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现实:国际与国内的一体两面
第三章 隔离与信任

破茧  作者:施展

在国际秩序中,一个正在发生但经常会为我们所忽视的事实是,过去30年来国际经济上发生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了。

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日益分离

一些简单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一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有70%是制成品贸易。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产品都在单个国家内完成生产,各国之间是在不同的产品层面实现国际分工的。而依据2018年的数据,国际贸易中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贸易。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各国之间是在生产流程层面实现国际分工的。

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30年前是你做汽车,我做电脑,他做缝纫机,咱们相互贸易;今天是你完成汽车的一部分生产流程,我完成汽车的另一部分流程,他再完成汽车的一部分流程,协作着生产出汽车。同样,你完成电脑的一部分生产流程,我完成电脑的另一部分流程,他再完成电脑的一部分流程,协作着生产出电脑……随着技术和生产逻辑的演化,可以预期,未来中间品贸易的比例很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一件复杂产品的生产有一整套流程:从它所需的最基础零部件的生产,到完成终端产品的组装。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流程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会发现由商人们撑起来的经济空间与由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之间的重叠部分在这30年中大幅减少了,经济空间在深刻地穿透到政治空间中。这还仅仅是就制造业而言,如果再看看互联网所引导的信息产业,它早就是穿透国界的存在了。

这种变化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基于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与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而演化出来的。具体的演化过程与机理留待下一章再来展开,这一章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贸易战的因与果

这种变化让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效了。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若干重要的全球经济组织支撑的,这些组织都是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在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还大致重合的时候——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差不多仍是这样,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大致还是匹配的;但是随着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分离,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就开始出现各种摩擦。

这些摩擦可能会导致全球化在政治层面上出现某些逆转,表现之一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是由国家发动的。但由于经济的实际运转已经进入另一种与国家空间大不相同的空间逻辑,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会因贸易战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但是毫无疑问,贸易战会给经济全球化增加很多额外的成本。

这些变化发生在最近这十几年中,一线企业界的人对此已经颇有感受,但是在公共舆论中用以解读这些问题的常见理论范式,可能还是3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留下的。所有这些理论范式都有一个关键的隐含前提,就是它们都以国家为思考经济问题的基本单位,这就是上一章提到过的“封装式思维”。

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试图通过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关税,将制造业从中国挤出去。中国产品向美国的出口确实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生产商被迫从中国迁出,但其迁出逻辑和人们最初对此的预判并不一致。

我们前面说到,30年前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这首先是因为那时候产品的绝大部分生产流程是在单个工厂内部完成的,只不过分配在不同的车间里。所以30年前如果说某种产品迁出,那就是整个工厂搬走了,很可能意味着该产品全生产流程的迁出。

但在今天,各国之间在生产流程层面进行分工,这首先是因为过去一个工厂里的不同车间,现在已经独立成不同的工厂了。工厂互为配套关系,组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网络内部工厂间的配套关系会不断进行动态重组。单个工厂里有多个车间的话,车间只能分布在一个很有限的地理空间中,难以跨越国界;但是在车间都独立成新的工厂之后,新工厂的地理分布就不一定受国界的局限了。所以,很可能贸易战中实际迁出的仅仅是负责最终组装环节的那个工厂,因为只有这个环节才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终端产品,其他的生产环节并不向美国出口,不受到关税的直接影响。

打个比方,在贸易战之前,组装环节的工厂可能在东莞,而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在武汉,武汉的工厂把产品卖到东莞就行了;在贸易战之后,东莞的工厂迁到了越南,武汉的工厂就转而把产品卖到越南。由于武汉工厂不与美国市场发生直接联系,所以无须迁出。2019年,我到越南对中国制造业的转移逻辑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发现了大量类似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确实会有影响,但影响的逻辑和各方基于“封装式思维”所形成的预判并不一样,与其说是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莫如说是中国制造业向外“溢出”。[参阅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

不过,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溢出”仅仅是从制造业环节来看问题,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制造业。所以“溢出”首先回答的还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位置是否保得住的问题。如果把问题延伸到产业中更多的环节,就会看到更复杂的情况。

那些看不见但更加深远的影响

举一个我身边朋友的例子。2020年3月初,一位做实业的朋友跟我说,因为疫情,他原本要去德国参加的一个行业展会被取消了。那段时间,由于疫情的蔓延,多个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展会都被延期或取消了。例如全球照明行业影响力最大的法兰克福照明展,五金行业全球规模最大的德国科隆五金展览会,全球美容品牌第一展意大利博洛尼亚美容展。

展会取消对中国企业有不小的影响。中国企业想去参加这种展会,主要目的不是获得国际亮相机会,而是要在展会上把握行业的前沿技术和产品走向,这对自己未来的生产布局极为重要。

这些展会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结构性位置:中国在制造流程上具有巨大的规模性优势,但是在许多行业并没有核心技术优势,欠缺对先进技术路线和产品理念的引领能力。西方国家尽管在中低端制造业上无法与中国竞争,但在高端制造业上有不容动摇的优势地位;这里所谓的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生产芯片或者高精度机床之类的,更包括对未来技术路线及产品理念的研发、规划和引领,从而规定下游中低端制造业的演化逻辑的能力。

比如前面说的这三个取消了展会的行业(照明、五金、美容),它们都是市场规模达万亿元以上的巨大产业,中国在每个领域的规模优势都非常明显。然而,真正有影响力、具有行业引领价值的展会,并不在中国举办;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在这样的国际展会上并没有多大的声音。

举个例子,法兰克福照明展总共大约有10个展馆,但是举办方只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展馆(通常固定是10号馆),不允许中国企业去别的馆参展。这个馆代表的就是低端,连展馆内部的设计、管理都比其他馆明显要差很多。2018年,为了摆脱低端形象,中国某龙头照明企业想去别的馆参展,无奈只能通过在荷兰注册的一家公司去申报展位,才得以和其他国际品牌出现在一个展馆。

展馆上的如此安排,可能会挑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觉得中国企业受到了歧视,这种展览不去也罢。然而真正在行业中做事的人才知道,这种安排只是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因为中国企业拿出来的确实属于比较低端的产品,其他展馆展出的都是高精尖或者有独特设计感的产品。这些展会通常是本行业技术、设计、流行趋势的风向标,基本上都是被欧、美、日、韩等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所引领的。实际上,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每年的计划,在相当大程度上要看欧、美、日、韩的龙头企业,因为它们掌握着技术方向和产品调性,有着市场引领能力。

所以,中国企业去参加这种展会,主要是为了学习,为了了解市场趋势和行业前沿技术,以便规划接下来的产品、生产及相关资源的配套安排。国际展会是中国企业了解相关信息的重要平台。疫情导致这些重要的展会被取消或推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接下来国际市场走势的判断。在趋势判断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在投资方面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和迟疑。

这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为行业外的人所知,却比疫情的影响更为长久和深远。

当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当国际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需要进行规模化量产的时候,中国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脱离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的引领,中国制造业就很容易与世界市场的发展方向脱轨;但是如果脱离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效应,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的落实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有着结构上的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外功,是肌肉,容易带来数量上的突破;西方更多的是内功,是大脑,更容易引发真正的质变。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有着难以被替代的巨大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不能脱离世界而自行运转的。中国必须保持开放,更多的开放才能真正地释放自己的优势。否则,徒剩肌肉,确实可以自娱自乐一阵子,但最终还是会遇到瓶颈,而这种瓶颈,只有靠新的技术才能突破。

要保证这样的开放,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导致国际展会取消,效应反噬中国,让中国企业无法及时把握行业的国际进展,导致行动上的保守、迟疑。公共卫生问题在经济上的影响,远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停工之类,它有深远得多的东西。

在这次疫情中,通过各种新闻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信息收集系统已经极为先进了,但是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机制要想匹配得上,仍然有不短的路要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中,信息收集机制与管理机制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部管理机制落后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两者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

这种矛盾张力会反噬中国自身,以各种我们事先想不到或外行看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要克服这种矛盾张力,最重要的途径同样还是,中国必须保持开放,更多的开放。

为什么不应该说“有本事别买我口罩”

我们再回到中国制造业“溢出”的话题,要强调的是,贸易战并非只有这一种可能的走向。“溢出”的走向要想持续,必须以各国之间的基础信任没有遭到破坏为前提,但“封装式思维”的一种变体,却有可能侵蚀掉各国间的基础信任。

自贸易战开始以来,国内网络上有很多担忧中国制造业的声音,这是在“封装式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过度担忧,属于“防御性封装式思维”。更值得担心的是,疫情期间国内网络舆论中出现了一种比较糟糕的“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从长远来看,它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麻烦。

“进攻性封装式思维”首先表现为,随着中国的疫情有所缓解,而其他国家陷入困境,网络上出现了对国外疫情幸灾乐祸的调子。且不说这种幸灾乐祸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即便只从功利的角度来讲,这种态度也是非常短视的。它没有意识到,既然各国是在生产流程的层面上分工,那就意味着不仅国外对中国有需求,中国对国外也有需求。中国经济因为疫情停摆,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样,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疫情停摆,也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前面所举的国际行业展会的例子,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幸灾乐祸的调子,会发现这又与疫情期间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些价值观层面的争论直接相关。这个问题值得多说几句,因为这些争论正是“进攻性封装式思维”更加极端的表现,它们会破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信,进而可能导致贸易战的另一种走向。

在疫情期间发生价值观层面的争论,这并不是特别令人意外。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社会保持长时间的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发生某些重大事件,历史进程因而突然加速,秩序发生深刻的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中的一种。瘟疫带来的重大变迁,可能会引起治理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会重新思考价值问题、意义问题,会有新的价值排序出现。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逼迫人们重新思考“人”的价值,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在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中,最根本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这种追问中的“我”不是生物性的存在,而是价值性的存在。“我”是由我所珍视的一系列价值构成的,我要通过对这些价值的各种实践,获得“自我”意义的充实感。

对这些价值的实践,就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人们对它经常是日用而不知的,但如果生活方式被触动、被改变,人们就会知觉到了,因为这会引起一种被严重冒犯的感觉。所以,价值观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很具体地体现在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人珍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会怎样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疫情严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各种价值排序都可能遭遇严重的挑战,全世界都是如此。

对很多国家来说,早在疫情之前,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受到挑战了;贸易战实际上也与此相关。这次贸易战背后的价值观冲突,与冷战时期大不一样。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各自有一套价值观,并坚信它代表人类历史的未来方向。两套价值观尖锐对抗,但是两大阵营在经济层面上是近乎相互隔离的,一方无法在经济层面上影响到另一方,经济活动没有直接的政治效应。

今天,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层面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通过贸易过程的传导,深刻影响其他国家所熟悉、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从而间接地引发价值观的冲突。经济活动于是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效应。这种政治效应会激活对手国——今天主要是西方世界——在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行动,贸易战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中国仅靠更多地进口美国商品,无法在实质意义上化解贸易战的原因。

西方世界想要的,是改变一些非市场机制,消除人为形成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形成一种真正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如果这些目标都达不到,那么西方世界就可能会想办法把中国排除在贸易圈之外,否则,那些不对称竞争优势就可能通过贸易过程传导出来,进而深刻改变西方世界所珍视的生活方式,这会对其价值观构成真正深刻的挑战。

这种深层的价值观冲突,在贸易战中还没有太表现出来,但已经掩映在背后了。到了疫情当中,这种价值观冲突开始深刻地表现出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不信任也更深了。随着相互批评的激进化,国内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开始出现一些更具进攻性的“封装式思维”。

比如,3月下旬,西方国家疫情开始暴发之后,紧急从中国购买口罩。此前两个月中国疫情正凶猛之际,有大量厂家紧急上马生产口罩,品质良莠不齐,到了这会儿便有一些劣质口罩被卖到了西方国家。这引发了西方舆论界的批评,而中国的网络上则出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表达:“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口罩质量不好,那你就别买啊!”

这样的表达给对方的感受是,中国在用其强大的生产能力进行要挟,或者说中国在将其强大的供应链生产能力“政治化”。对方在直觉上会感觉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这会极大地破坏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

当各国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还在的时候,人们都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可一旦基本信任关系被破坏,人们就会转而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此前的贸易战中,利益之争的成分大于价值之争,也就还未侵蚀到基本信任关系;可一旦没有了基本信任,西方国家就可能会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这会带来极为深远的连锁反应,贸易战便可能出现另一种走向。

要强调的是,刚刚说的这些更多的是在分析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这绝不是说其他国家没问题。但是在这种时候,过多地指责别国意义不大,这就好比做生意时遇到麻烦,好的管理层不会把精力放在指责竞争对手上,而会反思自己是否本应做得更好。这样才能让自己在竞争中真正地掌握主动权;至于对手的问题,如果真是问题,市场迟早会给它教训的。

“从0到1”与“从1到N”的区别

要解释清楚西方国家可能“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得先看一下中国与西方各自在制造业上的结构性位置。前面已经大致说过,这里再稍微展开一下。

就全球制造业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业,西方的比较优势是高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成本优势,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是难以被超越的,而成本优势则只有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是不能被超越的;一旦涉及安全问题,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会严重恶化中国跟世界的互信关系,刺激西方国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那么,究竟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呢?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它既与技术有关,因为技术会改变“安全”的意涵;也与基本信任关系相关,这会改变人们对“安全”的感知。

过去,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军工类的产业。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再怎么往外移,这些产业也仍然在他们自己手里,因为这种产业是不能从成本角度来考虑的。但是今天,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很可能不只是军工产业了。比如,2020年3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重建一系列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以确保美国在这些方面不依赖其他国家。

所以,西方对安全问题的界定是变化的,与他们对中国的信任程度有重要的关联。互不信任的程度越深,安全问题的范围就会越宽。这会压低西方的经济效率,压缩中国的市场空间,是个双输的局面。但并不是说因为是双输,这种可能性就不会出现。熟悉博弈论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理性的人,最终选择出的结果从整体上看却是不理性的。

如果西方真的重建生产体系了(尽管目前这还不是个大概率事件,但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小概率事件),可能会怎样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下沙盘模拟实验。

首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定义的边界即便扩大,最终也不会特别大。一个原因是,无论边界怎么扩大,绝大部分产品仍然只是日常消费品,与安全相关的永远是一小部分,在总的制造业当中的占比仍然不是特别大。正因为比例不是特别大,西方国家在“不惜代价”重建时,也才付得起这个代价。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主体地位的,还是那种与安全无关的日常消费产品。所以,从中短期来看,西方即便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对中国制造业也不会形成太大的压力。而且从中短期来看,很可能中国经济比西方国家还会更加亮眼。因为西方“不惜代价”重建是一种非市场行为,会带来很多资源错配的问题,压低经济发展的效率;而中国虽然会失去一部分海外市场,但由于政府不断拉动、刺激经济(虽然刺激的效率越来越低,毕竟整体的经济规模还在继续扩大),所以凭借强大的内需,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往前跑。由于外部对中国的隔离态度,国内对外部的对抗态度会强化;并且由于中国经济的表现更加亮眼,国内还会有一波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欢呼“伟大的胜利”,甚至把隔离所带来的痛苦审美化,让自己深受感动。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从中短期来看;从长期来看,中国则面临着重大隐忧。那些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即便西方重建了起来,中国的相关产业也并不会就此消失,毕竟庞大的国内市场还在,结果很可能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从中会进一步演化出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

重要的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往往都是技术演化的前沿领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比如集成电路、互联网,都是美苏冷战时期从军工企业中率先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渐扩散到民用领域,这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展。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就要看它们各自的创新迭代效率了;遗憾的是,中国在这种技术创新迭代的效率上很可能与西方有较大差距。

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不是“从1到N”的创新,而是“从0到1”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从1到N”的创新,需要的首先是庞大的市场,以及大规模的组织技术,中国在这两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显著的优势;中国在各种技术应用及商业模式方面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此直接相关。所以,中国的优势在于可以迅速把一项技术落地,并且凭借巨大的市场优势把产品卖成“白菜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做出很多创新。“从0到1”的创新,需要的则是发达的基础研究、自由的研究环境、能够吸引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到来的制度条件,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这几方面,西方比中国有更大的优势;真正原创性的创新能力主要出现在西方,与此直接相关。

“从0到1”的创新具有引领性,“从1到N”的创新则主要是跟随性的,两者对经济的拉动方式和效应是大不一样的。中国有很多网民说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就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二三十年一样。然而,只有在那些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在前沿领域的引领性尖端技术上,靠自力更生是根本不行的。

把各种制度环境放在一边,我仅从纯技术角度举一个例子。比如,材料科学是现在的前沿技术领域之一。2011年,美国宣布了一个“材料基因组计划”,把已知的10000多种材料的数据数字化,通过人工智能学习,开始模拟各种材料组合的性能。这就极大地提升了新材料的研发效率,科学家已经用这个办法发现了很多新材料。

于是,材料科学的发展速度便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密切相关。人工智能的发展,除了需要足够数量的程序员、工程师,还需要两大基础:数据和算法。中国在数据规模方面有较大的优势,美国则在算法方面有较大优势;而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还是算法。算法的根本,则是基础性的数学研究,这种数学研究和奥数完全是两回事,中国还差得很远。

另外,将基础数学转化为算法还依托于一系列编程语言。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开源代码社区,这是全球性的程序员社区,是程序员们追踪软件技术趋势最好的窗口。如果中国跟国际上形成技术隔离了,就意味着跟这些全球趋势也隔离了。中国当然还是可以用这些代码来开发,但很可能不再能获得授权并使用了,由此中国所生产的使用这些系统的产品就只能在国内销售,没法销售到国际上去。这样一来,产品的市场就被大幅压缩,但企业还是那么多,国内的竞争就会变得极为激烈,最终大家只能拼价格。惨烈的价格战又会大幅压缩企业利润,从而蚕食掉企业的后续研发能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案例以非常粗糙的方式呈现出,“从0到1”的技术迭代背后依托着怎样复杂的系统。中国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够紧紧跟上世界技术前沿的脚步,否则,在技术迭代上大概率会被西方甩开。

于是,虽然从中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表现会更加亮眼,但这更多是量的膨胀,而较少是“从0到1”的创新所牵引的质的跃迁。到了十几年或二十年后,西方完成了技术迭代,进入下一代技术,而中国的技术迭代能力跟不上,中西方有了技术代差,中国经济的大麻烦才会真正到来。

值得提出的是,当今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信息技术是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而在信息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数据。这就意味着,如果信任严重丧失,西方一定会把与信息经济及数据相关的产业都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中国的优势在于重化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和电子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但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产业都相当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它们的意义和演化逻辑是被信息技术产业反向定义的。中国在信息产业上,并没有什么难以被替代的优势,在一些关键领域还大大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国和西方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技术也脱钩了,那么前面说的“十几年或二十年”这个时间周期可能还会缩短。

德国的启示

刚刚的这个沙盘模拟过程很令人悲观。幸好,要走到这一步,现在还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它已经是个不可忽视的小概率,并且,如果“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不被有效超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不信任继续加深,双方的情绪继续毒化,这个概率就会不断变大,走到那个临界点不是不可能的。

是否有突破这种可怕前景的可能性呢?当然有。不过,突破的前提是,让世界相信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供应链能力“政治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看一下德国的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二战”之后,德国被打得一塌糊涂,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意识到,战后的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的任务,但这两个任务又彼此矛盾。先说第一个任务,德国需要完成重建,否则德国的经济一路崩溃下去,可能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整个德国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圈,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再说第二个任务,德国必须获得邻居的信任,否则没法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行重建。但是,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变得强大,邻居就会很恐惧;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德国就此陷入两难困境。

到底该怎么办呢?阿登纳想出一个办法: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但这种理念空口说没有用,必须纳入某种具体可执行、可验证的制度框架当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所以,德国就拉上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将煤和钢的生产纳入一个跨国的联营委员会来统一管理。德国生产多少煤和钢,对委员会的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透明的,这些煤和钢究竟会被怎么使用也是透明的。同样,别的国家生产多少煤和钢,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六个成员国各自把一部分经济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来管理,这样各国就可以彼此信任了,此时德国的复兴也就等于欧洲的复兴了。阿登纳所要追求的那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由此也可以同时得到完成。

这就相当于,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说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这样之后才能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仍然获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不肯把生产能力去政治化/去武器化,德国反倒没有机会保有生产能力。

到了今天,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方案,才真正地兑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自己成长的果实能够真正地被收获。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逻辑和阿登纳时代已经有巨大区别了,但是人性是恒定的,信任机制如何能够建立起来,也有一些恒定的基本原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全球化到底会走向何方

有了这些沙盘分析和历史回顾,我们再把眼光转回到现实,看看在各种因素的牵扯下,全球化到底会走向何方。毕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基础信任关系已经遭到侵蚀了,但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逆;要实现逆转,当然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我们首先还是要把现实搞清楚,才能知道中国应努力的方向,如何才是真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首先,仅就制造业而言,各国之间在生产流程层面已经是跨国性分工的状态了,这个大趋势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是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是微观层面一系列公司、商人活动的结果,不是任何国家有意设计出来的。这种演化的驱动力不是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而是简单的成本机制。这种成本机制也不是哪个国家的政策改变得了的,除非该产品被界定为与安全相关。

因此,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面临一种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还会继续,不过主要是在与安全不相关的产业中;政治层面的全球化则可能遭遇明显退潮,疫情当中西方国家会扩大定义与安全相关的产业的边界,这些产业可能会退出经济全球化。其中蕴含着中国与西方的技术脱钩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这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在退潮的政治全球化当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只不过这是先从西方国家的区域化进程开始的,在区域化进程中,追求一种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具体说来就是,我们不能光看见特朗普让美国从各种多边组织中“退群”,却看不见他同时在拉各种新的“群”。比如,在特朗普的大力推动下,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替代了已运行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大大提升了自由贸易的标准;特朗普仍在推动与欧洲以及日本进行新的自由贸易谈判,基本上是以USMCA作为谈判模板的。待这些谈判陆续达成,就是以若干个原则基本相同的双边协定替代了WTO的多边协定;多个双边协定事实上可以大致起到多边协定的作用,但标准明显更高。对西方国家来说,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起到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其经济局限在本国市场,以致经济效率过低。

1996年,有33个国家共同签订了《瓦森纳协定》,成员国承诺不向非成员国(当然包括中国)出口该协定清单中列出的高端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比如,由于《瓦森纳协定》,中国就无法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于是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比世界先进水平始终差一代以上。协定的成员国中,除了通常所理解的西方国家,还有东欧国家,以及南非、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由疫情导致的不信任使得与安全相关产业的边界进一步扩大,那么《瓦森纳协定》的清单会不会变得更长?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瓦森纳协定》?从西方的自由贸易标准进一步提高的区域化来看,这种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

从长期来看,西方推动的这个区域化进程迟早会扩展为新的全球性进程,也会推动新的政治全球化的展开。只不过我们现在根本说不清楚,它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扩展。我在《溢出》一书中认真分析过的非国家的商人秩序,很有可能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把视野放大、时间段放长,我们又会发现,自2020年以来,人们不停惊呼的“见证历史”实在不值一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经济大危机、冷战的爆发、朝鲜战争、非殖民化进程、五月风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石油危机、苏联的解体……哪一个都比今天的危机与动荡要深刻几个数量级。但是全球化并未因此止步,而是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全球化就是危机推动的结果,每一次危机都带来了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契机。

全球化之所以不会止步,在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已经联结为一个世界市场。任何国家的政策都必须落实为一套财政方案,任何财政方案都依托于本国经济,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又都受制于超出本国政治控制范围的世界市场,而人类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依赖,今天已经发展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的状态。

所以,经济全球化会不断拖着政治全球化往前走,前面说的区域化也迟早会扩展为新的全球化进程。如果哪个国家自外于这个进程,就只能在本国市场上活动。市场规模决定了经济效率,效率低的小市场迟早会被效率高的大市场击败并吸收掉,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仔细看过往数百年历史的话,我们又会发现,虽然全球化是危机驱动型的,但人类在每次危机中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实现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次的危机,我们可能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伊于胡底,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无疑可以知道,中国会如何选择,是影响此次危机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

中国应当如何抉择呢?这又取决于中国如何理解自己在当今国际秩序当中的比较优势——世界工厂地位。搞清楚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工厂的,以及这一地位未来可能会如何演化,是进一步讨论中国该如何抉择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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