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的冬天，到2008年的冬天，这十个春夏秋冬，我经常和安德烈见面。后来我勉强上了大学，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做些文案工作，虽然也属于我们初中同学里面混得差的，毕竟也算是在社会上厮混着。他初中毕业之后去了一个极差的高中，念到高二退学回家。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家里，白天睡觉，等他爸妈睡下之后起床看书。前面几年他一直在研究解析几何和电磁铁，中间几年好像说发现了宇宙里反物质存在的证明，这些研究和发现都属于他自己，他从未想过让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知晓，更没有想过要去考个夜校或者学门手艺，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他一直靠着他爸妈卖猪肉猪排骨猪血挣的钱养着他。他爸开始的时候经常要把他打出去，可他很禁揍，每次挨完揍，躺在床上就能睡着，第二天还是赖在家里。后来，他爸得了膀胱癌，命暂时保住了，膀胱没有保住，腰的附近就多了一个尿袋，每天要倒几次，还得定期打消炎针，于是就打不动他，只能躺在床上指着同样躺在床上的他骂个不停。他有时候会回嘴，因为他知道虽然两张床离得很近，可对于他爸却是无法逾越的距离。两个每天躺在床上对骂的男人要靠着一个女人独自卖猪肉来养，我经常会想象这三个人是怎样痛苦的一副组合。

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德烈得到了一台计算机，是亲戚淘汰下来的废品。他每天跑图书馆，终于自己把计算机修好了，还学会了偷邻居的网线，他说：反正他们晚上都睡觉了，我和他们谁也不耽误谁。没多久，他又学会了用代理器上一些国外的网站，他不怎么懂英文，可他说他能看懂，我也相信他。

我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踢球，他的脚法还是那么硬，穿的也还是初中时候的校服，他后来几乎没怎么长个儿，自行车后面夹着初中时候的破书包，书包装着他搜集的报纸碎片。无论我站在哪，他都要把球传给我，有时候会惹一些陌生人不高兴，我只好拉着他走掉，我可不想和他一块挨揍。有一天他跟我说：这周他不能来踢球了，他要练功。我说：练功？他说：嗯，练气功。我说：我还以为你不信这个？他说：这个不一样，他解释了我很多疑问。他告诉我什么叫作真善美。几个月的时间，他不断瘦下去，不知道他是在练气功还是在喝减肥茶。没多久，气功的教众闹出了乱子，安德烈又出来踢球了，可是心情看起来很不好，他说：李默，原来都是假的。我说：什么是假的？他说：气功是假的，说气功是假的人也是假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没明白他的意思，觉得他又出来踢球就是好事情。可从那以后，他的身上开始起了变化，他不再和我讲，他在做什么实验，他心中的宇宙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演变，而是经常和我谈起历次运动，人之间有怎样的龌龊，谁是谁的干儿子，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对政治和近代史发生了兴趣，而且主要是政治黑幕和近代野史。他告诉我：迫害知识分子和亩产万斤之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不再是赤裸裸的那种，而是暗地里偷偷摸摸地进行，用人们感觉不到的方式。虽然我混得也不怎么样，可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告诉他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苦难依然在民间流行，但是已经完全不是我们父辈经受的那种。而且我们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个时代作为对手，我们应该和时代站在一起，换句话说，自己要先混出个样来。他也完全不能同意我，他说他拒绝和这样一个时代同流合污。我说你这样活法，革命还没有来到，你已经先成了烈士了。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可我们也没有因为对时代的看法大相径庭而疏远。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踢球，然后找一个饭馆，喝上几瓶啤酒，他讲他的信念，我讲我的生活，好像在面对另一个自己自言自语，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干脆变成一种光有诉说而没有倾听的谈话。我们唯一的共同话题是追忆我们的初中生活，他把那段时光当作他一生里最美妙的时光，尽管他的初中生活并不完整，也命途多舛，可是他觉得那时候他能和他的朋友坐在一个教室里，不管当时他受了多少迫害，他管这个叫迫害，他还是无比怀念他仅有的两年初中生活。到了2007年，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问：什么方向？他说：朝鲜。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还以为他想要到朝鲜留学，可是朝鲜是不是有大学我都拿不准。他说：我要研究朝鲜这个国家。我说：那个国家有什么研究的？他说：你不知道，朝鲜太重要了，他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我说：照现在看，我们的未来即便不是美国，也不可能是朝鲜。他说：你不知道，李默，这方面你真的不知道。我心想，好吧，那我就不知道吧，在家研究朝鲜，总比时刻准备着提着冲锋枪上战场让人放心。之后他便经常和我说，朝鲜最近怎样怎样。我开始觉得有趣，像是听评书一样听他义愤填膺地讲下去，可是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有些担心，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小心翼翼，有的时候环顾左右，好像随时要塞给我一张秘密图纸。有一次吃饭吃到一半，突然他喊道：老板，结账。我说：干吗？我还没吃完呢。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又喊：结账！出来之后，他告诉我：那家饭店不安全。我说：哪不安全？他说：坐我们侧后方那个人有问题。我的心里升起来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而根据我对于预感的经验，不好的预感通常都要成真。我这次的预感是，我的朋友好像是要生病了。

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他被杀猪的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导致此事的直接原因是他把他家养了五年的猫掐死了，他怀疑这只猫是间谍，用胡子当作天线发送电波。我没有时间去看他。而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想到我这个认识了十二年的朋友，虽然他已经不一样了，可是我还是想找他说说。他接到我的电话马上听出是我，他说：默，你一定是有事找我。我说：你还好吧。他说：我很好，我尽量表现得像个疯子。你那边出什么事了？我尽可能平静地说：我爸今天去世了。他说：叔叔遭罪了吗？我说：最后他肺子里长满了肿瘤，他是给憋死的。他说：肺癌最惨的是，人被活活耗死，叔叔这种还算可以了。我爸的癌症最近也扩散了，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码还能像个人一样死掉。我说：既然人要死，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他说：其实，人是不会死的，因为，人在死去那一秒已经不是人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我进去的时候，大夫问了我无数的问题，我只问了她一个问题。我问：什么？他说：我问她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们放不放无辜的人？我说：她放吗？他说：她笑了，说，欢迎你，这里都是像你一样“无辜”的人。

当他在我父亲葬礼的清晨，提着书包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怀疑我不但睾丸出了问题，因为过度劳累，我的精神也出现了幻觉。可马上我知道这不是幻觉，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父亲头七之后，我挂着孝走进他的病房。精神病院在离城区很远的地方，也围着铁丝网，可比我们学校的网高出很多。大夫说，他已经认不得人了。我说，一个星期之前他还认得我。大夫说，被抓回来后，他的病情恶化得厉害，院里也加大了药量，辅以物理疗法。他的病房干净得很，没有油渍，没有乱堆的书本和草纸，只有一排白色的病床。他的床靠窗，我把水果放在窗台上，他正坐在床上看书，是《时间简史》，我知道他初中时候就看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又重看。他好像没有发觉他的床边多了一个人，我叫他：安德烈。他抬头看了眼我，说：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这儿怎么样？他把眼睛移回书上，说：此地甚好。我想起来，这句话他曾经给我讲过，是瞿秋白临刑前说的。我在他的床上坐了很久，他一直在看书，时不时用手蘸着唾沫翻动书页，我说：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踢球。他像是没有听见，等我站起来，他突然一边翻书一边说：书桌里的铅笔别忘拿了，钢笔水在我这儿，别忘拿了，我这有草纸，你拿点。我找到他的手握了握，走了。

大夫说我走之后，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袭击了护士，禁止我再去探望。

我再也没踢过足球。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