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冷刺骨的二月清晨，我驱车在华盛顿特区一条算不上主干道的街上缓缓挪动，去和一位朋友的太太进行午餐访谈，我和那位朋友已多年没有见面。在地下停车场寻找车位时，我想起梅丽莎会带母亲一起来，她母亲正好从纽约北边过来看她。

走进餐馆时，梅丽莎抱着一大堆购物袋，站在吧台边上。她同我年龄相仿，有一头闪亮卷曲的黑发，肩膀窄窄的，脸上带着令人愉快的灿烂微笑。芭芭拉站在女儿身后，她是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士，有一头长长的花白卷发。两人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不过坐下后，芭芭拉就故意装作在研究菜单了。

点完健怡可乐和沙拉后，梅丽莎开始了。

“我承认受欢迎对我来说很重要，”她说道，好像在承认某种丢人的事情，感觉是在坦白，“我觉得自己总在受欢迎的那个圈子里。在外人看来，我在这个圈子里跟谁都是好朋友。人们总是——总是认为我属于这个圈子。”她迅速补充道，但现实并非如此。

卡米尔一直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两家住得很近，放学后一起拼车回家也很方便，女孩们还一起参加许多课外活动：游泳、体操、芭蕾、足球还有希伯来语。哪怕放学后没什么要一起做的，梅丽莎也会和卡米尔一起玩。

卡米尔漂亮、有魅力，一进屋就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这意味着会有很多女孩和她一起玩耍。梅丽莎不禁感到自己很渺小，生活在卡米尔的阴影中。她脑袋里总是听到嗡嗡的声音，说自己太粗壮、太平凡、不够酷，这让她很苦恼。如果梅丽莎喜欢某个男孩，这个男孩喜欢的肯定是卡米尔。当卡米尔和男生在一起时，她会表现得蠢呼呼的，当梅丽莎不存在。在希伯来语学校，如果其他学校更受欢迎的女孩在场，卡米尔就会甩开梅丽莎。梅丽莎常常因此感到嫉妒和羞愧。

卡米尔和妮古拉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们两家之间只隔一条街，她俩只要在一起，就会开始说谎。她们会假装没有计划，所以梅丽莎问卡米尔打算做什么，她总是变着说法告诉梅丽莎“哦，还没定呢”。梅丽莎毫不气馁，她常常给卡米尔打电话。有一次，她骑车路过卡米尔家时，看见卡米尔和妮古拉正在车道上用粉笔涂涂画画。“哦，我们刚刚才碰上！”卡米尔坚持道，“我们没想到你也打算来。”梅丽莎告诉我，卡米尔会让人感觉“她会鬼鬼祟祟地做这些讨人厌的刻薄事情，你根本没法和她对质”。

七年级时分班了，除了卡米尔和妮古拉，梅丽莎的其他朋友都被分走了。这种变化让社交往来彻底改变了。到十月，两人已经开始针对她了。

“她们基本上就不把我当朋友了，但偷偷摸摸的，”梅丽莎边说边搅动苏打水，“她们做什么都不邀请我一起，放学后不会喊上我一起玩，有什么计划也从不告诉我。她们很恐怖，让我感觉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

但两人一直维持着友谊的幻象，梅丽莎也一样在维持。若非火眼金睛，很难发现真相。“卡米尔的直觉是对每个人都要友善，绝不能说刻薄的话。她就是会躲着我，偷偷摸摸的。”所以梅丽莎依然和她们一起吃午饭，但用餐时没人会和她说话。她依然和这两个女孩一起上厕所，虽然有一次卡米尔发火了，突然冒出一句：“梅丽莎，你为什么总是跟踪我们？”在电影院，她看到这两个女孩一起看电影，她简直想钻到座位底下消失。

“我本来很喜欢和人交往的，很外向，这简直是创伤。我每晚回家后都会哭。但另一方面，我感觉不得不留在那个圈子里面。”梅丽莎回忆道。

由于她总在两个一直无视她的女孩身边晃悠，她回忆道：“我特别擅长仔细听对话，我记得我会四处探听形势，我会走在她们后面，听她们在说什么。我很擅长调查。”

“嗯。”芭芭拉清清嗓子说道，我回过头去，都忘了她在场。她一直在将鸡尾酒餐巾折成小块塞到高高的苏打水玻璃杯下面，盯着柠檬从底部浮出来。她的脸似乎僵住了。

“呃，说实话，”她说道，眼睛仍向下看，“是我一直怂恿梅丽莎和卡米尔友好相处的。我觉得，你知道，有个犹太女孩做朋友很好。”

梅丽莎迅速瞟了母亲一眼，好像告诉她“说得没错”。“我记得常常一个人回家，感觉非常非常孤独。我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很丑，很惹人嫌，很沮丧，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可怕的念头，想着人们都不会在乎……”她说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一定是个糟糕的人，连朋友都讨厌我，”她继续道，摇了摇头，“我一定很惹人嫌，说不出半句好话。她们觉得我很烦，我是这个年级里最烦的人。任何嫌弃自己的想法，我都能想到。”

“你处理得不错，”芭芭拉说，“每次你说起来的时候，我都想哭。”我还来不及转头看梅丽莎的反应，芭芭拉已经站起来走到桌边搂住哭泣的女儿，她自己也满脸泪水。

“我没事，”梅丽莎抽噎道，手掌稍稍从桌上抬起，“我非常了解自己的感受，我不得不说，这段经历让我成了更好的人，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我真的明白了自己需要什么。”

“我觉得有这个酷酷的小圈子的朋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维持跟她们的友谊。我不知道为什么。”

芭芭拉回到了座位上。我们的菜上来了，梅丽莎擦着眼睛。我静静等着，努力显得漫不经心，我不想让梅丽莎尴尬。芭芭拉大口吐气，既像叹息，又像粗重的咳嗽声。这次她开口说话时与我四目相对：“梅丽莎说起这些时我非常痛苦，我觉得有点崩溃，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随着餐馆背景的白噪声响起，她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手造成的。”

芭芭拉成长过程中患有肥胖症，朋友不多，她遭遇了许多女孩的刻薄对待。光是回想一下自己硕大的身躯与纤细女孩的对比，都会让她畏缩。她悲伤地看着女儿，“我不想让梅丽莎遭遇那种痛苦”。梅丽莎出生时，芭芭拉就决定要让她成为受欢迎的女孩。芭芭拉告诉我，等梅丽莎稍微大一点，“我就鼓励她和周围邻居的孩子交朋友，”她顿了一下，“是我把她推向这些人的”。

我问了一个无可避免的尴尬问题，她是否知道梅丽莎经历了什么？

“知道，”她说道，我看到梅丽莎的脑袋突然转向母亲，“我感觉自己太无能了，”芭芭拉的眼睛闪着泪花，“我感觉自己特别丑、特别胖，等我有了孩子，我原来的恐惧和不安都冒出来了，我得不停地告诉自己‘梅丽莎不是我、梅丽莎不是我’。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不希望她经历那种痛苦，我希望她开心，希望她受欢迎。”

芭芭拉在社区游泳池遇到了卡米尔的母亲艾丽斯，那时两个女孩还很小。艾丽斯有四个惹人喜爱的孩子，散发着芭芭拉梦寐以求的随和与自信。然而，芭芭拉回忆道，“艾丽斯有时候控制欲也很强”。但芭芭拉非常崇拜这位女士，因为她成功地养育了几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孩子，芭芭拉想取到育儿经。“如果梅丽莎和卡米尔一起玩耍，她就能受到很好的影响，”她推测道，“当然，梅丽莎本来就是个好女孩。”

我追问道：“你试着跟艾丽斯提过卡米尔怎么对梅丽莎的吗？”

“我想说来着，”芭芭拉嘟囔道，“我觉得艾丽斯是个非常友善的人，但她也可能在背后说人坏话。”片刻后，她补充道：“我感觉我需要艾丽斯的帮助，学做一个好妈妈。如果能回到过去，回到30岁重来一次，一切都会不一样。我觉得我不会……把梅丽莎推向那些事情。”芭芭拉没有找艾丽斯，而是去找了学校辅导员，辅导员推荐梅丽莎看心理治疗师，但治疗师告诉芭芭拉她女儿没问题。

“一方面，”梅丽莎说道，“我倒不是在怪你，妈妈，我难过是因为你问我：‘你要做什么？卡米尔和妮古拉在干吗？你打算做什么？为什么你不和她们一起玩？’你会不停地问我。”她转向我说道：“这些话都是亲妈对我说的，我不是想让你难受，”她说道，回头看着芭芭拉，“但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能承受得了。”芭芭拉说。

“我不是怪你，”梅丽莎继续说，“虽然你只是想鼓励我，但我有时候总感觉你在拿我跟她们比较，觉得我不够好。”一次，梅丽莎回忆道，她和妈妈在咖啡馆看到卡米尔换了新发型。“你带我去剪头发了，你希望我看起来像她一样。”梅丽莎告诉母亲。

“是你想要那个发型。”芭芭拉说。

“不，”梅丽莎坚持道，“就是在我们遇见她以后。”

在我们相聚华盛顿共进漫长的午餐之前，芭芭拉和梅丽莎从来没讨论过她们的困境。看着她们，我立刻明白这是一大宝贵收获。父母在回应霸凌状况时，总是本能地将愤怒和责备倾泻在霸凌者身上。尽管区分此类困境中的情感非常困难，但芭芭拉的故事说明，父母有必要留心自己对女儿的社交选择产生的影响。

芭芭拉和梅丽莎也让我明白，父母与子女进行坦诚的交流颇有益处。她们的故事让我意识到，父母仅仅为孩子抹去眼泪、拍拍肩膀以示鼓励是绝对不够的。倘若当初芭芭拉愿意说出令自己将孩子推向受欢迎群体的压力，分享那种脆弱和痛苦，女儿的生活会因此大有不同。在梅丽莎眼中，芭芭拉看起来并不脆弱，而这让梅丽莎的负罪感更强了。

芭芭拉不惜一切代价让梅丽莎成为受欢迎的女孩，这显然是有意识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选择都是有意的。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创造机会重蹈覆辙，让错误像遗传基因一样传给下一代，传到我们最爱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苦乐参半的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