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讲讲正冈贪食的故事？哈哈哈哈，可不是吗，我在松山的那个时节，子规从中国归来就住到我这里了。原以为他会回自己的家的，可他既没有回自己的家，也没有去亲戚家，而是到我这里来了。不管我答应不答应，他总是一个人为所欲为。你知道的，那时我租住上野的一座客房里，楼上楼下一共四间。上野的人频频劝我不要留客，说正冈生了肺病，会传染的，还是避开些好。我也有些害怕，可不好拒绝。于是我住楼上，大将住在下面。有时候，全松山市学习俳句的门生一起在这里聚会，我从学校回来一看，他们每天都来好些人，闹得我连书都读不下去。当然，我那时也不是个爱读书的人。总之，我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只得做起俳句来。大将每到中午，都从饭馆订购些鱼糕来吃，你知道的，他一边吃饭一边发出“吧嚓吧嚓”的声音。他也不和我商量，自己想叫就叫，想吃就吃。我记得还吃过一些别的东西，唯独烤鱼糕记得最清楚。临回东京的时候，他说了声“请代付一下”就一走了事。我对此也感到十分惊讶。他还向我借过钱，我记得给他带走了十几元。他路过奈良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借的钱在当地用完了。也许他一个晚上就抛散光了吧。

但是，在这之前，我一直受着他的款待。不妨说一说还记得的一两件事吧。正冈这家伙从来不到学校去。他也不愿借别人的笔记来抄一下。因此，一到考试，他总是叫我去。我去了，把笔记的内容大体上给他讲一遍，可他呢，只是马马虎虎地听着，明明没有弄懂就连忙说：“明白了，不要再讲了。”最后还是一知半解。那时，大家都住在常磐会的宿舍里，开饭时就到食堂用餐。有一次，他又叫我去。当时我回复他说，去是可以的，只是讨厌再吃鲑鱼饭。那一回真让他破费了，没有吃鲑鱼，他把我带到附近一家西餐厅去了。

一天，他突然写信来，说他此时正在大宫公园的万松庵里，叫我赶紧去一趟。我去了，那是一座极为漂亮的房子，大将端坐在里面的客厅里，神气十足。在那里，他请我吃烧鹌鹑蛋。看那副架势，我想，正冈是个有钱的人，其实不然，他把身上的钱全吃光了。后来我住在熊本，有一次到东京来，曾和子规、飘亭三人游过神田川。当时正值正冈在社会上立脚的时候。

正冈贪食的故事，我只记得这么些了。住在追分的奥本家那阵子，他租了一间屋子住着，叫人从旅馆送饭过来吃，那时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叫《月都》，十分得意地拿给我看。时值寒冬，大将入厕时，总是端着火盆进去。我说把火盆端进厕所能用得上吗？他说火盆放在面前，有便池挡住，烤不着，如果面朝后蹲着，火盆放在面前，就能用得上了。他还用这火盆煮牛肉吃，真叫人哭笑不得。他把《月都》拿给露伴[幸田露伴（1867—1947），明治文豪，小说家，汉学家。作品主题歌颂理想主义和艺术至上。]看，据他说，露伴看了认为这部小说绝非眉山和涟[指川上眉山（1869—1908）和岩谷小波（1870—1933），两人都是小说家，砚友社成员。]等人可比。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就以为这部作品真的了不起了。打那时候起，我总是受正冈的骗。他说做俳句近来已悟出了门道，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我当时一无所知，所以满以为俳句和小说一样了不起。其后，他硬逼我做俳句。有时，他家门口对面有一片竹林，他说，就以那为题材好了。我不置可否，他却一个劲儿撺掇，简直像对自己的门徒一般。

正冈在这之前就做起汉诗来，而且学了一手似乎称作“一六风”的书体。那阵子，我也做起汉诗汉文来，时常博他一笑。从那时起，我被他所理解了。有一次，我用汉文写了一篇到房州旅行的游记，其间夹了几首蹩脚的诗，送给他看。谁知这位大将没有受到我的托付就写了跋文寄来。他在文章里说道：“能读英书者不能读汉诗；能读汉籍者不能读英书。当如我兄者千万人只其一也。”然而，这位大将的汉文实在太差，仿佛一篇社论除去假名字母一般。不过，论到诗他比我多产，而且深谙平仄。我的不够完整，而他的却很完整。写起汉文，我有自信，做起汉诗，他比我高明。用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诗也许写得不算好，但就当时来讲，能达到那般程度也就不错了。听说，他和内藤一起坚持到最后。

他比我早熟，一旦谈论起哲学来，会令我这样的人诚惶诚恐。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发达，或者说简直一窍不通；而他却拿了哈特曼[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哲学书来，对着我大吹一通。这本厚厚的德文书，是待在外国的加藤恒忠先生寄给他的，他频频翻着那些尚未认真研究的章节。我每听到幼稚的正冈炫耀这些，就感到有些惶恐。看来，我当时更加显得幼稚了。

他是个性情孤傲的人，我们都是性情孤傲的伙伴。然而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然，这不是一口否定。他本人是说实话的，他只尊重事实。他认为教员们一团糟，同班同学也是一团糟。

他是个懂得好恶的人，所以很少和人交际。不知为何，他单和我有交往。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和他相见时一切都很随便，他要是计较，也就会中止往来。不过，他并不以为苦，所以才能保持着友谊。我要是一味地标榜自己，他和我是无法处得融洽的。比如，他叫我做俳句，我不能一开始就说怪话。我可以一边做，一边发牢骚。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自然而然这样做了。总之，我是个好人。要是正冈今天还健在，我俩的关系可能是另一副样子。至于其他方面，我俩一半是性格相似，一半是志趣相投。还有，他心目中的“自我”同我心目中的“自我”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冲突。我忘记了，我和他开始交往的一个因由是：我俩谈论起曲艺来，这位先生总是以自己是个“曲艺通”而自居。我呢，也知道些曲艺的知识，谈起来就有话题了。打那以后，我俩很快亲近起来。

他的事大体都对我讲过。总之，正冈和我同岁，而我不像正冈那般成熟。有时候他对我简直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因此，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干一些我所不敢干的坏事。他是个处世的老油子。（我这话并非恶意）

他有政治家的抱负。他频频发表演说。他没有足以使人洗耳恭听的辩才，但却乐于滔滔不绝发表议论。对于这种蹩脚的讲演，我是不愿听的，而这位先生却自鸣得意。

不管干什么，你都得听从他的指挥。我俩走在路上，他总是按自己的主意拉着我到处转悠。也许我是个吊儿郎当的懒人，处处听他摆布惯了吧。

有一回，正冈说要给我算命，没等我求他就为我卜了一卦。他在一张和铺席一样长的纸上写起来。他说我会成为一个教育家，将来会如何如何，此外还写了有关女人的事。他是在嘲弄我。正冈一个劲儿地寄信来，我也给他写了同样的回信。这些信现在都没有保存起来。无疑，我俩都是一样的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