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君[长谷川辰之助，即二叶亭四迷（1864—1909），明治小说家、翻译家。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面影》《平凡》等。]和我互相只知道姓名，其他没有任何接触。记得我进入报社的时候，也不知道长谷川君已经是朝日新闻社的职员了。那么是在什么机会里认识他的呢？如今，全然淡忘了。总之，进入报社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长谷川君的家住在西片町，我当时住在阿部家族的故宅，所以论其住居，就在眼皮底下。所以，说实在的，我主动投刺登门拜访，本来是人之常情。然而，我却疏忽了这一点，根本没有想起来问一声长谷川君家住何处。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不久，鸟居君[大阪《朝日新闻》主笔鸟居素川。]从大阪来，主笔池边君邀集我们十多个人到有乐町俱乐部会餐。我这个报社的新职员，第一次和我社里的重要人物同桌吃饭，长谷川君也身在其中。当有人向我介绍长谷川君时，我觉得他和我想象的相差太远，心里暗暗吃惊，连忙上前打招呼。起初我看到长谷川君进屋的身影，也听到川谷川君和其他要好的朋友亲切交谈的语调，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就是长谷川君，只把他看成是社内一名重要职员。我虽然从年轻时候起就养成对各种傻事胡思乱想的毛病，但不大喜欢在脑子里描摹陌生人的容貌和举止。尤其到了中年，在这方面完全是一篇淡泊的散文。因此，对于长谷川君，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鲜明的印象。不过，冥冥之中，脑子里漠然觉得有一个长谷川君存在，所以一听说长谷川君这个名字，不由“啊”地惊叫起来。但解剖一下这种惊讶的方式，全都是一种消极的行为。首先，没想到他个子那么高大，身体那么强健；也没想到他的肩膀那么粗犷，下巴颏那么宽阔。他的丰仪处处呈现着方方棱棱的样子，甚至连头都是四角的，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好笑。当时虽说还没有读过《面影》，但怎么也想象不出那种艳情小说竟然会是这个人一手写作的。说他“魁伟”也许有点儿夸大，显得不礼貌，但不管怎么说都有些近似，到底不是属于那种手握一管细鹅翎、坐在桌前吟风弄月的主儿，所以实在令人吃惊。但最使我惊讶的是他的音调。坦白地说，稍微轻浮了些。不过，发低音时非常沉稳、舒缓，语调丝毫不显得急迫。而且，有人给我们做介绍时，长谷川君只说了一两句话（当然，我也同样寒暄了几句，没有多费口舌，这倒是事实）。当时他说了些什么，至今全忘了，不过也不是平素常听到的那种空虚的辞令，这也是事实。双方毫无表情地只顾低着头，自己怎么样不清楚，反正对于对方的样子很感惊奇。因为是文学家，说起奉承话总觉得对不住其他人，但老实说，没想到长谷川君和我的谈话会那样简单至极——这种情况实在出人意表。

在这种场合，我没有找到同长谷川君说话的机会，只是默默听他发言。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是很有品位的绅士，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报社职员，更不是政客军人。我从俨然存在于所有职业以外的富有品位的绅士那里，感受到一种社交的快味。我体会，这不是那种单单产生于门第阶级的贵族式的品位，这种品位一半来自性情，一半来自修养。而且我发现，这种修养之中，受袭于自制和克己这种所谓汉学家，但没有硬性自我矫饰的痕迹。我可以断定，有几分是做学问的结果自行达到的境界；同时我还可以断定，另有几分是在和学问相反的方面即俗世进行苦斗，洗涤土鄙，接着再度安住于土鄙所产生的结果。

当时，长谷川君和池边君谈论起俄国的政党来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不见有结束的时候。要说他们娓娓数千言，听起来似乎给人能言善辩、滔滔不绝的印象，似乎有些失礼；但从时间上说，又不能不使用这样的形容词。知识上的详密精细自当别论，甚至对面左边某人旁边是谁，他的相反方向有谁的坐席等都记得很清楚，简直就像昨天才从俄国回来，就连那种很难记的某某斯基之类的人名也都能举出无数个来。但奇怪的是，这种谈话丝毫不含有一丁点儿故意卖弄知识、无所不通的浅陋的因子。我这个人生来对政党政治麻木不觉，曾经问一个朋友：“当今的众议院主席是谁呀？”因而受到他一阵耻笑，自然不知道俄国是否有议会，因而对这种谈话没有任何兴趣。但因为时间过长，听到中途告别回家去了。这就是我和长谷川君初次见面的感想。

过了几天，我有事到报社去。登上脏污的楼梯，推开编辑部的房门进去，只见北侧窗下，四五个人围坐在圆桌旁边聊天。其他人的脸孔都能一眼瞧见房门是否打开，只有一人背对着我坐在椅子上，身穿灰褐色西装，修长的体躯超出椅子靠背一大截，看不出是谁来。到旁边一瞅，原来是长谷川君。当时，我对长谷川君说道：

“我有事正要找您呢。”

话音还没落，他就回说：

“哎呀，低气压期间，谢绝来客。”

“低气压”指的什么？对于不了解他生平的我来说，实在不得要领，不过“谢绝来客”四个字听起来又重又响，也就没再反问。我只是好歹解释为或许将头疼潇洒地说成是低气压吧？后来一问，才知道他指的就是实际上的低气压，据说苟有低气压徘徊不去，他的头就始终脱离不开懊恼。当时我也学他，同样挂起“谢绝来客”的招牌。这虽然出自创作上的低气压，但“谢绝来客”表面上双方都是同一回事。两个人既没有撤掉招牌的缘由，又缺少亲密的关系，所以从此再没有面谈的机会了。

一天午后，我去洗澡，脱掉衣服正要走进浴场，猛然朝旁边一瞥，看到一位正在洗浴的人，正是长谷川君。我喊了声：

“长谷川先生！”

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他，抬起脸来应了一声。我们在浴池里就这样各自开了一次口。我记得那是很热的时节，我揩干身子，坐在铺着草席的廊缘边，扇着团扇乘凉。不一会儿，长谷川君也上来了，他首先戴起眼镜，看到了我，从对面跟我打招呼。记得两个人都全光着身子。但长谷川君说话的方式，和初次见面谈论俄国政党时毫无二致，低音发得很稳重，语气平缓，同全裸很不相称。他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顾忌，真心实意向我诉说头疼的事。去年好像晕倒过一次，躺在田头休息了片刻，现在稍微好转了一些。

“那么说，还是谢绝来客吗？”我半开玩笑地问他。

“哎呀……”他似乎支吾了一句。

“好吧，那我暂时先不去打扰了。”说着便分手了。

那年秋，我离开西片町搬到早稻田，因为搬家，我同长谷川君的缘分也越来越远了。但我买了他写的那部《面影》读了。于是，我大受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依然受感动。遗憾的是，我现在无法说明我的所谓某种意义到底指的什么，因为这篇文章主要不是评论作品的，只得作罢）。因此，我写了封信赞扬一番，从早稻田发往西片町。实际上是我很同情他的脑病，才做了这件多余的事。那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长谷川君并非以文学家为己任，作为同行又是同一报社的职员，虽然我自以为会多少给他带来些安慰，但想想他耻于做一名文士的立场，实际上我的作为或许很不合时宜。他回我一枚明信片，上面只写着：“谢谢，望有空见面。”云云。简单而淡薄，丝毫不是《面影》的文风，这令我大惑不解。这时，我才初次领教了长谷川君书信的一种风韵，然而这种书信绝不同于《面影》的风格。

其后，一直断了联系。下次见面是他初步决定去俄国的时候。大阪的鸟居君前来招呼长谷川君和我共进午餐，地点在神田川。到达旅馆会合之后，我们正在商量究竟选哪里为好的时候，长谷川君一个劲儿提到吃什么这一话题。记得他问我“中华亭”是哪几个字。在神田川时，他谈到去满洲旅行，被俄国人抓进监牢的经过，接着又谈起现今俄罗斯文坛不断变化的趋势，著名文学家的名字（名字很多，都是我所不知道的），还提到日本小说卖不掉的事。他希望到俄国以后，把一些日本的短篇小说译成俄语，等等。总之，三个人躺在席子上度过两三个小时，尽情地畅谈了一番。最后，他还托办两件事：他说他想宴请丹钦科[瓦西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1845—1936），俄国作家。]，请我一同出席；他自己不在国内期间，请我照顾一下物集[物集高见（1847—1928），语言学家，东京大学教授。]的女儿。

最后一面是，出发前几天他前来辞行，这是长谷川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他走进客厅，环顾了一下室内，说什么：

“真像一座庙。”

因为是告别，所以没有谈及别的话题，只是将门生物集的女儿以及眼下独自身在北国的人又反复托付了一遍。

过了一天，我去回访他，他正巧不在家。我终于没有去送他。我同长谷川君从此再也未能见上一面。他从俄国首都只给我来过一枚明信片，其中有些诉苦的话，说那里非常寒冷，简直叫人受不了。我看了信，同情之余又觉得好笑，因为我并不认为会真的冻死，而他，看样子就要被冻死似的。长谷川君到底还是死了！长谷川君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长谷川君，他就这样死去了。要是他活着，我们也许只限于那几次交往，或者说不定有机会变得更加亲密。我只能将以上的长谷川君作为一位远方的朋友——长谷川君留在记忆之中。此外，我别无办法。他所托付给我的物集家的小姐时常见面，至于那位北国人士则杳无音信。

---190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