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板、行板、快板

“一眨眼的工夫。”

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瓦西里说索菲亚长得真快，伯爵只用这一句话便道尽她十三岁到十七岁的成长历程。

“前一秒，她还在楼梯间上蹿下跳，活脱脱是一个既惹人烦又什么忙都帮不上的孩子。可一眨眼的工夫，她已经出落成一位聪明娴雅的少女了。”

这话大部分是真的。如果伯爵在索菲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说她是一位娴静端庄的少女有些言之过早，那么，在她即将成年之际，这句话倒是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她未来的性格和形象。索菲亚有着姣好的皮肤（除了那次摔倒留下的白色疤痕以外）和一头乌黑的长发，她可以坐在书房里听音乐，一坐就是几小时。她也可以和玛丽娜一道，在裁缝室里一连待上几小时，缝制衣服，或者同埃米尔在厨房里聊上几小时的天。她可以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

在索菲亚五岁的时候，伯爵还以为她会长成一个黑头发版本的尼娜。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未免有些幼稚。尽管索菲亚和尼娜一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自信，但她的举止和风度却与尼娜迥然不同。索菲亚的母亲对世界上存在的任何瑕疵毫无耐心，而索菲亚却似乎总认为，即使地球上偶尔出了乱子，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充满好心和善意的星球。尼娜会毫不犹豫地打断别人的谈话，并说出反驳的观点，接着她会马上声称这个问题已经被永远地解决了。而索菲亚会用心地倾听，脸上还带着同情的微笑。这经常使她谈话的对象在长篇大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渐弱了下去，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论点来。

端庄。只有这个词最适合她。而所有的变化都是在眨眼之间出现的。

“等你长到我们这么大，瓦西里，一切都过得飞快。整个季节就那么一晃而过，丝毫没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

“您说得对。”礼宾服务员附和道（他边说边整理着一沓票据）。

“可话又说回来，你肯定也能从中得到许多安慰，”伯爵接着说，“因为尽管时间一周接一周地一晃而过，但它们在孩子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却是最深刻的。他们一满十七岁，开始第一次体验人生中真正独立的生活时，他们的感觉会变得那么警觉，他们的感情会变得那么和谐，以至于每一次谈话、每一个眼神、每一声欢笑，都会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而他们在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中结交的朋友呢？他们彼此深厚的感情会让他们成为一生挚友。”

说完这番悖论，伯爵正好抬头往大堂对面看了一眼。格里沙正在帮客人把行李拖到前台，而根尼亚则在帮另一位将行李搬到门口。

“这也许跟天体平衡有关，”他想，“宇宙中的某种平衡。一定时间内的总体体验是恒定的，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六月印象深刻，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这个要求。”

“为了他们有可能记得，我们自己必须忘记。”瓦西里总结道。

“正是！”伯爵说。

“为了他们有可能记得，我们自己必须忘记。但我们该为这个事实感到不快吗？我们能因为他们从那一时刻获得的体验比我们的更丰富就觉得上当受骗吗？我想不能。因为在人生的暮年，拥有一段崭新而持久的人生记忆早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确保他们能自由地去体会自己的人生。我们必须毫不畏惧地这样做。我们不该再去帮他们掖好被子，扣好衣服了，相反，应对他们能自己做好这些事充满信心。而假如他们在刚得到的自由面前显得有些笨拙，我们则必须保持镇定、大度和审慎，并且鼓励他们在我们的关注下去冒险。然后，当他们终于从生活的那扇转门里成功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自豪地长叹一声。”

仿佛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伯爵一面朝酒店的入口处大度而审慎地打了个手势，一面示范性地长叹了一声。然后，他伸手在礼宾服务台上敲了敲。

“顺便问问，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瓦西里把目光从票据上抬了起来。

“您是说索菲亚小姐？”

“是。”

“她和维克托在宴会厅里，我想。”

“啊。她一定是在帮他擦地板，待会儿那里有场宴会。”

“不。不是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广场餐厅乐队的指挥。”

如果伯爵刚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告诉瓦西里，黄金岁月可能转眼即逝，甚至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多少印记，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那么眼下就是最好的例子。

伯爵在礼宾服务台前结束了那番愉快的交谈，接着他来到宴会大厅并揪住了一个恶棍的衣领，整个过程也就花了三分钟——“一眨眼的工夫”。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伯爵甚至不记得他从走廊里跑过去的时候撞在了格里沙身上，并把后者提着的行李都撞掉了；他也不记得自己猛地撞开宴会大厅的门后大喊了一声“啊哈！”；他更不记得自己把那位自以为是风流才子卡萨诺瓦的家伙从鸳鸯椅上一把揪了起来。后者正同索菲亚并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

不，这些伯爵都不记得了。可为了确保天体以及宇宙的平衡，那个留着长须、身穿晚礼服的恶棍倒是一辈子也无法忘记当时的一分一秒。

“阁下，”他在半空中一边哆嗦着一边恳求道，“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伯爵抬头看了一眼他双拳之上的那张惊恐的面孔，确信这不是什么误会。他绝对就是那个在广场餐厅的指挥台上轻盈地挥舞着指挥棒的家伙。尽管情急之中的他还能想到用尊称来称呼伯爵，但很显然，他和伊甸园那条在灌木丛底下滑行的蛇一样恶毒。然而，不管此人的行为恶劣到什么程度，眼下的情况委实令人为难。因为你一旦成功揪住了一个恶棍的衣领，接下来你该拿他怎么办呢？如果你是从身后卡住了他的脖子，你至少可以把他往门外一推，然后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可如果你攥住的是他的衣领，他就不那么容易被收拾了。伯爵还没来得及解开这个难题，索菲亚却已表现出了她的困惑。

“爸爸！你这是在干什么？”

“回你的房间去，索菲亚。我要和这位先生谈谈，在他挨这辈子最狠的一顿揍之前。”

“这辈子最狠的一顿揍？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是我的老师啊。”

伯爵一边紧紧盯住那恶棍，一边朝他的女儿瞥过去。

“你的什么？”

“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弹钢琴。”

那位所谓的老师则连连点头。

伯爵并没立刻松开那个无赖的衣领，而是把头往后一仰，更加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舞台背景。这番检查的结果是，他们俩刚才坐着的那张鸳鸯椅其实是钢琴凳。而就在他们缠绕在一起的手指的下方，还有一排整齐的白色琴键。

伯爵的手攥得更紧了。

“这就是你的鬼把戏，是吗？用吉特巴（随爵士乐节拍跳的快舞。）来勾引年轻女孩？”

那位所谓的老师看上去被恶心坏了。

“绝对不是，阁下。我从没用吉特巴勾引过任何人。我们弹的一直都是音阶和奏鸣曲。我是在音乐学院受的训练，在那里我还获得过穆索尔斯基（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国作曲家。其作品具有民族性和独创性，作有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喜歌剧《索罗庆采市集》、管弦乐《荒山之夜》、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等。）奖章。我在餐厅当乐队指挥是为了维持生计。”见伯爵犹豫了一下，他趁机把头偏向钢琴那侧，示意道，“让我们给你演示一下吧。索菲亚，你来弹弹我们刚才一直在练的那首夜曲吧？”

夜曲？

“就听您的，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索菲亚礼貌地回答完，便转过身去面对着琴键，摆好乐谱。

“也许……”老师一边对伯爵说，一边冲着钢琴点了点头，“我可不可以……”

“哦，”伯爵说，“对，当然可以。”

伯爵把他放回到地上，还在他的衣领上快速地抚了抚。

然后，老师便到凳子上和他的学生坐在了一起。

“好了，索菲亚。”

索菲亚坐直了身体，把手指放在琴键上，然后开始轻柔地弹了起来。

听完第一节，伯爵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

那八个音符他熟悉吗？它是什么？他有没有听出来？唉，即使已有三十年没听过了，可它一旦飘进他乘坐的火车包厢，他便能立刻知道。即使在佛罗伦萨的街道最繁忙的时候与它们偶遇，他也能立刻听出是它们。一句话，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听出是它们。

是肖邦。

降E大调夜曲，作品9，第2号。

用完美的轻弹指法弹罢第一段旋律，她便开始带着渐渐高昂的情绪转入第二段。伯爵则又往后退了两步，发现自己早已不知不觉地坐在了椅子里。

在此之前，他是否为索菲亚感到骄傲过呢？当然有。他每一天都在为她成功的学业，为她的美丽，为她的镇定自若，为酒店里所有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对她的喜爱而感到自豪。而这正是为什么他在那些时刻清楚地知道，自己心里生出的情感不能被称为骄傲。因为当你处于骄傲这种状态之下，有些东西是可以意会的。“瞧瞧，”它会这么对你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她有多特别、多聪明、多可爱吗？好啊，现在你亲眼见到了。”可是，当听到索菲亚弹奏肖邦的时候，伯爵已经出离了意会的境界，他已经被惊呆了。

一方面，他为发现索菲亚的钢琴天分感到惊喜万分，另一方面，在主旋律和从属旋律的处理上她居然有如此高超的技巧。最令人惊讶的其实是她在音乐表现力上的敏感。有的人花了一辈子的工夫来学习和掌握钢琴演奏的技巧，却永远无法达到掌握音乐表现力的境界。诀窍就在于，演奏者不仅需要理解作曲家的感情，还需要通过自己的演奏方式把这种感情传递给听众。

无论肖邦想通过这首曲子表达何种心碎的经历，不管是因为失恋，还是仅仅因为他在清晨见到草地上笼罩着的一层薄雾，它就在那里，早已准备好让你得到完整的体验，而且就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里，在它的原作者去世后一百年的今天。但还有个问题没能得到解答：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女孩，如果不是投入了自己的失落和渴望到曲子里的话，怎么可能有如此的表现力呢？

索菲亚弹起了第三段旋律。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扭过头往伯爵这边看了过来，同时耸了耸眉，仿佛在说：你能相信吗？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想到过吧？接着，他马上又回过头去注视着钢琴，尽责地帮索菲亚翻动乐谱，仿佛是一位见习生在替音乐大师翻乐谱。

伯爵把维可托·斯捷潘诺维奇领回酒店大堂，他们在那儿又单独交谈了一会儿。伯爵再回到宴会厅时发现索菲亚仍坐在钢琴前。于是，他走过去，背对着琴键，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他们都沉默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正在学钢琴？”过了片刻，伯爵问道。

“我想给你个惊喜，”她说，“庆祝你的生日。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如果你因为这件事不高兴了，我很抱歉。”

“索菲亚，真有人需要道歉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你什么也没做错。正好相反，你弹得太好了。棒极了。”

索菲亚的脸泛起红晕，低下头看着琴键。

“是曲子本身好听。”她说。

“嗯，是，”伯爵笑了笑，“虽然曲子很美，但它终究只是一张纸，上面画着圆圈、线条和点。一百年以来，几乎每个学钢琴的都要弹刚才那首肖邦的曲子。可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种类似背诵的行为。只有千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人，能像你刚才所做的那样赋予那段音乐以生命。”

索菲亚继续看着琴键。伯爵有些迟疑。然后，他有些不安地问道：

“你还好吧？”

索菲亚抬起头。她有些惊讶。可看到父亲脸上严肃而关切的表情，她不禁笑了。

“当然好啦，爸爸。您为什么这么问？”

伯爵摇了摇头。

“虽然我这辈子从没正经学过一样乐器，但我对音乐还是懂一些的。就说刚才的曲子吧，能把唤醒人们心底悲伤的最初几节旋律弹得如此完美，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汲取到了无限的悲伤。”

“哦，我明白了，”她说，然后带着一股年轻学者般的热情解释起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管那叫‘心境’。他说，在弹响每一个音符之前，弹琴者必须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那里隐藏着的与乐曲要表达的情绪暗合的心境。在弹这段乐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母亲。我心中想到，我对她本就少之又少的记忆正在逐渐淡去，然后才开始弹。”

伯爵很安静，他又被一阵震惊吞噬了。

“你明白了吗？”索菲亚问。

“我很明白，”他说，他沉吟了片刻，又补充道，“年轻的时候，每当我想起我的妹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每过去一年，她就似乎离我更远了一些；我甚至开始担心，总有一天，我会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可事实是：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那些我们爱的人永远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

他们俩都安静了下来。然后，他朝四下看了看，抬手指了一指，说：

“这座大厅就是她最喜欢的房间。”

“你妹妹？”

“不，不。你母亲。”

索菲亚惊讶地往四周看了看。

“宴会厅？”

“一点没错。革命爆发以后，过去的那套方式全都废弃不用了。革命可不就是为了这个吗。然而新的方式又尚未健全。所以在俄罗斯各地，各种各样的团体，包括工会、公民委员会、军需部等，都纷纷聚在这样的宴会厅里开会，想要整理出头绪来。”

伯爵又朝阳台指了指。

“你母亲九岁时，会偷偷爬到那些栏杆后面蹲着，看那些人在里头开会，一看就是好几小时。她觉得那里面的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搬椅子的声音、慷慨激昂的发言还有会议主持人敲槌子的响声。如今回过头去看，她其实是对的。毕竟，这个国家的新进程就是这样在我们眼前被规划出来的。可当时，既得爬上爬下，还得弯着腰佝着背藏起来，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脖子疼。”

“你也爬到那上面去过吗？”

“哦，她非得让我也上去。”

伯爵和索菲亚都笑了起来。

“你就这么想吧，”过了一会儿，伯爵补充道，“我和你玛丽娜阿姨就是这么认识的。因为每去一次阳台，我屁股后面裤子的线缝就会裂开。”

索菲亚笑了起来。伯爵紧接着晃了晃手指。显然，他又想起了别的什么事。

“后来，你母亲十三四岁的时候，还来这里做过实验。”

“实验！”

“你母亲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事。如果有哪种现象她没亲眼见过，那么，它对她来说就只能算是个假设。所有的物理和数学定律都在此列，无一例外。有一天，我发现，她为了验证伽利略和牛顿的原理，从楼上的包厢往下抛各种不同的物体，她还拿着一只跑步用的秒表来记录物体落地所需要的时间。”

“那真的可能吗？”

“对你母亲来说，是的。”

他们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索菲亚转过身来，在伯爵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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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离开去见朋友，伯爵则去广场餐厅打算用午餐和酒犒劳自己。当他还是而立之年的时候，他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可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这样了。但鉴于今天上午的意外发现，再喝一回也无甚不妥。事实上，当用过的餐盘子被撤去后，他很负责任地没再叫甜点，而是要了第二杯酒。

他端着酒，把身体往后一倾，打量起坐在隔壁桌的年轻人。后者正埋头在素描本上画画。伯爵一天前就在大厅里注意到了他。当时他的素描本是搁在膝盖上，身边还摆着一小筒彩色铅笔。

伯爵把身体往右倾了一些。

“风景、肖像还是静物？”

年轻人带着一丝惊讶抬头看了看他。

“你说什么？”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画素描，简直入了神。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在画风景、肖像还是静物。”

“恐怕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年轻人很有礼貌地答道，“我在画内景。”

“餐厅的？”

“对。”

“我可以看看吗？”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素描本递给了伯爵。

伯爵刚把它接过来，便后悔自己刚才用了素描这个字眼。因为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技艺和技巧实在有失公正——广场餐厅简直被他画活了。桌旁的顾客以印象派明亮简短的笔触勾勒，画面传达出人们的聊天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餐桌之间往来穿梭的服务员则被很巧妙地画得有些模糊。与画人物时的暗示风格相比，他对餐厅内部细节的描摹可谓丝丝入扣，淋漓尽致。房间里的柱子、喷泉、拱门，无一不以完美的视角、完美的比例重现于纸上，连屋里的饰物都没落下。

“这幅画太漂亮了。”伯爵说，“我必须说，你的空间感尤其敏锐。”

陌生人微微一笑。

“那是因为我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建筑设计师，我并不是画家。”

“你在设计酒店吗？”

建筑设计师大笑起来。

“照这么下去，让我设计鸟笼子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见伯爵一脸好奇，年轻人接着解释道：“虽然莫斯科正在大兴土木，可对建筑设计师的需求并不大。因此我在国际旅行社找了份工作。他们正打算将这座城市里的一些顶级酒店编纂成册，我则负责把酒店的内景画下来。”

“啊，”伯爵说，“因为照片无法捕捉到一个地方所特有的感觉！”

“其实，”建筑设计师答道，“是因为照片太容易捕捉到一个地方的场景了。”

“哦，我懂了，”伯爵说。作为广场餐厅的代表，伯爵感到有些受伤。他反驳道，这家餐厅在它鼎盛时期曾以特有的高雅和别致为人称道，但它的富丽堂皇却从来不是靠其内部装饰和建筑细节得来的。

“那它靠的是什么呢？”年轻人问道。

“民意。”

“你的意思是？”

伯爵把椅子转了一转，正对着邻桌的年轻人。

“我年轻的时候有幸到过很多地方。我可以基于个人经验告诉你，大多数酒店的餐厅，不只是俄罗斯，要知道全欧洲都一样，是为住店客人提供服务而设计的。唯独这家餐厅不是，它从来都不是。它是被当作整个莫斯科城的聚会中心来设计的，它也一直在发挥这个作用。”

伯爵冲房间正中央比画了一下。

“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周六晚上，你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来到这里，聚在喷泉旁边，不管邻桌是什么人，他们都能立刻聊得热火朝天。这免不了引发一些风流韵事，以及诸如普希金比彼特拉克高明在什么地方的热烈争论。在这里，我经常能看见出租车司机、人民委员，还有牧师，甚至黑市商人厮混在一起；我还不止一次目睹一个老者被一位年轻姑娘说服，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伯爵朝二十英尺开外的某个地方指了指。

“看到那两张桌子了吗？在一九三九年的某个下午，我亲眼看见，两位陌生人因为隐隐地觉得在哪里见过彼此，而坐下来一起吃了顿饭。他们从开胃菜起，主菜，甜点，一道接一道地吃，他们将各自的人生经历从头到尾聊了一遍，就为了找出他们可能遇见彼此的那个时间。”

建筑设计师带着全新的认识赞许地四周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餐厅，然后说：

“我想，一个房间应该是对它里面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的总结。”

“我也觉得是，”伯爵表示同意，“虽然我对这个房间里曾经混入过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但我敢非常肯定地说，由于它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伯爵沉默了片刻，往四周看了看。然后，用手一指，将建筑设计师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餐厅另外一边的乐队演奏台上。

“你有没有在晚上来这儿看乐队的演奏？”

“没，没看过。怎么啦？”

“今天，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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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廊经过的时候，他听到宴会厅传来莫扎特的变奏曲，便好奇地把头伸进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索菲亚正坐在钢琴前。”

“不会吧！”理查德·范德维尔大声说道。

“这个家伙便很自然地问她在哪儿学的钢琴。得知她并没有跟谁学过琴时，他大吃了一惊。这支曲子完全是她自学的。她先是反复听了你给我的唱片，然后根据听到的调子把它所有的音符琢磨了出来。”

“难以置信。”

“她的天赋给那家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当场收她为徒。从那时起，他便在宴会厅里教她弹古典曲目了。”

“就是广场餐厅的那个家伙，你是说？”

“就是他。”

“挥着指挥棒的那位？”

“正是。”

理查德惊讶地摇了摇头：“奥德留斯，你听见了吗？我们该为这位年轻的姑娘干一杯。来两杯‘秋麒麟草’，伙计。”

永远都在察言观色的调酒师立刻把尺寸不一的酒瓶拿出来，摆成一排，有黄绿色的法国查特酒，苦味酒，蜂蜜，还有加了柠檬的伏特加。一九四六年，在伯爵和理查德初次相见的那个夜晚，他们喝的是奥德留斯调的紫红色混合酒。当时，美国人曾经挑衅调酒师，问他能否按照圣瓦西里大教堂上的颜色各调出一种鸡尾酒来。于是便诞生了黄色的“秋麒麟草”、蓝色的“知更鸟蛋”、红色的“墙砖”，还有一种深绿色的被称为“圣诞树”的酒。如今，酒吧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谁能一口气接连喝下这四种鸡尾酒，他就能赢得“全俄之父”的尊称，当然，是在他的意识恢复过来之后。

如今，理查德任职于国务院。可他每次来莫斯科还是喜欢待在大使馆，偶尔会来大都会酒店和伯爵夜饮一番。此时，“秋麒麟草”已经调好，二位先生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为老朋友干杯。”

有人会问，这两个人相识不过四年，怎么这么快就成了老朋友？交情深浅从来不由相识长短决定。即使他们数小时前才初遇，也同样会一见如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志趣相投。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谈话轻松愉快，给彼此带来了快乐。这也一定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尽管伯爵和美国人相差十岁，出生地隔着四千多英里，但他们都来自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的上层家族，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享受过优渥的生活，接触到的也全是最好的东西。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和绝大多数本国人之间的共同点还要多。

这也正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首都的那些大酒店看上去全是一个样。纽约的广场酒店，巴黎的丽兹酒店，伦敦的克拉里奇，还有莫斯科的大都会，都是在十五年内相继建成，并且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所在城市里第一批配置了中央供暖和热水，房间里配有电话，餐厅里提供国际化美食，大堂旁边设有美式酒吧的酒店。这些酒店就是为理查德·范德维尔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类人建的。只有这样，他们到国外某座城市旅行的时候，才会在酒店里感到宾至如归。

“我还是不敢相信会是广场餐厅的那位老兄。”理查德边说边摇头。

“我知道，”伯爵说，“他还真在莫斯科的音乐学院学习过，还获得过穆索尔斯基奖章。他在广场餐厅当指挥不过是为了贴补家用。”

“是得精打细算才行啊，”奥德留斯在一旁说了句实话，“不然，日子也很快就过到头了。”

理查德盯着调酒师看了片刻。

“嗯，这倒是句金玉良言，不是吗？”

奥德留斯耸了耸肩，表示这所谓的金玉良言在他这个调酒师看来不过是句谁都明白的大实话。然后，他道了个歉，去酒吧后面接电话了。调酒师走开时，伯爵似乎仍停留在对他刚才那番话感到的震惊之中。

“你听说过曼彻斯特飞蛾（1848年，昆虫学家首次在曼彻斯特附近采集到了黑色翅膀的尺蠖蛾标本。之后，人们采集到的黑蛾标本越来越多，而且都集中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工业化地区。到1895年，曼彻斯特附近的黑蛾所占的比例激增到接近100%，而在非工业化地区，灰斑蛾仍然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尺蠖蛾翅膀颜色变黑与工业化导致的空气污染有关。）吗？”他问理查德。

“曼彻斯特飞蛾……是足球队的名字吗？”

“不，”伯爵笑着说，“不是足球队的名字。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告诉过我。”

伯爵正准备详细说，这时奥德留斯回来了。

“刚才的电话是你太太打来的，范德维尔先生。她让我提醒你，你明天早上还约了人，还有，司机正在外面等你。”

尽管酒吧里的大多数客人都没见过范德维尔太太，可大家都知道，她和阿尔卡季一样镇定自若，和奥德留斯一样细心周到，并且和瓦西里一样对所有人的行踪了如指掌。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范德维尔先生的夜间活动早点结束。

“啊，对。”范德维尔先生不得不让步。

工作最重要，伯爵和范德维尔先生对这点都无异议。于是，他们握过手，致过意，希望很快再见面。

理查德离开后，伯爵朝酒吧四周打量了一番，想看看周围是否还有熟人。他欣喜地发现，他在广场餐厅认识的那位年轻的建筑设计师正坐在角落的桌子旁，埋头在速写本上画着什么。想必是在画酒吧内部的陈设。

他，伯爵心想，其实也是曼彻斯特飞蛾的一种。

伯爵九岁的时候，父亲就认真地跟他解释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伯爵听完，觉得这个英国人的想法本质上似乎是完全直观的：数万年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生存概率，物种必将缓慢地进化。毕竟，如果狮子的爪子变得更加锋利了，羚羊却不能跑得更快的话，那后者就要遭殃了。父亲进一步解释道，自然选择并不需要上万年才能完成，有时连一百年都不用，据人们观察，有时只要几十年时间。听到这里，伯爵开始不安起来。

他父亲说，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环境中，进化的速度会慢下来。这是真的，因为单个的物种几乎不必适应任何新的东西。而环境不会永远保持静止。大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释放自己的力量，使适应成为必要。持续的干旱、罕见的寒冬、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现象中的任意一个，都将打破提高物种生存概率和妨害物种生存特性之间的平衡。从本质上讲，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曼彻斯特发生的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该城市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几个中心之一。

几千年来，曼彻斯特的霜纹尺蠖飞蛾一直都是白翅膀上落有黑色斑点。该地区的树皮大多为浅灰色，这种配色为它们在树木中停歇提供了绝佳的伪装和掩护。当然，每一代都可能会出现畸变，比如说，有的飞蛾翅膀可能是全黑的，但这些飞蛾还没来得及交配就被鸟从树上抓住吃掉了。

可到了十九世纪初，曼彻斯特已经工厂林立，烟囱里散出来的烟垢开始落满你能想象的任何物体的表面，包括树皮。原先那些带有轻微斑点的翅膀一直起着保护多数飞蛾的作用，现在反而无情地将它们暴露在猎杀它们的天敌面前，因为与翅膀颜色更深的畸变飞蛾相比，它们更为醒目。于是，十九世纪初，在曼彻斯特飞蛾中仅占百分之十的全黑品种到了该世纪末期已达到了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伯爵的父亲就是这样从科学的角度给他做了一番实用的解释。

年轻的伯爵却对这堂课里学到的东西不以为然。如果在飞蛾身上就能轻易地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能防止它发生在孩子们身上呢？比如，他和他妹妹也暴露在烟囱里飘来的大量灰垢或者突如其来的极端环境下，他们又会如何呢？他们会不会也成为加速进化的受害者呢？事实上，这一设想令伯爵如此不安，以至于那年九月，当艾德豪尔山庄持续遭受暴雨袭击时，伯爵连觉也睡不安稳，因为他老是梦见一只只巨大的黑色飞蛾。

若干年后，伯爵才恍然大悟，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是反的。进化的脚步并不值得人们担惊受怕。因为飞蛾的翅膀是黑是白，对大自然来说并非利益攸关，然而大自然却还是真诚地希望，飞蛾作为一个物种能够延续下去。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大自然会创造一股叫作演变而非永世不变的力量一代又一代地发挥作用，以确保无论是飞蛾还是人类都有机会去适应它。

就拿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来说吧，伯爵心想。作为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量入为出。因此他不得不去广场餐厅挥舞他的指挥棒。表面上看，他似乎已把他那些古典曲目抛在了脑后。可一天下午，当他偶遇了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钢琴演奏家时，尽管他当时时间有限，他还是当即在一架借来的钢琴上教她弹奏了肖邦的夜曲。米什卡也同样有自己的工作计划；还有这位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虽然无法设计高楼大厦，他照样会为自己能在速写本上勾勒出酒店的内部陈设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想到这儿，伯爵不由得想起身朝那位年轻人走去。可此刻他看上去实在是太全神贯注了，这种时候去打扰他简直就是犯罪。于是，伯爵把自己杯中的酒一口喝光，手指在吧台上敲了两下，便上楼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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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伯爵完全正确。即使生活让追求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人们仍会义无反顾地追寻它。当伯爵开始刷牙的时候，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正将他为乐队改编的一支曲子搁在一旁，开始在《哥德堡变奏曲》里挑选起来，想从中选一首适合索菲亚弹的。而在亚瓦斯村一间比伯爵的房间大不了多少的出租屋里，米哈伊尔·门迪茨正埋头坐在桌前，就着烛光对长达十六页的手稿“缝缝补补”。而在夏里亚宾呢？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仍能在工作中收获自豪和欣慰。可出乎伯爵意料的是，他唯独没把酒吧收进他那套酒店室内装饰的画册中。事实上，他此刻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素描本。

这本厚厚的素描本的第一页是一幢两百多层的摩天大楼，楼顶有一块跳板，大楼里的住客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降落在下面的一个草地公园里。另一页画的是一座由大教堂改造的无神论博物馆，里面有五十座不同的圆顶，其中好几座看起来像能被发射到月球上去的火箭。还有一页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博物馆，里面画着等比例的莫斯科古老建筑的复制品。为了给新建的大楼腾地方，这些古建筑都已被夷为了平地。

此刻，设计师正细致入微地画着一家拥挤的餐厅。它与广场餐厅非常相像。只不过画中这家餐厅的地板上摆着一个由精致的轮轴、齿轮和齿链组成的机械装置。一只巨大的曲柄突兀地从外墙上伸进来，而转动曲柄，餐厅里所有椅子便会像音乐盒里的女芭蕾舞演员一样开始旋转，还会在餐厅内转起圈来，直到转到新的桌子前才会停下。这个模型的上方还画着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他高大的身躯凌驾于整个装置之上，而他正透过玻璃天花板朝下俯视着。他的手搭在曲柄上，作势催动整个餐厅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