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雨季将至时来到这个以两姓命名的村庄的。我和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整年的林兄完成交接。我记得在物品移交清单上签完字时，林兄脸上露出欣快的表情。几分钟后，他骑着那辆由外界捐赠的摩托车，一阵烟地消失了。很明显，摩托车是赠给志愿者这个岗位的，而非赠给他个人。按理说，它应该一起移交给我。次日，村里有人将摩托车推回来。它被扔在几公里外的水田旁，是链条脱落了。同时扔下的还有一只较沉的包裹。

村里男女老少加起来有二百六十五人，村庄距离最近的小学有将近三十公里。多年来，都是依靠前来支教的志愿者对这里的孩子进行教育。如果能够摆脱咯血的折磨，本村的民办教师木太枝也会参与到教学中来。场地就在村公所。这里有一半的房屋是土砖垒砌而成的，村公所也是这样。在村公所的屋脊上，架着一只由林兄不远万里背来的铁锚。我估计他的意思是想启发这里的孩子，世界不只有村子这么大，还有远方与大海。不过，村里人都把它当成一只预示着交配和丰收的铁犁。在村公所前有一块平整的场基，村里的人常过来，从屋里掇出孩子们念书所坐的板凳，坐下来聊天。

有一回，聊天围绕着村里半痴呆人老四（大名叫木俊）正在挖掘的一块石碑进行。老四是在翻地时发现它的。起初他以为是块石头，随着将周围的土挖开，他明白这是一块碑。老四量了它的宽度，有三掌半长。至于长度，因为碑体埋在土里，就不清楚了。这也成了两个接近六十岁的老人木太权和麻政德打赌的内容。木太权兼过大队会计，他认为，一块碑的宽度在三掌半，约合六十四厘米，那么从美观角度考虑，碑长应该有一百六十厘米，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的身高。这样是合乎比例的。麻政德是从本地经济水平考虑的，穷山僻壤的，石碑不会造得太大，应该偏正方形，长度不会超过宽度很多。“五掌顶多吧。”麻政德说。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木太权咬着牙齿说。

“拭目以待。”麻政德说。

“可要等老四挖出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他又不让别人插手。”木太权说。

差不多在我来的时候，太阳失踪了。也许这么说有点绝对。我记得在和乡政府的带路人作别、拐进通往村庄的隐蔽道路时，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缕一缕的乌云从纸片般的太阳面前飘过。那一刻我恍如置身月夜。从此我就再也没见到太阳。天气逐渐变得阴沉，日间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按照木柳桥的说法，老天的这张脸硬是跟要哭一样。我必须说下这里有一座百里地内罕见的大坝。几乎在进村的那一刻我就注意到了它，也可以说，是没办法不注意到它。我贪婪地看着它，无法想别的事情。直到林兄亲切地迎过来。“可等到你了，这一路上辛苦吧。”他说。林兄不但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还帮我铺好床，烧好开水，甚至给我备好一支牙刷，在上面挤上了牙膏。大坝建造在两座山之间，也可以说是建造在一座山的两翼之间，或者说是豁口那儿。坝体陡峭，近乎直立，高七十米，由土料和石料抛填、碾压而成，外层是砂壳。坝体上的字已经脱落，只能依据残留的痕迹判断它写了什么。因为距离太近，大半个村庄都处在它的阴影之下。我虽然隐隐感到害怕，还是着魔一般，时常走向它。它的双腿就像插在大地里。我的目光沿着它的身体曲线上行，在每一处微微隆起的地方停留。作为庞然大物，它的存在是如此清晰明白，然而一切又付诸寂静。

在体质和精神都较孱弱的女人那里，我看见大坝所施加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压力。这种压力，随着雨季临近变得越来越大。她们心烦意躁，接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眼神呆滞。有的猛然在庭院中号哭。有的发出既为宣示惊恐又为提醒别人的喊声。有的好比身陷噩梦，张大嘴巴却喊不出来。有的跌跌撞撞，将左脚向右踏，右脚向左踏，好比是醉酒了。有一件事说出来让人羞惭：一名老妪忽然脱光衣裳，将它们弃在路边，然后张开枯瘦的双臂，一边喊“好吓人啊，吓死人啊”，一边朝山腰的薯洞跑去，并且在那里躲起来。在少数男人那里我也看见这种软弱。他们开口说话时声音是清晰洪亮的，说到一半，声气就变得不像是他的了，很多字也念错了。他越是憋红着脸要把它说清楚，它就变得越含糊不清。村庄的主力，那些大老爷们，变得越来越健谈，仿佛不受此影响。可是我没办法不对这种反常的健谈产生怀疑。正常情况下人是没有这么多话的，对吧？因为天昏地暗，他们离开场基，走进村公所，把孩子们的课桌拼在一起，按照次序坐好，然后一天到黑不知疲倦地交换意见。

村公所里有一张单人沙发，是外界捐赠进来的。有一次被麻远文坐了。木太权自认是本村最为尊贵之人，那天来得有些晚，一看沙发让人占据，抬抬手，说“那你们就自己做主吧”，转身回家了。大家分三次去请，才将他请回来。我现在记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村公所内的蚊虫都特别多，那些参与讨论的人将烟灰弹到地上，不时空出双手，去拍死那些粗大的蚊子。木柳桥还用两只赤足夹死过蚊子。木柳桥是不取悦他人就不安生的人，兼之惧内，在村里没什么人瞧得起。讨论时他只能坐在外围。每当内圈有人去解手，他就迅速补到空位上去，然后在别人回来时又早早让出来。现在想起来，是啊，现在想起来，他们还跟活着一样。现在想起来，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成百上千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以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他们讨论的是迁徙。

麻新文说：“出去做什么呢，话都听不懂。”

麻吉文说：“在外地还容易沦为三等公民，一切都要重新奋斗。这边的基础，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打下的。就这么放弃了，真有点于心不甘啊。”

木智说：“在外地还容易受到歧视。这也不能怪人家。人同此心，你想啊，人家要是来我们这边，我们不也得嫌弃人家么。毕竟资源只有那么多。”

上门女婿周拥军说：“我听在港口的一个朋友说，他晚上基本不出门，实在出门就带十元保命钱。治安状况很差。”

木强说：“吃也吃不惯。外地人据说不吃米，光吃面。面有什么吃头呢。”

麻政芳说：“一切事情，都是为本地人准备的啊。外地人连狗都不如。”

木太权说：“你怎么看呢，政德？”

麻政德说：“父母亲戚没有着落，自己把户口迁走，是对他们不负责任。”

木太权说：“是啊。迁移过去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

木柳桥说：“缴几多的税噢。”

事情总是这样：你能找到一百个理由离开，也就能找到一百个理由留下。有时他们会征询我的意见，我觉得还不如说是让我去附议他们的看法。我还没吱声，他们就说：“你看，连小吴老师都这么认为。”然后开会之前大家都有的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消失了，四个一桌四个一桌地凑起来，打双升。体力好的通宵都在打。我并不会这种游戏，硬是让他们教会了。

雨在一个夜晚悄然而至。我从睡梦中醒来，听见绵延不绝的“沙沙”声。天边仍在响起隆隆的雷声。我想到神明在做降雨这件事时，和农人一样沉默、镇定，具有一种不折不扣的认真劲。从窗外飘来凉爽的气息。我因为兴奋而勃起，然后全身心陷入一种盼望已久的平静当中。清晨，雨停了。我在面朝大坝的村口，看见泥地上插满香火。有的燃烧到一半已经熄灭，有的还在冒烟。不止一个女人说她们看见大坝变形了。她们不时比画着，竟使我真的以为坝体撑大了。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从坝体上，我看见了蜿蜒的细流。麻政芳的女人说大坝曾对她传音。“传了什么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叫我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她说。木强和儿子一早从地里回来，带回更可怕的发现。他说田鼠领着背上长着稀毛的小老鼠，从鼠洞里一只只爬出来。它们抖落身上的水，悲伤地注视了一会儿那至少藏有五十斤粮食的老窠，然后转头朝村外飞奔。“老鼠的习性我还不知道，这点雨是不会让它们离开家园的，”木强说，“之所以跑掉，就是因为它们知道，大水要来了。”恐慌情绪很快蔓延开来。不到一餐饭时间，人们已整束好行李。有的其实早就整好，现在要做的只是将它挈到独轮车上去。因为把电视机、藤椅、风扇这样的东西也塞进去，行李显得鼓鼓囊囊。通往村外的唯一道路挤满人。那些后知后觉的人拼命朝队伍赶去。一些东西掉落在地，有的人想回去捡，另一个人就会呵斥：“这会儿是要钱呐，还是要命？”又是在这十万火急的逃亡途中，有人抬起头，意识到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很快，顿悟像病菌一样在队伍中播散开来。人们放慢脚步，意识到一切不过是在重演：同样的逃亡冬天发生过、开春发生过、夏天发生过、今年发生过、去年发生过、前年也发生过。因为想到这一点，逃亡的严肃性、正当性和必要性顷刻瓦解了。朝前继续走了一会儿，他们在隘口那儿果然看见把守的木太权。他丢下正在砍削的竹子，将砍刀指向他们，说：“又是谁在造谣？木强，是你吗？难道我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还要听老鼠的指引？是不是又有人说些传音的鬼话？传了什么音，你倒是用录音机录下来给我听听呢。所有姓木的人听好了，都给我回去，该煮吃的煮吃，该生产的生产。”

“还是那句话，大坝它要是垮了，早就垮了。”在他身边的木柳桥说。

“别的姓回不回去，我不管。但丑话我要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走了，留在这里的屋产、畜产、财产可就没有人有义务替你们保管了。”木太权说。

于是人们在一阵火辣辣的愧疚中打道回府。我在空荡荡的村庄里，和病重的木太枝一起迎接这些被轻易说服的人。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意识到他们永远不会离开本村。过去，我很难理解那些被丈夫打得要死而又离不开丈夫的女人，或者那些被主人折磨得遍体鳞伤而又离不开主人的狗，她们（它们）的恐惧不可谓不真。用忠诚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就像村民自己说的，之所以没有走，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眷恋得深沉——是不够的，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新生活充满恐惧。为此，他们宁愿和谎言结下牢固的盟约。

另外我认为，身处在集体中，也使他们骗起自己来更容易。

他们只要是见面，就互相印证这些看法：

“这么大的大坝怎么会破呢，你说对吧？”

“没有一座水库设计出来是为了溃坝的，对吧？”

“大坝如果连五十年不遇的暴雨都不能抵御，它还叫什么大坝？”

“它要是垮了，早就垮了，不至于等到现在。”

“如果有危险，我们的祖先就应该搬走了。可他们非但不搬走，还生下我们。”

还有人编了顺口溜，比如“桥归桥，路归路，安全还得看水库”“天不怕，地不怕，谁像俺有大水坝”。如果有人反驳或质疑，就会有人怒斥：“溃坝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在第二场雨降落前，村里有一支小分队沿山间小路爬上坝顶。他们看见湖水已接近漫溢出来，同时感觉到坝体在轻轻晃动。他们起先认为是长时间的攀爬导致腿脚发软，因此出现地面晃动的错觉。后来他们用白铁皮桶从湖里打了一点水，并将它搁在坝顶。他们看见桶内的水面在有规律地晃动。他们开始回忆。有的人说过去也见过桶里的水晃荡，有的人说并没有。他们带着疑惑回到村庄时，传来老四（木俊）将地中的石碑挖出来的消息。有一半人去看了，几乎毁坏了老四的那块地。人们用瓦片、砌刀刮走碑上的黄泥，又用水冲洗，终于使那碑上镌刻的五百汉字显现出来。这是一块水灾赈务纪念碑，显示在本地曾发生严重的水灾。它是这样说的：“高堤崩溃，洪流势不可量……田禾村庐，尽付东流……人民死者十之八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将碑文的意思解释给他们听，导致他们陷入长时间的静默。后来麻政芳甩下手臂，说：“这只能说明过去的大坝不经事。”木柳桥说：“过去怎么能跟现在比呢，过去连水泥都没得。”

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原以为这么下几天就停息了，谁料到第四天，天突然变得漆黑，雨势骤然加大。喂牲畜的石槽顷刻间就注满了。村道之上水流成河。山路上落满死禽。后来的统计说，在六小时内，本地降雨量达到七百四十毫米，创造本省纪录。暴雨还在下的时候，聚集在村公所讨论的村民决定跳一场广场舞。于是有人从我床底拉出音箱。那些悬挂着的有些脱落的拉花也重新用透明胶带粘好。人们成双成对跳起来。不会跳的坐在一边，拔下玻璃瓶的翻口塞，倒自酿的谷酒，和人一杯杯地干。碰到有会唱的歌，就有人抓起麦克风唱。这样井然有序地跳了一会儿，音箱忽然问：“Are you ready？”

于是全员一起喊：“Yeah！”

他们半睁着眼睛，摇头晃脑，挥舞双臂，像水草一样摆动起来。只要是音箱里传出“跟着我的节奏”的喊麦，他们就一齐答应：“一起嗨个够。”就在这时候，桌子出现震动，杯中的酒水随即溢出来，房梁上的烟炱纷纷朝下掉，玻璃窗也格格作响。电灯闪了几次，差点熄灭了。隆隆的声响从大坝那里传来。有的人急速钻到床底下。有的人扑在地上，用右手拍打地面。有的人像踩到毒蛇，站在原地不敢移动半步。更多的人捂着脸哭起来。木太权抓起麦克风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们这里过去没发生水灾，现在也不会发生，将来更不会。”我注意到他嘴角上浸出一层油亮的汗珠。他多年的敌人也是战友麻政德接过麦克风，拍打了几下网头，用掏心掏肺的口吻说：“大不了就死呗。人生自古谁无死。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不是今昼死，就是明昼死。能这样死，不失为壮烈。”

地面上流淌的水已经深达尺余，人们在慌乱中跑回自己家。只有我和我在这里发展的信徒木太枝，手挽着手，带着完全的幸福，走向大坝。我怕木老师心中还有疑虑，转过头去看他，发现他脸上流满泪水。湖水一次比一次多地从坝顶潽出来。我对木太枝说：“我们降生是对神的亵渎，唯有死亡能清除我们的罪过。”大坝越来越近。我看见它正用尽全部精力，背负起身后上亿立方米的湖水。隆隆的声响越来越剧烈，似乎是它的骨头在被压断。最终传来一声巨响，我敢说当时我的耳朵都被震聋了。大坝粉身碎骨，盼望已久的洪水夺路而出。我甩开木太枝，挥舞着双手，踉跄着朝它迎去。很快我就被撞飞了。在浮起来的瞬间，我看见树和电线杆连根拔起，房屋一间间倒塌，村公所的屋顶被卷走，架在上边的铁锚露出来，好像是鲨鱼的背鳍在划开水面。而麻政德和木太权扶着一只汽车里胎随着起伏的波涛漂荡，他们闭着眼大喊。我听不清喊什么，我猜是喊“姆妈”。瞬息之间我看到这些，然后又被打进浪里头。我是多么想死啊，最后却成了这场水灾里唯一活下来的人。

我是在很远的下游被救上来的。他们说我最后挣扎的样子像一个瘸子在射精。在我赤裸的身体上沾着湿漉漉的麦秆。尸体被冲得到处都是。只要是在哪里看见有一群密密麻麻的苍蝇在飞舞，就准能在下方找到一具尸体。洪灾撤退后，在这个两姓村庄的上空，飘荡着一层奶白色的雾气。

---完于201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