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是周六，那天太阳高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一个孤独的身影正沿着莫斯科河岸上的阶梯拾级而上。他上去之后继续向前，一路经过圣巴索大教堂，走进了红场。

他身穿一件破旧的冬大衣。每走一步，他的右腿都要趔趄着画一个小半圈。换在别的年岁，夏日里突然出现一位衣衫褴褛的跛足之人，他一定会格外引人注目。可在一九四六年，首都到处有人穿着借来的衣服，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事实上，欧洲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的人在走来走去。

那天下午，广场上人潮汹涌，像赶集时一样。女人穿着花裙子在老国营百货商店的拱廊下流连忘返。在克里姆林宫门前，小学生们在两辆已经退役的坦克上嬉戏，穿着合身的白色上衣的士兵们按照标准的间距，双手松散地合在一起，背在身后，站在一旁。一条一百五十来人的长队从列宁墓的入口往外蜿蜒。

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停下了脚步。同胞们秩序井然的队伍令他钦佩不已。队伍最前面的是八位乌兹别克人，他们一个个留着大胡子，穿着他们最好的丝绸外套。后面是四个留着长辫子、头戴亮丽的刺绣小帽的东方姑娘。接下来是十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农民……这些拥护者正一个挨一个地等着去瞻仰一位逝世于二十多年前的人的遗骸。

那位形单影只的人狡黠地笑了，心想：别的有没有学会我不知道，至少排队我们是学会了。

那个形单影只的人在想，如果人们为了买面包都情愿排上八小时的队，那花一两小时免费观瞻一具遗体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从喀山大教堂（喀山大教堂是莫斯科的一座东正教教堂，位于红场东北角。）的旧址经过，右转弯后继续朝前走。可进入剧院广场之后，他却突然停下来。因为当他把目光从工会大厦转到莫斯科大剧院，再到马里剧院，最后到大都会酒店时，他才惊奇地发现，还有这么多的老建筑并未遭到破坏。

五年前，德国人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在从敖德萨至波罗的海的俄国边境线上投入超过三百万人的军队。

在该计划实施之初，希特勒预计德军在四个月内攻占莫斯科。事实上，在占领了明斯克、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之后的十月下旬，德军又推进了近六百英里，从北和南两个方向迫近莫斯科城，形成典型的钳形攻势。不出数日，这座城市便将进入德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此时，俄国首都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违法现象。街上挤满了难民和逃兵，人们只能在枪弹纷飞的临时营地里睡觉，以及煮食刚刚抢来的食物。随着将政府转移到古比雪夫的决定开始实施，城市里全部的十六座桥都已埋好了地雷，只等一声令下将它们全部摧毁。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升起了一根根烟柱，那是大量正被销毁的秘密文件。而街道上，在市政机关和工厂上班的人已经好几个月没领薪水了。他们带着不祥的预感，眼看着面前那座古老城堡上永远亮着灯的窗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变得一团漆黑。

可就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如果有人站在这位衣衫褴褛的旅行者此刻所处的位置仔细观察的话，他一定会看到令人不解的一幕。一队工人正在秘密警察的指挥下把莫斯科大剧院里的椅子全搬了出来，然后运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

那天晚上，全体政治局成员都聚集在这个位于城市地下一百英尺的地铁站，这是德国人的炮火绝对够不着的地方。九点，他们准时在一张摆满了食物和酒的长桌旁就座。没过多久，一列车驶进了车站。车门一开，斯大林一身戎装从车厢里走了出来。

“索索”大元帅在桌子一头的专座上坐下，然后说，今天他召集党的最高层领导开会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宣布，今天与会的领导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随政府机关一起转移到古比雪夫，但他自己不打算转移到任何地方，而是留在莫斯科，直到俄罗斯流尽她最后一滴血。第二，他宣布，十一月七日，庆祝十月革命的阅兵式将如往年一样照常举行。

在许多莫斯科人的记忆中，那场阅兵是转折点。五万名脚踏战靴的士兵，伴着雄壮激昂的《国际歌》，接受站在主席台上那位无所畏惧的领导人的检阅。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都记得，战争的局势就是在这一天有了决定性转变。

可也有人指出，真正让战争局势有了转变的是“索索”在远东预留的多达七十万人的后备军。甚至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同时，那些部队正千里迢迢地横穿广阔无垠的国土，前来保卫莫斯科。另外，还有一些人注意到，在那年十二月的三十一天中，有二十八天都在下雪，因此德国空军根本无法出动。另外，平均温度降到了-20℃以下，这对俄国人也不无帮助，因为德军和昔日拿破仑的部队一样未曾领教过这等气候。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的军队虽只用五个月便长驱直入俄罗斯边境，一路挺进莫斯科近郊，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能踏进这座城市。在抓捕了一百多万俘虏并夺去一百多万条生命之后，他们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撤退，这座城市令人惊讶地完好无损地存留了下来。

一位年轻军官驾着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跨斗里载着位女孩，女孩穿着漂亮的橘色裙子。我们这位形单影只的人见状，往路边靠了靠，让开路来。落满树叶的广场上正在展出两架被缴获的德国战斗机。他从两架飞机之间穿过去，绕开大都会酒店的主入口，在街角拐了个弯，然后消失在酒店后面的小巷里。

闹剧、对比、意外

一点三十分，在大都会酒店的总经理办公室里，罗斯托夫伯爵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桌子另一边坐着的是一个脑袋窄小、举止高傲的人。

伯爵在广场餐厅接到“主教”的传唤时，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因为来人耐着性子等他喝完那一小杯咖啡之后，便立刻把他带到了行政办公室。伯爵进了办公室的门，“主教”却连头都没抬，仍自顾自地在桌上签着文件。他把手里的钢笔晃了晃，朝摆在桌子前的空椅指了指，表示他待会儿才有空。

“谢谢。”伯爵也敷衍地点头，接受了这一敷衍的提议。

伯爵不喜欢坐着干等，于是趁着没事的这几分钟将办公室打量了一番。与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使用此屋时相比，这里颇有些变化。尽管前任经理的办公桌还在，但桌面上已不像从前那样空无一物，不仅堆着六沓文件，还摆了一只订书机、一个笔架和两部电话（这么配置估计是为了让“主教”可以一边往政治局打电话，一边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晾在电话上等）。紫红色的躺椅不在了，据说那位老迈的波兰人最后就倒在了那张椅子上；现在那里立着三个灰色的有着不锈钢锁的文件柜。原先挂在墙上用来装饰红木镶板的狩猎场景画也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当然是领袖们的画像。

“主教”心满意足地在十二份文件上签完名之后，又把今天的第七沓文件放在办公桌的边上。他把手里的钢笔放回笔架，然后直视着伯爵的眼睛。这在今天还是头一次。

“据我所知，你是个习惯早起的人，亚历山大·伊里奇。”片刻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

“意志坚定的人通常都这样。”

“主教”的嘴角轻轻地耸了耸。

“那当然。意志坚定的人。”

他把手伸到桌子边上，将那沓最新的文件摆整齐了些。

“你七点左右就在你的房间里用早餐？”

“对。”

“然后八点，你习惯到大堂去看会儿报纸。”

该死的家伙，伯爵在心里说道。他这么着急地打断自己美妙的午餐，把自己叫来，就为了问这些吗？显然，他肯定又有了什么鬼点子。可他为什么总要带着偏见呢？就不能有话直说吗？还是他不喜欢那种风格？难道他们要一直坐在这里，将伯爵一天内的安排过一遍？距离“三巨头”的每日例会只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是，”伯爵有点不耐烦地承认道，“早报我一般都是早上看。”

“但你是在大堂看的。你会下到大堂来。”

“没错，我都是沿着楼梯下到大堂来，大堂里很舒服。”

“主教”仰靠在椅背上，他脸上的笑容稍纵即逝。

“那你也许已经知道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了。”

准确地说，伯爵是七点之后不久起床的。他先做了十五个深蹲外加十五次拉伸，接着享用完他的咖啡、饼干和水果（今天是橘子），然后洗澡、剃须、换衣服。他在索菲亚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便离开了卧室，准备到大堂去，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纸。下了一截楼梯，便出了塔楼，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这都是他惯常的路线。可今天，刚下到五楼楼梯口，他便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他当时的第一印象是有十五个声音在用二十种语言高声叫喊。随之而来的还有重重的摔门声、盘子被砸碎的声音，以及一种持续而粗厉的鸟叫般的声音。等他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下到四楼时，那里已乱得不可开交了。

那层楼几乎每扇房门都已经敞开，所有客人都站到了走廊里。那些人当中，有两名法国记者，一位瑞士外交官，三名从乌兹别克来的毛皮商人，一位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还有一位被遣送回国的男高音歌手和他的四位家人。他们都穿着睡衣，大多数人都在手舞足蹈地表达着自己的强烈不满。而与此同时，三只成年的鹅正一边嘎嘎地叫，一边扇着翅膀在这些人的腿中间到处乱窜。

有几个女人被吓得仿佛是鸟身女怪降临在了她们头上。那位男高音的妻子胆小地缩到她丈夫硕大的身躯后面，而克里斯蒂娜，酒店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则吓得背靠着墙，手里紧紧地攥着空托盘挡在胸前，而她脚下，摔碎的餐具和洒了一地的荞麦粥混成一团。

男高音的三个儿子倒是表现出了些胆量。他们开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出击，一人追赶着一只鹅。可这时，那位梵蒂冈来的大使却让男高音管管他的那些孩子，让他们注意自己的举止。只会说几句意大利语的男高音却对这位高级教士说：“你少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我不吃那套。”旁边还站着一位瑞士外交官，尽管他的俄语和意大利语都说得非常流利，但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在一旁听着，再次彰显了他们国家一贯秉持的中立立场。高级教士往前一步，正想傲慢地再发表一番高论，这时，其中一只鹅，由于被男高音的大儿子逼到了墙角，情急之下从教士的双腿间飞快地窜进了他的房间。而紧接着，他屋里逃出来了一位年轻女人。她看上去绝对不可能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只见她身上只裹着一条蓝色的和服式晨衣，逃到了走廊上。

此刻，骚动已把五楼所有客人都惊醒了，有几位甚至沿着楼梯走了下来，想一探究竟。站在最前面的正是那位从不废话、被报纸称为“大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将军。将军一下来，迅速地对战场局势做了一番评估，然后伸手便抓住了一只鹅的脖颈。他抓获这只大鸟的速度之快让围观的众人立刻信心倍增，甚至有人朝他欢呼起来。不过，当他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紧紧地箍在鹅的脖子上打算把它拧断时，这个动作立刻惹得那位裹着蓝色晨衣的年轻女人尖叫连连，男高音的女儿则淌下了眼泪，瑞士外交官则开始声色俱厉地斥责他。鉴于这一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在实施之际遭到了阻挠，将军被这帮平民的软弱给激怒了，他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士的房间，把鹅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又过了片刻，一心想恢复秩序的将军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迅速地逮住了第二只鹅，动作极其娴熟。他举起手中的鹅，向在场众人表示他打算平和处理它。可就在这时，扎在他腰间的衣带突然松了，他的睡袍敞开来，露出了里面那条橄榄绿的旧三角内裤。男高音的妻子一见此状，吓得几乎晕过去。

站在楼梯口的伯爵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感觉身边似乎有人，转身发现原来是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家伙颇爱交际，早已成为夏里亚宾的常客了。副官朝楼道里扫了一眼，心满意得地长叹一声，然后说道（并未朝某个特定的对象）：

“我太喜欢这家酒店了。”

所以，伯爵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呢？你为何不问挪亚知不知道大洪水，或者亚当知不知道苹果是什么呢？伯爵当然知道。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了。可就他知道的那些情况，到底是什么这么要紧，连一杯咖啡都不让他喝完，就把他叫到“主教”的办公室来呢？

“我知道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伯爵肯定地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从楼梯口经过。”

“所以你亲眼看见了这场混乱？”

“是的。我是看着这件滑稽的事发生的。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我叫到这儿来。”

“这么说，你还蒙在鼓里呢。”

“事实上，我确实很困惑。我都被弄糊涂了。”

“当然。”

“主教”沉默了片刻后，又在脸上挤出了最标准的基督徒式微笑。他站起身，走到屋子对面的墙边，就像与人交谈时若无其事地在办公室里走动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他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思先生的画像扶正。那幅画像挂在墙上的钩子上，不知怎的歪了，这对屋子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是个极大的破坏。

“主教”回过身来，继续说道：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描述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时你会弃‘骚乱’一词不用，而用‘滑稽’来形容。滑稽似乎意味着它带着点孩子气……”

伯爵闻言，想了想。

“你怀疑是男高音的那几个小男孩干的？”

“不大可能。因为那几只鹅原本关在博亚尔斯基餐厅储藏室的笼子里。”

“你的意思是埃米尔跟这件事有关？”

“主教”没理会伯爵的提问，他回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大都会酒店，”他完全没必要告诉伯爵这些，“常常要接待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最知名的艺术家。当他们踏进酒店的大门，就有权希望自己能享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服务，以及一个不那么乱糟糟的清晨。不说你也知道，”他一边伸手去拿笔一边打住了话头，“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的。”

“很好，”伯爵边说边从椅子里站起来，“如果真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没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了。”

伯爵一边从行政办公室出来一边孩子气地嘀咕道：乱糟糟的清晨……

“主教”以为他是个傻瓜吗？难道他以为伯爵没看出他这是冲谁来的？他在暗示什么？小索菲亚怎么可能会跟这件事扯上关系？

伯爵一眼就看穿了“主教”心里打的算盘，作为回击，他原本可以含沙射影地讽刺他几句，还能把那几句话说得像诗一样抑扬顿挫。可将索菲亚跟这件事扯到一起实在是太没根据，太荒谬，也太让人忍无可忍了，根本不值得回应。

诚然，伯爵不否认索菲亚有她顽皮的一面，这一点她和别的十三岁的孩子一样。可她不游手好闲，不惹人讨厌，不是懒惰和无所事事的人。事实上，伯爵从经理办公室回来的路上，发现她正坐在大堂里，读着一本不知名的大部头教科书。其实大都会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幕都再熟悉不过了。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坐在那张椅子里，背诵大写字母，练习动词变位，或者解x和y的方程。跟玛丽娜学缝纫或者和埃米尔一起做调味汁的时候，她也是同样投入和专注。假如你让所有认识索菲亚的人来描述她，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她是个好学、羞涩、守规矩的孩子。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就是端庄。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在脑子里像法学专家一样列举着相关证据：八年来，索菲亚没发过一次脾气；她每天都刷牙，从不逃学，也不使小性子；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穿衣、做事还是吃豌豆，她都从无怨言。即使是那个她一直很喜欢玩的自创小游戏，也是以远远超出她年龄的镇定作为基础的。

那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如果他们俩在酒店的某个地方坐着，比如说，周日上午，他们在书房里看书。中午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伯爵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书，离开房间，去理发师那里赴他每周一次的约。他会先在塔楼里下一截楼梯，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然后，他会继续沿着主楼梯再往下走五层楼，直到到达底层。一路上他会经过花店和报摊……可等走进理发店一看，索菲亚已经坐在靠墙的凳子上静静地读书呢。

伯爵自然会惊讶得连呼上帝，而且，不管他当时手里攥着的是什么，它都会在他的惊讶中掉落在地（今年已经掉过三本书，外加一杯葡萄酒了）。

即使我们抛开一个事实不谈，即这个游戏对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来讲极具挑战性，这位年轻姑娘的特长仍然足够令人惊叹。她仿佛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内将自己从酒店的这一头传送到另一头。这些年来，她对酒店中所有的秘道、后通道和连接门一定都已经了如指掌，同时，她还培养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时间感。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被人发现时所表现出的那份超凡脱俗的镇静。不管她刚才跑了多远的路，有多快，她都不会流露出任何自己剧烈活动过的迹象。心不跳，气不喘，眉头上一滴汗都不会有。而且，她也从来不会咯咯地笑，或者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相反，她的神情总是认真又害羞，举止也很得体。她会友好地冲伯爵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便故作端庄地低头重新看书，还伸手翻上一页。

这么镇定的一个孩子会想出把鹅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阴谋吗？这简直太荒谬了。你干脆说古巴比伦的通天塔是她弄倒的，或者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被她敲掉的。

没错，当主厨获知瑞士外交官点了份烤鹅并质疑鹅肉不新鲜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吃晚饭。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对她的埃米尔叔叔的忠心。可即便如此，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早晨七点把三只壮实的家禽弄到这家国际大酒店的四楼去呢？伯爵一边打开房门，一边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这个想法既不合逻辑，也不合自然规律，更违背常识。

“我的天哪。”

片刻前还坐在大堂里的索菲亚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公那张办公桌前，津津有味地读着她那本大部头书。

“哦，你好，爸爸。”她头也不抬地说道。

“噢，别人进屋的时候，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抬头看一眼来人，这种礼貌已不再需要了是吗？”

索菲亚的身子在椅子里转了一下。

“对不起，爸爸。我看书看得正兴起呢。”

“嗯。什么书？”

“讲同类相食的。”

“就是讲吃人肉的！”

“米歇尔·德·蒙田写的。”

“啊，好啊。如果是这样，我敢说，这时间花得值。”伯爵坦承道。

他一边朝书房走，心里一边琢磨。米歇尔·蒙田？忽然，他朝那张写字台的底座瞥了一眼。

“那是《安娜·卡列尼娜》吗？”

索菲亚顺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

“对，我想是的。”

“它在那儿干吗呢？”

“只有它和蒙田那本书一样厚。”

“一样厚？”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能说，换了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绝不会因为你和蒙田一样厚，就把你拿去垫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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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想法太荒谬了，”伯爵说，“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怎么可能带着三只如此壮实的鹅爬上两层楼梯而不被任何人察觉呢？再说了，我问你，她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当然不会。”埃米尔说。

“不，绝对不会。”安德烈也同意。

三个人都愤怒地摇了摇头。

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个好处，即每天可以省却许多无聊的客套话，留出充裕的时间来讨论更值得关心的事，比如说风湿病、公共交通不力，以及某位被莫名其妙提拔上来的人小题大做的行径。二十年了，“三巨头”的全部成员对坐在文件堆后面的那位小肚鸡肠的男人早已有所领教，同时，也对那位从日内瓦来的所谓“美食家”甚至连鹅和松鸡都分不出来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太让人气愤了。”伯爵说。

“真是的。”

“还是在例会前半小时把我叫过去的。我们这儿要讨论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

“可不是嘛，”安德烈表示同意，“亚历山大，这倒是提醒我了。”

“什么？”

“在今晚营业之前，你能不能让人把送饭菜的小升降机打扫一下？”

“当然。里面很脏吗？”

“恐怕是的。不知怎么回事，里面掉了一地的羽毛……”

说完这句话，安德烈伸出他那根颇有传奇色彩的手指在嘴唇上刮了一下，而埃米尔则假装在喝茶。伯爵呢？他大张着嘴，却不知做何回答——如何说出一番直戳要害，而且许多年后仍会被人们拿来反复说的俏皮话。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年轻的伊利亚拿着木勺走了进来。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埃米尔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经验丰富的员工，连爱吹口哨的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幸免。因为年富力强的成年男人都参了军，他的厨房不得不用上许多青少年。伊利亚是一九四三年被雇用的，他在一九四五年按资历被提拔成了副主厨，当时他才十九岁。埃米尔给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这多少能体现他对伊利亚业务能力的信任。

“怎么啦？”埃米尔颇不耐烦地抬眼问道。

伊利亚没回答，他有些犹豫。

埃米尔瞅了瞅“三巨头”的其余两位，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仿佛在说：你们瞧瞧，我每天都在跟什么人共事？然后，他又向他的徒弟转过身去。

“谁都看得出，我们几个有事正忙呢。看来，你是觉得你的事更重要，所以必须打断我们。那好，有事就说，趁我们还没等断气，赶紧说。”

年轻人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他只是用勺子冲厨房指了指。“三巨头”的所有成员顺着他手里的那把餐具所指的方向，朝办公室窗外看去。只见后楼梯的门边站着一位神情落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冬袄的人。一见此状，埃米尔的脸立刻涨得绯红。

“谁让他进来的？”

“是我，先生。”

埃米尔猛地站起身，差点连椅子都撞翻了。他从伊利亚手中一把夺过木勺，就像司令官把肩章从失职的军官身上撕下来一样。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傻瓜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了，是吗？嗯？才一转背的工夫，你就被提拔为笨蛋委员会的总书记啦？”

年轻人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不，先生。我没被提拔。”

埃米尔拿起木勺猛地往桌上一砸，差点将它摔成两半。

“你当然没有！我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让乞丐进到厨房来？难道你还不明白，你今天给他一片面包，明天就会有五个他的朋友找上门来，后天兴许会有五十个？”

“是，先生，可……可是……”

“可什么，可是什么？”

“他没有要吃的。”

“哦？”

年轻人朝伯爵指了指。

“他要找亚历山大·伊里奇。”

安德烈和埃米尔一齐惊讶地朝他们的同事看去。伯爵透过窗户朝外面的那位乞丐看了一眼。然后，他一言不发地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和他那位已八年未见的老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尽管安德烈和埃米尔从未见过这位陌生人，可一听到他的名字，他们便立刻知道他是谁了：那个曾经和伯爵一起租住在修鞋铺楼上的人，那个每十五英尺一个来回地踱着步总计踱出了数千英里的人，那个热爱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人。当然，后二者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以《刑法》第58条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审判和刑罚。

“请别客气，”安德烈打了个手势说，“你们可以用埃米尔的办公室。”

“对，”埃米尔也附和道，“我的办公室，你们尽管用。”

出于无可挑剔的天性，安德烈领着米什卡来到背对着厨房的一张椅子前坐下。埃米尔则拿来了面包和盐摆在桌上，这是俄国人表示好客的古老传统。过了片刻，他又端来一盘土豆和小牛排。然后，主厨和主管就离开屋子，并带上门，让这两位老朋友的交谈不受打扰。

米什卡盯着桌上的东西看了看。

“面包和盐。”他微笑着说。

看着桌对面的米什卡，伯爵心里顿时有两股格外矛盾的情感交织在了一起。一方面，他因为突然再次见到了年轻时代的老友而喜出望外（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一件大喜事）；可另一方面，伯爵也需要面对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米什卡的这副形象。他比以前瘦了三十磅，身上穿的是件磨破了的外套，走路还拖着一条瘸腿，难怪埃米尔一开始会把他误认成乞丐。当然，这些年来，伯爵也觉察出了岁月在“三巨头”每个成员身上流逝的痕迹。他注意到安德烈的左手有时会无端发抖，埃米尔右耳的听力也在慢慢减退。他还注意到，前者的头发已变得斑白，而后者的也已经越来越稀疏。然而在米什卡身上发生的远非时间造成的损害那么简单。他的身上体现出两个决然不同的人和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米什卡的微笑。年轻时的米什卡从来都是一板一眼，说话也从不带刺。可刚才，当他说“面包和盐”的时候，他脸上挂着讽刺的微笑。

“见到你我真高兴，米什卡，”过了片刻，伯爵终于说道，“当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已被释放的消息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没有。”他的朋友带着陌生的微笑答道。

米什卡接着解释道，在熬完八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一个奖励：被划入“减六”的级别。为了来莫斯科一趟，他特意找了个同情他而且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借了本护照。

“这样好吗？”伯爵关心地问。

米什卡耸了耸肩。

“我是今天早上从亚瓦斯坐火车来的。今晚我还得回亚瓦斯去。”

“亚瓦斯……那是在哪儿？”

“在种麦子和吃面包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什么地方。”

“你在教书？”伯爵试探着问道。

“没有，”米什卡把头一摇，说道，“他们不鼓励我们教书，也不鼓励我们读书和写作，连吃饭都几乎不鼓励。”

就这样，米什卡开始描述他在亚瓦斯的生活。在描述的过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称复数，伯爵听了还以为有劳改营的狱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里。可慢慢地他才听出来，原来当他说“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指其他什么人。对米什卡而言，“我们”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狱友，不仅仅是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认识的那些，还包括了上百万甚至更多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谢夫沃斯特拉格劳改营里或者白海运河上艰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论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会一直干下去。

米什卡沉默着。

“到了夜里，就更有趣了。”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把铲子放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营房之后，我们会吞下几口稀粥，然后用毯子把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脑子里免不了会有一些意外的念头冒出来，一些不请自来的回忆让人不住地审视、估摸和掂量。在很多这样的夜晚，我发现我又想起了你在酒吧里碰见的那个德国人，就是声称伏特加是俄罗斯对西方所做的唯一贡献，并且打赌说谁也说不出三样别的贡献来的那位。”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借用的是你的话，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说是叙事作品中的压轴之作，接着又搬出了柴可夫斯基，然后还给那个乡巴佬点了份鱼子酱。”

“没错。”

米什卡把头摇了摇，然后微笑地看着伯爵。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又想到了我们俄国人的另外一个贡献，萨沙。”

“第五个贡献？”

“是的，第五个贡献：火烧莫斯科。”

伯爵吃了一惊。

“你说的是一八一二年那次？”

米什卡点了点头。

“你想象得出拿破仑当时脸上的表情吗？凌晨两点他被人从梦中叫醒，从克里姆林宫崭新的卧室里出来后他才得知，数小时前被他占领的这座城市已经被它自己的人民一把点燃，正在熊熊燃烧。”米什卡无声地笑了，“是的，火烧莫斯科简直太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已经成了一种模式，它只是从上千年的历史中选摘出的一个事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俄罗斯人早已证明，我们非常善于摧毁自己创造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脚瘸了，米什卡没有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可伯爵看得出，他正在用他的眼睛踱着。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传世名画，萨沙，就是那些被世世代代悬挂在庄严的大厅内，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画作。法国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荷兰人有伦勃朗的《夜巡》，美国人则有《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我们俄罗斯人有什么呢？是双胞胎似的两幅画：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宫训斥王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另一幅是列宾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几十年来，这两幅画为我们的民众所尊奉，为我们的评论家所赞美，并被我们勤奋的艺术学生争相描摹。可他们描绘的都是些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最开明的一位沙皇——对自己的长子心怀芥蒂，并且即将判处后者死刑，而另一个则是用笏杖击中了大儿子太阳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从未退缩过的他正搂着儿子的身体。

“我们的教堂以独特的美、色彩亮丽的塔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穹顶闻名于世，可我们却将它们一座接一座地夷为平地。我们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们的名字从街道名称上抹去，仿佛历史上的他们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对诗人呢，我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耐心地等着他们自己沉默下来。”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块没动过的牛肉上，然后举在了空中。

“你知道吗？在三十年代，当他们宣布要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半的农民宁可把自己的牲畜杀了，也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作社。一千四百万头牛啊，就这么交给了秃鹰和苍蝇。”

仿佛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轻轻放回到盘子里。

“这叫我们怎么理解呢，萨沙？发动自己的人民，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破坏他们自己的城市，杀戮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没有丝毫懊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定太让人震惊了。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俄罗斯人是如此残酷和冷漠，没什么东西能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从我们腰胯下面出来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这样的想法令我痛苦，搅得我心神不宁。即使我已经疲惫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会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天明。

“后来，有天晚上，他到梦中来找我了，萨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给我念了好几段诗，那么美，那么令人难忘的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描写的是桦树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情景。可接着，他却长叹了一声，往他的左轮手枪里填上子弹，然后把枪管对准了自己的胸口。惊醒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并不可恶，也不是什么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把枪口转过来对着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没文化，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要摧毁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绘画、诗歌、祈祷以及人自身所拥有的力量。”

米什卡摇了摇头。

“记住我这句话，我的朋友：这绝不会是莫斯科最后一次被我们自己人烧为平地。”

和以前一样，米什卡越说越激动，有时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语。直到说完，他才往桌子对面看去，见伯爵脸上是无尽的悲伤，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声中没有痛苦，没有嘲讽。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边，紧紧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我看得出，萨沙，我刚才提到手枪的时候，你在替我担心。可你不用担心。我还没完呢。我还有事得做。其实，这也正是我偷偷地回莫斯科的原因：我得去趟图书馆，为了我正在进行的一个小项目。”

伯爵一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同时，他也从米什卡的眼里发现了些许昔日的神采。在他冒冒失失地让自己陷入目前的困境之前，他的眼里永远都闪烁着那样的光彩。

“是诗歌吗？”伯爵问。

“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我想是的。但它比诗歌更重要。它是那种可以作为地基搭建起其他东西的东西。眼下我尚未准备好把它拿出来给别人看。但一旦准备好了，你会是第一个看到的人。”

他们从办公室出来后，伯爵把米什卡带到了后楼梯。这时，厨房里早已忙开了。案台上有人在剁洋葱，有人在切甜菜，还有人在给母鸡拔毛。埃米尔站在炉火旁，上面同时煨着六只罐子，他朝伯爵打了个手势，让他等一等。他把手在围裙上揩了揩，然后走到门口，手里拿着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食物。

“这点东西你留着路上吃，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米什卡似乎被这一举动惊呆了。有那么一会儿，伯爵甚至以为他的朋友会出于原则而拒绝这一好意。但米什卡谢过了厨师，把那包东西接了过去。

这时安德烈也来了。他也表示，自己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见到米什卡本人，并且祝他好运。

表达完他的感激之情，米什卡把通向楼梯的门打开，却又停在了那里。他朝忙得热火朝天、琳琅满目的厨房里看了一眼，又把眼光依次落在儒雅的安德烈和真诚的埃米尔身上，最后，才转向伯爵。

“谁又能想到，”他说，“许多年前，当你被判在大都会酒店终身监禁的时候，你其实成了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

✮

晚上七点半，伯爵刚走进黄厅，奥希普便把手里的香烟掐灭，然后从椅子里跳起来。

“啊！你来了，亚历山大。我本以为到圣弗朗西斯科（美国的旧金山。）去几天就能回来。结果一去就是一年。劳驾把灯关了，行吗？”

奥希普兴冲冲地到大厅后头去了，伯爵则心不在焉地坐下来，把餐巾铺在了腿上。

“亚历山大……”

伯爵回过头一看。

“啊？”

“灯？”

“哦。抱歉。”

伯爵起身把灯关了，然后就在墙边站着。

“你要不要坐回来？”奥希普问道。

“啊，对。当然。”

伯爵回到桌旁，却坐在了奥希普的椅子上。

“你没事吧，我的朋友？你好像有点反常……”

“不，不，”伯爵笑着保证道，“一切都很好。请开始吧。”

奥希普又等了片刻，然后，他摁下开关，便赶紧回到了桌旁。餐厅的墙壁上闪现出巨大的电影画面。

自那次“德·托克维尔风波”发生后两个月，奥希普回到黄厅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放映机和未经删剪的《赌马风波》电影拷贝。从那天晚上起，两个人将所有历史名著束之高阁，转向了电影，以此增进他们对美国的了解。

其实早在一九三九年，奥希普·伊万诺维奇就已经掌握了英语中的过去完成进行时。可他认为，美国电影仍然值得他们去仔细研究，因为它不仅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因为通过电影，那些美国佬显然已经找到了一个每周只花费五分钱便能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安抚得服服帖帖的途径。

“看看他们的经济大萧条，”他说，“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持续了十年。整整十年，无产阶级被扔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他们沿街乞讨，到教堂门口求助。如果说美国工人想要摆脱身上的枷锁的话，不在这个时候，那还能在什么时候呢？可他们揭竿而起了吗？他们扛着斧头去砸那些富豪家的大门了吗？根本没有。相反，他们拖着脚步进了离家最近的电影院，在那里，银幕上最新的幻想故事就像用链子拴着的怀表一样悬挂在他们眼前。是的，亚历山大，这个现象绝对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好好研究。”

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起来。

伯爵可以证明，奥希普对这项任务绝对重视。播放电影时，他几乎坐不住。看西部片的时候，如果影片中有人在酒馆打架，他会紧攥着拳头作势挥上几下，先是照着肚子来一记左拳，然后再冲着下巴来一记上勾拳。而当费奥多尔·阿斯泰尔和金杰·罗杰斯开始跳舞时，他也会把手指张开，搁在自己的腰边轻轻地拍着，脚也会在地毯上一前一后来回地挪动。当影片中贝拉·卢戈西（匈牙利裔美国人，以演恐怖电影著名。）从黑影中突然冒出来，奥希普甚至从他的座位里蹦起来，差点摔倒在地板上。到影片最后，银幕上已经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名单，他仍然会意犹未尽地摇着头，脸上仍带着一副道义没有得到伸张的失望表情。

“可耻。”他嘴里还会说。

“真丢脸。”

“阴险！”

不管看的是什么电影，奥希普都会像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一样把影片冷静地剖析一番。音乐片不过是“用根本无法实现的白日梦来安抚穷苦大众的一盘糕点”。而恐怖电影则“使的是障眼法，它不过是把劳动者的恐惧用漂亮女人的恐惧来替代了”。轻歌舞喜剧则是“荒谬可笑的麻醉品”。西部片呢？它们是所有宣传中最狡猾的：在这些寓言中，恶人永远成群结队，他们大呼小叫，杀人越货；而美德则永远被一个孤独的人拥有，他甘冒生命危险去捍卫别人的私有财产。结论是什么呢？“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好莱坞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股力量。”

奥希普的确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他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黑色电影”（法国影评家尼诺·法兰克1946年左右受“黑色小说”一词的启发所创造的用语，主要指好莱坞于20世纪40年代初拍摄的以城市阴暗街巷为背景，以犯罪和堕落为内容的影片。）的美国电影流派。他立刻迷上了这一类片子，《契约杀手》《辣手摧花》和《双重保险》统统被他找来看了个遍。

“这是怎么回事？”有时，他会没有具体对象地发问道，“这部片子是什么人拍的？谁主使的？”

这一部接一部的片子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残忍的国度；在那里，正义者都是乞丐，善良的人都是傻瓜；在那里，忠诚就像薄纸片一样脆弱，而个人利益则如钢铁般坚不可摧。换句话说，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真实嘴脸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亚历山大？他们怎么会允许这些电影被拍出来呢？难道他们就没意识到这些电影正在撬动他们的制度基石吗？”

在所有类型的明星当中，没有谁比亨弗莱·鲍嘉更能吸引奥希普了。除了《卡萨布兰卡》（奥希普认为它是给女人看的），他们把鲍嘉演的所有电影都看了至少两遍。无论是《化石森林》《江湖侠侣》还是《马耳他之鹰》，奥希普都极其赞赏该演员的硬汉形象，他讥讽的言辞，以及他一贯的喜怒不形于色。“你注意到了吗？在电影的开始，他总是显得很不合群，很冷漠，可一旦他被激怒，亚历山大，他比谁都愿意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他比谁都具有洞察力，行动起来也更坚决，而且从不后悔。这才是真正意志坚定的人。”

在黄厅里，奥希普吃了两大口埃米尔用鱼子酱汁炖的牛肉，又喝了一口格鲁吉亚酒，然后才抬起头来；这时，银幕上出现的正好是金门大桥的画面。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萨姆·斯佩德又被一位迷人而神秘的旺徳利女士找到，并给他送来了一笔生意。而斯佩德的又一位合伙人被人在小巷里枪杀，几小时之后，弗洛伊德·瑟斯比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这次，又是乔尔·卡伊罗，也就是“胖子”，他和布里吉德·奥肖内西二人暗中串通，在斯佩德的威士忌里下了药，然后朝码头奔去，他们的企图眼看就要得逞。在斯佩德处理他头上的伤口之际，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陌生人闯进他的办公室，把一袋钱扔在地板上，然后便倒在沙发上死去了。

“你觉得俄国人特别野蛮吗，奥希普？”

“这是什么意思？”奥希普轻声问道，仿佛旁边还有人，而他不想打扰他们。

“你觉得我们在骨子里是不是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这些美国人要野蛮一些？”

“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道（斯佩德正把死者的血从自己的手上洗掉），“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毁掉自己创造的东西？”

奥希普的眼睛本来一刻也没离开过银幕，可一闻此言，他立刻转过头来紧紧地盯着伯爵，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他突然站起身，咚咚几步走到放映机前，暂停了电影，而此刻银幕上的斯佩德刚把那袋钱放在桌上，并从兜里掏出一把小折叠刀来。

“你可能还没看出这里正发生什么事吧？”他一边指着银幕一边说，“从东亚到圣弗朗西斯科港的旅途上，雅各比船长一共中了五枪。他从燃烧的船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穿过整座城市，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为我们的斯佩德同志送来了那个外面包着纸并用绳子捆着的神秘包裹。而你却在这个时候来谈一些空洞的理论！”

伯爵转过身，抬起手挡住投影机里射出的眩光。

“可是，奥希普，”他说，“他打开包裹的那一段我们看了不下三遍。”

“那又怎么啦？《安娜·卡列尼娜》你读过不下十遍，我敢打赌，读到她卧轨自杀的那一段时，你还是会痛哭流涕。”

“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是吗？”

接下来是沉默。然后，奥希普气恼地关了投影机。他重新打开灯，回到了桌边。

“好吧，我的朋友。我看得出，你有心事。说吧，看看我们能否帮你把问题想通，否则，咱们的学习也没法进行。”

于是，伯爵把与米什卡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奥希普。事实上，是他向奥希普转述了米什卡对莫斯科被焚毁、雕像被推倒、诗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万头牛被屠杀等事情的看法。

适才有些恼怒的奥希普此刻却听得非常认真。听到米什卡的某些观点时他偶尔会点点头。

“好吧，”伯爵一讲完，他便说，“让你觉得不安的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是你朋友的话使你震惊？它伤害到你的感情？我明白你是担心他的心态不正常；也许他的观点是对的，可他的情绪不对。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你什么意思？”

“就像《马耳他之鹰》一样。”

“奥希普，得了吧。”

“不，我是认真的。那只黑色的鸟，它不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吗？而那座雕塑是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用金银珠宝建起来向国王致敬用的，它早已成为教会和君主制的标志，而欧洲所有的艺术和思想都是在这些贪得无厌的制度与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谁又能断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和电影中那个‘胖子’对他那只鹰的爱一样，没被人误导且没被人利用呢？也许正是需要扫除这种观念，他们的人民才有希望取得进步。”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

“布尔什维克人不是西哥特人（4世纪后入侵罗马帝国并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王国，是东日耳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士兵配合下于410年攻占罗马城，并大肆劫掠三日后离去。），亚历山大。我们不是攻进罗马城以后，出于愚昧和妒忌把那里的文明尽皆毁灭的野蛮人。正好相反，一九一六年的俄罗斯才是个野蛮的国度。它是全欧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它的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改良的农奴制之下：人们仍旧用木犁耕地，晚上回到家不是打老婆就是喝伏特加，一直喝到酩酊大醉，然后瘫倒在椅子上，睡到黎明然后再跑到东正教的圣像面前极尽谦卑地祷告一番。也就是说，他们的活法和五百年前他们的祖辈一样，没有丝毫区别。也许，正是我们对那些雕像和教堂的热爱扯了我们的后腿，让我们无法进步，这难道不可能吗？”

奥希普停了下来，把他们俩的杯子重新满上。

“如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我们把美国的速度与苏联的目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即将在全俄罗斯消灭文盲。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妇女们，我们的第二种农奴，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们还兴建了许多崭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

“可代价是什么呢？”

奥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

“最大的代价！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价吗？去找他们的非洲兄弟打听打听吧。你以为，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小农舍挡了道而犹豫要不要铲平它们哪怕一秒吗？我敢担保，亚历山大，他们才不会呢，只要把炸药一埋，他们便会亲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主导世界的将会是我们和美国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两个国家学会了如何排除历史这个障碍，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国人是用它来为他们钟爱的个人主义服务，我们则用它来造福社会。”

✮

当晚十点，和奥希普分手之后，伯爵并未直接回六楼，而是去了夏里亚宾酒吧。他原本以为这时候酒吧里会空旷一点，可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大帮人在大声喧哗。人群中有记者、外交使团成员，还有两位身穿小黑裙的年轻女招待。而喧闹人群的中心，又是那位美国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已经是他连着三个晚上出现在这里了。他耸着肩膀，伸着双臂，双脚在地板上一前一后地来回移动着，就像站在垫子上的摔跤手一样讲着他的故事。

“老波特豪斯突然侧身，避开了神父，然后一边缓缓地朝第二只鹅逼近，一边等着他的猎物朝他的眼睛看过来。诀窍就在这儿，现在你知道了：让对手看到你的眼睛。因为在那短暂的一瞬，波特豪斯会让他的对手们误认为它们和他势均力敌。接着，往左移动了两步的波特豪斯又突然往右移动了三步。而对面的鹅立刻被他晃得失去了平衡，它的眼睛也不由得对上了老波特豪斯的眼睛，而这正是波特豪斯跃起发动攻击的机会！”

说到这儿，副官自己也跃了起来。

两位女招待先是大声尖叫，然后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等到副官直起腰，他手里已多出了一只菠萝。他一只手掐住水果的蒂，另一只手攥着它的“尾巴”，把它亮给所有人看，那架势和将军拎着第二只鹅向众人展示时如出一辙。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将军的裤腰带松了，他的睡袍敞开来，露出了里面那条美国陆军分发的定制内裤。而一见此状，韦洛茨基夫人立刻吓晕了过去。”

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副官朝大伙儿鞠了一躬，然后把菠萝轻轻放回到吧台上，重新端起酒杯。

“韦洛茨基夫人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一位记者说，“假如看到老头内裤的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怎么做？”副官嚷了起来，“那还用问，我当然会朝它行军礼呗。”

在大家的笑声中，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好啦，先生们，我提议，现在我们可以外出开始今夜的活动了。据我个人的经验，侨民酒吧的桑巴音乐是北半球最难听的了，那位鼓手有只眼是瞎的，他连钹都不会打。而乐队指挥对拉丁音乐的节奏根本就一窍不通。他距离南美洲最近的一次是他在桃花心木楼梯上摔跤那次。但他的演奏绝对用心，而且，他还有一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假发。”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一众人等便到外头的夜色中去了。酒吧里只剩下伯爵了。他静静地走到吧台前。

“晚上好，奥德留斯。”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您来点什么？”

“一杯阿马尼亚克吧。”

喝了片刻，伯爵端起他装白兰地的酒杯轻轻晃了晃。他回想着方才副官描述的场景不禁笑了起来。这样一来，他又联想起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性格特点。奥希普曾经以他极具说服力的方式谈到过这点。他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好莱坞用其精心炮制的欺骗手段将本无法避免的革命力量破坏于无形。但伯爵想，奥希普的分析是不是正好将事实颠倒过来了呢？诚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丽的音乐剧和低俗喧闹的戏剧在美国兴盛一时，可爵士乐和摩天大楼当年不也如此吗？难道后面这两个也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麻醉品，好让焦躁不安的国家沉睡过去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精神，即便是大萧条也无法将这种精神扼杀？

伯爵又晃了晃杯中的白兰地。这时，一位客人在他左侧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了下来。令伯爵惊讶的是，来者正是那位副官。

奥德留斯永远都那么细心，他马上倚在吧台上，身体倾过去：“欢迎回来，上尉。”

“谢谢你，奥德留斯。”

“我能为您效劳吗？”

“和以前一样吧。”

奥德留斯转过身去备酒。上尉在吧台上轻轻地拍着双手，漫无目的地往四周看了看。见伯爵在注视他，他点了点头，并回以友好的微笑。

“你不是去侨民酒吧了吗？”伯爵不禁问道。

“我那帮朋友本来说陪我去，却比我还性急，结果把我落下了。”美国人答道。

伯爵同情地笑了笑：“我很是为您遗憾。”

“这倒不必。我其实挺喜欢被留下来一个人的。因为它总能让我从全新的角度来观察我原以为自己就要离开的地方。另外，我明天一早就回国了，这次得在国内待上一段时间，也许这样更好。”

他向伯爵伸出一只手。

“理查德·范德维尔。”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上尉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往旁边看了看，又突然回头。

“你不就是昨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为我服务的那位侍者吗？”

“对，是我。”

上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不然的话，这杯酒我可能就不能再喝了。”

与此同时，奥德留斯把上尉的酒放在了吧台上。上尉端起酒喝了一口，然后叹了口气，这回却心满意足。然后，他又将伯爵仔细打量了片刻。

“您是俄罗斯人？”

“再地道不过了。”

“哦，我这么告诉您吧，我对您的国家十分着迷，我喜欢你们那些好玩的字母，还有各种夹肉的小糕点。但你们国家对鸡尾酒的理解却令人很不安……”

“怎么说呢？”

上尉朝酒吧另外一头一位眉毛浓密的党员模样的人悄悄指了指。那人正和一位黑头发的年轻女孩聊着什么。他们手里各自端着一杯非常醒目的紫红色的酒。

“我是从奥德留斯那儿打听来的，他们喝的那种酒是用十种不同的配料调出来的。除了伏特加、朗姆酒、白兰地和石榴汁糖浆，它还放了玫瑰香精、少许苦酒和溶化的棒棒糖。但鸡尾酒并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它不应该是一锅大杂烩，或者，像复活节的大游行。鸡尾酒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清澈、优雅、纯粹，而且配料不能多于两种。”

“就两种？”

“对。但必须是两种互补的配料。相互间开得起玩笑，能够容忍对方的过失，交谈起来绝不会冲对方咆哮的那样两种配料。就像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他指着他杯中的酒说，“或者波旁酒和水。还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说完，他摇了摇头，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

“没关系。”

上尉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过了片刻，他又开口问道：“你介意我再多说两句吗？我是说就你个人。”

“当然不介意。”伯爵说。

上尉把酒杯顺着吧台推过来，同时，身体也挪到了更近的一张凳子上。

“你看上去有心事。我是说，你面前的那杯白兰地已经被你晃了半小时了。再不留神，你晃出的漩涡会在地板上钻出个洞来，我们都得掉到地下室去。”

伯爵放下酒杯，大笑了起来。

“我想你是对的。我肯定有心事。”

“那好啊，”理查德边说边朝空旷的酒吧里指了指，“那你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之所以会跑到这样的酒吧来，就是为了能在有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下他们心头的包袱。”

“或许是在陌生人面前？”

上尉往空中伸出手指。

“没有人比陌生人更有同情心了。怎么样，我们略过前言，直奔主题吧。是因为女人、钱，还是遇上写作障碍了？”

伯爵又大笑起来。然后，他像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一样，把心头的包袱在这位极具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了下来。他谈起了米什卡，以及他关于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极其擅长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的观点。接着，他又说到了奥希普，以及他虽同意米什卡所说的，但认为把那些纪念碑和历史建筑推倒对国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话。

“哦，是为这些呀。”上尉说道，他的语气仿佛这正是他刚才猜到的第四个原因。

“对。你从所有这些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伯爵问道。

“什么结论？”

理查德又喝了一口。

“我觉得你那两位朋友都很聪明。我的意思是，能从整个体系里理出这样一个头绪出来，不是思维敏捷的人还真办不到。可我总觉得他们也有未曾虑及的地方。”

他一边在吧台上轻轻敲打着，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据我了解，俄罗斯历史上有那么一小段错位的时期；那些宏伟的古老建筑被摧毁必然会引起少数人对过去的惋惜，同时也会唤起一些人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当一切已被言说并完成时，我不禁认为，那些伟大的事物能够永存。

“就拿那位叫苏格拉底的家伙来说吧。两千年前，他奔走于集市之间，逢人便传授他的思想，他甚至无暇把他的思想用纸笔记录下来。然后在某种困境中，他自行选择了终结生命的方式，就像在车票上打洞，拔下插头，收束雨伞一样瞬间完成。再见，永别，终结。但时代一直在往前进，它将来也会如此。接着，罗马人来了，然后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再后来就是整个中世纪。千百年来，人类又经历了瘟疫、精神毒害和焚烧书籍。可不知何故，在历经了这一切之后，这家伙在集市上同别人偶然谈及的那些伟大思想，我们至今都还读得到。

“我的意思大概是，作为人类，我们极不擅长写讣告。我们根本不知道三代以后的人会如何评价现在的人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最多能够预测我们孙子的孙子在三月的某个周二的早餐会吃些什么。如果命运之神想传给我们的后代什么东西，它会背对着我们给的。”

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起来。上尉把他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指着伯爵的白兰地。

“你告诉我，这东西够劲儿吗？”

✮

又过了一小时，伯爵才离开夏里亚宾（他和范德维尔上尉又一起喝了两轮奥德留斯给他们调的紫红色混合酒）。伯爵发现索菲亚仍在大堂里读书，对此非常惊讶。见她也看见了自己，伯爵冲她轻轻招了招手，而她也举手朝他挥了一下，便继续看起她的书来，样子端庄极了。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装作散步的样子从大堂里穿过去。他带着悠然自得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可刚过拐角，他便拔足狂奔起来。

往楼上飞奔的同时，他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索菲亚最喜欢玩的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游戏什么时候开始都由她来决定。而她自然选择在他比较分心或者没有心理防备的时候开始，这样，等他意识到比赛已经开始时，胜负也一目了然了。但今晚不一样。从索菲亚冲他招手时装出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来看，伯爵感觉到游戏又开始了。

这回总算把她骗过去了，他边想边暗笑。他飞快地冲过二楼。等他跑到三楼的楼梯口时，他不得不承认，玩这样的游戏，索菲亚还占有另一个优势：年轻。因为他的速度已明显慢了下来。从他开始喘粗气的迹象判断，他跑到六楼时，估计就只剩下在地上爬的力气了，如果跑到六楼时他还活着的话。所以，安全起见，到五楼的时候，他有意减速，开始走路上去。

他打开塔楼的门，停下来听了听，又顺着楼梯往上看去，结果视线里什么也没有。难道她已经从这里飞过去了吗？不可能。她不可能那么快。可谁知道她会不会又使出什么巫术，把自己神奇地移动上去呢？伯爵边想边蹑手蹑脚地走完了最后一截楼梯。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可他进去后却发现，屋里是空的。

他双手合在一起，搓了搓，心想：我该把自己摆在哪儿呢？他想过爬上床，装作睡着的样子，可那就没法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了。于是，他还是坐到了桌前的椅子里，把椅背往后一倾，只靠两条椅子腿支撑着。他把离他最近的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恰好是蒙田先生的那本。他打开这本大部头，随手一翻，正好是《论儿童的教育》。

“好了，就这样。”他笑着说道，然后，摆出博学的姿态看起书来。

五分钟过去了，她仍未出现。

“好吧。看来是我弄错了，”他有些失望地承认道。这时门被推开了。可进来的不是索菲亚，而是一名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她看上去很着急。

“伊拉娜，什么事？”

“是索菲亚！她摔下去了！”

伯爵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摔哪儿啦？”

“在员工楼梯上。”

伯爵立刻从女服务员身边冲出去，离开塔楼，飞快地往下跑。刚下两截楼梯，他脑子里的某个角落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伊拉娜一定弄错了；可他刚转到三楼的楼梯口就看见了索菲亚。她身体呈外八字形躺在台阶上，双眼紧闭，沾着血的发丝缠绕在了一起。

“哦，我的上帝。”

伯爵膝盖一弯，跪在了索菲亚的身边。

“索菲亚……”

她没有回答。

伯爵把她的头轻轻地扶了起来，发现伤口位于她的眉毛上方。看上去她的头骨并未受损，可她正在流血，而且失去了知觉。

此时伊拉娜也赶到了，她噙着眼泪在他身后站着。

“我去叫医生。”她说。

但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了。谁知道医生要多久才能到？

伯爵把双臂伸到索菲亚的脖子和双膝之下，艰难地把她从台阶上抬了起来，然后抱着她走完剩余的楼梯。来到最底层，他用肩膀撞开门，然后从大堂正中央穿了过去。大堂里，一对中年夫妇在等电梯，瓦西里在服务台后值班，酒吧里正传来嘈杂的声响，可伯爵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存在；紧接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沐浴在夏天温暖的气息中——他站在了大都会酒店室外的台阶上。二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

值夜班的看门人罗季翁看着伯爵，也惊呆了。

“出租车，”伯爵说，“我需要一辆出租车。”

越过看门人的肩膀望去，他看见离酒店入口十五米远的地方停着四辆出租车。它们在等候从夏里亚宾出来的最后一批客人。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位司机正在一边吸烟一边聊天。罗季翁还没来得及吹响嘴边的口哨，伯爵便朝那两人跑了过去。

见伯爵冲他们跑了过来，其中一位司机的脸上浮起了心照不宣的坏笑，另一个则露出一脸责备的表情。他们都以为跑过来的这位先生怀里抱着的一定又是被灌醉了的女孩。可当他们看见她脸上的血迹时，立刻站直了身体。

“我女儿。”伯爵说。

“上这儿来。”其中一位司机说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赶紧跑过去打开出租车的后车门。

“去圣·安塞姆医院。”伯爵说。

“圣·安塞姆？”

“越快越好。”

司机挂上挡，立刻冲上了剧院广场，然后朝北疾驰而去。伯爵拿着一条折叠的手帕，捂在索菲亚的伤口上。他一边帮她梳理着头发，嘴里一边念念有词，说着安慰的话，可又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些什么。而与此同时，城市的街景在车外飞掠而过，他却根本没有察觉。

只开了几分钟，出租车便停了下来。

“我们到了。”司机边说边下了车，并打开了后车门。

伯爵抱着索菲亚从车里小心翼翼地挪出来，却突然停住了。“我身上没钱。”他说。

“钱什么钱！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赶紧去吧。”

伯爵上了路肩，便往医院跑去。可刚跑过几道门，他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门口的大厅里有许多成年男子像火车站的难民一样在长椅上睡觉。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仿佛供电设备出了故障。空气中是氨气和香烟的气味。在伯爵年轻的时候，圣·安塞姆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可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布尔什维克人想必已兴建了许多新的医院——现代化的、明亮的、清洁的医院——而这座老旧的医院则被当作某一类诊所留了下来，供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或者其他被遗忘了的人使用。

伯爵从一个站着睡着的人身边绕开，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旁有一位年轻的护士正在看书。

“这是我女儿，”他说，“她受伤了。”

护士抬眼看了看，放下手里的杂志，便消失在了一扇门后。过了很久她才回来，身边多了一位身穿内科医师白大褂的年轻人。伯爵把抱着索菲亚的胳膊往前一伸，同时拉开已经被血浸湿的手帕，让伤口露出来。

内科医生却抬手捂住嘴巴。

“这女孩应该看外科。”他说。

“这里有吗？”

“什么？没有，当然没有。”他朝墙上的钟看了看，“六点也许有。”

“六点？可她现在就需要治疗。你必须做点什么。”

内科医生又抬手在嘴上搓了一下，然后转身对护士说：

“去找克拉兹纳科夫医生。让他马上去四号手术室。”

护士的身影又消失了，内科医生推了一张轮床过来。

“把她放在上面，跟我来。”

伯爵跟着内科医生。后者推着索菲亚穿过走廊，然后进了电梯。到了三楼，连过两扇双开弹簧门后，他们走进了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走廊上还摆着另外两张轮床，每张床上都有病人在睡觉。

“那边。”

伯爵推开门，内科医生把索菲亚推进了第四手术室。屋里很冷，地板和天花板都铺着瓷砖。但其中一个角落里的瓷砖已经开始从灰泥板上脱落下来。屋里原有一张手术台、带支臂的探头灯和落地式的托盘。又过了好几分钟，门开了。一位医生与先前那位年轻护士走了进来。这位医生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像是刚刚被人叫醒。

“什么情况？”他用疲惫的声音说。

“这个小女孩的头受伤了，克拉兹纳科夫医生。”

“好啦，好啦，”他说道，然后又冲伯爵挥了一下手，补了一句，“手术室闲人免进。”

内科医生在伯爵的胳膊肘上碰了碰。

“等一下，”伯爵说，“这位，他行吗？”

克拉兹纳科夫看着伯爵，脸涨得通红：“他刚才说什么？”

伯爵继续对年轻的内科医生说：

“刚才你说她需要看外科医生。这位，他是外科医生吗？”

“把他给我弄出去，你！”克拉兹纳科夫大声喊了起来。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又开了，进来了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年纪近五十岁的模样，旁边还有一位穿着得体的助手。

“这里谁负责？”他问道。

“我负责，”克拉兹纳科夫说，“你是谁？有什么事？”

新进来的人把克拉兹纳科夫往旁边一推，径直来到手术台前，朝索菲亚俯身看去。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她的头发，先检查了伤口，接着用拇指翻开她的一只眼睑看了看。然后一边捏住她手腕上的脉搏，一边留意着手表上的时间。直到这些做完了，他才朝克拉兹纳科夫转过身来。

“我是拉佐夫斯基，市立第一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这个病人由我来治疗。”

“你怎么个意思？都给我听着！”

拉佐夫斯基朝伯爵转过身来。

“您就是罗斯托夫？”

“是的。”伯爵说，感到十分意外。

“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发生的。尽量说详细点。”

“她往楼梯上跑的时候摔倒了。我猜是她的头磕到了楼梯边缘。事情发生在大都会酒店里，不到三十分钟前发生的。”

“她喝酒了吗？”

“什么？没有，她还是个孩子呢。”

“多大？”

“十三。”

“她的名字？”

“索菲亚。”

“行。很好。”

拉佐夫斯基根本没理会一直在旁边抗议的克拉兹纳科夫。他朝那位穿着得体的助手转过身去，开始向她下达指令：马上找几身手术服，再找一个适合清洗的地方，还要准备好必要的手术器械，并且，所有东西都要消毒。

门又开了，从外面进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一脸的漫不经心，仿佛刚参加完一场盛装舞会。

“晚上好，拉佐夫斯基同志，”他微笑着说，“你还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地方啊。”

“行啦，安东诺维奇，够了。病人左侧顶骨的前壁发生断裂，有硬膜下血肿的危险。赶紧换手术服。你看看能不能把这里的灯光弄亮点。”

“是，先生。”

“但首先，把他们俩弄走。”

安东诺维奇脸上带着悠然自得的笑容，将本院的两位常驻医生赶出了手术室。这时，拉佐夫斯基指着刚才在楼下值班的那位年轻护士说：

“你别走。赶紧准备好，需要你帮忙。”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您女儿这一下摔得不轻，罗斯托夫，可她毕竟不是从飞机上一头栽下来的。人类头骨的设计使它能够承受某种程度的撞击。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不是直接损伤，而是血肿。我们也不是没有碰到过这类情况。我们会马上为你女儿治疗。可与此同时，你得坐到外面去。有什么进展，我会随时通知你。”

伯爵被领到手术室外面的一张长椅上。过了好一阵他才意识到，在刚才这几分钟里，整条走廊已经被清空了：原先停着的两张轮床和床上躺着的病人都不见了。这时，走廊尽头的门突然开了，安东诺维奇走了进来，他已经换上了手术服，嘴里还吹着口哨。在走廊门关上之际，伯爵注意到门边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在把守。安东诺维奇回到第四手术室，空旷的走廊里就只剩下伯爵一人了。

他该如何熬过接下来的时间呢？其他人又是如何熬过的呢？

他不由得祷告起来，从童年到现在，还是头一次。他想过最坏的结果，可他又把刚才医生检查后所做的诊断琢磨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安慰自己道：绝对不会有事的。

“头骨的结构能够承受强烈的撞击。”他不住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可事与愿违的是，他脑子里浮现出的都是相反的例子。比如，他想起了彼得罗夫斯科耶镇上那位热情好客的樵夫，正值壮年的他被树上掉下的枝干砸中了头部；恢复知觉以后，他仍像以前一样强壮，人却变得闷闷不乐的；有时候，他连自己的朋友都认不出；还有些时候，他会无缘无故冲亲生姐妹大发脾气，就好像变了个人。

伯爵也开始责备自己：他怎么能让索菲亚玩这样危险的游戏呢？而且，在命运之神即将对他女儿的生命做出决断的时刻，他竟从她身边离开，跑到酒吧去待了一小时，为那些属于过去的绘画和雕塑瞎操心？

在所有与抚养子女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作业、衣着和礼貌，父母的责任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让孩子平安地长大成人，这样她才有机会去体验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上帝保佑的话，美满的生活。

也不知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手术室的大门终于开了，拉佐夫斯基医生走了出来，他脸上的口罩已被扯到下巴底下，手套也摘除了，手术服上却有血迹。

伯爵立刻站了起来。

“罗斯托夫，”外科医生说，“麻烦你先坐下。”

伯爵闻言坐回到椅子上。

拉佐夫斯基没有和他一起坐下，而是握着双拳，往他的髋部一支，然后上下打量着伯爵，一副胸有成竹的神色。

“刚才跟你说过的，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是发生血肿。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个危险消除了。可她还有脑震荡，也就是说大脑有瘀滞。她会头痛，所以需要好好休养。但不出一周，她又会活蹦乱跳地满世界乱跑。”

说完，外科医生转身要走。

伯爵把手伸了出去。

“拉佐夫斯基医生……”他说。他像是有问题想问，可突然间又不知如何开口。

而医生对此情景早已熟悉，他十分理解伯爵此刻的心情。

“伤好之后，她跟以前不会有什么两样的，罗斯托夫。”

伯爵再一次道了谢。这时，那个一身黑衣的人再次打开了走廊尽头的门，只是这次走进来的是奥希普·格列布尼科夫。

“对不起，失陪一下。”外科医生对伯爵说。

拉佐夫斯基和奥希普在走廊上相遇了，他们压低声音商量了一会儿，而走廊这头的伯爵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外科医生回手术室去了，这时，奥希普才挨着伯爵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好啦，我的朋友，”他把双手搭在膝盖上，说，“你的小索菲亚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奥希普……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只是想确保你们俩都没事。”

“可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奥希普笑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亚历山大，了解某些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是我的工作。但眼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索菲亚不会有事。拉佐夫斯基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外科医生。明天上午，他会把她接往市立第一医院，她将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康复。只是你恐怕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伯爵正要表示反对，奥希普把手一抬，示意他冷静。

“听我说，萨沙。如果我能够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别人也会很快知道。假如他们知道你还在这里坐着的话，这不管对你，还是对索菲亚，都没有好处。所以，你必须马上这么做：这条走廊尽头有一个楼梯，你顺着楼梯下到底层，穿过一扇黑色的金属门，就到了医院后面的巷子里，巷子里有两个人正在等你，他们会把你送回酒店。”

“可我不能离开索菲亚。”伯爵说。

“恐怕你不走不行。你的担心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她会留在这儿替你照顾索菲亚，直到她出院。”

话音刚落，门又开了，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她看上去既迷惑又惊恐。是玛丽娜。而在女裁缝身后，是身穿制服的护士长。

“啊，”奥希普说，“她来了。”

由于奥希普是站着的，所以玛丽娜首先看到的是他。她不认识他，看见他时她的眼神里充满焦虑。可当她看见长椅上的伯爵时，便立刻跑上前来。

“亚历山大！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儿做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是索菲亚，玛丽娜。她在酒店的员工专用楼梯上摔倒了。医生正给她治疗呢。她不会有事的。”

“感谢上帝。”

伯爵朝奥希普转过身，正要把他介绍给玛丽娜，奥希普却抢先开口了。

“萨马罗娃同志，”他微笑着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我也是亚历山大的朋友。他恐怕得回大都会酒店了。如果你能留下来陪索菲亚，直到她痊愈，那他就会放心多了。是吧，我的朋友？”

奥希普把手搭在伯爵的肩膀上，眼神却仍落在玛丽娜身上。

“我知道这实在太麻烦你了，玛丽娜，”伯爵说，“可……”

“别说了，亚历山大。我当然会留下来。”

“太好啦。”奥希普说。

他朝那位穿制服的女人转过身去。

“你能保证为萨马罗娃同志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吗？”

“当然，先生。”

奥希普朝玛丽娜笑了笑，意思是让她放心，然后便把伯爵的胳膊肘上托了一托。

“这边来，我的朋友。”

奥希普领着伯爵走到走廊另一头，进了后楼梯。他们一道走下一截楼梯，谁也没说话。然后，奥希普在楼梯口的平台上停了下来。

“我们得在这里分手了。记住：再下一层楼梯，从黑色金属门出去。当然啦，你我今天来过这里的事，你最好跟谁都不要说。”

“奥希普，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亚历山大，”他微笑着说，“你已经为我服务十多年了，今天我很荣幸能为你效劳一次。”说完，他便走了。

伯爵走下最后一截楼梯，穿过黑色金属门。外面天快亮了。尽管此时置身于小巷之中，伯爵仍然感觉到了晚春温柔的气息。巷子对面有辆白色面包车，车子侧面漆着“红星烘烤集团”几个大字。一个胡子没刮干净的年轻人正倚着副驾驶车门吸烟。一见伯爵，他便立刻扔下香烟，摔上车门，然后，根本没开口问伯爵是谁，便来到面包车后面，打开后车门。

“谢谢你。”伯爵一边往车里爬一边说。可他没听到回答。

车门一关，伯爵才意识到自己正蜷着腰缩在面包车的后车厢里。这时，他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刚出炉的面包发出的香气。方才，他看到车身涂着“红星烘烤集团”的标志时，还以为这只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可眼前，面包车那一侧的货架上整整齐齐摆着二百多条面包。伯爵几乎不敢相信，于是伸出手在其中一个面包上轻轻按了按，发现它的表面松软且带着余温。它从烤箱里拿出来肯定还不到一小时。

外面，副驾驶那边的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面包车的引擎也发动了。伯爵赶紧在面包架对面的金属凳子上坐好。车开动了。

车里一片寂静，伯爵能听见面包车换挡的声音。车子提速之后在路口又减速下来，如此拐过几道弯后，总算上了一条公路，便全力加起速来。

弓着背蜷在面包车后面的伯爵从后车门上方的方形窄窗往外看去。路旁的建筑、檐篷还有商店的标志飞驰而过，而他根本认不出车子开到哪儿了。可这时，他突然看见了那家古老的英式俱乐部，这才意识到他们可能到了特维尔大街。这条从克里姆林宫朝圣彼得堡的方向延伸出的古老大街，他少说也走过一千回了。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为了能容纳那些最后将要抵达红场的游行队伍，特维尔大街被拓宽了。而与此同时，一些较为精致的建筑物被吊起来往后挪了挪位置，其他大多数建筑则被夷为了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根据新的法令，头等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不得低于十层。因此，在车子的行进过程中，伯爵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辨认出那些他曾经熟悉的地标来。但此时，他停了下来，没有再往外看，也不再试图寻找他熟悉的事物了。建筑物模糊的外形和路旁的街灯从他的视野中飞速地后退，就像有什么东西正使劲将它们向远方拽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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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都会酒店的小阁楼里，伯爵发现他的房门仍然敞开着，“蒙田”也还在地板上。伯爵把父亲的书拾起来，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然后那晚第一次，他让自己哭了出来。随着情绪的释放，他的胸口轻轻起伏着。他任凭眼泪在他的脸上淌落，那并不是伤心的泪水，那是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眼里流下的泪水。

过了几分钟，伯爵深深地吸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平静多了。意识到父亲的书仍在他手里攥着，他从索菲亚的床边站起身，打算把书放回去。而就在这时，他看到有人在大公的办公桌上留下的一只黑色皮箱。皮箱一英尺见方，高约两英尺半，皮革之下装有把手和镀铬的扣子。箱子上面贴着一张小字条，纸上的字迹他并不是很熟悉。伯爵把字条扯下来展开一看：

伯爵掀开搭扣，打开了箱子盖。里面原来是台便携式留声机。里面还有一小沓唱片，每张都用棕色的纸套装着。伯爵按照理查德说的，把最上面那只套子里的唱片挑选了出来。正中间的标签表明唱片里录的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伯爵一九二一年曾在莫斯科观看过霍洛维茨的表演。那之后不到四年，这位钢琴家便前往柏林参加了一场正式音乐会。当时，他偷偷在鞋子里塞满了外币。

在箱子背面，伯爵还发现了一个小隔层，里面是叠放整齐的电线。伯爵把电线解开，连上唱机，又把它插入墙上的插座。他把唱片从纸套里抽出来，放在转盘上，打开开关，放下唱针，然后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

一开始是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咳嗽，以及最后入场的观众落座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概是表演者走上了舞台。

伯爵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在威武雄壮的小号过后，弦乐声渐渐变强，然后，他那位同胞的演奏就开始了。它让台下的美国观众浮想联翩：在桦树林中穿行的狼，西伯利亚干枯的草原上疾扫而过的大风，舞厅里摇曳的烛光，以及博罗季诺的大炮发出的火光。

附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安德烈·杜拉斯正搭乘公共汽车回他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公寓。趁着今天休息，他刚刚去市立第一医院看望了索菲亚。

他准备明天在“三巨头”开例会的时候向大家汇报：她情绪良好。她被安排在医院的特殊病房里，她的单间阳光充足，还有一整队护士不间断地看护她。埃米尔要是知道他的饼干非常受欢迎，而且，索菲亚答应一吃完饼干便会立即告诉他，他一定会特别高兴。而安德烈自己呢，他给索菲亚带去了一本冒险小说，那本书可一直是他儿子的心爱之物。

在斯摩棱斯卡亚广场那站，安德烈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老妇。反正再过几条街他就下车了，因为他要到广场上的农夫摊点去买些黄瓜和土豆。埃米尔给了他半磅猪肉馅，他打算给妻子做顿肉丸子尝尝。

安德烈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幢四层公寓楼的一间狭窄公寓里，公寓楼位于街区正中间。他们住的是大楼里十六套公寓中最小的一套，但至少这套房间只有他们俩，不用跟别人合住。至少现在还是这样。

在集市上把东西置办齐全之后，安德烈顺着楼梯上了三楼。他沿着走廊从其他房间的门口经过，一间公寓里飘出了炒洋葱的味道，另一间则传出了收音机的声音。他把装食品的袋子换到左胳膊上抱着，然后把钥匙掏了出来。

安德烈走进房间。他叫了妻子一声，尽管他知道她此刻不会在家。她现在应该在新开的那家牛奶店前排队。牛奶店在小区的另外一边，那里原来是教堂，如今已停止使用了。她说那里的牛奶比别处的新鲜，队伍也要短些。安德烈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她上那儿去是因为教堂后面有个小礼拜堂。因为谁都懒得费功夫拆掉它，所以礼拜堂里面还保留着耶稣基督和水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马赛克画像。如果你在排着长队买牛奶的时候想溜到圣像前祈祷，那里的女人通常会同意帮你留着队伍里的位置。

安德烈把买回来的食物抱进了朝着大街的那间小屋。这间屋子既是厨房又是客厅。他把蔬菜拿出来摆在小案台上。洗罢手，他洗好黄瓜，然后开始切。接着，他把土豆去皮，放在盛水的小盆里泡上。他把埃米尔给他的肉和切好的葱拌好，做好肉丸子，然后在上面盖上一条毛巾。把煎锅放在炉子上后，他倒了些油，留作一会儿用。清理干净了案台之后，他又洗了一次手，把桌上的餐具摆好，便朝过道那边走去，打算躺下休息一下。可不知怎的，走到卧室门口时，他想都没想便走了过去，进了隔壁那间屋子。

多年以前，安德烈到普希金位于圣彼得堡的公寓参观过。普希金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公寓里所有房间都保留着诗人去世当天的面貌。桌上甚至还有一首未写完的诗和一支笔。当时，安德烈站在隔离绳后面，凝视着诗人的书桌，觉得整场活动真是太荒谬了。好像仅凭这里保存下来的几件物品，人们就能将某个时刻完全保留下来，使它免遭岁月的无情冲击。

然而当伊利亚，他们唯一的孩子在柏林战役中阵亡的时候（那时离战争结束只有几个月了），他和妻子却做了同样的事：将屋里的每条毯子、每本书、每件衣服，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维持着他们得知噩耗那天的样子。

安德烈不得不承认，这么做一开始的确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当他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时，他发现自己会在房间里四处检查。每当他这么做时，他便能从床上的凹陷处看出，在他上班的时候，妻子一定来过，并在床上的那个地方坐过。可现在，他开始担心，这个被悉心保留下来的房间开始延续，而不是减轻他们的悲痛。他明白，到了把儿子的物品扔掉的时候了。

虽然心里清楚这点，但他并未跟妻子提起过这事。因为他知道，一旦他们有动作，这幢公寓楼里很快就会有人把他们儿子已经过世的消息透露给负责分配住房的相关部门。这样，他们就会被转移到一套更小的公寓去，或者，当局就会指派一个陌生人住进来。儿子的房间便会被一个新的生命占据。

就算心里这么想着，他还是走到床边，把他妻子坐过的地方轻轻抚平，然后才关了屋里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