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铿[倭铿（1846-1926），德国哲学家，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作有《大思想家的人生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和《精神生活漫笔》等。]是主张直面所谓“精神生活”的学者。按学者的习惯，在提倡自己的学说之前，他感到有必要打破其他所有的“主义”。为了刷新自己的所谓精神生活，他准备对于给现代生活带来影响的原本的主义稍加非难。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都没有放过。一切主义在他眼中，犹如失去存在的权利的时候，他才开始拈出“精神生活”这四个字。于是，他连连呼喊，精神生活的特色就是自由，就是自由。

若要问他，所谓自由的精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他绝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只会花言巧语摆出许多大道理。他能把艰深的道理讲得蜿蜒曲折，云山雾罩。这或许是作为学者的一种本领，然而，一旦陷入他的圈套的局外人，却茫然不知底里了。

暂时将哲学家的语言用平民的语言加以解释，倭铿的所谓自由的精神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为普通的衣食而劳作。为了衣食的工作是消极的。换言之，其中包含不许自己选择好坏的强制性的苦恼。这种由外部施加压力的工作，不可命之为精神生活。苟欲获得精神的生活，则必须是主动积极地向着无义务之处进取的人。不受约束，凭着一己之意志，自由地营造生活。

这样一解释，在评价他的精神生活时，无论谁都不会加以贬低。孔德[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旧一译“喀谟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将倦怠看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因。不到极度倦怠而寻找工作，不如先使内心难以压抑的东西盘结凝聚，形成按捺不住的活力，顺自然之势而描画出生命的波动。应该说，这才是实际上行之有效的生存方法。可以说，舞蹈、音乐和诗歌，一切艺术的价值都在于此。

然而，至于盘踞在学者倭铿头脑中的精神生活，是否存在于现实世界，这自然又是另外的问题。想象一下倭铿本人是否过着纯粹无瑕的自由的精神生活，不就了然于心了吗？在无间断地寄身于此种生活之前，吾人至少应该早些做个无职业的游民。

豆腐店碰到高兴的早晨才推磨，心中没兴趣绝不会磨豆腐。这样，生意也做不起来。进一步说，豆腐只卖给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的顾客一律谢绝，这样也做不成生意。所有的职业，为了成为一种职业，必须在店头燃亮一盏公平的灯火。公平这个美好的德义上的词儿，若从内面加以解释，只不过是具有器械的丑恶本体罢了。发车和到站一分不差的火车的生活，同所谓精神的生活，必须具有真正位于两极的性质。这样一来，普通的人们十之八九处于这两端之间，或七分之三，或六分之四，交互寻求既适合于自己、又适合于社会（即忠实于职业）的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生的常态。那些爱好艺术的人，即便以美好的艺术为职业，那么，一旦艺术变成职业的瞬间，真正的精神生活已经遭到玷污，这是当然的事。作为艺术家的他，本该忠于自己的心性，凭自然产生的兴趣创造作品；然而相反，作为职业家的他，必须公开生产那些受到好评、卖价高昂的商品。

由于个人性格和教养不同而缺乏灵活性的倭铿，他的所谓自由的精神生活，从现今的社会组织上看，其应用范围竟然变得如此狭窄。他像推行那些大的主义一样进行说教，企图在一般民众中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我不妨给予严酷的评价：作为学者的通弊，他犯了同样的毛病。不过，他唤起了和我同属一类的人的注意，具有充分的直刺心灵的力量。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偶尔爱好文艺，同时又避忌职业性的文艺。遭遇大患的我，自打成为给父母带来麻烦的孩子以来，相隔很久又得以沐浴在精神生活的阳光里了。然而，仅仅是一两个月的时间。随着疾病的治愈，自己逐渐被推向了现实社会。于是，不能不羡慕那位得意洋洋的倭铿，是他将这场讨论公之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