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马拉默德一九一四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亲是俄国裔美国移民，父亲是个小店主。他在三十岁之前基本没有离开过这个出生地。他中学毕业后考入纽约城市学院，四年后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为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曾在布鲁克林区的一所中学当见习教师，但只工作了一年。后来又在市财产调查局做过一段时间的财产调查员。一九三九年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主攻英国文学，一九四二年获硕士学位。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布鲁克林区和哈莱姆区的夜校教书，其对象主要是贫苦的移民，因此，他十分熟悉并同情这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这些人后来也成了他文学作品中所描写和刻画的主要对象。一九四九年马拉默德到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写作课，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在此之后，他到本宁顿学院教授语言文学课，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曾在哈佛大学讲学，后又返回本宁顿学院，直到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逝世。

马拉默德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继索尔·贝娄之后出现的又一名犹太人作家。从四十年代初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不间断写作，创作长篇小说七部：《呆头呆脑的人》（1952）、《店员》（1957）、《新生活》（1961）、《修配工》（1967）、《房客》（1971）、《杜宾传》（1979）、《天恩》（1982），五十余部短篇小说（美国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马拉默德短篇小说全集》共收集了他的短篇小说五十三篇，这个中译本选其主要短篇小说十三篇）。其中不少作品获得各种文学奖，在欧美及世界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著名文学评论家理查德·伯恩斯坦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马拉默德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是可以和契诃夫和巴别尔相提并论的小说家”。杰伊·坎特说他“是本世纪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曾担任过美国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主席等职务。

马拉默德是个天才的作家，而其天才更主要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如评论家罗伯特·阿尔特所说：“马拉默德的真正天才体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在这一领域，他突出了对孤独人物的逆境的逼肖刻画。在他的几部力作中，他以十分精湛的笔触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物十分细腻的情感，表现了他高超的艺术手法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语言简练到不能再简练的程度。人们要了解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这些故事是不可不读的。”

他的作品主要是以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作为描写对象的，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对这些人物的同情，也可以看到他们、尤其是犹太人移民的苦难生活，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坚忍的生活毅力，赞扬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并通过他们反映出更广大范围的人类世界。人们把马拉默德这种写人的精神从痛苦和孤独中得到升华的基调称之为“不幸者的人道主义”，而马拉默德正是这种不幸者的人道主义的代言人。

马拉默德成长和生活的前半生正是世界局势动荡、经济萧条时期，如长达数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正是马拉默德上中学和大学期间。他大学毕业后，这次经济萧条的余波仍未平息，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失业人口居高不下，寻找工作成了一个大问题。紧接着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广岛的核爆炸，长期的冷战对峙，麦卡锡主义等等，这些马拉默德都亲身经历了或间接地感受了。作为一名犹太血统的作家，这些灾难给他留下的心灵创伤和烙印要比其他人多得多，也深得多。有人称这一阶段历史是“穷凶极恶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犹太民族所受到的屠杀、迫害、歧视，他们所忍受的贫穷、饥饿、屈辱，更使他们成为人类灾难的最典型的受害者。从《圣经》中关于他们历尽艰辛穿越沙漠，前往耶路撒冷创建家园的史话，到他们流亡世界各地四海为家，以及在近代史中又遭到法西斯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构成了一段最悲壮的史诗。他们受尽了人间的种种磨难，但仍生生不息，顽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养成了一种无比坚忍的性格，也培养了一种拼搏求存的精神。马拉默德正是看到了他们这种在失败中不放弃微小的希望，在苦难中保持道德的纯洁，并努力达到一种精神自由这一点；也看到他们对世界的正义、欢乐和幸福充满力量，而在悲惨的现实中默默地、不反抗地争取生存地位的顽强精神。马拉默德认为这是世界芸芸众生的小人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曾指出：“所有的人都可能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这种广泛意义的“犹太人”实际是指人们孤立无援而又无所依傍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指那些在马拉默德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抽象道德概念，如苦干、诚实、宽容、忍耐、责任感等等。当然，他们也并非没有缺点和不足，如耍些小手腕骗些钱财，或行为猥琐，等等，但我们一旦发现他们这样做有时只是为了一餐一饭或仅为了生存，或为了妻儿的生存，我们不仅会把原来的鄙视化为同情，而且会为他们的生活境况而唏嘘不已，为他们的责任心所深深打动。这也会让我们联想到世界上另一个特殊民族，吉卜赛人，他们也常以类似手法谋生，而又有谁会对他们产生厌恶和偏见呢？

马拉默德笔下的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凄惨的画面，他们住的往往都是最脏、最破旧、最拥挤的区域；所栖居的公寓几乎都是“墙皮剥落”或废弃的库房，甚至是借助断壁残垣垒起的临时性棚户；又黑又暗的楼梯；室内只有残破的桌椅和凹陷的床；他们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只是用粉笔或铅笔在门上写的“名片”。但是就是在这样常人所不堪忍受的恶劣环境中，他们仍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没有泯灭人性的善良，不忘记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

同情与宽恕是人类之爱的典型美德体现。马拉默德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有充分的展示。例如，他的名篇之一《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中的费德尔曼，他本是个穷学生，来到意大利做艺术史方面的调研，但刚到罗马就邂逅一个流落罗马的移民流浪汉萨斯坎德，他曾多次帮助他，但萨斯坎德并没有以德报之，而是因向费德尔曼要一身套装遭到拒绝而以怨报德，偷走了他的手稿，费德尔曼几经周折找到了他。这里，马拉默德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在似梦似醒之间，费德尔曼发现萨斯坎德已经焚毁了手稿，然而在他真正了解了萨斯坎德的生活窘况与困境后，非但没有追究，反而又送给了萨斯坎德一套衣服。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同情与宽恕的博大胸怀，也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移民流浪汉的艰苦谋生，为生存而不断努力的真实情况，他们生活状况是那么悲惨，但我们很少看到他们的悲观情绪，而只是顽强地挣扎求生并对生活充满希望。其中在萨斯坎德那破旧不堪的冰冷的破屋里，居然还养着一条瘦瘦的金鱼，那金鱼仍在这小天地里游来游去，还活泼地摆动着尾巴。这不仅说明他对生活的热爱，也成了他自身的写照与象征。

仁爱、宽厚是犹太人的一种天性，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未来，也同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但一旦两者发生矛盾或冲突，他们往往是以一种宽大广博的胸怀来消解，而不是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这种矛盾的刻画在马拉默德的小说中也不乏其例，《头七年》《魔桶》中都是写老父亲为女儿选择女婿的故事。这些老人或本身境遇不佳，或病魔缠身、穷困潦倒，但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他们不顾颜面，四处奔波，想方设法地努力，都为着这一美好的目的，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无论结果如何，他们这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子女真挚的情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尤其是那些失败者，他们都无不是以十分宽宏的胸怀接受了女儿们自己的选择，也原谅了那些拒绝女儿婚事的青年人。其中《魔桶》是十分有名的短篇。主人公利奥·芬克尔是个学习犹太教律法的学生，有较好的前景，为人也很好，被一个以说谋为生的萨尔兹曼所看中，萨尔兹曼生活十分贫困，一心想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像芬克尔这样的年轻人为婿，但是他欲擒故纵，使得芬克尔几乎丧失信心的情况下，才让他与女儿见面，故事十分生动地刻画了萨尔兹曼的形象。当他看到女儿和芬克尔终于走到了一起，他在为她真诚地祝福祈祷。故事一方面表现了慈父的爱，也表现了他们不放弃任何希望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这一辈不行了，但仍不放弃为下一代谋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当然这种慈父的愿望并非总能如愿以偿。《头七年》情况就是如此。

《头七年》是早已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故事。费尔德是一个鞋匠，他想为女儿选择一个读书的大学生为婿，可是女儿却偏偏爱上了在他父亲店内打工的从波兰逃亡来的比她大七八岁的索贝尔，五年来他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为费尔德支撑着鞋店，但得知老鞋匠欲把女儿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大学生时气得辞了职。但是他也仍然忍不住把他的心愿向费尔德说了出来，这令他十分吃惊也十分气愤。但当他知道女儿也对他有意，而他生意又离不开他时，尤其是为他为了爱情而苦苦等待了五年（而且还将再等待两年）那么无怨无悔，而且又为爱情而默默地忍受着那么多的内心痛苦所深深打动。他终于有条件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上面几个故事都不是直接的爱情故事，而且对犹太人的这一问题也只是侧面反映。直接涉及这两个问题的是《湖畔女郎》这个短篇故事。这是一篇十分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故事。美国籍犹太青年亨利·利文去意大利旅行，偶遇美丽的犹太姑娘伊莎贝拉。但他怕伊莎贝拉知道他是犹太人而不会爱他，于是向她隐瞒了真相。可谁知，这位欧洲姑娘对自己是犹太人毫不隐瞒，而且受过法西斯的迫害，至今仍留着受刑时留下的伤痕。她认为她不能嫁给一个非犹太人，因为她不想隐瞒过去，而是要牢记自己的历史：“我的过去对我很有意义，我十分珍视以往所受到的苦难。”这时亨利再想解释他也是犹太人时，为时已晚，他因害怕承认自己的民族而痛失了爱情。这个故事虽说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意义早已超出这一界限，这也不仅仅是对一个爱慕虚荣的青年的惩罚，而是应如何看待自己民族的大问题。伊莎贝拉勇敢地承认她是犹太人，并把民族情感置于爱情之上，充分体现了她对自己民族是充满情感、充满希望、充满信心的。正是因为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有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才使这一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民族仍保持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信念与理想。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在《天使莱文》一篇中，马拉默德借天使莱文之口说：“我生来就是（犹太人），而且至死未变，心甘情愿。”这正是民族精神的顽强体现。所以《湖畔女郎》这篇故事绝不仅仅是一篇爱情悲剧，也可以说是一篇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素材，它告诫犹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要记住它的苦难过去，悲惨的现实，但不要放弃未来的希望。

马拉默德通过小说的形式对无处不在的人类灾难作了历史的反思，对犹太人的坚忍精神和苦斗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他们的艰难境遇表示了同情，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愤愤不平。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什么灾难总降落到我们头上？”“犹太人生来就是受苦难？”但是他们并不自怨自艾，更不自暴自弃，而是在像野草的种子一样，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落地生根。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也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他们都在那里生生不息，顽强生存，这样的生存环境不仅养成了他们坚忍的精神，也培养了理性思维，这一民族孕育了不仅有马拉默德、贝娄、辛格、布罗茨基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也孕育出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尽管个人经历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有着这一民族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的烙印：如歧视、迫害、屠杀，等等。虽然马拉默德很少正面描写法西斯暴行，但对其在犹太人生活和思想上造成的影响倒是比比皆是，几乎每一篇故事都直接或间接、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来。可以说马拉默德的小说几乎都是围绕犹太民族性这一主题展开的，他讴歌了他们高尚品质，展示了他们悲凄的生活境况，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抨击了那些种族歧视的思想，控诉了迫害犹太民族的法西斯暴行。他曾说过：“我写犹太人，一是因为我了解他们，但更主要的是，犹太人绝对是生活戏剧的最好素材。”这是因为他们最集中、最典型地代表着现代人所遭受的不幸一面：他们在强大的社会势力压迫下屡遭挫折，历经磨难；同时也代表了人们进行不屈不挠的人生奋斗和理智追求的向上一面。马拉默德的小说不仅是我们了解二十世纪美国小说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映照人类自身的一面镜子。他小说中所贯穿的犹太性，实际上也是世人几乎都拥有的一个共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部极好的人生教课书。

马拉默德的作品视角独特，几乎没有十分具体的背景，没有完整的故事叙述，但是人们不难明白其背景含义和故事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他的笔调十分精练，惜墨如金，语言十分形象生动，写作手法也十分巧妙，真实与虚幻水乳交融，而且从最初创作到后期的作品也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马拉默德写作风格日趋成熟的标志，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马拉默德的语言运用同时为现代美国英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