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奈达的牛奶仓库开始动工。肖恩设计和焊接主框架——构成建筑物骨架的巨大横梁。它们对装载机来说太重了；只有起重机才能将它们吊起来。这个程序是个精细活儿，要求焊工在大梁降至柱子上时使其两端保持平衡，然后焊接到位。当肖恩宣布他想让我操作起重机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塔拉不能开起重机，”爸爸说，“她将花半个上午的时间才能弄明白操纵装置，而且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她会很小心的，”肖恩说，“我受够了，再也不想从上面掉下来了。”

一个小时后，我坐在驾驶室里，肖恩和卢克站在离地二十英尺、悬于空中的大梁两端。我轻轻地碰了一下操纵杆，一边听着液压油缸发出的嘶嘶声，一边慢慢地向前伸展。横梁就位时，肖恩喊了一声“停”，然后他们拉下防护面罩开始焊接。

那年夏天，肖恩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上百次争执，肖恩赢了很多次，由我负责操作起重机就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问题没有得到如此和平的解决。他们几乎每天都吵——因为设计图表上的一个缺陷，或落在家里的一件工具。爸爸似乎渴望争斗，以此来证明谁是老大。

一天下午，爸爸走到肖恩旁边，看着他焊接。一分钟后，他无缘无故地大喊：肖恩吃午饭的时间太长，没能让小工队早起，也不催促我们努力干活。爸爸喊了几分钟，接着肖恩摘下焊接头盔，平静地看着他说：“你能不能闭嘴，让我干活？”

爸爸还在吼个不停。他说肖恩很懒，不懂得如何管理团队，不明白努力工作的价值。肖恩停下焊接的活儿，慢慢走到平板皮卡旁。爸爸跟在后面，仍然大喊大叫。肖恩慢慢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摘下手套。有人在离他脸旁六英寸的近旁吼叫，他好像全当不存在。有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辱骂将自己淹没，然后钻进皮卡一溜烟开走了，只留下爸爸对着飞扬的尘土喊叫。

我还记得当我望着皮卡沿土路驶远时心中涌起的敬畏之情。肖恩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敢和爸爸抗争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凭借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让爸爸屈服让步的人。我曾见过爸爸对每个哥哥大发脾气、又喊又叫。肖恩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一走了之的人。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城里外婆家，厨房餐桌上摆着我的数学课本，旁边是一盘饼干。我正在为重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而复习。我经常在外婆家学习，这样爸爸就不会教训我了。

电话响了，是肖恩打来的。他问我想不想看电影。我说想，几分钟后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隆隆声，于是朝窗外看去。他黑色摩托车的轰鸣、头上戴的澳洲宽檐帽，与外婆家的白色尖桩栅栏如此格格不入。外婆开始做巧克力布朗尼，我和肖恩上楼去选电影。

外婆端来布朗尼时，我们将电影暂停，默默吃着，勺子在外婆的瓷盘上叮当作响。“你会考到二十七分的。”我们吃完时，肖恩突然说。

“没关系，”我说，“反正我也不会去。万一爸爸说得没错呢？如果我被洗脑了怎么办？”

肖恩耸耸肩。“你和爸爸一样聪明。爸爸说得对不对，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电影看完了，我们跟外婆道别。那是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骑摩托车再合适不过。肖恩说我该坐他的摩托车一起回家，明天再来取车。他发动引擎，等着我坐上去。我朝他迈了一步，然后想起外婆餐桌上的数学书。

“你先走吧，”我说，“我马上就来。”

肖恩拉下头盔，将摩托车掉头，沿着空荡荡的街道冲了出去。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愉悦，将头脑放空。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那种黑只属于穷乡僻壤的野外，住户稀少，路灯更少，星光一览无余。我像以前无数次那样，沿着蜿蜒的高速公路穿行，顺着贝尔河山疾驰而下，在与五里溪平行的平坦路段滑行。一路向北爬升，再右转弯。不用看我也知道前方哪里有弯道。所以当见到黑暗中原地闪烁的车前灯时，我暗自纳闷发生了什么事。

我开始爬坡。我左边是一片牧场，右边是一道沟渠。上了坡，我首先看见三辆车停靠在沟渠旁。车门开着，驾驶室的灯亮着。七八个人凑在路面上的什么东西前。我变换车道避开他们，但当我看见躺在公路中间的一个小小物体，我停下了车。

那是一顶澳洲宽檐帽。

我将车停在路边，朝围在沟渠边的人群跑去。“肖恩！”我喊道。

人群分开让我通过。肖恩脸朝下趴在碎石上，躺在一摊血泊中。在车灯的强光下，血呈粉红色。他一动不动。“他撞上了角落里的一头牛。”一个男人说，“天太黑了，他没看见它。我们不敢动他，已经叫了救护车。”

肖恩身体弯曲，背部扭曲。我不知道救护车多久才能到，血流得太多了。我决定先止血。我将双手伸到他的肩膀下方，抬了一下，但没抬动。我抬头看看人群，认出一张脸。是德万。[十五年后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德万说不记得自己曾在那里。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就在现场。]他是我们自己人。他的八个孩子中有四个是母亲接生的。

“德万！帮我把他翻过来。”

德万抬起肖恩，让他脸朝上。一时间，我盯着哥哥，看着血从他的太阳穴汩汩流出来，顺着右脸颊灌进他的耳朵，滴到他的白色T恤上。他双眼紧闭，嘴巴张开。血是从他前额一个高尔夫球般大小的洞里涌出来的。似乎他的太阳穴处被拖在柏油路上，蹭掉了皮肤，露出了骨头。我靠近他，凝视伤口内部。有个柔软的海绵状的东西在反光。我脱下夹克衫，把它按压在肖恩头上。

当我摸到擦伤处时，肖恩长长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小妹。”他咕哝了一句，接着又失去了知觉。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我打了电话，是爸爸接的。

我一定是急疯了，说话语无伦次。我说肖恩骑摩托车撞了，他头上有个洞。

“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又说了一遍：“我该怎么办？”

“把他带回家，”爸爸说，“你母亲会处理的。”

我张开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我说：“我不是在开玩笑。我都看见他的脑仁了！”

“带他回家，”爸爸说，“你母亲能处理。”接着是一阵单调的嘟嘟声。他挂了电话。

德万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穿过这片地就是我家”他说，“你母亲可以去那里给他治疗。”

“不，”我说，“爸爸想让他回家。帮我把他抬上车。”

我们将肖恩抱起来时，他呻吟着，但没开口说话。有人说我们应该等救护车，还有人说我们应该自行开车送他去医院。在他的脑仁眼看就从前额里漏出来的情况下，我想没人敢相信我们会把他往家里送。

我们把肖恩塞进后座。我坐在驾驶位，德万爬上副驾驶座。我检查了一下后视镜，将车开上高速公路，然后抬手把镜子往下一掰，让它反射出肖恩惨白又血迹斑斑的脸。我的脚在油门前犹豫着。

三秒钟过去了，也许是四秒。就这么定了。

德万喊道：“我们走！”但我几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我惊慌失措。我的思绪在愤恨的迷雾中疯狂又狂热地徘徊。那状态就像做梦一般，就好像那种歇斯底里让我从五分钟前还需要相信的虚构中解脱了出来。

我从未想过肖恩从托盘上摔下来的那一天。没什么可想的。他摔下来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从未想象过在现场目睹会是什么情影：看到肖恩跌下来，在空中乱抓。见证他撞击地面，蜷缩身体，然后躺着一动不动。我从未允许自己想象之后发生了什么——爸爸决定把他留在皮卡边，或者卢克和本杰明彼此交换担心的目光。

此刻，盯着哥哥脸上的皱纹，每道皱纹都像一条血河，我想起来了。我想起肖恩在皮卡旁坐了一刻钟，他的大脑在出血。然后他就发了疯。男人们将他搏倒在地，他又摔了跤，二次受伤，医生说这次的伤本会要了他的命。这就是为什么肖恩再也不是原来的肖恩。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又是谁的意志呢？

我从未去过镇上的医院，但是医院很容易找到。

我将车子掉头加速开下山坡时，德万质问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听着肖恩微弱的呼吸，沿着五里溪飞速穿过山谷，然后冲上贝尔河山。到了医院，我把车停在紧急车道上，和德万抬着肖恩穿过玻璃门。我大声呼救。一个护士跑了出来，接着又跑来一个。肖恩那时已经有了意识。他们把他带走了，有人将我推进候诊室。

接下来要做的事不可避免。我打电话给爸爸。

“你们快到家了吗？”他说。

“我在医院。”

一阵沉默，然后他说：“我们马上就来。”

十五分钟后他们赶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起等待，气氛有点尴尬。我坐在浅蓝色的沙发上咬着手指甲，母亲来回踱步，不停地打着响指，爸爸则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台噪音很大的挂钟下方。

医生给肖恩做了造影扫描，说伤口很严重，但损伤不大。然后我想起了之前的医生说过的话：对于头部受伤而言，那些看上去最糟糕的情况实际上往往并不严重。惊慌之下带他来到这里，让我觉得自己真蠢。医生说，骨头上的洞很小，很可能自己就会长好，或者可以让外科医生放一块金属板进去。肖恩说他想让伤口自己愈合，于是医生用皮肤把洞遮住，然后缝合。

我们大约在凌晨三点将肖恩接回了家。爸爸开车，母亲坐在他旁边，我和肖恩坐在后座上。没有人说话。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教训人；事实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视的眼神意味深长，他不再直视我，让我觉得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走了一条路，而他走了另一条路。那晚之后，对于是去是留我再无疑问。就好像我们正生活在未来，而我早已离开。

现在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会想到那条黑暗的公路，也不会想到躺在血泊中的哥哥。我想到的是候诊室冰蓝色的沙发和苍白的墙壁。我闻得到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听得见塑料钟表的嘀嗒声。

父亲坐在我对面，看着他憔悴的脸，我突然悟出一个强大的事实，不知道为何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事实是：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是一个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扑倒在父亲的膝头哭泣，发誓自己再也不这么做了。但我是狼，我还在撒谎，无论如何他会嗅出谎言。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并不后悔，只是感到惭愧。

三个星期后，就在肖恩快要痊愈时，信到了。我麻木地撕开信封，就好像在被判有罪之后，宣读自己的判决书。我扫了一眼总分。二十八分。我又检查了一遍，看了看名字。没错。不知为何——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做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父亲工作了。我开车去了“斯托克斯”——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申请了一份包装杂货的工作。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我没把年龄告诉经理，于是他雇用我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就去上班了。

我回到家时，爸爸正开着装载机穿过废料场。我爬上梯子，抓住栏杆。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下午还会开起重机，直到他雇到人。他放下吊杆，盯着前方。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就没必要拖下去了。”

一周后我向杨百翰大学提出了申请。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申请表，所以泰勒帮我填了。他写道，我严格按照母亲设计的课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确保我达到高中毕业的所有要求。

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他赐给我二十八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知道我会离开。即使不去上学，我也要去别的地方。从我将肖恩送去医院而不是送他回母亲身边的那一刻，家就已经变了。我拒绝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它在拒绝我。

招生委员会效率很高，没有让我等太久。来信装在一个普通信封里。看到信时，我心里一沉。拒绝信都很小，我心想。打开信封，我看到“恭喜”一词。我被录取了。新学期从一月五日开始。

母亲拥抱了我。爸爸努力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

我十七岁生日的三天前，母亲开车送我去犹他州找公寓。我们找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到家，看见爸爸正在吃冷冻食品当晚餐。他没煮好，食物一团糨糊。他周围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一触即燃。母亲连鞋子都没脱就冲到厨房，拿起平底锅准备一顿真正的晚餐。爸爸移到起居室，开始咒骂录像机。从走廊上我能看到电缆线没接上。我指出这一点时，他勃然大怒。他骂了一声，挥了挥手，喊道，在男人家里，电缆线应该一直处于连接状态，一个男人回到家，永远都不该发现录像机的电缆线没有连上。我到底为什么要拔出它们来？

母亲从厨房冲了进来。“是我拔下来的。”她说。

爸爸朝她转过身来，唾沫四溅。“你为什么总是站在她那边？一个妻子应该支持自己的丈夫！”

我摸索着电缆线，而爸爸站在我身边大喊大叫。电缆线一再掉下来。我的心因慌乱而跳动，它压倒了一切想法，以至于我甚至忘了怎样将红色的一头和红色连上，白色的和白色连上。

接着慌乱消失了。我抬头看着父亲，看着他酱紫色的脸，看着他脖子上暴跳的青筋。我还是没能把电缆线接上。我站起身来，一旦站起来，我就不在乎电缆线是否连上了。我走出了房间。我走到厨房时，爸爸还在咆哮。我沿着走廊往前走，回头看了看。母亲来到我刚才的位置，蹲在录像机前，摸索着电缆线，而爸爸站在她面前。

那一年等待圣诞节来临就像等待从悬崖边走过。自从千年虫以来，我从未如此确信，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它会将我从前认知的一切全部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我试着想象未来，用教授、作业、教室来填充它，但我的大脑无法召唤出那些事物。我的想象中曾经没有未来。只到新年夜，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我该做准备，努力完成泰勒向大学保证的高中教育。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想让泰勒帮忙。他在普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甚至要结婚了——我想他并不希望为我的生活负责。

但他回家过圣诞节时，我注意到他在读一本叫“悲惨世界”的书。我觉得这肯定在那种大学生必读书目之列，于是也买了一本，希望从中学习一些历史或文学知识。但我没有学到，因为我无法区分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背景。在我看来，拿破仑并不比冉·阿让[《悲惨世界》的主人公。]更真实。这两人我之前都从未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