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惊恐地瞪大眼睛，喘着气看着最好的朋友的尸体，她刚给了朋友一瓶用下水道疏通剂“通乐”（Drano）做的鸡尾酒，现在瓶子空了。

“我杀了我最好的朋友！”电影《希德姐妹帮》（Heathers）的女主人公大口喘着气。

“也是你的死敌。”她的同谋男友不怀好意地说道。

“没什么两样啊。”她呻吟道。

听到“霸凌”这个词，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敌人这个概念，敌人不是亲密者，但长期的精神虐待却总是发生在亲密好友之间。亲密和玩耍也许会为刻薄打掩护，让刻薄深藏不露。年幼的攻击目标对关系虐待的表现一无所知，总是努力凭借自己对友谊的了解来缓和关系。攻击者往往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占有欲”或“霸道”是越界之举。相反地，她们对攻击目标始终怀有深深的情感依赖。这些目标和攻击者常常将自己的行为归入友谊范畴，女孩的霸凌故事很少被说出来，这些经历融合了爱与恐惧，推翻了我们对女性友谊的种种假设。

瓦妮莎回忆道，在早在一年级的时候，斯泰茜就已经是一个受欢迎的风趣女孩了。斯泰茜将瓦妮莎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瓦妮莎受宠若惊，为能够进入她的小圈子感到开心。整个小学阶段，瓦妮莎都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她拥有命令尼基和佐薇的权力，她是地位仅次于斯泰茜的副手。成为朋友后没多久，斯泰茜就开始让瓦妮莎帮自己做事情。刚开始，瓦妮莎因斯泰茜对自己另眼相看感到自豪。斯泰茜说，如果瓦妮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她就会喜欢瓦妮莎。斯泰茜开始冷落尼基和佐薇了。

“那种状态对我很有吸引力。”如今27岁的瓦妮莎对我说起了这段故事。这样的安排既可以让瓦妮莎显得强大干练，又令她始终处于斯泰茜的控制之下。“我是个没安全感的孩子，但我表面上看起来很自信，”她解释道，“我希望她接受我，我希望成为她那样的人。我想变成她的翻版，你知道的，我想当她的副手。”

那时她们常常去对方家中借宿，9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斯泰茜问瓦妮莎愿不愿意玩角色扮演游戏。“我当男人，你当女人。”她告诉瓦妮莎。那天斯泰茜吻了瓦妮莎，瓦妮莎很开心。后来，她们借宿时总会玩角色扮演游戏，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五年级时，她们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两人之间再也没提起，但瓦妮莎从未忘却。这段记忆成了她的回忆，而不是她们的回忆；对瓦妮莎来说，一个秘密只有自己回忆，这感觉怪怪的。

那年，斯泰茜受欢迎的程度与日俱增。不仅因为她是年级里第一个有MTV的女孩，还因为她父母很酷，任她和朋友们自由自在地吃垃圾食品。斯泰茜的自行车也是最好的。瓦妮莎告诉我，在她家，“我们会打恶作剧电话，她很擅长这个，她很坏，特别懂怎样可以让人难过”。

不过，最重要的是斯泰茜很有趣，控制朋友也很有一套。“她也是这样对其他女孩的，”瓦妮莎回忆道，“她瞬间就能让朋友帮她做事。她总会暗恋上男生，然后让朋友去说，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她让瓦妮莎从当地商店为她偷糖果。“我当然偷了，”瓦妮莎说，“我只想哄她开心，当然，内心深处也怕被她排斥。”

六年级的一天，瓦妮莎在校车上提及她们的角色扮演游戏。斯泰茜阴沉地瞪着瓦妮莎。“你说什么呢？”她厉声道。瓦妮莎惊呆了，看着斯泰茜转身走开。

“她是害怕吗？”多年后瓦妮莎想道，“我觉得，那一刻她开始感到我是个威胁，我知道她的秘密，那就是友情走向终结的时候。”

斯泰茜开始给瓦妮莎编小曲。“她们会唱‘瓦妮莎是胖子，瓦妮莎戴胸罩’。”瓦妮莎是年级里最早发育的女孩，那时也长胖了一些。“就这样的打油诗，她们还会弹我的胸罩，”她说，“男孩不会，但女孩会。”

尼基和佐薇毫不犹豫地支持斯泰茜，“她们变着花样折磨我，偷走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全写上‘瓦妮莎是胖子，瓦妮莎戴胸罩’‘瓦妮莎很糟糕’等。冬天她们会把这种句子写在车窗的冰霜上面，我们坐校车要经过整个小镇呢。”

瓦妮莎回忆道，讽刺的是，斯泰茜当时是另一个胸部开始发育的人。“但大家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我身上，”她说道，“当时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又胖又丑，她们不想跟我扯上关系。现在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斯泰茜意识到我们有不少共同点，被吓到了。我跟她走得太近了，其他女孩跟她没什么相似点，也不会像她那样做事，最重要的是，她们都不知道她的小秘密。”

瓦妮莎与斯泰茜的亲密反而让斯泰茜更加残酷。无论如何，瓦妮莎还是坚持和她做朋友。“每天，我都听到那些歌，但每天还是会跟她们一起玩，”她解释道，“我每天和她们一起吃午饭，放学后一起去她们家。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但完全是她的靶子。”

女孩们保证，这只是玩笑而已。她们告诉瓦妮莎，她们想写首歌，写她比较容易。瓦妮莎希望自己可以相信她们，所以她的确相信了。“我没有其他朋友，”瓦妮莎说，“我的注意力完全在这帮人身上。还有其他比较酷的人，但我就是——我注意力都在她们身上。我集中注意力，想继续留在这个小圈子中，因为在这里我似乎处于权力中心。”斯泰茜不在的时候，尼基和佐薇很热情，这也让瓦妮莎更乐意留下。

斯泰茜是瓦妮莎的好朋友，也了解她的弱点，霸凌便以此为基础展开。一天早晨，斯泰茜在课前沉重地宣布母亲过世。瓦妮莎非常难过，为斯泰茜送午饭，告诉老师她不能上课，整天都在为她打掩护。“我想，‘她终于需要我了’，”瓦妮莎回忆道，“她需要我从情感上支撑她了，不只是一起玩闹。我很激动，因为这下我可以照顾她了，为她做什么都可以。”

快放学时，斯泰茜带着一大群女孩围住瓦妮莎，告诉她这是个谎言。“你真是个笨蛋。”她说道。“她说服整个学校都一起帮她骗我，”瓦妮莎说道，声音中充满愤怒，“她想让大家都看看，她可以操控我，其他人都愿意参与、帮忙，他们都站在谎言背后。每个人都看着我为她难过一整天。”

斯泰茜从没动过瓦妮莎一根手指头，只是安静地从精神上施行虐待，娴熟地利用整个六年级的第三方。她通过其他愿意帮忙的女孩向瓦妮莎传了无数纸条和留言，以至于瓦妮莎感到被憎恶包围，不想上学。“不管在哪里，”她回忆道，“都有纸条等着我。”

一天，瓦妮莎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地一家健身房的教练打来的，问瓦妮莎是否还对自己报名的减肥项目感兴趣。她父亲接了电话。瓦妮莎从未去过健身房，虽说这也许是告诉父母同龄人虐待自己的好时机，但瓦妮莎撒谎说教练打错了。

我问瓦妮莎为什么不说，她的回答很简洁。

“我不希望父母认为我交友不慎，”她解释道，“我内心深处知道，这对我不好，斯泰茜很刻薄。但我不想跟父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尤其是11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开始觉得自己能做主。”这是我采访时从成年女性那里听到的最多的话。

瓦妮莎的母亲感到女儿是受害者，但帮不上忙。母亲警告她别和斯泰茜一起玩耍，瓦妮莎不听，母亲开始用讥讽和愤怒的态度对待女儿。更糟的是，她开始施压让瓦妮莎减肥。为了表示鼓励，瓦妮莎体重每减一磅，母亲就往罐子里存一个硬币，给她攒钱买新裙子。

瓦妮莎的母亲也加入了“朋友们”的批判，这让她更加孤立无援。她们针对的是瓦妮莎最在意的话题——体重——这似乎让虐待更合理了。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我绝对不会告诉妈妈，我保证，她会说‘瓦妮莎，她们说得完全没错’。”

七年级时，瓦妮莎患上了重度抑郁。她穿起了军装式的黑色大衣，在口袋里藏着从祖父的医药柜里偷来的一瓶药片。走在学校走廊上时，她幻想那些是镇静剂，有时会心不在焉地把药片握在手中。晚上她会盯着药片，幻想自己的葬礼。她说，所幸“我太懦弱了，不敢自杀”。她的在校成绩从A和B直接降到了D，开始和吸食大麻的孩子一起玩，也开始抽烟。她的父母被请到学校和老师们开会。那天晚上，父母当面问瓦妮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的，我肯定都说老一套，”瓦妮莎回忆道，“学校很无聊，我不感兴趣，老师教得太差。”父母信了她的话。瓦妮莎把成绩提高到了不至于被找麻烦的水平。“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可怕，”她告诉我，“别人会在走廊撕扯我的衣服。我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动弹不得，走到哪儿都想吐。”

“那时我不再信任父母，”她回忆道，“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不能理解我。如果我当时真的精神崩溃了，告诉父母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他们没人跟我说话，告诉他们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自己又丑又胖又讨厌，无趣又懦弱，没人想和我交朋友，如果当时说了实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从友谊形成期开始，斯泰茜就只在瓦妮莎顺从时才表现出友爱与接纳。对友谊规则的蓄意控制正是关系攻击的信号之一。6岁时，斯泰茜会威胁说如果不愿玩某个游戏就结束友情；几年后，她用结束友情来威胁瓦妮莎偷东西。胁迫方式在不断演变。斯泰茜控制瓦妮莎为自己所用，但很快就开始让瓦妮莎做出影响他人的举动。斯泰茜将瓦妮莎和其他人当作自己实施攻击的工具，她本人却无须承担后果。

瓦妮莎是她追随者中的重要小跟班。“我不懦弱，不安静，不温顺，不傻。我很有趣，有想法，总能做出回击。”瓦妮莎总结道，斯泰茜开的玩笑残酷又实用，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进一步肯定“我只是小跟班的，我只是代表她的力量”。

瓦妮莎满足霸凌者的需求，正体现了女孩霸凌行为的典型要素。和其他受欺负的孩子一样，瓦妮莎担心自己一旦与斯泰茜的控制做斗争就会遭到报复。她继续和这些女孩做朋友，宁愿选择让自己忍受伤人的友情，而不是没有朋友。

瓦妮莎对自身处境的幻想越来越不现实，她开始回忆她们友谊中更为阳光的时刻。斯泰茜假装母亲过世后，瓦妮莎甚至难掩兴奋之情，感到释然，认为“她终于需要我了，她需要我……她需要我情感上的支撑……”对瓦妮莎来说，惧怕形单影只正是维持畸形友情的隐形动力，尽管这让她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终于有一天，瓦妮莎特别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是该到头了，”她回忆道，“要么自杀，要么把我的空间夺回来。”第二天，她径直走向斯泰茜，命令她午餐时在外面碰头。说完后，中午聚集了一大群人，斯泰茜在那儿等着。

“我告诉她。‘我他妈的再也不在乎了。我一无所有，不怕损失，我恨你，我恨你对我做的一切，我觉得你完全是个恶人，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尽情取笑我，但你明白吗？我再也无所谓了。’”

斯泰茜发出一声嗤笑，她完全不理解。“她用尽了所有侮辱人的话。她说：‘瓦妮莎，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没人会原谅你。’”

看到瓦妮莎没有退缩，斯泰茜接下来回了一段话，正说明朋友间的霸凌行为诡异地结合了爱与残酷，她吼道：“你知道自己在放弃什么吗？你知道，我本来可以成为你生活中最美好的存在，直到永远，我们做朋友可以那么快乐，你却要放弃一切。”

瓦妮莎震惊了，她说道：“你说什么呢？我们的友情一点不剩了。”此后，“我头也没回”。咒语解除了。

如今，瓦妮莎认为她与斯泰茜的友谊对她的社交和亲密关系有重大影响。和斯泰茜结束友情后，她结交的朋友大都是男生。问及原因，我听到了一个许多被霸凌的女孩都会给出的回答。“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是因为我不再信任女性了，”瓦妮莎说道，“我害怕，我不再信任她们。”瓦妮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互相批判，女性之间的相互批判也多于男性对女性的批判。对瓦妮莎和无数其他人来说，这不只是女性更挑剔的问题。她简洁地说：“不知道为什么，女孩的话伤人更甚。你感觉这是针对个人的，就是抹不去。”

尽管瓦妮莎解决了与其他女性的矛盾，但有种感觉还是阴魂不散。“她们还会找你麻烦，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她补充道，“我特别害怕她们背后有什么动机，害怕可能会结束友情。因为你知道的，结束友情是我最怕的事情。我会想，她们会恨我吗？她们会让我的生活惨不忍睹吗？她们会不停地打电话、写信说我特别糟糕、我对她们的态度多恶劣吗？我是不是永远都快乐不起来了？”

不过，瓦妮莎说，自己可以放心和男性说自己的大秘密，哪怕是不太了解的男性也没关系，因为她感到很安全。由于女孩曾让她感觉自己对异性没有吸引力，瓦妮莎明确告诉我，她很看重第一次约会就和男性共枕这件事，她想让那些女孩浸透在她心中的感觉永远消失，因为她们曾让她感觉自己绝不是“当女朋友的料”。

当刻薄和友谊密不可分时，女孩就会失去判断的能力。她们也许会认为刻薄是友情的构成要素，学着理解甚至将其合理化。倘若虐待弥漫在友情之中，一些女孩就会丧失自卫能力。

安妮·韦克斯勒和母亲彼得拉一起坐在沙发上，修长的双腿蜷曲起来。她14岁，一副女运动员模样，白色高帮球鞋，蓝色网布短裤，身着一件长长的旧阿迪达斯T恤，扎着长长的马尾。那是个周日早晨，她的眼睛看起来略显疲惫，但听到我为拜访时间表示道歉时，她还是欢快地笑了。她家安静宽敞，和其他安静宽敞的富裕市区住宅融为一体，唯一的声音来自黄色的拉布拉多犬，大尾巴不停地扫到深色的木门上。

安妮的故事从三年级开始，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有了严格的社交规则，他们会被分成不同类型——书呆子、酷酷的学生或“一般般”——不过，该阶段的孩子们不见得要与所有人交朋友。用安妮的话说，她是“有点像这一组，又有点像那一组”的类型。她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分属两个不同的小团体之中。萨曼莎是一个小巧好斗的女孩，在安妮的数学班里处于某个小团体边缘。《长发公主》（Rapunzel）是萨曼莎最喜欢的童话，她4岁起就开始留着棕色的直发，安妮喜欢为她梳头、编辫子。安妮试着给萨曼莎做不同发型时，萨曼莎总是开心地坐着，然后两人开心地冲进女厕所照镜子。

艾莉森是一名受欢迎的漂亮女孩，是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她的朋友称她为“光彩夺目的女孩”。虽然艾莉森三年级才穿耳洞，但她6岁起就开始收集耳环了。每天，她的耳朵上总是闪耀着不同的饰物。艾莉森和朋友们每天都在操场的同一个角落玩方格游戏，安妮也喜欢玩。课间，艾莉森会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栗色的球，上面点缀着亮闪闪的贴纸。

一到学校，萨曼莎就会邀安妮去玩耍，安妮一般都会答应。有一次，她回答道：“今天我要和艾莉森一起玩。”萨曼莎突然喊起来：“那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

萨曼莎的威胁引发了两人激烈的争论，可安妮不想失去这个朋友，所以跑过去告诉艾莉森，说这次还是不能一起玩。有时，安妮坚持要和艾莉森一起玩，萨曼莎会说：“好吧，你显然不喜欢我，我觉得你不必和我做朋友。你可以直接去找她玩，我不在乎。”安妮回忆，随后萨曼莎会“哭着离开”。安妮很害怕，只好再小心翼翼地告诉艾莉森还是不能玩。紧接着第二天，萨曼莎照样会来找安妮，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艾莉森对萨曼莎的行为做出了竞争性的回应，她也开始要求安妮只能和她玩，如果安妮和自己玩，其他人就不能加入。“玩耍时总是要一对一，”安妮回忆道，“萨曼莎和我玩，或艾莉森和我玩。她俩都想和我玩，我真是受宠若惊。”

大权在握、魅力四射的艾莉森不喜欢萨曼莎，如果安妮和萨曼莎玩，她和伙伴们就会排斥安妮。最终，艾莉森开始发出同样的威胁。她警告安妮：“如果课间不和我玩，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

安妮屈起双腿，跪坐在沙发上。“我感觉总是被夹在中间，”她说道，“我到底该和谁一起玩？我可能会同时失去这两个朋友。”在我们的谈话中，她几次提及自己担心的事情，这里是第一次。“你很难想象，”她开始了，“我的意思是，萨曼莎不算强壮。她不会走上来说‘唔！你必须和我玩！’她只有这么大！”安妮伸出两根手指向妈妈比画，妈妈点头同意。“我不是开玩笑，我比她强壮，还比她大一岁。”

但是，安妮说：“你还是会被萨曼莎吓到，因为她是大嘴巴女生。她特别敢说，毫无忌惮。她总是能顺着自己的心意走，她的主意才是对的。”

安妮陷进沙发。“我感觉被控制了。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失去这个朋友，如果做了又会失去另一个朋友。她们就是不让我做我自己，我很讨厌这种情况，可哪怕我委婉地说不喜欢这样，她们也都会离开我。我觉得自己对她们来说越来越不重要，不算朋友，只是另一个人而已。”

几乎每一天，萨曼莎或艾莉森都会和安妮绝交。安妮说，每晚的日记中，“我总会写下‘我今天和萨曼莎分手了’‘我今天和艾莉森分手了’。我知道自己用词不当”。她笑道。

安妮沉默许久，紧盯着她的小狗。“当有人说‘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时，感觉真糟糕，因为我忍不住会想，我做错了什么吗？也许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朋友，等等。这种感觉太难受了，我会想好多事情。我做了错什么吗？或者就是不讨人喜欢？”

“我知道听起来怪怪的，”她坚持道（当然不奇怪，但我第一次发觉安妮也许是在担心自己会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和这样的女孩做朋友？’可要我说‘你这样对我，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也不容易，因为我真的想同时留住这两个朋友。”

彼得拉在沙发上挪动，腿一会儿盘起，一会儿伸直，之前20分钟一直这样，她迫切等待女儿说完。彼得拉告诉我，总体来说，最让她担心的是萨曼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萨曼莎让安妮很压抑。威胁之余，她会带许多礼物到学校送给安妮：手镯、戒指、发卡、贴画、从异域旅行带回的纪念品。萨曼莎会做手工，会画画，甚至从母亲那里拿东西（经允许）送给安妮。

“可是，”彼得拉说，“要是安妮让她生气了，告诉她自己今天要和其他人玩，她就会写纸条骂她。‘你个贱人’‘我讨厌你’，她会写长长的留言，问安妮为什么不和她做朋友。”

放寒假前，在学校帮安妮清理柜子时，比起脏乱，让彼得拉更为吃惊的是里面的东西。“我们拖出了一袋礼物和一袋写满骂人的话的纸条，”彼得拉把礼物全扔了，“我不想把它们放在这个家里。”她生气地说。

她提高声音，充满愤怒。“在学校，课间休息的每一刻萨曼莎都在控制她——陪我玩，和我坐，一起吃午餐，放学陪我玩。安妮放学后3：30会到家，然后电话铃又会响，又是萨曼莎的电话。”

“最让我恶心的是，”她继续道，“这是一种极端的爱恨交加。说实话，我觉得完全符合跟踪者的特征。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用了这个词。但感觉就是这样，这个女孩就像跟踪者一样，我感觉安妮是受害者。如果这种情况结束不了，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安全。安妮钻进车里的时候会很难过，萨曼莎这样了、萨曼莎那样了，没多久到家后，要么已经有电话留言了，要么是萨曼莎打电话来。”

彼得拉回忆道，有时安妮不愿接电话。彼得拉说，还有时“需要我来保护她，我会说‘你给我听着，安妮，今天不许打电话。’”安妮会欣然同意。

每天去学校停车场边的小路接安妮时，彼得拉都会无比焦虑。“差不多看她的脸我就知道了，我经常想：‘哦，天哪，今天又怎么了？’她钻进车里，特别难受，我也很沮丧，因为我是成年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总说：‘哦，告诉她闭嘴就行了！’但安妮做不出来。她会告诉我：‘我说不来，我不能对她那么不客气。’这让我很有挫败感，因为我会想：‘谁也不能那样对待我的孩子！’”

联系萨曼莎的妈妈似乎是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她不是彼得拉的朋友，彼得拉也害怕她对所谓的问题不屑一顾。想象一下对话场景吧，彼得拉做了个鬼脸：“轮得到你这么说吗？我女儿一直给你女儿送礼物呢！你能说她们关系不好吗！”

安妮插话了：“我性格并不懦弱，我很坚强，我有很好的领导者潜能，我不会坐以待毙的。但我就是很难说出口，很难告诉萨曼莎我不喜欢这样，我也不希望妈妈这样对我的朋友。”

安妮越来越被孤立，面对萨曼莎令人窒息的攻击，她变得更加脆弱。她在其他方面也很压抑，害怕在同龄人面前哭泣或流露情绪。

最后，五年级快结束时，彼得拉告诉学校辅导员，需要把两个孩子分开。“我告诉（辅导员），她不能成为唯一忍受萨曼莎的人，这对安妮来说不公平。”（直到我们这次访谈时，彼得拉才告诉安妮自己进行了干预。）那时，彼得拉才得知安妮并非萨曼莎唯一的攻击目标。三年级到六年级之间，几位母亲都请辅导员将自己的女儿和萨曼莎分开。

六年级，安妮请朋友们于学年结束时在毕业留念本上留言。大部分孩子写下了最爱的颜色或电影，写了自己心目中安妮的可爱之处。“安妮特别高，我喜欢，”彼得拉回忆道，“安妮喜欢电话聊天，我喜欢。”萨曼莎写了什么呢？“我和她不太像，她特别贱，我喜欢。我们总是吵架，但她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她吵完后总能缓过来，我喜欢。”

安妮特别害怕被孤立，因此忍受虐待看似是唯一的选择。她也很爱自己的朋友，像瓦妮莎那样，只要能挽救友情，安妮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满足朋友的愿望。她坚持维护与萨曼莎的友谊，让虐待在友情中占了上风。

刻薄与友谊缠绕得如此紧密，这让安妮失去了分辨力。听听安妮对萨曼莎行为的深刻剖析吧：“这就是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说‘我是你的朋友，我喜欢你’。我觉得她也在竭力挽留友谊。”

成为关系攻击目标的女孩最难应付困境。家人知道后，常常无法理解女孩为何不愿拒绝这种关系。有一天晚上，安妮记得非常清楚：“我哭得很惨，不停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这样’”。安妮的兄弟们可能有点被激怒了，开玩笑问道：“为什么不过去揍她一顿？你的体型是她的十倍呢。”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过去揍她！’”安妮若有所思地说，“但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走过去说‘嘿！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你那样对我’。我就是没有安全感，我哭得特别厉害。”安妮记得自己坐在客厅里，不知所措。“我那年9岁——对一个在友情中挣扎的9岁女孩来说，就像……那时我最担心的并不是‘明天我还得跟你打照面’，而是听到‘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任何一个年龄很小、看重友谊的人被这句话砸中都会很难受的。”

我们的文化对女性攻击和亲密感理解不够，让女孩很难用健康的方式处理与同龄人的关系。最伤人之处，即女孩无法识别卡萝尔·吉利根和琳恩·迈克尔·布朗所谓的“关系侵犯”——一种刻薄或虐待性的互动状态。不理解自身霸凌经历的特别之处，女孩就常常会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自责。以安妮为例，整个访谈过程中她都在不停地解释，为何自己会被体型比她小、年龄也比她小一岁的女孩欺负，她感到非常尴尬。

女孩霸凌者往往是一个群体中社交技巧最娴熟的，这让事情更加复杂。像研究者举例的受欢迎的女孩那样，她们很成熟，深谙人情世故。然而，很少有人探讨她们的内在魅力乃至诱惑光环的另一面。这样的女生几乎是把目标吸引过来的，这种友谊具有催眠效果，霸凌目标往往挣扎于两种愿望之间：既希望朋友利用自己，又希望朋友放自己走。从理性层面来看，攻击目标可能意识到了这段关系的问题，父母让她们远离这种朋友，她们也点头同意，但随后却又莫名其妙地被吸引到了霸凌者身边。查丝特蒂的一个朋友曾经损害她的尊严，迫使所有熟人都疏远她，她如此描述这个女孩：“她是那种你无论何时见到都会爱得要死的人。她是你见过的最甜美的人，她会隐藏自己的态度，这样所有人都爱她。”

在里奇伍德，该市教育主管劳拉·菲尔茨（Laura Fields）博士带我穿过多功能厅，里面到处是排队准备离开的学生。她自信地在长长的棕色长凳之间踱步，不时停下与学生聊天：“最近怎么样！……真是个好消息！……现在，你觉得上校车前要不要拉上书包呢？好孩子……多美的裙子！”一些孩子害羞地挥挥手，还有的只是看着我们。

外面的橄榄球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些人，多到让我吃惊。橄榄球场是这座城市的精神枢纽，橄榄球差不多算得上是宗教信仰，居民很喜欢橄榄球，连家里没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都会在州际公路上驱车45分钟来看比赛。劳拉带我在露天看台穿梭，我感到人们在盯着我看。找到座位后，劳拉开始与人交谈，我尴尬地坐着，看台座位好像在晃动，我一阵晕眩。

一位女士在我身边重重坐下，座位吱吱作响。她身材矮小结实，头发染成了红色，穿着酸洗牛仔裤，欢快真诚的声音发自丹田。“我是苏珊·帕特森，见到你很高兴。你能和我女儿纳塔莉聊聊，真是件好事，”介绍到此为止，她紧张地看着我，像男生那样友好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觉得你的话题很适合找她聊。”

纳塔莉可不见得是这么想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在学校和她打招呼，得到的回应最多就是快速地瞟我一眼，然后甩甩齐肩的内扣卷发，朝其他楼层、自己的储物柜等远离我的方向走去。我想，也许是她母亲强迫她来见我的。

访谈那天，我溜到她边上的课桌。纳塔莉13岁，上八年级，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配着夹克衫，里面是一件打底T恤。

今天，纳塔莉要向我透露一个总是欺负人却无人揭发的里奇伍德女孩。想象一下典型的邻家女孩啦啦队队长吧，你绝不会想到她会做出这些事来。里斯功课全拿A，马尾辫有节奏地摆动着，那张脸甚至能让斯克鲁奇[斯克鲁奇（Scrooge），狄更斯《圣诞颂歌》中的老吝啬鬼。——译者注]露出微笑。之前已经有人把我介绍给她母亲了，这是一位魅力四射、笑声轻快的女士，因活跃于里奇伍德各类非官方事务而著称。

纳塔莉和里斯一起长大，两家是朋友，女孩们上学前班时就在一起玩耍了。纳塔莉对里斯几近崇拜，里斯总会想出新游戏。她喜欢去里斯家玩耍，在她心目中，那里总是比实际看起来更热闹。

三年级时，里斯开始给纳塔莉讲故事，关于过世的兄弟或不存在的宠物。到纳塔莉家来玩的时候，她会批评纳塔莉的衣着和卧室墙上的照片。纳塔莉感到很受伤，但她自认为改善衣着和墙上的装饰就能让里斯住手，可里斯没有。在学校，被其他女孩包围时，里斯就无视纳塔莉的存在，虽然在家她们仍是好朋友。

里斯这个姑娘很像隐形轰炸机：飞得低，神不知鬼不觉地速战速决。她非常甜美，谈到精神状态积极健康的女孩，老师们会第一个想到她，因此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她可能会做出伤人的举动。“她成绩好，上课也不说话，”纳塔莉解释道，“老师看到，哦，里斯和纳塔莉是好朋友，所以课堂分组也喜欢把我们分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不会讲小话，也愿意一起讨论。”

但每次分在一组或配对时，纳塔莉都沉默不语，因为里斯会斥责她、取笑她。“我是年级里最安静的女孩，我不敢说话。”纳塔莉说道。以前，她喜欢在班里大声读日记，但里斯会和其他女孩使眼色，所以她再也不读了。与此同时，里斯会在其他同龄人面前展现出和善、友爱的形象。“她一直努力做我的朋友。”

我问纳塔莉是否反驳过里斯，她疑惑地看着我：“我把她看作整个世界，你知道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一字一句试图说清楚，好像我的母语不是英语一样：“我没有——我就是害怕对她说些什么，因为我怕她对我生气或讨厌我，那样就更爱说我了。”有几次，纳塔莉或她们的朋友表现出反抗的迹象，“里斯就会努力让所有人认为，她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在瞎想”。里斯成功地让纳塔莉坚信自己不够强大、无法维护自己，尽管她很想奋起反抗。“她利用我，我也没为自己争取什么，”她告诉我，“我会告诉自己，里斯比我强。”

纳塔莉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和里斯闹矛盾，这不足为奇。纳塔莉眼睛下垂，和她母亲随和开朗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有时，妈妈会问在学校怎么样，纳塔莉说不怎么样，苏珊立刻转变话题。她和里斯的母亲是朋友——而且还崇拜里斯的母亲——纳塔莉认为妈妈绝不会相信自己的话，她很胆怯。

六年级时，里斯与刚刚搬到这座城市的德鲁走得越来越近。里斯让德鲁经历了非同一般的公开折磨，最终，纳塔莉选择尝试着与德鲁沟通。每天放学后，德鲁都会哭泣，纳塔莉看到后努力告诉德鲁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痛苦，这并不简单。“她不敢信任我，”纳塔莉说，“我刚开始也不敢信任别人，我以为再也不会信任谁了，因为我全心全意信任里斯，她却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她把我告诉她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别人了，所以我想再也不能告诉别人什么了。跟爸妈我都不会什么都说。”

我问纳塔莉，她和里斯的友谊对她有何影响，她说得比较委婉。“我觉得有点儿影响吧，”她说道，“从前我喜欢吵吵闹闹，爱逗人笑，但现在不怎么爱说话了。以前我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喜欢逗人笑，大家都会被逗笑。以前我喜欢穿有趣的衣服，引人注意，现在不敢了，因为怕里斯或其他人会嘲笑我、谈论我。”

“这是什么感觉？”我问她。

“想到这些，我就想哭。但我不会哭，因为我知道，我哭就表明受她干扰了，我干脆什么都不做。”纳塔莉和其他女孩成了新朋友，新的友谊让她的世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她依然担心会与里斯发生新冲突。

坐在我面前的纳塔莉的表情极度痛苦，这种痛苦持续已久，似乎印在脸上了一般。交谈中，她清晰沉稳地诉说这些经历，泪水随时可能夺眶而出。

采访结束后，我关上录音机。我告诉她，我觉得她是个坚强、优秀的女孩，她很勇敢。纳塔莉很快起身离开，我预感她会换个地方哭。我力所能及的，只是克制住自己从椅子上跳起来拥抱她的冲动。我明白这不是她的需求，而是我的。听她说自己的故事，好像望向一口忧伤的井，一口很深的井。离开教学楼很久后，纳塔莉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