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第一面时，他就很郑重地向我介绍他的名字以及名字含义：“我姓张，叫厚朴，来自英文HOPE。”

为了发好那个英文单词的音，他的嘴巴还认真地圆了起来。

一个人顶着这样的名字，和名字这样的含义，究竟会活得多奇葩？特别是他还似乎以此为荣。

他激动着兀自说了下去——

他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原本只有小学毕业，后来自考了英语，作为全村唯一懂英文的人，在村子里的学校当英语老师兼校长。他父亲不仅通读世界文明史，还坚持每天听美国之音，他认为父亲是那个村子里唯一有世界观的人。别人家的院子，一进门就是用五彩瓷砖贴成的福禄寿喜，他家一进门，是父亲自己绘画、乡里陶瓷小队帮忙烧制的世界地图。

“这世界地图有一整面门墙大，”厚朴尽力地张开手比划着，好像要抱着整个世界一样，脸上充满着说不出的动人的光。

他像面对广场演讲的领袖，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名字和名字的含义。

他的行李是用两个编织袋装的，进门的时候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像少林寺里练功的武僧。身上穿的一看就是新衣服，头发也特意打理过，只是天太热，衣服浸满汗水，粘在身上，头发也横七竖八地躺在头上，像被吹蔫的野草，全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种潇洒。倒是有几根顽固地站立着，很像他脸上的表情。

他很用力地打招呼，很用力地介绍自己。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仿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然而，我却喜欢他脸上的笑。一张娃娃脸，脸上似乎还有帮忙种田留下的土色，两个小虎牙，两个酒窝，笑容从心里透出来。

我想起了家乡小镇，改革开放后莫名其妙地富了。而我所在的中学是小镇最好的中学，有钱人总拼命把孩子送进这里。

每个小孩到班级的首次亮相，都映射出他们父母想象中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该有的样子：戏服式的夸张制服，有的还会别上小领结，头发抹上光亮的发蜡。父母在送他们上学的时候，也许带着骄傲感。然后，在饱含紧张和骄傲的期待中，小孩走进教室，惹来一阵哄堂大笑。每当此时，我总能听到来自孩子以及父母内心，那破碎的声音。

不清楚真实的标准时，越用力就越让人觉得可笑。

厚朴大约也是这样的小孩，他们往往是脆弱的，因为干净到甚至不知道应该要去判断和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时宜。

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仿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气，仿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中学过集体生活时，我把这个动作掩饰成用水擦脸时舒服的“哼哼声”。我自嘲这怪癖是我让人喜欢的一个原因。唯独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经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因为擦脸舒服，而是因为觉得扮演自己太累。他“呵呵”、“呵呵”地笑着，诡异地离开。而我当即有被一眼看穿的感觉。

中学时，总会碰到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的同学。看穿我的那位同学就是其中一个。他干过的大事包括：临高考前的一个下午，邀请年级考试前十名的同学，到团委活动中心集合。等到大家都满脸茫然地坐好的时候，他突然一蹦，跳上讲台，大喊：“诸位护法，我召集尔等是为了正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等待的神，尔等是我的亲密子民，必须发誓永世为我护法。”同学们一愣，有的翻了白眼，有的直接拿书往他头上一扔，还有的笑到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他却还在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半晌不动，像个雕塑。

一直在内心期待，他终有一天会变成邪教头目吧。让我失望的是，这家伙后来竟然是高中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的，也是第一个发胖的。他在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最喜欢教的课是青蛙解剖课。毕业十周年的高中同学会时，他抽烟、喝酒，说黄色笑话，一副活在当下、活在人间的尘俗感。

我实在好奇，他“神奇”的那部分跑哪儿去了。借着酒劲，我凑到他耳边，用故作神秘的口吻提起当年那件事：“其实你是唯一看穿我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哈哈大笑：“当时都是开玩笑。”

看我怅然若失，他严肃地说：“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个才是我应该坚持的活法，哪个才是真实。”说完抬头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内心发毛。他又突然重重用手拍了我的肩膀，说：“怎么？被吓到了啊？骗你的！”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处理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任何不合时宜的想象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

那天下午，我在厚朴的脑袋里看到了他的想象：他以为他现在到达的，是整个世界的入口；他以为再走进去，就是无限宽广的可能；他以为正在和他对话的，已经是整个世界。

我忍不住提醒：“厚朴，你最好不要和同学们说你名字的来历。”

“为什么？”他转头问我，脸上认认真真地写着困惑。

“因为——”

我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

他果然、终于还是说了。

班级的第一次聚会，他喝了点酒。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喝酒。

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人，才会动辄把自由挂在嘴边。

他的脸红红的，口齿有点不清，最后描绘到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加重了口气，甚至因为酒劲的缘故，还夸张地跳了起来——“有这么大一面世界地图。”

一片哄堂大笑。

或许是喝了酒，又或许厚朴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嘲笑这样的词，同学们的大笑反而让他像受了鼓励一般越发激动了。他开口唱了一首英文歌，好像是BIG BIG WORLD。唱完后他郑重地宣布自己要尽可能地活得精彩，还矫情地用了排比句：“我要谈一次恋爱，最好马上破处；我要组建个乐队，最好再录张专辑；我要发表些诗歌，最好出本诗集；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现在就开始精彩。”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概以为自己是马丁·路德·金。“多么贫瘠的想象力，连想象的样本都是中学课本里的。”我在心里这样嘲笑着。

厚朴的言行果然被当作谈资到处传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点都没在意。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谈论是嘲笑，甚至可能以为这是某种认可。

去食堂的路上，有人对他意味深长、不怀好意地“呵呵”笑，他直接冲过去，双手搭在人家肩上，“兄弟对我有好感啊，那认识下？”反而搞得那人手足无措，仓皇而逃。调皮一点的，看见他走过，就模仿着漫画里的角色，双手高扬大喊：“热血！”他也开心地跟着认真地欢呼起来：“为青春！”

我在一旁看着，总觉得尴尬。

出于担心，又或者出于好奇——这样的人会迎头撞上怎样的生活——我有段时间总和他一起。

我终究是务实和紧张的，我开始计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时间，打工需要多少时间，还有赚学分和实习……这样一排，发觉时间不够用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那次冒险将决定我的一生。高中时父亲的病倒，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这很难，就像火箭发射后，在高空必须完成的一次次定点推送一样。

厚朴不一样，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

厚朴参加了吉他社——理所当然，毕竟他想组建乐队，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说的，生怕别人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充满着太多诡异的想象，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后他还报名了诗歌社。

他热情地拉我去各个社观摩他的“精彩尝试”。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吉他社应该更名为“想象自己在弹吉他的社团”，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分别是想象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写诗歌的社团。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通过假装弹吉他、跳街舞、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以为自己变得现代、时尚的邪教组织。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大一，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生活费都从那儿来。打一份工，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然后进报社实习。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就这样，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抬头、收小腹、翘屁股，用气音说话，放慢语速。面试的现场我还以为是表演课的课堂。

第一关，端庄，他勉强过了；第二关，谈吐，据说他又热血了一回；第三关，身材——里面传来“吭吭哐哐”摔东西的声音，然后厚朴走了出来：“草泥马的一米七。”咖啡厅老板对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认真地打了个×。他拉着我就跑，边跑边笑：“端庄个毛啊。”

咖啡厅的工作没找到，但厚朴开始忙到不见踪影。经常我睁眼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宿舍，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宿舍里的乐器越来越多，他皮肤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精瘦。我几次问他干吗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报社的记者到学校后山的采石场采访，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抡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块。

我吃惊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当时全身汗涔涔的，一条毛巾搭在头上防日晒，活脱脱一个农民：“去他妈的世界，难得住我吗？文明人才怕东怕西，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线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厚朴的乐器在大一下学期购买完毕。大二上学期刚开始，他自己写了个组乐团的启事，挤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团里面，大声吆喝。

海报特别简单，就写了个标题：组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

然后下面是两句他自己写的诗歌：你问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遥远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远处还遥远你问我，想抵达的生活有多宽广我回答你，比你能想象到的一切还宽广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齐全所有乐器，还是参考着网上的资料进行的。自以为能用吉他弹完几首曲子，对于乐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个团员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个眼镜，父母都是公务员，此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场边布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个又白又净的小男生默默地换完衣服，认真叠好，像豆腐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外，蹦了几下当作热身，就跑进球场里。然后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转头一看，小五青筋暴涨，满脸狰狞，和刚才活生生两个人。厚朴就冲过去邀约了。

第二个团员绰号瘦胖，父亲是国家武术教练，每次从班级到宿舍，总要评点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质——“她脸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点，导致人中过长，嘴巴即使小巧精致，也已经无法构建整体的美感了，可惜”、“她是个狡猾的女生，其实身长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带围得那么高，这种女人不能泡”……第三个团员叫圆仔，父母是开小卖部的，他后来写了许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称之为物质主义流派：“脆脆的虾条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软软的话，苍苍的天空，这满地的花生壳，流动的河水，这浓浓的啤酒香……”

团员还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来想自己当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试音，他一张口，就马上被轰下台了。瘦胖的原话是：不彻底的文明，不彻底的土，彻底的乱唱彻底的难听。结果，扁鼻当了主唱：他起码能用鼻腔共鸣。

最终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我们宿舍。据说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点，全程五个小时，雷打不动。但有效排练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中间总是要应付前后左右宿舍传来的抗议，必要时，还得和某个宿舍的人干场架。

使用“据说”这个前缀，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不在。大二开始，报社的实习转成了兼职。我每个下午都去市区跑新闻：退休干部养成了稀世兰花、老人的孙女爱上自己的老友、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某场斗殴导致几死几伤……这个工作经常接触到车祸和事故。带我一起跑新闻的是个女记者，遇到这样的事件，尖叫声的音量总是和靠近尸体的距离成正比。我却有着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冷静，若无其事地详细打量，记录细节，必要时，我还会用笔去挑开尸体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惧的原因在于，我把他们都当成“事件里的某个细节”，而不是“某个人”。然而，每次从事故现场采访回来，走进学校，看到这里乌泱泱的人群，努力散发荷尔蒙、享受和挖掘身体的各种感官时，总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甚至会矫情地想，这么努力追求所谓青春的人，意义在哪？

这种心境下，厚朴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奇观。

我担心着、羡慕着、怀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会活出什么样子，他到底能活出什么样子？

看着他，犹如在看老天爷正在雕塑的一个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却又莫名为他心慌。

乐队的第一场演出在三个月之后，我想他们应该进行了异常刻苦的训练吧。那场演出我被安排出席，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还被派了活——上台献花。事实上，我非常不乐意这么做，容易让人产生奇怪的联想。但厚朴坚持：你是看着我爆发生命力的人。

演出地点在学校第二食堂，舞台就是把大家排队打饭刷卡的地方清空了，接上厚朴找学生会文娱部借的音响。吃饭的桌椅是天然的座位。为了烘托气氛，从食堂的大门到走廊到打菜的窗口都贴满诗歌式的标语：“你是否听到自己的灵魂在歌唱”、“我不会允许自己的青春夭折，所以我要让我的无知放肆地宣泄”、“孤单是所有人内心的真相”……我想，传销公司的装修标准也不过如此吧。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乐队的名字叫——“世界”。读到海报上这个名字时，想起了厚朴张大双臂描绘他家那面用五彩瓷砖贴就的世界地图的样子。

或许实在有太多话想说了，当不了主唱没法亲自用歌曲表达，厚朴自己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

各种乐器准备好，食堂的五彩灯点亮。厚朴带着成员一起上台。他拿起麦克风，似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大家好，我们是世界，请从现在开始，听我们歌唱……”

事实上，整场演唱会我没记住一首歌。或许是为了赶时间，“世界”乐队的所有歌都是用既有流行歌曲的曲子，厚朴自己填词。厚朴的词笨重又血脉偾张，流行音乐的曲子当时还多是轻巧简单的节奏循环，两者实在不搭。但我确实记住了厚朴开场前吼的那一嗓子：我们是世界，现在听我们歌唱吧。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那一刹那，我竟然被触动到了，竟然很认真地想：自己是否也可以活得无所顾忌、畅快淋漓。

显然，记住那一嗓子的不仅是我。“世界”乐队没红——那些歌大家都没怎么入心，但厚朴在学校红了。

演出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在宿舍门口探头；到后来，去教室的路上都开始有人和厚朴打招呼；最后，中文系主任给整个系开大会，在传达如何应对SARS的通知时，也开玩笑地说：“听说我们中文系有个世界，还开口唱歌了……”

每次被人肯定的时刻，厚朴不会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也没有故作姿态地矜持，而总是马上笑开两颗小虎牙，大声回应：“对，是我，我是厚朴，我是世界。”

我总结是：厚朴确实在用生命追求一种想象，可能是追索得太用力了，那种来自他生命的最简单的情感确实很容易感染人，然后有人也跟着相信了，所以厚朴成了他想象的那个世界的代言人。

我喜欢这样的厚朴，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厚朴，但我总觉得他是在为所有人的幻象燃烧生命。假如这个幻象破灭，别人只是会失望，但厚朴自己的内心会发生什么呢？

厚朴谈恋爱了。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走红后，我们的宿舍简直成了个性人士在这所大学的必游景点，这么多人来来回回，都带着打开的内心，总会有和厚朴对接上，并最终睡到一起的人。

那时，我采写的一篇报道意外获得省里的新闻奖，报社给我派的活越来越多。我在外面采访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到宿舍都晚上十点后了。但宿舍里，总还是异常热闹，聚集而来的人又总是性格各异。有那种神叨叨的人，拽着厚朴坚持讨论“人活着的意义”；有整个手臂纹满刺青，身体到处打洞的人，狂躁着要拉厚朴干件牛逼哄哄的事；有那种书呆子气重到让所有人避而远之的人，怯生生地问，能否和厚朴一起发起一个什么实验；还有拉着厚朴要做音乐生意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天马行空的愿望和想象，在现实中因或多或少的原因和困难“正在筹备”或者“暂缓执行”，但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口：厚朴你来带头做吧！

每晚，我走进宿舍，总会看到他们围着厚朴，像真的围着他们生命的希望一样，极力鼓动着，要厚朴马上投入某个由他们策划的伟大计划。大学统一十点关灯，这群人在关灯后非但不散，反而更能释放自我，仿佛黑暗容易让人忘记理性。总在我迷迷糊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得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有一次青春啊！”

然后肯定会听到厚朴更激烈的回应：“对的，就是要这样！”

因为在报社兼职有了积蓄，也因为兼职的活太累、太需要好的休息，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夜夜群体激情”，在大二期末考前搬出宿舍，租了一个房间。

搬家那天，厚朴突然有种被抛弃感，甚至有种警惕：你不认同我了？或者吵到你了？

厚朴担心的显然是前者。

我解释了一遍自己工作的强度以及需要休息的迫切度。厚朴似乎依然还想得到我的认同，但他自己也没想到办法，只是反复问：“所以你一定会支持我吧！”

“当然！”我回答。

“但是你真的不是因为不认同我？”

我实在不想来回绕，也突然想到，这何尝不能成为我换取稿费的一个选题：“校园乐队青年和他的热血青春”。采访他不恰恰可以是我对他认同的证明吗？所以我说：“对了，不如我采访一下你吧，你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他愣住了，然后马上开心地笑出了那两颗著名的小虎牙：“真的啊？我太高兴了。”

于是我顺利地搬离了宿舍。在我搬离后，厚朴认真地用油墨笔写上“神游阁”，严肃地贴在宿舍大门上。

在我搬离宿舍的第三天晚上，凌晨两点，厚朴打通了我的电话。

“你在干吗？”他问。

我知道是他有话想说：“什么话说吧。”

“我刚那个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实在不想把这对话继续：“晚安吧。”

他着急地嚷着：“别挂电话啊——”在电话挂断前，我听到他在那兴奋地狂嚷着：“这样的青春才有意思啊，才有意思啊——”

即使我没怎么去学校，还是听说了厚朴足够夸张的事迹：一周换三个女朋友；在学校外的饭店里和人打架；在上当代文学课时，直接把老师从课堂里轰下来，跳上讲台演唱自己写的歌……甚至，还有一次在宿舍里当着一群人的面和一个男同学接吻，用那种一贯的宣誓口吻说：我想尝试世界的各种可能。

学校辅导员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到厚朴山区里的那个家。没想到的是，厚朴的父亲，那个著名的乡村英语老师，听到这一番描述，只是哈哈大笑。

我不禁开始揣测，或许厚朴是他父亲自认为未尽兴的青春，在新一个肉体上的延续。

最后辅导员找到了我，希望我从未来的角度劝说下厚朴:“谁没青春过啊？但得有个度。你比较成熟，知道这样下去厚朴的档案里有这些，他以后会吃苦头的。现实的生活就是很现实的……”我知道辅导员的好意，他说的话我也认为在理。但我知道自己劝说不了厚朴，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或许正因为我们是相反的人。

然而，厚朴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闹哄哄的厚朴突然安定下来了。更想不到，让他安定下来的女孩会是王子怡。

王子怡在学校里也算是名人，有名的原因不在于她多漂亮或者她多出格，而在于她的父亲——据说是市委秘书长。这样的传说，没有人当面问过，但是学校的老师，在她面前也总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

对这个学校的人来说，王子怡始终是面目模糊的。除“秘书长的女儿”之外，她似乎害羞、傲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歪着头，似乎看不到任何人。许多人本来是那么笃定，王子怡应该是与厚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王子怡所属的世界，充满着的，应该是家里也同样握有权势的继承者，或者钻破脑袋想往上爬的凤凰男。王子怡似乎就应该属于同学们心目中又土旧但又让人嫉恨的圈子。

但王子怡却成了厚朴的女朋友。

得知这个消息，我确实也吃了一惊。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也是厚朴。有些人确实一门心思突破一切想抵达所谓的新世界，但转头一看，却发觉，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才发觉，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不过这一点，或许厚朴也不自知。

在我看来，厚朴和王子怡的恋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朴以为通过拥有王子怡可以证明自己又突破了什么，而王子怡以为通过厚朴完成了对自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实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彻底的反叛者，或者说，来神游阁的其他人，其实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么。

无论如何，这段恋情确实揭发了厚朴。自从王子怡搬到神游阁后，来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为自己不愿意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来自旧世界”的王子怡，以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许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察觉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个部分。

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世界”：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请自来了。没说什么话，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到处认真地搜索。停留没一会儿，就走了，下午再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帐、一个枕头、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我愣在那，来不及拒绝，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

然后她坐下来聊天，说，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她说，父亲交代，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从得失的角度，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没有娇养的气息，没有功利感，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我慌乱地、笨拙地催她离开。

等静宜离开后，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我没搞清楚，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我也没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我没预想到，厚朴在学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大三一开学，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偶尔还会私下讨论，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他们甚至会回溯：“你看，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最蹊跷的是，他明明不会唱歌，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然后，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乐队又要开唱了。

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多层次全方位——学校电视台、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

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其他队员分列两侧，“世界”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想，关于青春”。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妆，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

演唱会的那天，我因为在报社加班，最终缺席了。听同学说，状况奇差：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就坐了两三百人，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

与此同时，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你本来不应该是——”。比如，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在这难受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少了助学金会死啊？

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按照我的规划，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但据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何况，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我必须攒够经费。

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剩下的时间，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散散步。

大三下学期，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我问她，逛街干什么？她红着脸说：“想拉你去买衣服。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让我经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当时我认真地想，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

我至今依然记得，看演出的那个晚上，静宜真的很美，或者说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礼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头上俏皮地别着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剧院门口迎接我。她得体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过分亲昵的距离，把我一一介绍给她家族里的长辈：省建设厅副厅长、省艺术学校校长、北京某部委领导……这些长辈也确实非常好，对我轻声细语地关怀，恰如其分地鼓励。这显然是个已经养出气质的家族。

演出结束后，静宜陪我走出剧院，她抿着嘴微微笑着说：“家里人都很喜欢你。我叔叔说，你大四就到省建设厅实习吧，其他他们会安排。”说完自己脸红了。

我还是料想不到自己也会这么不自在，仓促地回复：“这个还不着急，再考虑吧。”匆匆地告别。

从剧院回学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车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穿着正式的礼服、皮鞋，边走边像个小男孩般粗鲁地抹着眼泪。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么了？”

厚朴转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声哭了。原来厚朴也被拉来看演出见长辈，此前，王子怡还特意交代，父亲对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现，但是当厚朴一身笔挺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候，王子怡却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围一样笔挺的人，大声地问：“为什么你穿这种衣服，显得这么可笑？我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人？还为你这么搞笑的人和父亲闹得这么不愉快？”王子怡让厚朴离开剧院。厚朴知道，这是分手。

那个晚上，我没安慰厚朴。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王子怡已经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个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恋人其实是叛逆。

静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时候，我当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说了。他们当然乐于赞成，特别在看过静宜的照片后。

我却还在犹豫。

再过几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这一选择就真是一辈子了：我到底会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

开学前两天，我去银行把所有钱汇总到一张卡，看了下总额：刨去要交的大四学费，还剩下一万二。

一万二够我赌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开学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为的是要约静宜。事实上我还没有决定，我想犹豫到和她见面时，再下这个决心。

静宜是个聪明的女孩，显然也明白我约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对我说，不如你骑车带我到海滨公园走走。到了海滨公园的那座风景很好的桥上，她拿出我写的几首诗，开始念。

天气很好，景色很好，风很好。她确保一切都很好，才转过头问我，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看着她，内心却涌起一种负罪感和恶心，我知道，那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厌恶那个精明计算的我，我厌恶那个做了精明计算又不愿执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开口说的，是伤害这个无辜女孩的话。

但我最终说了。

她真的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坚持要微笑，然后自己骑着车默默走了。从那之后再没联系。而我在开学两周打点完学校的事情后，便买了火车票准备去北京。

后来才意识到，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倦乏的、对一切提不起兴趣、似乎感冒一样的状态，是爱情小说里写的所谓心碎。我原本以为，这种矫情的情节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临出发的前一天，我收拾了出租房里的东西，拿到那间原本属于我和厚朴的宿舍寄存。我想和厚朴道别，也想看看，此前的境遇在厚朴身上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东西。

见到我，厚朴还是笑开他那两颗小虎牙。我的床被他擅自拆了，一整套乐器就摆放在那。他看我进门，兴奋地先是要表演打鼓给我看，然后又想弹吉他唱首自己新写的歌。

然而，弹了没几下，他放弃了。坐在架子鼓的椅子上，顽固地打着精神，但消沉的感觉悄悄蔓延开。

他告诉我，原来的乐队散了，谁被父母拉去实习了；谁准备考研了；谁认真地开始筹备毕业论文，希望冲击优秀毕业生，争取选调到政府部门……他们的“世界乐队”，现在看来，更像是以青春的名义集体撒的一个娇。在看到现实的未来后，各自投奔到新的轨迹里去了，还赋予这样的行动另外一个名字：追求。

只有厚朴，像是派对后留下来收拾的那个人。

“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

他确确实实愣了一下，又急忙装作不假思索的样子，大声喊：“招新的乐队成员，继续玩啊，你别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这样的宣誓，没有从心里透出来的力气，让人听了，反而感觉到无法言说的虚弱。

我在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类似“务实点，想想未来要走的路”这一类的话。所以我最终无话可说，仓促地结束了那一次告别。

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后，我确实感觉自己的判断似乎是对的。北京的确是个彻底的地方。挑战是直接的，梦想是直接的，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动辄都是“国家级别”，这里的人，谈论的经常是如何改变世界，而这些事情不是谈论完就随风散了，确实有的事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在发生。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从一家杂志社的试用机会开始，我得到了进入这个城市的机会，或者也可以说，得到被这个城市一口吞没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厚朴，犹豫着要不要鼓励他来到这样的北京。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实的实现里。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要求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十二月的时候，厚朴和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又招到新团员了，“世界乐队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电话那头他兴奋地宣布。然后就好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每个细节，“我一直在想象活在那样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确实指向一个个看似庞大但又具体的目标。”我这样回答他。

“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他这样一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样提问的人，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

我没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但我终于还是发出了邀请，我担心内心膨胀开的厚朴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处境的尴尬，担心他最终会卡在那儿。

“不如你也来北京？我租了个房子，你可以先住我这。”

“好啊。”他想都没想。

我真的以为他即将到来了，于是又启动了提前规划的强迫性习惯。每天结束奔走后回到家，有意无意地，就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开间，试图腾出两个人各自的区域。到家具店买了一块床垫，到二手市场买了个书架，中间放满书，隔在我的床和准备给他的床垫中间。我还把吃饭的小餐桌往自己的空间里挪，准备了把椅子，想着他可以偶尔坐在这里弹弹吉他。

但厚朴迟迟没有来。我打过去的电话，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学打听。他们告诉我，厚朴的生活过得一团乱：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厚朴又和老师呛起来了，他似乎还不甘愿于此前自己的滑落，试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赢得存在感，而厚朴，果然又成为学校的偶像了……然后，厚朴在毕业前半年，被学校勒令休学。

最后这个消息是王子怡和我说的。她发了一条短信给我，主要的本意是打听在北京的生活——她也想到北京来，可能是要读语言学校准备出国，也可能是不顾一切想来北漂，“一切让我父母自己看着办”。

短信的最后，她似乎不经意地说：“厚朴被学校勒令退学了。你能想象到吗？他竟然偷偷来找我，让我父亲帮忙和学校沟通。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活出自我的人，但其实他只是装出了个样子欺骗自己和别人，我真的厌恶这种假惺惺的人。”

“他不是假装，他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相处的办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冲突却又浑然一体的想法，他只是幼稚，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打好的这条短信我最终没发出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向她解释什么。因为，她也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在北京杂志社的实习还算顺利。为了争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机会，也为了节省路费，我主动请缨，春节留守社里，不回老家。

独自一人在老家过年的母亲显然不理解这样的决定，电话里横七竖八地唠叨着。等糊里糊涂地挂完电话，就已经要跨年了。

我准备关机，煮碗泡面加两个蛋，就当自己过了这个年。

电话却突然响了。

是厚朴。

“抱歉啊，那段时间没接你电话。”这是厚朴接通电话后的第一句话。

“你后来怎么没来北京？”

“我没钱，不像你那样会规划着赚钱，你知道我野惯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被劝退离校时，整个学校围观着送别的场景。“我把行李拖着，拖到校门外，然后你知道怎么了吗？我坐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型个人演唱会。整个学校掌声雷动，可惜你不在现场。”

说完这个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样，一下子泄了一口气：“和你说个事，你别告诉别人。”

“怎么了？”

“我觉得我生病了，脑子里一直有种声音，哐当哐当的，好像有什么在里面到处撞击。”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打鼓打多了？”

“不是的，是从离开学校开始。离开学校后，我试着到酒吧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打鼓了，就来来回回住在几个朋友家里，蹭口饭吃。”

我一下子确定了，厚朴在那段时间过的是如何的生活：因为外部的挫折，他越来越投入对梦想的想象，也因此，越来越失去和实际的现实相处的能力。

“你不能这样的，要不我让谁帮忙去和学校说说话，看能不能回学校把书读完，这段时间你也学我攒点钱，来北京。”我以为，我在试图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像大一那样去工地抡石头啊？我不可能那样去做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把我当失败者，因为我活得比他们都开阔。我们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装听不懂我的话，你能不能出钱让我来北京看病，你愿不愿意帮我？”

我试图解释：“厚朴，正因为我把你当朋友我才这样对你说，这一趟来北京的钱不是问题，问题是……”

话没说完，他电话就挂了。

我再打过去，就直接关机了。

我说不上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自己没有能力让厚朴明白过来他的处境。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他能想象到的瑰丽生活去与现实抗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紧张、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质疑和暗示。

或许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电话的原因还在于，他敏感地觉得，现在的我，是映照他失败的最好对比。

同学们都不知道厚朴的确切消息，只是断断续续告诉我，他偶尔突然偷溜回学校，抨击一下学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调戏下小学妹，拉大家喝几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个酒吧看到过他，也有人看到过他在马路边弹吉他，想获得些资助。

我从辅导员那里要到厚朴父亲的电话，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这世界的真实逻辑。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乡村英语老师，讲话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腔调，像老外在说中文一样。他告诉我：“没事，就让他闯闯，失败了，也当作是让他发泄发泄，他得把内心的欲望抒发完成啊，要不这一生就浪费了。”

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厚朴有着那么着急、仓促，同时强烈而又真挚地拥抱世界的想象——这样的父亲帮不了厚朴。

实在没有办法，我最终试图找王子怡帮忙。她淡淡地说：“哦，厚朴，好几个晚上拖着把吉他在我家小区里半夜唱歌，发酒疯说他如何爱我，被我父亲叫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真是个——”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不想听到那个词语，在她还没说出口前，赶紧挂了电话。

对厚朴的担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琐碎的各种滋味淹没。

在正式毕业前，我如愿地被杂志社录用。为了参加毕业典礼，我回了一趟大学。希望这次回去，能见到厚朴。

打开以前宿舍的门，里面确实出乎意料地干净。听同学说，厚朴在临走前，擦拭干净了每一个角落。他们不解厚朴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也不理解。

让人意外的是，除了带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乐器都留下来了。他跟同学们说，这是留给以后来这所学校，同样怀有梦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觉到，要离开学校时，厚朴内心里那复杂的滋味。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总觉得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条主干道，衍生出几条功能迥异的路。然而，当它藏住一个人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几个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两三家乐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确实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没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须继续，就像是个话剧演员，我必须在中场休息时间结束后，继续扮演起在现实生活中苦苦争取来的角色。

我就这样告别了那座城市，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兽，从飞机一落地开始，就有各种触须攀爬而来，把你卷入一个个事件、一个个挑战、一个个故事和一场场悲喜中。这众多事件，这众多悲喜，厚厚地、一层层地包裹着你，让你经常恍惚，觉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家乡当起了老师，偶尔有些来北京进修或者补习的。我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们的驻京接待处。

我没再刻意去打听厚朴的消息，但来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事实上我和许多同学说不上熟悉，只是偶尔说说一些陈年旧事和另外一个共同认识的人的故事，勉强证明，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彼此身上花时间的原因。

据说厚朴流浪到最后，没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就被他父亲来城市接了回去。

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亲和父亲吵了很凶的一架，最终母亲的主意占了上风。在母亲的努力下，一些关系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去教书。教的课据说很杂，有语文、政治和音乐等。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经常会在忙到大脑快抽筋的时刻，突然想象，在一个小村庄里带着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里，他还是那样激情四溢，还笑开着两颗小虎牙，而村子的阳光，能把他的脸再次照出那种动人的透亮感来。我总会边想象，边自己开心地笑。

仿佛过上这样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涂地，我在北京已经待了两年了。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大学时期的班长给我打来电话：“你这周末能回来吗？一起去趟三明。”

“为什么去三明？”我没反应过来。

“厚朴死了，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探望他家。想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当即脑子一片空白，犹如被人重击了一般。

班长还在讲述这几年厚朴经历的种种，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到村里教书的厚朴，一开始有些寡言，但也称不上什么问题，但慢慢地，他不断和家里人说，脑子里有个声音，哐当哐当的，像是有只怪兽，就住在他脑子里到处冲撞。一开始，还只是在晚上隐隐作痛，渐渐地，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他一开始只是喊头疼，后来竟发展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撞得头破血流。

课最终是上不了了，他的父亲带着他到处去检查，并没能查出什么问题。

自杀的前一周，他对父亲提了最后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吗？

他父亲拒绝了。

这几年，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积蓄，也耗尽了这个父亲最后的耐心。

班长还在感慨：“我们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个漫长的战役，他是我们当中阵亡的第一个人……”

我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厚朴的父亲不知道，同学们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脑子里的怪兽，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个过度膨胀的理想幻象。我还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医的地方，还是他为自己开出的最后药方。

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迅速在胸口膨胀。张了张口，试图想发出点什么，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我这才意识到，这几来年，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两年，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没学会抽烟，没学会喝酒，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内心憋闷得难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然后不断深深地、长长地叹气。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察觉，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

或许，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