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提到自己去瑞典与汉斯·罗斯林话别。那么现在，在最后一章，我想告诉你那天他都说了什么。

那是2016年，身患癌症的汉斯已时日无多。他还在撰写一本书，他去世后，那本书最终由他的儿子和儿媳完成。我来到汉斯位于瑞典南部的家中，他和妻子阿格妮塔请我进去，在厨房落座，与他们共进早餐。汉斯和我都清楚，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像往常一样，他这次也有话要对我说。那些话他过去都对我说过，但只有悟出真理的人，才会在人生即将落幕时不断重复自己。汉斯当然属于这样的人，他想最后一次向我传授人生经验。

他抽出一张纸铺在桌上，放在我们的盘子之间，然后说：“梅琳达，如果你只记一句话，那一定要记住你必须走近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他拿出一支笔，画了两条垂直相交的道路，交点在纸张正中。接着，他在道路相交的位置画了一条河，说：“如果你住在路口或者河边，那你就还好。要是你住在边缘”——说到这里，他又用笔标出纸张四角——“那世界就会把你忘记。”

“梅琳达，”他说，“别让他们被世界忘记。”

说这话时，他眼含热泪。这是他一生的热情、一生的执念，现在，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

汉斯的地图揭示了贫困的地缘成因。极端贫困者往往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地区，远离交通与贸易，而这些活动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不过汉斯想必也会同意，贫困还存在一定的社会成因。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同样可能与世隔绝，身处社会边缘。在此，我想带读者认识一群女性，她们都是来自印度的性工作者，处在绝对的社会边缘。这些女性证明，只要团结起来，女性就能超越我在书中列举的每种障碍，把河流移到自己身旁。

2001年珍四岁、罗里一岁时，我第一次代表基金会访问亚洲。罗里还小，不会提问，但珍对这一切充满好奇。“妈妈要离开一周。”我说，接着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跟一个四岁的孩子解释贫困与疾病。我想了想，向她透露了访问的一个环节：我要去看望一些可怜的孩子，他们无家可归，病了也没有药吃。“无家可归，那是什么意思？”珍问。我尽量用她容易接受的方式做了解释，然后就回房收拾行李。

几分钟后，珍抱着一大堆毯子跑进我的房间。“这是做什么用的呀？”我问。“这些是我特别准备的毯子，”珍说，“你可以带上，看那些小朋友需不需要。”我一再向她道谢，跟她一起把毯子装进行李箱。旅途中，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珍都会问：“你见到那些小朋友了吗？他们喜欢我的毯子吗？你会把毯子送给他们吗？”

我真的把那些毯子送了出去，不过这次旅途给我的收获远远多于我的付出，尤其让我变得更加谦卑。在泰国，一个女人深深触动了我。她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是一位专攻艾滋病的流行病学专家。她花了好几天时间跟我一起走访各个村庄，谈论如何延缓艾滋病的蔓延。艾滋病是全球最严峻的健康问题，专家预计它会大面积暴发，仅在印度就将新增数千万感染者。那时我刚开始接触全球健康问题，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比尔和我都明白对抗艾滋病刻不容缓，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这次出差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我们能做些什么。

访问进入最后一天，我乘船横渡老挝与缅甸边境附近的一条河。这时，那位新朋友问我：“你在这里也待了好几天了，那我不妨问问你，如果你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女人，你愿意为养活孩子做些什么？牺牲到哪种程度？”

我被问得目瞪口呆，愣了好一会儿，想象着那种处境。好吧，我会去找一份工作。可我又没上过学，连字都不识。但我可以自学。可是书本又从哪儿来？况且我也不可能找到工作，因为我生活在偏远地区，压根儿没有工作机会。我还在考虑该怎么回答时，她就打断了我的思绪：“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说：“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她回答：“嗯，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两年，很清楚自己有哪些选项。我会去当性工作者。要让孩子们吃饱饭，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这番话令人震惊。回想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过一番思考，我意识到不这么说或许更令人震惊。如果你说“噢，我绝不会那么做”，那就代表你宁愿让孩子们饿死，也不愿尽你所能去养活他们。而且否认还有另一重含义，那就是“我比这些人高尚”。我这位朋友在处理另一些健康危机的过程中与性工作者有过接触，因此在我听来，她的问题中略带质疑，它十分含蓄，却依然有力，她真正想问的是：“如果你自认高人一等，又怎么可能与她们成为合作伙伴呢？”

两年后，我们基金会在印度推出了一项主要依靠性工作者实施的艾滋病防治计划。我们称之为“阿瓦汉”（Avahan），这个梵语词意为“行动呼吁”。这项投入有极高的风险，不仅因为它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更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没人知道，这个项目在全球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面临一种致命疾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疾病，项目组必须在这个种姓社会与最受人唾弃的群体全面合作。一般而言，我们首先会小规模试水，再慢慢把项目做大，但这个项目时间紧迫，我们必须一开始就保证规模。后来，这个旨在防治艾滋病在印度全境蔓延的计划，成为全球最大的艾滋病防治项目之一。

这个项目必须围绕性工作者展开，因为性交易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如果某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将病毒传染给性工作者，她就可能传染数百名客人，其中以卡车司机居多。随后，这些人又可能让妻子染病，而她或许会通过怀孕、分娩或哺乳传染给孩子。如果性工作者能说服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的感染风险就会大幅降低，传播疾病的风险也是。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减少性工作者与客人之间无保护的性行为。策略再好，我们也必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才能说服人们改变固有的习惯，采取新的做法？也正是这个问题成就了“阿瓦汉”的传奇，那是我听过的、最出人意料、最发人深省的故事之一，也让我学到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

2004年1月，我第二次来到印度，当时“阿瓦汉”项目推出还不满一年。这次与我同行的，都是我最亲密的女友，我们组成了一个灵修小组。我们想找地方祈祷和冥想，还想参观宗教场所，还希望了解当地有哪些济贫志愿活动，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尽绵薄之力。

到了印度，我们在加尔各答住下，天不亮就起床徒步穿越城市，去参观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仁爱之家，那是特蕾莎修女开始她慈善工作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小教堂，修女们每天早上会聚在里面祈祷，所以，尽管我们并不全是天主教徒，依然决定一起去小教堂听弥撒。一路上，无家可归者睡满街道，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身上跨过。这场面实在令人心碎。换作特蕾莎修女，一定会停下来帮助他们。

在小教堂，我们见到了仁爱之家的志愿者。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在特蕾莎修女的一座仁爱之家服务一天。弥撒过后，我们走进孤儿院，在导览下进行参观。随后，我的朋友们留下来给工作人员帮忙，我单独去见几位性工作者，打算跟她们聊聊预防艾滋病的问题。

至少我以为那就是我们的话题。实际上，她们还想跟我聊聊羞耻感，分享她们生活的艰辛，她们还聊到了各自的孩子。一个名叫吉塔（Gita）的女人告诉我，她儿子今年上九年级，将来铁定能上大学。她还说她女儿成绩也很好，将来一定不会沦为性工作者，说着，她攥紧了拳头。吉塔和在座的不少女人明确表示，她们是为了养家糊口才沦为性工作者的。她们别无选择，但每个人都坚称，自己的女儿绝不会因为生活所迫而重蹈她们的覆辙。

谈话之外，吉塔和她的同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无比渴望肢体接触。这里的居民不会碰触性工作者，只有性交时除外。无论出自哪个种姓，性工作者统统都是不可触碰的贱民。在她们眼中，触碰意味着接纳。所以与我拥抱时，她们都舍不得放开。在与男女性工作者的接触中，我一再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聊天、合影、拥抱，然后他们久久不愿放开。我转向其他人时，他们会拉住我的衣服，或把手搭在我的肩头。一开始，这让我很不适应。后来，我欣然接受。要是他们想抱得久一点，那没问题，我完全愿意。

所以我那天拥抱了许多人，聆听了许多故事——关于强奸、虐待的可怕故事，还有孩子们充满希望的故事。见面临近尾声，女人们提出想跟我合影，于是我们就手挽手拍了一张合影（第二天它登上了报纸）。那个时刻令我情不自禁，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这时，几个女人操着孟加拉口音，用英语唱起了民权运动的主题曲《我们必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我顿时眼泪决堤，但竭力装作若无其事，因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看待我的泪水。对我而言，她们如此毅然决然，却又如此处境艰难，这样的反差既发人深省，又令人心碎。

这些女性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她们战斗在印度的抗艾第一线，而我们至今无法完全理解她们面临的残酷生活。她们时刻面临情人或嫖客的暴力威胁，这些施暴者本身往往也是深陷贫困的社会边缘人。此外，警察也是施暴者之一，他们会骚扰性工作者，逮捕、抢劫甚至强奸她们。

就连我们的印度同事都无法想象那种残酷。一次，我们团队的同事和四位性工作者在一家餐厅喝茶聊天。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性工作者就因为在公共场所聚众而被捕。

在那之后不久，阿瓦汉的一位工作人员驱车前往孟加拉湾附近的一条沿海公路。那里有个卡车停靠点，他能在那里了解到当地性工作者的生存现状。他跟几位性工作者聊了几个小时，一面跟她们一起坐在垫子上喝茶，一面了解项目进展，询问哪些方法更有效果，她们还有什么需求。随后，在大家起身告别时，一个性工作者突然哭了起来。这位工作人员以为自己哪句话冒犯了她，就问另一个女人：“我说错什么了吗？”那女人说：“没有，她没事。”后来他一再追问，她才说：“她哭是因为你这样一位体面的男士居然专程赶来见她，还跟她礼貌地交谈，而不是花钱买春。有人愿意专程赶来，只为跟她一起喝茶，这对她是莫大的荣幸。”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一位合作伙伴身上，这位女士曾为改善当地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做出了不懈努力。她告诉我们，有一次，一位罹患艾滋病的性工作者临终前问她：“您能实现我最后一个愿望吗？”“我一定尽力。”她回答。那位性工作者听了问：“我可以叫你阿埃吗？”在马拉地语里，阿埃是“母亲”的意思。这就是她唯一的心愿，她只想在临终前，管这个陪在她病榻前的好心人叫一声“母亲”。她们的生活就是如此悲惨。

赋权的开端

设计阿瓦汉项目时，我们并没考虑到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我们只希望性工作者坚持让客人使用安全套，同时治疗性传播疾病，接受艾滋病病毒测试，以为这些好处就足以吸引她们参与。但这样做收效甚微，我们不明白原因。或许，我们从没想过她们的世界里还有比预防艾滋病更紧迫的事情。

“你们不用教我们怎么使用安全套。”她们几乎是笑着说，“这个我们可比你们懂。你们应该帮我们防止暴力侵害。”

“可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同事说。对此，性工作者回答：“哦，那我们对你说的那些没兴趣。我们只需要这个。”

我们的工作人员听了就开始商量对策。有人说：“我们要么找别的途径，要么就取消这个项目。”还有一些人说：“不能管，这会让我们偏离目标，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不该涉足这个领域。”

最终，团队再次找到那些性工作者，认真听她们讲述各自的生活，发现她们强调了两个重点：第一，防止暴力侵害是她们最首要、最迫切的需求；第二，由于担心遭到殴打，她们不愿使用安全套。

如果坚持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这些女性可能会遭到殴打。要是被警察发现身上带着安全套，她们也可能挨打，因为那证明她们是性工作者。因此，为了避免被打，她们并不随身携带安全套。我们终于找到了防止暴力与预防艾滋病之间的关联。除非能解决眼前的暴力、抢劫和强奸问题，否则性工作者无法考虑相对遥远的艾滋病威胁。

因此，这次我们没说“这不归我们管”，而是说：“我们愿意帮你们避免暴力侵害。你们希望我们怎么做？”

她们说：“我们中肯定还会有人被警察强奸或殴打。这种事特别常见。要是每次发生这种事时都有十几个女人冲过来帮忙，警察就不敢再这么干了。”于是，我们的团队跟这些性工作者建立了一种警报机制。受到警察袭击时，女人们可以拨打一个三位号码，呼叫一台主机，随后，十二到十五个女人就会到警察局门口叫嚷，还会带来一位公益律师和一位媒体公关。如果十几个女人在警察局门口大喊：“放她走，否则这事明天见报！”，警察就会让步。他们会说：“我们事先不知道。我们非常抱歉。”

这就是性工作者们的计划，她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她们建立了一个一键拨号网络，一旦有人触发警报，女人们就会火速赶到。这个方法极其奏效。一名性工作者说，自己一年前曾在一警察局遭到殴打和强奸。这个体系建立后，在同一警察局，警察居然给了她一把椅子和一杯茶。关于这个项目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一个城镇的性工作者纷纷找到我们说：“我们也想要预防暴力的项目，不要那个预防艾滋病的。”很快，这个机制传遍了全印度。

这种做法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基金会当时的印度负责人阿肖克·亚历山大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个施暴的男人都害怕一群女人同时出现。”

就这样，一开始我们只想做一个艾滋病防治项目，却误打误撞地激发出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走到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权利。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开始支持女性赋权。

让女性聚到一起，是赋权的开端，无论场所多么简陋。阿瓦汉在社区中心开展活动——所谓社区中心，不过是一些煤渣砖修砌的小屋，通常只有一个房间，能供女人们聚会、交谈。这些女人根本没地方见面，如果她们在公共场合聚会，就会被警察围捕、收监。因此，我们的团队在围绕预防暴力调整项目时，就开始有意识地租赁场地，鼓励这些女性见面交流。社区中心成了她们获取帮助的场所。她们可以在那里领到安全套，还可以见面、小憩。她们不能过夜，但白天，不少人都喜欢躺在地板上打个盹儿，任孩子们在身边跑来跑去。我们的团队还在一些地方开设了美容室、活动室，女人们可以在里面玩桌游。社区中心成了改变开始的地方。而这个设想，完全来自女人们自己。

第一家活动中心开门时，阿瓦汉的一位早期成员说这是“我见过最美好的事”。五个女人提心吊胆地走进来，担心有人给她们下药，再偷走她们的肾脏，外界有这种传言。相反，她们受到热情的欢迎，并被告知：“你们可以随意聊聊，喝几杯茶就走。”就这样，阿瓦汉的女性赋权之路开始。那些处在社会最边缘、遭到所有人排斥的人们聚到一起，喝茶谈天，互相鼓舞。

当时比尔和我已经知道项目转向了预防暴力，却对这些社区中心一无所知，现在想来，我依然会哑然失笑。阿肖克定期来西雅图向我们汇报项目进展，直到2005年亲自来到印度，比尔和我才看清项目的全貌。阿肖克给我们做了情况简报，提前介绍了参观内容，然后就提到这些社区中心，说这些小小的空间能供性工作者见面交流。我还记得简报结束后，我问比尔：“你知道咱们还资助社区中心吗？”他回答：“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们为阿肖克提供了资金，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懂得制定一条路线，再一以贯之地执行。他总是言出必行，而且有些事他都不会挂在嘴上。这真是谢天谢地，不瞒你说，如果他在基金会演示资助社区中心的计划，多半会被我们否决。我们的使命是研发创新手段，交给别人去实施。资助社区中心似乎与这个宗旨有些南辕北辙。我们将基金会视为一家创新型慈善机构，并不负责项目落地，发放安全套已经大大偏离了我们的自我定位，更别提借助社区中心为女性赋权，从而预防暴力侵害了——这对我们而言实在太疯狂了，至少在来到印度实地看到它的效果之前，我们是这么想的。

那次，比尔和我见到了几位性工作者。那场活动的照片现在就挂在基金会办公室一个显著位置，照片上，比尔和我盘腿席地而坐，跟大家围成一圈。活动开始，我问其中一个女人：“能讲讲你的故事吗？”她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接着，另一个女人讲述了她干这一行的由来。随后，第三个女人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只偶尔传出一两声啜泣。她说她曾是一位母亲，有过一个女儿，孩子没有父亲，而她别无选择，只能靠卖身维持生计。为了让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她什么都可以忍受。女儿在学校有许多朋友，成绩也很优秀。但做母亲的始终担心女儿长大后会发现她从事的是什么行当。一天，她的担心成了现实，女儿的一位同学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宣称她母亲是性工作者，女孩的朋友们开始不断用残酷的方式恶意取笑她。几天后，这位母亲回家后，发现女儿自缢身亡。

我飞快地瞟了比尔一眼，发现他眼含热泪。我和在场的所有人也是——尤其是那些有类似经历的女人，这个故事又揭开了她们心中的创伤。这些女人生活在痛苦之中，与此同时，她们也能对彼此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消解了她们的孤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为她们带来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又让她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为她们赋予了携手抗争的勇气。她们不再是局外人，而是群体的一员。她们有了组织，有了家。而且，她们渐渐摆脱了社会强加给弱势者的错觉：她们无法享受权利，因为她们没有权利；她们说的不是事实，因为没人愿意倾听。

布琳·布朗说，勇气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敢于暴露自己。而我认为最纯粹的自我暴露，就是直接提出自己的需求，尤其是别人不愿满足的需求。这样的勇气总能让我陷入沉默。在彼此的帮助下，这些女人找到了这种勇气。

日后，阿瓦汉项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首批女性取得的成就。阿瓦汉的故事不仅反映了接纳与归属如何为社会边缘群体注入力量，更体现了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对国家的贡献。我想举两个例子。

多年前，差不多就在我和比尔那次印度之行前后，基金会也在寻找抗击艾滋病的手段。我们为一种新的可能兴奋不已——能够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或许也可以用于预防艾滋病。我们资助了相关的药物测试，发现效果好得出奇：口服预防药物可以减少90%的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治疗领域最高的目标实现了。紧接着，它轰然坠地。

这种方法需要健康人每天服药，而高风险群体根本做不到。无论药物多么有效，想让人们养成一种新的健康习惯总是难上加难。他们必须产生参与感，还必须获取足够的信息，受到强烈的激励。遗憾的是，艾滋病活动人士、捐助人、政府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就是无法说服人们服药。全世界能做到每天服药的只有两个群体：美国的白人男同性恋者……和印度的女性性工作者。

一项研究表明，94%的印度性工作者忠实地坚持服药。在全球卫生保健领域，这种配合度简直闻所未闻。研究报告认为，这应该归功于阿瓦汉项目中联系紧密的女性网络。

这是第一个例子。下面我再举第二个例子。2011年，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在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几个邦，阿瓦汉活动越频繁，HIV的感染率就越低。自那之后，有记录显示，由于性工作者在交易过程中坚持要求使用安全套，艾滋病才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蔓延。这项全国计划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的成功离不开这些获得了力量的女性。

既然这个国家没人愿意触碰她们，这些女人就触碰彼此，有了这个宽容的小群体，她们开始尊重自己，重获尊严。有了尊严，她们就开始争取权利，而主张权利，让她们得到了健康，为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

找到我们的声音

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主持了一场关于女性社会运动的主题讨论。当时，在阿瓦汉项目的引导下，我刚刚走上女性赋权之路。我们的嘉宾之一是了不起的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2011年，她与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塔瓦库勒·卡曼（Tawakkol Karman）同时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莱伊曼的主要成就是与埃伦一同发起了一项妇女和平运动，加速了利比里亚内战的终结。

我发现有时在工作中，我并不能看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哪些力量，即使我当时很有把握——往往只有工作结束后才会恍然大悟。经过一段时间，有时甚至是在几年后，我会回望这段时光，告诉自己：“噢！我明白了。”那天，莱伊曼就让我豁然开朗，不仅帮我深入理解了她所倡导的和平运动，更让我看到她所遵循的原则，也能解释阿瓦汉和更多运动的成功。

莱伊曼告诉我，利比里亚经历了两次内战，其中第一次爆发时，她还是利比里亚一位十七岁的少女。第一次内战结束之后，在两次内战之间，她开始学习如何促进和平、治愈创伤，并逐渐意识到“改变社会的重任，必须交给母亲”。

她受邀前往加纳，参加女性促进和平网络（Women in Peacebuilding Network）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与会女性几乎来自所有西非国家。莱伊曼被任命为协调员，负责倡导利比里亚的女性和平运动。第二次内战爆发后，她开始夜以继日地为和平奔走。一天晚上，她又在办公室睡着了，梦见有人对她说：“把女人们召集起来，祈祷和平。”

她开始为和平运动招募女性，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去市场，星期天去教堂。她召集了成千上万名女穆斯林和女基督徒，带领她们发起示威和静坐，无视政府要求她们解散的命令。最终，她在数千名女性的簇拥下被请进总统府，与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会谈，当面向他提出和平诉求。泰勒无奈承诺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与反政府武装进行和谈。

为了向政府持续施压，莱伊曼带领数千名女性来到阿克拉，在举行谈判的酒店外示威。谈判陷入僵局时，莱伊曼首先率数十名女性进入酒店，随后另一些女性也陆续进入。最终，进入酒店的女性达到两百人。她们坐在会议厅门外，请会议主持者给谈判桌上的男人们带话：不达成和平协议就不准离开。

会议的主持者，尼日利亚前总统阿卜杜勒萨拉米·阿布巴卡尔（Abdusalami Abubakar）为女人们的行动提供了支持，允许她们坐在会议厅外向与会者施压。在这些女性活动家的努力下，和平谈判“由漫不经心变为郑重”。几周后，各方就达成一致，战争正式结束。

两年后，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被选为利比里亚总统，成为非洲国家首位女性领导人。

多年后，在纽约见到莱伊曼时，我问她那次运动为何如此成功。她回答：“在这些国家，我们女性哺育了社会。因此，改变它也是我们的职责。”

她说到，在2003年利比里亚已经“经历了十四次激烈的派系斗争，其中十三次达成了和平协议。我们告诉自己：‘男人们总是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在纷争中注入一丝理性。与其发起由女性领导的派系斗争，不如发起一场由女性领导的和平运动’。”

随后，她讲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阐释了这句话的内涵。

“有个穆斯林女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女儿，”莱伊曼讲道，“她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一次，她给一名身中数枪的士兵喂食，对方认出了她，就说：‘扶我起来。’于是她扶起那人。‘你女儿在哪儿？’那人问。‘噢，她死了。’她说。士兵说：‘我知道。’她说：‘你怎么会知道？’那人说：‘因为是我杀了她。’

“她哭着回到办公室，我们见了，就问：‘你是不是停下来不再喂他了？’她说：‘没有。这不就是和平的含义吗？况且当时，我立刻就想到，我还可以回到姐妹们身边，跟你们一起哭泣。’”

为什么女性的活动带来了和平，而男性的纷争带来了战争？莱伊曼的故事做出了解释。女性受到伤害时懂得消解痛苦，不去迁怒他人。但男人受伤时，必须让某人付出代价。冤冤相报就是战争无法终结的原因。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才能带来和平，男性只会引起战争，绝对不是。我指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女人们能够消解痛苦，不去迁怒，而男人们却没做到这一点——直到被女性说服！当女性找到自己的声音，男性也学会了握手言和。双方都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对方的内在特质。男性也能像女性那样，承诺不去互相报复；而女性也能像男性那样，对社会治理发表意见。正是这两种特质的融合，带来了和平。

很多成功的社会运动背后都有类似的结合——那就是强有力的行动加上不转嫁痛苦的能力。只要能将这两者合二为一，任何人都能发出充满精神感召力的声音。

莱伊曼那位回到姐妹身边哭泣的朋友和每一位接纳而非转嫁痛苦的女性所做的，不仅是分享内心的伤痛，更是找到自己的声音——因为悲伤会将她们的声音淹没。直面伤痛，能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声音，而与人分享能让我们更加从容地面对痛苦、发出声音。

当身陷困境或与其他女性隔绝时，我们很难与暴力对抗，因为我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女性走到一起，彼此接纳，讲述我们的故事，分享我们的痛苦，我们就能在彼此身上找到力量。我们将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不是任何人强加的结果，而是我们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价值创造的崭新世界。

第一次发现直面痛苦能提高我们的声量时，我的反应是不会吧。如果只有面对痛苦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为什么惯于转嫁痛苦的人总是声如洪钟？随后我恍然大悟：声如洪钟并不代表有力。一个人如果缺乏自省，从不正视自己的痛苦，那么他纵然声音再大，也不可能表达公正，只会诉说私心、支配和仇恨。男性为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最强音来自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这样的人，他们都能主宰自己的痛苦，懂得摒弃仇恨，弘扬宽恕。

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后，有人曾问他是否憎恨逮捕他的人。他说是的，他恨过，渐渐地，他意识到，如果始终心怀愤怒，那他就是永远的囚徒，而他想得到自由。

我并不想原谅那些虐待女人和女孩的男人，那会感觉像放他们一马。我不希望他们逃脱罪责。我完全赞成采取一切手段保护无辜，包括逮捕作恶之人，实施惩罚，等等。但惩罚并不等于复仇。

戴斯蒙德·图图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主席，曾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让南非免于被仇恨撕裂。他提出一个避免复仇的方法：“当我深受伤害，当我身处痛苦，当我对加害者充满愤怒，但我始终知道，要化解这种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纳它。”

天主教社会活动家多萝西·戴伊曾以非暴力手段救助穷人及无家可归者，她说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给他们带去内心的变革”。从全世界投身社会活动的女性身上，我看到，要成就内心的变革，你必须首先拥抱自己的心碎，沉入愤怒之下那层痛苦。《圣经》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出自《圣经·马太福音》5:39。]。这就是我对这句箴言的理解。我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要我们“把世界让给恶人”，而是“不要抗拒感受，要去接纳痛苦”。如果不去接纳痛苦，伤痛就会化为仇恨。这正是基督的一生向我揭示的真理。大祭司们为了击溃他，想尽办法折磨他、羞辱他。但他们都失败了。他接纳痛苦的能力超过了他们制造痛苦的能力，所以，他能用爱去回应他们的仇恨。

我认为这就是一切非暴力运动的原型，无论是在宗教界还是世俗世界。对抗拒最有力的回应，就是接纳，当然，接纳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接纳，是指接受我们真实的痛苦。如果不去接纳，我们就只会设法释放痛苦，而这一旦成为我们行动背后的动机，我们就会打着正义的旗号，制造无尽的灾难。真正伟大的领袖呼唤正义时从不掺杂仇恨。能战胜自身痛苦的领袖从不公报私仇，因此他们的声音才具有如此强大的道德感召。他们诉说的不再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真相，而是客观的真相。

善于接纳痛苦不能只是别人身上一个令人羡慕的优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抱心碎，因为面对他人的痛苦，心碎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十几年前，我与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医生造访南非，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座小镇探望一个时日无多的艾滋病患者。这个病人明显疲倦而痛苦，但他依然亲切地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就在这时，那位医生起身离开。他找了个别的借口，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且我怀疑那位患者也知道。这位医生平时主要从事研究工作，难以面对这位患者悲惨的境况。如果无法面对邻人的痛苦，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将对方推向边缘。

每个社会都认为，造成问题的是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但这些人并不是问题之所在，真正的问题，来自那种排斥他人的冲动。克制这种冲动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我们最好的机会。这需要勇气和眼光，因为那些被我们推向边缘的人，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恐惧。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排斥他人、缓解恐惧的冲动。那么，我们该如何扭转它呢？

我们是一家人

要说人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曾扮演过局外人，即使只是作为操场上嬉戏的孩童。没人喜欢那种感觉，它足以令我们恐惧。尽管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我们中也有很多人完全无法想象彻底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感觉。

正因如此，在我母亲最喜欢的书中，有一段话才特别令我动容。这本书就是亨利·卢云（Henri Nouwen）神父的《活出有爱的生命》（Life of the Beloved）。卢云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有着天才的头脑和圣徒的心灵。他曾在巴黎圣母院、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在一所残障人士福利院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每天早上例行主持弥撒，此外还负责照顾一位严重残障的病人。

在《活出有爱的生命》中，卢云神父写道：“在我的团体里有许多残障人士，他们最大的痛苦并非来自残障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一无是处、毫无价值、不获赏识和不被人爱的感觉。接受自己不能言语、行走、进食，比接受自己在别人眼中没有特别的价值更容易。人能以坚毅承受极大的剥夺，当我们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为别人付出时，很快就会丧失对生命的把握。”[出自《活出有爱的生命》，译文据新加坡基督长老会真理堂潘志成牧师译本。]

我们都愿意付出，这能让我们融入集体，感觉受到了接纳。因此，要接纳所有人，我们就必须帮助每个人发展潜能，再运用各自的专长造福集体。这就是接纳的含义——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出贡献。如果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帮助，我们就应该伸出援手，因为我们的社群支持每个人，每个人都是社群不可或缺的一员。

当女性走到一起

本书阐述的每一个议题，都是一扇大门或一堵高墙，女性必须进入大门或打破高墙，才能真正做出贡献——她们必须拥有生育自由，有权自主决定是否结婚，有权追求机遇、进入大学、掌握收入、安排时间、追求理想、取得职业成就、从事任何职业。世界上还有无数女性深陷贫困，而且每个阶层都有女性被大权在握的男性排除在外、恐吓威逼。为了她们，女性必须走到一起，相互交流，组织队伍，引领变革，从而为所有人推倒高墙，打开大门。

我一直在参与形形色色的女性团体，尽管当时的我或许并没意识到。我高中就读的女校就是一个不小的女性团体。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也总是与自己仰慕的女性为伍，尤其在当时，我们人数还十分稀少。作为成年人，我与各个领域的女性建立了友谊，她们来自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生活和信仰。我一直有不少男性好友，他们为我带来了不可或缺的欢乐。每当恐惧袭来、需要朋友支持时，我总会找到我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团体，是她们陪伴我迈出成长路上的每一步。我相信，女性团体不但对每位成员都不可或缺，对社会同样也举足轻重，因为包容带来进步，而包容就从女性开始。

这并不意味着在接纳女人和女孩的同时，我们应该排斥男性，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与他们共同接纳女性，代表他们去接纳女性。我们要做的，不是接纳女性却排斥别人，而是通过接纳女性去接纳所有人。

女性必须从边缘走到中心，占据属于我们的位置——并非高于或低于男性，而是与他们并肩——同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做出我们应该也有权去做的决定。

我们会遭遇不少阻力，然而权力斗争无法带来持续的进步，而道德感召可以。一旦我们揭穿性别偏见的伪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男女意识到过去浑然不觉的性别偏见，并站出来反对它。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改变那些让我们对偏见浑然不觉的陈规陋习。偏见将无处遁形，被我们消灭殆尽。

要改变建立在排斥之上的文化并不容易。与只想占据支配地位的人合作也非常困难。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把他们赶出去，那不是改变。我们必须包容所有人，甚至是那些想排斥我们的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自己理想的世界。权力曾是一些人排斥他人的工具。而我们必须用手中的权力去接纳每一个人。我们不能成为加剧纷争的另一个派系，而必须结束纷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