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要不是偶尔还在响彻的空袭警报与那些射向天空的探照灯，真让人怀疑战争已经结束。歌乐山下的外国人招待所彻底沦为了美国军官的夜总会。每个周末，后勤都会用军卡从市区拉来成群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大多是失业的舞女、流亡的大学生、落魄的姨太太与失去丈夫的军眷们。她们在挂着水晶吊灯的大厅里刺耳地欢笑、跳舞、喝酒，在黑暗中与那些年轻的美国军官寻欢作乐，有时在他们的床上，有时就在敞篷的吉普车里或哪面墙下。然后，带着他们的精液、玻璃丝袜与巧克力，在夜色中被送回寂静的城里。

已经有无数次了，林楠笙在喝到分辨不清怀里的女人那张脸时，总有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就这样，让自己静静地、疲惫地死在那些不知是谁的女人身上。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每次都会想起朱怡贞，想起与她一起醒来的那些短暂而寒冷的清晨。

林楠笙就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再次邂逅了蓝小姐。她出现在外国人招待所的宴会大厅，身上穿着一条水色的府绸连衣裙，就像那些下等歌厅里的流莺，对每个男人的怀抱都来者不拒。那天晚上，林楠笙变得格外的沉静，靠在吧台的一角，若无其事地看着她，一直看到她醉醺醺地挽着一名美国军官出了大厅。

夜深以后，哨子响了起来。那是召唤女人们离开的讯号。林楠笙是在卡车边上堵住蓝小姐的。他说，我看你不是来出勤的。

蓝小姐脸上的妆容早已褪尽，显得苍白而浮肿。她懒洋洋地瞥了眼林楠笙，好像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那样，冷冷地说，你管得着吗？

说完，她把手伸给车上的同伴，使劲登上卡车。

蓝小姐一直到下了卡车，回到租住的那间小屋，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往木盆里打满清水，脱光衣服开始濯洗身体。

冰冷刺骨的水让她一下变得清醒。

晨光透过窗棂的缝隙照进来时，蓝小姐仍然蜷坐在水盆里，就像个快要融化的蜡像，埋着脑袋，头发盖住了整个的面孔。可是，经过整个白天的睡眠，到了夜幕降临，蓝小姐变得容光焕发。她在梳妆镜前仔细地化完妆，起身去挂在墙角的一排衣服前挑了件旗袍穿上，又照了照镜子后，吹灭油灯，拿起提包就出门了。

督邮街是重庆最热闹的地方。一到晚上，这里就成了上海的南京路，到处灯火通明，到处车水马龙，到处是操着各地方言的官员与商人，还有穿着各式制服的军人与各个国家的记者。这里，就像是城市的一盘大杂烩，也是蓝小姐每天晚上工作的地方。跟许多的站街女郎一样，她抱着胳膊在人行道上转悠，一边用眼神向路人兜售自己。有时，也夹着香烟，去找那些衣着整洁的男人借火，跟他们讨价还价。

几天后的晚上，林楠笙忽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的眼神一下就结成两道冰凌，说，走开。

别这样。林楠笙说，你跟我走。

我不做你的生意。

林楠笙想了想，一把抓起她的一条胳膊就往停在路边的吉普车里拖。

蓝小姐用力一甩，但没有挣开，就用了招擒拿的手法，还是没有挣脱那只手。她忽然低头，像只母兽那样，一口咬在林楠笙的手背上，一直咬到血顺着手腕染红了他衬衫的袖口。

林楠笙毫无知觉。他用另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使劲摁进车里。

你用不着可怜我。蓝小姐在车里一坐下就变得平静。她从包里掏出一块手帕，对着后视镜擦干净嘴上的血迹后，把它包裹在林楠笙伤口上，却再也不说一句话。她抱着胳膊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

林楠笙同样一言不发，直到把车停在中央银行高级职员的宿舍前，拉着她上了楼，进了房间。他打开灯，说，你要做就做我一个人的生意。

这里是顾慎言生前为自己准备的其中一个窟。他人还没到重庆时就让人用重金租下，却从没启用过。好像早知林楠笙会有这一天，他在下棋的时候说，房间的钥匙就寄存在嘉陵宾馆的总台。

蓝小姐的目光沿着四壁游走了一圈后，慢慢走进卧房，打开床头灯，随手把包往衣架上一挂后像变了个人。她解开衣服的扣子，很快把自己脱光，然后扭头看了眼站在门边的林楠笙，说，你还等什么？

林楠笙站在门边，有点迟疑地说，其实，我不是为了这个。

蓝小姐抿嘴笑了笑，上前拉住他的两只手，一直把他拉到床上。他们的做爱到后来更像是在搏斗。事后，蓝小姐伸手关掉床头灯，直挺挺地躺在黑暗中躺了很久，她忽然说，你要是真的可怜我，就帮我回到上海去。

军统上海站全线撤离时，蓝小姐奉命赶到吴淞口，上了船才被告知，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重庆。

蓝小姐一下睁大眼睛，说，那我孩子怎么办？我不能把他扔在上海。

负责撤离的是个掌柜模样的中年人。他摇了摇头，说，以你的级别是不能带家眷的。

那我留下，我哪儿都不去。

负责人又摇了摇头，说，我的任务是把你们送到重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蓝小姐回头看了看坐在船舱里的男人与女人。他们都是同事与战友，虽然很多人是第一次聚首，可这时每个人都抬头看着她。

蓝小姐转身走出船舱，一直走到驾驶室，对船老大说，把船靠岸。

船老大没有看她，而是望着她身后的负责人。

你要下船，我只能把你的尸体带回去。负责人用一把手枪指着蓝小姐，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蓝小姐没说话，盯着他黑洞洞的枪口，一直看到他垂下枪口，接着又垂下眼帘。

负责人叹了口气，又说，还是服从命令吧，别为难自己了，也别为难我。

好在到上海的邮路从未中断过。蓝小姐一到重庆就被安排在外设的稽查处，每天的工作就是检查往来沦陷区的信件与邮包。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她都会给保姆的家里写好几封信，薪水不够就变卖了身上的首饰给他们汇钱，求他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她的儿子。可是有一天，督察室的人忽然来找她谈话，拿出厚厚的一叠信件与汇票，说，你的孩子才六岁，你的保姆认字吗？

这里每个星期都遭轰炸，蓝小姐说，我只是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

过了没几天，蓝小姐被调离稽查处，也被迫搬出了总部的宿舍。她去电话局当了一名接线员，每个月的薪水连飞涨的物价都应付不了。

保姆就在这个时候让人写信来，说她的儿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天晚上，蓝小姐离开电话局的集体宿舍。她在街上走了很久后，闯进一家外国人聚集的酒廊，直到第二天早上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她才记起睡在身边的男人是个加拿大的机械师。

蓝小姐就是在一天深夜决定潜回上海的。天空中，空袭警报在刺耳地响，飞机的轰鸣由远而近，停电后的大街上一片漆黑，早已跑得空无一人，她却像根木头那样站在一座石牌楼前。爆炸声响起来了，地动山摇，火光冲天。蓝小姐却站得纹丝不动。

督察室的便衣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他们带来了她花重金托人订购的船票，还有一副手铐。蓝小姐说，你们知道，在上海我还有一个儿子要养活。

你也知道，擅自返回沦陷区就有投敌的嫌疑。

蓝小姐被带回总部的禁闭室，整整关了一年多才得以释放。

这些事，蓝小姐从没对林楠笙说起过，林楠笙也从来不问。每个周末，他一下班就离开校场，回到央行的那套宿舍，就像个体贴而本分的丈夫，吃完饭，有时候还会帮着一起洗碗。这是林楠笙最为宁静的一段日子。

可是一天傍晚，蓝小姐在饭后点燃一支烛蜡，坐着，默默地盯着烛火看了很久，说今天是她儿子八岁的生日。说完，她低下头，目光也随之变得幽暗，又说她一直以为是孩子离不开母亲，现在才明白，事实上，更多时候是当妈的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那天晚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林楠笙都没说话。洗完澡后，他站在窗前，看着街对面那家还没打烊的杂货店。这时，蓝小姐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从后面抱住他，把下巴架在他的肩膀上，说，那里新来了一个伙计。说完，慢慢把脸移到他背部，紧贴在那里，又说，知道吗，我迟早会拖累到你。

林楠笙始终不说话，仍然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家灯光暗淡的杂货店。

几个星期后，《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首署名为黄山云的《咏梅》七律诗。过了没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吉普车驶进中美合作所的大门，拉着林楠笙去了浮图关下的一幢别墅。

一进客厅，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就笑着迎上来，说他是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代表香港的纪先生来跟林楠笙见面。说着，他伸出手掌，又说，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

林楠笙点了点头，站着，有点迟疑地说，我想请你们帮忙……送一个人离开重庆。

去哪里？

上海。

中年人想了想，说，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自己完全可以办到。

如果我可以，我不会来找你们。林楠笙在一张沙发里坐下后，接着说，你可以把这看成是我提的条件。

中年人笑了，在另一张沙发里坐下，说，共产党人不做交易。

有情报就一定有交易，林楠笙说，没有交易，我们之间也不会有香港的纪先生。

中年人又笑了，说，我们干革命靠的是信仰。

罗马不是一天能建成的。林楠笙扭头看着他眼睛，说，你们要理解一个刚刚做出了选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