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斯勒以前是个鸡蛋对光检查员，后来一个人靠社会保险金生活。在过去的六十五年中，他本可以为不止一个黄油和鸡蛋批发商干活而赚更多的钱，因为他挑选鸡蛋和给蛋定级又快又准，可是他好争吵，被人认为是好惹麻烦的人，所以那些批发商都不愿雇他。在一段时间后，他退休了，靠社会养老金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住在曼哈顿区东部的一幢年久失修的小公寓里。他的房间在顶楼，租金十分便宜。可能是他住得太高了，所以没有人去拜访他。他十分孤独，而且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他也曾有过家庭，可是容不了老婆和孩子，如他一贯那样，几年后，他离开了他们。在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他们，因为他从来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来找他。三十年过去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也不愿意去多想这些事。

在这座公寓里，虽说他也住了十年了，可知道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在五楼，他两侧的住户中，一家是意大利人，一个干瘪的老太太带着三个中年的儿子，另一家是沉默寡言的德国夫妇，他们没有孩子，姓霍夫曼。就是他们也从不和他打招呼，而他即使在狭窄的楼梯过道中遇见他们，也从不向他们问候。公寓的其他住户有时在街上遇到他，也能认出他来，但都以为他是住在这一街区的另外什么地方的。伊格内斯，这个个子矮小、有些驼背的看门人是最了解他的，因为他们在一块玩过两人的皮纳克尔扑克游戏[仅用9以上的牌，两副牌合用，共48张，按各人手中的牌组计分。]，但伊格内斯常是输家，因为他缺乏玩牌的技巧。可是伊格内斯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上楼来了。他常和他老婆说他无法忍受那里的臭味，屋里很脏，家具很旧，让他感到恶心。伊格内斯有时向这层楼的其他人散布有关凯斯勒的这类话，所以别人都躲着他，把他看成是个脏老头。凯斯勒知道这一切，但他对他们都很蔑视。

一天，伊格内斯和凯斯勒争论起鸡蛋对光检查员的方法，是该使用桶，还是该堆起油乎乎的袋子，同垃圾一起流入升降机。两个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变成了对骂。凯斯勒砰地把门一关，走了。伊格内斯跑下五楼，大声地当着老婆的面骂这位老人。他的妻子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碰巧房东格鲁伯在楼里，他是个胖子，总是一脸愁容的样子，穿着一身又宽又长的衣服。当时他正在检查管道修理的情况。气急败坏的伊格内斯又在他面前告了凯斯勒一状。他说凯斯勒的房间的气味难闻死了，他简直是他见过的最肮脏的人，说话时还用手捏着鼻子。格鲁伯知道这位看门人是言过其实，但他此刻正为财务问题而发愁，致使血压升高，所以一听这情况立刻就说：“给他一个迁出通知。”这座公寓里自战后还没有一个住户接到过这样的书面通知呢，不过格鲁伯心里有底，万一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他就说勒令凯斯勒迁出是因为他是个不受欢迎的房客。格鲁伯这么做是因为想到，伊格内斯可以在给墙刷漆时买点便宜漆，省几个钱，而再租给别人至少比租给那个老头多收五美元的房钱。

那天晚饭后，伊格内斯带着一脸得意的神气上了楼，敲响了凯斯勒的房门。这位鸡蛋对光检查员打开门，一看是他，砰的一声把门又关上了。“格鲁伯先生说给你个通知，我们不想让你在这儿住了，你把整个公寓搞得臭气熏天。”里面没有回答，伊格内斯没有离开，在那儿品味着刚才他说的话。五分钟后屋内仍然没有声音，看门人还等在那里，想象着老犹太人一定躲在门后发抖呢。他又大声地说：“你接到通知，两周内得搬走，否则格鲁伯先生和我就把你赶出去。”伊格内斯看到门慢慢地打开了。看到老人的那副样子，他大吃一惊，看着他开门的动作，活像一具死尸在调整自己的棺材盖儿。虽然他的样子和死人一样，声音却仍富有活力，那声音从喉中冲出，特别难听、刺耳，把伊格内斯这些年来的事骂了个遍。他的眼睛通红，他的两颊凹陷，那绺胡子不停地上下抖动着。他好像一边喊着，一边在减肥。看门人对刚才那件事都不再上心思了，可也受不了凯斯勒这样狗血淋头般的痛骂，所以他终于喊道：“你这个又脏又臭的老叫花子，你最好快点搬出去，别这么找麻烦。”一听这话，凯斯勒狠狠地说那就请他们先杀了他再把尸首抬出去。

十二月一日一清早，伊格内斯发现信箱里有一个脏兮兮的纸包，里面有凯斯勒的二十五美元。那天晚上格鲁伯来收房租时，伊格内斯把它拿给这位房东看。格鲁伯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这些钱，过了一会儿，皱了皱眉头，憎恶地说：“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给他送一个迁出通知。”

“是的，格鲁伯先生，”伊格内斯没有表示异议，“我已经通知他了。”

“真是厚脸皮，叫人讨厌，”格鲁伯说，“把钥匙给我。”

伊格内斯把公寓的总钥匙串取了来，交给了房东。格鲁伯气喘吁吁地开始了缓慢的长途攀登。尽管在每层楼的楼梯平台处都歇口气，他还是感到很累，汗流浃背，这就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终于爬上了顶楼，他用拳头敲打着凯斯勒的房门。

“我是格鲁伯，房东，马上把门打开。”

里面没有回答，也没有动静，格鲁伯就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了一下。凯斯勒用一只箱子和几把椅子把门顶住了，格鲁伯不得不用肩膀把门拱开，来到这个光线昏暗的外国留居者的门厅里。老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站在厨房的门口。

“我警告过你赶快从这儿搬走，”格鲁伯大声地说，“要是不搬，我就打电话给市司法局长。”

“格鲁伯先生……”凯斯勒开口了。

“别拿你那些令人作呕的借口来烦我，都是骗人的，”他四处看了看，“屋子弄得像破烂市场，闻起来和厕所没什么两样，得花我一个月时间来清理。”

“这味儿是我煮卷心菜的味儿，我在烧晚饭。等一等，我把窗户打开就好了。”

“你不走，这味儿就不会走的。”格鲁伯掏出他那个鼓鼓囊囊的大钱包，数出十二美元，后来又掏出五角钱，放在了箱子上面。“到这个月十五号，你还能住两个星期，然后就搬出去吧，我要清理房间。说过的话就不再说了，搬出去再找个别人都认识你的地方，或许是能找到个地方的。”

“不，格鲁伯先生，”凯斯勒很有感情地喊着，“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不走。”

“别拿我的血压闹着玩儿了，”格鲁伯说，“如果十五号你还不走，我亲自来把你扔出去，看把你骨头摔散了。”

说完，他就走了，下楼时脚步十分重。

十五号到了，伊格内斯又在他的信箱里发现了十二块五毛钱。他给格鲁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

“我去清理房间。”格鲁伯喊着说。他又指示看门人写一个通知书，就说凯斯勒的房钱被拒收，然后把钱从他的门底下塞进去。伊格内斯按照吩咐做了。凯斯勒又把钱塞进了信箱。伊格内斯又写了个条子，连同钱一起塞进这个老头的门缝里。

又过了一天，凯斯勒接到一份住户驱逐通知单，上面说周五上午十时要到法庭上去申诉理由，说明为什么不爱护甚至不断破坏公寓里的财产而不应被驱逐。这一官方通知可把凯斯勒吓坏了，因为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上过法庭。可是在规定的那天，他并没有在法庭上出现。

就在那天下午，市司法局长带着两名身强力壮的助手来到了公寓。伊格内斯为他们把凯斯勒的房门打开。他们推开门就进去了，看门人连忙跑到楼下他的那个地下室躲了起来。尽管凯斯勒连哭带叫的，那两个助手还是把他那几件简陋的家具搬了出来，放到人行道上。东西是搬出去了，可他们还得撞开卧室的门，因为老人把自己锁在那里。他喊着，挣扎着，向邻居们求救，但他们都站在门口，三五成群，一声不响地观望着。那两个助手紧紧地抓住老人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双腿，老人哀号着，蹬着腿，但还是给抬到了楼下。他们把他放到那堆破烂东西中的一把椅子上。楼上，那位司法长官把门封了起来，用伊格内斯给他的一把锁把门锁好，又在一份文件上签了个名，并把文件交给了看门人的老婆，然后和助手上了一辆汽车一溜烟地走了。

凯斯勒坐在那张放在人行道快裂成两半的椅子上。天在下着雨，一会儿就变成了雨夹雪，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就从这堆东西的边上践踏而过。他们看着凯斯勒，而凯斯勒两眼茫然无助。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任凭雪落在他身上，看上去他也成了一件被抛出来的东西。不一会儿，楼上那个干瘪的意大利老太太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装得满满的购物袋回来了。她认出这堆家具中坐着的是凯斯勒，便尖叫起来。她用意大利语向凯斯勒尖声叫着，但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她站在门廊里，缩成一团，还不断地用那双瘦瘦的胳膊比比画画的，嘴里也在生气地叨咕些什么。她的儿子想让她镇静下来，但她仍然尖叫不止。有几位邻居从楼上下来看是谁在如此吵闹。最后，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实在想不出法子，只好放下他们的购物袋，把凯斯勒从椅子上抬起来，然后把他背上楼。霍夫曼，凯斯勒的另一个隔壁邻居，用一个小三角锉刀把那只挂锁给锉断了，凯斯勒又被抬进了他曾被驱逐出去的公寓房间。伊格内斯冲着他们每一个人尖叫着，骂他们，但他们三个人还是把凯斯勒的那几把椅子、破桌子、箱子和那张古老的铁床拖到楼上，放进了卧室。凯斯勒坐在床边上，流着泪。过了一会儿，意大利老太太端来一个汤盘，是满满的一盘通心粉，还有番茄汁和磨碎的干酪等配料。这时这几个人才离开。

伊格内斯又打电话给格鲁伯。房东正在用餐，食物一下子在喉咙处塞住了。“我要把他们全都赶出去，这些狗娘养的。”他吼道。他戴上帽子，钻进汽车，一路碾着泥雪来到公寓。一路上他一直想的是他所担心的事：高价的维修费。这座房子已四分五裂，可能哪一天就会塌掉。他从报上常看到这类消息。突然大楼前面的墙面与楼体脱离开，就如一个大浪扑倒在大街上。格鲁伯心里咒骂这个老东西让他连晚饭也吃不安宁。他到了公寓之后，从伊格内斯手里一把抢过来那串钥匙，就沿着中间已凹陷的楼梯向上爬。伊格内斯也想跟在后面，但格鲁伯让他老老实实地待着。当房东不注意时，伊格内斯已偷偷地溜了上来。

格鲁伯用钥匙打开了门，来到凯斯勒黑暗的房间。他拉开灯的开关，看到老头坐在床边上，无精打采地闭着双眼，两脚边的地板上有一盘已变硬的通心粉。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格鲁伯大声吼着。

老人坐在那里，毫无表情。

“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吗？这是非法擅入，是犯法的。你回答我。”

凯斯勒仍然一言不发。格鲁伯用一个黄色的大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

“听着，我的朋友，你在给自己制造麻烦。如果他们在这儿把你逮去，要送你去贫民院的，我只是想好言相劝。”

让他吃惊的是，这时凯斯勒抬起头来，两眼闪着泪花。

“我究竟怎么你了？”他伤心地哭着，“是谁把一个在这儿住了十年按月交房租的人赶了出去？我都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是谁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你是希特勒还是个犹太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敲打着箱子。

格鲁伯摘下帽子。他在仔细地听，一开始对于老头说的话有些摸不到头脑，但后来他回答说：“你听着，凯斯勒，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房子是我的，可现在这个房子快倒塌了。我现在债台高筑。不管是哪个住户，如果他不爱护它，他就得走。你不爱惜公寓，还和看门人打架，所以才让你走。你要是明天一早离开，我啥话也不说，如果你不离开，你还得给轰出去，我会打电话给市司法局长的。”

“格鲁伯先生，”凯斯勒说，“我不会走的，你如果想让我死，你可以杀了我，但是我不会走的。”

当格鲁伯生气地离开时，伊格内斯匆匆忙忙地从门口溜走了。第二天早晨，经过一夜的焦虑与不安之后，房东打算开车去市司法局长办公室。半路上他在一个小商店门口停下来去买一包香烟，那时又决定先去找凯斯勒再谈一次。他想到一个主意：他主动把这个老头送到公共救济院去。

他驱车来到公寓大楼，敲了敲伊格内斯的门。

“那个老家伙还在楼上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那儿，格鲁伯先生。”看门人故作镇静地说。

“你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看见他出去。在这以前，我从钥匙孔向里面看，又没发现有任何动静。”

“那你为什么不用你那把钥匙打开门看一看？”

“我害怕。”伊格内斯很紧张地回答说。

“你怕什么？”

伊格内斯不想说。

这时一阵恐惧也掠过格鲁伯的心头，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抓过钥匙，很费力地向楼上走去，不时地加快脚步。

没有人应门，当他打开门时身上冒出一身汗。但是老人仍在那儿，还活着，光着脚坐在卧室的地板上。

“听着，凯斯勒，”房东说道，尽管刚才吓了一大跳，现在松了一口气，“我有个主意，你要是按我说的去做，你就没有麻烦了。”

他把他的想法向凯斯勒说了一遍，但是这位对光检查员根本没听。他目光低垂，身子向两边不停地晃来晃去，在房东喋喋不休地解释时，老人却在想着当他在大雪天里坐在人行道上时，纷乱的思绪里都有过什么东西。他曾想过他这悲惨的一生，想到年轻时怎么样抛弃了家庭，扔下了妻子和三个无辜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抚养他们；甚至这么多年来——老天作证——他一次也没有想过去问一问他们是否还活着。在这么短暂的人生里他怎么竟做下如此的错事？想到这些，他的心一阵阵地绞痛，而且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不断涌现在脑海里，他哀叹着，用指甲撕扯着自己的肉。

见凯斯勒如此伤心欲绝，格鲁伯十分害怕。大概我应该让他留下来，他想。当他认真观察老人时，他意识到老人在地板上缩起身子，是在做着哀悼的动作。他坐在那儿，脸色饿得发白，身子一前一后地摇晃着，胡子更显得清晰。

这儿有点不对劲——格鲁伯在想是什么不对劲，这时感到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压抑。他想跑出去，离开这儿，后来看到他自己倒了下来，跌跌撞撞从五楼一直滚到楼下；他哀叹自己躺在楼梯底下那幅破碎的画面。只是他仍在那里，就在凯斯勒的卧室里，倾听着这位老人在祈祷。有什么人死了，格鲁伯自言自语地说。他猜想凯斯勒得到了什么噩耗，可又本能地意识到他没有。突然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撞击着他，他想到这个哀悼者哀悼的正是他本人，是他已经死了。

房东痛苦万分。他大汗淋漓，感到心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越压越重，直到他的脑袋要爆炸。足足有一分钟他在等候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但这种痛苦的感觉过去了，留给他的只是悲哀。

又过了一会儿，他环顾这个房间，它是那么干净，那么阳光灿烂，而且那么温馨。这时格鲁伯是那么悔恨他以前对待凯斯勒的态度。

他羞愧地大叫一声，一把扯下凯斯勒的床单，把自己包裹起来，坐在地板上，他也成了一名哀悼者。

---一九五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