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比妈妈去世时仅年轻七岁，到了现在，我对死亡的了解和认识，又到了什么程度？大量的事实让我有了一种稍稍游移不定的放心之感，但同时也有些许担心的理由。

我说放心，主要是针对死亡的过程而言。在这方面我想没多少家庭比得上我家这么幸运，在死亡这件事上，哪怕是最微小的幸运也能减弱最可怕的恐惧——这种恐惧当然会非常非常可怕。我外婆死前忍受了几个月的煎熬，因心脏逐渐衰竭而痛苦，虚弱地卧床不起，她有个女儿一直在家陪她经历一切，最后告诉大家，夺去她生命的致命一击，完全比不上她生前忍受的痛苦可怕和难受。我父亲死前熬了非常可怕的一个星期，没人知道他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得了脑溢血，失语，看起来满脸困惑。在医院时，无论你给他端来脸盆洗脸还是给他送饭过来，他都能正常反应，看见你走进房间，他也会高兴地看着你，想和你说话，但他找不到任何词语，脸上很快就现出无助的表情。我的印象是他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很可怕，很悲惨，也许他想：“好吧，看来我无能为力，那我就放弃努力吧。”医生说没什么恢复的可能性，但他看起来身体还很好，因此这种状况反而很让人担心。母亲和我根本无法讨论他在这种状态下长期生存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又一次脑溢血发作，这次要了他的命，所以不管他临终前忍受了些什么，幸好也只有六天。

说到父亲这边，我不太了解他的兄弟姐妹们和祖父的状况，不过也没人说起过他们的死亡可怕。母亲这边呢，她的一个姐姐八十三岁时因中风立即死亡，再没有恢复意识；另一个姐姐活到九十四岁，仅痛苦挣扎了不到一个小时，在女儿的怀抱里说觉得自己好些了，就死了；还有一个很安静地逐渐虚弱下去，一直打瞌睡，持续了三周；而我舅舅，一向是个运气很好的人，死时也不例外，他八十二岁时骑马参加诺里奇的狩猎活动，正和朋友说着话，忽然啪地从马背上摔下来，死时正笑到一半。我最大的堂姐也很幸运，她是沏茶时摔死的。

我的兄弟是去年死的，他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么说倒不是因为他长时间重病或害怕死亡，他的问题是对生活太有激情，所以他憎恨死亡。他死时八十五岁，非常清楚死亡即将来临，尽管他太太和其他人一直忧心忡忡，他却长期固执地对自己的老年病症不予理会，最后到了丧失食欲、日渐感觉寒冷才肯接受。但纵然这样，他依然渴望驾船玩乐，他一直在自己喜欢的诺福克海岸以船为生，被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职业，对他来说，就是最糟的命运。

死前不久的一个下午，他说要带我出海。他家正好位于布莱克尼角的内陆，沿着海岸有很多狭长平行的沙丘，时不时哪里就汪起一塘海水，这些水在落潮时形成蜿蜒曲折穿过泥泞通向大海的小流，一涨潮就变成宽阔安全的大河。来来往往的小船穿梭其间，就算大船，只要仔细留心水道深浅的标注，也能容易地航行。我们出海那天几乎没有风，天水一色，天空既像珠贝，又像白鸽的前胸，混合着柔软的蓝色与粉红，异常精致，我此生从未见过。一队小舢板安静地停着，等着开始比赛，我们坐在摩托艇上，负责帮忙把其中一条没有外舷引擎的小船拖进去就行。在小船上闲待着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看上去不耐烦或无聊，在这么美丽的天气里待着什么也不干，谁会有意见？我们经过这些船只，驶向海岬的尽头，马上就要进入大海，这时我忽然感觉到船底轻轻荡漾，猫爪般（小猫咪的爪子，更恰当些）轻柔的一阵微风吹过来，轻轻掠过水面，水面上，每一朵小涟漪的边缘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芒，曾有人告诉过我，奥尔德堡[英国伦敦东北方向的一个滨海镇]的渔夫们把这种情形叫作“叮当”，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也再没有见过比那天下午更美的“叮当”。这时安德鲁升起了帆，非常平缓地驶了出去。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其实我们平日不常见面，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从未失去从小建立起来的那份亲密感，很多时候不用说话，就能理解彼此。那天下午，那个特别的地方会有那样特别的景致，他知道我一定喜欢，我也笃定地知道他会被打动。他是这样一个男人，在适合他的女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觉得满足。他那圆满和充满张力的生活，更像属于一个艺术家的，而他本是个农民，后来做了军官，最后在北海边教人们航海、养牡蛎。当死亡向他走来，身体需要经历的战役并没有让他恐惧（实际上他最后一点也不痛苦），但不得不向还没有享受够的生活说再见，却让他深感悲哀。

这种悲哀，对我来说，是经历了很好或至少惬意生活的证明，值得让人心存感激，当然，前提是它没被过早地斩断。我知道我兄弟会同意我这个观点的，就是人一旦年过八十，就没理由抱怨死得太早，他也曾这么讲过。如果我的那一刻来临，或许也会有一点点这样悲哀的感受，希望我能记得这不过是一个人为自己享受过的东西付出的代价而已。

因此结论是，我继承了轻松辞世的很大可能性，并且发现，以合理的态度面对死亡，也并不很难。所以，我没花太多时间担心死亡的来临，这并不奇怪，我唯一担心的，是必须忍受身体逐渐失灵。因为经验告诉我，如果折磨必须来临，有女儿在场安慰，就会稍微轻松一点，可是我没有女儿。我最亲密的人是巴里，我们在1963年成为情人，又于八年后一起合租，他现在身体状况很糟，这不仅对我打击很大，我还因此必须照顾他，而且，我也没什么钱能请人照顾我。如果我不能有幸在身体还行时一跤摔死，就像我舅舅和堂姐一样（这种幸事只能想想，完全靠不住），那很可能最后就得住老人病房了。

幸运的是，如果一个景象太过于灰暗，人的脑子往往会本能地拒绝想象。也不是刻意不想，而是无法想。不管会发生什么，都必须经历，所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已周密评估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看起来也就是这样了吧。最后的悲惨岁月，大概几周或几个月（希望不是几年！）无法照顾自己，这种日子如此不快，怎么度过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个老朋友，和我一般大，今年去世了，也和我一样没有女儿，但她很有钱，不仅请了看护在家，还请了相当好的家庭护士，与花出去的钱相比，可真他妈值得。危急时刻，她也偶尔在医院里满是老人的病房待上一周左右，比较而言，她待在自己昂贵的“家”里并不比待在医院更开心。实际上我觉得病房的唯一缺点，就是那里的护士水平更高，更能将你从悲惨的边缘一次次抢救回来，但家里就未必这样了。但她每次被抢救回来都很高兴，也许人到了那个境地就希望被抢救回来？也许我到了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这么想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你们的。

以上，就是关于死亡我想说的全部，以及我提前感觉到的一切，所以现在我要换个话题了，说说在生存的最后日子里，我的一些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