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卧室俯视出去，我看见公园不远处搬来一户人家，还养了一群哈巴狗，大约五六只活泼可爱的小东西们，没有一只像常见的小狗那样因为超重而胖胖乎乎。我常在清晨看到它们四处溜达，看着它们，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养只哈巴狗，但现在，我知道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你想想，我已经这么老了，却还想买只狗来陪我散步，这对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当然，我也可以找人帮我遛狗，可是，养狗最大的乐趣不就是和它一起到处溜达吗？看着它发现新路时兴高采烈，解开牵狗绳时欢欣雀跃，高兴地在草地上跳来蹦去，还不时开心地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跟在后面。我本来也有一只狗，现在年事已高，相对而言，狗儿和我的年纪也差不了多少（我今年八十九了）。除了每天给它喂的那点儿狗粮以外，它已别无所求，但我还是很喜欢看别人家的小东西们高兴地忙前忙后。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入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狗和人类因此在简单却深刻的层面彼此相通，我多想再养一只黑色绒脸小哈巴狗，重新体验这一切啊，可是不行，不可能了！

今天早晨我还发现了另一件显然也不再可能的事情。我不久前在汤普森-摩根园艺种苗公司的植物邮购目录里看到一张树蕨的照片，标价十八英镑[1英镑约合8.5人民币。——译者注（本书若无特别标注，均为译者注）]，对这么一个新鲜玩意来说，这个价格倒也公道。要知道我几年前在多米尼加的森林里就爱上了树蕨。打那时起，我就知道这类植物在英式花园里可以成活，因此我打电话订购了一棵。今天上午，包裹到了。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收到一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树，但我本以为会是个相当大的包裹，没准还需要特别投递呢。结果我却收到一个不足十二英寸[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的普通邮包，里面放着一个三英寸大小的罐子，罐子里头，四片脆弱的小叶子刚刚冒出头来。我不知道树蕨生长速度快慢，即使长得很快，我也不大有希望看得到这株小苗在我家花园里长大，长成我想象里的样子了。当然我会尽量让它在罐子里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希望能坚持到从罐子里移植到地上，我想它未来的样子应该不错，可是，总难免觉得这种努力有些不值得。这事让我想起简·里斯[简·里斯（1890—1979），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的英籍女作家，虽已逝去多年，如今仍具先锋意义。她在196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藻海无边》以夏洛蒂·勃朗特名作《简·爱》前篇形式呈现，是她的最佳作品。阿西尔是简·里斯多年的编辑和老友，为她出版了《藻海无边》等多部作品。]常说的一句话，她每次喝醉了，就说：“我有点醉了，好吧，我醉得厉害。”关于变老这件事，她从未说过：“我有点难受，好吧，我难受得厉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她太痛恨或太害怕变老才绝口不提，否则她一定会这么说的。

简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她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变老这一事实。对她来说，未来充满了怨恨和绝望。有时她会很挑衅地宣称要把自己几近灰白的头发染成鲜红，但从未实施，而没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为她没有精力去做，而应该归功于她依然还有那么点理性，知道这么一弄她自己看起来一定相当诡异。有时，当然这种时候很少，在稍微喝点酒之后，她会感觉好一些。但大多数时候，一喝酒她就牢骚满腹、脾气暴躁。她觉得变老会让她的生活悲痛凄惨，也确实如此吧。尽管有一次她深陷这种悲惨状态时，絮絮叨叨抱怨的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其他事情。而真正导致她觉得悲惨的头等大事，永远不能触及。但她也说过一次，说已经预备了自杀药包以防万一。她最近几年都必须靠安眠药入睡，因此在床头柜抽屉里攒了很大一堆药片。如果情况太糟，也许能用上。情况从未变得太糟吧，因为她去世后我检查了她的抽屉，那堆药片完好无缺。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生于保加利亚的英籍作家，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迷惘》《人的疆域》。]是我看到的另一个反面教材，他挑战死亡的方式与简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愚蠢。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欧人，他遵循传统，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己写的格言。我从未见过此人，但我知道这些书，因为我就在其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工作。卡内蒂以从纳粹德国逃脱的难民身份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却非常激烈地与英国人作对，也许是认为英国人不承认他的才华（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决定永不在此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汤姆·罗森塔尔后期接管了出版社后，他想起汤姆曾经对他不薄，终于同意让我们出版他的书。但条件是必须先出那两大本格言集，并且必须连书面封套都按美国版本复制，原因是那个版本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已经确认过。如此一来，他的英国编辑，也就是我，除了再次拜读一遍他的大作之外，没什么需要做的，这让我倍感耻辱。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

后来我认识了他过去的一个情人，奥地利画家玛丽·路易斯·莫泰希茨基。 当时这个女人正优雅地迈入八十高龄，尽管她的身体正因严重的带状疱疹忍受着剧痛，尽管她的人生经历已将她击溃，但她绝对是值得人们多看两眼的人物。

认识她纯属偶然。当时我的朋友玛丽·赫尔登正打算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区租一间房子，既作卧室又兼起居用。有一天，她告诉我说遇到一个非同寻常的老女人，有个很不错的房间，遗憾的是房间不太符合她的想法。不过，这个女人让她印象深刻，所以她已经邀请这女人去喝茶了，而且想让我也去见见。这个女人到底有何值得称道之处？见面自然就知道。但不管怎样，玛丽觉得这个女人至少曾经是卡内蒂的情人，她的书架上堆满了曾属于他的书籍，她的房子也曾属于他。我于是去和她们喝茶，这个女人确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非常有趣、温暖、有魅力，而且随性。当她听说我是卡内蒂的图书编辑后，立刻兴奋起来，也不管我是不是从未见过他，就很投入地对我说起他们之间的事，如何在做了二十多年朋友和情人后，才发现他原来有妻室儿女。她说她知道这事听起来有点不大可能，主要是因为她一直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里，照顾自己的母亲。她们母女是在希特勒进攻奥地利时（她家那时还很富裕高贵）从维也纳搬到英国的。这种孤绝的生活让她无从了解他的其他女人，实际上她从未向我提及她是否知道他还有其他女人，只说发现了他的婚姻令他们的关系痛苦而急速地收场。她越说，我越觉得她似乎已经被卡内蒂，以及她最近刚刚去世的高寿母亲，耗尽了整个生命，只留下无尽的空虚……但奇怪的是面对玛丽·路易斯，我并不觉得有真正的空虚之感。

玛丽告诉我，她觉得玛丽·路易斯在画画。不久后我去她汉普斯特德区的家里拜访时，尽管看见满屋都是有意思的装饰和画作，但却没见任何东西出自她手。但她确实偶尔提及自己的作品，于是我问能不能见识见识，我问得很紧张，相当紧张，因为如果画作很糟的话，情况就可能非常尴尬。带着这种焦虑，我跟随她走进卧室，房间很大，很高，其中一整面墙都是庞大的嵌入式柜子，她打开柜子，一架架堆积如山的画作映入眼帘，她抽出其中两幅，我立刻惊呆了。

这个甜蜜、有趣、脆弱的老女人是个真正的画家，货真价实，几乎能与马克斯·贝克曼[马克斯·贝克曼（1884—1950），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和图形艺术家。]以及科柯施卡[科柯施卡（1886—1980），奥地利画家，表现主义代表人物。]相提并论。要表达这种感觉真不太容易，我不能直接说：“哦天啊，你真的是个画家啊！”因为如果我本来就把她当作个画家，那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就真的有点失礼了。我忘了当时我都说了些什么，很可能急中生智下说得还不错，因为从那之后她就开始愿意说自己的作品了，对这一结果，我深感欣慰。她谈论绘画时感觉非常棒，这下我恍然明白，为什么从她身上我看不到空虚之感。她是那种拥有最大幸运的典型例子，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却天生能成就事业。

但还是有些事让我心里隐隐忧虑，那些作品躺在卧室的橱柜里凋零，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她的作品有两三件入选欧洲公共收藏，不久前歌德学院还举办了她的作品展。但依然有一个荒唐事，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推理说卡内蒂和她的母亲要对她的命运负责，说他们两人都是啃食她的“食人族”。卡内蒂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她母亲则是过分依赖她（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必须出门二十分钟买点日用品，她母亲就哀叹“可如果你回来前我死了怎么办呢”）。当然她们在英国生活期间，与她的作品有关联的同时代德国表现主义画作，亦很少获得尊重，这对她难以踏入艺术殿堂也有所影响。

不过我其实是瞎操心。尽管她被两个爱人占了这么多便宜，玛丽·路易斯自己却也是很会巧妙操纵他人的人呢。每次她认识别人不久，就会怯生生地要求别人帮助，比如能不能介绍她认识个好点的牙医、水管工或裁缝？能帮她处理一下退税的事么？她请求的方式，让你永远觉得你是她唯一的希望。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汉普斯特德有好些人都正排着队等着为她尽心尽力呢，所以我实在不必为她担心。此外，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的年轻朋友彼得·布莱克正忙着说服维也纳的贝尔维迪尔大画廊为她举办一个大型展览。对方提供的目录文字她当时不很喜欢，为此我还帮她给他们写过一封很体面的信函，后来，我还因此被邀参加画展开幕式呢。我还曾满怀更大的热情为她说服英国国家肖像馆，请他们改变决定，接受她为卡内蒂所画的肖像。该肖像馆之前冷淡地告诉她，他们对无名之辈的肖像不感兴趣。也许我不该把这事说出来，可我确实写信向他们介绍了卡内蒂是何方人氏。当然我没说那些只有我知道的秘密，我只说他确实是个大师。真希望我现在还保留着那封信的副本啊！后来肖像馆收藏了她的这幅画作。

维也纳的展览盛况空前，看着那些本该属于那里的画作悬挂于此，就好像看见曾囚禁于动物园铁笼里的动物们被放回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我敢肯定玛丽·路易斯一定不喜欢这座曾属于她的城市过去给予过她的一切，在这里，她挚爱的兄弟因收留帮助犹太同乡而惨遭杀害。她装模作样地对一些细节表示了不满，但总的来说，她的快乐无处可藏。

她死前，有一次见面我问她：“卡内蒂宣称不接受死亡，他真这么想？”“哦，当然。”她回答。她坦白说自己在最迷恋他的个性时曾觉得“说不定他真能做到呢，成为第一个不死的人”，这么说着，她笑了起来，但笑声里似乎有一丝畏惧，我觉得她依然认为卡内蒂的态度很英勇。

对我来说，这种态度纯粹就是傻。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生命是依照生物规律而不是个体规律运作的，个体出生、长大、生儿育女、凋零死亡让位给后来者。不管人类做着怎样的白日梦，也无法幸免这样的命运。当然，我们想要尽力延长凋零过程，以至于有时候凋零甚至比成长所经历的时间还长，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会遭遇什么，如何能尽力过好这一凋零的时光，确实值得深思。现在有这么多关于保持青春的书，还有更多有关生儿育女详尽的、实验性的经验分享，但有关凋零的记录却不多见。而我，正行走在这一凋零的路程当中，我的神经刚刚经历了小狗事件和树蕨事件，倍感痛楚，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来记录？”因此，我写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