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卡在芦茨太太后院里那只已经生锈的垃圾桶的黑桶底上烧毁了让他伤心欲绝的小说书稿。尽管这位爱动感情的女房东千方百计地勾引他，而且他躺在床上时，通过地板所传来的新的声音和那强烈的香水味就能判断得出，她在订婚以前一定是很放纵的（昔日曾经有过令人惊讶的种种可能）。他抵制了这一切，而且把自己像囚犯一样锁在房间里，用钥匙把门反锁起来，只是在半夜才偷偷出去吃几块饼干，喝点茶，偶尔吃个水果罐头。这样已经一连几个星期了。

在深秋时节，那本小说在二十家出版商手上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漂泊之后又回到了他的手中，待在那里。最后，他把它扔进了垃圾桶，连同秋天的落叶一起付之一炬。他不断地用一根长管子拨弄着，以便让里面的书页也烧起来。在他的头顶上有几只干瘪的苹果吊在树上，就像被人遗忘在干枯的圣诞树上的装饰物。当他拨火的时候，那些火星飞溅到苹果上，已经萎缩的苹果不仅象征着那份创作化作了乌有（那是整整三年的心血），也象征着他全部希望的破灭，连同着他赋予这本书的令人骄傲的构思。尽管米特卡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仍然感到把自己的内心烧成了（烧了整整两个小时）一个永恒的空洞。

一起投入火中的还有一捆形状各异的文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保留这些东西）：一些是他给出版社的信的复印件，一些是他们的回信，不过，大多数都是些印制现成的回绝信；其中三份是女编辑用打字机现打的，说他们退稿的诸多原因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因为象征主义问题，它太晦涩、太难懂。只有一位女士写过希望他今后再次赐稿。尽管他诅咒他们该下地狱，但也没有能让他们接受这份书稿。不过，在收到退稿后的一年之中，米特卡又完成了一部新作。可是在重读这部新书稿时，他发现这里仍有他原来的老毛病，即象征主义的问题。而且比以前那一部更晦涩、更难懂，所以，他又把这份书稿扔到一边了。的确，当有些古怪的想法涌现时，他总是急忙溜下床，企图把它们捕捉到，写出来，可是又难以表达，不知该用什么词。不仅如此，他甚至失去了信心，他所说的那些话真的很有意义吗？如果或许真的很有意义，那些麦迪逊街高高在上而又毫无生气、冷冰冰的出版社审稿人能完全明白其真实性与戏剧性吗？所以，一连几个月他都搁下笔，不再写了——尽管芦茨太太对此十分伤心，而且发誓以后永远不再写了。他自己也感到这个誓言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无论发誓与否，他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了。

于是，米特卡就孤独地而且静静地坐在他那间裱着已褪了色的黄色墙纸的屋子里，把以前买来的奥罗斯科[奥罗斯科（1883—1949），墨西哥画家，墨西哥现代壁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斗争》《火人》等。]的色彩很糟糕的复制品画用图钉按在漆皮已剥落的壁炉架上，看着街道对面屋顶上的鸽子种种的姿势和动作，直至眼睛发酸；或者无目的地看着一辆辆车从下面驶过，而并非看车上的什么人；每天昏天黑地地睡觉，做噩梦，有的梦还挺可怕，醒来以后再盯着天花板看个没完，尽管他想象是在下雪，但它从来也代表不了天空；如果远处传来音乐，他也听一听；只是偶然读一读历史性的或哲学性的书籍，但一旦它们触及他的灵感，让他想到写作，他立刻啪的一声把书合上。他不时地提醒自己，米特卡，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你就完了。可是这样的警告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变得苍白、消瘦，有一回他穿衣时看到那两条瘦瘦的大腿时，他要是爱哭的话，早就该哭了。

芦茨太太也是个作家，不过是个拙劣的作家，她对作家很感兴趣，而且只要有可能，总是把他们拉到她那儿去住（首先，她那种引导式的询问运用得炉火纯青，很快就嗅到这种事情），甚至有时她都无力招待这些人。芦茨太太对米特卡的情况十分了解，她每天总是成功地为他做点事。她想尽办法让他下楼来到她的厨房，她会绘声绘色地把她的午餐描绘一番：热气腾腾的汤，米特卡，还有松软的面包圈，小牛蹄胶冻，米饭和番茄汤，芹菜心，香喷喷的鸡胸肉，要想吃牛肉，也行，甜食也任他选，保证满意；同时还有装在信封里面又封起来的厚厚的条子从门缝下塞进来，里面描写的是她还是小姑娘时候的事，还有自从和芦茨先生结婚后的不如意的生活，写得很详细，语气也过于亲密，她在乞求从米特卡身上得到好一些的命运；或者在他门口留下许多她从以前的收藏中找出来的书，而米特卡对这些书连看也没看一眼。还有一些杂志，里面的故事上标着“你能做得更好”的字样。最后，是她自己写的，让他先睹为快的手稿，题名是“作家手记”。所有这些努力迄今都没有奏效——他的门紧闭着（米特卡一声也不出），有时她躲在厅里达一小时之久，就是等着他把门打开——芦茨太太单腿跪在地上，从钥匙孔向里窥视：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米特卡，”她哀叫着，“你现在瘦成什么样子了——简直就是一副骨头架——吓死人了。快下来吃点东西吧。”

他还是一动不动，于是她就换个法子诱惑他：“我拿着一张干净的床单，我来给你换一下，也给房间通通风。”

他吼着让她走开。

芦茨太太又琢磨了一会儿：“我们又来了一位新房客，也住在你这层楼，是个名叫比阿特丽斯的姑娘。她可真是个美人儿，米特卡，她也是个作家呢。”

他仍没有作声，但她知道，他在听着。

“我得说这才叫妙龄，不过二十一二岁，束腰，紧胸，漂亮的脸蛋儿。你可以看见她那小短裤晒在绳上呢，真像花儿一样。”

“她都写些什么？”他很严肃地问道。

芦茨太太发现自己咳了起来。

“据我所知现在是给一些广告杂志写些东西，不过她想写诗。”

他又转过身，不再作声。

她离开了，把一个托盘放在厅里——一碗热汤，那香味足以让他发疯。两张叠好的床单，枕头套，新毛巾，还有当天早晨的《环球报》。

他把那碗令人垂涎的汤三口两口喝个精光，只差把餐巾也一起吃掉。他接着打开《环球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内容。大字标题就告诉他：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他正想把报纸揉搓揉搓扔到窗外，突然想到在编辑专页上有一个《开放天地》的栏目，他已有几年没看了。在过去，他总是用颤抖的手指，用五分钱买一份报纸，主要是看这个《开放天地》栏目，因为这一栏目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是为那些想成作家而努力挣扎的人开设的，谁都可以投稿，但内容只限短篇小说，稿费是每一千字五美元。尽管他现在不愿回忆这段往事，但那毕竟是他的稿子常常被采用的地方。不到半年他就在这一栏目上发表了十二篇短篇小说（他用这笔钱买了一件西服和两磅重的一罐果酱），而且也正是这件事使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安魂祈祷》的写作；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中途流产，又到自暴自弃，再到产生了厌恶自己的可怕念头。开放的天地，的确不错。他咬了咬牙，但牙上的洞让他感到很痛。不过，对过去的这一段辉煌时期回顾一下，也并非那么苦涩，里面也有些甜蜜——每次他的文章一登，有二十五万人可能读到他的文章。就在这座小城里，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他又有作品上了报（人们在公共汽车里读他的东西，在餐馆的餐桌上、公园的长凳上也都有人在读他的作品，当米特卡这个魔术师般的人物四处走动时，到处可以看到人们的微笑和泪水），出版社的编辑们写来奉承的信，崇拜者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你根本想不到的人也会写信给你。一个人有了声望，真是连猫呀狗的都围着你转。想到这儿，他用那尚带一丝泪花的眼扫了一下这个栏目，但很快就贪婪地读起上面的文章来了。

这篇故事很有内涵。这个姑娘叫马德琳·索恩。她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尽管她只是偶尔几个地方提到了她自己，然后就转入了活生生的“他”。他想象着这个女孩不过二十三岁左右，身材苗条，但多愁善感，脸上那股神气明显地告诉人们索恩可不是白给的；不管怎么说，那天她来了，楼上楼下地跑着，有些喜又有些怕。她也是住出租的房子，在写小说，一点一点地写，在夜里写，在每天一整天的秘书工作已耗尽她的精力之后；一页又一页地写，再一页一页整齐地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放到她床下的纸箱里。在全书都写完，连第一稿的最后一章都完成之后，一天夜里她把这个纸箱从床底下取出放在床上，再看一遍，看这本书到底怎么样。她把它们一页一页地扔到地板上，终于睡着了，还惦记着她是否写得还可以，忧虑着她还要再改写多少遍（这种忧虑越来越重）。当升起的太阳又照到她的眼睛时，她一下子跳了起来，这才意识到她忘了把闹钟上好，她飞快地把那些打好的一页页书稿又都扔进床底下的纸箱里，洗了一把脸，穿上条新洗过的裙子，梳了几下头发，飞奔下楼，冲出了房子。

一工作起来，真奇怪，精神还不错。小说的事又开始在心中涌起。她记下了她还应做哪些事——看来剩下的事不多了——就能使这本书成为一本她所希望的那种很像样的书。回到家里，满心欢喜，手里捧着鲜花，女房东在一楼迎接她，扑向她，满脸笑容：你猜，我今天都做了些啥？全是为你做的：把新窗帘的图案画好了，也配上了新床罩，当然少不了床前的地毯，不让你那双小脚受凉，一切都让你惊喜！这房间真像春天扫屋子那样从上到下都那么干干净净。我的上帝。这个女孩飞跑上楼，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纸箱空了。楼下像是一片黑光。房东，我床底下那些打好字的纸都到哪儿去了？她说话时把手都放到喉咙上了。“噢，我在地板上看到的那些纸吗？亲爱的，我还以为你放到那儿是让我清扫出去的呢，所以我就清理出去了。”马德琳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是不是还在车库里？我——想星期四以前是不收垃圾的。”“不，亲爱的，我今天早晨把它放进垃圾桶里烧掉了。那烟直辣眼睛，我的眼睛痛了足足一个小时。”米特卡放下窗帘，叹了一口气，一下子倒在了床上。

他确信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他亲眼看见那个疯女人把手稿倒进垃圾桶，而且不断地拨动着火，直到每页神圣的手稿都化为灰烬。他望着火兴叹——这是多少年辛勤的汗水呀。这个故事在他头脑中挥之不去。他想要摆脱这一切——离开这房子，不再想这令人心酸的事，可是他身无分文，能到哪儿去呢？所以，他躺在床上，不论睡梦中还是清醒时，他总是梦到那燃烧的垃圾桶（在那桶里他们的书稿融合到了一起），为她难过也为自己忧伤。垃圾桶，这个象征物他以前是没有过的，它喷着火焰，射出火星，就像一个个的词，冒出的烟就像油一般浓。它开始变红发热，成了难看的黄色，又变成黑色——里面装满了人的骨灰，不知是谁的。当他的想象消失之后，心里又一阵阵为她的事难过。那最后一章——真是对这件事的一个讽刺。他终日渴望着能减轻她的痛苦，说一些知心的话，做一些体贴的动作，告诉她可以从头再写，而且只能比以前写得更好。半夜时分，这种念头让他难以入睡，难以忍受，他往手提式打字机里插进一张纸，转动一下胶滚儿，在这奇静的深夜，给《环球报》写一封短信。由这份报纸来转达他对她的同情——他本人作为一名作家——不应放弃，要继续写，你真诚的米特卡。他找到一个信封，又贴上一枚邮票，邮票是从抽屉里找出来的，明知并不可取，还是偷偷溜出去把它寄了出去。

他很快就为此事而后悔了。这么做合适吗？算了，他已经写过了，但如果她写回信怎么办？谁要——谁需要与人有通讯往来呢？他现在简直没有力量去做这些事。所以他很高兴自十一月份焚烧书稿之后一直没有人来信。现在已经二月了。然而，每当整个房子的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在偷偷出去觅食的路上，他总还是划一根火柴看一看信箱，这让他自己也感到很好笑。第二天夜里，他把手伸进去，用手指摸一摸，还是空的，他也是活该。是件傻事，他只能忘记她这件事：即，每天少想一会儿。但是，如果那个姑娘鬼使神差地写了封回信呢？芦茨太太是常常开信箱的，而且把不管是什么邮件都亲自拿上来——争取每一个浪费他时间的机会。第二天早晨他听到邮递员挎着她那只大袋子轻快地走上楼来，他知道是那个女孩回信了。稳住神，米特卡。尽管他警告自己他可能还是在那个梦幻世界之中，但当那熟悉的、扭捏作态的、带有挑逗性的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的心还是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没有应门。咯咯的笑声：“是你的信，米特卡，亲爱的。”她最终还是把信从门缝塞了进来——这也是她的一桩乐事。他等着她走开了才走到门口拿信，不想让她听到他去取信而得到满足。他跳下床，把信拿到手，急忙打开。“亲爱的米特卡先生（一手非常女性化的笔迹）感谢你对我的善意的同情，你的真诚的M.T.。”就是这么几个字，也没有回信的地址，什么也没有。他怪叫一声，把它扔进废纸篓里。第二天他叫的声音更响了：又有一封书信说那个故事不是真的——是她编造出来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她很孤独，那么，他是否有必要再写信去呢？

对米特卡来说没有容易的事，但后来他还是给她写了信。他有的是时间而又无事可做。他对自己说，他写回信给她是因为她太孤独——好吧，因为他们都很孤独。最终，他承认他写回信是因为他不能再从事其他的写作。这样做毕竟可以让他缓解一下，尽管他不是个逃避现实的人。米特卡感受到，尽管他曾发誓再也不回到老路上去，但他还是希望这种通信会让他回到他那已放弃的书上去（思想贫瘠的作家是通过与女作家令人满意的书信交流来寻求摆脱这种贫瘠的）。很清楚，他想用这些书信来结束对自己的不继续写作的怨恨，没有创意的痛苦，不再恨自己与它们无缘。啊，米特卡。他叹息，为什么会这么无力，必须去依靠他人。然而，尽管他的信常常很粗鲁，有挑衅性，一点也不礼貌，但总能得到她热情的回应。那么宽容，那么温柔，那么主动。所以不久（他也曾责骂自己，可谁又抵挡得住）他就提出与她会面的问题。是他先提出的，而她（有些犹豫）还是接受了，因为，她曾问道，不打扰不是更好吗？

会面的地点就定在离她工作的地方不远的图书馆的一个分馆，时间是星期一晚上。这倒适合她嗜书的爱好，而如果要他来定，可能是在一条街的拐角。她说，她将戴一条老太太的那种三角头巾，是红色的。这下子倒让米特卡不由得不去想她到底长什么样子。从她的信看来，她是多愁善感的、谦虚的、诚实的，但她长什么样呢？尽管他喜欢的女人首先是十分漂亮的美人儿。但是，他想她不会是这类型的人。一半从她给他的一些暗示，一半根据他的本能推测。他把她描绘成一个长得标致又很健壮的人。咳，只要她有女人味，又有才华，还那么大胆，还求什么呢？像他现在这种情况的男人是需要点特殊口味的。

三月的夜晚是令人喜悦的，也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气息。米特卡把两扇窗子都打开，让微风吹着他。就要去赴约会了——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您的电话。”是一个女孩的清脆声音。大概是那个做广告的比阿特丽斯。他等她走后，才打开门走下楼来，到厅里去接今年以来的第一个电话。当他拿起听筒时，突然角落里出现一线光。他望过去，那扇门关了起来。是女房东造成的，她在房客之中把他宣传为一个怪人，“我楼上的作家”。

“米特卡吗？”是马德琳在说话。

“请讲。”

“米特卡，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我喝酒喝多了，有点醉了。”

“为什么不晚些时候喝？”

“因为我害怕。”

“怕什么？”

“我太爱你的信了，怕把它们丢了。我们非见面不可吗？”

“是的。”他轻声说。

“如果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呢？”

“既来之则安之。”

她叹了口气：“那好吧……”

“你会去的，是吗？”

没有她的声音。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现在就让我灰心丧气。”

“好吧，米特卡。”她把电话挂上了。

他很敏感。他从抽屉中拣起最后一美元很快就离开了房间，趁她来不及改变主意就先去图书馆。但是芦茨太太在楼梯下面看到了他，她穿着法兰绒的浴衣。她的灰发又长又乱，声音有些嘶哑：“米特卡，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就是躲着不见我？我等了你好几个月就想说句话，你怎么这么狠心。”

“请借个光。”他把她推到一边，跑出了房门。疯狂的女人。一阵阵宜人的微风吹散了一切不快，让他的喉咙有一种哽咽感。他快步走着，比任何时候都充满活力。

图书馆是座老式的石头结构建筑。他在外借部的一排排书架之间已经凹陷的地板上到处看，只看到那个打着哈欠的管理员。儿童阅览室里没有灯光。在参考书室里有一位中年女性一个人坐在长长的桌旁：在桌子上放着她那只装得鼓鼓的购物袋。米特卡还在屋子里搜寻，东看看西看看。这时他头皮一炸，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她。他直盯盯地看着，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他的心里就像吃了只苍蝇那样恶心。一阵怒火陡然升起。健壮倒是够健壮的，不过，戴了一副眼镜，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上帝，甚至连颜色也分不清——那三角巾的颜色是令人作呕的烂橘子的颜色。真是天大的骗局——男人受过这样无情的捉弄吗？他想逃离这里到外面换口气，可她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读着那本书，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没让他立即跑出去（这一着可是够狡猾的，她知道老虎已经进了笼子），她要是曾有那么一会儿抬起头来，眨一眨睫毛，他也能确定下来。可是她两眼不离书本，他要逃开就让他逃去。这更让他火上浇油。有谁需要这个老姑娘的施舍？米特卡（痛苦地）大步走向她那张桌子。

“马德琳？”他带着嘲弄的口吻叫着这个名字（作家使飞行的鸟受了伤，但仍不想住手）。

她抬起头带着几分羞涩、不太自然的微笑：“米特卡？”

“正是……”他玩世不恭地鞠了一个躬。

“马德琳是我女儿的名字，我写那个故事是借用了她的名字。我叫奥尔加。”

让她的这些谎话见鬼去吧！不过他还是怀有一丝希望地问道：“是她让你来的吗？”

她惨然一笑，道：“那就是我，坐下，米特卡。”

他满怀怒气地坐了下来，几乎想杀了她：把她剁成碎块，然后装进芦茨太太的垃圾桶里烧掉。

“他们快关门了，”她说，“我们到哪儿去？”

他毫无表情，在那儿发呆。

“我知道有个喝啤酒的好地方，就在街拐角。我们去喝一杯轻松轻松。”奥尔加建议道。

她把灰色毛衣外面那件黄褐色外衣的纽扣扣好。他也只好站起来。她站起身来跟在他身后，她那只袋子几乎拖到石台阶上。

在街上他把那个袋子接过来——里面好像装满了石头一样——跟着她走过拐角进了一个啤酒馆集中的地方。

他们靠着墙向里走，对面是一排又黑又暗的下等酒吧，奥尔加找到后面的一个。

“找个肃静点、僻静点的地方。”

他把袋子放在桌子上：“这个地方气味不好。”

他们面对面地坐下，他一想到这一晚上要同她在一起，心里老大不痛快。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鼠洞大小的房间里蹲了好几个月，今天竟为这件事而出来了。他真想现在就回去，回到那个房间，像棺材一样把自己关起来，永远也不再出来。

她脱下外衣：“我要是年轻的话，你准会喜欢我的，米特卡。我身段窈窕，头发金黄，追我的男人多得是，我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性感的人，不过他们可都认为我挺性感的。”

他把眼睛转向了别处。

“我有气质，从整体上看很有韵味。我热爱生活，在许多方面我都比我丈夫强。他不理解我的禀性，所以离我而去——不过，你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

她看得出他没有注意她的话，奥尔加叹了一口气，眼泪也落了下来。

招待走了过来。

“一客啤酒，给我来一份女士威士忌。”

她用两块手帕，一块是用来擦鼻涕的，另一块是用来擦眼泪的。

“你看，米特卡，我都告诉你了。”

她的可怜样打动了他：“我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傻瓜不注意听呢？

她望着他，眼里看得出一丝凄婉的微笑。不戴眼镜的她显得好看一些。

“你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就是没想到你这么瘦，真让我吃惊。”

奥尔加把手伸进购物袋，从里面掏出几个包来。她打开来，有面包、香肠、鲱鱼、意大利奶酪、萨拉米软香肠、泡菜，还有一大块火鸡腿。

“我有时喜欢自己弄些东西吃。吃吧，米特卡。”

又是一个女房东，让米特卡不得不随波逐流，好像他在引诱别人的母亲。但他还是吃着，感谢她为他提供的这段消遣的时间。

招待把酒拿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开野餐会？”

“我们是作家。”奥尔加解释说。

“老板会高兴的。”

“别管他，吃，米特卡。”

他没精打采地吃着，一个人总要活下去。他不也一样吗？他什么时候混得这么惨过？好像从来没有过。

奥尔加呷了一口威士忌：“吃吧，这也是一种自我表现。”

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米特卡吃光了那根萨拉米香肠、半只面包、奶酪，还有鲱鱼。他的胃口大了起来。奥尔加又从袋子里掏出一块腌牛肉，还有一只熟透了的梨子。他用那块肉做了个三明治。那种凉凉的啤酒也是那么好喝。

“现在写作进展得怎么样了，米特卡？”

他把杯子放下，可又改变了主意，把杯中剩下的酒也一饮而尽。

“别提它了。”

“别丧气，要振作。每天都要写一点。”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啃那只火鸡腿。

“我就是这么做的。二十年来我从不间断写作，只是有时——因为某种原因——我写得太差了，我真不想写下去了。但是我总是放松一下自己，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再换一个故事写。在我又恢复创作激情之后我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故事上去，但常常又是重新写了，或者认为那个题目已不值得再花费心思了。你按我这法子练习一段时间，就会掌握一些规律的。这也取决于你对生活的态度。只要你是个成熟的人，就会知道应该如何工作的。”

“我的作品一团糟，”他叹了口气，“就像一团迷雾，一片涂鸦的墨迹。”

“你会走出自己的路的，”奥尔加说，“只要你持之以恒。”

他们又坐了一会儿。奥尔加告诉他她童年的事情。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她本想再多谈一会儿，可是米特卡有些不耐烦了。他在想在这之后还干什么？他会把这个老女人带到哪儿去？他是说他的灵魂。

奥尔加把吃剩下的食物又放回购物袋。

到了街上，他问她去哪儿。

“我想去公共汽车站，我同儿子住在一起。在河对岸，还有尖酸刻薄的儿媳妇和他们的小女儿。”

他替她拿着袋子——已经轻得多了——他这么走着，一只手提着袋子，另一只手夹着一支香烟，朝汽车的终点站走去。

“我真希望你能认识我的女儿，米特卡。”

“为什么不呢？”他满怀希望地问，他感到奇怪。她为什么不早提起这件事呢？因为她始终也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脑海之中。

“她的头发像瀑布一样，腰就像花瓶一般。她的气质真是无与伦比。本来你准会爱上她的。”

“怎么啦，她结婚了吗？”

“她在二十岁时就死去了，正是风华正茂的豆蔻年华。我所有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写她的。将来我把那些最好的篇章收集一下，看能不能出版。”

他一下子像挨了当头一棒，走起路来都有些踉跄。正是为了马德琳，他今天晚上才溜出洞穴，想把她搂在自己的胸前，贴在孤独的心上。可是她就像一颗流星、陨石，一下子崩作了碎片，散落到遥远的天边。他站在下面，孤独地哀叹。

他们终于来到了汽车站，米特卡把奥尔加扶上车。

“我们还见面吗，米特卡？”

“最好不再见了。”他答道。

“为什么不呢？”

“太令我伤心了。”

“那你也不再写信了吗？你绝不会知道你的那些信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就像一个焦急等待邮递员的年轻的姑娘。”

“谁知道呢？”他走下汽车。

她把他叫到车窗前：“别担心你的写作，多呼吸些新鲜空气，养好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地从事写作。”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可怜她。她的女儿，还有芸芸众生，为什么不该同情呢？

“在关键时候，性格是很重要的，但也必须附以天分。当你在图书馆看我的时候，你站在那儿，我想这是一个有性格的男人。”

“再见。”米特卡说道。

“再见，亲爱的，尽快写信给我。”

她仰靠在椅子上。汽车轰响着开出了车站，在车转弯时，她还从窗子里向他挥手。

米特卡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一时感到很不舒服，直到他感到已没有原来那种剧烈的饥饿感，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才过去。靠今晚所吃的这些东西，他可以坚持一个星期。米特卡，骆驼一样的人。

春天，他时时处处感到春意就在身边，就在周围。尽管他极力抵制她那种亲昵的言语，当他往芦茨太太家走的时候，他还是一直忘不了这一晚与她在一起时的情景。

他想到这个老女孩。他现在将回到家里，给她从头到脚披上溜滑的白纱。他们在楼上跳来跳去，然后，他（一个一生绝对只结一次婚的男人）把她抱起来，抱进门槛，在他那个写作间的小屋里，用手搂着她从紧身胸衣里溢出的赘肉一起跳起了华尔兹舞。

---一九五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