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突然又冒出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人人都在大吵大闹，搞什么演说，但我觉得那些都不可信。什么主义，什么思想，这些都没有意义。男人别再撒谎，女人舍弃欲望，单是这样就能建设全新的日本了。”

我接连遭遇战火，不得不回到家乡津轻寄人篱下，每日郁郁寡欢，忍不住对恰好来访的小学同学、如今在这个町上担任名誉长官职务的某人吐出了泄愤式的愚蠢言论。那位名誉长官笑着提出了坚定的反驳：

“唉，你说的太对了，但应该反过来吧？男人舍弃欲望，女人别再撒谎，必须得是这样才行。”

我顿时慌了手脚，便问：

“为何这么说？”

“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女人撒起谎来可是太厉害了。今年正月我就有过一次毛骨悚然的经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女人了。你别看我老婆那样的邋遢婆娘，搞不好在外面也有别的男人。唉，这种事啊，真不好说。”他一本正经地说完，又讲了一些乡间秘话给我听。下面写到的“我”，便是这位时年三十七岁的名誉长官本人。

现在这件事虽然能公开了，可在当时还是机密事件，町内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警察署长（后来那位署长就调走了。他可是个好人啊），再有就是我，没有别人了。

今年正月，正如日本全国各地，这个地方也迎来了几十年一遇的大雪，那积雪之厚，压得路上的电线都弯到了触手可及的高度。家家户户不是被压断了院子里的树枝，就是被压倒了围墙，有的干脆房子都被压垮了，其危害不亚于大洪水。不仅如此，还因为连续几天的暴风雪，这一带的交通完全断绝了整整二十天。这事啊，就发生在那段时间。

记得当时快到晚上八点，我正在教大女儿做算术题，警察署长像个雪人似的，突然敲响了我家的门。

我一看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喊他进屋他也不动弹。那署长特别爱喝酒，是我的好酒友，我们之间根本不需要客气。唯独那天晚上，他显得很是生分，站在门口的土地上扭扭捏捏地说：

“唉，今天不行……”他顿了顿，又像被逼无奈一样继续道，“我有事想求你。”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知道果然大事不好，顿时更紧张了。

我穿上木屐下到门口，一言不发地领他去了鸡舍。为了给小鸡保暖，那间屋子里放了火盆。我俩悄悄走近漆黑的鸡舍，真的没发出一点动静，连鸡都没什么反应。

接着，我们便隔着火盆相对而立。

“请你务必要保密。我这边发生了一起逃走事件。”署长说。

兴许是有人从拘留所逃走了吧。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便没有回话，而是静静地等他说下去。

“町上也许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我是说你亲戚家的圭吾先生。他啊，没去报到。”

我顿时感到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不、可是他……”我脑子一片空白，“我的确把他送到了青森部队的兵营门口呀。”

“正是，这我也知道。可是宪兵队打电话来，说他压根没去报到。本来宪兵队要亲自过来搜查，可是你看这大雪，他们想来也来不了。所以那边吩咐我，先秘密展开搜查。这不，我就来找你了。”

你一直待在东京，肯定不了解圭吾这个人吧。虽说现在时代变了，把这件事公布出去也没什么妨碍，可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若要我详细说明他的身世经历，我实在是说不出口。总之你就记得他叫圭吾好了。他是我的远房亲戚，平时务农为生，刚娶了媳妇。

那家伙是个连火车都没坐过的乡下人，收到征兵令后，我就好心把他送到了青森部队的兵营门口，结果他竟没有报到。应该是先进去了，没多久又自己逃走了。

署长觉得，圭吾就算跑了，也没别的地方可去，肯定是顶着暴风雪翻山越岭好几天，逃回家里去了。死是肯定不会死的，必定是逃回家了。毕竟那小子的老婆是个绝世美人，配他简直是绰绰有余。所以他肯定是回家去了。署长就说：你是那对小夫妻的媒人，两人都很尊重你。哎，我可不是嘲讽你，是说真的。今晚想劳烦你跑一趟，去他家里跟他媳妇好好谈谈，就说咱们绝不会亏待他，如果圭吾回去了，就偷偷告诉你，一定不能耽误。若在这两三天内能找到圭吾，我可以出面保证他不受任何责罚。毕竟雪这么大，交通都瘫痪了，我打算借这个理由把他没去报到的事情搪塞过去。若是真出了逃兵，咱们这个町都得蒙羞。你为了町的名誉，就辛苦跑一趟吧。

于是，我就冒着大雪跟署长一道去了那小子家中。真的好远啊。说起来，人的这一辈子还真能见识到不少事。我这种免除兵役的人竟然要去苦口婆心说服帝国军人的妻子，无论怎么想都太难了。

来到那小子家门前，我跟署长无声地道了别，走进门去。你虽然在东京待了很久，可毕竟是这里出生的人，肯定知道咱们这儿农户房子的结构吧。走进家门，左手边是马房，右手边是兼作起居和厨房的地板房，里面有个大火炉。总之圭吾家基本就是这样的布局。

他媳妇还没睡，在火炉边上做针线活呢。

“哎，你可真勤快。我家那口子吃了晚饭就抱孩子睡了，那叫一个鼾声如雷。想叫她晚上做点活啊，真是比登天还难。你不愧是出征士兵的妻子，勤快，真勤快。”我说了一通蹩脚的表扬，脱下外套走过去。本来我们两家就亲如一家，不需要讲什么规矩，直接就盘腿坐在了火炉边上。

“老太太睡了吗？”我问道。

圭吾有个瞎眼的老母亲。

“老太太最大的乐趣就是睡着了做梦。”圭吾媳妇没有停下手上的针线，笑着回答道。

“嗯，有点道理。真是苦了你啊。不过现在这个时代，整个日本国，哪里找得出一个幸福的人。就算苦，也得熬着。若是遇到了什么事，实在不知怎么办，你就来找我。”

“谢谢叔。您今天从哪儿来的？都这么晚了。”

“我吗？我没去哪儿，就是从家来的。”

我实在很讨厌拐弯抹角，就算想拐弯抹角，也嫌它麻烦，做不出来。哪怕事情有点尴尬，我也更喜欢开门见山地说。有时因为这个，也遇到过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我总感觉，拐弯抹角就算能管得了一时，也管不了一世。

那天也是，我觉得耍小伎俩没用，就直说了“我从家来的”。圭吾媳妇好像没怎么在意，往炉子里添了两根柴，又做起了针线活。

我问个问题，你可别嫌怪。咱们是小学同学，今年同是三十七岁，再过两三个星期，到了昭和二十一年，就三十八了。你到了这个年纪，还惦记那种事不？哎，我可不是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想问问别人。你瞧瞧我，头发也没了，家里有四个孩子，手磨得又粗又厚、开裂起皮的。用这样的手去摸女人柔软的衣服，肯定得刮坏，对吧。成了这副模样，我也早就没了谈情说爱的勇气，可是谁又能管得了自己的心思呢？跟有点漂亮的女人单独坐在一块儿，聊两句有的没的，不知不觉就有种奇怪的想法。你呢？你怎么样？我可能比一般人欲望强一点吧。你别看我现在成了一副灰头土脸的老大爷模样，还是没法跟女人心平气和地说话。我可不会瞎想自己爱上了眼前的女人，反正就是会有点心思。憋得慌啊。就是不能像跟男人说话那样敞亮。心里总觉得有点乱糟糟的，静不下来。我觉得那就是因为欲望太强了，你说呢？不过偶尔也有女人让我完全生不出那样的心思。我可不是说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岁的小姑娘，那都不是问题。我是说正值青春年华，长得还很好看，但是我跟她说话一点都不憋闷，总能保持敞亮。我偶尔能碰见那样的女人。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最近啊，我是越来越想不明白了。以前我是这么想的：不让我感到憋屈，就是激发不出我的欲望，证明这种女人的精神一定很高洁。而那些说话时会让我感到别扭的女人，心里虽然肯定没有这样那样的小九九，但她会不自觉地散发出一种情色气质，那气质会去纠缠着对方，令对方感到憋屈。换言之，我以前一直有点瞧不起那些说话时让我坐立难安的女人，觉得她们就算不是不守妇道，多少也有点媚气，同时我又很尊重说话时让我心平气和的女人，认为她们是正直高洁的人。

可是那圭吾的媳妇啊，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跟她说话时，从未生出过哪怕一星半点的心思。现在虽然不分地主佃农了，不过圭吾媳妇本来是我家老佃农的女儿，从小就爱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她不像普通农民那样粗鄙，长得又白又苗条，大了以后脸颊有点凹陷，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点凶相，可她依旧是町上有名的美女，加上少言寡语、手脚勤快，最重要的是不会让我生出一点心思，所以我才介绍给了亲戚圭吾。

无论关系有多亲，我跟圭吾媳妇都没什么血缘关系，而我又还不是糟老头子的年纪，加上对方年轻貌美、丈夫出征，我大晚上的突然上门，跟她两个人坐在火炉边上闲聊，若是一般人，这可就不是什么见得了光的事情了。而我唯独对圭吾媳妇没有一点想法，并将其解释为这女子人格高洁，于是毫不在意地聊了下去。

“其实今天来找你，是有件大事要拜托你。”

“哦？”圭吾媳妇停下针线，愣愣地看着我。

“哎，你不用停下，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吧。这是为了国家，或者说为了咱们町，不对，应该说为了你们一家，请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最重要的是，这是为了圭吾，为了你，为了老太太，还有为了你们家列祖列宗、子孙后代。所以我这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

“您要我做什么呢？”圭吾媳妇小声说着，继续做起了针线活，看起来并不担忧。

“你听了可别太吃惊。当然，这事无论换作是谁，听了肯定都要大吃一惊。是这样的，刚才警察署长到我家来了——”我决定不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从署长那儿听来的话。“就这样，圭吾犯了大错。不过人总会有昏了头的时候，一旦昏了头，就容易犯错误。人内心生来带有的毒气就跟麻疹一样，总有一天得冒出来。现在已经犯下的错误就别再多想，只想着怎么不让错误闹大就好。我猜，你我都是这样想的吧。署长也保证了，绝不会对圭吾怎么样。他不是那种说谎的人。为了咱们町的名誉，这两三天内若是能找到圭吾，署长还答应帮忙打点，让上头不惩罚他。署长和我，我们俩都对此保密，绝不对町上的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所以拜托你了。圭吾一定会回来，他若是回来了，你也不必多想，马上通知我就对了。这首先是为了圭吾，也为了你，为了老太太，为了祖先和后代啊。”

圭吾媳妇听我说话时，始终面不改色，一言不发地做着针线活。等我说完了，她就长叹了一声。

“真是个蠢货。”说着，她抬起左手，擦掉了眼泪。

“你肯定也不好受吧。这我理解。不过，现在全日本有数不清的人比你还不好受。希望你能够忍耐。若是圭吾回来了，你一定一定要告诉我。拜托了！我以前从来没求过你们什么，唯独这件事，真的拜托了，我给你鞠躬了。”

我深深低下了头。就在那时，暴风雪的响动里突然多出了细小的咳嗽声，像是从马房那边传来的。我抬起头，问道：

“刚才是你咳嗽了？”

“不是。”圭吾媳妇奇怪地看着我，小声答道。

“那刚才是谁咳嗽了。你没听见吗？”

“我没听见呀。”圭吾媳妇说着，微微笑了起来。

不知为何，那一刻我感到毛骨悚然。

“他就在这儿吧。喂，你可别骗我。圭吾就在马房那边吧？”

也许我慌张的样子很是滑稽，圭吾媳妇放下针线活，脸埋在膝头笑得喘不过气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咬着下唇拼命憋笑，把通红的脸转向我，抹了一把笑乱的头发，突然正色道：

“您放心，我也不是笨蛋，他若来了，我定会通知您。到时候请您好生关照他。”

“哦，是吗？”我苦笑着说，“刚才那声咳嗽，应该是我听错了。唉，遇到这种事，女人反倒比男人更可靠。那就万事拜托了。”

“行，我知道了。”圭吾媳妇镇定地点了点头。

我松了口气，撑起身子正要离开，突然听见马房那边传来了声音。

“蠢货，不要白瞎了性命啊！”那显然是署长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巨大的响动。

名誉长官说到这里，拿着火钳拨弄了一会儿火盆，没有再说话。

“然后呢？”我追问道。“他在那儿吗？”

“那还用说嘛。”他把火钳深深插进火盆的灰里，“那小子两天前就回来了。你说这过不过分？两天前就回来了，跟媳妇一商量，在马房阁楼里铺了点干草，就躲里面啦。当然，这都是媳妇教的。家里老母亲瞎了，可以随便糊弄过去，就这么把圭吾藏在马房阁楼，一天三餐送上去养着了。这都是圭吾后来交待的。他那个媳妇啊，一句话都没说。直到现在还装作啥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去他家里，跟圭吾媳妇说了这么多推心置腹的话，一个大男人，都给她鞠躬恳求了，你看看她那面不改色的样子。反倒是在马房阁楼上听我说话的圭吾越想越羞愧，要在房梁上系绳子上吊了。

“署长跟我分开后，可能处于职业习惯，一直在周边巡逻监视，后来发现马房那边有动静，就在门口偷偷看，没想到竟然是圭吾挂房梁上了。所以他大叫一声：蠢货，不要白瞎了性命啊！刚把他抱下来，我们就赶过去了。署长刚喊出蠢货的时候，我们已经站了起来，忍不住面面相觑。那时圭吾媳妇一心一意伸长脖子倾听马房动静的模样，唉，真的像女神一样。太可怕了。接着我们就跑去马房，署长已经抓住了圭吾，他媳妇的谎言算是曝光了，可她还是在我身后看着圭吾，小声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要不是后来我听圭吾说他已经回来两天了，还真就永远相信圭吾媳妇那时真不知道丈夫回来了。肯定是这样。圭吾媳妇后来再也没说话，脸上不时挂着微笑，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真叫人搞不明白。我曾经以为她身上从不散发一点娇媚，是个高洁伟大的人，现在想来，还是让男人忍不住生出一些小心思的女人更善良坦率。说真的，我再也不能相信女人说的话了。

“圭吾后来很快拿着署长开的证明，去青森顺利报到，一直服役到了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复员回家，又跟媳妇两个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了。我被圭吾媳妇骗了一回，后来就不怎么去他家了。你说，她说谎的时候怎么就这么大方磊落呢？我感觉吧，只要女人还能这样面不改色地说谎，日本就没有出头之日。你觉得呢？”

“不光日本的女人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这样吧。不过——”我给出了极为轻浮的感想。

“那个圭吾媳妇，会不会看上你了？”

名誉长官疑惑地歪着头，随后一本正经地答道：“那不可能。”他明确否定了我的说法，然后严肃地（我在东京生活了十五年，从未听过如此坦率的话语）轻叹一声，“不过，我老婆跟圭吾媳妇关系很不好。”

我露出了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