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一位大学朋友认识了唐娜和特蕾西·伍德，我和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母女俩分别进行了电话访谈。特蕾西走出困境已经15年了，但两位女士在讲述故事时体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都非常开诚布公。

特蕾西幼年在罗利的一个大农场度过，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兄弟或小马驹玩耍。父母离婚后，母亲唐娜赢得了监护权，带着孩子搬到镇上。她身边有一群喧闹的女士们，安慰她、保护她，为她的新家带来温暖，也会善待特蕾西。然而特蕾西去父亲那儿时，父亲会从肢体和精神上对她施虐，他的情绪会间歇性发作：有时把特蕾西当成掌上明珠，有时就当她不存在似的。每次无监护探视都让特蕾西觉得很伤脑筋。

四年级时，特蕾西开学第一周就完成了数学练习册，这让老师们大吃一惊，她很快就跳级进入了一个因刻薄而臭名昭著的班级。五年级第一天，女孩们不让她一起坐在午餐桌上，口口声声说她不算真正的五年级学生。她们迫使特蕾西一个人吃饭。她在餐厅孤身一人吃了几天饭，随后把指甲油带去自娱自乐，却被监督员训斥，于是又开始一个人默默吃午餐了。

午餐时间的孤立很快就成了受欢迎女孩们的消遣。初中阶段她们继续排斥特蕾西，说她很蠢，说她开玩笑不好笑，说她总是穿不对衣服。10岁那年，这些女孩嘲笑她没有胸罩，说她平胸。一天在卫生间，特蕾西听到小圈子的领导者在隔间里警告她唯一的朋友别和她一起玩耍。特蕾西再见到这个朋友时，对方冷若冰霜。一个暑假，她和一个在当地农场骑马的人气女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九月开学，这个女孩却假装自己不认识她。

多年来，特蕾西都默默承受着。“我记得每一天，”特蕾西告诉我，“真的很糟糕，没人喜欢我，我什么都做不好，做什么都会被调侃。包括老师在内，没有一个人有同理心或足够成熟，能站出来说一句这样不好，快停手吧！”

五年级开始的三年后，特蕾西坐在沙发上，和母亲讨论勇气的概念，特蕾西抬起头说道：“你不知道我每天上学需要多大的勇气。”

唐娜问女儿这话是什么意思。特蕾西答道：“别的女孩不让我和她们坐在一起。”唐娜很是震惊，她多年来都与学校保持联系，了解女儿的进展（但她对此并不知情）。20年后她依然心痛，告诉我：“在这所小小的私立学校，他们甚至都不屑于告诉我，别人不允许我孩子课间或午餐和她们坐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什么都没为她做。”

现在，秘密不再是秘密了。唐娜很自然地认为，转学会让女儿如释重负。

其实不然。

受欢迎的女孩们在残酷行为中掺杂着令人迷惑的善意信号，这让特蕾西陷入一个死循环，她总是认为自己能努力感化那些折磨她的人。有些日子，好像会有一丝希望：一丝善意的眼神，没有评论或嘲笑的一天，在饮水机边一起大笑。对特蕾西来说这就足够了。她向我解释道：“我感觉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得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自己可以战胜困难，让她们喜欢我，然后得到那个年纪我想得到的一切。”转瞬即逝的友好和交朋友的希望让她留在那所学校，唐娜不得不努力应对执迷不悟、拒绝放弃的女儿。唐娜努力和女儿的老师们交流，同时也尽量不让他们感到为难。她努力听特蕾西诉苦，尽可能满足她的需求。而此时，她也惊恐地意识到，只有在家的时候，女儿才能感受到尊重。

但特蕾西的对抗最终变成了抑郁症。由于偏头痛，她平均每周会缺课三天，她不得不注射杜冷丁（哌替啶）镇痛。一天，她不停地反反复复读着历史课本的同一段内容。有三个月，她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小狗蜷缩在她身边守着。

突然，周日晚上到了，她周一得回到学校。“我想，”特蕾西说道，“我宁愿去死都不想再去上课。”

特蕾西设了半夜的闹钟，醒来后走下楼梯，去厨房拿出刀具。“很疼，”她说道，“我坐下，睡着了，早上却醒来了，心想我连自杀都死不成。”特蕾西去了母亲的卧室，妈妈说她不用去上学了。特蕾西住院几周，连打电话慰问的人都没有。

对于重度抑郁的女儿，唐娜说道：“她非常无助，那真是一种挫败感，真的很明显。她以前绝对是古灵精怪、有趣的孩子，但那种感觉消失了。我会想，我的小宝贝到底怎么了？好像她在消失一样。她那么沮丧，都不是她自己了。她告诉我，虽然我说了关爱鼓励的话，但是我并不了解真相——说我不知道她其实既不聪明，也不漂亮，没有价值。”在试图说服女儿的过程中，唐娜感到一阵阵挫败感。“有时我想晃动她，但她就是不动，她几乎不说话，你只能看到她的沉默，看到她情绪激动地思考着。”

心理治疗几周后，特蕾西明白了，自己不愿离开这所学校的固执源自她与父亲的关系。“我觉得爸爸一会儿把我当成宝，一会儿又不理我，这让我走进一个循环，希望赢取别人的心，但是别人并不想接受我，”特蕾西解释道，“就像相信，如果我足够优秀、如果能穿对牛仔裤，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样。”多年后，特蕾西仍然对自己在制造痛苦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震惊。“我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天哪，她们真是胡来！”她告诉我，语气中流露出吃惊。

唐娜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她认为自己忍受丈夫的虐待让特蕾西觉得，只要足够努力，什么都能适应，无论过程多么痛苦。“这就是特蕾西为什么会陷入虐待友谊却不愿意离开。”唐娜说道。她本人数年后才从离婚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许多朋友抛弃了她，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挣扎，经济拮据，酗酒。对于自己为何不能从细节中看出问题，唐娜很现实：“当时我还没有从自己的遭遇和孩子的遭遇中恢复过来，还在处理我自己的事情。”她说道。唐娜自身的经历引发了深重的愤怒、沮丧和焦虑，而她用这些情绪去回应自己的女儿。

有时，父母会将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状态转移到女孩身上。女孩会与承担照顾者职能的母亲产生认同感，这一点很明显。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关系成了生活的主要资本，也会存在极大风险。本书中不惜一切代价忍受虐待友谊的女孩，和唐娜这样忍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进一步讨论霸凌和关系暴力的联系。）正如女儿也许会从母亲身上学到如何去爱一样，她们可能也会学到不去终结那些危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