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跟过几个案子，都和“严打”有关。抓了不少人，事儿都不大，跳跳舞，夜不归宿，小偷小摸，我以为地方上也就是这些案子，没什么大事儿。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待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属于蒙东，当时我就听说过他，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王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俩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儿吃饭，就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俩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就可能挨枪子儿。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儿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膛，在袖子里攥着，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它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的自己。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

1995年刚入冬，一个星期之内，市里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尸体都在荒郊野外，和车一起被烧得不成样子。一个月下来，一共死了五个。但是也许案子有六起，其中一个人胆小，和他一个公司的人死了，他就留了心，有天夜里他载了一个男的，觉察不对，半道跳车跑了，躲在树丛里。据他的回忆，那人中等个，四十岁左右，方脸，大眼睛。但是他不敢确定这人是不是凶手，因为他在树丛里看见那人下车走了，车上的钱没动。这个案子闹得不小，上面把数字压了下去，报纸上写的是死了俩，失踪了一个。我跟领导立了军令状，二十天内破案。我把在道上混的几个人物找来，在我家开会，说无论是谁，只要把人交出来，以后就是我亲兄弟，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碗里喝汤。没人搭茬，他们确实不知道，应该不是道上人，是老百姓干的。我把这五个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没有任何交集，有的过去给领导开小车，有的是部队转业的运输兵，有的是下岗工人，把房子卖了，买了个车标，租房子住。烧掉的汽车我仔细勘察了几回，两辆车里都发现了没烧干净的尼龙绳，这人是把司机勒死，拿走钱，然后自己开车到荒郊，倒汽油烧掉。有了几个线索，杀人的人手劲不小，会开车，缺钱，要弄快钱。因为和汽车相比，他抢的钱是小头，但是他没关系，车卖不出去或者他没时间卖，一个月作案五起，不是缺钱的话不会冒这么大的险。回头跟技术那头的人又开了一个碰头会，他们说，光油箱里那点油不能把车烧到这么个样，这人自己带了汽油或者柴油。

又多了一条线索，能搞到汽油或柴油。

这时候已经过了十天。我到领导的办公室，坐下，说，领导，这个案子不好破。领导说，你是要钱还是要人？上面给的压力很大，最近晚上街上的出租车少了一半，老百姓有急事打不着车。军令状的事儿放在一边，案子破了，甭管是什么方法，提你半格。我说，领导，我觉得干警察就是给人擦屁股。领导说，你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你跟上面说一下，全市出租车的驾驶位得加防护罩，凶手使的是绳子，就算有点别的，估计也是冷兵器，加了防护罩，安全百分之九十，就算这个人逮到了，以后说不定还有别人，防护罩必须要有。领导说，这可是不少钱，不一定能批下来。我说，最近满大街都是下岗工人，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抓的那个人？晚上专门躲在楼道里，用锛子敲人后脑勺，有时候就抢五块钱。你把这几个案子的现场照片带去，让上面看看脑浆和烧焦的骨头。他说，我想想办法吧，说说现在这个案子的思路。我说，我手下有六个人，有一个女的不会开车不算，剩下五个，你找五辆车，不加防护罩，晚上我们开出去。

几天之后，我给手下开了个会，我说，这事儿有风险，不想干的可以不干，干成了，能记功，也有奖金，干不好，可能把自己搭进去，跟那五个出租车司机一样，让人烧了。你们自己琢磨。赵小东说，头儿，奖金多少？我知道他媳妇正怀着孕，这十几天他基本没着家，我最担心他退。我说，奖金没说死，五千起吧。几个人干几个人分。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1995年12月16日晚上十点半，我们五个人，全都是男的，正式出车，每人带了两把枪，一把揣在腋下，一把藏在驾驶位的椅子底下。我提了几个注意点：第一，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成年男子，打车要去僻静处；第二，孤身一人成年男子，上来就坐驾驶座正后方；第三，身上有汽油或者柴油味的人。如果是女人或者带小孩儿的，就推说是新手，不认识路，不拉。最后一点，如果发生搏斗，不要想着留活口，因为对方是一定想着要你命的。

我们在路上跑了三天，没有收获。小东说拉过三个有嫌疑的男的，要去苏家屯，他就小心起来，听他们说话，是本市口音。其中一个半路要到路肩尿尿，小东就把枪掏出来插在棉鞋里，结果那人尿完回来，三个继续说话，好像是兄弟三个，回去给父亲奔丧，其中一个上车之前和女人喝了酒，尿就多。到了苏家屯，灵棚已经搭好，小东下车抽了支烟，看他们两个扶着一个走进灵棚去跪下，然后上车开了回来。

第八天，12月24日夜里十点半，下点小雪。我把车停在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车窗开了一条缝，抽烟，抽完烟准备睡一会，那段时间觉睡得断断续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困得不行。路边是一个舞厅，隐约能听见一点音乐声，著名的平安夜歌曲，铃儿响叮当，坐在雪橇上。前面一辆车拉上一个穿着貂皮的中年女人走了，我把车往前提了提，把烟头扔出窗外，车窗摇上。这时从舞厅南侧的胡同里，走出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男的四方脸，中等个，两只手放在皮夹克的兜里，皮夹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缝，软得像一块破布，女孩儿戴着白口罩，穿着一条蓝色的校服裤子，上身是一件红色羽绒服，明显是大人的衣服，下摆在膝盖上面。

她还背着一只粉色书包。书包的背带已经发黑了。头发上落着雪。

男的走过来敲了敲车窗，我把窗户摇下来，他朝里看了看，说，走吗？我摆摆手，不走，马上收了。他指了指那个孩子，去艳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个中医。我说，看病得去大医院。他说，大医院贵，那个中医很灵，过去犯过，在他那看好了，他那治女孩儿肚子疼有办法。我想了想说，路不太熟，你指道。他说，好。然后把后面的车门拉开，坐在我后面，女孩儿把书包放在腿上，坐在副驾驶。

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是城乡结合部，有一大片棚户区，也可以叫贫民窟，再往东就是农田，实话说，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

男人的手还放在兜里，两只耳朵冻得通红，女孩儿眼睛闭着，把头靠在座椅上，用书包抵着肚子。开了一会，在转弯处他都及时指路。又过了一会，我说，大哥有烟吗？借一棵。他从兜里摸出一根递给我，我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上。我说，大哥做什么的？他说，原先是工人，现在做点小买卖。我说，现在工厂都不行了。他说，有个别的还行，601所就挺好。我说，那是造飞机的。他说，嗯，有个别的还行。我说，现在做点什么买卖？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说，一点小买卖，上点货，卖一卖，卖过好几样。我说，你爱人呢？他说，你在前面向右拐，一直开。眼看着要从艳粉街穿过，向着郊区去了，女孩儿一直闭着眼，不动弹，男人眼睛看着窗外，好像是不想再说话了。我说，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他说，嗯。我说，就像开出租车，白天警察多，开不起来，晚上倒是松快，还怕人抢。他说，没什么事儿吧。我说，你是不看新闻，前一阵子夜半司机，死了五个。他又看了看后视镜，肩膀动了动，说，抓着了吗？我说，没啊，那哥们不留活口，不好抓，我算看明白了，人要狠就狠到底，才能成点事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没回答，拍了拍女孩儿肩膀，说，好点了吗？女孩儿点点头，手把书包紧紧攥着，说，前面那个路口右拐。我说，右拐？你不是要去艳粉吗？她说，右拐，我要去艳粉后面。我打了个轮，把车慢慢停在路边，说，大哥不好意思，憋不住了，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你和大侄女在车里等一下。他说，左拐，马上到了。我说，你们爷俩商量一下，到底往哪拐。我要尿裤子了。他说，马上到了。我转过头看他，手顺势伸进怀里，说，这一片黑，哪有诊所啊。女孩儿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一双大眼睛，瞳仁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地方，她说，爸，我刚才放了屁，好了。男人的下巴僵着，说，好了？她说，是，刚刚我偷偷放了一个屁，不臭，然后就好了，我想下车。男人看了看我，说，爸也要上趟厕所，你先在车里等着。然后拉开车门出去，我把钥匙拔下来，也下了车，把车门锁好。这时的雪已经大了起来，风呼呼吹着，往脖子里钻，远处那一大片棚户区都看不清了，像是在火车上看到的远处的小山。他慢慢走到杂草丛，撒了泡尿，我把枪掏出来，站在他背后。他转过身来，一边系裤腰带，一边看着我说，哥们，你弄错了。我说，甭跟我说这个，别系了，把裤子脱了。他说，你去厂里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我说，把嘴闭上，裤子脱了。他把裤子褪到脚腕子，我从后腰拿出手铐，准备给他铐上。他说，别让孩子看见，这叫什么样子？我照着他内裤踢了一脚。他没躲，说，那诊所就在前面，是我朋友开的，你可以查一下。这时一辆运沙子的大卡车靠右侧驶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车没打双闪，路面上都是雪。卡车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撞上了，出租车的尾部马上烂了，斜着朝我们这边的草丛翻过来。就在我被一片手掌大的车灯玻璃击中的瞬间，我朝那个男人站立的方向开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