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还没有散尽，惩处汉奸的行动已经开始。上海的街头日夜都能听到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许多人从家里被揪出来，可往往人还没到监狱，他们的家产已经被瓜分，他们的妻女同样也会被瓜分。

胜利者从来都是用掠夺来欢庆他们的胜利。

林楠笙人还没到上海，他的公寓已经准备妥当，就在静安寺边上的爱丁堡大厦。这是他的学生与同僚们送给他的一份薄礼，为了祝贺他荣任上海肃奸委员会的帮办。但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助长官筹建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

前来虹桥接机的是他特训班上的学生，现在已是忠义救国军的一名队长。他把林楠笙请上车，并没有直接驶向爱丁堡大厦，而是去了华懋饭店的小宴会厅。那里有一场为他接风的晚宴，林楠笙却在步入八角厅的瞬间想起了蓝小姐。

晚宴过后，林楠笙在众人的簇拥下出来，仍然没回爱丁堡公寓，而是沿着南京路一直往前走。他对坚持要送他的学生说，这里我比你熟，你让我一个人走走。

林楠笙在上海的街头整整逛了一夜。天亮时分，他坐上一辆黄包车穿过苏州河桥，来到曾与朱怡贞同居的那幢小楼前，站在马路对面仰头长久地看着阁楼上那个窗口。

现在，林楠笙每天除了工作、应酬与睡觉外，把闲暇的时间都花在查阅日伪遗留的档案上，连仁济医院里的病历都没放过，却就是没有找到1942年春节期间关于朱怡贞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他自己的。

一个月后，林楠笙第一次跟上海的组织接头。这是早在重庆就定下的时间与地点。他推开春申旅社的一扇房门，就见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坐在茶几边，微笑着看着他，说，你来晚了。

林楠笙关上门，说，我得确保我们彼此的安全。

我姓潘。那人起身，伸出手说，你可以叫我老潘。

林楠笙握住老潘的手，说，我认识你，你曾经是朱怡贞的上线。老潘一愣，还不等他开口，林楠笙就笑了笑，说，当初我跟踪过她。

过去的事不谈了。老潘给他倒了杯水后，就说起了在重庆的和谈，说起了国军对伪军的整编。他长叹一声道：协议签订了，这战幕只怕还是拉不下来。

林楠笙却轻描淡写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老人们举着酒杯交谈甚欢，孩子们在桌子底下大打出手。

情报工作也一样。老潘话题一转就开始布置工作，从他们的传送线路到交接方式到备用方案，以及情报传递中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与处理，他一一交代完后，又向林楠笙伸出手，笑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串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但是，林楠笙坐着并没有告辞的意思。他抬头看着老潘，说，你得告诉我朱怡贞的情况。

老潘皱紧眉头，眯起眼睛，就像在脑海翻找这么个人，想了很久，才说，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在苏北的根据地。说完，他看着林楠笙，又说，我只知道这些，也只能告诉你这些。其实，朱怡贞这个时候就在上海，就住在浙江中路一套带阁楼的公寓里。跟她住在一起的人是孟安南，现在已改名黎广文，在法国图片社里当编辑。每天，他提着公文包出门上班，朱怡贞就上到阁楼。这里已经成为她的绣房，到处挂满了各色的丝线与绣品，而在窗台下的暗格里还放着一台发报机。

除了黎太太，朱怡贞另一个更隐秘的身份是孟安南的报务员。他们在离开苏北根据地的前夜第一次见面，就在阜宁城外的一间茅屋里。隔着一盏马灯，孟安南用一种审查似的眼神看了她好一会儿，说，你熟悉上海，也有过假扮夫妻的经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见朱怡贞低着脑袋久久不语，他接着又说，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服从命令。朱怡贞抬起头说。

那好。孟安南合上手里的卷宗，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是。朱怡贞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回身，说，我想知道，我是谁的妻子。

孟安南说，我。

朱怡贞最后看了他一眼，离开茅屋，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走到村头时，再也没有力气挪动一步。她靠着一口枯井的井台，一点一点地坐到地上，胸口那个曾被子弹贯穿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

中弹后的朱怡贞至今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上海的。等她醒来时，已在嘉兴的一家德国诊所里。看护她的是个年迈的犹太女人。她是诊所的女主人，也是这里唯一的护士。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朱怡贞不止一次问过她：是谁把我送来的？年迈的犹太护士每次都是摇晃着她那颗灰白的头颅，用流利的中文说，是上帝，我的孩子。

于是，伤愈之后的朱怡贞成了诊所里第二名护士。直到盛夏的一天深夜，她悄悄离开诊所，搭乘一艘运纱的航船由十六浦码头登岸，重新回到上海，就像个寻亲不遇而落魄的女人，每天混居在闸北最下等的旅馆里，跟那些逃难者、算命的、拐骗的、做小买卖的一起。朱怡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刊登寻人启事上，那是她唯一联络组织的方式。

终于，在一个多月的等待与寻找之后，朱怡贞在兆丰公园的后门见到了老潘。

可是一见面，老潘却说，根据组织原则，你不应该到处找我，你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我不是找你，我找的是组织。朱怡贞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个报亭说。

根据组织原则，我也不应该来见你。说着，老潘叹了口气，掏出几张法币塞进她手里，又说，改天我们换个地方再见面吧。

两天后，他们再次见面时，老潘静静地听她说完这半年里的经历，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她面前，说，这些钱你拿着，离开上海后，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

我不要钱。朱怡贞低下头说，我干这一行也不是为了钱。

可你也知道这一行是有制度的，你断线的时间太久了。老潘说，这半年多里，通过各个渠道找你，但找不到一点线索。

所以你们就怀疑我背叛了组织。

如果你背叛了组织，今天你见到的就不是我了。

锄奸队吗？朱怡贞直视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任务失败，使命终止，身份暴露，必须撤回老家，这是我来上海前组织上给我的命令。

老潘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后，说，我可以安排你回去，但到了根据地你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审查才会证明我的清白。

说不定会要了你的命。

朱怡贞愣了愣，说，我不怕，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老潘再也不说一句话。半个月后，朱怡贞一到根据地就被关押，在一间由柴房改建成的审讯室里，她对审查她的两名新四军干部说，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们，这是组织原则，除非你们是我的直线上级。

你不要顽固不化，这是一场运动，我们是在抢救你。

朱怡贞摇了摇头，转脸看着从窗口透进来的那缕阳光，再也不说一句话。她一直被关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得以释放。前来迎接她的上级一个箭步握住她的手，张了好一会儿的嘴，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就像关了这么久的人是他。

朱怡贞出奇的沉静，只是有点虚弱。她嗓音沙哑地说，首长，我可以归队了吗？

上级使劲一点头，说，我就是来接你归队的。说完，他看着朱怡贞，又说，这没什么，为了革命，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