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条街离河不远，但并不是临河的，而且街道很窄，街上有一排弯弯曲曲、年深月久的砖瓦结构的经济公寓建筑。小孩子向上垂直地扔球时，可以看见一小块惨白的天空。在威利·施莱格尔担任看门人的那座发了黑的公寓对面拐角处，耸立着另一座与它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寓楼，不同之处是后者有一个小卖店，而且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小卖店——向下走五级台阶，来到地下室，有个又小又暗的小食杂店，是潘内萨夫妇开的，实际上，它只是在墙上面凿的一个洞。

潘内萨太太告诉看门人的妻子说，这个店面是他们用最后一笔钱买下来的。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不依靠他们两个女儿中的任何一个。施莱格尔太太明白，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嫁了个自私的丈夫。丈夫们自私，也把她们给带坏了。为了完全不靠她们，潘内萨这个退休工人把他全部的三千美元积蓄从银行里取出来，盘下了这个小食杂店。施莱格尔太太一面四下张望着——尽管她对这个食杂店了如指掌，因为多年来她和丈夫照看的楼和小店只有一街之隔——一面问道：“你们为什么要买下这个小店呢？”潘内萨太太神气十足地回答说因为它小，不会让他们过分劳累。潘内萨已经六十三岁了。他们在这儿不是为了挣钱，而只是想维持生计又不过分操劳。经过多少个日夜的讨论，他们感到这爿小店至少能给他们一碗饭吃。她看着埃塔·施莱格尔那困惑的眼神，埃塔说她希望他们能如愿。

她把街对面新来的人盘下了原来属于犹太人的小店的事告诉了威利，并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里买东西。她这话的意思是他们仍然到超市买东西，但如果一时忘了买什么东西，他们就可以到潘内萨的店里去买。威利的确按她所说的去做了。他身材高大，有宽厚的胸膛和大脸盘，面色显得很黑，那是因为整个冬天他一直在铲煤和扫炉灰。他的头发也常常是灰蒙蒙的，因为风常常把垃圾箱里的灰土吹起来，扬到他头上。他总要把垃圾箱排好，等候垃圾车来把垃圾运走。他总是穿着工作服——他常常抱怨他的活儿没完没了——跑到街对面走下台阶去买点什么需要的东西。这时他总是点着烟斗，站在那儿和潘内萨太太聊个没完，而她的丈夫，那个个子矮小、有些驼背的男人，不时带着微笑，站在柜台后面等候这位看门人在长长一段谈话之后才想起要买一毛钱的七零八碎的小东西。他从来没有从这儿一次性买超过半美元的东西。后来有一天，威利谈起了住户们是如何不断地支使他，心狠而又吝啬的房东是如何变着法子让他在这五层楼的破房子里干这干那的。他谈得太投入了，不知不觉已从这儿购买了价值三美元的东西，可是他身上只有五角钱。威利就像一只被主人痛打了一顿的狗一样，但是潘内萨先生清了清喉咙，啧啧地说，这算什么，剩下的他愿意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说什么事都要讲信用，买卖和其他的事都一样。因为，说到底，信用就是我们都是人，如果你是真正的人，你就应该相信别人，而别人也要信任你。这让威利吃惊不小，因为他以前还从没有听过一个开小店的讲这样的话。过了一两天他就把那两块五角钱还上了。但潘内萨说只要他愿意，他赊什么都可以，威利吸了一口烟斗，然后就开始赊购各种各样的东西。

当他抱着满满两袋子东西回到家里时，埃塔冲他吼着说他一定是疯了，威利说他买这些东西是不必付现金的。

“但我们迟早要付钱的，不是吗？”埃塔还是吼着说，“而且我们还得付比超市高得多的钱。”接着她又把她常说的一句话搬了出来：“我们是穷人，威利，我们付不起呀。”

威利也明明知道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可不管她怎么说，他还是常去街对面赊购东西。有一回，他的裤子口袋里有一张皱皱巴巴的十美元的票子，而买的东西总共不超过四美元，但他没有付现款，而是叫潘内萨先记在账上。

埃塔得知他身上有钱也赊账，不禁尖声叫道：“你这是干什么？你有钱为什么不付？”

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他不用这钱是因为他不时地有些其他东西要买。他走进烧暖气炉的房间，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条镶有珠子的连衣裙。

埃塔见到裙子哭了，说她决不会穿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给她买东西，却是以这种不当的方式买来的。从那以后，一切日用杂物都由他去买，他再赊购，她也不再说什么了。

威利仍在潘内萨的小店里买东西。他们也好像总是在等待着他。他们就住在店上面那层楼的三个小房间里，所以每当潘内萨太太从窗户里望见威利，就匆匆忙忙下楼来到店里。威利从他那个地下室走出来，穿过街道，又下楼梯，打开门，赫然出现在食杂店里。他每次买东西从不低于二美元，有时甚至高达五美元。潘内萨一样一样地把他买的东西报一遍，同时用一支油乎乎的黑铅笔在一个活页本上记下来。潘内萨太太一样一样地为他装进一个深深的袋子里，然后再套上一只袋子。每次威利来到店里的时候，潘内萨总是把账本打开，用舌头舔舔指尖，翻过一些空白页，翻到中间，找到威利那一页。他要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好之后，潘内萨总要把总数加一加，用铅笔点数着每个手指，嘴里不停地叨咕着，潘内萨太太的眼珠一直滴溜溜地盯着这些不断累加的数，直到潘内萨加出新的总额（潘内萨抬起头时看看威利，发现威利也在看着），再在这个数字下面加画两条线，这才把账本合上。威利嘴上松松地衔着没有点燃的烟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到账本被放进柜台，这时才如梦初醒般抱起装好的东西——他们也总是主动要帮他拿过街，可他总是拒绝——大步迈出店门。

一天，总数已达到了八十三美元还挂零，潘内萨抬起头，微笑地问威利什么时候能还账。从那天起，威利不再从潘内萨的店里买东西了。在那之后埃塔又拿起她那个用绳编织的购物袋去超市购物了，他们两个谁也不会因为忘记买一磅李子干或一袋盐而再往街对面跑了。

埃塔每次从超市买东西回来都紧贴着她这一侧的墙根走，尽量离潘内萨的店远一些。

后来她问威利他是不是已经还上一些了。

他说还没有。

“那你什么时候还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埃塔在街拐角处遇到了潘内萨太太，潘内萨太太的脸看上去不高兴，可对账单的事只字未提。埃塔回家后又提醒威利要他快点还账。

“别烦我，”威利说，“我自己的麻烦够多的了。”

“你又有什么麻烦，威利？”

“那些该死的住户，还有那个该死的房东。”他大声地说，把门砰地一关。

这时他转过身来说：“我拿什么来还？我这一辈子哪一天有过钱？”

她坐在桌子旁，胳膊平放在桌子上，然后把头伏在上面哭了起来。

“用什么还，”他大喊道，他的脸色阴沉，“用从我骨头上剐下来的肉还，还是用我眼里的灰还？还是用我每天用拖把拖掉的地板上的小便，或是我睡觉时得的感冒？”

他越想潘内萨和他的老婆就越恼恨。他发誓永远也不还，因为他太恨他们了，特别是那个站在柜台后的驼子。要是他再用那该死的眼光冲他笑，他一定把他举起来把他那驼背的弯骨头折成两截。

那天夜里他出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在街道边上的水沟旁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回到家时，衣服又脏又臭，两眼布满血丝。埃塔把他们四岁儿子的照片捧到他的面前。儿子已经死了，是死于白喉，这时他老泪纵横，发誓以后滴酒不沾。

每天早晨他出去放垃圾箱时，总不把头抬起来看街的对面。

“信用，”他嘲讽地模仿着，“信用。”

艰难的日子来临了。房东命令要减少供热，也压缩热水的供应。他也同时削减了威利的花销和工资。住户们很气愤，他们一天到晚像苍蝇似的围着威利。他告诉他们这是房东的指示。他们就骂威利，威利也骂他们。他们还打电话给卫生局，可是卫生局的人来了一检查说，尽管屋子里有过堂风，但温度仍在法律规定的最低温度以上。不过住户们仍然抱怨说冷，每天缠着威利，他说他也冷，他说他都快冻僵了，可是没有人相信。

一天他把四个垃圾箱放在路边，等候垃圾车来运走。他看到了潘内萨夫妇，他们从街的另一侧瞪着他。他们是从前门的玻璃里面瞪着他的。他刚看见他们的时候，他的眼都有些花了，他们就像两只骨瘦如柴、被拔掉毛的鸟儿一样。

他去找这一个街区的另一个公寓看门人借扳钳，回来时他们提醒他有两棵细细而没长叶子的灌木穿过木地板长了出来，他透过灌木可以看到空空的货架。

春天当草从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的时候，他告诉埃塔说：“我只是在等候我能全部还清欠账的那天。”

“怎么还呢，威利？”

“我们可以攒钱。”

“怎么攒？”

“我们每月有多少节余？”

“一个子儿不剩。”

“你自己私存起来多少？”

“不再有私房钱了。”

“那就一点一点还，我一定要还，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可问题是他们没有地方去弄钱。有时他想是否有些别的办法来挣钱。这时他就越想越远，好像已经看到他去付钱时的情景，他用一个大橡皮套把一沓钱扎好，然后上楼梯，过街道，又下五级楼梯，来到小店。他会对潘内萨说：“给你，小老头，我敢说你根本没想到我会把钱还你，别人也未必会想到，甚至连我自己也没敢想，可是这些钱，都是一元一元的，用一个大橡皮圈套在一块，全都在这儿。”他掂了掂这捆钱，然后就像下棋一样把它郑重其事地放在柜台中央。那个小个子男人和他的老婆一起把包打开看着这一张张颜色都有点发黑了的票子，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惊叹这么一个小包居然包了这么多的钱。

这只是威利做的一个梦，是他很难实现的一个梦。

他拼命地干活。每天早晨早早地起床，用肥皂和硬毛刷子擦楼梯，从顶楼一直到地下室，然后再用湿拖布拖。木扶手也都擦得干干净净，并且把它油漆了一遍，直到每一层的扶手都光闪闪的，门厅里的信箱也都用金属上光剂和一块软抹布擦得光亮亮的，亮得可以当镜子用。他照见自己那张大脸盘上已长出了黄色的胡须，这令他很吃惊，这是最近长出来的，还有他那顶浅棕色的毛毡帽，是一个住户走时留下的，他搬走时留下了整整一橱柜的旧衣服。埃塔也来帮他清理和打扫了地下室，还有阴暗的院子。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拉着晒衣服的绳子，他们就在那底下干活，他们对住户有求必应，比如修水池啦，修厕所啦，等等，就是对他们讨厌的住户也不例外。每天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但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会有任何额外收入的。

一天早晨，威利在擦信箱，他发现他的信箱里有一封给他的信。他摘下帽子，把信封打开，把信拿到亮处去读那封用颤颤抖抖的手写出来的信。是潘内萨太太写来的，她说她丈夫病了，就在对街的家里，可家里分文没有，问他能否先还十美元，其余的钱以后再说。

他把信撕成碎片，那一天就躲在了地下室里。那天夜里，在街上寻了他一天的埃塔在锅炉房的管道中间找到了他，问他在这儿干什么。

他把那封信的事说了。

“躲起来也于事无补。”她十分沮丧地说。

“那我该怎么办？”

“去睡觉吧，我想。”

他去睡了，但第二天一早他揭开被子跳下床，披上工作服，跑出了公寓大楼，肩上搭着一件大衣。在街的一个拐角，他找到一家当铺，在那儿他把大衣当了，拿到十美元，他十分高兴。

但是当他回来时，街对面有一辆灵车之类的车，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楼里抬出一个又窄又小的松木匣子。

“谁死了，是个孩子？”他问一个住户。

“不是孩子，一个叫潘内萨的男人。”

威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的喉咙一下子哽咽住了。

那个松木匣子从门厅的门勉强抬出去之后，潘内萨太太哀痛欲绝地一个人走了出来。威利赶紧转过脸去，尽管他认为他长了胡子，又戴了一顶毡帽，她不会认出他来。

“他是怎么死的？”他小声地问那个住户。

“我也说不好。”

但是走在木匣后面的潘内萨太太却听到了。

“老死的。”她尖声答道。

他想说几句宽慰人的话，但他的舌头就像树上已枯的果子，干吊在嘴里，他的心就像一扇漆了黑漆的窗。

潘内萨太太搬走了。她先是同其中一个石板一样面孔的女儿一起生活，后来又去了另一个女儿那里。而那份账威利却始终没有还上。

---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