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现在，我正走向晚年，走向无处回避、近在咫尺的终点，没有宗教“支撑”，不得不面对前方单调、真实的景象。对此，我的感觉如何？我需要转向走在我前面的人寻求启迪。

我父母两边绝大多数女人都活过了九十岁，而且神清志明，没人进养老院，没人雇过看护，所有结了婚的都比丈夫活得长，也都膝下有女陪她们度过最后时分，为数不多死在医院的也仅拖了一两天而已。对此，我现在能清晰地意识到何其幸运，因为亲近朋友的晚年和死亡让我了解到在家请训练有素的看护有多昂贵，或在老人之“家”寻求庇护时，若想碰到个既和善又体谅还高效的工作人员（配备这种人员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有些养老院稍微接近这一标准，但一定贵得让你汗毛倒竖）得花多少钱，我家里没人付得起超过一周的这些费用。人们所希望的，无非是最后一刻能待在自己家中，身边陪伴着自己爱和信任的人。这就是我所期望，也是我家族的命运曾经达到的，我寡居的母亲也不例外，尽管对她的终点，我心里怀有一丝罪恶感，因为知道她能有这种快乐结局完全出于侥幸。

她九十二岁时我已经七十了，她已经完全听不见，一只眼全瞎了，另一只必须靠隐形眼镜才能看到一点点；髋部患有严重关节炎，基本无法行走；右手也有关节炎，胳膊完全抬不起来；她还有心绞痛（比较轻微，发作频率也不太高）和眩晕（一发作就很可怕，频率不低）。我当时住在伦敦，很幸运地依然在工作，和一个老朋友合租一所住宅的顶层，他没什么钱，刚刚够付自己的部分，我这辈子从来挣钱也不多，没什么积蓄。我母亲从没坦白说过她希望我陪着她，陪在我们诺福克的家中，但我知道她其实非常希望如此。我也确信，如果你的母亲一向对你要求不高，且充满爱心，宽大为怀，非常值得信赖，等她到了晚年，你就有责任给她这样的安慰。人们年轻时照顾孩子，老年后由孩子照顾自己，这本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尽管有时愚蠢固执的父母也可能把这种情况弄乱，但我妈妈并不是愚蠢固执的老人。

当然，我其实早该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上心，应该买套房子，接母亲一起住，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租别人的住宅，就这样还是托一个慷慨大方表妹的庇护，我只需要象征性地付点租金就好。关于母亲的晚年，我确实曾和安德烈·多伊奇谈过一次，他也确实从出版社那里给我多支付了些钱，若没他，这事根本就办不了，但距离我的期望值还是太远了。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金钱方面相当白痴，让他忍不住想占便宜。我如果大吵大闹他肯定会就范，但我实在太懒，不愿面对那样的争执。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出版社负担不起给我加薪的钱，但帮我咨询了一个懂得理财的朋友，建议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所，他可以安排一家保险公司买下这个住所，然后我就能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入住，具体条件是什么，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为此我找到了一所很可爱的小房子，带个很大的花园，第一层面积也很大，我设想母亲以后就可以住在一楼。但保险公司派调查员来看了看，说因为它位于一排房子的末端，而且向外凸出，所以风险太高，不愿介入。但这完全是胡说，这房子从当时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每次路过都小心观察，从来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丁点向外凸出的痕迹，于是我深受打击。本来如果这件事能成，我会高高兴兴地为这一理想努力的，但缺了这种支撑后，我就很不愿意改变当时还算舒适的生活状态，最终没再寻找其他住所。

这就是我罪恶感的来源。我知道放弃伦敦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明智的，源于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但如果必须和母亲住在一起，我其实也不是不能安排。只是此时踌躇在我的心中占了上风。

我对母亲的态度与她对她母亲的态度相比，并不过分自私。那时我外婆九十四岁，正等待死亡的召唤。在那种情况下，母亲要去南罗得西亚[原英国在非洲南部的殖民地，现为津巴布韦共和国]看望我姐姐。瞧瞧外婆的状况，难道她不该推迟这趟旅行吗？她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们，和外婆住在一起、全力照顾她的乔伊丝姨妈已经同意了，说推迟行程会让外婆觉得自己快死了，所以不该推迟。我想我知道妈妈的真实理由，她其实是不愿意待在那里面对死亡，希望外婆能趁她不在场时死去，她最后如愿以偿。我妈妈这辈子都是个被宠坏的小女儿，逃脱一切责任的任性孩子，完全不像她的哥哥姐姐。我为她感到羞耻，甚至震惊，但我却不能责备她，因为那时我与她联系也很少，正处于从家庭依赖感解脱出来的自由之中，但不可思议的血缘联系让我从心底里体会到至亲的感受。到现在，我都无法将她的自私变成我无法对她尽责的借口。

最后，这种罪恶感带来的困扰愈演愈烈，我终于决心在不愿离开伦敦和照顾母亲的职责中间找个折中的办法。我决定每周花四天（周末加一天购物日）[这里似应为三天，但原文如此：I decided to spend four days —the weekend and a shopping day — with my mother.]陪妈妈，另外三天待在伦敦，至于往返交通。如果天气好，我就开车；如果路面状况差就坐火车。一周的工作日里，她身边都安排人照料：每天上午艾琳·巴里过来，她是我们请的帮佣，善良可靠，常做些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每天下午锡德·普利来，在我们的花园砍砍木头，做些粗活，他太太鲁比在一旁剪草坪，伺候花草，在鸟食台上喂鸟；迈拉帮她做晚饭，洗洗涮涮，熨烫衣服，买点日用品，当然妈妈很少满意，因为迈拉很自然地去自己常去的商店购物，很不符合妈妈的口味。那个时候，农村里这一类虽非专业但很靠得住的帮手并不太贵，实际上，这种家庭帮手就是社区提供的免费服务，听说现在这类服务已完全没有了。

我向妈妈宣布完我的4/3计划后就回了伦敦。然后就倒在床上一病不起，体温极低，低到我觉得温度计都会冻裂。但这种非自愿抗议一旦结束，我立刻恢复元气，相当顺利地接受了暂停我自己的生活。与年纪大的人一起生活，这种调整必不可少，你得去买适合她的食物，为她下厨，在规定的时间和她一起吃饭，按照她的指令在花园工作，将自己的工作抛开，不可以听音乐，因为她的助听器会把音乐声变得很怪，而且只能说她感兴趣的话题。她不再具有调整自己去配合别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无非是纵容她更多地沉浸于自我之中。幸好妈妈最喜欢的花园里的活儿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真是谢天谢地。还有做手工，因为视力有限，手又患有风湿，所以她只能织毛衣，但她织的东西很有创造性，所以我倒非常喜欢和她讨论某处该不该加上紫色，或连接处要不要用新花纹等问题。在妈妈身体状况还不错时看到她很满足，真令人开心，尤其我知道因为我的到来，她更高兴。

但她的身体状况并不总是很好。有时她脸色发灰，静静地塞一片“救心丸”在舌头下含着，更多时候让她痛苦但没那么危险的是眩晕来袭。她聪明地将药片放在预先想到的各个位置，所以不管是在客厅、厨房、卧室还是浴室犯了眩晕，她都能不太费力就摸到药片，然后就近坐下。但疾病袭击的长度和强度逐渐增加，幸好我在左右，帮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但我对前景危机的焦虑感并未因此减轻，反而加重了。我常在午夜惊醒，不安啃噬着我的神经，我几乎无法再次入眠。我非常了解她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四点钟拖着脚窸窸窣窣走进卫生间，只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她才肯用我放在她卧室的马桶，六点半开始动作迟缓地梳洗穿衣。如果我没有听见这些声音……到底是我没听见，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不得不爬起来检查。如果我听到咳嗽，到底是一般的咳嗽还是眩晕前的恶心导致的咳嗽呢？我必须仔细聆听，直到我心里踏实。这种焦虑最后变成一种动物般毫无理性的惊慌失措。不管怎样，我能帮她度过眩晕，甚至设想过她心脏病突发而死，我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无可避免，这样其实也算对她漫长美好生活的合理交代，而不是什么悲剧。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一天天衰老，一天天无助，一天天被可恨的眩晕打倒，我可以这么说，实际情况是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这一事实，把我吓坏了。

就这样，4/3计划运行了将近一年，我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情让我多么恐惧，当然就算没有担心，整个过程本身也已经令我身心疲惫。在伦敦我必须加倍努力工作，再也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在自己家做自己的事。我开始感觉非常疲倦，我此前每天一直开车上班，将车停在距办公室步行十五分钟的车库，这一向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路，因为会穿过罗素广场。但现在，这十五分钟步行让我觉得疲惫不堪，我的脚不听使唤，必须非常小心才能避免被绊倒，我甚至开始恐惧这段步行。有个周末和母亲在一起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脾气很坏，非常疲惫，毫无道理地落泪，因此一回家我就立刻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血压很高，实际上过于高了。这事对我，既是个警告，也是个解脱：警告是因为我开始隐隐害怕自己将来会中风，解脱则是因为我找到了不舒服的真实理由，这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医生说不难想象我承受了很大压力，让我立即休息一段时间。此外我还忽视了体重，已经好几个月没称体重，现在已经长到八十公斤了！因此，姐姐从津巴布韦过来陪母亲五周，我就可以在自己亲爱的床上好好睡上一个礼拜，再去奢华的健康诊所参加为期一周的减肥疗程，然后自己在家继续坚持，直至减肥成功。血压恢复正常后，我又开始感觉良好，甚至比原来还好，我决定不再坚持雷打不动地执行4/3计划了，而是调整成每隔两周给自己在伦敦留一个周末，这样安排虽然更合理，却让我心里再次涌起罪恶感。待在伦敦时我可以忘却焦虑，关注自己的事情（我现在越发享受这些事情，因为我已经放下它们一段时间了），但和母亲在一起时，夜里的忧虑却更严重了。

“我不怕死。”妈妈过去总这样说，还以平静的口气讨论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确实比大部分人不怕死——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但她往往会接着再说一句话，说得太多，都成陈词滥调了：“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我的母亲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当她因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时，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可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

我之前只见过一个死人，这事说起来荒唐，活了七十多岁只见过一个死人！的确，没什么比现代人将死亡看作忌讳更没道理的事了。我见过唯一的死人是安德烈·多伊奇九十二岁高龄的母亲。当时安德烈正好在国外出差，帮佣发现她死在家中，警察把尸体抬到验尸处，随后找到安德烈的秘书和我，问能不能去个人辨认尸体，结果我们决定一起去。

去太平间的路上，我不断回想在许多书本上读过的关于死尸的描述，它们看起来如何空洞，看起来完全不像死去的那个人，美丽的脸孔如何被死亡的严峻宁静所凝固。我这么回想着，因为我觉得我们将会站在尸体旁，等待服务员揭起盖着的床单让我们看，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被带到一个很小的房间，一面镶着厚玻璃窗，窗上挂着便宜的灰绿色缎子窗帘，窗帘一拉，放在玻璃另一面的尸体就露了出来。她躺在一个盒子里，身上盖着紫色丝绒的床单，一直拉到脖子。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哦，可怜的小玛丽亚！”它看起来并非与自己无关，也没看到什么严峻的宁静，躺在那里的，就是可怜的小玛丽亚，头发有点乱，脸上脏脏的，看起来似乎正处于巨大的慌乱和沮丧中，好像被一些不便言明的东西击倒了。想到她已经死了，似乎是一种安慰，因为她对自己外观如何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我最喜欢的在黑夜漂向大海的意象，被如此清晰地证明为胡说八道，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玛丽亚的尸体充分说明，就算最快速的死亡也很恶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停尸房所处环境相当不错。我们进去时穿过一个两边砌墙的院子，后窗贴膜的白车进进出出，其中一辆正倒往卸货的海湾，这种看来很像运送日用品的车，其实是运尸车。开车的人，忙着上货下货，还有几个在小路旁的房间里喝茶，这些人大多是中老年人，长相粗糙，略带下流。我们穿过小巷时，他们从房间里瞥了一眼，眼神里有一抹几乎察觉不到的嘲弄意味。他们知道一切。他们知道不管死亡发生得怎么恶心，这事情都实在太平常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疑问，正严肃地工作着，但他们眼中的意味却流露出他们似乎很愿意给尸体来点轻浮动作，比如拿肚脐眼做烟灰缸之类，想象着此时若一个神经敏感的人路过会有怎样的惊骇。他们很可能尊重生者的悲哀，却完全看不上他们的神经敏感。在摆脱了这种敏感之后，他们简直算得上是另外一个物种了。

而我自己，对白天这个工作对象全是尸体的地方竟然产生了点淫秽的感觉。进门时小屋里的男人们用眼角余光瞟我，我也正瞟他们，我既不想背叛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想受制于它。我的知觉如此敏锐地感觉着深藏于白车里的尸体，以及厚玻璃窗那一面玛丽亚旁边特制的床铺和设备，如果我是狗，现在一定耳朵高竖，毛发根根直立。我想我这种奇怪的激动，某种程度上源于我童年时曾遇到过动物死尸的那种暴力的反作用吧。那时这种景象一不留神就能看到，或在茂密的深草后，或躺在陷阱里，或绑在毛骨悚然的“储藏室”里，所谓“储藏室”，就是猎场看守们给那些“祸害”的尸体上缠的电线，我那时为了避免遭遇这些场面，宁愿绕远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不觉得在森林里散步有什么快乐可言。激动和躲避，这两种看起来完全相反的反应也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不管实际情况是什么，当我躺在母亲房里，尽力驱散夜晚袭来的阵阵恐惧时，确实想到了停尸房，想到了那些死去动物的尸体：“平静下来吧，我之所以恐惧，并不是因为想到‘唉，她就要死了，就要走了’，如果是那样，应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我只不过是为人类肉体的腐朽和瓦解而颤抖，其实，承认这种瓦解很寻常，感觉这一过程，并不是不可能。”去停尸房后不久，我写了一首诗，更确切地说是篇短文，以表达我对死亡的态度。

母亲去世时，可谓是遇到了难以奢望的幸福，当然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她九十六岁生日前一天，拄着两根拐棍走到花园尽头，想看锡德·普利种桉树，他种到一半时，觉得她有点不对头，“你还好吧？”他问。她回答说有点站不稳，想回房休息。他于是扶她回去，让她躺在椅子里，然后打电话给艾琳·巴里，她很快就到了，发现她心脏开始衰竭，于是将她送到当地小医院。这才给我打电话，当时是晚上八点半，她说我第二天早上来就行，没必要立刻过去。我第二天一早赶到时，发现我兄弟和我母亲最喜欢的侄女都已经到了，他们都住得很近。她死后我又写了一首类似的诗，描述当时的情况，放在这里似乎还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