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冬日的一天。我跪在地毯上，听爸爸为母亲受感召成为治疗者而作证时，一口气堵在胸口，感觉自己游离了出来。眼前不见父母和我们的起居室。我看见一个成年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祈祷，不再像孩子一样坐在父亲的脚边。

我看到那个女人肿胀的肚子，也就是我的肚子。她旁边坐着她的母亲，一位助产士。她握住母亲的手，说她想要宝宝在医院里由医生接生。我开车送你去，她的母亲说。两个女人朝门口走去，但是门被堵住了——被忠诚、被顺从，被她的父亲堵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那个女人是他的女儿，她曾被他的全部信念和力量所吸引。她没有理会他，径直从门口走了出去。

我试想这样一个女人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我试想她与父亲见解不同的其他场景。她无视他的劝告，坚持己见。父亲曾教育我，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合理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其他皆是谎言。我跪在地毯上，听着父亲讲话，又像是仔细端详着一个陌生人，觉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悬在中间。我明白，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同时容纳他们；没有命运能够同时容忍他和她。我将永远、始终做个孩子，否则我会失去他。

我躺在床上，望着微弱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影子，这时听见门口传来父亲的声音。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做了个类似敬礼的动作，但一旦站着我便不知所措。这史无前例：父亲以前从未来过我的房间。

他大步从我身边走过，坐在我的床上，然后拍了拍旁边的床垫。我紧张地坐下来，双脚几乎碰不到地面。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时间在无声地流逝。他闭上眼睛，下巴放松，好像在聆听天使的声音。“我一直在祈祷，”他说，他声音轻柔，充满爱意，“我一直在为你上大学的决定而祈祷。”

他睁开了眼睛。灯光下他的瞳孔放大了，吸收了虹膜的淡褐色。我从未见过如此沉浸于黑暗的眼睛：它们似乎超凡脱俗，是精神力量的象征。

“上帝召我作见证。”他说，“他很不悦。你弃绝他的祝福，去无耻地追求人类的知识。他的怒气因你而起，不久就会降临。”

我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起身离开，但他一定已经离开了，就在我坐着、被恐惧攫住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曾将城邑夷为废墟，曾将整个大地悉数淹没。我感到虚弱，接着全身无力。我想起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随时都可以被带离身体，被拖到天上去对峙愤怒的天父。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在厨房调制精油。“我决定不去杨百翰大学了。”我说。

她抬起头，定睛看着我身后的墙，小声说：“别这么说。我不想听。”

我不明白。我以为她看到我向上帝屈服会很开心。

她把目光转向我。我已多年未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了，为此我惊呆了。“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说，“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我从没料到会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让任何事阻止你走。”

我听到楼梯上爸爸的脚步声。母亲叹了口气，眨眨眼睛，好像正从恍惚中走出来似的。

爸爸在餐桌旁坐下，母亲起身去给他准备早餐。他开始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教授的长篇大论，母亲把面糊搅在一起做煎薄饼，不时低声表示赞同。

没有肖恩当工头，爸爸的建筑生意日益萎缩。为了照顾肖恩，我已经辞掉了兰迪商店的工作。现在我需要钱，所以当那个冬天爸爸重又操起拆解废料的活计，我也加入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和我第一次来废料场干活时一样。废料场变了样。虽然那里仍然堆放着如山的废旧汽车，但它们不再是主导周围的景观了。几年前，犹他州电力公司雇爸爸拆除了数百座设备塔，允许他留下角铁——共计四十万磅——如今它们就像小山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各处。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大学入学考试由四部分组成：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我的数学能力正在提高，但并不强。虽然我能解出大部分习题，但做题速度很慢，需要规定时间的两到三倍。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没有，尽管我正在学习，从名词开始，接下来是介词和动名词。科学是一个谜，可能是因为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科学书还是那种可拆下来涂色的。四部分中，我唯一感到自信的是阅读。

杨百翰大学是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我需要拿到高分——至少二十七分，这意味着进入同届生排名的前百分之十五。我当时十六岁，从未参加过考试，只是刚刚开始接受类似系统的教育；尽管如此，我还是报了名。这感觉就像掷骰子，一旦扔出，便听天由命。上帝会给出得分。

考试前夜我失眠了。我的大脑像发烧般灼热，浮现出许多灾难场景。五点钟我下了床，吃了早饭，驱车四十英里来到犹他州州立大学。我和其他三十名学生被带进一间白色的教室，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将铅笔放在课桌上。一位中年女士发放试卷，还有我从没见过的奇怪的粉红色的纸。

“请问，”她分发到我时，我说，“这是什么？”

“是答题纸。涂答案用的。”

“怎么用？”我说。

“和别的答题纸一样。”她面带恼火地从我身边走开，好像我在恶作剧。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把正确答案的圆圈填满，”她说，“完全涂黑。明白了吗？”

考试开始了。我从来没有在满屋都是人的房间里，在书桌前坐过四个小时。噪音令人难以置信，但似乎我是唯一一个听到它们的人，唯一一个因为翻页的沙沙声和铅笔的涂写声无法集中精力的人。

考试结束了，我猜我数学有可能不及格，科学肯定不及格。我在科学部分的回答甚至连猜测都算不上。答案随机，只是那张奇怪的粉色答题纸上的圆点图案。

我开车回家了。我觉得自己愚蠢可笑，滑稽至极。现在我亲眼见到了别的学生——看着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坐到座位上，平静地填写答案，好像在做一次例行练习——我之前竟然自以为得分能排进前百分之十五，简直荒谬。

那是他们的世界。我穿上工作服，重返我的世界。

那年春天有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卢克一整天都在拖檩条——水平横跨屋顶的铁梁。檩条沉重，太阳毒辣。汗水顺着我们的鼻子淌下来，滴在喷过漆的铁上。卢克脱下衬衫，抓住袖子扯出几道巨大的口子，让风可以吹进去。这么极端的做法我连想都不敢想，但在背了二十根檩条后，我的背上全是黏糊糊的汗，我拍打着T恤扇风，然后卷起袖子，露出一英寸肩膀。几分钟后，爸爸看到我，大步走过来，一把拉下我的袖子。“这儿不是妓院。”他说。

我看着他走开，机械地又把袖子卷了上去，好像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一小时后他回来，看见我后困惑地停下脚步。他告诉过我该做什么，我却没有听。他不安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跟前，抓住两个袖子猛地往下拉。没等他走出十步远，我又挽了上去。

我想服从。我本意如此。但那个下午太过炎热，我渴望轻风吹拂手臂。仅仅几英寸而已。我全身上下从太阳穴到脚趾全是污垢。晚上我得花半个小时才能将鼻孔和耳朵里的黑色污垢挖出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欲望或诱惑的对象。我觉得自己像一辆人力叉车。一英寸皮肤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一直在攒钱，以备学费之需。爸爸注意到了，便开始让我为一些小东西付费。第二次车祸后，母亲又开始购买保险，爸爸说我那份应该由我自己付。我照做了。接着他又要钱用于登记车辆。“这些政府收费会让你破产。”我把钱递给他时，他说。

对此爸爸表示满意，直到我的考试成绩寄到家。一天我从废料场回来，发现一个白色信封。我撕开信封，手上的油污把纸都弄脏了。我跳过单科分数，直接看总分。二十二分。我的心快乐地怦怦直跳。虽然不是二十七分，但充满可能性。也许能上爱达荷州州立大学。

我将成绩拿给母亲看，她告诉了爸爸。他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大叫着说我该搬出去住了。

“她既然长大了，能领工资了，就该付房租了。”爸爸喊道，“她可以到别的地方付房租。”起初母亲还和他争论，但几分钟后就被说服了。

我一直站在厨房里掂量我的选择，想着刚刚才交给爸爸四百美元，那是我三分之一的积蓄。这时母亲转向我说：“你觉得你周五之前能搬出去吗？”

我的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断裂，犹如大坝决堤一般。我感到摇摇欲坠，无法站稳。我想尖叫，但尖叫被扼住了；我快淹死了。我无处可去。我租不起公寓，即使能租，也只能到城里租。那样我还需要一辆车。我只有八百美元。我气急败坏地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然后跑回我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过了一会儿，她来敲门。“我知道你觉得我们不公平，”她说，“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自己生活，准备和你父亲结婚了。”

“你十六岁就结婚了？”我说。

“别傻了，”她说，“你可不是十六岁。”

我盯着她，她盯着我。“是的，我是。我十六岁。”

她打量着我。“你至少二十了。”她歪着头，“难道不是吗？”

我们沉默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九月我刚满十六。”我说。

“哦。”母亲咬了咬嘴唇，然后站起来，笑了，“好吧，那就别担心了，你可以留下来。真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想的。我想是我们忘了。你们孩子的年龄很难记清楚。”

肖恩一瘸一拐地返回工作。他头戴一顶澳洲宽檐帽，帽子大大的，边檐很宽，由巧克力色的油皮革制成。事故发生前，他只在骑马时才戴这顶帽子，但现在即使在屋里，他也一直戴着帽子。爸爸说这样做很不礼貌。也可能是因为爸爸这么说，肖恩才一直戴着帽子，但我怀疑另一个原因是它又大又舒适，能遮住他头上手术留下的伤疤。

起初他工作时间很短。爸爸拿到一份建造牛奶仓库的合同，地点位于距巴克峰约二十英里的奥奈达县。于是肖恩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调整图表，测量工字梁。

我、卢克和本杰明在拆解废料。爸爸决定处理农场周围的角铁。要想把它们卖掉，每根角铁的尺寸必须小于四英尺。肖恩建议我们用割炬，但爸爸说这样速度太慢，燃料耗费也太多。

几天后，爸爸将一台我见过的最吓人的机器带回了家。他称之为“大剪刀”。乍一看，它似乎是一把重达三吨的剪刀，事实也的确如此。刀刃十二英寸厚，五英尺宽，由高密度铁制成，切割物体不是靠锋利，而是靠蛮力。它们咬合下去，巨大的颚由一个附在大铁轮上的沉重活塞推进。轮子由皮带和马达驱动，这意味着如果有什么东西被机器卡住，得花半分钟到一分钟才能让轮子和刀刃停下来。它们咀嚼着人的手臂一样粗的铁，上下咆哮着，声音比途经的列车还响。铁与其说是被切断的，不如说是被拦腰折断的。有时铁会奋力抵抗，将拿着它的人朝正在咀嚼的钝重的刀刃推去。

多年以来，爸爸想出过若干危险计划，但这是第一次让我真正感到震惊的。也许这个办法有着明显的致命性，稍有闪失必会残肢断臂。或许完全没有使用它的必要。这就是任性。它就像一个玩具，如果玩具能把你的头切下来的话。

肖恩称它为“死亡机器”，并说爸爸丧失了仅剩的一丝理智。“你是想杀人吗？”他说，“我卡车里有把枪，杀人比这个利索多了。”爸爸忍不住笑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欣喜若狂。

肖恩摇摇头一瘸一拐地回到工作间。爸爸开始将角铁喂给大剪刀。每剪一段他都被顶向前去，有两次他几乎头朝下撞在刀刃上。我紧紧闭上眼睛，知道万一爸爸的头被卡住，刀刃不会放慢速度，只会咬穿他的脖子，不停咀嚼。

确认机器可以运行，爸爸便示意卢克接手。一直渴望取悦爸爸的卢克走上前。五分钟后，卢克胳膊受伤，露出了骨头，他一路朝家跑去，鲜血喷溅不止。

爸爸扫视了一番他的手下。他向本杰明做了个手势，但本杰明摇了摇头，说自己的手指长得好好的，还是算了。爸爸眼巴巴地望向家的方向，我猜他是在想，母亲多久才能止住血。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过来，塔拉。”

我没动。

“到这儿来。”他说。

我慢慢地走向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大剪刀，好像它会随时发动攻击。刀刃上还有卢克的血。爸爸拿起一根六英尺长的角铁，把一头递给我。“抓紧了，”他说，“一旦它开始较劲儿，立刻松手。”

刀刃上下咬合，咬牙切齿地发出咆哮。我想，就像犬吠一样，这是在警告我赶紧离开这鬼地方。但是对机器的狂热让爸爸丧失了理智。

“很简单。”他说。

把第一块铁放到刀刃中间时，我祈祷着。不是祈祷别受伤——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祈祷受的伤能像卢克一样，被咬掉一块肉，这样我也可以回家了。我挑了一块小一点的，希望我的重量能控制住它的突然倾斜。小块的铁切完了。我从剩下的里面再挑一块最小的，但铁仍然很厚。我将它推过去，等着剪刀的下颚猛地合上。铁的噪音震耳欲聋。铁的反作用力将我向前推，让我双脚离地。我松开手，瘫倒在泥地里。这时，从我手中脱离的铁被刀刃猛咬一番，弹到了空中，接着轰的一声掉在我旁边。

“到底是怎么回事？”肖恩出现在我视野中。他大步走来，拉起我，转过身面对爸爸。

“五分钟前，这个怪物差点把卢克的胳膊扯下来！你让塔拉也上了？”

“她可不是一般的结实。”爸爸说着，冲我挤了挤眼。

肖恩怒目圆睁。他本该放轻松的，但他看上去怒气冲冲。

“这个家伙会把她的脑袋咬下来的！”他尖叫道。他转向我，向工作间里的铁工招手，“去修剪檩条吧。我不希望你再靠近这个玩意儿。”

爸爸走上前来。“这是我的手下。你为我干活，塔拉也是。我让她剪，她就得去剪。”

他们大声嚷嚷了一刻钟。这次他俩的争吵与以往不同——毫无保留，充满仇恨。我从没见过有谁这样对爸爸大喊大叫，我为他脸上的变化感到吃惊和害怕。他的脸变得僵硬而绝望。肖恩唤醒了爸爸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原始的需求。爸爸不能输掉这场争吵，否则颜面尽失。如果我不去操作大剪刀，他就失去了父亲的威信。

肖恩向前一跃，狠狠地在爸爸的胸膛上推了一下。爸爸跌跌撞撞向后退去，绊了一跤跌倒了。他躺在泥里，震惊不已，过了一会儿，他爬了起来，朝儿子扑去。肖恩举起双臂想挡住拳头，但爸爸看到这一幕时放下了拳头，也许是想起肖恩最近才恢复走路的能力。

“我让她做，她就会做。”爸爸愤怒地低声说，“否则她就别住我家。”

肖恩看着我。一时间他似乎在考虑帮我打包走人——毕竟，他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有过逃离父亲的经历——但我摇了摇头。我是不会那样离开的。肖恩知道，我会去操作大剪刀。他看了看剪刀，又看了看旁边那堆约有五万磅重的铁。“她会去做的。”他说。

爸爸好像长高了五英寸。肖恩晃晃悠悠地弯下腰，举起一块重铁，然后把它推向大剪刀。

“别傻了。”爸爸说。

“她做，我也做。”肖恩说。他的声音里没有了斗志。我从未见过肖恩向爸爸屈服，一次也没有，但这次他决定服输。他明白，如果他不屈服，我肯定会屈服。

“你是我的工头！”爸爸喊道，“我需要你在奥奈达干活，而不是清理废料！”

“那你就关掉大剪刀。”

爸爸咒骂着走开了，有些恼怒，但可能心想等肖恩累了，晚饭前就会回去当工头了。肖恩看着爸爸离开，然后转向我说：“好吧，小妹，你去拿铁块，我来剪。如果铁很厚，比方说半英寸，我需要你在后面用力压着，以防我被甩进刀刃里。好吧？”

肖恩和我操作了一个月的大剪刀。爸爸太固执，不愿将大剪刀关掉，哪怕这让他损失了一个工头，付出了比用割炬更大的代价。完工时，我受了些擦伤，但并无大碍。肖恩似乎累散了架。他从托盘上摔下来才几个月，身体仍然吃不消。他的头部多次被铁块出其不意翘起的一角撞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用双手捂住眼睛，在泥地上坐一会儿，再站起身去拿下一块铁。晚上，他穿着脏兮兮的衬衫和沾满灰尘的牛仔裤躺在厨房的地板上，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要吃的、喝的，我会帮他拿来。赛迪几乎每晚都过来。他让我们俩去取冰，我们俩会并肩跑去拿冰，然后再把冰放回。我们俩都是鱼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和肖恩又会回到大剪刀旁，他会将铁喂进大剪刀的巨颚之间，它力大无比，轻而易举就将他的双脚拽离地面，仿佛在玩游戏，仿佛他还是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