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莱格先生像燕子一般筑巢于四层楼上。站在石板路一端仰头张望，连窗户都看不见。从下面一蹬一蹬登上去，两条腿发酸时，就到达先生门前了。说是门，并不是有门扇和门楼的那种，而只是在不足三尺宽的黝黑的门板上吊着铜环子罢了。在门前休息一会儿，便拽住门环子下端，在门板上撞击几下，有人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

开门的总是一个女人，也许是近视眼，架着眼镜，一直显得很愕然。她年纪五十上下，人世上的阅历已经很深了，但依然感到很惊讶。她听到敲门便睁大眼睛，道一声“请进”，所以，每当敲门时，我总觉得对不起她。

等我一进门，女子立即消失了踪影。首先进入客厅——这哪里是什么客厅？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两扇窗户，堆满了书籍。库莱格先生大都待在这里，他看我进来，“呀”地一声伸出手来，那意思是让我握住。虽说是握手，但对方从不反握住我的手。我对这样的握手不感兴趣，心想干脆免了为好。可对方依旧“呀”地一声伸出毛茸茸、布满疙皱、表现消极的手。这习惯真是令人不可理解。

这只手的主人是回答我的问题的先生。见面一开始我就问他要多少报酬。

“这个么，”他看着窗外，“一次就算七先令吧。要是嫌多，可以再减少些。”

于是，我就照每次七先令计算，到月末将全额报酬付给他。有时，先生会突然来催促：

“现在需要些花销，你就先付给我吧。”

我便从西装裤兜里掏出金币，裸露着送到对方眼前：

“好吧。”

先生总是道一声：

“呀，抱歉。”

照例伸出那只消极的手来，放在手心上瞧一会儿，不久再把钱装进西服裤兜里。头疼的是，先生每次都不把零钱找给我。剩余的转到下月，谁知到了下一周，他又来促款，说要买点书什么的。

先生是爱尔兰人，说话很难懂。有时着急起来，就像东京人和萨摩人吵架，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平时极为马虎，同时又爱着急，所以，事情一旦有了麻烦，我就只好听天由命，一个劲儿只管瞧着他的脸。

这张脸绝非寻常。因为是洋人，鼻子高而分节段，肉过于肥厚。这一点，很像我自己。然而，这样的鼻官，别人一见就不会有什么好感。虽说如此，那一带杂乱无章，反而有些野趣。至于胡子黑白错杂，令人悲悯。有一次在柏克斯大街遇到他，就像一个忘了拿鞭子的马车夫。

我未曾见过先生穿白衬衫，露出白领子。他总是穿着花格子灯芯绒衣服，脚上套着泡泡囊囊的高筒靴子，几乎把腿翘到壁炉里。他不住敲敲短小的膝盖——这时我才发现，先生颇为消极的手指上嵌着金戒指。——有时，他不敲膝盖，而是一边揉搓大腿，一边为我讲课。我不知道他给我讲的什么，听着听着，我被先生带到他所喜欢的去处了，可是他绝不会再把我送回来的。而且，他所喜欢的处所，因时令的交替、气候条件而千变万化。有时，昨天到今日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往坏里说，简直就是胡闹；往好里说，是同我举行文学座谈。今天想想，一次七先令，怎么可能听到正规的讲课？但先生似乎是不大在乎的，反而有我为他鸣不平，真是傻瓜一个！况且，先生的头脑也正像他的胡须所代表的那样，有些倾向于乱杂的样子。鉴于此，还是宁可不要超出报酬以上的有条不紊的讲课为好。

先生得意于诗歌。他读诗时从脸孔到肩膀都在微微颤抖，宛若春野的游丝。——这可不是唬你，的确是在颤抖。其实，他不是为我读，而是一个人读着取乐，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我吃亏。有一回，我带了史文朋的《罗塞蒙德》，先生说：

“给我看看。”

他读了两三行，忽然将书本反转过来伏在膝盖上，特地摘掉夹鼻眼镜，叹息道：

“哎呀，不行啦，不行啦。史文朋真是老喽，竟然写出这种诗来。”

我打算读一读史文朋的杰作《阿塔兰塔》，就在这个时候。

先生把我当成小孩子。他经常拿一些愚不可及的问题考我：

“你知道这个吗？”

“你知道那个吗？”

不过，他有时会突然提出很重要的问题，立即又把我看成他的同辈。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读华特森的诗，说道：

“有人认为像雪莱，有人认为他们俩完全不同，你是怎么看的？”

“说起怎么看，对于西洋诗歌，首先要诉诸于眼睛，然后再通过耳朵加以检验，否则就全然不懂。”

我就这样好歹对付了一番。至于像不像雪莱，如今全都忘记了。奇怪的是，此时先生照例敲敲膝盖说：

“我也是这么看。”

这倒很使我惶恐了一阵子。

有时，他探头到窗外，俯瞰遥远的下界往来奔波的行人，一面对我说：

“你瞧，那些行人中懂诗的，一百个人里挑不出一个来。真可哀呀！英吉利人到底是不懂诗的国民。要说这个，还是爱尔兰人伟大，他们高尚得多。——实际上，真正懂得诗的你和我，应该说是很幸福的。”

我被先生归为懂诗的一类人，甚是难得。不过，我对这种待遇颇为冷淡。对于这位先生，我还不能认为自己和他很投合，只能看作是机械式的喋喋不休的老爷子罢了。

不过，也有这样的事。我所卜居的下宿甚是可厌，想请先生在家里安排个地方。一天，上完练习课我向他提出这个请求。先生猛地拍了一下膝盖，说：

“好主意，你看看我的房子吧。”

从饭厅到女佣室到厨房，整整带我转一圈儿。本来就是四楼的一个角落，不可能太宽绰。两三分钟就看完了。先生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说：

“你看这块地方，哪里还能安置下你呢？”

说完后，即刻谈论起沃尔特·惠特曼来了。他说，过去惠特曼曾在他家稍稍逗留过。——他说得很快，有些听不真切。总之，惠特曼到他家里来过。——开始读他的诗，心中简直不是滋味儿，读上几遍，就逐渐感到有趣，到头来非常喜欢他了。因此……

关于在他家做寄宿生的愿望早已飞到爪哇国去了。我只管顺着他的话题听下去。此时，他又谈起雪莱和谁吵架的事。

“吵架总是不好。他们两人我都喜欢，我所喜欢的两个人吵架，尤其不好。”

他似乎极力劝止，但无论怎么劝止也白费，因为他们几十年前早已吵过了。

因为先生过于马虎，自己的书摆放得总不是地方。一旦找不到，就急得团团转，着火似的对厨房里的老婆子大声呼唤。于是，那老婆子一脸茫然地来到客厅。

“喂，我的《华兹华斯》那本书搁在哪儿啦？”

老婆子依旧把眼睛睁得盘子一般大，朝书架上打量一番。她尽管诚惶诚恐，但头脑很清醒，一眼就看到了《华兹华斯》。

“在这儿哪。”

她略显困窘地把书杵到先生眼前。先生一把夺过去，用两根指头啪啪敲着脏兮兮的封面，便说了起来：

“你看，华兹华斯……”

老婆子愈加睁大眼睛，退回厨房去了。先生对着《华兹华斯》敲打了两三分钟，最后将好不容易找到的这本书翻也不翻地撂下不管了。

先生时常寄信来，他的字很难认。不过只有两三行，有充分的时间反复阅读，但最后还是看不懂。我想，先生来信肯定因为有事不上课了，所以一开始就干脆省却了读信的麻烦。那位爱吃惊的老婆子，偶尔为先生代笔，那就很容易看懂。原来先生有这么一位得心应手的秘书。先生曾经叹息地说，他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深感困惑。而在这方面，我比他强多了。

我很为他担心，用那种字起稿，真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哩！先生是《莎士比亚集》的出版人，他的那种字竟然有资格经常变形为活字版。尽管如此，先生依旧不以为然地写序文，做笔记。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为《哈姆雷特》写的绪言拿给我看。我说写得很好，他就托我说：

“你回到日本，一定要为这本书做宣传。”

《莎士比亚集》中的《哈姆雷特》，是我回国后在大学授课时受益匪浅的一本书。我想，恐怕再也没有像《哈姆雷特》那般周到而颇得要领的书了。但是，我当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不过在那之前，我就对先生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感到震惊。

出了客厅拐个直角就是六铺席大的小小书斋。说先生筑巢于高楼，其实只是这四层楼的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的角落，有着先生最重要的宝贝。——那里排列着十册蓝色封皮的笔记本，先生一有空儿就把写在纸片上的字句，抄在这些蓝色封皮的笔记本里，就像吝啬鬼积攒那些带眼儿的金钱，星星点点地增加着，一生乐此不疲。这些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就是《莎翁字典》的原稿。我来这里不久就知道了。据说，为了编纂这部字典，先生放弃了威尔士大学文学科的教职，以便腾出时间每天跑大不列颠博物馆查找资料。甚至大学的职位也不惜抛却，那么对于七先令的弟子马虎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部字典日日夜夜都在先生的头脑里盘桓磅礴。

我曾问过先生，博物馆既然有施密特[亚历山大·施密特（1816—1887），德国英语学家，尤其以研究莎士比亚语言而闻名。]的《莎翁字汇》，何必再编纂这部字典呢？先生禁不住一副轻蔑的样子：

“看这个！”

他说着，将自己所保有的舒米德的书拿给我看。只见这本舒米德的书前后两卷全都黑乎乎的，没有一页是完好的。

“哦。”

我惊愕地盯着舒米德。先生颇为得意地说：

“假如我也编出一部和舒米德同样程度的书，那不是白费力气吗？”

说罢，他又并拢两根指头，啪啪敲打起那本黑乎乎的舒米德来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做这件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走向对面的书架，不住寻找着什么。他照例带着焦急的口气喊道：

“杰妮，杰妮，我的Dowden[爱德华·道登（1843—1913），英国文学史家。都柏林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家。这里是指他的著作。]怎么啦？”

老婆子还没出来，他又问Dowden在哪里。老婆子又吃惊地跑来了：

“呶，在这儿。”

她困窘地回去了。先生对老婆子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只顾饥渴般打开书本：

“嗯，在这儿哪。Dowden将我的名字列在这儿了。特别标明研究莎翁的库莱格先生。这本书1870年……出版，我的研究比这还早……”我完全被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征服了，顺便问道：

“那么，何时能完成呢？”

“我也不知道何时完成，这种事要干到死的啊！”

先生说着，又把Dowden放回原处。

其后有好长时间没到先生家里去。在那之前，先生曾经问我：

“日本的大学是否需要洋人教授呢？我要是年轻，也会去的。”

说罢，露出一副人生无常的神色。看到先生的表情如此激动，只是这一次。我安慰他：

“您不是还年轻吗？”

“哪里，哪里，谁又知道何时会发生怎样的事呢。毕竟五十六岁啦。”

先生说到这里，蓦地沉默不语了。

我回日本两年之后，新到的文艺杂志刊登了库莱格先生死去的消息。只有两三行字，说他是研究莎翁的专家。当时，我放下那本杂志，心想，那部字典或许没有完成而变成一堆废纸了吧？

---1909年1月1日—1909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