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前往欧洲，途中专程造访斯德哥尔摩，与一位偶像话别。

2017年，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去世。他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国际卫生学教授，曾致力于向卫生专家传授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因而声名远扬。他做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TED演讲，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2500万。他与儿子儿媳合著了《事实》（Factfulness）一书，告诉人们这世界往往好于我们的想象。他还与儿子夫妇共同创立了盖普曼德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率先用数据和图表呈现世界的真相。这些都让他为大众所熟知。对我个人而言，汉斯是一位睿智的导师，他讲述的那些故事，让我能以当局者的视角看待贫困。

在此，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它让我看到了极端贫困带来的恶果，也让我意识到提升女性的力量，或许能成为终结极端贫困的关键。

在此之前，我必须坦承，我对汉斯·罗斯林的景仰有些一厢情愿，起码一开始是这样。2007年，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汉斯也在场，当时我们还不认识。事后他告诉我，起初他对我并不信任，总觉得美国的亿万富翁只会施舍钱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之后我会详谈。）

不过他说，我赢得了他的信任，因为我试着讲述自己在非洲、南亚的见闻，分享我从助产士、护士和母亲们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经验，而不是舒舒服服地待在西雅图，靠分析数据纸上谈兵。我讲述了一些农村女性的故事，她们为了领取避孕药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农活儿，步行前往数英里外的保健站，顶着烈日排起长队，最终只等来断货的消息。我提到助产士们的不满，因为他们工资微薄，培训缺位，更没有救护车。与他们交流时，我着意摒除成见，让心中充满好奇，深怀学习的渴望。后来，我发现汉斯与我不谋而合，而且他开始得远比我早，用心远比我深。

汉斯早年与妻子阿格妮塔（Agneta Rosling）——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医疗人员——迁往莫桑比克，在一个远离首都的贫困地区行医，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该地区拥有30万人口，医生却只有两名，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地居民都看作自己的病人，即使他与其中大多数人素未谋面。这里每年有15000名婴儿诞生，3000名儿童死亡。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10个孩子夭折。汉斯治疗的疾病从腹泻到疟疾，从霍乱到肺炎，再到难产，可谓包罗万象。两名医生要覆盖30万人，当然就什么都得治。

这段经历造就了他，并让他领悟了一个道理，也就是他后来教给我的东西。自我们认识那天起，汉斯和我只要在活动中遇见，就一定会抽时间叙叙，哪怕只是休息时到走廊上聊几分钟。在这一次次或长或短的会面中，汉斯成了我的恩师。他不但让我了解了极端贫困，更启发我回顾过去，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昔日的见闻。“极端贫困会带来疾病，是邪恶的藏身之处，”他说，“它是埃博拉病毒的源头，也导致博科圣地绑架女孩[博科圣地（Boko Haram）是尼日利亚的宗教激进主义极端组织。2014年4月14日至15日，该组织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奇博克镇官立中学绑架了276名女中学生，随后有一些人质陆续逃脱或获释。截至2018年，仍有112人失踪。]。”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悟到他早已懂得的道理，尽管我已经极其幸运，有他本人点拨。

今天，全球有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18.5亿相比有所下降。据权威机构定义，极端贫困人口即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约合人民币12.7元。该标准由世界银行于2015年10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但数据根本无法揭示他们生存的绝境。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你找不到出路，努力毫无意义，你被人们远远甩在身后，而他们本可以拉你一把。这就是汉斯教给我的道理。

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他常说：“梅琳达，你得多关注社会边缘人。”我们想为这些人效劳，于是共同努力，尽量以他们的视角看待生活。我向汉斯谈起自己第一次代表基金会出访的经历，向他描述途中遇到的人们如何令我肃然起敬，因为我深知，若是置身他们每日的处境，我早就被生活摧毁了。

我去过一座大城市的贫民窟。那里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幼小的孩子一哄而上，拥到车前乞讨。这都在我意料之中。真正令我震惊的，是看到年幼的孩子照料更小的孩子。当然，我不该诧异，这显然是因为贫困的母亲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城市里，生存是首要问题。但她们幼小的婴儿又留给谁来照顾呢？五六岁的儿童抱着婴儿走来走去，那就是他们日间的工作。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与朋友追逐嬉闹，怀里抱着一个摇头晃脑，还不懂控制身体的婴儿。几个孩子在一个屋顶玩耍，电线触手可及；另一些在街边的下水道旁奔跑，不顾污水顺流而下。我看见孩子们在滚烫的锅边嬉戏，锅里煮着小贩们售卖的食物。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这些孩子生活的现实。即使母亲们拥有更好的选择，这种现状也很难改变——何况她们根本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已经是她们力所能及最好的照顾了。为了供养孩子，她们日复一日辛勤地工作，令我肃然起敬。我时常与汉斯分享见闻，我想，可能正因如此，他也愿意与我分享见闻。就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汉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最能揭示贫困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汉斯在莫桑比克行医。他负责的地区暴发过一次霍乱疫情。当时，他每天都开着他那辆医疗吉普，带着为数不多的几名助手主动搜寻霍乱患者，而不是坐在诊所等他们上门求医。

一天，他们乘着暮色驱车前往一座偏僻的村庄。那里大约有五十间民房，都用泥砖砌成。村里种了一些木薯和腰果，却没有驴子、奶牛和马，因而交通十分不便，产品无法外销。

汉斯一行抵达后，一群人朝车窗里探头探脑，用葡萄牙语喊着“高个子医生，高个子医生”。当地人就是这样称呼汉斯的——不是“罗斯林医生”，也不是“汉斯医生”，而是“高个子医生”。大多数村民都没见过他，不过都对他早有耳闻。现在，高个子医生来到了他们村。下车时，他用葡语问村里的首领：“你们会说葡语吗？”“会一点点。”他们回答，“欢迎您，高个子医生。”

汉斯又问：“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噢，村里人都认识您。”

“可我从没来过啊。”

“是啊，您从没来过。所以我们见到您才这么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其他人也都附和说：“欢迎欢迎，高个子医生。”

人们越聚越多，围观人群逐渐扩大。很快，汉斯周围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人，每个人都微笑着打量高个子医生。“可你们村的人很少去我们医院啊。”汉斯说。

“没错，我们很少去你们医院。”

“那你们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呢？”

“噢，大家都很尊敬您。特别尊敬您。”

“尊敬我？可我从没来过啊。”

“对，您是没来过。我们也确实很少去你们医院，但有个女人去过，您给她治过病。所以大家都很尊敬您。”

“噢，是你们村的女人？”

“对，我们村的。”

“她为什么去医院呢？”

“因为难产。”

“所以她是来接受治疗的？”

“是的，您治疗过她，所以我们尊敬您。”

汉斯有些飘飘然了，就问：“我能见见她吗？”

“不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您见不到她。”

“为什么？她在哪儿？”

“她死了。”

“噢，我很遗憾。她已经死了？”

“是的，在您给她治疗的时候。”

“你们说她当时是难产？”

“是的。”

“谁送她去的医院呢？”

“她的兄弟们。”

“你们确定她去了医院？”

“去了。”

“我还给她治疗过？”

“治疗过。”

“然后她还是死了？”

“是的，她死在您的手术台上。”

他们不会怪到他头上吧？汉斯替自己捏了把汗。他们会在他身上发泄丧亲之痛吗？他回头瞟了一眼，看司机还在不在车上，准备随时开溜，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插翅难逃。他只好放缓语气，一字一句地跟村民们交谈。

“所以这女人得的是什么病？我不记得她了。”

“噢，不可能的，您肯定记得她，因为那孩子是胳膊先出来的。接生婆想拉着胳膊把孩子拽出来，但失败了。”

（汉斯解释说，这叫“臂先露”。胎儿头部横位，导致分娩不畅。）

汉斯一下子全想起来了。产妇被送来时，孩子已经死亡。他必须取出死胎，挽救母亲的生命。他不能做剖腹手术，因为缺乏准备，当时没有手术套件。于是他选择了“截胎法”（将胎儿切割后从母体取出），结果产妇子宫破裂，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汉斯对此无能为力。

“是的，这事太悲惨了。”汉斯说，“非常悲惨。我本想把胎儿的胳膊切掉，保全她的性命。”

“是的，您切掉了胎儿的胳膊。”

“没错。我试着切割胎儿，一点一点取出来。”

“是的，您想把它一点一点取出来。您就是这么对她兄弟说的。”

“对她的去世，我实在非常遗憾。”

“是啊，我们也很遗憾。她是个好女人。”村民们说。

寒暄之后，汉斯感觉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好奇，鼓起勇气问：“可我没把她救活啊，你们为什么还尊敬我呢？”

“噢，我们知道她很难救活。遇上孩子胳膊先出来，大多数女人都会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

“那你们为什么尊敬我呢？”

“因为您后来做的事。”

“我做了什么？”

“您走出手术室，去院子里拦住疫苗车，追上去把它叫回来。从车上搬走几个盒子，腾出地方，又让人用白色被单把我们村的那个女人裹起来。被单是您找的，您还给切碎的胎儿也找了一小块被单。然后你让人把她的尸体抬上吉普车，还让您的一位助手下来，给她兄弟腾地方，让他们护送她回家。惨死之后，她当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回到家了。傍晚我们给她举行了葬礼，她们全家都来了，一个不落。我们从没想过有人会这么尊重我们这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贫苦农民。您的举动赢得了我们的敬重。太谢谢您了。我们不会忘记您的。”

说到这里，汉斯停下来告诉我：“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罗莎修女（Mama Rosa）的。”

罗莎修女是与他共事的一位天主教修女。她曾叮嘱汉斯：“截胎之前先征求患者家属的同意。不等他们点头别贸然截胎。手术过后，他们只会问你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死去的胎儿。到时候你就说：‘我会把所有部位都给你们，再帮你们把胎儿包起来。’这样做就对了。他们不希望把胎儿的器官留给任何人，一定要确认每个部位都在。”

接着，汉斯解释说：“这女人死后，我泣不成声。罗莎修女搂住我的肩膀说：‘这女人来自一个特别偏远的村庄。我们得送她回家。否则她们村的人十年都不会来医院看病。”

“可我们该怎么送她呢？”

“快去拦疫苗车。”罗莎修女吩咐我，“去把它追回来。”

汉斯照做了。“罗莎修女了解人间疾苦。”他说，“要不是她，我根本想不到这么做。生活中有许多事明明应该归功于年轻人或者女性，但功劳往往被年长的男性占去了。这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汉斯对极端贫困最深入的见证。极端贫困不仅意味着每天只能靠一美元勉强度日，更意味着即使生命垂危，也不得不辗转数日前往医院。身处极端贫困中的人们如此敬重一位医生，不是因为他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而是因为他愿意把逝者送回家中。

如果这个女人居住在相对富裕的地区，而不是身处社会边缘，生活在莫桑比克偏远丛林里的农民当中，那她根本就不会失去孩子，更不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贫困真正的含义，也是我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认识和汉斯的故事揭示的道理：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

如此一来，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帮助母亲保护子女。我跟比尔的慈善工作就从这里起步。不过在当时，我们还没想到这个说法，只觉得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就是儿童因家庭贫困而死去。

1999年年末，我们发起了基金会的第一个全球项目，与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一道努力，设法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在全球推广一套基础疫苗。自1990年以来，它使全球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从每年1200万人降低至600万人。

可惜的是，新生儿存活率——婴儿出生头二十八天的成活率——没有实现同步增长。在不满五岁就夭折的儿童中，近半数死于出生第一个月，其中出生当天就死去的最多。这些孩子都诞生在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其中许多地区都远离医院，根本不具备医疗条件。许多婴儿的家庭分布在偏远地区，妇女分娩时，她们的家人只会采用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方法。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拯救数百万婴儿的生命呢？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要想止于至善，我们就必须到最险恶的地方去。因此，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力图挽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母婴死亡最普遍的诱因是缺乏专业的医护服务。每年，有4000万女性在分娩时无法获得助产服务。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至少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佳手段——就是培训和派遣更多的医护人员，在女性分娩的过程中提供助产服务，并在分娩后数小时至数天的时间里进行陪护。

2003年，我们了解到维什瓦杰特·库玛尔（Vishwajeet Kumar）医生所做的工作。这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成立于1889年。该医院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最佳医院的评比中曾连续二十二年雄踞全美第一，在最近的2018——2019年度排名中位列前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来到一个名叫希沃格尔的村庄，开展了一个能够拯救生命的项目。这个村庄位于北方邦，那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维什瓦杰特与一位名叫阿尔蒂·辛（Aarti Singh）的女士结为连理。阿尔蒂是一位生物信息学专家，婚后，她开始运用自己的专长为产妇及新生儿设计项目，实施评估。这个项目被村民们称为“萨克瑟姆”（Saksham），意即“赋权”，阿尔蒂成为项目组不可或缺的一员。

通过研究印度偏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情况，维什瓦杰特和“萨克瑟姆”项目组发现，当地许多通行的做法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健康。他们相信预防新生儿死亡只需借助一些成本极低的手段，当地居民自己就能采取这些措施，譬如及时母乳喂养、注意为婴儿保温、为切断脐带的工具提前消毒，等等。人们只需改变行为习惯，就能减少新生儿的死亡。就这样，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救助儿童会和我们基金会的资助下，“萨克瑟姆”通过向医护工作者传授安全的助产知识，在18个月内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到2010年，我来到希沃格尔村时，全球每年仍有300万名新生儿死去，其中10%发生在北方邦，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全球母婴死亡的“震中”。要想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们就必须着重在北方邦开展工作。

在北方邦的第一天，我见到了上百位村民，向他们宣传了新生儿护理知识。母亲们坐在前排，男士们坐在后排，虽然听众人数众多，我依然觉得很亲切。人们在一棵大树的阴凉下铺了毯子，我们席地而坐，紧凑地围成一圈，尽量让所有人都不受日光的炙烤。活动结束后，有一家人前来向我们致意，还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很快，当时在我们基金会负责母婴健康的加里·达姆施塔特（Gary Darmstadt）悄声对我说：“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婴儿！”我回头瞧瞧那个六岁的孩子，问：“哪个婴儿？他不是什么婴儿啊。”“他就是鲁奇救活的那个孩子。”他说。“噢，天哪！”我说，“他就是你跟我讲过的那个孩子吗？！”

这个六岁孩子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他出生在“萨克瑟姆”项目实施的第一个月，当时，本地的医护人员刚刚完成培训，村民们对项目充满质疑，所有人都密切关注着项目的实施效果。这个婴儿，也就是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健康的六岁小男孩降生在一个深夜。那位初次怀孕的母亲由于体力不支，在分娩中晕了过去。

天一亮，一位不久前刚完成培训的社区保健员接到通知，立刻赶来接生。她叫鲁奇（Ruchi），二十岁上下，来自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她到达时，发现产妇依然昏迷不醒，新生儿已经通体冰凉。鲁奇向亲属询问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所有人都吓坏了。

鲁奇拨旺炉火，以提高室内温度，然后用毯子裹住婴儿。她给宝宝量了体温——她在培训中学到过，体温过低可能导致婴儿死亡，也可能是感染的症状。婴儿的身体凉凉的，体温仅在94华氏度[约34.4摄氏度。]左右。鲁奇把常用的办法试了个遍，却都是徒劳。宝宝的身体虚弱无力，肤色渐渐泛青。鲁奇意识到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孩子就会死去。

在培训中，鲁奇学到了救命的“肌肤接触法”：让新生婴儿紧贴母亲的身体，从母亲的体温中获取热量。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婴儿体温过低，又能促进母乳分泌，并防止感染。在救助新生儿的过程中，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有力的干预手段。

鲁奇让孩子的姨妈与婴儿“肌肤接触”，却遭到拒绝。那女人生怕被孩子身上的恶灵附体。

于是鲁奇不得不做出选择：她真的能亲自上阵，与宝宝“肌肤接触”吗？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如此亲密地触碰一个低种姓婴儿，会招来族人的耻笑。况且在当地，这种做法简直闻所未闻。如果她没能救回这个孩子，这家人会把孩子的死怪到她头上。

看到宝宝的身体逐渐变冷，鲁奇当机立断，毅然解开纱丽，让宝宝紧贴她的身体，脑袋靠在她的胸前，再往自己和宝宝头上盖了块布，既能遮羞，也能保暖。鲁奇就这样抱了宝宝好几分钟。渐渐地，他恢复了血色。她拿出温度计给宝宝量了体温，发现体温已经有所回升。她又抱了他一会儿，再次测量他的体温，这次又比刚才高了一些。在场的女人全都伸长脖子紧盯着她，看着宝宝的体温慢慢回升。几分钟后，宝宝动了，随后很快恢复了活力，开始号啕大哭。孩子安全了，他是个健康的宝宝，没有感染，只是需要温暖和拥抱。

那位母亲醒来后，鲁奇向她讲述了事情经过，手把手地教她与孩子肌肤接触，引导她第一次哺乳。随后，鲁奇观察着紧紧依偎的母子俩，又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很快，这件事就像闪电一样瞬间传遍全村。一夜之间，女人们的口风彻底变了，从“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变成了“我也想这样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整个项目的转折点。只有做到公开有效、树立口碑，一项新举措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而鲁奇救活新生儿的故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肌肤接触是如此简单，每个女人都能做到。因此，母亲们成了拯救生命的英雄。这能为女性带来无穷的力量与巨大改变。

理解既有的文化

这趟希沃格尔之行令我收获良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个项目并不以科技优势取胜。正因如此，它与我们此前所有的项目都截然不同。在基金会，我们总是强调那些能够拯救生命的技术突破，譬如疫苗，我们称之为“产品研发”，而且这仍是我们的主要贡献。但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母婴项目让我看到，单是推行早已在全球广为人知的简单办法就能带来许多改变。这让我深深认识到，只有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慈善工作者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人、为人分忧。如何落地至关重要。

什么是“落地”？落地就是把必需的工具交到人们手中，并鼓励他们善加使用。落地非常重要，但往往也十分复杂，需要克服贫困、距离、愚昧、质疑、羞耻感、宗教信仰和性别偏见等重重障碍。落地意味着倾听人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行为与信仰，看清他们面临的阻碍。总而言之，它意味着关注人们真实的生活。如果你想把工具交到人们手中，赋予他们拯救生命的力量，落地就是你应该做的。

项目正式启动前，“萨克瑟姆”团队聘请了一支由当地优秀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让他们在当地社区工作了6个月，设法摸清人们传统的接生手法和与之相关的迷信。维什瓦杰特告诉我：“他们的脑袋并非一张白纸，等着你从零开始书写。他们脑中已经有许多传统观念，你必须弄清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无法理解当地人的信仰和他们行为背后的成因，你就无法用他们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打消他们的疑虑，他们就会对你的话置若罔闻。

过去，这里的产妇会找到一位婆罗门，也就是四大种姓中的僧侣阶层，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哺乳。那位婆罗门会说：“你三日之内没有乳汁。三日之后方可哺乳。”错误的指导是一种剥夺。母亲们会听从婆罗门的告诫，在婴儿出生头三天只给他们喝水，而且常常是不洁净的水。对此，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团队早有准备。他们以牛犊和母牛为例，利用村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温和地质疑这种传统。“挤奶时，要是母牛不下奶，我们就会让牛犊来吃奶，这样奶很快就下来了。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呢？你可以把宝宝搂在怀里，促进乳汁分泌。”

有些村民依然坚称：“不行，这不管用。”于是本地志愿者就找到几位敢为人先、一呼百应的村民，想首先说服他们。志愿者知道，如果能为年轻的母亲们创造一种开明的文化、包容的氛围，她们就更愿意尝试新的办法。后来几位产妇做了尝试，结果发现自己立刻就能哺乳。她们惊喜地说：“天哪，没想到我们真的立刻就能哺乳！”就这样，消息不胫而走，居民们开始尝试其他各种保健方法。

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寻求变革，需要格外谨慎，必须拿出十二万分的用心与尊重。项目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执行者必须去理解人们的悲伤，失败必须及时承认，项目应该交由本地人主导，一致的目标必须强调，沟通的内容也必须契合当地人的生活经验，推广方式必须简单有效、立竿见影，新做法的科学性也必须得到强调。如果单凭爱就能拯救生命，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有时，我们还需要科学的帮助。而且落地的途径与技术本身同样重要。

村村都有助产士

从希沃格尔回到基金会，我与基金会员工探讨了项目落地和文化意识，阐述了它们对拯救生命的重要作用。我告诉大家，我们依然会继续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创新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热情保障产品落地。二者缺一不可。

我想用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我从未与人分享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母亲的姐姐米拉。

我跟米拉姨妈非常亲近。小时候，我常管她叫“我的另一个妈妈”。那时，她每次来我家都会跟我和姐姐苏珊一起玩涂色或下棋。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逛街。米拉姨妈精力充沛，整天乐呵呵的，时常让我忘记她其实半身不遂。

20世纪40年代，我妈妈和米拉还是小女孩，一天她们在叔公家玩耍，临走时，叔公告诉我外祖母：“米拉今天很懒，非让我背她回家。”

那天夜里，米拉疼得大叫。我外祖父母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会诊后确信她得了小儿麻痹症。他们在她腿上缠上纱布，烧好开水给她热敷，以为加热能治疗这种疾病，但根本无济于事。过了三四天，她的腿瘫痪了。她在医院里躺了16个月，外祖父母只能每周日去看望她一次。与此同时，附近的孩子们都不再跟我妈妈玩耍，怕感染小儿麻痹病毒。

20世纪40年代，缺乏防疫技术是战胜小儿麻痹症最大的障碍，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疫苗。落地并不重要，因为产品并不存在。贫富差距也不是障碍，因为防疫技术尚未出现。那时，人人都面临罹患小儿麻痹症的风险。

1953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了小儿麻痹疫苗。自那之后，防治小儿麻痹症的重点转向了疫苗普及，这一次，贫困构成了障碍。在富裕国家，人们很快接种了疫苗。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完全消除了小儿麻痹症，但这种疾病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肆虐，其中就包括印度。因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印度抗击小儿麻痹症尤其艰难。不过在2011年，印度打破了众多专家悲观的预期，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这是世界卫生保健领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派200万名疫苗接种员走遍全国，为每个孩子接种疫苗。

2011年3月，比尔和我来到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家人。他们是流动务工者，在一座砖窑工作，家中一贫如洗。我们问她是否给孩子打过小儿麻痹疫苗，她听了走进棚屋，从里面拿出一张疫苗接种证，上面写着她几个孩子的名字和接种日期。接种员不止来过一次，而是找过她很多次。见此情景，我们心中充满敬畏。这就是印度消除小儿麻痹症的秘诀，他们凭借的，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落地行动，它英勇、原始，也很有创意。

基金会工作的一大亮点，就是我经常能与那些在他人性命攸关时雪中送炭的人见面。几年前，在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阿蒂·普加苏蒂（Ati Pujiastuti）的年轻女性。阿蒂参与了一个名为“村村都有助产士”（Midwife in Every Village）的政府项目，是六万名受训助产士之一。结业时她刚满十九岁，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工作。

初来乍到那会儿，阿蒂并不受村民欢迎。人们对外人本就充满敌意与怀疑，何况这些助产士还是一些年轻女人，一心想改变传统的接生方法。阿蒂这个年轻女人偏偏具有村中长者的智慧。她挨家挨户向村民介绍自己，参加村里所有的活动，还买来本地报纸给不识字的人朗读。村里通了电，她就凑钱买了一台很小的电视，请所有人来看。

但大家依然信不过她，直到有一天，一名孕妇从雅加达来省亲，碰巧赶上分娩，只好请阿蒂为她接生。整个过程十分顺利，阿蒂渐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很快，家家户户都希望自家宝宝出生时能请她接生。她每次都会及时出现，为此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一次她过河时一脚踏空，只能死死抱住一块大石头等待救援。还有一次她滑倒在泥泞的山间小道上，身旁就是万丈悬崖。她还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骑摩托车，中途无数次摔下车来。但她坚持了下来，接生了数不清的孩子。她很清楚，她是在拯救生命。

我们的项目不仅需要这些深入基层、实实在在提供服务的女性，也需要那些身居高位、雄韬伟略、掌握权力的女性。卢旺达卫生部前部长艾格尼丝·比纳格瓦胡（Dr. Agnes Binagwaho）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艾格尼丝和我为《柳叶刀》合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全社会关注新生儿死亡问题，同时指出，其中许多孩子的生命都能得到挽救，只要我们改变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女性都在家中分娩，缺乏专业的助产服务。

艾格尼丝毕生的理想之一，就是每位母亲分娩时，身边都有专业助产士陪护。

二十五年前，谁也不会想到她会为此奋斗一生。1994年，还在法国当儿科医生的艾格尼丝得知祖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在人口中占多数的胡图族人开始残杀少数的图西族人。她在异国他乡关注着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看到一百天内就有近百万人死于非命。她丈夫家中有一半人罹难。

艾格尼丝的父亲多年前就赴法攻读医学，举家迁往法国，艾格尼丝三岁时就离开了卢旺达。但大屠杀平息后，她和丈夫决定重返祖国，为重建祖国贡献力量。

卢旺达的情形令人震惊，这对长期在欧洲行医的艾格尼丝而言尤其如此。早在大屠杀发生前，卢旺达就是全球分娩条件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这场部族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全国的卫生保健工作者不是出国离乡，就是惨遭杀害，发达国家也没有提供相关的支持。回国一周后，艾格尼丝几欲离开，但想到有那么多人无法逃离，她心碎不已，所以还是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她彻底重建了卢旺达的卫生保健体系，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卫生部部长。

在艾格尼丝倡导下，卫生部启动了一个项目，要求全卢旺达所有的村庄（每村居民300至450人）都必须选出三名社区卫生保健员——其中一人必须专门为产妇服务。

这项措施和其他一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屠杀后，卢旺达的分娩安全水平大幅提高，全球进步最快。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64%，产妇死亡率降低了77%。卢旺达曾被视为失败典型，然而一代人过后，它的卫生系统成了人们竞相效仿的典范。如今，艾格尼丝正与保罗·法默医生（Dr. Paul Farmer）密切合作，后者也是我的偶像之一，从海地到世界各国，法默医生曾让无数穷人享受到医疗服务。他参与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在卢旺达开办了国际健康权益大学（University of Global Health Equity），那是一所主攻健康科学的大学。艾格尼丝担任了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带领研究人员进行全新的研究，希望找到健康服务落地的秘诀。

艾格尼丝在卢旺达的工作、阿蒂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和维什瓦杰特与阿尔蒂在印度的工作都令我受益匪浅，而这些项目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遗余力地加强服务的落地实施有助于缓解贫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汉斯·罗斯林讲述的那个关于极端贫困的故事：理解穷人的日常生活困境，不但会让你心中燃起伸出援手的冲动，而且往往能让你看到该怎么做。

如果有人得不到大部分人都能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那么问题一定出在落地环节，也就是说，没人会给他们带去药物、照护和专业的协助。而这，就是贫困的含义。贫困意味着身处社会边缘，无法得到人类彼此照顾的温暖。所以，我们必须设法把这些照顾带到他们身边。这就是与贫困斗争的含义。或许这些做法并不涉及什么炫目的技术，但从人性角度来讲，它们能给人带来深切的满足——这些创新背后的信念，是科学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没有人应该被排除在外。

这是我特别珍视的一个感悟：隔阂带来贫困，所以我们必须消除隔阂，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不过这还不够。考察的项目越多，我越明白我们必须把落地与实施纳入整体策略。落地过程中的困难，揭示了贫困的起源，能向你揭示人们贫困的原因。至于未来可能遇见的障碍，我们不必凭空猜测，一旦着手让项目落地，我们自然会与它们撞个满怀。

产妇会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无法守护自己的孩子，但贫穷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比这更为具体，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她身边没有一位知识与时俱进、工具专业齐备的资深助产士。为什么没有？可能的原因很多。或许因为信息匮乏，或许因为贫穷，或许因为她居住的城镇地处偏远，或许因为她遭到了丈夫的反对和婆婆的怀疑，或许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应有的权利，或许因为传统文化不赞成这种做法。无论如何，当一位母亲无法获取必要的帮助时，我们只要知道原因，就能找到相应的对策。

如果造成这些障碍的是距离、金钱、知识或羞耻感，我们就采取更贴近、更实惠、更人性化的手段。抗击贫困，要求我们审视自己面前的障碍，摸清它们的根源究竟是文化、社会、经济、地缘，还是政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绕开或打破它们，让穷人也享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

我们开始花更多时间去理解人们的生活境况，很快，我们发现，无数阻碍穷人进步的障碍——和无数造成他们孤立无援的原因——都源自对女性的压制与剥夺。

在深陷贫困中的国家，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成为社会的局外人。这并非偶然。任何一个社会一旦对某一群体，尤其是女性，加以排斥，就会酝酿深刻的危机，而化解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向他者敞开大门。重新接纳那些遭到排挤的人，将他们带离社会边缘。这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也适用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

我上小学时，教室后排坐了两个女生，两个人都绝顶聪明，只是有些不善交际。教室前排还坐着另外两名女生，她们活泼自信，颇受同学们欢迎。受欢迎的女生会欺负那两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并且不是偶尔，而是经常。

霸凌者非常小心，总趁老师看不见也听不见时动手——这样就没人会来阻止。渐渐地，被欺负的女生变得越发沉默，她们不敢抬头，也不敢迎接别人的目光，因为那只会带来更多的欺侮。她们痛苦不堪，即使在霸凌结束后，这种痛苦也没有消失。几十年过去了，在一次同学会上，受欢迎的女生之一道了歉，其中一个被霸凌的女生听了说：“你是该有所表示了。”

我们都见过类似的事，并在其中扮演过自己的角色，不是霸凌者就是受害者，要么就是袖手旁观的人。我属于最后一类，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没有出手制止，是因为害怕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回想过去，我真希望自己当时知道该怎么挺身而出，帮那两个女孩找到勇气。

我以为长大后，那样的欺凌就会越来越少。但我错了。成年人也会排挤他人。实际上，人越长大，就越深谙此道。成年人同样也分为三类：排斥他人的人、遭到孤立的人和隔岸观火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其中之一。

任何人都可能遭到排斥，一切都由那些权力在握的强者定夺。在很多时候，这种排斥的依据是种族。由于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恐惧和偏见，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都可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此外，穷人是永远的局外人，身患疾病者往往遭到排斥，性少数群体也可能遭到孤立。外来移民几乎从未进入主流社会。而几乎在每个社会，女性时常会产生局外人的感觉，即使是在自己家中。

排斥异己是人类的本能，克服这种本能，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也是消除极端不平等的关键。人类惯于羞辱和排斥那些让自己不适的人。正因如此，世界上才有那么多年老体弱、贫病交加的人被推向社会边缘。我们不愿看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就排斥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会无端地将自身不愿承认的特质加在某个群体头上，借排斥他们证明自己并非如此。这就是主流社会排斥某个种族、某些宗教的原因。

而且我们常常不愿面对真相。看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我们常常会想：我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因为我与他们不同。但这不过是一种傲慢。我们很容易沦为被排斥的对象。他们具备的，我们也都有。只是我们往往不愿承认自己与被排斥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那会让我们颜面扫地。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输赢并不绝对公平。如果你知道自己只是起点比别人高，那你就必须低下骄傲的头。放弃优越感，告诉自己“我并不比他们优秀”会让人非常痛苦。所以，为了保持优越感，我们为排斥他人的行为开脱，宣称自己是在捍卫美德、守护传统，实际上，我们只想捍卫自己的优势与自负。

在汉斯的故事里，那位来自偏远丛林地带的母亲因为深处社会边缘而失去生命。那也正是她失去孩子的原因。她的家人仅仅因为医生送还遗体就感激涕零，也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排斥，不习惯被人尊重。正因如此，他们中才有那么多人死去。

挽救生命的第一步，是接纳每一个人。健康的社会没有局外人。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继续减少贫困，消除疾病，帮助人们抵御那些试图排斥他们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从我做起，检讨自己排斥他人的行为，张开双臂、敞开心灵，拥抱那些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我们应该帮助被孤立的人赢回属于他们的权利，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不再将任何人排除在外，我们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