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小和阿小是两个人。

小学五年级前，我只认识一个阿小。他住在我家前面的那座房子。

那是座标准的闽南房子：左主房，右主房，中间一个天公厅——这是专门用以供奉神灵和祭祀的厅，闽南家家户户都供着一个神仙团，节日繁琐到似乎天天都在过。

接着下来是左厢房、右厢房，中间一个天井。本应该接着连下来的，是左偏房、右偏房，中间一个后厅，他们家当时没能力一口建完，草草地在天井附近就收尾，把空出来的地，圈出了个小庭院，里面种了芭蕉树，养了一条黑色的土狗。

那是个海边典型的渔民家庭。他父亲从小捕鱼，大哥小学毕业后捕鱼，二哥小学毕业后捕鱼。母亲则负责补网，还有到市场叫卖收获的海鲜。他当时还没小学毕业，不过他几次和我宣誓一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捕鱼的！”

我喜欢他的母亲乌楼，每次和母亲去见她，就意味着家里难得会有顿海鲜大餐。乌惜似乎从来只会乐呵呵地笑，而不懂得其他表情，每次看到我，都要找点小零食给我吃，过年过节找个理由就往我家送点小鱼虾。偶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会来逗我玩，甚至他家养的那条狗，我还没进巷子口，它就已经在那边摇着尾巴欢迎我。

但阿小，似乎总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不参与我们两家的交际。他很安静，这种安静却分明带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似乎永远在专注思考着什么。他唯一一次和我聊天，是听我母亲在和乌楼开心地说，我又考了年级第一。他招招手傲慢地把我叫过去，说，黑狗达，所以你要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小镇。

我当时还觉得小镇很大，没有离开的迫切感，但心里对他莫名产生一种佩服：一个能看不上小镇的人内心该是如何的宽广。然而他读书却并不好，这让他这种高傲的安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一种孤僻。

孤僻的阿小，街坊开始这么叫他。

另一个阿小是搭着高级的小汽车抵达我的生活的。

还记得那个下午，一辆只在电视里看得到的小汽车突然出现在巷口那条土路上。巷子太窄了，车子进不来，来回倒腾的车，扬起呛人的烟尘，把围观的人，弄得灰头土脸。

我光着脚站在围观的人群里。那时候，白色的运动鞋，水手服样式的校服已经在小镇流行，但我习惯穿拖鞋的脚，却死活耐不住运动鞋里的憋闷和潮湿。老师说，不穿运动鞋就只能光脚来上课，学校禁止粗鲁的拖鞋。我干脆就把运动鞋往书包里一装，无论下雨酷暑，永远一对赤脚。日子久了，脚底磨起厚厚一层皮，甚至踩到玻璃也不会刺穿，开始骄傲地强迫同学叫我赤脚大仙。

然后这个阿小走下车了，他脚下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皮鞋，身上穿的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吊带裤，头上梳着电视里小少爷才梳的那种发型，皮肤白得像他身上的白色衬衫。

他长得一副小少爷该有的模样，白得发亮，瞬间让周围的一切都灰暗了。

他是我东边邻居阿月家的侄子。父母到香港承包工程发了家，哥哥已经办好香港移民手续，接下来办他的，这中间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时间里他就暂且借住在这里等。

香港阿小，街坊觉得这名字特别适合，仿佛香港才是他的姓氏。

香港阿小给这群野生的孩子内心，造成了极大的触动。或许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也是如此的心情。

从那天开始，他的家里总围着一群偷窥的孩子，这些孩子好奇他的一切：他说话老喜欢扬扬眉毛，他头发总梳成四六分的郭富城头，他喜欢吹口哨，还每天洗很多次澡。没过几天，这群老赤脚到处乱窜的小屁孩，个个说话也扬眉毛，头发也梳四六分，也开始吹口哨。竟然还有孩子偷窥他洗澡。

阿月姨家稍微殷实点，在那片地区是唯一的两层楼。香港阿小每次换洗的白色T恤和内裤就挂在楼顶迎风飘扬。那白色的衣物，雪白得太耀眼，似乎是文明的旗帜，傲慢地挺立在那边。对这些青春期的孩子，那衣物夹着莫名的荷尔蒙感。香港阿小来的第三天，有个小孩爬上电线杆就为了看一眼阿小最贴身的秘密，一不小心摔落下来。还好以前的土地都还是土地，而不是冷酷的水泥地。孩子磕出了伤痕，但不至于伤残。

这样的故事，小镇甚至羞于传播，大人们当作一切都没发生。他们用假装没看见，或者不理解，继续守着风土的简单。

我其实内心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喜欢这个阿小的。在邻居小孩共同组成的拖鞋军团里，我最会读书，也是最得长辈和同龄人关注的，阿小虽然也引起我的兴趣，但他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许多目光，让我多少有点失落感。

我假装漠视这一切，直到这一天，阿月姨来邀请我去和这个阿小玩。“你读书好，多带带他，别被那些野孩子带坏了。”我竟然掩饰不住地激动。

第一次的见面，有点狼狈。我手心全是汗，说话有点结巴。还好是他淡定。

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味，穿着雪白雪白的T恤，他笑出白白的牙齿，说：“我叫阿小。听说你是这里最会读书的孩子？”

我点头。

“你比我大两岁？”

我点头。

“黑狗哥好！”

回到家没多久，拖鞋军团的人早在等我，他们像堆苍蝇一样聚拢来，叽叽喳喳地问询。我当时还假装深沉地说这小子很客气，不是简单人物。心里早生出了无比的好感。

担心他一个人孤单，也担心他被小孩子带坏，亲戚给他配了两个保镖——他两个表弟，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阿小对他们说话都是命令式的：你们给我做什么去……我不知道阿小是哪点喜欢我，第一次认识后，他就不断支使他的两个表弟轮流叫我。一会儿问：“一起玩弹珠？”要不“一起捉迷藏？”或者“一起玩飞行棋？”

拖鞋军团的人开始意识到可能会失去我，他们看着阿小的表弟拜访我家，也派一个小孩，卡着同样的时间通知我。抉择的时间到了。

我犹犹豫豫，直到那表弟又来了：“我哥问，要不要一起看他从香港带来的漫画书，还有任天堂游戏机。”

于是我选择阿小那边了。当天，拖鞋帮宣布和我决裂。

于我，阿小真是个让人愉快的玩伴，他总有最新奇的东西，漫画书、游戏机、拼图、积木……而且还有两个跟班帮你处理一些杂事：口渴了，他们去弄来冰冻饮料（香港带来的冲剂），热了，他们打开小风扇（香港带来的）。

于他的表弟，他真是个霸道的王子。吃桑葚表弟多拿了一个，他一瞪，表弟马上转过头去一声都不吭。玩游戏，我赢他可以，表弟眼看着也要超过他了，他喊了句表弟的名字，形势就马上逆转。

拖鞋军团站在外面的空地上，拿着用纸卷起来的纸筒不断喊：叛徒、走狗……我隐忍着不吭声，阿小却一个人走出家门，对着他们大喊：“你们吵什么吵，野孩子。”

我意识到战争开始了。

拖鞋军团惯用的绝招是——牛粪加时钟炮。时钟炮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高级的武器。它就像巨大的火柴棒一样，一擦，火着了，会按着固定的时间爆炸。炮的等待时间有一分钟的，也有半分钟的，恶作剧的关键是，时间要卡得刚好，把炮插在准备好的牛粪上，等我们刚好走到，还没注意时，牛粪突然仙女散花般，飞溅我们一身，就算成功。

然而，这些伎俩我太熟悉了，几次都成功地避开。直到拖鞋军团恼羞成怒，竟然直接把炮往我们身上扔。阿小怒了，回家拿出一把打鸟的猎枪冲出来，斜斜对着半空打了一枪。

“砰”——声音像海浪一样，在耳边一起一伏。拖鞋军团的人吓呆了，我也是。

“野孩子，吓傻了吧？”他骂人的时候，口中的牙齿还是很白，但声调傲慢得让我有说不出的寒意。

或许是不愿意失去拖鞋军团的传统友谊，或许是对香港阿小傲慢的不舒服，我慢慢地开始寻找平衡。刚认识那几天，我们几乎绑在一起，到枪击事件后，我决意抽出一半时间和拖鞋军团的人玩。

阿小察觉到了，竞争一般，拿出他所有的宝贝——香港来的拼图、香港来的唱片、香港来的遥控飞机。直到他意识到，我们俩之间确实有某种隔阂了，他也淡然了，冷冷地说，有空来玩，没空我自己玩。

我知道，他是在自己亲身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前，先行切割。

其实我偶尔会同情阿小的，特别是熟悉后。我觉得他是个孤单的人。这种孤单我觉得是他父母的错，他活在“去香港前准备”的生活里。他经历的所有一切，都是过渡的，无论生活、友谊还是情感。

那时候，香港是个更好的世界，他即将去到的目的地，让他不得不时时处于迫不及待离开的状态中，他会觉得，自己是可以蔑视这里的人。

但他却是个孩子，他需要朋友。

我想，他选择我或许只是因为，我是附近最会读书的孩子，他认为这是一种阶层上的接近。同时，或许他还有征服感。

在我开始疏远他的时候，他时常拿出他哥哥的照片看。

其实他和哥哥并没有太多相处的机会。母亲疼幼子，小时候夫妇俩去香港打工，不舍得阿小跟着吃苦，就把他留在老家，每月寄来丰厚的钱求得亲戚对他的照顾。而长子他们带在身边，帮忙工地做点事情。

所以哥哥从小就在香港长大，现在已经长出一副香港人该有的样子：留着长头发，打了耳洞，夏天会穿白色短裤配皮鞋，有时候还戴着条丝巾。

阿小崇拜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他其实是崇拜着香港，正如我们崇拜着黑白电视里游走在高楼大厦里的那些人。

但对我们来说，高楼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而对阿小，这是即将到来的事。

他几次尝试把头发留长，都被爷爷硬压着给剪了，他尝试用针给自己穿耳洞，最终扎出满身的血，让爷爷急匆匆送医院了。现在这些他都放弃了，但是常拿着哥哥的照片一个人发呆。

和他保持距离后，我每次和拖鞋军团的人疯回家，就会来看看阿小，他会给我讲哥哥的故事：我哥哥很牛的，他像电视里那样，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的飙车。但是到了我爸的公司，又换了一身西装，可帅气了。

有次他很神秘地和我说：“我哥吸毒的。”然后拿给我一根烟，附在我耳边，“这是毒品。”一脸得意的样子，仿佛他掌握着通往天堂的钥匙。

他给我看完，又把那香烟小心地包在手帕里，然后装到一个铁盒子里，放在床下——我知道那是他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了。

我看着这样的他，越发觉得遥远。我知道他身上流动着一种欲望，一种强烈而可怕的欲望。他要马上城市起来，马上香港起来。他要像他想象里的香港人那样生活。

我得承认，我看着电视上那些摩天大楼，心中也充满热望。但我老觉得不真实，它是那么遥远。而阿小，他简直活在奇怪的错位中：他穿戴着这个世界最发达地区的东西，肉身却不得不安放于落后似乎有几十年之久的乡下。

果然，一个晚上，阿小把我叫进他的房间，掏出厚厚一把钱：你知道哪里能买摩托车吗？电视上那种摩托车，带我去买，我要去飙车。

但小镇当时没有卖摩托车的地方，要买，必须去到六十公里远的市区。他着急了，那毒品呢？大麻呢？

那个晚上，是我陪着他去一家地下游戏厅玩了赌博老虎机作为结束的。看着他在老虎机上几百几百地兑换游戏币，然后大把大把地输，我内心里决定，远离这个阿小。

我知道他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幻想中。我担心他的这种热望，也会把我拖进去。

因为我察觉到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躁动。

实话说，我不知道，阿小和阿小是怎么熟上的。

香港阿小很久没让表弟来叫我了，我也不怎么主动去。这天阿月姨叫我帮阿小补习——数学成绩下来了，他考了12分。

我拿着他的考卷，笑了半天，连最简单的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都不懂。准备好好糗他一把。

走进去，看到那个身上还带着海土味道的阿小。

他们俩头凑在一起，正在搭一架木构的恐龙。

我有点错愕。这个阿小，对外人说话都不愿意超过三句。但我看到他在那夸张地开着玩笑：“哇，这恐龙好酷啊，简直要叫出声了。”

很蹩脚的讨好。我心里说不出的反感，然后对这个老家的阿小有种莫名其妙的悲哀。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香港阿小的——他其实是喜欢这个阿小身上的香港的味道。

那个晚上，我只是简单把题目的正确做法示范了一下，就匆匆要走。

香港阿小着急了，追着出来，说要不要一起去打电动。他后面跟着那个老家的阿小。

我看着老家的阿小，躲在香港阿小背后，跟着一脸的赔笑。我说不出的难受，说，算了，我不玩了。转头就走。

从此，即使阿月姨叫我再去帮忙补习，我都借口推了。

我害怕看到老家阿小的这个样子，他会卑微到，让我想起自己身上的卑微。

老家的阿小突然新闻多起来了：他瞒着父母翘了整整三个星期的课，但每天假装准时上下学。他跑到小镇新开的工业区，不由分说地逼迫那些外地的打工仔，要求他们学狗叫，不叫就一阵拳打脚踢；最后他父母还发现他竟然偷偷溜进父母房间了，偷了几百块不知道去干吗。

乌惜心里憋闷得难受，又不敢在丈夫面前哭，每次出事就偷偷来我家和母亲说。

母亲只能安慰：“孩子总是调皮的。”

我在一旁不说话，我知道这个阿小生病了，他从香港阿小那传染了“香港病”。我几次在路上碰到他，他说话的腔调、梳着的发型都很香港阿小。连笑的时候嘴角微微的上撇，都模仿得那么入微。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你让他别和香港阿小玩。”

乌惜愣了，她一向还挺骄傲香港阿小看得起自己家的孩子。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乱说话。”

但总之这话还是传出去了。后来路上碰到两个阿小，一个对我冷漠地转过身假装没看见，一个示意着要和我打架。想打我的，是老家的阿小。

不过，拖鞋军团的人总在我身旁，大家也相安无事。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和两个阿小也彻底断了往来。

然后断断续续听到消息：老家的阿小又打人了，老家阿小被学校警告处分了，被留校察看了，后来，老家的阿小退学了。

然后再后来，听说香港的阿小一个星期后要去香港了。

阿月姨来我家了，手上带着一只木头拼成的恐龙，和一个任天堂游戏机——这是香港阿小最喜欢的两个玩具，现在，他想全部送给我。

阿月姨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小孩子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最喜欢你这个朋友，有空去找他玩玩。”

香港阿小显然对我的到访早有准备，估计都是演练过无数次的动作，所以表现一直得体并保持着骄傲感。

他一手勾住我的肩，像电影里那种兄弟一样把我拉进他房里，坐在床上，掏出一张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是地址。

“地址我只给你，有空给我写信。”他扬了扬眉毛。

我倒是笨拙，傻傻地补了句：“寄到香港要寄航空信，很贵吧。”

他笑开了，“咱们好朋友你在乎这点钱，以后你到香港来，我一次性给你报销。”

然后我把我准备的礼物递过去给他，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物理参考书，厚厚一本，50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贵，是我攒了半年才买到的。

“阿月姨给我看过你的物理，太烂了，做做里面的习题吧。”

“这么烂的礼物啊。”他又恢复到傲慢的恶毒了。

他走的那个下午是星期六，我刚好去市里参加一个比赛。听说他来我家敲门，不断喊我名字，却没找到我。

依然和来的时候一样，是一辆高级的小汽车来接他的，小镇的大人和小孩围成一圈，目送着这个仿佛属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离开，依然只有兴奋地指指点点。

那晚回家，小镇里的孩子兴奋地说，我太有面子了。但我心里说不出的空落落，一个人悄悄走到阿月姨家，在他住的房间窗口，往里看了看，一切黑糊糊的。

我转过头，看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小孩在哭，我知道，那是剩下的这个阿小。听说，他没去送香港阿小。

香港阿小就像被接走的外星人，理性的我早判定，他和我是两个时空的人，此前发生的事情，就当一场梦了。不多久，我又当回我的赤脚大仙。而整个小镇也似乎迅速遗忘这么一个本来也不大起眼的小孩，依旧吵吵嚷嚷、热热闹闹。

只有一个人，提醒着香港阿小的存在——我家前面那个阿小。

没有香港阿小带他去理发店剪那样的发型，他坚持自己试图用剪刀剪出那样的形状；没有阿小陪他去开发区展现英雄气概，他依然坚持每天晚上去逼迫路过的外来打工仔扮狗叫，然后几次邀约各种人去观摩，都遭到拒绝。

没去读书，这个阿小的命运只能有一条：当渔民。他是挣扎了几次，甚至和父亲大打出手，离家出走。失踪了一个多月，饿得瘦骨嶙嶙的阿小回来了。他答应当渔民了。他的条件是：必须给他买一辆摩托车。为了儿子走回正途，他父母商量了半天，终于同意了。

打渔要赶早潮，每天早上五六点，我就听到那摩托车帅气地呼呼地催引擎，发出的声音，炫耀地在小巷里扩散开。他每天就这样载着父亲，先去下海布网。他大哥和二哥，则踩着那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跟在后头。

下午三四点他们就打渔结束回来了。海土、海风和直直炙烤着他们的太阳，让他越来越黝黑。每次把满装海鲜的箩筐往家里一放，他的油门一催，就呼啸着玩耍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但是后来很多人常告诉我，看到阿小，沿着海岸线边的公路，以超过时速一百的速度疯一样地呼啸而过，嘴里喊着亢奋的声音。

慢慢地，我注意到他留起了长头发，每次他开摩托车经过我家门口，我总在想，他是在努力成为香港阿小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我从没想过，会收到香港阿小的来信。那已经是他离开小镇的第三年，我已经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时期。

他拙劣地在信封上写着，某某中学，然后我的名字收。还好学校负责的收发阿姨，仔细地核了全校五千多个学生，才找到了我。当然，也可能是来自香港的邮戳起的作用。

他的字还是那么差，扭扭捏捏，但已经换成繁体字了：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象，在那个都是白衬衫、白牙齿的教室里，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着他，悄悄地在他背后说乡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难过。

拿着信，我去敲了乌惜家的门。这个阿小正在自己玩吉他。当时流行的一部香港电视剧里，主人公总在弹吉他，许多潮流男女都在学。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给他看。

他愣住了，没接过去。

“他给你写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没给他写信。

这个阿小抢过信，往旁边的炉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这么被烧了。

我才觉得，我太鲁莽太欠考虑了。

我知道，从此这两个阿小都和我离得更远了：一个收不到我的回信，肯定是责骂我扔掉我家的地址；一个从此会因为觉得自己受伤而更加疏远我。

高三的后半学期，整个学校像传销公司。

老师整天说，别想着玩，想想未来住在大城市里，行走在高楼大厦间，那里才好玩。他们偶尔还会举例：某某同学，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然后，他就住在北京了……口气笃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谁都没怀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整个高三的年段，也像是准备离开小镇的预备营地，许多人开始寄宿在学校，全心投入一种冥想状态。仿佛学校就是一艘太空船，开往一个更开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员，全身投入这种冲刺中。直到高考最后一刻结束，回到家，母亲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骑着摩托车在海边狂飙，一不小心车歪了，他整个人被抛出去，头先着的地。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算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了。

去到他家，他还躺在床上，受伤的头部已经拆线，但可以看到，前额凹进去一块。他看到我惊恐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我牛吧，摔成这样，竟然没死，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就是难看了点，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两个月后，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离开小镇。我去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开始和父兄去捕鱼了，只不过从此不骑摩托车，也蹬上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

阿小终于成了小镇上的渔民了。

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他愣了下，显然有点错愕。

“黑狗达！你在香港？你终于要见我啦！”

他竟然记得我的声音，可见香港的生活让他有多孤单。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我竟然又紧张到全身是汗。坐在路边的茶餐厅里，我一直想象，他会是怎么样的？他应该长发飘逸，穿着入时，然后应该钉上耳环了吧？他应该终于可以打扮出他想成为的样子了吧？

阿小进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他。他的身体拉长了，五官却没怎么变，他剪着规矩的短发，但耳朵确实有曾经戴过耳环的样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个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开了那嘴抽烟抽坏的牙齿，张开双臂，迎上来抱住我。

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他问。

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终于还是放弃。

爱面子是没变的，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透过窗子，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

适当的怀旧后，我终于忍不住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这么好！”

“做什么工作？”

他用手摇了摇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说：“我在安装防盗门。”

然后马上补充：但我是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

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内滋长。

他很努力，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

“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为什么没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识到，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点多，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车站。

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临上车了，他突然说，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我们太久没见了，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

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

车继续往城外开，灯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说。

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

“这桥叫青衣大桥，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

“这样啊。”我礼貌性地点点头。

他望着窗外的桥，像自言自语一样：“我来香港第三年，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筑公司不得不停了，父亲到处找医院医病，本来还有希望，结果哥哥怕被拖累，卷着家里的钱跑了。我和母亲只好卖掉房子，继续给父亲医病。有一天，他自己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从这里冲下去了。我现在要挣口饭吃，还要从这经过。”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接着自言自语：“城市很恶心的，我爸一病，什么朋友都没有了。他去世的时候，葬礼只有我和母亲。”

“呵呵。”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自己轻轻笑了一下。

我张了张口，尝试说点什么。他显然感觉到了。

“我没事的，其实可搞了，香港报纸还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家里保留着当天的报纸，是头版头条，你相信吗？”他转过头来，还是微笑着的脸，但脸上早已经全是泪水。

车依然在开，那座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桥上一点一点的灯影，快速滑过，一明一灭，掩映着车里晃动着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困倦到睡着了——他们都是一早七点准时在家门口等着这车到市区，他们出发前各自化妆、精心穿着，等着到这城市的各个角落，扮演起维修工、洗碗工、电器行销售、美发店小弟……时间一到，又仓皇地一路小跑赶这趟车，搭一两个小时回所谓的家，准备第二天的演出。

他们都是这城市的组成部分。而这城市，曾经是我们在小镇以为的，最美的天堂。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阿小转过头去，拉开车窗，让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我突然想起远在老家，已经又敢重新开摩托车的那个阿小。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在海边布好了明天的网线，骑着摩托车沿着堤岸往回赶。家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听说他也养了只黑狗，那黑狗会在他还没到巷口的时候，就欢快地跑出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