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半，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屋檐上的雨水声惊醒。他睁着惺忪的睡眼，掀开身上的被子，从床上爬起来。他穿上睡袍，蹬上拖鞋之后，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只小罐子，舀出一勺咖啡豆放进研磨机，然后握着曲柄使劲摇起来。

尽管他正一圈一圈地摇得起劲，屋里仍笼罩在一片沉重的睡意中。无论是视觉还是知觉，形式还是方式，说过的话还是该做的事，所有这些在睡意投下的阴影跟前，统统落了下风，也显示出它们各自的脆弱。可当伯爵把研磨机上的小抽屉一打开，整个世界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顿时因为它而改变：那是连炼金术士都歆羡不已的刚磨好的咖啡粉发出的香味。

在那一刻，黑暗与光明，海水与陆地，天与地都分隔开来。树枝上挂起了果实，森林里有鸟兽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动物在忙碌，发出沙沙的声响。眼前，窗外的挡雨板上也有一只鸽子正耐心地拖着步子踱来踱去。

伯爵轻轻地把小抽屉从研磨机里拉出来，将里面的粉末倒进壶里（他头天夜里就已经精心备好了一壶水）。他点燃炉火，然后摇灭了火柴。趁着煮咖啡的工夫，他一连做了三十次下蹲，三十次伸展，外加三十次深呼吸。他从角落里的小橱柜里拿来一小壶奶油，两块英式饼干和一份水果（今天是一颗苹果）。然后，他给自己倒上一杯咖啡，开始享受起清晨的滋味来：

新鲜苹果的酸味。

热咖啡的苦味。

饼干里香甜的薄荷味和里头的黄油味。

所有这些味道加在一起是那么完美，以至于伯爵吃完之后，还想再摇一摇那曲柄，弄一颗苹果，取来些饼干，从头到尾地再回味一遍他的早餐。

可时间和机会从不等人。所以，倒掉咖啡壶里的残渣之后，伯爵又将盘子里的饼干屑拨到窗台上，给他那位身披羽毛的朋友吃。然后，他把小壶里剩下的奶油倒在一只碟子里，朝门口转过身去，打算把碟子放在走廊里。这时，他才看到地上有个信封。

这肯定是谁昨天夜里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伯爵把碟子放在地上，给他那位独眼的朋友享用，然后把信封拾了起来。他立刻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仿佛信封里装的根本不是信。信封背面印着深蓝色的酒店的名字，而它的正面，既没有收信人的名称，也无地址，只有一句话：“四点？”

伯爵坐在床上，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接着，他把水果刀的刀尖伸到信封折角下面，从这个角一直划到那个角，然后冲信封里定睛一看。

“我的天哪！”他说了一声。

阿拉喀涅（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科洛丰人伊德蒙的女儿，善织绣。）的艺术

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还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个早上八点或九点。

就是如此，他们说。就好像在歌剧舞台上，幕布已经掩上，杠子被拉了起来，一组布景被转移到屋梁上，与此同时，另一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片刻之后，幕布重新拉开，观众们会发现舞台已经从富丽堂皇的舞厅转换到了树木葱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几天发生的事陷入混乱。因为当那一页日历被撕去时，人们卧室的窗户并不会立即闪烁起一百万只电灯的光辉！那天父的凝视也不会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书桌前，然后出现在每个人的睡梦里；那一百辆黑色囚车的司机也不会立刻拧动钥匙，发动车子，然后一阵风似的冲上阴暗的街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相反，那些年就像万花筒一样转眼就过去了。

在那只万花筒的底部，随机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阳光照射下，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对称的神奇魔力，当你眯着眼往里看时，会发现里面的图案是那么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它看上去像是谁精心设计的一般。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轻轻转动，玻璃片开始移动，并构成一个新的图案。这个图案有另一套对称的形状，另一套错综复杂的颜色，以及另一种设计诀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

大都会酒店也一样。

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们从剧院广场穿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大都会酒店与记忆中的样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阶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门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健壮（尽管碰上有雾的天气，到了下午他便会感觉到髋部不适）。旋转门的另一边，小伙子们仍是那么热情，他们戴着同样的蓝帽子，随时准备将宾客的行李箱搬上楼（尽管现在他们的主管换成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对所有人的行踪都了如指掌的瓦西里仍然主管着礼宾服务台；他的正对面则是随时准备拿起登记簿并给顾客递上一支签名笔的阿尔卡季。在经理办公室里，那张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尽管他那位带着牧师般微笑的新助理经常会为了一丁点违反酒店规章的事，就跑过来打断他的白日遐想）。

广场餐厅里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汇的人），他们来这里喝咖啡，见朋友。而在宴会厅，昔日在此举行的集会已被国宴所代替，然而不变的是庄严肃穆的发言和姗姗来迟的宾客（只是不再有喜爱黄颜色的间谍躲在阳台后面朝里窥探了）。

那博亚尔斯基餐厅呢？

才两点，厨房里的人便已经忙得热火朝天了。年轻厨师们正围着木桌子紧张地切胡萝卜和洋葱，副主厨斯坦尼斯拉夫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熟练地给鸽子肉剔去骨头。主炉上，八个炉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热着各种酱、汤和炖菜。糕点师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团一样，浑身沾满了面粉，他正要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抽出两盘烤好的奶油蛋卷来。而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主厨埃米尔·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时审视着每一位助手，指挥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是一支交响乐队，那么埃米尔就是它的指挥，他的切菜刀则是那根指挥棒。那把刀，宽两英寸，从头到尾足有十英寸长。他总是刀不离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时够得着的地方。尽管厨房里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尔却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长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决的任务。他能用它剥兔子皮，削柠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他还能用它翻煎饼，或者搅拌汤水，甚至还能用这把刀的刀尖来掂量一匙糖或少许盐的分量。然而对他来说，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比画。

“你，”他会挥着刀尖对调味汁厨师说，“你不把那锅汁煮干不罢休是吧？你煮这锅东西打算干什么呢？是用来铺路，还是用来写路标啊？”

“你，”他会对厨案最远端那位做事一丝不苟的新学徒说，“你在那儿干吗？你切这点香菜的时间别人用来种香菜都够了。”

而在春天的最后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那天，埃米尔原本在剔羊颈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朝厨案对面望去。

“你！”他用手里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说，“那是什么？”

这个身体瘦高的爱沙尼亚人，对他师傅的一招一式都做过精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从手中的鸽子肉上抬起来，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个是什么，先生？”

“你吹的是什么调儿？”

说实在的，当时斯坦尼斯拉夫的脑子里的确响着一段旋律。那是昨晚他路过酒店的酒吧时听来的，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来。现在，面对眼前挥舞的刀尖，他却怎么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说不准。”他坦承道。

“说不准？刚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吗？”

“是我，先生。刚才应该是我在吹口哨。我敢向你保证，那只是段小曲而已。”

“只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我知道小曲是什么意思！但谁给你资格在这里吹口哨？中央委员会派你担任小曲吹奏委员会的政委了吗？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勋章吗？”

埃米尔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里的刀往厨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两半，仿佛同时把那段旋律从斯坦尼斯拉夫的记忆中永远地斩离了出去。接着，主厨又抬起他的刀，刀尖冲外，但还未等他开口，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和外面整个世界隔离开的大门被人推开了。是安德烈，他一贯准时，手里拿着本子，眼镜则架在头顶上。埃米尔像刚刚打过一场仗的强盗，把手里的刀插在腰间的围裙结后，期待地往门口看去。片刻之后，门果然又开了。

再轻轻转一下万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个全新的图案。行李服务生的蓝帽子，这个小伙子戴完，又交给那个小伙子接着戴；金丝雀一样耀眼的贵族制服被搁到箱底藏了起来；红色的旅游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称；而从埃米尔那扇双开弹簧门外走进来的则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

一分钟后，埃米尔、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厨房的那间小办公室的桌子旁。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三巨头”每天两点一刻都会在这里碰面，决定这家餐厅的员工、顾客、鸡或是西红柿的命运。

安德烈宣布开会的习惯性动作是把他的老花镜往鼻尖上一搁，然后翻开他那个小本子。

“今晚没有人预约包间，”他开始说道，“但外面的每一张桌子都订满了，每桌都是两位客人。”

“啊，”埃米尔像一位酷爱以寡敌众的指挥官一样狞笑着说，“你总不至于催人家快点吃完吧，嗯？”

“当然不会，”伯爵说，“但我们会确保他们能尽快拿到菜单，并且尽快开始点菜。”

埃米尔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伯爵冲餐厅主管问道。

“没什么特殊的。”

安德烈将本子转了个个儿，让他的领班自己过目。

伯爵指着订座客人的名单逐个看了一遍。正如安德烈所言，没什么特殊的。运输委员会的委员最讨厌美国记者；德国大使又最讨厌运输委员会的委员；而没有人不讨厌“格别乌（格别乌（OGPU）成立于1923年，它取代早前的“契卡”成为俄国秘密警察的中央机关。而1934年，格别乌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取代。到了1943年和195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相继被国家安全部和克格勃取代。从表面上看这也许很混乱，但好在秘密警察与政治党派、艺术运动和时尚流派都不一样，后几个常常会被彻底地重新塑造，而秘密警察的风格和目的却永远万变不离其宗。——作者注）”的副局长。更棘手的是，第二轮订座的人当中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同时请客。这二人都刚刚进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厅里最好的桌子安排给他们问题也不大。关键在于，他们两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须完全一致，甚至两张桌子的大小以及离厨房门的远近也必须一样。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坐在餐厅正中花饰（今晚摆的是鸢尾花）的两侧，一边一桌。

“你觉得呢？”安德烈拿着笔问道。

伯爵把他的建议说了出来。正说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斯坦尼斯拉夫端着一碗汤和一盘菜走了进来。

“你们好，先生们。”副主厨带着友好的微笑冲安德烈和伯爵说，“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

“是，是，”埃米尔阴沉着脸说道，“知道了，知道了。”

尽管埃米尔挥着手让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带着歉意地把碗和盘子放在了桌上。他一走，主厨便向他拿来的那些东西做了个手势。“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羊颈脊肉蘸红酒酱汁。”

桌上有三只茶杯。埃米尔把汤舀到其中的两只杯子里，给他的两位同事品尝。

“很好。”安德烈说。

埃米尔点了点头，然后冲伯爵转过身来，抬了抬眉毛。

去皮黄瓜熬成的浓汤，伯爵心想道。有酸奶，当然。少许的盐。小茴香放得没他想象中那么多。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东西同样能给人以夏天的感觉，只不过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问道。

主厨脸上露出了甘拜下风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

“吃羊肉用的作料嘛。”伯爵赞赏地补了一句。

埃米尔再次点了点头，然后，他抽出插在腰间的菜刀，从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两片在他两位同事的盘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迭香和面包屑裹着，味道又香又嫩。主管和领班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赞叹。

如今，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又能找到带标签的葡萄酒了。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委员会的某位成员，因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国大使买一瓶波尔多却未能如愿（毕竟谁都知道，除了体积庞大，龙在暴怒时扭起脖子来跟小毒蛇没什么区别）。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吃羊肉该喝什么酒。

“如果有钱的话，一八九九年的拉图堡葡萄酒。”

主厨和主管都点了点头。

“如果没那么多钱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罗纳山庄的了。”

“太棒啦。”安德烈说。

埃米尔又把刀拿了起来，他指着羊架上的剩余部分，郑重地对伯爵说：“告诉你手下的那帮小子，我做的羊肉从来都是三分熟，谁想吃七成熟的，让他到食堂吃去。”

伯爵表示理解并愿意照办。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尔也把他的刀擦干净。当他们推开椅子打算起身时，伯爵却待在原地没动。

“先生们，”他说，“散会之前，我还有一件事。”

主厨和主管见到伯爵脸上的表情，把刚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来。

伯爵透过窗户往厨房看了看，确定所有人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这才把那个从门下塞进他屋子的信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他将信封里的东西往埃米尔那只没用过的茶杯里倾倒，泛着红色和金色光泽的细粉连成丝倾泻出来。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

然后，埃米尔重新坐了下来。

“太棒啦！”他又称赞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吗？”安德烈问道。

“当然可以。”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来回晃了晃，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动作轻得几乎没发出任何声响。

“够了吗？”

全程盯着它从信封里倒出来的主厨根本无须看第二眼。

“绝对够了。”

“我们还有茴香吗？”

“储藏柜最里头还有几蔸。把外面的几层叶子扒掉，剩下的还能用。”

“橙子的事有回音了吗？”伯爵问。

主厨阴沉着脸，摇了摇头。

“我们需要多少？”安德烈问。

“两个。也可能是三个。”

“我想我知道哪儿能弄到。”

“今天就能弄到？”主厨问。

安德烈从他的马甲兜里掏出怀表，握在掌心里看了看。

“如果走运的话。”

这么短的时间里，安德烈上哪儿去弄三个这样的橙子呢？别的餐厅？只收硬通货的特殊商店？还是哪位官居高层的餐厅老主顾？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红花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这样的问题从好几年前开始人们就不再问了。只要说一句，藏红花粉已经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够了。

三位“密谋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安德烈把眼镜又架回到头顶，埃米尔转过身来对伯爵说：“你就尽可能快地把菜单递到他们手里，然后立刻帮他们点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那好，”主厨最后说道，“我们十二点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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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从博亚尔斯基餐厅离开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轻快。事实上，他浑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里沙，”经过行李员身边，伯爵问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楼梯上走，花瓶里插着一束两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他又对一位身穿淡紫色衬衣的年轻可爱的小姐说道（她正在等电梯）。

伯爵的心情这么好，肯定与温度计上的读数有关。在刚过去的三周里，气温升高了2.5℃。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进程被重新启动。而这些进程的高潮便是，黄瓜汤里有了薄荷的清香，电梯门旁有淡紫色的衬衫，大中午的有人送来两英尺高的卷丹。他的脚步如此轻快，还因为他下午与人有约，而且半夜要与另一个人幽会。可让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却是埃米尔给他的那两句“太棒啦”的称赞。这种事在过去四年中也就发生过一两回。

伯爵路过大堂时，邮件室新来的伙计从窗口里朝他挥了挥手，伯爵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对方，又同刚放下电话的瓦西里打了声招呼（他准是又替谁弄到了两张早已被抢购一空的演出门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我看你忙得很啊。”

瓦西里冲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此刻的大堂人头攒动，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前的那段鼎盛时期。可突然，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他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行李值班台上也传来了三阵铃声，还有一个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好嘛，这个词可有些年头了。

伯爵年幼时生活在圣彼得堡，那时，人们还很少听到这个词。即使有人说，也是偷偷摸摸地，要么在工厂厂房的后面，要么在小酒馆的桌子底下。你偶尔也能在刚印刷出来但还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干的传单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俄语中最为常用的词语。

“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正因为有了这一语义丰富的词，俄罗斯人终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节、陈腐过时的头衔、无聊透顶的习惯用语，甚至他们的名字。区区一个词语便能称呼所有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敌人还是朋友，你还能在欧洲别的地方看到这种事吗？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声，这次的口气显得更加急切。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惊。他转身一看，发现是邮件室窗口里那位新来的伙计。

“哦，你好啊。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年轻人？”

这位老兄听了伯爵的问话有些不解，他一直以为说这话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您有一封信。”他解释道。

“我的？”

“对，同志。昨天寄来的。”

年轻的伙计往身后的邮件室窗口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儿。

“哦，那好，请带路。”伯爵说。

于是，服务员和顾客二人便走了过去，在小窗口旁按照职责和身份各站一侧。

“在这儿。”找了一会儿，他说道。

“谢谢你，伙计。”

伯爵拿着信封。他原本以为收信人落款会是“同志”二字，没想到那上面（在两张好像印的是列宁头像的邮票下方）却写着伯爵的全名。那字体有些漫不经心，甚至有些离群索居，却又忍不住自我彰显的意味。

从博亚尔斯基餐厅下到大堂的时候，伯爵本打算到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去讨一条白色的细线，因为他的夹克上有颗扣子松了。可他几乎已有半年没同米什卡见过面了。在他认出老友笔迹的那一刻，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一位带着哈巴狗的女士刚好从他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上起身。伯爵这人最信命，所以他决定把找女裁缝的事往后推一推。他过去占了座位，接着打开了信。

在把老朋友的信翻到第二页之前，伯爵不自觉地抬起了目光，他已经被深深打动。

打动他的并非那些有关圣彼得堡的回忆，或年少时他在朱门豪宅里的生活，或和米什卡合租时住在补鞋匠楼上那间公寓的时光，他也不是被米什卡对伟大的俄国文学进行感情真挚的回顾所打动。真正打动他的是，这位老友在漫无目的的情况下拔腿便走进了那偷来的春意中。

米什卡和卡捷琳娜一起搬去基辅已四年有余；而她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他也有一年了；自他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把自己锁在书堆里也已经六个月了。后来，在一个春天的夜晚，凌晨四点，无法入睡的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来到涅瓦大街，正走在他和卡捷琳娜一起走过的那条路上。正是在那天，她第一次牵住了他的手。后来，当太阳开始升起，那情景让他突然想起了那句断言、宣言和承诺——“永远都要发光，照亮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而这，正是人们祈求从爱里面得到的。

那当这些念头在伯爵心里翻来覆去时，他有没有因为米什卡至今还对卡捷琳娜朝思暮想而替他担心呢？他有没有因为他这位老友，在深夜病态般地追索一条已经消逝的爱情之路而担心呢？

担心？米什卡这辈子都会对卡捷琳娜念念不忘的。不管他们给涅瓦大街重新起了个什么名字，只要他再次踏上那条街道，他就无法摆脱那股难以承受的茫然和失落。这才是正常的。这种茫然和失落正是我们有所预见与准备的，并且会珍藏在心里，直到生命尽头。因为，只有我们内心的悲伤，才能最有效地反驳那些爱情短暂易逝的论调。

伯爵拿起米什卡的信正欲往下读，在他翻页时，三位刚从广场餐厅出来的年轻人在其中一株棕榈树的一侧停下，开始严肃地谈起话来。三人中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帅气小伙，看上去是共青团员。另外两个都是年轻姑娘——一个金发，一个黑发。他们三个显然即将被派往伊万诺沃省，而那个小伙子是他们三人中的队长。他正在提醒他的两位女同胞，他们此行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物资匮乏的问题，同时，他也向她们保证，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小伙子话刚说完，黑头发的姑娘问他，伊万诺沃省有多大。没等他开口，金发姑娘就代他答道：“面积有三百多平方英里，人口五十万。尽管该地区以农业为主，但它总共只有八个拖拉机站和六座现代化加工厂。”

帅气的队长看上去并未因为年轻的同志越俎代庖而有丝毫不悦。相反，从他的表情能明显看出，他对她十分尊重。

金发姑娘刚结束这场“地理课”，他们中第四位成员也从广场餐厅那里一路小跑了过来。来人比队长更矮，也更年轻，他头上戴着一顶水手帽。自从战舰“波将金号”事件发生以来，这种帽子一度深受内陆地区的青年的喜爱。他手里拎着一件布夹克，走到近前时，他把夹克朝金发姑娘递了过去。

“我刚才去拿我的衣服，顺便也帮你拿了外套。”他热情地说。

金发姑娘点了点头，接过外套，连个“谢”字也没有。

连个“谢”字也没有？

伯爵不由得站起身来。

“尼娜？”

四个年轻人全都朝盆栽棕榈树的这一边转过身来。

伯爵把他的白色外套和米什卡的信往椅子上一放，便从树叶的后面走了出去。

“尼娜·库利科娃！”他叫了一声，“真没想到啊。”

这句话对此刻的伯爵来说真是恰如其分：真没想到。因为他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到尼娜了。有许多次，从棋牌娱乐室或者宴会厅路过时，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她如今会在哪儿，又在做什么呢。

可就在同时，伯爵突然觉得，他此刻现身对尼娜来说并不合适。也许她并不想跟她的同志解释，她怎么会认识像他这样的“前人民（前人民，特指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地位和身份的贵族、军阀与官员。）”。也许她还从未跟他们提起过，她年幼时住过这家豪华的酒店。也许，她只想和她那些目标明确的朋友把那场有意义的谈话继续下去。

“我失陪一会儿。”她对他们说，然后走向伯爵。

分别了这么久，伯爵本能地想给他的小尼娜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她的肢体语言似乎在阻止他实现这一冲动。

“看见你真高兴，尼娜。”

“我也是，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位老朋友互相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尼娜指了指那件搭在座椅扶手上的白色西装。

“看样子，你还在替博亚尔斯基餐厅打点那些桌子？”

“是的。”他微笑着说，尽管她那公事公办的口吻让他不确定这话是褒是贬。他很想（带着戏谑的眼神）反问她一句，刚才在广场餐厅她是不是又点了一份“开胃菜”，可他想了想，觉得还是不问的好。

“我听说你马上又要出门冒险了。”他说。

“我想是会有些冒险的成分，”她答道，“但主要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解释说，明天一早，他们四个人就要和另外十名本地的共青团员一起，动身前往卡德地区——位于伊万诺沃省心脏地带的古老农业中心——去帮助那里的乌达尼克，即“生产突击队员们”，在该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一九二八年年底，伊万诺沃省仅有百分之十的农场是集体化经营，而到了一九三〇年年底，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是集体化运作了。

“世代以来，富农们都是自己耕种土地，同时，他们也会根据需要来组织和使用当地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可现在时代变了，用公有的土地来服务公共利益的时代到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她不带丝毫感情地补充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难道当教师的就只教自己的孩子，当医生的只照顾自己的父母吗？”

尼娜滔滔不绝地开始了她的演讲，她的口气和她使用的术语，包括她对富农苛刻的评论以及“集体化不可避免”的判断，很让伯爵吃惊。这时，见她把头发往耳后拢了拢，他才醒悟过来：其实他不该为她如此高涨的热情大惊小怪。她只不过是把利西茨基教授在课堂上对数学的热忱和她对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她对工作的爱上。尼娜·库利科娃从来，并且永远都是，一个对严谨的思想和严谨的思考孜孜以求的严谨之人。

尽管尼娜刚才跟她的同志们说只需要“一会儿”，但一谈起他们的工作计划来，她便似乎把棕榈树那边等她的同志给忘了。

伯爵心里在暗笑。他从她肩膀上方望过去，发现那位帅气的队长已经把其他人打发走了，而他自己却留下来等尼娜。在任何年代，这都算得上极高明的手段。

“我该走了。”结束了长篇大论，她终于说道。

“是，当然。”伯爵答道，“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忙。”

她冷静地与伯爵握了握手表示感谢。她转过身去时，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已有两位同志先行离去，而她似乎对帅气小伙子的耐心等待习以为常。

伯爵目送着两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走过旋转门，出了酒店。他见小伙子对帕维尔说了句什么，帕维尔便冲出租车打了个手势。出租车开过来，年轻人打开车门，尼娜却朝对面的剧院广场指了指，意思是她要去不同的方向。而帅气的队长也同样指了指，大概是要陪她一起去。尼娜却像刚才和伯爵握手时那样非常冷静地和他握过手，再穿过广场，朝历史的必然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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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吧？”

伯爵正和玛丽娜一起，盯着她刚从抽屉里取出的一只线轴。抽屉里装满了白线，各种程度的白色这里面应有尽有。

“真抱歉，阁下，”玛丽娜答道，“您这么一说，我便觉得它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

伯爵把目光从线轴上抬起来，直视着玛丽娜那双一动不动、充满担忧的眼睛。可她恍惚的眼色里似乎充满了笑意。然后她像个小女孩一样大笑了起来。

“哦，把它给我。”他说。

“这个嘛，”她用和解的语气说，“还是让我来吧。”

“绝对不让。”

“得了吧。”

“我自己能行，谢谢你。”

伯爵确实不是在使性子，他有把握自己做好这件事。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餐厅侍者，你必须把自己的外表收拾得当。这很合情合理。你必须干净、整洁和优雅。同时，你还得穿戴整齐，绝不能穿着领口和袖口磨烂了的衣服在餐厅里逗留。还有，你绝对不能连衣扣都不扣，敞着衣服去替客人端茶送水，因为你会发现，敞开的衣襟很快会晃荡到客人的土豆浓汤里去。所以，在正式成为博亚尔斯基餐厅员工三周后，伯爵便来向玛丽娜请教这门“阿拉喀涅的艺术”。一开始，伯爵保守地为这门课程留出了一小时的时间。可后来的四周，他总共花了八小时才全部上完。

谁会知道竟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针法呢？倒针，十字针，跳针，对针，包边缝针，等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拉鲁斯和狄德罗，这些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各种现象进行划分、归类和定义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恐怕也不会想到竟有这么多种针法，而且，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用途。

伯爵拿着那根奶白色的线，在椅子里坐了下来。玛丽娜把她用来插针的针垫递给他。他仔细打量着它，就像一个孩子打量着一盒巧克力。

“这根。”他说。

他舔了舔线头，然后眯着一只眼睛（像玛丽娜教他的那样）穿起针来，那速度比圣徒穿过天堂之门还要快。他把线绕出一个双环，打上结，再把线从线轴上剪下。然后，他便坐直身子，干起活儿来。旁边的玛丽娜也忙起了她自己的活计（缝补枕套）。

自打有针线活儿以来，人们便习惯了一边缝东西一边聊天，而此刻的二人也不例外。这类闲聊大多会得到对方一句“嗯”或“是吗”这种不至于中断工作节奏的回答。偶尔碰上大家都关心的话题，手里的针线活儿便会因此停下。而眼下，聊了几句天气和帕维尔漂亮的新大衣之后，伯爵提起了遇见尼娜的事。玛丽娜闻言，手中刚推进去的缝衣针顿时僵在了半道。

“尼娜·库利科娃？”她惊讶地问。

“除了她还有谁。”

“在哪儿？”

“大堂。她和三位同志在一起吃午饭。”

“你们聊了会儿吗？”

“聊了几句。”

“她说了自己的情况？”

“他们好像马上要到伊万诺沃去搞富农合法化和拖拉机集体化之类的事了。”

“谁问你这些啦，亚历山大？她怎么样？”

伯爵手里的针线停了下来。

“和从前一样，”过了片刻他才说，“还是那么充满好奇心，充满激情和自信。”

“真好啊。”玛丽娜微笑着说道。

伯爵看了看她，见她又开始缝起来。

“只不过……”

玛丽娜又停了下来，回视着他的双眼。

“不过什么？”

“没什么。”

“亚历山大，你心里肯定有话。”

“只不过，尼娜讲到这趟即将开始的旅行时，是那么激动，那么自信，那么一心一意，似乎一点幽默感都没了。她就像那些无畏的探险家，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极地的冰盖上，再以历史必然的名义将它据为己有。可我由始至终地怀疑，真正属于她的幸福也许都在另一个纬度等着她。”

“得了吧，亚历山大。小尼娜都快满十八岁了。我敢肯定，你和你那些朋友在她这个年纪也讲过同样慷慨激昂、充满自信的话。”

“那当然，”伯爵说，“那时候我们是坐在咖啡馆里慷慨陈词，不到店里开始拖地、关灯的那一刻我们是不会起身的。”

“看，没错吧。”

“我们也的确为各种主义争论过，玛丽娜，但我们却从没想过要把它们拿来真正地付诸实践。”

玛丽娜的眼睛转动了一下：“你可千万别去搞什么主义呀。”

“不，我是说真的。尼娜太执着了，我担心那种信仰会把她作为年轻人应有的快乐剥夺掉。”

玛丽娜把手里的针线活儿放下来搁在她的腿上。

“你一直都很喜欢小尼娜的。”

“我当然喜欢。”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她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

“的确。”

“那你就该相信她。即便现在她一心奔着错误的方向去，你也要相信，她迟早会找到她生命的归宿。因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伯爵揣摩着玛丽娜的话，不由得点了点头，然后重新干起了手里的活儿。他把线从扣眼里穿过去绕了几圈，缠在扣子下面的铁钩上，打上死结，再用牙咬断。等把玛丽娜的针插回针垫上时，伯爵才发现已经下午四点过五分了。事实又一次证明，当你沉浸在愉快的工作当中，并且身旁有人可以愉快地交谈时，时间就会过得飞快。

等等……伯爵心想。

已经四点五分了？

“我的天哪！”

伯爵一边向玛丽娜道谢，一边拎着自己的夹克跑到大堂，然后一步跨过两个台阶地朝楼上冲去。他赶到311号套房的门口时发现门是开着的。他先往左右瞄了一眼，然后溜进去，并把门关上。

紧靠着墙镜的桌子上摆着早些时候他无意中见过的那簇两英尺高的卷丹。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午后幽会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回写到这一对是在一九二三年。当时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赶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帘拉上”吗？而当他出门以后听见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时，他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所以后来才满腹辛酸地上屋顶去了吗？此刻，她正钻向床罩。这个曾经无比高傲的人脸上正挂着微笑，那微笑里饱含着耐心、温柔甚至感激。而所有这些，在伯爵这个她曾经的对手和敌人的笑脸中也能一一找到。他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晚礼服往椅背上一搭，便开始解开他的衬衣扣。

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样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又把他们带进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的怀抱的呢？

好吧，错综复杂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伯爵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走过的路不过是从他的卧室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然后再回来。他只是沿着大都会酒店的楼梯来回跑而已。所以，那条错综复杂，又弯又绕，不但有转弯，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们第一次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乌尔班诺娃女士时，伯爵便发觉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劲儿。其实，那种傲慢并非毫无来由，而是她作为一位名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九年，伊万·罗索托斯基在敖德萨郊区的一家地方剧院里发现了她，从那以后，她便成了他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两部电影都是历史爱情故事，歌颂的是劳动人民纯洁善良的情操，同时也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进行了批判。在头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厨房女佣。一位年轻的贵族为了她宁可放弃宫廷的诱惑。在第二部里，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女继承人。电影里的她抛弃家产，嫁给了一名铁匠学徒。罗索托斯基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宫廷的背景，用灯光营造出梦幻般的朦胧气氛，用柔焦镜头拍出怀旧效果，然后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里几乎全是这位初入影坛的玉女的特写镜头：春心萌动的安娜，心烦意乱的安娜和终于收获了爱情的安娜。两部影片都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他们也希望适当地转移话题，给人民一些喘息之机）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因而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处别墅的使用权；一九二三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以及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在苏联最早期的数年中，布尔什维克人怎么能够容忍女演员家中有镀金的椅子和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呢？他们又怎么能容忍这些物品同样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公寓里呢？很简单。他们在每件高档家具的底部都会钉上一块小铜牌，牌子上刻着数字。他们用这个数字来识别那些属于人民的巨额财产中的每一件物品。这样，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豪华的红木大床上酣然入睡，因为他知道，那张床并不是他个人的；而且，尽管他公寓里摆的全是豪华贵重的古董家具，但他的真实财产比叫花子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注）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远不像电影中的她那样天真无邪。她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不仅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公然赞扬起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要不是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一个很不幸的新发明，她的这一策略兴许能为她开辟出一条新的成名通道。这个新发明就是：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是银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来以为她的声音也同样迷人的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岁的大好年华里，安娜·乌尔班诺娃便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那种过气明星。

唉，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铜牌或许能让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未出数月，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全没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被赶上了街头。当时，她钱包里的钱足够买一张回到她位于敖德萨城外的家乡的火车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装师一起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因为安娜·乌尔班诺娃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伯爵一边朝进口商道歉，一边用纸巾替他揩干洒到腿上的水，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对方随时会到。

安德烈领她去了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的长相还过得去，年龄应该比安娜小几岁。虽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装，但伯爵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粗鄙之人。因为入座之后，他虽然嘴里在为迟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往菜单上瞄。她还在大度地对他说不要紧时，他便已经打着手势叫侍者过来了。安娜看上去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因此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时，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几小时过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已经空了下来，厨房也关了。伯爵正要从大堂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客人停下脚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却冲电梯指了指，显然是邀请他上楼去再喝一杯。可他继续将手臂伸进袖子。“今天很荣幸能与您见面，”他一边向她表示，一边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凑巧，我跟别人还有约。”说完，他便径直朝门口走去。

在年轻的导演穿过酒店大堂时，伯爵觉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可一等到导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脸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然后高抬起下颌，朝楼梯走去。尽管仪态大方地走下楼梯，走向众多崇拜者这门技术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但独自上楼的技术她还未掌握（也许根本没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级台阶，她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她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时出现在这个大堂里，”她说，“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

伯爵看上去非常惊讶。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

“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

“那你上去得了呗。”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从窗户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维尔区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这种房间里住的都是那些想让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间的人。咖啡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盘鱼子酱，还有一瓶放在冰桶里的伏特加。

他们俩打量着这一幕精心布置的场景。她摇了摇头。

“这些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那我们更不能把它浪费了。”

伯爵把酒瓶从冰桶里拎出来，给两人各倒上一杯。

“为逝去的旧时光。”他说。

“为逝去的旧时光。”她笑着附和道。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一个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创时，他会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因为耻辱感，可能会试图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已发生改变的迹象。所以，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积蓄的商人会留下自己那些极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为止，并且，他会时不时向人讲起昔日在私人俱乐部里发生的逸事，尽管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早已作废。而有的人则会自哀自怜地从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缩出来。所以，受尽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场中遭到妻子的公开羞辱之后，有可能会抛弃家业，离家出走，躲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又小又暗的公寓里容身度日。还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这样的人，则可能直接加入“谦卑者同盟”。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女演员又倒了些伏特加，伯爵则在屋里四处打量。

“狗怎么样？”他问。

“过得比我舒坦。”

“那为狗干一杯。”他举起酒杯说。

“对，”她赞同地笑着说，“为狗。”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几个月就会来大都会酒店一次。来之前她会事先和她认识的某位导演联系好。这时，她终于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电影的事实。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不会先到餐厅等着，而是给在衣帽间当差的小女孩塞点小费，后者会确保安娜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镜头——那种只有次要角色，台词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导演却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镜头——大谈特谈。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会建议他到夏里亚宾去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相反，如今的她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

而导演会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尽管安娜·乌尔班诺娃已不再处于她的演艺巅峰，但第二幕中的一个小角色让她来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此时，安娜已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房间。她会换上一身简单的衣服（但还得先把她那件贵重的晚礼裙在衣柜里挂好），然后一边舒舒服服地看着书，一边等待伯爵的到来。

在同某位导演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镜头的机会：扮演一位在工厂里完不成工作指标的中年妇女。在离季度结束只剩下两周的情况下，工人们聚在一起，集体给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叙述了没能完成生产指标的原因。正当他们在逐条列举面临的各种困难时，头上戴着方头巾，头发拢在脑后的安娜却站起身来。她发表了一番简短却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大家完成生产任务。

随着镜头被拉到这个无名无姓的人身上，人们看得出，这是一位不再年轻，不再动人，却仍旧充满傲气的倔强女人。还有她的声音？

啊，她的声音……

从她讲出第一句话起，观众便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人。因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过未铺好的小路上的尘土，曾经历过分娩时的尖叫，曾在工厂的车间里高声召集过她那帮工人姐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朋友的声音。

不用说，因为她的讲话，那些女工干劲倍增，最终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观众席的第十五排坐着一个长着圆脸，头发已有些脱落的家伙，他曾极其崇拜安娜。一九二三年，他曾在夏里亚宾酒吧与安娜见过一面。当时的他还只是莫斯科电影艺术局的主任，如今已成了文化部的高级官员。而且，据说他极可能会担任下任部长。他被影片中她在工厂演讲的那段表演深深打动，所以他回去之后，每碰见一位导演，都会问对方有没有看过她那段精彩的表演；此外，只要他知道她在莫斯科，他就会订一束百合花派人送到她的房间。

你也许会心领神会地笑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她就是这样东山再起的啊……可安娜·乌尔班诺娃是一位真正经历过舞台打磨的表演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作为“谦卑者同盟”的一员，她还是一位从不迟到，将台词拿捏得恰如其分，而且从不抱怨的模范女演员。于是，当官方的偏好开始向反映现实主义、体现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转移时，影片中便会经常出现一位成熟美丽但嗓音沙哑的女性。换句话说，安娜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完全在于她把握住了许多内外的有利因素。

也许你还是半信半疑。那么，你自己呢？

毫无疑问，有时候你的生活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飞跃。回首那些时刻，你的内心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可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人值得你感谢吗？比方说，为你提供过建议，鼓励过你或赞扬过你的导师、家人、朋友或者同学？

好啦，我们不要在原因和方式的问题上分析来分析去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又当上了明星，而且她还在丰坦卡边上有了一幢房子，她的家具下面也钉上了椭圆形的铜牌。只不过现在，有客人前来拜访的时候，她是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的。

✮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五颗星的海豚座突然在伯爵的眼前旋转了起来。

如果你用手指沿着它最底下的两颗星画一道直线，然后沿着这道线经过整个天际，你便能找到天鹰座。而如果你连起它最上面的两颗星画出一道线，那你就能找到飞马座，柏勒洛丰（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在神的帮助下捕获了飞马。）骑的那匹飞马；可如果你沿着相反的方向画一条线，你找到的可能是一颗新的星星，一颗为了给地球上疲惫的旅行者、寄居者或者冒险家指引方向的星星。这颗像太阳一样的星球也许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在燃烧，直到现在，它的光芒才抵达北半球，继续在下一个千年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你在干什么？”

安娜朝伯爵这边滚了回来。

“我觉得你又长了一个雀斑。”他说。

“什么！”

安娜试着往自己的肩膀上看。

“别担心，”他安慰她说，“它很好看。”

“它长在哪里？”

“往海豚座东侧偏一点的位置。”

“海豚座？”

“你知道的。海豚星座。你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有一个。”

“我身上有多少雀斑啊？”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你就有多少。”

“我的天哪。”

安娜的身子又一滚，仰面躺着。

伯爵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

“你不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吗？”他边问边把烟递给她。

“我为什么会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呢？”她叹了口气，答道。

“因为你是渔家的女儿。”

“那你给我讲讲呗。”

“好吧。从前有一位富有的诗人，叫阿里昂。他不但弹得一手好里拉琴（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琴。），而且是酒神颂歌的发明者。”

“酒神颂歌？”

“古代的一种诗歌。有一天，在他从西西里岛回来的途中，他的船员们决定抢劫他。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自杀，要么被他们扔到海里。阿里昂一边掂量着这两个都不怎么诱人的选择，一边唱起了悲伤的歌曲。他唱得那么优美，那么动听，竟然吸引来了一群海豚在船的四周听他唱歌；最后，他投身跃入大海，其中一只海豚把他驮起来，平安送上了岸。作为对它们的嘉奖，太阳神阿波罗把这些善良动物排进了星座，让它们永远闪耀。”

“这故事太棒了。”

伯爵点了点头。他把烟从安娜手里拿回来，然后仰面躺在了床上。

“该你了。”他说。

“该我什么啦？”

“讲一个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么大海的故事。”

“哦，讲一个吧。你父亲绝对给你讲过一两个。信基督教的渔民不可能不会讲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萨沙，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坦白？”

“我不是在黑海边长大的。”

“那你父亲呢？你不是说黄昏的时候你会跑到岸边去帮他补渔网吗？”

“我父亲是波尔塔瓦（乌克兰东部城市。）的农民。”

“可你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你。”

“你觉得你当时是这么想的？”

“对啊。”

伯爵沉吟了片刻。

“那你剔鱼刺的手艺是哪儿来的呢？”

“我从家里跑出来之后，在敖德萨的一家酒馆干过活儿。”

伯爵摇了摇头。

“真令人扫兴啊。”

安娜侧过身来，面对着伯爵。

“那你不是也跟我讲过下诺夫哥罗德的苹果那种荒谬故事吗？”

“那可是真事！”

“哦，得了吧。苹果长得和炮弹一般大？还像彩虹一样各种颜色都有？”

伯爵沉默了片刻，然后把烟掐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我该走了。”他边说边从床上爬了起来。

“好吧，”她一把拉住他，说道，“我记得一个。”

“一个什么？”

“大海的故事。”

他的眼珠转动了一下。

“不，我是认真的。这是我祖母给我讲的故事。”

“海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位年轻的冒险家，一座荒岛，还有一大笔金银财宝……”

伯爵不情愿地往枕头上一靠，示意她接着往下说。

安娜讲道，从前有位富商，他有自己的船队，还有三个儿子。年纪最小的儿子长得很矮。有一年春天，富商给两位年长的儿子一人一条船，船上满载着各种皮毛、地毯和细麻布，并且让他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拓展新的贸易疆域。这时最小的儿子就问，他的船在哪儿呢？富商和两个大儿子闻言哈哈笑了起来。后来，富商给了他这个小儿子一只摇摇欲坠的小破船，船上的风帆也破破烂烂的，水手呢，是帮连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而压舱之物只有几个空麻袋。年轻人问父亲他该往哪个方向航行。富商回答说，他应该一直航行下去，直到抵达那个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地方。

于是，小儿子和他那些老弱病残的水手一起向南航去。在大海上航行了九个月后，他们抵达一片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大陆。他们在那里下船，登上了一座岛屿。岛屿上有山，山上似乎铺满了皑皑的白雪。他们后来才发现，那漫山遍野铺的不是雪，而是盐。他的家乡盐产也非常丰富。在那里，家庭主妇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盐从她们的肩膀上抛过去以求得好运。尽管如此，小儿子还是吩咐船员们把船里的麻袋都拿出来，一只只全装满了盐，纵然没别的用途，也可以用作船里的压舱之物。

接下来的航行更轻松，也更快。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王国。国王在他的宫殿里接待了富商的儿子，并问他带来了哪些可供贸易之物。年轻人回答说，他带来了一整船的盐。国王说，他从来没听说过盐是什么东西，然后便祝他好运，想把他打发走。可年轻人却毫不气馁，他到国王的厨房里参观了一趟，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往羊肉上、汤里、番茄上，还有乳酪蛋糕上都撒了些盐。

那天晚上，所有的食物味道都好得出奇。国王惊讶极了。羊肉更好吃了，汤更好喝了，番茄也更美味了，甚至连乳酪蛋糕也变得更加好吃了。国王把他的厨师叫了过去，兴致勃勃地问他们又学到了什么新的手艺。厨师们也摸不着头脑，只得老老实实地答道，他们做菜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那位从大海中来的陌生年轻人今晚到他们的厨房参观过一次。

次日下午，富商的儿子便驾着船启程返航了。船上原来装着的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袋袋黄金。

“这是你祖母给你讲的？”

“是她讲的。”

“这故事很不错。”

“对，是很不错。”

“可它也不能开脱你说谎的过错。”

“我也觉得不能。”

结盟

五点四十五分，伯爵手下的五名侍者已在各自的岗位上站好，而他也开始了每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巡视。他从餐厅西北角开始，对二十张桌子逐一进行检查，以确保每张桌上的每个餐具、每个盐瓶、每只花瓶都摆在了恰当的位置。

四号桌的一把餐刀被重新摆到和叉子平行的位置；五号桌的一只水杯从十二点的方向被挪到一点的方向；六号桌上一只留有口红印的酒杯被换走；七号桌上一把残留着肥皂印的勺子被重新擦拭了一遍，直到勺子表面可以清晰地反射出餐厅的倒影。

看到这一幕，你也许会想，当年拿破仑之所以在黎明到来之前巡视士兵队伍，仔细地检查他们的子弹装备，甚至军装等，是因为经验告诉他，战场上的胜利需要从擦亮士兵脚上穿的靴子做起。

但拿破仑许多伟大的战役通常只持续了短短一天，而且都是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拿戈尔斯基与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团来打个比方也许更恰当。在充分分析并领会了作曲家的意图之后，戈尔斯基会与乐团指挥紧密合作，对舞蹈演员进行培训，对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予以监督，然后在战役打响前几分钟，也同样要对他的部队进行一番检阅。但是等舞台上幕布一落，观众一散，这里却没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庆功游行。因为不出二十四小时，他手下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和技术人员又将重新集合起来，以同样完美的标准将同样的节目重新表演一次。而这正是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生活。这是一场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战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夜都会发生，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错觉。

到了五点五十五分，在确保餐厅的一切都已就绪之后，伯爵便会把注意力，也许是飞快地，转移到埃米尔的厨房来。从厨房门上那扇小小的圆形窗口望过去，伯爵能看见主厨的助手们都穿着新近漂洗过的制服，一个个已就位。他还能看见，火炉上正煨着调味酱汁，用于添加的配菜也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摆到盘子上端出去。那位众所周知脾气暴躁的主厨怎么样了呢？还有几分钟博亚尔斯基餐厅就要开门迎客，他是不是还在对他手下的员工、他的顾客以及他所有的伙伴满腹牢骚呢？

事实上，埃米尔·茹科夫斯基的每一天都开始于最灰暗的悲观情绪。从掀起被子往外看的第一眼开始，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他都会皱眉，因为他知道，肯定又发生了一件冷酷而丑陋的事。读罢早报，里面的消息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和担忧。到了十一点，他会站在路边，等着搭乘拥挤的电车，然后一边不住地念叨“这是什么世道”，一边任电车一路摇晃地把他载到酒店。

随着新的一天逐渐展开，埃米尔的悲观情绪才会逐渐被另一种情绪替代：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大约从中午开始，他一走进厨房，到他那些铜锅面前，他才觉得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它们挂在一只只钩子上，因在昨晚被精心擦洗过而闪闪发亮，仿佛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可能性。他走进冷冻室，把半只冻羊扛在肩上，然后走出来往肉案上一卸，发出“咚”的动听声响。在这一瞬，他的世界顿时增亮了一百流明（光流强度的物理单位。）都不止。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当埃米尔听到切根菜的声音，闻到煎大蒜发出的香味，他也许会略微承认，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令人慰藉之处。然后就到五点半了，假如这时一切都已就绪，他可能会允许自己品一品做菜时用的红酒，虽然只是为了把瓶子里剩的那点酒清理掉；“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嘛；“不借债，也不放债”。到了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当第一份菜单被送进厨房，埃米尔心灵深处那从清晨开始的黑色幽默基调便转变成了乐观和自信。

那么，六点差五分时，当伯爵透过窗户往里看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埃米尔正将勺子伸进一碗巧克力奶油甜点里，然后抽出来把它舔了个干净。经过了这一确认，伯爵便转过身，冲安德烈点了点头。只见餐厅主管将门闩一推，便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大门打开了，伯爵则已经站到了他的岗位上（一号桌和二号桌之间），做好了准备。

到晚上九点时，伯爵将餐厅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今晚第一轮订座的客人已经顺利离开。菜单上得非常及时，点菜也按部就班。有四份羊肉差点煮过头，最后因为发现及时而得以幸免；总共开了不少于五瓶拉图尔葡萄酒；两位政治局成员被分别安排到两张规格完全相同的餐桌，而且，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规格也完全一致。安德烈刚把运输部的政治委员领到了餐厅另一边的桌子，好让后者离坐在这边的美国记者远一点。这时他突然苦着脸冲伯爵做了个手势。

“怎么啦？”伯爵走到主管身边问道。

“我刚接到通知，黄厅会有一个私人聚会。”

“多大的聚会？”

“他们没说，只说是个小型聚会。”

“那可以让瓦先科去。我替他照看五号桌和六号桌。七号桌和八号桌马克西姆可以替他看着。”

“可问题就在这儿。”安德烈说，“我们没法让瓦先科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指名要你去。”

✮

黄厅的门前有个歌利亚（《圣经》故事里的一个巨人，他身形巨大，比牧羊人大卫更健硕高大，却被大卫杀死。）般的大个子正笔挺地站在那里，即使大卫见了此人恐怕也要犹豫再三。伯爵径直走了过去，大个子却似乎对周围的情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紧接着，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看到了伯爵的情况下，他的身子突然往旁一侧，熟练地把门打开来。

大都会酒店的私人聚会的包房门前有大个子守门，伯爵对此并不觉得惊讶。他惊讶的是餐厅里面的布置：绝大多数家具都已被移到餐厅边上，正中央的巨大枝形吊灯下面只留着一张双人桌。一位身穿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独自坐在那里。

尽管桌边坐着的人比门卫的身材小得多，衣着也考究得多，伯爵却感觉此君于残忍和暴力并不陌生。他的脖颈和手腕与摔跤手一般粗，头发剪得很短，从而露出了左耳上方的一块疤痕。看样子从侧面劈他的人原本是想让他脑袋开花的。此刻，这人看上去很从容，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勺子。

“晚上好。”伯爵说着鞠了个躬。

“晚上好。”那人一边微笑着回答一边把勺子放回到桌上。

“我能给您拿点喝的吗？这样您可以边喝边等。”

“没别的人要来。”

“哦。”伯爵说完，打算把多出的另一套餐具拿走。

“这些你不用拿走。”

“对不起。可您刚才说您没有在等别的人。”

“我是没在等别人。我等的是你，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

“来吧，”那人说，“请坐。”

伯爵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坐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以为伯爵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不知这位陌生人的来历，或者对他心怀恐惧。可其实，伯爵的考虑是出于礼数：他身上穿的是侍者的制服，就这么坐在桌子前似乎不合适。

“来吧，”陌生人友好地说，“你不会拒绝一位孤单的人邀你一同进餐吧。”

“当然不会。”伯爵答道。

尽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伯爵还是没把餐巾铺在腿上。

轻轻的敲门声响过之后，大个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瓶酒，看都没看伯爵一眼地走到桌旁，让那位陌生人过目。

主人把身体往前倾了一倾，眯着眼睛审视着标签。

“很好，”他说，“谢谢你，弗拉基米尔。”

其实弗拉基米尔徒手也能把酒瓶盖拧开，但他还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开瓶器，握在手里拧了拧，把瓶塞拔了出来。这一连串动作流畅得令人惊讶。接着，见主人冲他微微点了点头，他便把打开了的酒瓶放在桌上，然后退到了外面的走廊上。陌生人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举着酒瓶以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停在桌子上方，望着伯爵，问道：

“你不陪我来一杯？”

“非常乐意。”

陌生人替伯爵把酒倒上，他们都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陌生人把酒杯放回到桌上，说道，“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可我对您却一无所知。”

“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知道您是个能把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包下来独自进餐，而且在门外安排一位大个子为您站岗的人。”

陌生人笑了。

“很好，”说罢，他往椅背上一靠，“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

伯爵又仔细打量了这位东道主一番，他耸了耸肩。

“据我看，您应该四十岁左右，当过兵。我猜您当的是步兵，但战争结束时，您已经成了上校。”

“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上校？”

“作为绅士，判断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难道不是他的应有之责吗？”

“好一个应有之责。”上校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仿佛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你能猜出来我是哪儿的人吗？”

伯爵把手一挥，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对瓦隆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别人误认为是法国人，尽管他们彼此相隔不过数英里，而且讲的是同样的语言。”

“我觉得你说得也对。”上校承认说，“不过，我对你的猜测能力还是很感兴趣。我保证，你猜错了我也不生气。”

伯爵又抿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我几乎能肯定，你是东格鲁吉亚人。”

上校坐直了身体，一脸的喜不自禁。

“太棒了。难道我有口音？”

“从口音倒是听不出来。军队就跟大学一样，在那里，人的口音最容易变了。”

“那东格鲁吉亚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伯爵冲着酒指了指。

“只有东格鲁吉亚人，才会在还没开始吃饭时就来一瓶卡斯泰利葡萄酒。”

“因为他们都是乡巴佬？”

“不，因为他们想念家乡。”

上校又笑了。

“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这时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大个子推着一辆送餐车走了进来。

“啊，太好了。来了。”

见弗拉基米尔把车朝桌边推了过来，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作势要起身帮忙，可他的东道主却做了个手势，让他坐着别动。弗拉基米尔把圆餐罩揭开，从里面端出一只大浅盘子放在桌子正中间。放下之后，他便退出屋去，而上校则把刀叉拿了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啊，烤鸭。我听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烤鸭是别处没的比的。”

“你听说的没错。尤其要记得尝几颗樱桃，还有鸭皮。”

上校给自己切了一份，包括樱桃和鸭皮，然后替伯爵也切了一份。

“的确美味！”吃完第一口，他便脱口而出。

伯爵低下头，代表埃米尔接受了这一赞美。

上校用叉子冲伯爵比画了一下。

“你的档案非常有意思，亚历山大·伊里奇。”

“我有档案？”

“对不起。原谅我糟糕的用词习惯。我想说的是，你的背景相当有意思。”

“哦，是啊。这么说吧，若要论丰富程度，生活对我还是相当慷慨的。”

上校笑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核对事实的口吻说道：

“你出生于列宁格勒。”

“我出生于圣彼得堡。”

“哦，对，当然了。是圣彼得堡。你年幼时父母便双双过世，是你的祖母把你抚养成人的。你先进了学园，后来又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

“说得都对。”

“而且，你还去过很多地方，我猜。”

伯爵耸了耸肩膀。

“巴黎。伦敦。佛罗伦萨。”

“可一九一四年你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国家时，去的是法国？”

“五月十六日动的身。”

“对。就是普洛诺夫中尉那件事过后几天。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枪打那家伙？他不是和你一样也是贵族吗？”

伯爵似乎有点吃惊。

“正因为他是贵族，我才开枪打他。”

上校笑了，又挥了挥手中的叉子。

“这我还真没想到。可是，没错，你的这种想法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绝对能理解。这么说来，革命爆发的时候，你人还在巴黎，可没多久你就设法回家了。”

“正是。”

“嗯，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帮你的祖母逃到国外去。可把她出逃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你自己为什么选择留下呢？”

“为了这里的美食。”

“别，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不想再过离开俄国客居异乡的日子。”

“可你也并没有和白匪一起拿起武器。”

“没有。”

“我觉得你并不像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但愿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没参加那场战争呢？”

伯爵停了停，然后耸了耸肩。

“因为一九一四年离开俄国去巴黎时，我就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再向任何一位俄国同胞开枪了。”

“你把布尔什维克人也视为你的同胞吗？”

“那当然。”

“你觉得他们算绅士吗？”

“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们中间也还是有一些的。”

“我懂了。我从你的语气听出，你觉得我并不能算是个绅士。来，说说看，为什么？”

伯爵轻笑了几声，算是答复。他仿佛是在说，真正的绅士哪会问这样的问题。

“嘿，行了，”上校坚持说道，“你瞧，我们俩坐在一起，一边吃着博亚尔斯基的烤鸭，一边喝着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这难道还不能表明我们已成了朋友吗？我真的很好奇，我身上究竟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我算不上绅士呢？”

说罢，上校摆出一副鼓励的姿态，从桌子那边倾过身来，还帮伯爵把杯子的酒又给满上了。

“并非哪一件事，”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说，“是很多小细节综合在一起。”

“就像马赛克？”

“对。就好像马赛克。”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都有哪些细节呢？”

伯爵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杯子被摆在了一点的位置。

“作为主人，你用分菜的餐具给大家分菜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的绅士肯定会先分菜给客人，然后才轮到他自己。”

上校刚吃了一口鸭子，听到伯爵举的第一个例子，他挥了挥手中的叉子，笑了。

“接着讲。”他说。

“绅士也绝不会手里拿着叉子冲别人比画，”伯爵说，“或者，在嘴里塞满食物时跟别人讲话。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同别人交谈之前，他会先自我介绍一下，尤其是在他对客人已经知之甚详的情况下。”

上校把手中的餐具放了下来。

“而且，我点的酒也是错的。”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伯爵往空中伸出一只手指。

“那倒未必。每个人喜欢点什么酒，原因有很多，怀念家乡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那好，让我来自我介绍吧：我是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格列布尼科夫，前红军上校，现在是政府官员。童年在东格鲁吉亚度过，那时候一直梦想着来莫斯科，现在我三十九了，人也来到莫斯科，可又朝思暮想着回到东格鲁吉亚去。”

“很高兴认识你！”伯爵边说边从桌子那头把手伸了过来。二人握过手，又重新吃了起来。过了片刻，伯爵谨慎地问道：

“我能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奥希普·伊万诺维奇？作为党的政府官员，确切地说，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这么说吧，我负责监控那些我们关注的人。”

“哦，如果是这样，我想，把他们软禁起来，不是更省事吗？”

“事实上，”格列布尼科夫纠正他说，“把他们放出来更省事。”

这一点伯爵倒是认可。

“我听说，”格列布尼科夫继续说道，“你似乎已经安于目前的境况了。”

“作为一个研读过历史的学生和努力生活在当世的人，我承认，我的确没花那么多时间去冥思苦想我的生活本该有多么不同，但我相信，被迫适应某种境况和安于某种境况还是有区别的。”

格列布尼科夫笑了一声，然后在桌上轻拍了一下。

“又来了。我就是因为你这一点才来找你的。”

伯爵也把手里的餐具放下来，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这位东道主。

“我们的国家，亚历山大·伊里奇，正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我们同英法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快七年了。听说，和美国也快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我们扮演的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穷表弟’的角色。从思想到衣服，我们都对他们羡慕不已。而现在我们将要扮演的却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用不了几年，我们出口的粮食和制造的钢铁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会超越他们。所以，我们离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位置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但必须听得懂，还要能讲。”

“你想学法语和英语。”

奥希普举起杯子，表示认同。

“是的，先生。可我不仅想学语言，还想了解说这些语言的人。我尤其想了解他们的特权阶层，因为掌权的全是那些人。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道德规范都包括些什么；他们珍视的价值观都有哪些，鄙视的又有哪些。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培养外交技能吧。可像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学习这种技能的时候……还是谨慎点好。”

“您觉得我该怎么帮您呢？”

“很简单。就在这个房间，每个月和我一起吃一顿饭。跟我讲英语和法语。跟我讲讲你对西方社会的印象和看法。而作为交换——”

格列布尼科夫故意把那句话拖得很长，他想暗示自己能帮伯爵的地方非但不少，而且相当多。

可伯爵把手一抬，打断了这段关于利益交换的谈话。

“只要您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客人，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我随时都可以为您效劳。”

苦艾酒（苦艾酒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禁止酿造或在一般的酒类商店售卖，而仅限于医学用途，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欧盟解禁。这种酒私底下又被称为割耳酒。据传，美术大师凡·高生前很爱喝这种酒，尤其当他缺乏灵感时，他一定要去小酒馆喝这种酒。喝完后他便开始出现幻觉，并疯狂作画。有人说，他就是因喝下了这种酒才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刚走到夏里亚宾酒吧。这里平日安静得如教堂一般，甚至可以容人们在此祷告和反思，此时却传出一阵声响，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声响中有笑声，有各种混杂的语言，有小号声，还有交杯换盏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肆无忌惮的喧哗之声。

是什么带来了这种转变呢？在夏里亚宾，主要变化有三个。一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名为爵士乐的美国音乐又回来了。该音乐曾经因为其特有的颓废风格而遭到禁止，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人又开始支持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思潮能成功地席卷全世界。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此刻，如泣如诉的尖啸声和低沉的砰砰声正不断地从酒吧最里面的小舞台上传来。

第二个新情况是外国记者的回归。革命爆发后，他们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人直接赶出了国。可这帮记者一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把打字机藏好，出国以后，立刻换上别的衣服，刚数到十，他们便又一个个溜到了俄国乡下。所以一九二八年，国际新闻办公室又重新开张了。它设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房的顶层。大楼的位置十分便利，正好位于克里姆林宫和秘密警察办公的大楼中间，而且刚好与大都会酒店隔街相对。因此，无论是哪天晚上，你都能在夏里亚宾酒吧里遇上十五六个国际记者协会的成员，他们缠着你，一聊就是好半天。而找不到听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吧台前排成一排，像攀停在岩石上的海鸥一样，七嘴八舌地叫个没完。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那女招待的这项任务，有没有让记者们因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言论被汇报上去就变得谨小慎微，或者缄口不言呢？

正好相反。外国记者团有个长期有效的赌局：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唤，便能获得十美元的奖励。为此，他们故意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并把它们编进了谈话。一位美国人曾“一不留神”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郊外某幢大别墅的后院里，一位心灰意冷的工程师根据凡尔纳小说里的规格和尺寸制造了一个大气球。另一位则接着说，有位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鸡和鸽子搞杂交试验，希望培育出早上能下蛋，晚上还能替人送信的鸟。总之，只要是在女招待们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什么都说，甚至盼着自己说的那番话出现在她们的报告中，并被画上线。等报告交上去以后，它会砰的一声落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张办公桌上。

来到夏里亚宾门口，伯爵便觉得今晚比平时还要热闹些。营造气氛的爵士乐队正在角落里忙活，以期跟上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笑声和鼓励声。伯爵从一片喧哗声中穿过去，来到酒吧不为人注意的另一头（这里，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立着一根条纹大理石柱）。过了片刻，奥德留斯倚靠在吧台上，身子朝伯爵倾过来说道：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晚上好，奥德留斯。今晚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调酒师把头转向其中一个美国人。

“莱昂斯先生今天被带到‘格别乌’的办公室了。”

“‘格别乌’！怎么会呢？”

“听说有人在佩尔洛夫茶馆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莱昂斯先生写的亲笔信——信里有斯摩棱斯克周围军队的动向和火力部属的情报。可当‘格别乌’的人把信往桌上一摆，要求莱昂斯先生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不过是把《战争与和平》中他最喜欢的那一段在纸上誊写了一遍。”

“哦，是的，”伯爵笑着说，“博罗季诺（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个村庄。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这附近击败了保卫莫斯科的军队，但法军进占莫斯科后不久，又被迫撤退。）战役。”

“因为这一成就，他赢得了那笔赌注，这会儿正替在场的每个人买酒呢。但今晚，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伯爵在吧台上轻拍了两下。

“你这儿会不会碰巧有苦艾酒啊？”

奥德留斯闻言，抬了抬眉头。

这位调酒师太了解伯爵的喜好了。比如，他知道伯爵晚餐前总要喝一杯香槟或者干味美思酒来开胃；他还知道，晚饭过后，伯爵喜欢喝一杯白兰地；而当夜间平均温度降到4℃以下时，他会改成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可苦艾酒？他们俩认识十年了，伯爵却从来没点过这种酒。事实上，伯爵从来都不喜欢像糖浆一般黏稠的利口酒，至于那种颜色发绿，据说喝了会使人发疯的酒，伯爵更不会沾了。

但颇具职业风范的奥德留斯除了动了动眉毛，并未有其他任何惊讶的表示。

“我想可能还有最后一瓶。”说完，他把墙上的一扇无缝门打开，然后钻进门里不见了。这个柜子是他用来存放那些更加昂贵或者行家私藏的烈酒。

在酒吧另一端的舞台上，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活泼的曲子。不可否认，第一次听到爵士乐的时候，伯爵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吸引人，毕竟他自幼只听那种情感细腻而幽微的音乐，越沉下心来越耐听，而且这些渐弱与渐强、快板与慢板结合的四段乐章是被极其巧妙而有艺术性地编排在一起，而不是被杂乱无章地塞进一个三十音节的曲子里。

可是……

可是，渐渐地他也喜欢上了别的艺术形式。爵士乐，它和那些美国来的记者一样，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社交能力。它有些任性，习惯将人们大脑里的第一反应和感觉表达出来，但它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幽默和善意的。此外，它从哪儿来，将要去往何处，对这些问题它似乎毫不关心。不知何故，它身上兼具大师般的自信和学徒般的不谙世故。这样一门艺术居然不是起源于欧洲，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伯爵的遐想被酒瓶放在吧台上的声音打断了。

“罗贝特产的苦艾酒，”奥德留斯边说边把瓶子倾斜过来，让伯爵看清酒瓶上的标签，“里面恐怕只剩下一两盎司了。”

“好歹就是它了。”

调酒师把瓶里的酒全倒进了一只小高脚杯里。

“谢谢你，奥德留斯。请把这个记到我账上。”

“不必了。算莱昂斯先生请的。”

伯爵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位一直霸着钢琴不放的美国人弹起了一首节奏欢快的庆祝香蕉短缺的小曲（《是的！我们没香蕉了》是1922年的百老汇剧《干脆点》（Make It Snappy）中的一首幽默歌曲。）。过了一会儿，所有记者都跟着唱了起来。换在别的晚上，伯爵或许会留下来看热闹，可今晚他还要参加自己的庆祝会。所以，他把那件极其珍贵的容器端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人群，不让杯里的东西洒出一滴。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二楼爬一边想，今晚，我们“三巨头”自己还要大肆庆祝一番呢。

其实，这个计划三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它始于安德烈一句沮丧的评论，却引起了埃米尔的响应。

“只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主管叹了一声。

“是不可能。”主厨也摇了摇头，表示同意。

真的不可能吗？

需要的原料一共有十五种。其中六种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常年都有供应。另外五种，只要季节一到，也很容易弄到；问题在于，尽管总的来说，如今物资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剩下那四种还是极其罕见的。

一开始时他们便一致同意，这件事要做就绝对不能凑合，既不能图省事，也不能用替代物。要么就来一整场交响乐，要么就干脆一个音符都不弹。所以，“三巨头”得格外耐心和谨慎。他们得去求人，跟人交换，与人商量或者串通，有必要的话，还得搞些欺骗。有三次，他们离实现梦想仅咫尺之遥，却都在最后一刻因为突然出现的意外事件（一次是出了个小意外，一次是模具出了问题，还有一次是被老鼠坏了事）而功亏一篑。

可从这周一开始时，所有的好运气似乎都凑到了一块。埃米尔的厨房里已备足了其中九样所需的原料；与此同时，本该被送到民族饭店去的整整四条黑线鳕和一篮子贻贝被阴差阳错地送到了大都会酒店。这样，第十和第十一种原料也一步到位了。“三巨头”马上聚在一起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安德烈打电话找人帮忙，埃米尔去同别人交换物品，而伯爵呢，得去找一趟奥德留斯。这样，第十二、十三和十四种原料又都齐了。第十五种呢？那得到稀有奢侈品专卖店去才行，也就是说，得去那些为党内最高级别的干部提供服务的商店。伯爵向某位人脉颇广的女演员偷偷询问了一下。说来也怪，没过一会儿，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便从门底下被塞进了他的屋子。所有十五种原料都弄到手后，“三巨头”的耐心即将获得回报。不出一小时，他们便能重新体验到那繁复而精致的调味、绝妙的蒸馏，以及既浓郁又神秘的滋味，就像——

“同志，晚上好。”

一闻此声，伯爵的身体不禁僵住了。

他犹豫了片刻，才缓缓转过身来，只见大都会酒店的助理经理像壁龛里的幽灵一样冒了出来。

和棋盘上他的那位同行一样，大都会酒店的这位“主教”从来不走横线或者竖线，而是走斜线：沿着对角线从一个角走到另一个角，绕过盆栽植物，或者从门上的破洞里直接穿过去。你永远只会在视线外沿发现他，如果你真能发现他的话。

“晚上好。”伯爵答道。

才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便怀疑起对方来。两人都满腹狐疑。“主教”把身体往右一斜，脸上露出一副闲得无聊的好奇表情。

“你这是在那儿干吗呢……”

“在哪儿干吗？”

“就是那儿，你背后。”

“我背后？”

伯爵把手慢慢地从背后挪到了身前，然后，他把手掌转过来竖直展开，表示手里并没有东西。“主教”那张笑脸向右上角抽搐了一下，微笑立刻变成了假笑。伯爵也同样朝他笑了笑，然后礼貌地点了点头，转身便要离开。

“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吗……”

伯爵停下脚步，又转过身来。

“是。说得对。是去博亚尔斯基餐厅。”

“不是已经打烊了吗……”

“是。我可能把笔落在埃米尔的办公室了。”

“啊。我们的大诗人把笔给丢了。现在它会在哪儿呢……嗯？假如厨房里没有，也许你该到你那件中国工艺品的蓝色宝塔里去找找。”“主教”脸上仍挂着假笑。他转过身，沿着走廊的对角线走远了。

伯爵一直等到“主教”从他的视线里消失，才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走，嘴里同时喃喃自语：

“现在它会在哪儿呢？也许就在你那座蓝色的宝塔里……还挺幽默。他这么个连‘牛’与‘流’韵都不分的家伙，说话还吞吞吐吐的。”

自从“主教”被提拔后，他问别人话时似乎都会在句尾添上个省略号。可别人听了心里会怎么想呢……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就给谁一拳吗……这不是跟审问一样吗……他貌似是在提问，可他其实并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他心里早就已经拿定了主意。

当然。

伯爵径直走进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德烈特意没锁。他穿过空荡荡的大厅，推开那张双开弹簧门来到厨房。只见主厨正在厨案前将结球茴香切成细片，旁边的四根芹菜像斯巴达勇士一样整齐地排成一行，仿佛准备慷慨赴死。芹菜旁边是已经切好的黑线鳕肉片，还有一篮贻贝。炉子上搁着一只大铜锅，正像轮船一样突突地往外冒着蒸汽，让屋里人误以为自己正置身于大海之上。

埃米尔从茴香上抬起目光，和伯爵对视了一眼，他笑了。从这短短的一瞬，伯爵便看出主厨今天心情不错。下午两点，他就有了“毕竟我们还有些东西尚未失去”的感觉，而到了午夜十二点半，他更加坚信，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未来必是一片光明；他也毫不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一颗善良而慷慨的心。说到底，无论什么事，终归会有最好的结果。

主厨顾不上跟伯爵打招呼。手里的刀没有丝毫停顿，他只是把头歪一歪，冲着旁边的小桌子示意。小桌子是他从办公室搬到厨房来的，正耐心地等人来收拾。

然而做事情需讲个轻重缓急。

伯爵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小高脚酒杯从他的后裤兜里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了案台上。

“啊！”主厨边说边在围裙上揩了揩手。

“这么多够了吗？”

“意思意思就行。这个只是点缀。一种影射。只要是真货，那就应该足够了。”

埃米尔把小指在苦艾酒里蘸了蘸，然后伸到嘴里舔了舔。

“好极了。”他说。

伯爵从存放桌布的柜子里挑了一张合适的，啪的一声在桌子上方抖开，再让它缓缓落到桌面上。在他铺桌布的同时，主厨吹起了口哨。伯爵一听便笑了，因为他听得出，那正是昨晚他在夏里亚宾酒吧听到的那首歌。这时候，通往后面楼梯的门开了，安德烈用胳膊兜着一堆橙子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橙子多得都快从他的臂弯里溢出来了。安德烈走到埃米尔旁边，弯下腰，让橙子滚落到案台上。

橙子顿时像一群发现监狱大门突然敞开的囚犯，一个个在桌上狂奔起来，唯恐失去逃跑的机会。安德烈赶紧伸出胳膊围成一个圈，把橙子挡在中间。可还是有只橙子主管没能够着，它一下蹿到了厨案的另一边，直奔那杯苦艾酒而去。埃米尔见势不妙，顿时停住手里的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跃一步，一把将酒杯抢在了手里。而那只橙子，似乎越来越自信，它先是跑到茴香的后面，接着从案台上跳下来，砰的一声砸在地板上，然后朝门口逃去。可就在这最后一刻，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与外部世界隔开来的门被人往里推开了。橙子一碰到门，便沿着地板朝着与刚才相反的方向滚了回去。与此同时，“主教”站在了门口。

“三巨头”僵住了。

“主教”朝西北方向走了两步，仔细打量着现场。

“晚上好，先生们，”他的语气颇为友善，“都这时候了，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安德烈急中生智，伸手指了指厨案上的那堆食物。

“我们在盘点库存。”

“库存……”

“对。每季度都得盘点一次。”

“当然，”“主教”脸上挂着他那教士般的微笑答道，“谁命令你们搞季度盘点了……”

随着“主教”和餐厅主管之间的对话逐渐展开，伯爵注意到，厨房门刚打开时脸色惨白的埃米尔现在脸上已慢慢恢复了颜色。一开始，“主教”刚跨过门槛走进厨房时，埃米尔的双颊略微现出了粉红的颜色。当“主教”问“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时，粉红色已变成了玫瑰红。而当他问“谁命令你们……”的时候，怒不可遏的主厨已气得连颈部和耳朵上都变成了紫色。他此刻的神情给人的感觉就是，谁敢在他的厨房里用这种语气质问他，谁就是在找死。

“谁的命令？”主厨说道。

“主教”的目光这才从安德烈转向了埃米尔。他显然被主厨身上判若两人的变化惊呆了。他似乎在颤抖。

“谁的命令？”主厨又重复了一遍。

忽然，埃米尔一把操起他那口砍肉刀，目光却一刻也没从“主教”身上离开过。

“谁的命令！”

说着，埃米尔朝前跨了一步，同时，他那只砍肉的手高举过头顶。一见此状，“主教”那张脸顿时变得跟黑线鳕一般煞白。接着只见厨房门转动了一下。“主教”已经跑得没影了。

安德烈和伯爵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朝埃米尔看去。安德烈睁大着双眼，满脸惊讶，他伸手指了指埃米尔仍高高举在空中的手。原来，主厨刚才一怒之下操起的并不是他的砍肉刀，而是一根芹菜。那根芹菜上的小绿叶子此刻正在半空中瑟瑟发抖。“三巨头”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凌晨一点，三位“同谋者”都已就座。他们面前的桌上只摆着一支蜡烛、一条面包、一束插在瓶里的玫瑰，还有三碗法式海产什烩。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才把各自的汤匙伸进面前那碗炖菜汤里。可埃米尔耍了个心眼。当安德烈和伯爵把各自的汤匙举到嘴边时，埃米尔的汤匙仍停留在他的碗的上方，因为他想好好观察两位朋友尝完第一口之后的反应。

伯爵知道有人在盯着自己。他索性把眼一闭，专心去体会那种滋味。

怎么形容它呢？

你首先得尝尝那汤。那是用鱼骨、茴香和西红柿煨出来的，带有浓郁的法国普罗旺斯的味道。然后，你还得品一品那鲜嫩的黑线鳕鱼片和韧劲十足的海生贻贝。这两样都是从渔人码头买来的。你也许还会有些吃惊，因为你能从那里头品到西班牙橙子特有的热情和奔放，以及只有在小酒馆才喝得到的苦艾酒的滋味。所有这些不同的感觉以某种方式汇聚并被编排在了一起，然后藏红花又为之增色。你仿佛看见，从希腊丘陵上收获的夏日精华，由骡子运到了雅典，然后被三桅小帆船载着横穿了整个地中海。换句话说，只要尝上一口，你就能立刻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法国的马赛港——那个满街都是水手、小偷和漂亮女人，到处充满着夏日的阳光、鲜活的语言和生命的地方。

伯爵睁开眼睛。

“好极了。”他说。

放下汤匙的安德烈优雅地合上双手，无声地鼓着掌，以示对主厨的钦佩。

主厨眉开眼笑地冲他的朋友们鞠了个躬，这才开始享用这道他们翘首以盼的美味。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三巨头”的每一位成员都吃了满满三大碗法式海产什烩，此外，他们还各喝了一瓶酒，并且轮流说起了心里话。

这几位老朋友都在谈些什么呢？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谈的！他们分别谈起了各自在圣彼得堡、明斯克和里昂的童年；谈起了他们各自的初恋和第二次恋爱；谈到了安德烈四岁的儿子和埃米尔已有四年历史的风湿性腰痛；谈到了往昔，也谈到了憧憬和美好。

埃米尔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着，此刻却正处于一种前所未见的亢奋状态。听着大家讲起各自年轻时的故事，他笑得前仰后合，原本用来擦嘴的餐巾大部分时候都被他拿来擦笑出来的眼泪了。

那最为精彩的部分呢？是凌晨三点时，安德烈说起昔日他在“大帐篷”的往事。本来，他只是随口一提。

“嗯？什么？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大帐篷’？”

对。就是杂技团。

安德烈由父亲一人带大。一直鳏居的父亲醉酒之后常常对他拳打脚踢。十六岁那年，安德烈离开家，加入了一个巡回演出的杂技团。也就是和这个班子一起，他于一九一三年来到莫斯科。后来，他与阿尔巴特街上的一位书商的女儿坠入了爱河，然后便同杂技团“分手”了。两个月后，他被博亚尔斯基餐厅雇用，从此当上了餐厅服务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

“你在杂技团都干了些什么？”伯爵问。

“演杂技，”埃米尔启发他说，“还是扮小丑？”

“驯狮子？”

“我玩杂耍。”

“不可能。”埃米尔说。

像是对他的话做出回应一般，餐厅主管从桌旁站起来。他从厨案上取来三只还没用的橙子。他手里握着水果，身体站得笔直。应该说，由于刚刚喝过酒，他的身体还略微倾斜着，像是十二点过两分的样子。他顿了顿，便将那几只球状物抛了起来。

老实说，伯爵和埃米尔对他们这位老朋友的话还有些不信。可等他真的开始耍起来，他们心里别提有多惊讶了：以前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安德烈的那双手简直是上帝特意赋予他用来玩杂耍的。他的动作是那么灵巧，几个橙子在他手中就像在自行运动。更妙的是，它们动起来时就像一个个受到某种引力的星球，那股引力在推动它们向前运转，同时不至于让它们逃到外太空去。而站在这些星球面前的安德烈，似乎只是把它们从既定的运行轨道中摘出来，又重新放回去，让它们顺着自然的方向不断追逐。

安德烈手上的动作是那么轻盈，那么有节奏，一旁观看的人甚至差点被他催眠。但事实上，埃米尔和伯爵都没注意到，“太阳系”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多了一个橙子。只见安德烈的双手优雅地上下翻飞，四个橙子便全被他抓在了手里。他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回轮到伯爵和埃米尔鼓掌了。

“我敢肯定，你在杂技团扔的肯定不是橙子。”埃米尔说。

“不，”安德烈一边把橙子小心地放回到厨案，一边承认道，“我扔的是刀子。”

伯爵和埃米尔嘴边的“不信”还没说出口，安德烈便从抽屉里拿出了三把刀，即刻耍了起来。这回可不是什么行星了。它们就像一台穷凶极恶的机器的部件，在空中旋转着。蜡烛照在刀刃上，反射出点点寒光，使得那台机器的冷酷感变得愈加强烈。然后，就像它们被催动时那般猝不及防，几把刀的刀柄眨眼间又被安德烈稳稳地抓在了手里。

“啊，这玩意儿你也能同时玩四把？”伯爵带着揶揄的口吻说。

安德烈一言不发，走回装刀具的抽屉跟前；没等他把手伸进去，埃米尔便已站起身来。他脸上带着小男孩被街头魔术师迷住的神情，害羞地从人群中走上前，把他那把切肉刀递了过去。十五年以来，除了他自己，还从未有第二个人有幸碰过这把刀呢。安德烈冲埃米尔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把刀接了过去。待他将四把刀全都抛起来之后，埃米尔仰坐在椅子上，眼含热泪，目睹着他那把钝刀在空中轻盈地翻飞。他一定觉得，此时此刻，世界已经变得至善至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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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半，伯爵摇摇晃晃地爬上楼，侧身进了房间。他穿过壁橱，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抖到书架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他一边满意地感叹了一声，一边往椅子里坐了下去。这时，海伦娜正从墙上的画像里，面带温柔地冲他默契地微笑着。

“是，是，”他承认说，“回来得是晚了点，我是有点醉了。可事出有因，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像是为了强调自己刚才说的话，伯爵从椅子里一跃而起，抓着衣服上的皱褶把他的夹克扯了过去。

“你看见这颗纽扣了吗？我想让你知道，它是我自己缝上去的。”说完，他坐回椅子里。伯爵端起白兰地喝了一口，沉思了起来。

“她说得太对了，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玛丽娜。完全正确，绝对正确。”伯爵又叹息了一声，然后跟妹妹聊了起来。

他解释道，自从人类学会讲故事以来，死神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降临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摸进城来，要么栖身在旅馆的房间里，要么潜伏在小街僻巷中，或在集市上游荡。然后，就在故事的主人公从日常的繁忙中得到喘息之机时，死神就找上门来了。

伯爵承认，这样好是好，但有个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过：生命之神与死神一样狡猾。他也可能会穿上带帽兜的斗篷，也可能摸进城去，潜伏在街边小巷，或是躲在小酒馆后面相机行事。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上米什卡的吗？他不就是这样从书堆后面找到他，把他引出图书馆，然后在一个能俯瞰着涅瓦河的僻静之处牵住了他的手吗？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到了家在里昂的安德烈，然后把他招到马戏团的大帐篷底下的吗？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他想去拿白兰地的瓶子，可脚下一绊，撞在了书架上。

“对不起，先生。”

伯爵给自己倒了很少的酒，就一滴，甚至一口都不到，便跌落回椅子里。然后，他举着手指，在空中轻轻挥舞着，继续说：“公有财产全部集体化，海伦娜，富农被废除私有财产。很可能，这很有可能。甚至越来越有可能了。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吗？”

“必然”二字刚一出口，伯爵便会意地笑了，不禁摇了摇头。

“让我跟你讲讲什么叫必然。生命之神迟早会找上尼娜，这才是必然。尽管她那股清醒冷静的劲儿和圣·奥古斯丁有的一比。可她太机警，也太活泼了，她几乎无法摆脱生命之神的手，然后独自走开。生命之神会跟着她上出租车，和她不期而遇，影响她的喜怒哀乐。为了达到目的，他会诉诸乞求、交换、勾结，有必要的话，还会使用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

“什么世道。”伯爵最后又叹了口气，然后在椅子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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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他的视线尚有些模糊，头也还有点酸痛。伯爵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就在椅子里稳稳地坐着。他把身子侧向一边，伸手到他的夹克里去拿米什卡的信。

可信不在了。

伯爵清楚地记得，昨天从酒店大堂离开的时候，自己明明把信掖入了夹克的内口袋里。后来在玛丽娜的屋里补纽扣的时候，信都还在。

一定是在他把衣服挂在安娜家的椅背上时，信从衣兜里掉了出去，他想。喝罢咖啡，伯爵下楼来到311号房间。没想到，那里房门大开，屋里的柜子全都空了，连垃圾桶都是空的。

实际上，那封伯爵只读了一半的米什卡的来信并未遗落在安娜屋里。凌晨三点半，进屋之后，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后来他又跌跌撞撞地去拿白兰地，结果那封信被他一碰，掉进了书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后来也一直留在了那里。

这也许倒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因为，尽管米什卡在涅瓦大街的漫步，以及他那浪漫忧伤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伯爵，可那些诗句并不是米什卡自己写的。它们是一九二三年马雅可夫斯基站在椅子上演讲时脱口朗诵出来的。米什卡引用那些诗句，其实与他和卡捷琳娜的第一次牵手没有关系。他之所以引用那些诗，以及给伯爵写那封信，是因为在四月十四日那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卓越的革命诗人，用一把道具手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附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当伯爵正四处翻着口袋寻找米什卡的那封信时，尼娜·库利科娃和她的三位同志怀着满腔的干劲、兴奋感和使命感，登上了前往伊万诺沃的火车。

自一九二八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以来，成千上万的同志不知疲倦地在城市中心赶建发电厂、钢铁厂和重型机器制造厂。随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的展开，生产粮食的地区能否跟上形势便变得至关重要。农业生产必须有大的飞跃才能满足城市对面包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了给这一宏伟计划铺平道路，将多达一百万的富农流放到各个地区变得很必要。可这些被视为投机商和人民公敌的人恰好成了当地最能干的农民。而剩下的农户，他们用仇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引入的农业方法与技术，哪怕很小的创新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同时，本该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拖拉机又供不应求。恶劣的天气使得这些困难雪上加霜。结果，农业生产陷入了崩溃。然而对农村地区来说，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是强制性的命令，于是，尽管农业歉收，但在枪口的威逼之下，缴纳粮食的配额和征购量依然有增无减。

一九三二年，在这些无法抵御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旧俄罗斯境内的大多数农业省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仅在乌克兰就有数百万农民饿死。（对众多和尼娜一样投身农村成为“生产突击队员”的有志青年来说，他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党的忠诚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可在俄国绝大多数地区，乃至世界上别的地方，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这场人为造成的灾祸。因为正如农民被禁止进城一样，城里的记者也被禁止到农村去；私人信件的投递已被中断；客运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涂成了深色，人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事实上，封锁这场危机的全部消息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乌克兰饿死上百万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之后，《纽约时报》驻俄国的首席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他也是夏里亚宾酒吧那帮记者的头儿之一）居然撰文表示，有关苏联爆发饥荒的谣言严重夸大了事实，而且它们很可能是鼓吹反苏的机构杜撰出来的。所以，外界也只能耸耸肩膀而已。而就在这场犯罪仍在持续之际，杜兰蒂被授予了普利策奖。——作者注）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都要等到不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当尼娜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伊万诺沃的边远地区，跃入她眼帘的是田野上一望无际的小麦幼苗，它们被微风吹弯了腰。这美丽的风光令她陶醉，令她觉得，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