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的一天，仲良受命把一对前往苏北的夫妻从吴淞口送上船，赶回家已是第二天的晚上。可是，秀芬不在。这是从没发生过的事。秀芬每天都会坐在窗前的案板旁绣枕套，绣满三十对就用床单包着，送到西摩路上百顺来被服庄。在仲良眼里，上海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就是菜市场与西摩路上的被服庄。

仲良在床上躺到后半夜才听见开门声。他起身打开灯。秀芬穿着一条他从没见过的旧旗袍，站在昏暗的灯光里，脸上化着很浓的妆，就像一个私娼低着脑袋站在马路边。她的胳肢窝里还夹着一个花布的坤包。

仲良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看着她。秀芬同样不说话，低头进了厨房，洗了很久才出来。她始终没有看仲良一眼，上了床就像睡着了。

第二天，秀芬一睁眼就见仲良坐在床头。他显然一夜未眠，此时正笨拙地把一支拆开的手枪拼装起来。

马牌橹子？这是高级货。仲良一直到把枪安装完毕，推上子弹，才看着秀芬说，你藏得真好，我翻遍了厨房才找到它。

秀芬一把夺过枪，下床去了厨房。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你要迟到了。

仲良坐在床沿没动，低着脑袋看着自己的两条大腿。

上班去吧。秀芬从厨房里出来，拿过那顶黄色的帽子递到他手里。

仲良抬头看着她，说，你总该说点什么吧。

没什么好说的。秀芬叹了口气后，顿了顿，说，出去买张报纸你就知道了。

报纸上标题最醒目的新闻是发生在昨夜的枪击案，死者系苏皖来沪的茶叶商人，地点在四马路上的一家酒楼门前。

仲良一甩手把那张报纸扔在周三面前，直视着他。周三拿着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抬起头来问，什么茶叶商人？周三笑着说，胡说八道。

她到底是什么人？

汉奸。周三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这还用说吗？

我说的是秀芬。仲良一把将报纸捋在地上，说，是你把她带进我家的。

周三又笑了，说，她是你女人。

仲良慢慢地坐下，盯着他伸出四个指头，说，四年了，我跟了你四年，你就不能对我说一句实话？

周三却站了起来，板着脸说，那你就该明白，不该你知道的，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但仲良还是知道了，就在这天的晚饭过后。秀芬没像往常那样忙着起身收拾碗筷，她坐在桌子的一端，看着仲良，缓缓地说她是抗日除奸队的队员，昨天晚上她与同志们用三颗子弹除掉了一个苏北新四军的叛徒，那人先是被重庆方面收买，现在又想去投靠南京。他像条狗一样死在街上。秀芬面无表情地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仲良一句话都不说，他只是看着秀芬搁在桌上的那双手。

这是个特殊的夜晚，两年来秀芬第一次在床上主动贴着他，并伸手抚摸他。仲良却没有一点反应，他的双手始终枕在脑后，一动不动地瞪着漆黑的床顶。

秀芬叹了口气，抽回手，同时也缩回身体。她在黑暗中说，我不该让你知道这些，我违反了组织原则。

仲良隔了很久才说，我是在想，有一天你会不会朝我开枪？

会的。秀芬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出卖组织的话。

这年入秋后的一个深夜，周三戴着一顶毡帽离开邮政所的门房后再也没有回来。于是，传言接踵而至。有人说他买彩票发了财，回老家当地主去了。也有人说他是诱拐了一个小妓女，临走前还把老相好的细软席卷一空。不过，大部分邮差都认为他是死了，而且是死在哪个妓女的床上，让人连夜扔进了黄浦江里。这样的事情在上海滩时有发生。仲良却一下想起了惨死的父亲。他顾不上那些要送的信，蹬着自行车就回到家里，一进门对秀芬说，我们得走，去你老家住几天。

秀芬停下手里的针线，问他出什么事了？仲良说周三失踪了。说完，他打开柜子动手收拾两个人的衣物。秀芬坐着没动，说，没有接到指令，你哪儿都不能去。

他要是被捕了呢？

被捕不等于叛变，他要是叛变，你也已经走不了了。秀芬说着站起身来，把仲良拿出来的衣物一件一件放回柜子里，然后转身对他说，如果真的被捕，他会给你留下暗号的。

他要是来不及留呢？

秀芬起身，拉起他的一只胳膊，一直把他拉到门边，说，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继续送你的信去。

仲良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神在很多时候让仲良觉得她根本就不像个女人。

三天后的傍晚，潘先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约见了仲良。一见面，潘先生并没有提周三，而是掏出一份简报让他先看看。简报上的消息都是外国的，英、美与荷兰殖民地政府都宣布了禁止向日本运输战略物资，特别是钢材与石油；罗斯福总统也在美国下令，让舰队进驻珍珠港……潘先生耐心地等他一字一句都看完了，才说，从现在起，你接替老周的工作，你的代号叫鲶鱼。

说着，他把一个银制的十字架放在仲良面前。

仲良不出声，拿起十字架仔细看着。这样的十字架，他在父亲生前也看到过，就挂在他的脖子上。仲良抬头看着潘先生，问，老周怎么了？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潘先生握住仲良的一只手，认真地说，这些年我一直在观察你，我相信你会胜任。

仲良还是要问，他死了？

潘先生这才点了点头，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望着外面华灯初上的大街，说周三淹死在黄浦江里，尸体是昨天早上被一个渔民发现的，打捞上来后就一直放在乐济堂的停尸房里，可我们现在还不能去认领。潘先生转过身来，对他说，你相信他会淹死在黄浦江里吗？

仲良低下脑袋又一次想到了父亲。他说，那我去给他收尸。

潘先生摇了摇头，说，不行。

为什么？

你的身份不允许。

我只是个邮差。

现在不是了。潘先生说，你现在是我们跟远东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络员。

但是，仲良每天还是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把收集来的情报破译、分类，然后再把它们派送到各个需要的交通点。这些曾经都是周三的工作。仲良变得更忙了，白天干不完，常常到了夜里还要出去，就像他父亲当年。情报比生命更重要，因为有时它能挽救更多的生命。这是潘先生临别之时握着他的手说的话。潘先生还说，你要跟小德肋撒堂里的神父交朋友，他是远东情报站在上海的联络人，但你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仲良总算知道父亲是怎么成为教徒的了。他在小德肋撒堂的忏悔室把那个银制的十字架递进去，很久，才听见布朗神父说，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

有一天，仲良在走出忏悔室时对布朗神父说，请你帮我收集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的情况。布朗神父说，这种情报不在我们的交换范围。

你就不能帮我个忙吗？仲良说，我想知道。

这是苏丽娜密写在一封投稿信里的内容，她请仲良帮她这个忙。现在，苏丽娜变得像个文学女青年，每天把自己关在秦兆宽的公寓里，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模样。她写诗歌也写散文，然后装上信封，投进邮筒。这些稿件在被送往报馆前，最先到达邮差的手里。仲良破译她从秦兆宽身上得来的情报，同时，也读到了一个女人惨淡的心声。

苏丽娜有时也会挽着秦兆宽的胳膊，陪他去出席各种应酬。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极司菲尔路的七十六号，偶尔也会在虹口的日本海军俱乐部里喝喝清酒。秦兆宽说过，他一闻到清酒的味道，就会想起待在日本的那十几年。有一次，他清酒喝多了，搂着苏丽娜在她耳边说，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是在你的婚礼上，当时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是那个新郎？

秦兆宽是个温柔而深情的男人。苏丽娜看得出，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妻子。除了去南京公干，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回到她的床上。

秦兆宽就是床上忽然说起鹿儿岛的。他从仲村信夫官邸的宴席上回来，一上床就说原来仲村还有个儿子，在海军当飞行员，连着一个多月了，他们都在鹿儿岛练投弹。秦兆宽说不知道这些日本人又要炸什么地方。苏丽娜随口问他鹿儿岛是什么地方？秦兆宽说那是个好地方，在日本的最南边。说完，他翻上来，压在苏丽娜身上，又说，如果你嫁给我，我们就去鹿儿岛度蜜月。

苏丽娜垂下眼睛，说，如果我再嫁人，我一定要去伦敦度蜜月。

现在的伦敦还不如上海呢。秦兆宽说，那里都快炸成废墟了。

第二天，苏丽娜把这个情况密写在稿件上，扔进邮筒。又过了一天，当仲良受命把这一情况转告给布朗神父时，神父第一次领着他去了楼上的卧室。

布朗神父的卧室就像个书房。他从一大堆旅游地图里找出一张，一指，说这就是鹿儿岛，我去过那里。接着，他又把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的旅游地图一张一张找出来，一边笑着说收集这些东西几乎花掉了他大半辈子的时间。神父把所有的地图都对比了一遍后，直起腰对仲良说，你说哪个更像呢？

仲良把手里翻了好一会儿的一本《美国交通地图》递给他，指着其中的一页，说，这个就很像。

布朗神父看了眼，眼睛一下直了，说了句英语：This is Honolulu，is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