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算起，十七年前的时候，我的年龄是现在的一半，十七岁。在那个时期，除了大多数人都有的问题，还有两件事情困扰着我的精神：一是，我的母亲是一位德高望重（虽然那时候她并不老）、极容易焦虑的英语教师，二是，我的女朋友，刘一朵，是一位非常可爱但又患有某种青春期疯癫的美丽女孩儿。关于后者，我举一个例子：在高三的那个寒假，一天凌晨，我正点着电褥子在被窝里呼呼大睡，身上沾着细汗，当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正在一条狭长的跑道上奔跑，超越了身边一个又一个对手，可就在眼看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我跌了一跤，这一跤把我跌得实在够呛，我的双腿忽然不听使唤，怎么也站不起来。眼看着那些原本的手下败将，一个一个地从我身边跑过，我心急如焚，可是两条腿就是怎么也动不了，用手去搬也一动不动，好像两座大山坐落在跑道上。于是我开始用双手向终点爬去，这时整个体育场响起了大人们震耳欲聋的嘲笑声，我破口大骂，可是我的声音瞬间就被更大的嘲笑声淹没了，好像一滴吐沫落入了海水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刘一朵光着身子睡在我的身旁，我大叫一声，她捂住我的嘴说：你这是骂谁呢啊？我说：你怎么进来的？她指了指窗子，说：你家的窗户没有冻牢。我才明白，她是在隆冬的夜晚，爬上二楼，从外面打开窗子，爬到了我的床上。而我的父母就睡在隔壁的房间里。我想拧身把她压在身下，这时我发现，我的双腿被绑住了，这个刘一朵用胸罩绑住了我的双腿。那个夜晚，她再次捂住我的嘴骑到我的身上，好像提着缰绳在草原上奔驰。最后她解开我的双腿，穿上胸罩从窗户溜走了。

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实在想不起来，最后我到底是不是爬过了终点。

而我的母亲，所作所为要比刘一朵文雅得多。她那时四十五岁，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她擅长打扮，衣柜里有无数条各种颜色的丝巾。她教过的学生全都对她无法忘怀，他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作上校。原先可能前面还有一个德国军官的名字，一些年过去，只剩下上校两个字。她这么多年来成功的秘诀是，永远不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臣民，而是当作自己的敌人。这让她时刻警觉而且重视每一个学生。我曾经翻到过她的一个小本子，上面罗列了她历年来在学生中安插的线人的代号。她还在代号底下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品评。而不幸的是（当然这也是她自己的意愿），我是她班级上的一个学生，这让她在面对我的时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就在高考之前，一天早饭的时候，我正喝着她精心熬制的补脑汤，她突然问我，儿子，你想没想过，如果你落榜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肯德基当服务员。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眼神里分明在问：为什么不是麦当劳？母亲点了点头说：不错，有计划就好。如果你落榜了，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你别太难过就行。她说：我会去死。然后她站起来，像往常一样，系上一条蓝色丝巾，收拾好碗筷，慢悠悠地夹着教案走出了家门。

在考过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我和刘一朵坐在考场外面的操场上。我们看见其余的人从我们眼前向大门口走去，他们有的两三个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好像此刻的讨论能够更改已经发生的事实，有的人用手背抹着眼泪，独自慢慢地走着，有人把书本抛向空中，大叫着向门外狂奔而去。操场上遥遥相望的两个球门，没有网子，好像永远不会相遇的两张嘴巴。我们知道门外就是我们的家人，此时他们绝对不会离去。刘一朵跟我说，哎，问你个问题。我说，问。她说，你到底是喜欢我多一点，还是喜欢别人多一点？我说，别人是谁？她说，别人就是别人，别的人。我说：那喜欢你多一点。我们分头走吧，横竖都要出去，大不了再来一年。她说，还有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中心广场在哪里？我说，这时候不要再给我问答题，我做卷子已经够够的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千块钱，和两张车票，说：我们跑了吧。这时候天光正亮，操场上空无一人，盛夏的暖光落在刘一朵的脸上，我看见几颗被挤破但尚未痊愈的青春痘，看见她充满着欲念的薄嘴唇，看见她镇静而又温情的大眼睛。日光倾城。胸中有一股热气荡开来，在脊柱里缓速地流动。有一次，几个外校的孩子来我们学校寻我，他们想要结结实实地揍我一顿，这事儿的起因好像是其中一个孩子从我们学校转学过去，他和我的母亲有点恩怨。我在教室里等了很久，然后准备从学校的后门逃走，可是刘一朵已经去前门挥舞着带钉子的板凳条把他们击溃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我说，你穿着裙子能爬墙吗？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担心是无谓的，她脱掉裙子叼在嘴里，穿着内裤翻过学校的围墙，我紧随其后，从墙头跃下的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愉，似乎在空中飘浮了很久，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折叠翻滚了几周，才终于落在地上。

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许多人背着大包，包的体积基本上和人相当，有的人除了背着大包，手里还抱着孩子，孩子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肆无忌惮地大哭，像指南针一样挥舞着小手。我和刘一朵，背着书包，拉着手挤在人群里，我忽然对自己的轻装简从感到有些惭愧。一个老人，足有八十岁了，脸上的尘土和皱纹好像伤疤一样结了痂，光秃秃的头上长了一只红色的瘤子。他弓着背走到我们身边，晃动着手里的铝制饭盒，里面有几枚小小的硬币，无情地相互撞击。佛祖保佑你，菩萨保佑你，他对我们说。我扭过头，看向别处，刘一朵从书包里拿出一百块钱，放在他的饭盒里。我说，你干什么？烧得？她说，让佛祖保佑我们吧，能顺利看见那个广场。我说，然后呢？还回来吗？她说，你想回来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是那种人不？能赚钱养家那种人。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养我吧，好不好？我伸出头，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

终于挤上了那列绿皮火车，我们裹挟在人流里，向着自己的座位移动，根本就不用费力，因为前胸后背都贴在别人身上，只需要适时地移动双脚就可以。等我们终于挤到了座位，火车已经驶出了站台，把一栋栋楼宇甩在身后，窗户外面的景物也开始逐渐稀疏，露出大片的旷野和零星的小屋，我看见有些小屋的屋檐底下，挂着成串的辣椒和玉米，有人站在迟缓流动的小河边上，从河里向外拽着渔网。落日在向远山的外缘靠拢，余晖散在所有的景物上面，使人发困。刘一朵倚在我的肩膀上，瞪着眼睛沉默不语。车厢里闷热异常，没有座位的人东倒西歪，包围了我们，有人试图钻进我们的座位底下睡觉，被我拒绝了，刘一朵穿着裙子呢。

“热吧？啊？”对面有一个人问我。

“热啊，上不来气。”我说，车厢里有股混杂的臭味，可是我没好意思直说。他坐在我的正对面，四十岁左右，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黑色T恤，两只手叉在一起，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手指又粗又长，关节好像核桃一样。一双浑黄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来，把窗子开开。”

我们俩一人扶住一边的把手，向上一提，把车窗拉开了一道大缝。风“呼”地吹进来，车厢里的气味也向外逸散了。我发现这人力大无比，我还没有用力，手刚刚放在把手上，窗子已经向上开启了。刘一朵一只手按在我的裤裆上，把鼻子送到窗户旁边，努力吸气，风吹动着她的短发，使她看起来如同奔跑一样，我担心她一不小心摔出去，把她拽回座位。

“你们到哪里？”中年人问。

“北京。你呢？”刘一朵坐回来说。

“我回家。你们以前去过北京吗，北京？”

“没有。”

“我也没有。我一直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

“然后呢？”刘一朵问。

“我去过好多个城市，有二十几个吧，就是没去过北京，北京。有意思不？”他从挂钩上的兜子里翻出两个苹果，递给我们。

“不吃，谢谢你。”刘一朵看着他的手，说。

他把两个苹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说：“你们俩多大了？啊？”

“十七。”我说。

“好时候。十七。好时候。”这时我发现，他虽然力气很大，可是那两只放在一起的手，一直在轻微地抖动。每次说到一句话的末尾时，都要扭动一下脖子。好像想用下巴给脖子根挠痒痒。

“小兄弟，十七，好时候。”他又重复了一遍，然后突然扫视了一下我们俩说，“能喝一点吗，一点吗？我请。”

刘一朵偏过头，看着我。我和她喝过酒，那是个冬天，我们刚刚恋爱，她的父母也刚刚分开。喝过酒之后，跑去城市中央的广场放风筝。我拽着风筝奋力奔跑，她在我的身边拍手笑着，后来寒风把风筝吹到了广场中间那尊领袖人像的脑袋上，风筝线缠上了他的脖子，我和刘一朵比赛谁能先把风筝取下，有几次我差点从人像的大衣上滑下去，那是一个五米高的人像，也许滑下来会摔死吧，可是当时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些，刘一朵抢先站在了他的肩膀上，向天空挥舞着风筝。我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样子。

要么不喝，要喝大家一起喝，今天正应该喝一点，一点。这是刘一朵眼神里的意思。

“能喝一点。我们俩都能少喝一点，我们请吧。”我想要招呼卖货的列车员。

“不用不用，”他把两手一拍，“我年纪大，酒和菜我都带了，这就好了，我们有七个小时，小时。”他再次把头扭了扭，用手指了指上面的行李架，“劳驾把那个黑箱子帮我拿下来，东西都在里面。”我站起来帮他把箱子取下，箱子不赖，还有密码锁。他背对我们调开密码锁。

“我的东西，数这箱子最贵。有意思不？”

我开始怀疑这人有些问题，也许是傻子，也许是和傻子相近的某种状态，可是刘一朵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些，她把那人递给她的酒打开，迅速地喝了一大口。

“你是做什么的？”她问。

“我啊，”他再次把苹果递给我们，“下酒菜。我啊，我干过好多事情，好多事情，卖过东西，修过自行车，还在火葬场给人挖过坑，骨灰盒知道吗？”说着，他用手比划一下骨灰盒的大小，“把骨灰盒放进去，上面盖上石板，有时候坑里渗水，我就得把水舀出来，有意思不？像是船要沉了那样，赶快把水舀出来。”

说完，他打开一罐啤酒，把拉环顺着窗户扔出去，几口把酒喝干，然后又拉开一罐，把拉环扔出去，端着酒看着我们。

“刚才那杯是解渴，这杯是欢迎你们来到北京，北京。”说着他在我们的酒罐上撞了一下，又一下把酒喝干了。

刘一朵也喝光了酒，她的脸颊开始泛起红润，眼睛变得水汪汪。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裤裆上，然后在我耳边说：

“我喜欢这哥们，一会跟我去洗手间。再喝一会的。”

我喜欢洗手间，想一想就让人喜欢啊，飞驰的火车上的洗手间。

“你现在干什么啊？”刘一朵问。

“我很小就出来了，比你们还得小两岁，什么也没有，现在我有钱了。”他冲上指了指他的箱子，“我有钱，这衣服是脏了，可买的时候很贵，不信你摸摸，料子好。我现在替人打架。”

“替人打架？”我说。

“是，替人打架。”他抓住衣襟向上掀起，前胸有一道修长的刀疤，好像平原上一道紫红的山脉，“我用棍子，铁棍，这么长，一下把人敲倒，有意思不？我有劲儿，不信你跟我掰腕子，小兄弟，咱俩掰腕子，我让你两只手，啊，窗户得关上，要不然把你扔出去。我掰腕子没输过，有一次赢了两百块钱，你信不，我掰腕子也能挣钱。”

他咬了一口苹果，又把酒喝光了。

“我和我爸打了一架，因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小兄弟，我告诉你，你应该少喝点酒，慢点喝，对，一口一口喝，对，就这样，用嘴喝，别用喉咙喝。我把他打趴下了，我妈把我拦腰抱住，我给她来了个大别子。坐长途汽车，跑到了一个地界，什么地界，反正很冷，我就在那给人修车。我先把夹克卖了，卖了二十块钱，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然后我买了个气管子，在路边给人打气。用我的气管子，自己打气两毛钱，我给他们打气五毛钱。两只手都是冻疮，可是我给自己挣了口饭吃。如果一直那样也挺好。可是世上很多事情和你想的不一样，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无论你怎么想，世上的事情就是和你想的不一样。”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两只手，他把两手摊开，两只手已经不再颤抖。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们。

“这是谁的主意？”他说。

“什么谁的主意？”我说。

“你们两个跑出来玩，是谁的主意？”

“我的主意。”刘一朵说。她已经喝多了，不是在说话，好像是突然嚷了一声。

“书包里是什么东西？”他一直在喝酒，我发现自从他喝上酒之后，脖子也不勾了。

“没什么东西。都是书。”

“打开我看看。”

“你什么意思？”

他拿起半只苹果扔出车窗，火车正和另一列车交会，苹果摔在那列火车的车窗上，发出“嘭”的一声闷响。

“打开我看看。”

“给他看看。咱们书包里有什么啊。”刘一朵又嚷起来。

我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人，他们有的向这边望了一眼，不过好像没有看见什么，夜已经来临，车厢里的灯还没有亮起来。坐在那人旁边的中年女人，用头巾裹住了自己的脸，一只手抓着自己的皮包，在睡觉。大家都在昏昏欲睡。

他接过我们的书包，移开啤酒罐，把东西倒在茶几上。我的书包只有几本教材，准考证和考试必需的文具，刘一朵的书包东西可就多了。钱，床单，被罩，化妆品，安全套，还有一把折叠刀。

他拿起钱数了数。

“九百块钱，干什么用的？”

“去那边生活啊。”刘一朵笑着说。

“生活，生活，啊？”他把钱放回茶几上，拿起那把折叠刀，打开，用手试了试刃。

“这是干吗的？给苹果削皮？啊？”

“谁敢欺负我，我就捅他。”刘一朵说着，右手做了一个前刺的动作。

他把折叠刀放在我手上说：“来，捅我试试。”

“我不捅。”我说。

“捅我试试，啊？”

“不捅！”我感觉自己好像有点生气了。

他一把把刀夺过去，掰折了，扔在茶几上。

“赔我刀，你大爷的！”刘一朵站起来，伸手向他的头发抓去，他拿住刘一朵的手腕一拧，刘一朵嚎叫了一声，坐在我的身上。她挥拳向我打来，劈头盖脸地攻击我的脑袋。

“给我打他，打他！”

我任她痛打，没有出声。到底是怎么搞的？什么时候一切就全不对劲了？

窗外的夜色已经沉下来，月亮高悬，默然无声，只有夜风吹进来，不是熟悉的气味，我发觉这是全然陌生的地方。

刘一朵不闹了，抱着我的胳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又拿着那叠钱看了一会，好像是他突然捡到的，在想着应该拿这钱怎么办。终于，他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放回书包，钱，安全套，一样一样放回去。他把两个书包递给我说，“我爸死了，有意思不？”“哦。”

“我爸死在家里的炕上，死之前一声不吭，他能说话，但是一声不吭，有意思不？”他看着外面，又喝起了酒，这次喝得很慢，一口一口从喉咙里咽下去。

“下一站我就下车了。到家了。”他轻声说着。我好像透过衣服，看见他的刀疤在闪闪发光。

车厢安静下来，刘一朵不哭了，她睡在我的怀里，嘴角流出的东西弄湿了我的校服。我和他谁也不说话，就这么面对面坐着。在之后的几个钟头里，他无声地喝光了所有啤酒，把空酒罐一个一个扔出窗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在一个陌生的站台，我从来没有听说的一个地方。他取下了挂钩上的兜子，对我说，“小兄弟，劳驾，帮我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我站起来用手去摸行李架的深处。那是一根木头拐杖。他接过拐杖支在腋下，从黑暗里立起来。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从黑暗里立起来。他把兜子斜挎在肩上，一手拉着轻飘飘的行李箱，看也没看我们一眼，挤在人群里一晃一晃地走开了。

刘一朵醒来的时候已是午夜，我还没有睡着，她用手理理头发，晃了晃脑袋。

“人呢？”

“下车了。”

“我们的书包？”

“在这儿呢。”

“刚才我闹了吗，是不是打你了？”她看着我身上的脏东西说。

“没有，你一直在睡觉。”

她贴过来舔了舔我的耳朵，说，“我们再也不和陌生人喝酒啦。还有多远了？”

“还有最后两站吧。”

“跟我去洗手间吗？”

我看了看她，她是认真的。

“去吗，帮你把衣服弄弄。”

火车的洗手间狭窄坚固。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她用手纸帮我把衣服擦干净，然后脱了我的裤子，蹲了下去。

“谢谢你跟我出来，我爱你，你知道不？”

过了一会，她脱掉自己的裤子转过身去。

我看着那块黑暗，弯下腰帮她把裤子提上，然后抱住她说，

“我们回去吧。”

她推开我，“害怕了你？”

“不是害怕。我们回去吧。”

“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看你给我放风筝。”

“那个地方不能放风筝。”

“我不管，那是他们的事儿。”

“那个地方不能放风筝啊。”

“最后问你一遍，你跟我去还是不去？”

“我真的得回去了，跟我一起回去吧，好不好？”

她伸手摸了摸我，好像在摸一件自己的东西，然后贴过来吻了吻我的脸颊，打开门出去了。

我撒了泡尿，洗了洗脸，在那块脏兮兮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十七岁的面容，窄小，白皙，在那个时刻，那是无法更改的十七岁。

我回到座位，发现刘一朵和她的书包已经不见了。她的位置上坐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借着头上昏暗的小灯，在看一本书。她身体匀称，穿着一件素色的连衣裙，头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看上去十分美丽。我走过去把窗户关上，那窗户真是沉得可以，我把整个身体压在把手上，才终于咣当一声把它关上了。

“谢谢。”她说。

火车再次停靠的时候，我没有看清到了哪里。但是我下了车，在火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找到一部公共电话。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爬到自己的床上很快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父亲睡在我的身边，鼾声如雷，母亲在厨房里准备着早饭，她的动作很轻，好像拿着什么易碎品。

半个月之后，母亲让我去复读，她已经完全恢复过来，找回了过往和我交谈的方式。

“出息点，好吗？你想让我活不？”她坐在我面前，妆容典雅，即使在家里她也穿戴得相当整齐。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一朵。没有人找到她。现在的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生活，偶尔回家。我从没有遇见过她，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全国各地来此朝圣的人流里，我也从没有遇见过她。

我也没见过有人在那里放风筝。不过据我观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里确实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