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当时供销科是个摆设，一共三个人，每天就是喝茶看报。我因为年轻，男性，又与厂长沾点表亲，几年之后，提拔为科长，手下还是那两个人，都比我年岁大，他们不叫我科长，还叫我小庄。我与傅东心是通过介绍人认识，当时她二十七岁，也是返城知青，长得不错，头发很黑，腰也直，个子不高，但是气质很好，清爽。她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解放之前在我市的大学教哲学，哲学我不懂，但是据说她父亲的一派是唯心主义，“反右”时被打倒，藏书都被他的学生拿回家填了灶坑或者糊了窗户。“文革”时身体也受了摧残，一只耳朵被打聋，“文革”后恢复了地位，但已无法再继续教书。他有三个子女，傅东心是老二，全都在工厂工作，没有一个继承家学，且都与工人阶级结合。

我与傅东心第一次见面，她问我读过什么书，我绞尽脑汁，想起下乡之前，曾在同学手里看过《红楼梦》的连环画，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主人公是谁。我回答记不得，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一个男的娘们唧唧。她笑了，说倒是大概没错。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喜欢游泳，夏天在浑河里游，冬天去北陵公园，在人造湖冬泳。当时是1980年的秋天，虽然还没上冻，但是气温已经很低，那天我穿了我妈给我织的高领毛衣，外面是从朋友那里借的黑色皮夹克。说这话的时候，我和她就在一个公园的人造湖上划船，她坐在我对面，系了一条红色围巾，穿一双黑色布带鞋，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打猎的笔记。虽然从年龄上说，她已经是个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别人一样，满身的烟草味，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上午，她看上去和一个出来秋游的女学生一模一样。她说那本书里有一篇小说，叫《县里的医生》，写得很好，她在来的路上，在公交车上看，看完了。她说，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一个人溺水了，有人脱光了衣服来救她，她搂住那人的脖子，向岸边划，但是她已经喝了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她看见那人脖子后面的汗毛，湿漉漉的头发，还有因为使劲儿而凸露出来的脖筋，她在临死之前爱上了那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你相信吗？我说，我水性很好，你可以放心。她又一次笑了，说，你出现的时间很对，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细，你唯一看过的一本连环画，是一本伟大的书，只要你不嫌弃我，不嫌弃我的胡思乱想，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我说，你别看我在你面前说话挺笨，但是我平常不这样。她说，知道，介绍人说你在青年点时候就是个头目，聚啸山林。我说，但凡这世上有人吃得上饭，我就吃得上，也让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绝不让你吃次的。她说，晚上我看书，写东西，记日记，你不要打扰我。我说，睡觉在一起吗？她没说话，示意我使劲划，别停下，一直划到岸边去。

婚后一年，庄树出生，名字是她取的。庄树三岁之前，都在厂里的托儿所，每天接送是我，因为傅东心要买菜做饭，我们兵分两路。其实这样也是不得已，她做的饭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如果让她接送孩子就会更危险。有一次小树的右脚卡在车条里，她没有发觉，纳闷为什么车子走不动，还在用力蹬。在车间她的人缘不怎么好，扑克她不打，毛衣她也不会织，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烟叶堆里看书，和同事生了隔阂是很正常的事情。八十年代初虽然风气比过去好了，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人，大家还是有看法，如果运动又来，第一个就会把她打倒。有天中午我去她们车间找她吃饭，发现她的饭盒是凉的，原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每天早上她把饭盒放进蒸屉，总有人给她拿出来。我找到车间主任反映情况，他说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没有办法，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长，然后他开始向我诉苦，所有和她一个班组的人，都要承担更多的活，因为她干活太慢，绣花一样，开会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她在本子上画小平同志的肖像，小平同志很大，像牌楼一样，华国锋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像玩具一样小。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早就向厂里反映，把她调到别的车间了。他这么一说，倒让我有了灵感，我转身出去，到百货商店买了两瓶西凤酒，回来摆在他桌上，说，你把她调到印刷车间吧。

傅东心从小就描书上的插图，结婚那天，嫁妆里就有一个大本子，画的都是书的插图。虽然我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但是挺好看，有很高的大教堂，一个驼子在顶上敲钟，还有外国女人穿着大裙子，裙子上面的褶子都清清楚楚，好像能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天晚上吃过饭，我拿了个凳子去院子里乘凉，她在床上斜着，看书，小树在我跟前坐着，拿着我的火柴盒玩，一会举在耳边摇摇，一会放在鼻子前面，闻味儿。我家有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很少开，吵她，过了一会傅东心也搬了个凳子，坐在我旁边。明天我去印刷车间上班了，她说。我说，好，轻巧点。她说，我今天跟印刷的主任谈了，我想给他们画几个烟盒，画着玩，给他们看看，用不用在他们。我说，好，画吧。她想了想说，谢谢你，德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笑笑。这时，小斐她爸牵着小斐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这趟平房有二十几户，老李住在尽东头，在小型拖拉机厂上班，钳工，方脸，中等个，但是很结实，从小我就认识他。他们家哥三个，不像我是独一个，老李最小，但是两个哥哥都怕他，“文革”那时候抢邮票，他还扎伤过人，我们也动过手，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结婚之后他沉稳多了，能吃苦，手也巧，是个先进。他爱人也在拖拉机厂，是喷漆工，老戴着口罩，鼻子周围有一个方形，比别处都白，可惜生小斐的时候死了。老李看见我们仨，说，坐得挺齐，上课呢？我说，带小斐遛弯去了？他说，小斐想吃冰棍，去老高太太那买了一根。这时小斐和小树已经搭上话，小斐想用吃了一半的冰棍换小树的火柴盒，眼睛瞟着傅东心，傅东心说，小树，把火柴盒给姐姐，冰棍咱不要。傅东心说完，小树“啪”的一声把火柴盒扔在地上，从小斐手里夺过冰棍。小斐把火柴盒捡起来，从里面抽出一根火柴，划着了，盯着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火柴烧到一半，她用它去点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抢，火柴盒已经在她手里着了，看上去不是因为烫，而是因为她就想那么干，她把手里的那团火球向天空扔去，滋滋啦啦地响，扔得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