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项目几天后，我又访问了另一个母婴健康项目。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项目旨在培训当地医护人员，服务在家分娩的女性。而这个名叫确保开端（Sure Start）的项目，鼓励更多女性去具备专业助产士和医疗设备的诊所分娩。

在项目总部，我受邀旁听了一场健康准则抢答赛，二十五名孕妇竞相回答与母乳喂养和新生儿即时护理相关的问题。随后，我见到了一组女性，大多是孕妇及其亲属，譬如婆婆和妯娌。我问孕妇们参加项目是否遇到过家人的阻挠，又问在场的婆婆现在的环境与她们怀孕的时候相比有了哪些变化。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告诉我，她在家中诞下了八个孩子，其中六个不到一周就死了。她的媳妇是初次怀孕，她希望媳妇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下午，我有幸来到一位母亲家中。她叫米娜（Meena），两周前刚产下一名男婴。米娜的丈夫在附近打零工，她前几次都是在家里生的孩子，只有这次不是。多亏确保开端计划的帮助，新生儿诞生在一家诊所。与我交谈时，米娜怀里就抱着这个婴儿。

我问米娜这个项目对她有没有帮助，她激动地给出肯定的回答。她认为在诊所分娩更有安全保障，对她和宝宝都是如此，她当天就开始哺乳了，很高兴能立即跟宝宝亲近。米娜充满活力，积极乐观。显然，她对这个项目感觉不错，受她的情绪感染，我也对这个项目印象很好。

接着，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还打算再生孩子吗？”

她听了呆望着我，就像被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气氛陷入尴尬的沉默。我担心是自己冒犯了她或翻译表述出了问题，因为米娜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随后，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老实说，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们穷得叮当响。我丈夫工作很卖力，但我们实在太穷了。就连这个孩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活。我没法送他上学。其实我根本不指望他将来能有出息。”

我听得瞠目结舌。在我面前，人们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有时为了一窥事情的全貌，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一些问题。而这个女人竟如此勇敢，能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她的痛苦，根本不必等我追问。而且她还没有说完。

“我对这孩子将来唯一的希望，”她说，“就是你把他领回家去。”然后她把手放在膝下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头上，说，“把他也带上吧。”

我顿时头晕目眩。一分钟前我们还在分享顺利分娩的喜悦，转眼间，对话就转向一位苦难的母亲沉重的自白——这苦难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痛苦，竟超过了骨肉分离。

每当另一个女人愿意与我分享内心的伤痛，我都会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会专注地倾听，对她们表示同情，试着给她们一些希望。但这一次，面对米娜，我感觉任何鼓舞都显得虚假无礼。她已经如实回答了我的问题，假装积极乐观就是无视她的痛苦。她诉说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认为只有换一位母亲，孩子们才能过得幸福。

我尽量和蔼地告诉她，我也有三个孩子，况且她的孩子们都很爱她，也很需要她。随后我问：“你知道什么是自主计划生育吗？”她回答：“现在我知道了。但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早点告诉我呢，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晚了。”

这位年轻的母亲感觉自己十分失败，我也一样。我们让她失望了。悔恨涌上心头，吞没了我，我甚至记不起自己那天如何告别了这位母亲。

在随后的旅途中，米娜的形象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切。让她有机会在医疗机构分娩固然很好，但这还不够。我们没有纵观全局。我们只是推出一个母婴健康项目，与孕妇们交流、了解她们在分娩和新生儿健康方面的需求。我们就是如此看待这项计划的。实际上，我们应该从米娜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与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女性交流时，我常常发现，我与她们有着相似的期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希望他们成绩优异、发展潜能，长大成人、组建家庭、学会自力更生——总之希望他们得到爱，也付出爱。同时，我们也希望自己身康体健，能发挥一技之长，回报我们所在的社群。要想实现这些愿望，任何地区的女性都离不开自主计划生育。多亏有这位勇敢的女性直言不讳，我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她的痛苦也成了我慈善工作的转折点。每当有人向我道出残酷的事实，我都确信，她是在替那些沉默的人发声，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个胆量。这些勇敢的人总能引起我的注意，随后，我会意识到其实别人也一直在说同样的话，只是没那么直接。我没听懂他们的话，是因为我听得不够认真。

见过米娜后不久，我来到马拉维，参观了一个保健中心。这个中心设有一间疫苗注射室、一间儿童病房、一间艾滋病患者病房，还有一间自主计划生育室。女人们在自主计划生育室门外排着长队，我跟其中几位聊了聊，问她们从哪里来、有几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避孕、采用了什么方法。我连珠炮似的问题得到了女人们的热情回应，每个人都争相与我分享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说她是来这里打避孕针的，但不知能不能打上，别的女人听了也使劲儿点头。她们说即使不知道保健诊所的针剂够不够，她们也愿意步行十六公里来到这里，而她们抵达时，针剂往往已经告罄。这时，工作人员就会给她们发放一些别的避孕工具作为替代，譬如她们可能会领到安全套。由于艾滋病盛行，诊所的安全套存货一般都比较充足。但对于这些有避孕需求的女性而言，安全套的作用微乎其微。她们反复告诉我：“要是我让老公用安全套，他会打我的。他会以为我怀疑他出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要么就是以为我出轨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所以对很多女人而言，安全套其实没什么作用，但诊所自称避孕药具储备充足时，往往指的只是安全套。

大多数女人都有类似的抱怨，说她们远道而来，却打不上针。跟她们聊完，我走进自主计划生育室，发现诊所其实并没有她们想要的那种针剂。这为这些女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她们可没法开车去下一家药店，况且这里根本就没有药店。而且她们还步行了那么远的距离，也没有别的办法避孕。我不敢想象，那天之后有多少女人因为保健诊所储备不足而怀孕。

对一些女性来说，意外怀孕可谓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她们要么连现有的孩子都无力抚养，要么就是太年轻或年长，不适合生育。见过米娜后，我才知道，一些女性还不知道避孕药具的存在。而马拉维之行告诉我，另一些女性尽管了解避孕方法，也有避孕的意愿，却得不到相应的药品。

女性需要避孕，这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自主计划生育既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是我们基金会支持的举措之一。但这几次访问之后，我认识到它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女性最迫切的需求。

如果女性能自主掌握生育的时机与间隔，产妇、新生儿及儿童的死亡率就会下降，母婴就会更加健康，父母就能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成员也能为孩子的营养与教育投入更多资源。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比自主计划生育更加有效，也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比自主计划生育更被忽视。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在开罗召开，在全球吸引了一万余人参会。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与发展大会，也较早地在女人与女孩权利问题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表态。会议倡导女性赋权，并制定了女性健康、女性教育方面的目标，同时将享受生殖健康服务定义为一项基本人权，这其中就包括自主计划生育。与那时相比，今天自主计划生育获得的资金投入却大幅缩减了。

我在2010年至2011年尤其关注避孕问题，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无论走到哪里，我总会遇到这个问题。2011年10月，我们基金会在西雅图举办了一次峰会，主题是消除疟疾。与会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大臣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找到我，问我们明年是否愿意再办一次探讨自主计划生育的峰会（于是就有了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次会议）。

举办国际自主计划生育峰会的想法令我既兴奋又惶恐，那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明白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们必须把制定目标、提高数据、优化策略作为重点。同时我也明白，如果我们目标高远又志在成功，那我们就必须肩负起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改变自主计划生育的舆论环境。由于自主计划生育有着痛苦扭曲的历史，人们很难恰当、理性而实际地探讨避孕问题。倡导自主计划生育的活动家必须为自己申辩，声明控制人口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峰会要讨论的也不是强制节育或堕胎，而是满足女性的避孕需求，把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决定权交给她们。我们必须改变这场对话，让我在旅途中见到的那些女性参与其中。我们必须倾听她们的声音——那些曾被忽视的声音。

为此，我赶在峰会召开前去了一趟尼日尔。这是一个父权社会，贫困人口比例高居世界前列，避孕药具使用率极低。每位女性平均有超过七名子女，法律允许一夫多妻，而且继承法规定女儿继承的财产只有儿子的一半，膝下无子的寡妇无权继承任何财产。救助儿童会认为，尼日尔是“全球最不适宜母亲生存的国家”。因此，我们决定去那里见见这些母亲，倾听她们的心声。

我来到尼日尔首都西北部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首都大概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在村里，我见到一个名叫萨迪·赛义尼的女人，她是一位母亲，以种植秋葵为生（我在第一章也提到过她）。萨迪十九岁就嫁了人——这在尼日尔女性当中相对较晚，因为在这个国家，将近76%的女孩都在十八岁前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不到七个月，萨迪再度怀孕。而且她此前对自主计划生育一无所知，直到生下第三个孩子，她才在一家简陋的社区诊所从医生口中第一次得知了避孕方法。自那之后，她就开始拉开生育间隔。我见到萨迪时，她已三十六岁，生育了六个孩子。

我们在萨迪家中交谈。她面向我坐在床上，两个孩子坐在她身边，还有一个依偎在她腿上，一个站在她背后，另有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一旁。孩子们都穿得花花绿绿，每个人的衣服都带着不同的花纹，母亲和年长的女儿们都裹着头巾，萨迪自己的头巾是纯紫色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房间，几乎毫无障碍地穿过他们挂的那层薄薄的窗帘。萨迪回答问题时热情洋溢，仿佛很高兴有人问起。

“不做自主计划生育，家里人人都不好受，”她说，“我孩子那么多，身上背着、肚里怀着，我丈夫得靠借债才能吃饭，可就这样，钱还是不够用。不做自主计划生育日子就过不下去，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问她是否准备再要孩子，她说：“在最小的孩子满四岁前，我不打算再生了。到了四岁，她就能跟小弟弟或小妹妹玩了，还能把他们背在身上。可现在，我要是再生个孩子，那对她差不多就是一种惩罚。”

我问她女人们是怎么学会避孕的，她说：“我们这里的女人有个优势，就是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在树下见面时聊天，打谷子的时候聊天，在孩子的庆生宴上也聊天。我就是在那儿告诉大家可以打针避孕的，我还告诉她们那比吃药容易多了。我鼓励她们去打针，这样她们和孩子们都能喘口气。”

让自己和孩子们喘口气，哪个女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天，我来到首都尼亚美，参观了尼日尔国家生殖健康中心。参观结束后，五位来这里就诊的女性过来与我们攀谈。两名年轻女性首先分享了各自的生活，随后，四十二岁的阿迪萨（Adissa），一位健谈的母亲，开始和我们聊天。阿迪萨十四岁就嫁了人，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第十个孩子出生后，她在自主计划生育中心放置了宫内节育器（IUD）[即通常所说的“节育环”。是一种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工具。其主要原理是通过改变受精卵着床的微环境，使子宫内的微环境不利于受精卵着床发育。——编者注]，从此再没怀孕。她的丈夫和姑子起了疑心，问她为什么这么久没生孩子。“我累了。”她这样回答。

我问阿迪萨为什么选择节育，她坐在那里思索片刻，说：“刚有两个孩子时，我还有口饭吃。现在我连饭都吃不上了。”她丈夫每天会给她一美元多一点的收入，她得靠这点钱养活全家。

我问阿迪萨对在座的年轻女性有什么建议，她说：“如果你没能力抚养孩子，那你就是在教唆他们去偷。”

不久，我们站起来准备离开。阿迪萨走向一盘没人碰过的食物，把大部分装进包里，抹去眼角的泪水，离开了房间。

我咀嚼着刚才的谈话，迫切希望阿迪萨的心声能被所有人听见。我希望让这些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主导一场对话——她们想要避孕，也需要避孕，而且避孕措施的缺乏，正让她们的家人备受煎熬。

旧的对话将女性排斥在外

改变这场对话比我想象中艰难，因为这是一场古老的对话，充满种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玛格丽特·桑格（Margeret Sanger）[玛格丽特·桑格是美国节育运动的创始者和领导者，美国节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的创办人。]的回应，她在身后留下了丰富却饱受争议的遗产。

1916年，桑格开办了美国第一家提供避孕措施的诊所。十天后，她遭到逮捕。她交了保释金，回去继续工作，随即再次被捕。推广避孕措施是违法行为，开具、建议，甚至谈论避孕药具均属违法。

桑格生于1879年。她母亲一共生育了十八个孩子，养活了十一个，最终在五十岁那年死于肺结核及宫颈癌。痛失母亲的桑格立志成为一名护士。于是，她深入纽约的贫民区，为缺乏避孕手段的女性移民服务。

在一次演讲中，桑格讲了个故事。一次，她来到一名二十八岁女子的公寓，那女子因为实在不愿再次生育竟自行堕胎，差点撒手人寰。得知自己九死一生，女子问医生怎样才能避免再次怀孕。医生建议她让丈夫去屋顶上睡。

三个月后，女子再次怀孕，并再次尝试堕胎。这一次，桑格刚到不久，女子就去世了。桑格称，她因此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她发誓“一定要让美国所有的蓝领女性都掌握避孕的方法，否则绝不再接任何病人”。

桑格相信，只有女性有权拒绝意外怀孕，社会才会进步。同时，她还认为谈论自主计划生育应该受言论自由保护。她经常公开演讲，游说政客，写专栏，出手册，还办了一份关于节育的报纸——在当时，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1916年那次被捕让她一举成名，此后二十年间，上百万女性在绝望中给她写信，请求她帮助她们获取避孕药具。其中一个女人写道：“只要能让我的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我什么都愿意。我每天担惊受怕，总担心自己很快又会怀孕。我母亲生过十二个孩子。”

另一个女人告诉她：“我心脏不好，更想好好活着，亲眼看着四个孩子长大，而不是再生几个，死在产床上。”

一位来自美国南方的农村妇女写道：“我得背着两个孩子下地干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小脸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起泡……我丈夫说要让女儿们犁地，我可不想再生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也沦为奴隶。”

这些女性的来信均被收入《母亲的枷锁》（Motherhood in Bondage）一书。桑格在书中写道：“她们愿意向我——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是因为她们本能地相信我可以帮助她们，而这种帮助，是她们从丈夫、教士、医生或邻居那里得不到的。”

读到这些信，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工作中，它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小时候在天主教学校，我们一周得做五次弥撒，我常在教堂里听到它。这首歌忧伤得令人心碎，旋律优美，余音绕梁，副歌是这样唱的：“困苦人呼救，耶和华便垂听。[出自《圣经·诗篇》34:6。]”修女们告诉我们，响应困苦人的呼救是信者的责任。

信中这些女人的呼声，与我在诊所或女人们家中见过的米娜、萨迪和阿迪萨的诉求别无二致。她们在时空上相距遥远，却同样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同样无人倾听。

在不同的文化中，反对避孕都同样暗含对女性的敌意。给玛格丽特·桑格定罪的法官声称，女性“无权在明知不会怀孕的情况下实施性行为”。

开玩笑吗？凭什么呢？

这名法官判桑格在感化院劳动三十天。他传达的正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观念，即对女性而言，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在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的推动下，美国法律规定，女性为避免怀孕而采取节育措施属非法行为。

康斯托克生于康涅狄格州，在南北战争中效力于北方军队。1873年，他创立了纽约反堕落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并推动立法，禁止通过邮件实施一系列与避孕有关的行为，包括传播与推广避孕措施、提供避孕药具等等，这项法律后来以康斯托克的名字命名。与此同时，康斯托克法还在邮局增设特勤员一职，此人有权携带手铐和枪支逮捕违反这项法律的人——这个职位专为康斯托克量身定制，令他十分受用。他租了个信箱，给怀疑对象寄虚假的求助信。得到回复后，他会找到发件人，实施逮捕。这造成一些落入圈套的女性自杀，因为她们宁死也不愿忍受公开受审的屈辱。

康斯托克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观点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提交这项立法的国会议员在国会辩论中宣称：“国之良民……必坚决维护其安身立命之宝贵价值——家庭之神圣与纯洁。”

法案轻松通过，各州议会也通过了各自的版本，通常更为严苛。在纽约，就连谈论避孕都是违法的，连医生也不例外。当然，女性并没有为这项法令投过票，也没有为通过这项法令的男性议员投过票。她们还要等上数十年才能获得投票权。禁止节育的法令，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

康斯托克对自己的目的毫不讳言。他说这是他个人的征战，为的是讨伐“淫欲——一切罪恶的帮凶”。在一次白宫酒会上，他见到女人们化着妆，头发上扑着粉，而且“衣着暴露”，就说她们“全部令人作呕，让一切热爱女性之纯洁、高贵、谦卑的人无法忍受”。“我们凭什么尊重她们？”他写道，“她们玷污了我们这片土地。”

在康斯托克及其盟友眼中，女性在生活中只能扮演极少几个角色：嫁给一个男人，服侍他，为他生儿育女，照顾他的孩子。在这些职责之外，女性从事任何工作都是不名誉的行为——因为女性不是完整的人，不能为自己做主，没有资格接受教育、发展事业，当然更不能取悦自己。女性的愉悦，尤其是性方面的愉悦，令卫道士们闻之色变。如果女性能自由追求自己的快乐，男性世界那个人人心照不宣的核心信条，即“你只为取悦我而存在！”就会动摇。男性必须掌握自身快乐的源泉。于是康斯托克等人就不遗余力地将廉耻作为武器，用它阻碍女性的发展，只以男性与她们子女的福祉来评判她们的价值。

在美国，男性长期管控着女性的性行为，即使在1936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定医生可以依法建议病人节育、为病人开具避孕药具之后，管控仍在继续。尽管这次判决标志着某种进步，但限制节育的措施依然存在。到了1965年，最高法院对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宣判，以侵犯婚姻隐私权为由判定禁止避孕法案无效。然而他们只取消了针对已婚人士的限制！判决没有提及未婚人士的权益，因此在许多州，需要避孕的未婚女性依然求助无门。这并不是多么久远的过去。如今，在基金会的活动上，一些七十来岁的女性仍会找到我，说：“我不得不耍点花招，让医生以为我已婚，否则就拿不到避孕药具。”未婚女性一直不能合法避孕，直到1972年的艾森施塔特诉贝尔德案[在本案中，原告向一未婚者运送避孕用具被州政府处罚。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平等保护的合理性最低标准，推翻了禁止运送避孕用具的州法。该案判决指出，对隐私权的保护不能仅限于婚姻关系，“已婚夫妻并非自身具有思维和心脏的独立实体，而是两个具有独立思想与感情的个人。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是结婚还是单身，对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影响个人的根本问题，个人有自由不受缺乏理由的政府侵犯”。——编者注]之后。

这场对话之所以搁浅，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认为女性的性生活令人难以启齿，而且直到今天，这场对话依然带有类似的特征。如果某位女性站出来，公开强调避孕在健康与保健计划中的重要价值，一些有厌女症的男性就会羞辱她说：“我们可不想资助某个女人的性生活。”

让女性对性行为感到羞耻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为的是压制女性的声音，剥夺她们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权利。除此之外，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也掩盖了女性的声音。今天，生育控制权牵扯了太多利益，致使专门针对避孕问题的讨论难以进行。

20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中国和印度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印度则制定了绝育方面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基于对人口过剩的预期，美国在外交上支持各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人口过剩可能造成食物短缺，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人口迁徙。

此前，在20世纪上半叶，倡导节育的美国活动家们同样强烈要求实现他们的诉求，其中不少人都希望帮助穷人避免计划外的生育。一些人的主张甚至带有优生学色彩，希望减少“不适者”的数量，让某些群体减少生育，或者干脆不生。

桑格也支持某些优生学观点。当然，优生学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道德观，也被证明是不科学的。然而时至今日，这个观点依然被用来扰乱针对避孕问题的讨论。反对的一方为了削弱现代避孕措施的可信度，不惜挖出节育与优生学的历史关联，辩称因为避孕药具曾被用于不道德的目的，所以它就不应用于任何目的，即使只是为了让一位母亲暂缓再次怀孕。

另一个问题也模糊了这场讨论的焦点，那就是堕胎。在美国和全世界，关于堕胎的讨论都带有极强的情绪和浓重的个人色彩，让人容易忽略避孕具有挽救生命的力量。

避孕能拯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并减少堕胎。据最新数据，仅在一年内，避孕药具的使用就让世界最贫困国家的高风险堕胎案例减少了2600万例。

然而，一些反对者非但不承认避孕能减少堕胎，还将二者混为一谈。女性对生育自由的简单要求令反对者极度不安，致使他们强行将它与别的问题混淆。将探讨避孕问题的讨论引向堕胎，会极大地伤害这场对话。关于堕胎的争论是如此激烈，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常常拒绝与对方探讨女性健康问题。如果拒绝对话，那讨论也就无从谈起。

对自主计划生育的讨论也受到天主教会的影响，他们强烈反对节育。除各国政府外，教会是世界上提供教育及医疗服务最多的机构，因此，它在穷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对他们影响巨大。这带来了诸多好处，却有一个问题：教会不提倡女性获取她们带领全家脱贫致富所需的避孕药具。

这些就是百余年来世界对避孕问题的一些讨论。在每场讨论中，女人、女孩和母亲们的声音与诉求都被淹没。因此，我们2012年召开的首届峰会才有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曾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主导一场新的对话——她们都希望自行决定生育行为及生育时机，并摆脱政策制定者、战略规划者和宗教人士的影响。这些人总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女性的生育问题指手画脚，迫使她们违心地多生或少生孩子。

那天在伦敦，我做了开场演讲，并借机询问与会代表：“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女性提供帮助，让她们在需要时更容易获取避孕药具？”我谈起几年前造访内罗毕科罗戈卓区的经历，那是一个贫民聚居区，名字是“肩并肩”的意思。在那里，我跟一群女人谈到节育，其中一位名叫玛丽安的年轻母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得避孕吗？”接着她举起怀里的宝宝说，“因为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前，我想给他所有最好的东西。”每位母亲都有同样的愿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自主计划生育带来的好处。我在峰会上提醒各位，这正是我们相聚在此的目的。

随后，为了彰显本次峰会让女性主导对话的主旨，我让出讲台，请一位女性上台帮我完成发言。

她就是珍·奥泰（Jane Otai），我与玛丽安交谈时的翻译。珍在科罗戈卓长大，家中有七个孩子，离家后，她进入大学深造，拿到学位后返回家乡，帮助那些与她当年处境相同的女孩。

珍讲述了自己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她说：“妈妈告诉我：‘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要你努力学习——然后耐心等待。千万别像我一样，年纪轻轻就生儿育女。’”最后，珍总结道，“我很早就对自主计划生育有了概念，所以才能推迟首次怀孕，并自主决定每次生育的间隔。正因如此，我才能站在这里。如果没有自主计划生育，我只会是科罗戈卓一个普通的孩子。”

峰会过后——陈词滥调的回潮

峰会大获成功，我们筹措到的捐款数额之大，与全球各大组织及政府达成的合作项目之多，堪称前所未有。但我很快意识到，改变这场讨论依然任重道远。

峰会刚刚结束，我就被梵蒂冈官方媒体《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点名批评。该报认为我“误入歧途”，“被错误的信息所蒙蔽”。它承认基金会有权选择自己资助的领域，但认为我们不应该“持续地误导他人、歪曲事实”。文章认为，我涉嫌藐视和歪曲自然自主计划生育[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是一种传统的避孕手段，指女性通过观察身体每月的周期性变化，根据自己受孕的可能性实施避孕。]的价值，暗示我受到大公司操纵，因为他们靠出售避孕药具牟利。文章宣称，我们在峰会上为扩大避孕药具覆盖面而发起的行动“毫无根据，是认识不足的结果”。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通篇不是在批驳我和大企业，就是在传播教义，唯独丝毫没提女性的需求。

随后，《福布斯》（Forbes）杂志认为这足以证明我“经得起打击”。这种抨击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同时我也料到网上有人会把我称为“前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或“所谓的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刺痛了。看到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会说出这种话！”（这想必是刚开始公开露面的人常有的反应！）几天后，我冷静下来，理解了教会这套说法背后的成因。我并不赞同，但我能够理解。

峰会召开后，我曾与高级别的教会成员会晤，谈论的却不是教义或彼此的分歧。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如何共同救助穷人。他们十分清楚，对于教会反对避孕的立场，我尽管并不赞同却能够理解，同时，他们也知道我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我们都反对强行限制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也都反对富裕国家将自身文化中的少子化偏好强加于相对传统的社会。如果一个女人因自身的信仰或观念而不愿节育，我绝对尊重她的选择。我不想居高临下地告诉女人们该生几个孩子，也无意诋毁子女众多的大家庭。基金会在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会把选择权交给女性。正因如此，我才始终对自主计划生育满怀信心，并支持多种多样的自主计划生育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一些女性愿意采用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手段，我也完全支持。

显然，我必须阐明我与教会之间的分歧。避孕拯救了数百万妇女儿童的生命，这一点已为医学所证实。也正因如此，我才会相信所有女性都有权利学习如何健康地规划生育时间与生育间隔，并且在需要时获得避孕工具，无论她们来自何处、信仰什么。

对我而言，相信自主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站出来倡导这项有违自己教会教义的事业完全是两个概念。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犹豫中，我跟父母谈过，也请教了我自幼就熟知的几位教士和修女，听取了几位天主教学者的意见，还跟比尔和孩子们聊了聊。我想问的是：“人能在信奉宗教的同时，倡导一项违背教义的事业吗？”我得到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这取决于我们的良知，而这良知恰恰源于信仰。

具体到自己，我的良知正是来自天主教会的教诲，我走上这条道路，也离不开教会的指引。在我心中，践行信仰意味着去帮助身处社会边缘的人，重新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正是为了践行信仰，我才会深入一线实地考察，才会被女人们问到避孕问题。

所以，我不否认天主教的教义的确禁止避孕，另外，教义也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的邻人。当一位母亲向我索取避孕药具，只因为盼望孩子茁壮成长，这两种教义就会令人左右为难，而良知告诉我，我应该支持她的请求和她抚养子女的心愿。我认为这属于爱我的邻人，并不违背基督的教诲。

过去十年间，我曾试着去理解教会中反对避孕的顽固派，也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想法。我相信，如果一位生过六个孩子，再也无法承受孕育和抚养之苦的三十六岁母亲出现在他们面前，提出避孕的请求，他们也会默默设法为她破例。这就是倾听的力量，它能打开心灵，释放你心中的爱——而爱永远排在教义之前。

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在跟教会作对，而是遵从了更高的教义。我得到了教士、修女和信徒们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认为我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发声，帮助她们获取足以拯救她们孩子生命的避孕药具，这些做法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指引，并欣慰地发现，其实女性天主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会使用避孕药具，并相信这合乎道德。同时我也知道，一切道德问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当事人自己。良知并不总是站在多数人那边。无论别人怎么想，只有我才能为我的行为负责。这就是我的答案。

全新的对话——在内罗毕展开

我此前提到过，筹备峰会时，我们决定把重点放在制定目标、研究策略上，所以会议结束时，我们决定在全球69个最贫困的国家推广避孕药具，计划在2020年之前覆盖1.2亿女性，到2030年实现全球普及。这就是我们当时制定的目标。四年后，时间过半，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使用避孕药具的女性新增了3000万人，这意味着现代避孕手段已经覆盖了全球3亿女性。这个数据听上去不错，却比我们的目标少了1900万人。

项目进行到2016年，我们总结出两条重要经验。第一，我们必须优化统计数据，它至关重要，能预测女性的需求，显示哪些做法行之有效，帮助制药公司研制副作用更少、使用更方便、价格更实惠的产品。

第二，我们再次看到，女性的决定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她必须考虑丈夫和婆婆的想法——而这种传统很难改变。因此，在收集更多数据的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合作伙伴如何在那些阻力较大的社区开展工作，如何触及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措施这个敏感问题。

一部分做法在这些地区大获成功，为了学习成功经验，我2016年夏天来到东非。肯尼亚超额完成了目标，我想知道原因。

内罗毕是我此行的第一站，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负责数据收集的女士。我们把他们称为社区人口统计员（resident enumerators），简称RE。他们会在社区中挨家挨户地访问妇女，然后用手机记录数据。他们受过训练，懂得如何提出十分私人的问题，譬如：“你上次过性生活是什么时候？是否避孕？使用了哪种措施？你生育过几次？”多数情况下，他们访问的女性都乐于回答。她们喜欢被人询问，这能带给她们某种力量，让她们感觉有人关心自己的生活。

社区人口统计员能了解到受访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许多内容都很难用数据反映。一位RE向我透露，一次她来到一户人家，那里住着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还有十二个孩子。女人的丈夫反对自主计划生育，当场赶走了RE，根本没让她进门。事后，女人在街上偶遇这位RE——RE们都住在各自工作的社区——就请RE趁丈夫不在时去家里跟她的九个女儿聊聊。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用数据反映那个专横的丈夫赶走RE这件事。

跟随RE克莉丝汀（Christine）家访时，我也看到了数据的这种局限性。克莉丝汀访问到一半把手机递给我，让我提余下的问题。我问那位母亲有几个孩子，她说有两个女儿。我问她生育过几次，她说三次，说完突然哭了起来，讲起她刚出生就死去的儿子，又讲述了她遭受家暴的痛苦经历。她丈夫会对她拳打脚踢，还跑到她开的理发店，砸坏了所有的椅子和用具。她带着女儿搬回娘家，后来跟另一个男人生了第二个女儿，但她从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负担不起女儿的学费和医疗费，有时甚至喂不饱她们。

听完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很想用数据把它记录在手机上，却无奈地发现我们为反映她的生活状况制定的指标十分有限，不足以记录这个故事。那段充满暴力的婚姻对她的收入有什么影响？她的收入又如何影响她使用避孕药具的情况和她女儿的健康？我即使提出这些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记录她的回答。

如何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她的生活？要满足一种需求，你必须首先知道它的存在。我向那些跟我一起家访的RE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们都点头赞同，因为她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更多想问的问题——关于清洁饮水、儿童健康、教育资源、家庭暴力。克莉丝汀告诉我：“询问家庭暴力问题，就相当于向女人们发出信号，告诉她们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她的话完全正确，优化数据也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必须改进数据收集系统，容纳更多问题，收集更多信息，记录故事的详情。当然，没有任何数据系统能反映所有细节，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倾听，但我们必须掌握更翔实的数据，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服务的女性日常的生活状况。

计划起来！

此外，我还十分期待去肯尼亚考察一个名为图旁格（Tupange）的项目，这个名字来自一句斯瓦希里土语，意为“计划起来”。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在肯尼亚三座最大城市显著提高了避孕药具的使用率。我能看出他们成功的原因。在肯尼亚，主办方带我参加了一场社区推广活动。图旁格把会场布置得像个游乐园，在门外，工作人员载歌载舞地招引路人。在场内，志愿者穿着巨大的围裙来回走动，身上装饰着根据避孕药具设计的花纹——最有效的工具在上，效果不明显的在下。会场内还设有展台，提供与艾滋病病毒、人乳头瘤病毒、自主计划生育、均衡营养相关的各种咨询。这种推广方式能有效地让人们贴近自主计划生育，消除他们的羞耻感。活动现场的氛围与交流内容开放得惊人——鉴于推广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仍属禁忌，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称奇。图旁格实施了许多举措，每项举措都或多或少地挑战了羞耻感文化和社会陈规。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萝丝·弥萨蒂（Rose Misati）是我最早见到的图旁格领导者之一，她说自己小时候每次得知妈妈怀孕，心中总是充满恐惧。妈妈每多生一个孩子，萝丝就得多照顾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多干一份家务，少一些时间学习。渐渐地，她开始因为干不完的家务活儿而缺课，学习也跟不上了。萝丝十岁那年，就在她妈妈刚生下第八个孩子之后不久，一位保健社工找上门来。在那之后，萝丝记得妈妈每天都吩咐她帮忙端一杯水、拿一片药。从此，萝丝就再也没有新生的弟弟妹妹要照顾了。

有时，母亲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就是不再多生孩子。

萝丝回到学校，赶上进度，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内罗毕大学。如今她是一名药剂师，她说，这都要归功于母亲当年实施了自主计划生育。因此图旁格项目请她帮忙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成为保健社工上门服务的主要倡导者。“我知道这么做管用，”她说，“他们就是这样找到我妈妈的。”

萝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谈论节育问题，以此克服羞耻感。与大家见面时，她会报上自己的姓名、职位，以及自己采取的避孕措施。随后她让大家也这样做。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大家震惊不已。而现在所有人都欣然配合，不再像过去那么忸怩。我意识到羞耻感之所以存在，必然是为压制某个群体，让人在羞耻中遮遮掩掩。抵御羞耻感最好的方式，就是直言不讳，勇敢地说出别人视为禁忌的话语。这样做能让我们摆脱自我约束，那正是羞耻感赖以生存的土壤。

此外，萝丝还会与男性接触，跟他们谈论“女人那些事”，从而消除另一种羞耻感。“要是你能争取到男人的支持，”她说，“他们的妻子几乎百分之百能用上避孕药具。”她告诉男人们，自主计划生育能让他们的孩子更健康、更健壮、更聪明——父亲们往往认为孩子聪明就证明自己聪明，因而愿意接受她的说法。

男性的支持至关重要，男性宗教领袖的支持更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好处，大卫·欧波蒂·因左夫（David Opoti Inzofu）牧师就是其中之一。大卫生长在肯尼亚西部，他的父母十分保守，既不实施自主计划生育，也对此避而不谈。少年时代，他曾以为自主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阴谋。但认识图旁格的社工后，他得知合理地规划生育时间及间隔能促进母婴健康，让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抚养能力决定子女数量。这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开始与妻子采取避孕措施，不仅如此，他还在布道中向信众传播这种做法。他引用《圣经·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8节的内容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译文据《圣经》中文和合本。]

我很高兴看到图旁格如此注重男性在自主计划生育中的角色。男人也不希望子女数量超出自己的抚养能力。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女性拉长生育间隔的要求。一些男性已经意识到男性与女性有着一致的利益，这些人正是理想的突破口，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男性中引领关于自主计划生育的讨论。

我还结识了另一位男性同盟，曾经，女友一次意外怀孕差点毁了他的生活，自那之后，他就开始提倡自主计划生育。他就是肖恩·瓦姆布阿（Shawn Wambua），二十岁那年，他的女友达玛丽斯（Damaris）怀孕了。为此，他差点被开除教籍，还触怒了女友的家人，并且求助无门——因为他父母双亡。

肖恩来到一家保健中心，了解到避孕药具的存在。接着他向达玛丽斯求婚，婚后她放置了宫内节育器，直到确信自己能够抚养两个孩子才再度怀孕。与图旁格接触后，肖恩与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名叫“都古帮达达”（兄弟帮姐妹）（Ndugus for Dadas）的团队。每个星期，他会带领二十余名男青年讨论避孕措施和一些其他问题。同时，肖恩也开始向当年差点开除他教籍的教会宣传避孕措施。每当教会领袖旗帜鲜明地反对某项生殖健康法案，或宣称性教育会助长滥交，他就会站出来公开质疑。他认为教会想当然地默认年轻人都没有性生活，以为宣扬避孕手段会污染他们纯洁的思想，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都跟父母一起生活，”他说，“我们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不可思议的是，如今，教会的长老们默许肖恩在年轻信众中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只要不在教堂里宣讲就行。我想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隐喻，揭示了旧秩序的守护者身上常有的信仰裂缝。他们知道自己不认可的另一方掌握着某种真理，因此，他们尽管无法亲自传播真理，却也意识到应该允许别人去传播。能见证这样的转变，结识这些杰出的人，我感觉难能可贵，他们的故事是如此有力，甚至让长老们都缓和了态度。

能让所有人受益的社会规范，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规范只为维护某些人的权力而存在，并对最自然的人类经验加以禁止或否定，那它就不能单独成立，而必须诉诸惩罚或羞耻感。

羞耻感是女性健康面临的最大障碍，图旁格项目的工作人员发现，有时消除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开与它对抗。当然，如果时机不够成熟，这样做会有一定风险。但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都十分了解本土文化，也知道他们勇敢的反抗会迫使社会正视羞耻感文化的错误与不公。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羞耻感文化，转变发生了，羞耻感松动了，文化改变了。无论羞耻感是来自约定俗成的文化还是明文规定的法律，这种做法都行之有效。

写进法律的羞耻感

图旁格展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不过集体的成功背后，必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

皮娅·卡耶塔诺（Pia Cayetano）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2004年她当选菲律宾参议员时，全国上下还没有一条法律保障人们获取避孕药具的权利。地方辖区可以随心所欲地巧立名目、设置障碍，有的要求购买安全套前必须出示处方，有的规定药店必须将售出的避孕药具全部记录在案，还有一些直接禁止出售避孕药具。立法者起草了一份法案，准备在全国推行避孕药具合法化，却遭到了天主教会的反对，致使法案搁浅了十余年之久。

这导致菲律宾产妇死亡率持续上升——尽管全球的产妇死亡率已呈下降趋势。截至2012年，菲律宾平均每天有十五名产妇死于难产。皮娅与同事们不同，对分娩的奇妙与危险都有过切身体会。怀上儿子加布里埃尔时，她在一次超声波检查中得知孩子染色体异常。足月妊娠后，她生下加布里埃尔，照顾了他九个月，最终看着他在自己怀中夭折。经历过丧子之痛，皮娅更能带着同情倾听那些缺乏避孕措施的菲律宾女性的故事。玛丽亚就是其中之一，她患有高血压，却连续三次意外怀孕，最终在第三次分娩中死去。还有劳黛丝，她无力抚养八个子女，只好把其中三个送人。

2011年，富有同情心的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总统上台，皮娅决定借机在参议院推动普及避孕措施的法案。她强调了产妇死亡的悲剧，宣称“任何女性都不该因生产而死”。她被告知此举毫无胜算，她的同僚会把法案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无论如何，反正她也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票数。另一些参议员强烈质疑她提供的产妇死亡数据，并设法淡化产妇的死，声称因公殉职的男性数量更多，女性不该抱怨。起初没有一位男同事愿意支持她，直到最后，终于有一名男议员站在了她这一边，那就是她的弟弟艾伦·卡耶塔诺（Alan Cayetano）。

见艾伦开始帮姐姐说话，男议员们才纷纷承认现有法律加剧了穷人的生存困境。随着法案的声势逐渐壮大，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也反对得更加强烈，皮娅和法案的另一些支持者遭到了人身攻击。

一个教会在教堂外悬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满支持生殖健康法案的议员姓名，批语是“死亡之队”。布道时，教士们会把皮娅的名字列入下地狱者名单。因此，她不再带家人去做弥撒，怕孩子们听见。

然而皮娅告诉我，与此同时，一些天主教领袖找到她，向她传授了一些政治沟通方面的技巧，愿意暗中与她共同帮助穷人，减少产妇与新生儿的死亡。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方斡旋，法案终于得以通过，虽然一经通过便遭到了法院的质疑。

一年后的2013年5月，我在马来西亚的女性传承国际会议上见到了皮娅。她告诉我，为了参与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她不得不推迟计划已久的美国之行。第二年春天，我在收件箱里看到了皮娅的名字，我打开她的邮件，发现信中洋溢着喜悦。她还随信附上了这篇新闻的链接：

我很容易与从事这项事业的同道中人建立深厚的友谊，每次见到我仰慕的人们取得成功，即使只能在远处欣赏，我也总是兴奋不已，禁不住要为他们喝彩。当然，我也十分珍惜当面祝福与道贺的机会。皮娅2014年来西雅图出席一场会议时，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同时也意识到在共同从事这项事业的道路上，我们多么需要彼此的支持。我们为彼此注入力量，我们让彼此向上。

美国的情况

在菲律宾，皮娅及其同僚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英国也成功降低了少女怀孕的比例。英国的少女怀孕率一度高居欧洲之首，近二十年来，这个数字降低了50%。专家认为，这要归功于英国为年轻人提供的不带偏见的高品质咨询服务。

美国也成功降低了青少年怀孕的比例。目前这一数据处在历史低位，同时意外怀孕的比例也降至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避孕药具的普及，因为上届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加快了普及的进程：其一是青少年早孕预防计划，它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推广避孕，旨在覆盖全国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其二是平价医疗法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Obamacare），是2010年3月23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的联邦法案，为第111届美国国会关于医疗改革的主要立法。]中的生育计划津贴，有了它，妇女们无须额外支付费用就能购买避孕药具。

可惜的是，现在这些进步都面临威胁——意外怀孕率出现回升趋势，促成进步的政策本身也岌岌可危。本届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废除涉及提供自主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项目。

2018年，本届政府推出了全国性自主计划生育项目Title X的最新执行细则，这项计划每年能覆盖400万低收入女性。此前，细则通常会列举可使用政府补贴的项目类型，但这版细则没有提及任何一款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的现代避孕药具，只列举了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手段，即安全期避孕法，尽管在Title X覆盖的低收入女性群体中，使用安全期避孕法的人不足1%。

本届政府还考虑废除青少年早孕预防计划，这就意味着有相关需求的青少年将失去避孕药具这一大重要来源。我指的是那些生活在落后地区的青少年，他们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乔克托族，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寄养家庭子女，他们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政府计划以单纯的禁欲教育取代这些服务。

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想用已被证实无效的做法替代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现实中，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贫困女性更难获取避孕药具。她们中的许多人会违心地生育更多子女，这仅仅是因为她们贫穷。

在美国，自主计划生育还面临另一个严峻威胁，那就是本届政府提出的一项议案——这项政策一旦通过，联邦政府就将不再资助任何实施堕胎手术，甚至只是接收转诊堕胎病人的医疗机构。得克萨斯州和艾奥瓦州已经出台了类似法案，这些政策给当地女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如今，有一百多万低收入女性依靠Title X项目的津贴获取避孕药具，并享受由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提供的年度癌症筛查服务。如果我在前面提到的政策被推向全国，她们将无法再从这些机构获取保健服务。其中超过50万女性将失去所有保障，因为社区诊所数量有限，无力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女性。缺乏经济来源的女性很可能会走投无路。

在国际上，本届政府提出要将用于资助全球自主计划生育项目的资金削减一半，并且不再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T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尽管发展中国家仍有超过2亿有节育需求的妇女得不到避孕药具。迄今为止，国会仍在捍卫贫困妇女的权益，对国际自主计划生育项目的投资水平基本得以维持。但世界需要美国带头为妇女争取权益，而不是站在她们的对立面。

本届政府的各项新政也没有将满足女性的需求纳入考量。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生育对女性有益。事实恰恰相反。把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决定权交给女性，能挽救生命、增进健康、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个人发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美国所做的一切与菲律宾和英国截然相反。政府利用政策缩小对话范围，抑制多元的声音，纵容当权者将意志强加于贫苦之人。

我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能让我得到提升，另一些则会令我心碎，但目前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让我心中充满愤怒。这些政策处处与贫困女性作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母亲需要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照顾孩子。她们需要自主决定是否推迟怀孕，需要自行掌握生育的时间与间隔，也需要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取得一份收入。避孕措施能帮助她们取得上述每一种权利，但如今，它们全都面临来自政策的威胁。

生活优渥的女性不受政策影响，收入稳定的女性尚有其他选择，但贫困女性别无他法。她们受政策影响最大，却最无力阻止这一切。政客欺压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这就是霸凌。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企图削减避孕药具预算的人当中，竟有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在维护道德。我认为没有同理心的人不足以谈道德，而这项政策丝毫没有同理心的痕迹。道德意味着爱邻如爱己，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做到视邻如己，尽量帮助邻人减轻负担，而不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推行这些政策的人往往满口道德，常常搬出教会在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教导，却不具备教会的博爱精神和对穷人的关怀。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遗余力地与穷人作对，阻挠他们取得避孕药具，千方百计地削减用于资助穷人的预算。他们让我想起耶稣在《圣经·路加福音》中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出自《圣经·路加福音》11:46。]

女性的事由男性决定，是社会落后或倒退的标志。此时此刻，这就发生在美国。如果决定权掌握在女性手中，她们绝不会容忍此类政策。正因如此，全国有那么多女性活动家挨家挨户地为自主计划生育争取支持，通过参加竞选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感到由衷的振奋与鼓舞。

或许，近期这些剥夺女性权利的图谋反而会触发女性争取权利的大潮。但愿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切，但愿我们捍卫女性自主计划生育权利的努力能引发一场全面争取女性权益的运动。希望将来，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当人们制定与女性息息相关的政策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走进会场，坐到桌前，引领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