪，每到圣诞前夕，柴可夫斯基的树依然会从他们记忆的最底层钻出来，越长越高，他们会又一次抬头注视，直到看得目瞪口呆。”

英国人伤感地笑了一声，又把他杯中的酒喝光了。

“这个故事是普鲁士人写的。”德国人一边说一边勉强地把酒杯也举了起来。

“我同意你说的，”伯爵说，“如果不是柴可夫斯基，它现在可能都还停留在普鲁士。”

奥德留斯又往杯子里倒满了酒。这位永远心细如发的调酒师觉察到了伯爵脸上询问的表情，便冲伯爵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安排妥当。

“第三……”伯爵说。然后，便不再开口解释，而是把手朝夏里亚宾的门口一指。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位服务员，他手中稳稳当当地托着一个很大的银色餐盘。服务员走过来，把盘子放在这两位外国人中间的吧台上，然后揭开餐罩，下面是一大份鱼子酱，旁边还有俄式薄煎饼和酸奶油。这下连德国人也不禁露出了微笑。跟他的偏见相比，他的胃口占了上风。

那些能接二连三喝上一整小时伏特加的人都知道，人的酒量和他身型的大小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有的人身材矮小却能喝七八杯，但有的大个子最多只能喝两杯。我们这位德国朋友的极限看样子也就是三杯。如果说先是托尔斯泰把他扔进了桶里，接着柴可夫斯基让他开始随波漂浮，那么鱼子酱则最后将他推到了瀑布的边缘。他冲伯爵责备地晃了晃手指，然后走到酒吧里的某个角落把头埋进自己的臂弯，到梦中见他的糖梅仙子（《胡桃夹子》中的人物。）去了。

伯爵见状，便推椅子要起身，可年轻的英国人又替他把杯子满上了。

“鱼子酱这一手来得真漂亮，”他说，“可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也没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呀。”

“魔术师从来不会揭穿自己的秘密。”

英国人笑了。然后，他又开始打量伯爵，仿佛生出了别的好奇心。

“你是什么人？”

伯爵耸了耸肩：“我不过是你在酒吧碰到的某个人而已。”

“不。不止这些。我遇到的是一位博学之人，这我是知道的。我听见调酒师是怎么称呼你的。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伯爵自谦地笑了笑。

“我曾经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得过圣·安德烈勋章，是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年轻的英国人把手伸了过来。

“查尔斯·阿伯内西，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金融见习生，一九二〇年剑桥输了泰晤士河亨利河段的划船比赛，我是当时的前桨手。”

两位绅士握过手，又喝了起来。这位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仍在不住打量伯爵：“过去这十年可真够您受的。”

“你可以这么说。”伯爵说。

“革命爆发以后，你有没有尝试过离开？”

“正好相反，查尔斯，我是自己跑回来的。”

查尔斯一脸惊讶地看着伯爵。

“你自己回来的？”

“冬宫被攻陷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巴黎。战争爆发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出国了。”

“你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吧？”

伯爵笑了：“不是。”

“那为什么呢？”

伯爵盯着那只空酒杯。那些事他已经许多年没跟人提起过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说，“而这个故事长着呢。”

话毕，查尔斯把他们两人的杯子又给满上了。

于是，伯爵将查尔斯带回到一九一三年的秋天。那天晚上天气恶劣极了，当时他正准备出发去参加诺沃巴茨基公主的二十一岁生日庆典。他讲起了车道上结的冰，特伦特夫人的烤肉，被他撕掉的欠债凭据，还有，区区几度温差如何为他在露台上收获了公主的拥抱。而与此同时，那位鲁莽的中尉正对着草丛呕吐呢。

查尔斯笑了。

“可是亚历山大，这故事虽然听起来很棒，但它一定不是让你离开俄国的原因吧。”

“不是，”伯爵承认道，随后他便讲起了那段决定他命运的故事，“七个月后，查尔斯，也就是一九一四年春天，我回老家探亲。到书房见过祖母之后，我便到屋外找我妹妹，海伦娜。她最喜欢在靠近河湾的那棵榆树下看书。离她还隔着一百多英尺时，我就能感觉到她那天的心情与平常大不一样。我的意思是，她那天的心情好得出奇。一见我，她立刻坐直，眼睛炯炯有神，连嘴唇上都泛着笑意。很显然，她有好消息急着同我分享，而我也同样急着想听她的消息。可正当我穿过草坪朝她走去时，她的目光却从我的肩头越过去，笑容也变得越发灿烂。在我身后，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骑着马奔向这边，而他身上穿着轻骑兵制服……

“这只狡猾的狐狸让我陷进了多么尴尬的境地啊，查尔斯。当我在莫斯科寻欢作乐的时候，他就已经打起了我妹妹的主意。他经过精心安排终于和她相识，然后便对她展开耐心细致的追求，并且成功了。他飞身下马，我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他很得意，却使劲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可我该怎么向天使一样纯洁的海伦娜解释这一切呢？我该怎么对她说，让她坠入爱河的那个男人之所以追求她并非出于对她的爱慕，而是为了要报跟我的一箭之仇？”

“那你怎么做的呢？”

“我怎么做的？我什么也没做。我当时想，总有一天他的真实嘴脸会自己暴露出来，就像在诺沃巴茨基家一样。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俩约会时我就在他俩旁边晃悠。我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一看到他们在花园里散步我就气得直咬牙。可就在我等候时机时，他表现出的自制力却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他落座之前会先为她把椅子抽出来，闲来无事时会替她摘几朵花，为她读诗，甚至为她写诗！每当我和他目光相接时，他微笑的眼神里总露出一丝狡黠。

“在我妹妹二十岁生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外出拜访邻居，而他因为部队有行动也不在家。我们在黄昏时分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门前停着他的马车。我只瞥了一眼海伦娜，便能感觉到她内心的狂喜。她一定在想，他跑了那么远的路从部队赶回来，就是为了给她庆祝生日。她几乎是跳下马的，然后奔上台阶。而我跟在她身后，像一个走向绞刑架的人。”

伯爵喝干了杯里的酒，然后缓缓地把杯子放回到吧台上。

“可进了门厅之后，我看到的并不是妹妹在他怀里的情景。她正站在离门口两步远的地方，浑身颤抖。我妹妹的女仆，娜杰日达，正站在墙边。她的紧身胸衣已被人撕开，手臂交叉挡在胸前，脸因为屈辱而涨得通红。她朝我妹妹飞快地看了一眼，便朝着楼梯跑去。我那个惊呆了的妹妹踉踉跄跄地走到大厅对面，一下瘫倒在椅子里，然后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而我们那位高贵的中尉呢？他正像只猫一样咧着嘴冲我笑。

“我刚要发怒，他却说：‘别这样，亚历山大。今天可是海伦娜的生日。就算是替她庆祝吧，我们扯平了。’说完，他发出一阵狂笑，然后看都没看我妹妹一眼，径直走出门去。”

查尔斯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伯爵点了点头。

“到了这种时候，查尔斯，我能什么都不做吗？我穿过玄关走到墙边，墙上的家族徽章下挂着两把手枪。这时，妹妹过来拽住我的衣袖，问我要去哪里，而我同样看都没看她一眼，便走出了门。”

伯爵摇了摇头，显然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很是自责。

“虽然他比我早走一分钟，可他并没能因此拉开和我的距离。他若无其事地爬进马车，赶着他的马，以最多算是‘小跑’的速度动了起来。我的朋友，像他这号人用几个字就能给概括了：有好处的时候来得最快，干了坏事却跟没事人一样不紧不慢地离开。”

查尔斯给他们的杯子又倒满了酒，等着他继续讲。

“我们家的车道是由两个相对的弧构成的大圆圈，两道弧的边上栽满了苹果树。而整个车道又把房屋与外面的大路连接了起来。我的马仍拴在马桩上。当看到他打算驾车离开时，我便立刻上了马，然后朝他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没一会儿工夫，我就赶到了车道与外面大路的连接处，然后下了马，站在那儿等着他过来。

“你能想象当时的场面吗？碧蓝的天空下，微风在轻轻地吹，苹果树上花满枝头，而我一个人站在车道上。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车只是在‘小跑’，可发现我之后，他立刻从车上站起来，高举着鞭子，赶着马朝我全速冲过来。他打算干什么，我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无暇多想，把胳膊一抬，瞄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他在子弹的冲击之下倒了下去。无人驾驭的马车漫无目的地跑离车道，车厢也翻滚在地。他被抛出来，摔在地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你把他杀死啦？”

“是的，查尔斯。我把他杀了。”

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缓缓地点了点头。

“当场就死了？”

伯爵叹了口气，咽了一口酒。

“没有。是八个月之后死的。”

查尔斯似乎有些迷惑不解。

“八个月以后？”

“对。是一九一五年二月。要知道，我自幼便以射术精湛而出名，我那一枪也确实是冲着这个畜生的心脏去的。但车道的路面高低不平，而他又在挥着鞭子赶马，四周还有苹果花被风吹得四处乱飞……总之，我没打中目标。我打中了他这里。”

伯爵摸了下他自己的右肩。

“这么说，你并没杀了他。”

“当时没有。我替他把伤口包扎好，扶正马车，然后驾车把他送回家了。回家的途中他一路诅咒，他有这个资格。因为尽管他从这次枪伤中捡回了一条命，他的右臂也因此废了，他不得不从轻骑兵退役。后来，他父亲为此事提出了正式诉讼，我祖母便把我送去了巴黎。当时的人惹上这些麻烦都是这么处理的。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战争爆发了，他不顾伤病，坚决要求回到他所在的骑兵团担任军官。在马祖里湖区的第二次战役中，他中弹落马，被一名奥地利骑兵用刺刀捅死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亚历山大，那家伙战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过于自责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件事：十年前的明天，也就是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我妹妹去世了。”

“因为伤心过度？”

“只有小说里的年轻女人才会为爱伤心而死，查尔斯。她是因猩红热死的。”

推定的伯爵继承人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伯爵说，“这些事的因果都是相连的。那天晚上在诺沃巴茨基公主家，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的筹码凭证撕掉的时候，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的这个举动马上会传到公主的耳朵里去；能在那个无赖面前占上风让我感到志得意满。如果我没有那么处心积虑地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下不来台，他也不至于想出追求海伦娜，并通过羞辱她来报复我这一招，我也就不会拿枪打他，他在马祖里湖区也就可能不会送命，而十年前我妹妹离世的时候，我也就会待在我应该待的地方，守护在她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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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即将到来，伯爵顺着阁楼的天窗来到屋顶上。方才，他用装白兰地的酒杯一口气连喝了六杯伏特加。他东倒西歪地在屋顶上走动。风刮得很猛，连楼房都在摇晃，让人觉得仿佛行走在一艘颠簸于怒涛之间的航船上。伯爵在一个烟囱前稍微停了停。他站稳了身子，心里暗想，这里正合适。于是，他穿过一丛不规则的阴影，走向大楼的西北角。

伯爵朝那座曾经属于他又不属于他的城市投去了最后一眼。从主要街道上路灯的多寡他就能辨认出林荫大道和花园环道来，那几个同心圆的中心就是克里姆林宫，而它们的外面是整个俄罗斯。

伯爵想着，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就有人被流放。从原始部落到最发达的人类社会，总会有人时不时由自己的同胞亲自驱逐，他不得不打包起行囊，跨越边境，从此再也不能踏进故乡的土地。但也许，这恰恰遂了他的愿呢。毕竟，作为人类喜剧的开端，上帝惩罚亚当用的也是“驱逐”这一条；而在这之后的几页，上帝又驱逐了该隐。没错，驱逐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俄国人还是世上第一个精通如何在本国就流放某个人的民族。

早在十八世纪，沙皇就停止了把他的敌人赶到国外去的做法，而是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断定，如果只是像上帝把亚当从伊甸园赶出去那样把敌人从俄国赶走，远不能起到惩罚的目的。这些敌人到了另一个国家之后，可以通过劳动建起自己的房屋，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他还能开始新的生活。

但假如你把这个人流放到国内，那他就绝不可能有新的开始。因为在国内流放，不管被送去西伯利亚还是六大城市之外的地区，一个人对祖国的爱是不会在时间的迷雾中变得模糊或被遮蔽的。事实上，我们人类已经演变成这样一个物种，那些让我们难以企及的事物反而会得到我们最多的关注。因此，这些被流放的人比任何一个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莫斯科生活的当地居民，都要向往这座城市的辉煌。

不想那些了。

伯爵从“大使”皮箱里拿来了一只喝波尔多葡萄酒的杯子。他把它搁在了烟囱顶上。他把撕了标签的教皇新堡酒的软木塞拔了出来。这瓶酒还是他一九二四年从大都会酒店的地下酒窖里拿来的。酒一倒出来，他就知道这是一瓶陈年佳酿。也可能是一九〇〇或一九二一年的。他把杯子满上，接着朝着艾德豪尔山庄的方向把它端了起来。

“致海伦娜·罗斯托夫，”他说，“下诺夫哥罗德之花，普希金的崇拜者，捍卫亚历山大的人，家里所有枕套上刺绣的制作者。一条太过短暂的生命，一位心地过于善良的女人。”说完，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瓶里的酒还远未喝光，伯爵却没有把杯子重新倒满；他也没有把它往身后随手一扔。相反，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烟囱顶上，然后走到护栏边，挺直身体站在那里。

他的眼前是那座无穷无尽往外延伸的城市，宏伟而且壮观。城市里繁密的灯火在闪烁，在摇曳，直到它们与天上星斗的移动融为一体。它们在同一个令人眩晕的空间中旋转，让人分不清哪些是人类的杰作，哪些是上天的创造。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伸出右脚踏在栏杆边上，说：“永别了，我的祖国。”

仿佛是对他的答复，米什卡那座塔上的信号灯闪了一下。

接下来他要做的其实最简单。就像春天到来时有人站在码头上，准备跃进水中游今年的第一次泳，剩下的只是往下一跃而已。从离地面六层高的地方出发，以和戈比硬币、茶杯或者菠萝相同的速度往下坠落，整个过程只需要数秒钟的时间。然后，这个轮回便告结束。既有日出必有日落，起于尘埃也归于尘埃，百川终究要归入大海。同样，一个人也终将被世人遗忘，无论他——

“阁下！”

伯爵沮丧地回头看了看打断他思绪的来人，发现身后站着的是阿布拉姆，后者显得非常激动。事实上，阿布拉姆如此激动，以至于对于伯爵这个时候站在屋顶的边缘，下一秒就要坠入虚空之中的姿势没有表现出丝毫意外。

“我就觉得好像是你的声音，”老修理工说，“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快跟我过去看看。”

“阿布拉姆，我的朋友……”伯爵开始解释。

可老人的热情有增无减：“我就这么说给你听，你是不会相信的。你一定得亲自去看。”然后，也没等伯爵回答，他便赶紧朝伯爵走来，动作利索得出奇。

伯爵叹了口气。他默默地对眼前的城市许诺说，过一会儿他再回来。然后他便跟着阿布拉姆穿过屋顶，来到火盆边。老人停下了脚步，朝着酒店东北角指了指。那里，在灯火通明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映衬下，你能隐隐约约辨认出一团细小的阴影正在空中飞舞。

“它们回来了！”阿布拉姆叫出声来。

“那些蜜蜂？”

“对。还不只是这个。你快坐，快坐下。”阿布拉姆朝伯爵经常拿来当椅子的那块木板比画了一下。

伯爵把木板拿过来，把其中一端往地上一戳。阿布拉姆朝他的临时桌子俯下身去。桌上有一只从蜂巢里取出的托盘。他用刀把盘里的蜂房切开，把蜂蜜抹在勺子上，再把勺子递给了伯爵。然后，他带着期待的笑容，往后退开一步。

“来啊，”他催道，“试试。”

伯爵顺从地将勺子放进嘴里。在那一瞬，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新鲜蜂蜜特有的香甜，充满阳光，色泽金黄，生机勃勃。考虑到眼下的季节，伯爵本以为在第一感觉之后，接下来这里头还会有亚历山大花园的丁香或者花园环道上的樱花的味道。然而，随着这股琼浆在舌头上化开，伯爵感觉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东西。蜂蜜中隐含着的并不是莫斯科市中心的树木和花卉的馥郁，而是河岸边芳草的气息，夏天微风的痕迹，它令人想到藤蔓缠绕的凉亭。最重要的是，蜂蜜中绝对还有千百棵苹果树上的花朵的精华。

阿布拉姆轻轻点头。

“下诺夫哥罗德。”他说。

果然是的。

毫无疑问。

“这么多年，我们俩的谈话它们一定全听见了。”阿布拉姆轻声地补充了一句。

伯爵和修理工一起朝屋顶的边缘望去。那些蜜蜂，为满足人们的愿望，不惜长途跋涉一百多英里，现在像一个个细小的黑点在蜂巢上方来回穿梭着，仿佛是天空中星星的倒影。

伯爵跟阿布拉姆道过晚安后回到自己的卧室。时间已接近凌晨两点。他把金币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回到他教父的桌子那条腿的小洞里，和那堆金币放在一起。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年中，都不会再有人来打扰。第二天，刚到晚上六点，博亚尔斯基餐厅一开门，伯爵便走了进去。

“安德烈，”他对这位餐厅主管说，“我能占用你点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